編號：第222/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19年9月26日
主要法律問題： 審判無效
摘 要
在未能確定嫌犯在聽證押後的情況下同樣不能到庭時，法院仍然應該以發現事實真相為大原則作考慮，把審判聽證押後進行，否則，實難以確保在嫌犯可出席但缺席的情況下，對發現事實真相原則不帶來任何不良影響。
基於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的第1款規定關於在嫌犯不合理缺席下繼續進行聽證的條件未能完全在本案出現，導致原審法院作出繼續進行聽證的決定違反了同一法典第106條c)項的規定，造成一個不可補正之無效，並且應宣告判決同樣無效。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222/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19年9月26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8年10月26日，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各被判處四個月實際徒刑。
兩名嫌犯各須支付受害人C澳門幣$500元作為賠償。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第二嫌犯B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是次判以實際徒刑，基於上訴人向被害人伸手用力拉扯被害人衣服的左肩位置致傷害了被害人之身體完整性；
2. 盡管上訴人非為初犯，但基於一巴掌便要上訴人付上四個月實際徒刑，此程度實為過重；
3. 此外，上訴人對被害人作出拉扯行為是基於口角問題，而發生口角原因是存有疑問的；
4. 此外，被害人並沒有依照第二嫌犯的指示前往目的地，反而把計程車駛往治安警察局；
5. 被害人亦難以解釋清楚因由，存有種種疑問下，並不能排除有一合理原因致上訴人一時衝動及感到驚訝下才作出拉扯行為；
6. 因此根據《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需考慮到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來訂定刑罰份量之確定，然而對於此次，判以四個月實際徒刑，實顯得過重；
7. 在被上訴判決中，上訴人被判處4個月實際徒刑，屬短期徒刑，然而在達至被判刑者重新納入社會之目的上明顯存在落差；
8. 上訴人雖非為初犯及於本案中故意程度較高，但其犯罪所流露之惡性較低，且犯罪不法性一般；
9. 原審法庭判處六個月之實際徒刑明顯過重，不利於上訴人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
10. 因此，應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處以較輕之刑罰，及准給予上訴人緩刑。
請求
綜合以上所列舉的法律及事實理由，同時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諸位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懇請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作出如下公正裁判：
-廢止被上訴判決有關對上訴人科處實際執行4個月的徒刑的決定，及准許給予上訴人緩刑，同時根據刑法典第49條第1款c)項規定，判處上訴人於一定期限內履行捐款予本地區的義務，以彌補其犯罪之惡害。
-承上所述，及有賴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一如既往地作出公正裁判！
檢察院對第一嫌犯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其缺席審判聽證，且其在場屬必要，而原審法庭未有因此將聽證押後，故此，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規定的無效。
2. 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04條關於不到場的合理解釋中其第2款規定，“不可能到場應按下列情況作出告知：a)在可預見的情況下，應最遲提前五日告知，或如此為不可能，則應儘早告知；及b)在不可預見的情況下，應在指定作出有關訴訟行為的日期及時間時告知。”而嫌犯A已收到開庭通知，但是並沒有出席，亦沒有按照上述規定告知法庭任何合理理由而不到場。同時，在本案該嫌犯到庭與否對發現事實真相非屬必要。為此，檢察院建議庭審開始進行。由此可見，檢察院已依法促進刑事程序進行，上訴人所述瑕疵並不存在。
3. 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關於嫌犯的缺席中其第1款規定，“如嫌犯依規則被通知後，在指定的聽證開始時不在場，主持聽證的法官則採取必需且為法律所容許的措施，使嫌犯到場，而僅當嫌犯的不到場是依據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有合理解釋，或當法官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嫌犯的在場屬絕對必要，聽證方可押後，庭審當日，第一嫌犯A缺席，並透過電話聲稱因睡覺而不能到庭。由此可見，嫌犯A自願放棄親身辯護，並在無合理理由情況下不到場，而在本案該嫌犯到庭對發現事實真相不屬絕對必要。因此，該法律規定的准許押後聽證的前提，未獲滿足，原審法庭不能將審判聽證押後，原審法庭批示審判聽證開始，並無違反法律。
