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381/2016號
上訴人：- 檢察院
- A(第一嫌犯)
- B(第二嫌犯)
- C(第三嫌犯)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以下嫌犯，並提請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予以審理：
第一嫌犯A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
- 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九十項「操縱賣淫罪」。
第二嫌犯B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
- 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九十項「操縱賣淫罪」。
第三嫌犯C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
- 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九十項「操縱賣淫罪」。
第四嫌犯D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刑法典》第28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領導及指揮犯罪集團罪」；
- 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九十項「操縱賣淫罪」。
第五嫌犯E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參加犯罪集團罪」；
- 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九十項「操縱賣淫罪」。
第六嫌犯F為直接正犯（共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參加犯罪集團罪」；
- 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操縱賣淫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合議庭於2016年3月17日在第CR4-15-0278-PCC號卷宗內，經過庭審，作出以下判決：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和九十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的罪名不成立；
- 第一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被判處一年零一個月實際徒刑。
- 第二嫌犯B被指控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和八十九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的罪名不成立；
- 第二嫌犯B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被判處兩年零五個月實際徒刑。
- 第三嫌犯C被指控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和九十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的罪名不成立；
- 第三嫌犯C以從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被判處五個月實際徒刑。
第四嫌犯D被指控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領導及指揮犯罪集團罪」以及九十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的罪名不成立。
第五嫌犯E被指控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領導及指揮犯罪集團罪」以及八十九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的罪名不成立。
第六嫌犯F被指控被指控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領導及指揮犯罪集團罪」以及兩項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的罪名不成立。
檢察院於前三嫌犯A、B、C對判決不服，分別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檢察院的上訴：
1. 判決書新增事實(分別載於已證事實第5、6、7、11至18、22、39、41、48、51點，以及未證事實bb項)並不載於控訴書亦不載於答辯狀，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2款及第339條之規定，亦違反控訴原則及審檢分立原則。
2. 控訴書第138點、第142點後段部分及、第146點、第115點及第129點所載之部分事實，以及第74點部分事實，既沒有載於判決書內之已證事實亦未有載於未證事實之內，原審法院在未對訴訟標的作完全審議下作出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
3.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上訴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4. 本院認為被訴裁判有下列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5. A)原審法院在事實判斷依據中既指出電話監聽報告本身不是證據方法，電話通話內容才是證據方法，但在判決依據中卻僅分析卷宗內各份電話監聽報告，且焦點在於報告是否存在黑社會犯罪的跡象，而對於真正作為證據，特別是關於控訴書所載事實的重要通話內容，並沒有作出分析。