4. 同時，《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第5款規定，“如在嫌犯無出席的情況下進行聽證，則嫌犯由辯護人代理。”庭審當日，嫌犯A已由其辯護人代理。
5. 基此，本案的審判聽證完全符合法律規定，並無任何瑕處。
6. 上訴人又質疑庭審紀錄中所載的電話通話及其內容，且認為該電話通知未有遵守《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第5款的項及第99條第2款的規定。因此，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b)項所述瑕疵。
7. 首先必需注意的是，上述電話通話並不是《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第5款b)項及第99條第2款所規定的電話傳召或告知，理由是審判聽證日期的通知，早已以信函方式作成，該嫌犯已簽收書面通知(參關卷宗第199及201頁)，根本無需再次通知。當日只是查明出現何種原因，阻礙嫌犯到庭。因此，上訴人所引述的法律規定的前提並不存在，因而不適用。
8.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判決未有將對其適用之徒刑轉換為罰金或暫緩執行，是違反《刑法典》第44條及第48條之規定。
9. 上訴人具多項刑事紀錄，曾一次被判罰金及三次被判徒刑之暫緩執行。最後一次於第CR3-15-0358-PCS號卷宗內，因觸犯《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被判處五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兩年。該判決於2015年11月25日轉為確定。然後，上訴人於2016年9月17日實施本案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犯罪，換言之，在前案的徒刑暫緩執行期間上訴人再次實施相同性質犯罪。由此顯示，採用罰金刑絕對無法達到刑罰的目的。
10. 上訴人重復違反法律，從而顯示過去所給予的徒刑暫緩執行未能使上訴人知法守法，重新納入社會生活。上訴人以實際行動排除了對其將來行為所抱有的任何期望。因此，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尤其是上訴人過往的犯罪前科，本案對上訴人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尤其不能滿足特別預防的需要。
11. 此外，上訴人的行為對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響，亦大大損害人們對法律制度的期盼，因此，其刑罰必須足夠反映事實的嚴重性，方能顯示法律對其行為的回應及修補由該不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從而重建人們的信心並警惕可能的行為人打消犯罪的念頭。基此，為著一般預防犯罪的需要，上訴人仍然不符合給予暫緩執行從刑的實質要件。
12. 因此，原審法庭不給予緩刑執行徒刑，完全正確。
基此，上訴人應上訴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檢察院對第二嫌犯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就其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之量刑，表示不同意，認為原審法庭判處四個月實際徒刑，在量刑方面起童，應予以暫緩執行。
2. 對於上訴人之觀點，不能予以認同。
3. 原審法庭在量刑時明確指出考慮《刑法典》第40條、第48條及65條之規定及案中各項情節，才決定現時的刑罰。
4.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可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現時被判處四個月徒刑，亦屬適當。
5. 上訴人是第四度犯案。上訴人非初犯，本案是在第CR5-14-0072-PCS號卷宗之徒刑暫緩執行期間內實施，且是第CR1-13-0064-PSM號卷宗廢止其緩刑後不足十日內犯案。上訴人重復違反法律，從而顯示過去所給予的刑罰未能使上訴人知法守法，重新納入社會生活。上訴人以其實際行動排除了對其將來行為所抱有的任何期望。因此，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尤其是上訴人過往的犯罪前科，本案對上訴人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尤其不能滿足特別預防的需要。
6. 上訴人的行為對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響，亦大大損害人們對法律制度的期盼，因此，其刑罰必須足夠反映事實的嚴重性，方能顯示法律對其行為的回應及修補由該不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從而重建人們的信心並警惕可能的行為人打消犯罪的念頭。基此，為著一般預防犯罪的需要，上訴人仍然不符合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實質要件。
7. 因此，原審法庭不給予暫緩執行徒刑，完全正確。
8. 基此，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述的瑕疵。
基此，上訴人應理由不成立，原審法庭之判決應予維持，請求法官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上訴人B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4條規定舉行了聽證，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6年9月17日凌晨，A(第一嫌犯)及B(第二嫌犯)凌晨約4時在永定街近信達廣場乘搭由C(被害人)駕駛的M-XX-XX的士往司打口。
2. 車輛行駛期間，兩名嫌犯與被害人發生口角，期間，被害人打算改變行車路徑，第二嫌犯伸手用力拉扯被害人衣服的左肩位置，引致被害人左臂近腋下位置痛楚，另外，第一嫌犯在車內伸出左手掌摑被害人左臉一記。
3. 被害人最後駕駛的士將兩名嫌犯載至治安警察局第二警司處報警求助。
4. 兩名嫌犯的行為直接及必然導致被害人左側面頰軟組織挫傷及左肩部軟組織挫擦傷，需1日康復，傷勢詳見於卷宗第27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 (其內容視為在此全部轉錄)。
5. 第一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故意實施上述行為，目的是傷害被害人身體。
6. 第二嫌犯B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其明知用力拉扯被害人左肩衣服會對其身體造成傷害，為阻止其前行，仍拉扯之，最終令被害人受傷。
7. 兩名嫌犯知悉他們的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同時證實嫌犯的個人經濟狀況如下：
8. 第一嫌犯A於2008年5月15日觸犯澳門《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及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典》第9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於卷宗編號第CR2-08-0123-PSM號內，被科處120天罰金，再以每天澳門幣$70元計算，即澳門幣$8400元，若不繳付上述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須監禁80天；以及吊銷駕駛執照的效力之附加刑，暫緩一年執行。嫌犯已繳付罰金及附加刑已告消滅。
9. 第一嫌犯A於2007年6月21日觸犯澳門《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及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典》第9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在2011年4月1日於卷宗編號第CR2-10-0062-PCS號內，被判處五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兩年。刑罰已告消滅觸犯澳門《刑法典》第340條第1款，結合第336條第2款c)項、第29條第2款及第2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公務上之侵佔罪，於2012年3月23日卷宗編號第CR2-09-0024-PCC號內，被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兩年。緩刑條件為三個月內支付澳門幣10,500元。後於2014年1月7日，緩刑被延長一年。刑罰已告消滅。
10. 第一嫌犯A於2015年3月11日因觸犯澳門《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於2015年10月22日卷宗編號第CR3-15-0358-PCS號內，被判處五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兩年。判決已於2015年11月25日轉確定。
11. 第一嫌犯A尚有一案待決(CR5-18-0082-PCS)。
12. 第二嫌犯B於2003年7月1日因觸犯澳門《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於2008年12月5日卷宗編號第CR1-07-0298-PCS號內，被判處4,200元罰金，嫌犯已繳付罰金。
13. 第二嫌犯B於2013年4月17日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第17/2009號法律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以及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典》第90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受麻醉藥品或精神科物質影響下駕駛罪」，於2013年4月18日卷宗編號第CR1-13-0064-PSM號內，三罪並罰，合共被判處五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一年六個月，緩刑條件為判決轉確定後兩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澳門幣5,000元作為賠償以彌補其犯所造成之惡害，並接受社會重返廳社工跟進及戒毒治療，並禁止駕駛為期一年三個月。後於2013年9月12日緩刑被延長一年，緩刑即總共為兩年六個月，同時仍須繼續接受社會重返廳社工跟進及戒毒治療。於2016年9月10日緩刑被廢止，上訴被駁回。
14. 第二嫌犯B於2013年7月2日觸犯澳門《刑法典》第312條第1款a)項及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典》第121條第7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加重違令罪，在2014年7月17日於卷宗編號第CR5-14-0072-PCS（舊案編號CR3-14-0199-PCS號）內，被判處三個月徒刑，暫緩執行，為期三年。判決已於2014年9月8日轉確定。
15. 被害人要求損害賠償。
未證事實：
1. 2016年9月17日凌晨，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一同吃夜消及喝下酒精飲品。
2. 兩名嫌犯與被害人因車資問題發生口角。
3. 第二嫌犯B目的是傷害被害人身體。
在本上訴庭審中，第一嫌犯聲稱現職火鍋店司機，每月收入約17,000澳門元，需供養三名未成年子女，其學歷為小學程度。
第二嫌犯聲稱入獄前為司機，育有四名子女，其中三名為未成年，其學歷為小學程度。
另外，根據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2018年4月30日以批示指定審判聽證日期(2018年7月5日)。
原審法院透過信件(見卷宗第148頁)對第一嫌犯作出了通知。
原審法院嘗試透過司法文員(見卷宗第110頁)、信件(見卷宗第164頁)，以及治安警察局警員(見卷宗第151頁)均未能通知第二嫌犯。
原審法院在2018年6月21日將審判聽證日期更改至2018年10月11日。
原審法院亦是透過信件(見卷宗第201頁)對第一嫌犯作出通知新的審判聽證日期，而以告示(見卷宗第168頁)對第二嫌犯作出通知。
審判聽證當天，第一、二嫌犯均沒到庭，檢察院表示由於第一嫌犯A知悉本日之庭審日期，並沒有提出合理缺席庭審之理由，而在本案中看不到第一嫌犯出席庭審屬必須及對發現事實真相屬必要性，故建議庭審開始進行。
辯護人向法庭聲請將庭審改期，以便針對第一嫌犯與被害人商討和解之事宜。
原審法院作出以下批示：
“由於第一嫌犯A已適當獲得通知，而其本日透過電話向本法庭聲稱因睡覺而不能到庭，顯然是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法庭不會因其之缺席原因而將庭審改期；至於和解，可以在宣判之前作出，故法庭宣佈正式開始本審判聽證。”
三、 法律方面
上訴人A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判無效
- 罰金代刑
- 量刑
- 緩刑
上訴人B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量刑
- 緩刑
1. 上訴人A認為其缺席審判聽證，且其在場屬必要，而原審法庭未有因此將聽證押後，另外，原審法院透過電話作出通知，並未履行《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第5款b)項及第99條第2款的規定。故此，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規定，應視為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50條規定：
“一、除法律規定之例外情況外，嫌犯在訴訟程序中任何階段內特別享有下列權利：
a）在作出直接與其有關之訴訟行為時在場；
b）在法官應作出裁判而裁判係對其本人造成影響時，由法官聽取陳述；
c）不回答由任何實體就對其歸責之事實所提出之問題，以及就其所作、與該等事實有關之聲明之內容所提出之問題；
d）選任辯護人，或向法官請求為其指定辯護人；
e）在一切有其參與之訴訟行為中由辯護人援助；如已被拘留，則有權與辯護人聯絡，即使屬私下之聯絡；
f）介入偵查及預審，並提供證據及聲請採取其認為必需之措施；
g）獲司法當局或刑事警察機關告知其享有之權利，而該等機關係嫌犯必須向其報到者；
h）依法就對其不利之裁判提起上訴。
二、如基於安全理由，則上款e項所指之私下聯絡在監視下進行，但以負責監視之人聽不到其內容為條件。
三、嫌犯特別負有下列義務：
a）如法律要求嫌犯向法官、檢察院或刑事警察機關報到，且為此經適當傳喚，則嫌犯須向法官、檢察院或刑事警察機關報到；
b）就有權限實體所提之關於其身分資料，以及當法律規定時關於其前科之問題據實回答；
c）受制於法律列明及由有權限實體命令採用及實行之證明措施、強制措施及財產擔保措施。”
《刑事訴訟法典》第99條規定：
“一、傳召某人在作出訴訟行為時到場，得以任何使該人知悉此事之方法為之，包括透過電話，而所使用之方法須在卷宗內加以註明。
二、如使用電話方式，作出傳召之實體須表明其身分及指出其所擔任之官職，並指出能使被傳召之人完全知悉其被傳召參與之行為之有關資料；如被傳召之人欲求證該電話是否由官方致電及其內容是否屬實，須指出能使該被傳召之人作出此求證之資料。
三、除法律規定須採用通知方式之情況外，下列行為亦須以通知方式作出，當中須指明傳召或告知之目的：
a）告知法律所定具除斥期間效力之期間之始期或終期；
b）為進行訊問、作出聲明或參與預審辯論或聽證而作之傳召；
c）傳召曾被傳訊而未應訊之人，而在傳訊時並無告誡被傳訊之人如不應訊將受不利效果；
d）為採用一強制措施或財產擔保措施而作之傳召。”
《刑事訴訟法典》第100條規定：
“一、通知須以下列方式為之：
a）在應被通知之人身處之地方直接與其本人接觸；
b）郵寄方式，即掛號信件或掛號通知書；或
c）如以上兩項所指之方式顯得無效，則採用告示及公告，但另有規定者除外。
二、如使用郵寄方式作出通知，則推定在郵政掛號日之後第三日接獲通知；如該日非為工作日，則推定在該日隨後之第一個工作日接獲通知，而在通知行為內應載明有關告誡。
三、應在信封或通知書之正面準確指明該函件之性質、有關法院或發出該函件之部門，以及下款所指之程序上規定。
四、如：
a）收件人拒絕簽收，則郵政部門人員將信件或通知書交予該人，並就此事件作出註記，而此行為之效力等同於作出通知；
b）收件人拒絕接收該信件或通知書，郵政部門人員須就此事件作出註記，而此行為之效力等同於作出通知；
c）收件人不在，則將信件或通知書交予與其一起居住或工作之人，而郵政部門須載明此事；
d）因無任何人或基於其他理由而不可能依據以上各項之規定作出通知，郵政部門須遵守有關規章之規定。
五、以下列方式作出之傳召及告知，其效力等同於通知，但法律要求使用其他方式者除外：
a）由司法當局或刑事警察當局在其主持之訴訟行為中向在場之利害關係人作出之傳召及告知，但該等傳召及告知須載於筆錄內；
b）在緊急情況下以電話方式作出的傳召及告知，只要其遵守上條第二款所載的要件，且不僅在電話中告知應被通知的人該傳召或告知的效力等同於通知，並在通電話後透過圖文傳真或其他遠距離資訊傳送方法加以確認。
六、為接收通知，應被通知之人得指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居所之人接收該通知；在此情況下，按照以上各款之手續而作出之通知，視為向應被通知之人本人作出。
七、通知須向以下對象作出：
a）關於控訴、歸檔、起訴或不起訴批示、聽證日期的指定、判決、採用強制措施及財產擔保措施，以及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通知，須同時向嫌犯、輔助人、民事當事人，以及其辯護人或律師作出；
b）如屬其他情況，則須向嫌犯、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或其辯護人或律師作出。
八、在上款a項所指的情況下，作出隨後的訴訟行為的期間自作出最後通知之日起計。
九、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須指出其居所、工作地點或其選擇的其他住所，以便向其作出通知。
十、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依據上款規定指出通知地點時，須向其提醒如更改所指出的地址，應透過遞交聲請的方式或以掛號郵件寄出聲請的方式，告知有關卷宗當時所處的辦事處，否則視為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在上款規定所指的地點被通知。”
《刑事訴訟法典》第106條規定：
“除另有法律規定定為不可補正之無效外，下列情況亦構成不可補正之無效，而此等無效應在程序中任何階段內依職權宣告：
a）組成有關審判組織之法官人數少於應有數目或違反定出有關組成方式之法律規則；
b）檢察院無依據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促進有關訴訟程序，以及在法律要求其到場之行為中缺席；
c）依法須到場之嫌犯或其辯護人缺席；
d）法律規定必須進行偵查或預審而無進行偵查或預審；
e）違反與法院管轄權有關之規則；
f）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以外採用特別訴訟形式。 ”
首先，先分析上訴人提出電話通知的問題。
確實，《刑事訴訟法典》第99條第2款及第100條第5款b)項對電話通知作出了相關的規定。然而，上訴人A是透過信件被通知有關審判聽證日期(見卷宗第201頁)，而審判紀錄中所提及的電話通知只是司法文員在審判當天在上訴人不到庭情況下嘗試查找上訴人未能到庭的原因。
從原審法庭批示的內容，可見原審法院已視上訴人在庭審當天的缺席為不合理，原因在於上訴人完全出於己意，明知審判聽證的日期時間但卻故意缺席。
原審法院作出上述認定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嫌犯，在收到正式庭審通知時，是有遵守及配合的法定義務(《刑事訴訟法典》第50條第3款a)項)，絕非取決於其個人意願而為之。意即一切任意的缺席行為都必產生法律後果。
上訴人當天是以“需要睡覺而不能出席”為借口，而上訴人在事隔3個月後遞交卷宗第349頁的醫生證明，已經不能證明當天缺席的合理性。
因此，上訴人缺席審判聽證屬於一個不合理缺席。
《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規定：
“一、如嫌犯依規則被通知後，在指定的聽證開始時不在場，主持聽證的法官則採取必需且為法律所容許的措施，使嫌犯到場，而僅當嫌犯的不到場是依據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有合理解釋，或當法官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嫌犯的在場屬絕對必要，聽證方可押後。
二、即使依據上款的規定有理由押後聽證，如可預見在場的人因患重病、前往外地或欠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的許可，而不能在另一日期到場，則僅在按第三百二十二條b項及c項所指的次序對上述的人進行詢問或聽取其聲明後，方予押後聽證。
三、如聽證押後，主持聽證的法官則須依據第二百九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規定通知嫌犯新指定的聽證日期；如屬第二次押後，該通知亦須告誡如嫌犯再次缺席則聽證在其無出席的情況下進行。
四、如屬案件相牽連：
a）上款所指的新指定聽證日期及告誡亦須告知在場的嫌犯；
b）須對在場及不在場的嫌犯一併審判，但如法院認為將訴訟程序分開處理更適宜除外。
五、如在嫌犯無出席的情況下進行聽證，則嫌犯由辯護人代理。
六、一旦嫌犯被拘留或自願向法院投案，判決須立即通知嫌犯；判決亦須通知其辯護人，而其辯護人可以嫌犯的名義提起上訴。
七、提起上訴的期間自該判決通知辯護人起計，或如辯護人沒有提起上訴，則自該判決通知嫌犯之日起計。
八、第一百零三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根據上述第314條第1款的規定，要驅使審判聽證能在嫌犯缺席下進行，除了嫌犯的不合理缺席外，法律還要求另一條件，就是需要判斷嫌犯的出席是否對發現事實真相起著必要作用。
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所作批示只分析了上訴人缺席的合理性與否的問題，卻遺漏了對於另一條件，即在嫌犯缺席下進行審判對於發現事實真相而言所造成的影響的考慮。
根據卷宗的資料及證據顯示，上訴人與另一同案被控訴觸犯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而卷宗內附有的證據分別為被害人及兩名治安警員的證言(當中只有一人在庭審上作證)，而書證方面則附有關於受害人的醫學鑑定書。
另外，同案另一嫌犯也缺席審判聽證並以告示方式通知。
在此情況下，結合警方證人並非事發時親身在場的直接目擊證人，可以預估，法律對於本案控訴事實的認定基本上是依賴於對嫌犯一方與受害人一方對事件的交待，並從中作出判斷及形成心證。因此，倘若嫌犯與被害人均能夠對事件在庭審上作出解釋的話，都是對於發現事實真相及形成心證而言非常關鍵。
因此，在未能確定嫌犯在聽證押後的情況下同樣不能到庭時，法院仍然應該以發現事實真相為大原則作考慮，把審判聽證押後進行，否則，實難以確保在嫌犯可出席但缺席的情況下，對發現事實真相原則不帶來任何不良影響。
基於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的第1款規定關於在嫌犯不合理缺席下繼續進行聽證的條件未能完全在本案出現，導致原審法院作出繼續進行聽證的決定違反了同一法典第106條c)項的規定，造成一個不可補正之無效，並且應宣告判決同樣無效。
本院裁定廢止原審審判聽證並把卷宗發還原審法院，以便修補相關瑕疵並重新進行審理。
上述裁決免除本院審理上訴人A的其餘上訴理由及其餘上訴。
《刑事訴訟法典》第392條規定：
“一、對一判決提起之上訴，其效力及於該裁判之整體，但不影響下條之規定之適用。
二、a）在共同犯罪之情況下，任一嫌犯所提起之上訴惠及其餘嫌犯；
b）嫌犯所提起之上訴惠及應負民事責任之人；
c）應負民事責任之人所提起之上訴惠及嫌犯，即使在刑事效力上亦然；
但以純屬個人之理由為依據提起上訴者除外。
三、在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對任一共同犯罪人提起的上訴不對其餘的嫌犯造成損害。”
根據上述規定，對一判決提起上訴之效力惠及其餘嫌犯。
本案中，由於第一嫌犯的到庭對發現事實真相，尤其是涉及兩名嫌犯當時的行為有着關鍵的影響，本院認為對第二嫌犯的審判亦應宣告無效。
因此，上述裁決亦免除本院審理上訴人B的上訴。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審判聽證並把卷宗發還原審法院，以便修補相關瑕疵並對整個訴訟標的重新進行審理。
合議庭不審理上訴人B的上訴。
本上訴不科處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B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500圓，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著令通知。
2019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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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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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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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本人不同意上述大多數的意見。認為原審法院不押後審理乃基於依«刑事訴訟法典»第314條第1款的規定的兩個可不予押後的兩個理由之一，即原審法院已經就此問題作出了決定(見第229頁)，而因沒有被上訴而已確定，不能再於上訴終局判決時提出質疑，否則違反判決確定原則。)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esteve presente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2. Afigura-se a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a sua presença em julgamento - face à prova produzida e ao facto do arguido ter negado os factos da acusação - não era de forma alguma dispensável.
Era, bem pelo contrário, relevante para que fosse devidamente assegurado o contraditório.
3. A audiência deveria, pois, ter sido adiada,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e com a cominação do nº 3 do art. º 314º do C.P.P ..
O que não aconteceu, em manifesto prejuízo do arguido recorrente, o que resulta manifesto da condenação que lhe foi imposta.
4. Os factos supra referidos - a ausência do arguido e a sua imprescindível presença em audiência - constituem nulidade insanável, nos termos do art.º 106º, b) do C.P.P ..
O que se invoca, com as devid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5.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decisão supra referida que condenou o arguido recorrente, A, ora recorrente, na pena de 4 (quatro)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p. e p. pelo art. º 137°, nº I do C.P ..
Foi também o arguido recorrente condenado a indemnizar o ofendido na quantia de MOP$500.00.
6. Não se conforma o arguido recorrente com 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que lhe foi aplicada, porquant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justar-se-ia à sua conduta - uma verdadeira "bagatela penar' - a substitui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seja na sua vertente de pagamento de igual dias de multa (art. º 44º do C.P.), seja na suspensão da sua execução (art. º 48º do C.P.).
7. Isto é, Mºs Juízes, toda a condenação criminal tem de ter uma relação directa com a acção do agente; com o desvalor, em termos sociais, da acção cominada com uma sanção.
Ora, uma. bofetada que provocou no ofendido “um dia de doença” não tem dimensão criminal que justifique um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8. Mesmo que, como se diz na sentença recorrida, o arguido tenha registo criminal-todo ele, também, por crimes de gravidade reduzida - e, no período de suspensão de uma outra pena, ter cometido o crime dos autos.
O cometimento de um crime no período de suspensão da pena, por outro crime, deve ser apreciado naqueloutro processo e não neste.
9. O artº 44º do Código Penal impõe a substitui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não superior a 6 meses por igual número de dias de multa.
Não se trata de uma faculdade do tribunal, mas de uma imposição.
10. A sentença recorrida fundamenta, neste aspecto, a decisão de desvio do regimeregra imposto pelo arte 44º do C.P., limitando-se a referir, no capítulo d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que “... considerando-se as circunstâncias do cometimento do crime neste processo, nomeadamente, o facto dos arguidos não serem primários, portanto o Tribunal entende que a multa não pode alcançar a finalidade da pena.” (tradução nossa).
11. Ora, a pena efectiva de prisão só não poderá ser substituída por uma pena de multa, como se alude na supra referida nota, “em virtude de razões imperiosas de prevenção (prevenção geral, diga-se, uma vez que as finalidades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são sempre contrariadas pela aplicação de uma pena curta de prisão)”. (negrito nosso).
12. O que não foi o caso, como referido na sentença recorrida, quando expressamente se alude ao facto de o art. º 44º do C.P. não dever ser aplicado por uma questão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uma vez que, como referido, alude ao facto de o arguido não ser primário.
13. Por outro lado, mesmo que se entendesse que a imposição do art.º 44º do C.P. também seria excepcionada por questões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esta “prevenção especial” só entraria em jogo se o arguido se revelasse “carecido de socialização”.
14. O arguido é uma pessoa perfeitamente integrada do ponto de vista social, pessoal e profissionalmente - tendo a seu cargo, mulher e três filhos menores, todos dele carecendo, no dia-a-dia - pelo que inexistem, no caso, necessidades de socialização (does. nºs 2 e 3).
15. Uma pena de multa, computada nos termos do art. º 45º nºs 1 e 2 do C.P., substancialmente agravada pelo facto do arguido já ter cometido o mesmo crime anteriormente, teria um efeito fortemente preventivo (na óptica do Tribunal “a quo”, em relação ao arguido) e obstaria a aplicação de uma pena de prisão de curta duraçã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sem gravidade social, e consequências muito reduzidas.
16. Andou mal, pois,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a quo”, desrespeitando o comando do citado artº 44º, o que resulta dos ensinamentos de Leal Henriques e Simas Santos:
“Optando nítida e preferencialmente por censuras criminais que não impliquem a privação da liberdade, o legislador foi ao ponto de impôr a regra de que a pena de prisão aplicada deve, em certas circunstâncias, ser substituída por outra reacção criminal menos gravosa.”
Mas também,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17. Admitindo sem conceder, como supra se referiu,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violou o disposto no artº 44º do C.P., então,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sempre estão reunidos, na presente condenação, os pressupostos legais para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de 4 (quatro) meses que lhe foi aplicada, como seguidamente se demonstrará.
18. A generalidade da doutrina vibra pelo mesmo diapasão, sempre em volta da ideia de que a pena de privação da liberdade é a ultima ratio da política criminal.
19. Com efeito, como supra se referiu, no que diz respeito às penas de prisão de curta duração, os seus inconvenientes superam, e muito, as vantagens que lhe podem estar associadas.
20. Tendo o recorrente sido condenado na pena de 4 (quatro) meses de prisão, era de esperar a suspensão da sua execução, mesmo que, anteriormente, o tribunal já tivesse usado esta mesma pena substitutiva.
Considera, assim, o ora recorrente que foi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igo 48º do Código Penal.
21. Julga-se, pois, que a ameaça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cumpriria ainda plenamente o escopo de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permitindo ainda salvaguardar a recorrente e a sua família dos nefastos efeitos aliados a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22. Razão pela qual,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aplicada cumpriria plenamente o fim da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eventualmente acompanhada de apertados deveres e regras de conduta, nos termos dos artºs 49º e 50º do C.P ..
Termos em que, como se solicita,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Assim se fazendo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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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019 p.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