6. 透過監聽得出的電話通話內容，可了解各嫌犯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第二嫌犯與各雞頭之間的關係，入場費的收取程序；可認定BL、BM(又名BN)、BO、BP等人之雞頭身份，他們安排女子到X酒店賣淫之具體程序(首先會與第二嫌犯商討入場費具體金額和收取方法，協議達成後，各雞頭會通知第二嫌犯所屬賣淫女子所用證件上所載之名字，第二嫌犯會將帳號通知雞頭，由BQ協助收取入場費，在確定款項轉帳後翌日第二嫌犯便可安排賣淫女子取房)；BQ會定期來澳與第二嫌犯，從中可以進行交款；此外，從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之對話中，以及第二嫌犯與BQ、BL及第六嫌犯的對話中，亦顯示出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之間的關係，所有這些有關控訴書內所載事實，我們必須透過對所有監聽資料閱讀和綜合分析才能了解。
7. 為方便法官了解，本案亦存在大量文件證據，本人在結案陳詞中更將所有重要的監聽資料分類列出，特別是第二嫌犯與每名雞頭之間的對話的頁數，之後亦將結案陳詞、各附件的摘錄等書面資料呈交主席作詳細參考，期望有助法院了解事實真相。
8. 但我們從判決依據中，除了上述針對警方各份申請續期的監聽報告之外，卻找不到原審法院對監聽內容就針對控訴書內之犯罪事實所作的任何分析。這無疑顯示出判決依據中強調何謂證據與如何分析證據方面存在嚴重矛盾。
9. B)原審法院認定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關係密切為未證事實，但在依據中卻表示法院根本沒有對此項事實作出分析，因認為該項事實過於空泛及不準確。
10. 本院認為，“關係密切”一詞絕非空泛及不準確之用詞，至少比“朋友、婚外情、戀人”這等身份界定用語更能透過事實來認定。
11. 透過本卷宗監聽電話內容絕對可以得出二人關係是否密切的結論，本院認為，不僅可以證實二人關係親密，還可證實二人在X酒店賣淫活動上之合作關係。
12. 原審法院在判斷依據中以其沒有對該事實進行審議的原因代替其 認定該事實為未證事實的理由，是在說明理由上之矛盾。
13. C)原審法院認定未證事實ag)項時並沒有指出任何事實依據，亦明顯違反監聽期間所得證據。
14. 如認真分析監聽資料，不難發現，第二嫌犯是在第一嫌犯允許下向妓女收取入場費的。
15. 原審法院拒絕分析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之間的關係，在未有說明具體理由下斷言二人關係密切之事實不被證實，從而否定第二嫌犯是在第一嫌犯的指使下進行收取入場費的活動，在明顯的、長期的監聽內容作為強而有力的證據下，明顯看出是違反常理的，亦與已證事實之間存在矛盾。
16. 已證事實第二點指：“對於一些重要的決策第二嫌犯可直接與第一嫌犯溝通研究”。向眾多妓女每人收取巨額入場費一事顯然是大事，第二嫌犯按照常理不敢向第一嫌犯請示。
17. D)原審法院在認定已證事實第39項時亦明顯缺乏理由說明。
18. 已證事實第39項指，X酒店的前堂經理在不確定的日期(約在1995年)在前堂的訂房系統中開始使用代碼C、T、P，而在第二嫌犯任職後創立了代碼CT及PT(tendo a segunda arguida depois de iniciar funções no Hotel X criada os códigos CT e PT)。
19. 事實上，證人證言僅指出CT及PT代碼的出現是在第二嫌犯入職之後發生，但並沒有表示該等代碼由第二嫌犯所創立。
20. 判決書的依據中亦沒有說明作出如定認定的理由所在。
21. 按照第二嫌犯的職位及職權範圍，其根本沒有指揮電腦部門的權能，不可能由其一人創立了代碼CT及PT。
22. CT及PT代碼由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創立更為合乎常理，理由是第二嫌犯專門處理該項工作，而僅第一嫌犯有權指示電腦部門作出相應配合。(符合已證事實第一及二點)
23. E)拒絕認定部分妓女在X酒店之住房記錄但未列出充分理由。
24. 判決書指，有關一些沒有在法庭上被聽取證言，也沒有任何資料顯示其是否去過酒店以及是否曾今從事賣淫的女子在酒店的逗留期間，不予認定。
25. 判決書所陳述的理由是因為“沒有調查任何能夠令法院確信其屬真實的證據”。
26. 原審法院表示，不清楚卷宗第3794頁至第3799頁的文件是在什麼情況下、由誰以及如何制定的；只能看出它是酒店訂房系統的一部分，且很多人都可以進入該系統。
27. 明顯地，原審法院沒有盡義務了解該等文件之出處，違反審判法官亦有盡力調查事實真相之原則。
28. 有關卷宗第3794頁至第3799頁的文件的來源，清楚顯示於卷宗第3793A之檢察官批示，是承辦檢察官為方便法院了解事實真相，對卷宗第2540頁扣押的光碟作出重新排列所得之資料。
29. 根據第2540頁的扣押筆錄，有關光碟之內容是本案證人BR所提供的關於澳門X酒店前堂部的電腦內YSL客房入住登記錄。
30. 從該光碟的扣押日期為2015年1月11日，即在拘留作出後即時作出，根本不存在任何被人修改的跡象。
31. 原審法院就光碟內容的正當性亦從來沒有提出過質疑，在庭審期間並沒有人，包括法官閣下，對證人BR作出任何相關查問。證人BR正是向警方提供該扣押光碟之酒店職員。
32. 上述光碟是本案扣押物，內容是從X酒店下載的關於賣淫女子的入住記錄，原審法院有權利亦有義務了解光碟內容，法官閣下可利用該光碟，結合卷宗第3340至3587頁的列表，快捷地找出所有本案有提及的女子身份資料及入住紀錄，包括使用偽證的女子。
33. 可是，原審法院不單沒有對光碟內容作了解，甚至將檢察院為協助法院了解光碟內容的行為(透過電腦程式重新排序)置之不理。原審法院更由此將大量賣淫女子入住X酒店五六樓並從事賣淫活動的記錄和事實視為不獲證實。
34. 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在否定部分文件之可信性以及認定控訴書內部分賣淫女子之住房記錄不獲證實時未具充分理由，未盡調查義務，在本卷宗具備大量文證據的情況下，原審法院仍拒絕查核賣淫女子的住房記錄及在X酒店YSL系統內的代碼等資料，為此，欠缺合理之理由說明，與在控訴書內已證明之，長期大量賣淫女子租住X酒店五六樓從事賣淫活動存在矛盾。
35. 其實，單單從原始文件證據已可證明所有賣淫女子在X酒店的入住資料，包括代碼，以及由何人給予代碼等事實。
36. 再結合其他文件證據，如扣押筆錄，認人筆錄，監聽內容，以及其他刑事案件之已證事實，可以認定控訴書內有關賣淫女子的詳細住房情況。
37. 可是，原審法院單單以檢察官為協助原審法院而對被扣押的光碟內容作出重整所得的資料“來源不明”，便認定控訴書內有關賣淫女子的住房資料視為不獲證實，明顯不符本案大量文件證據，亦與法院其他刑事案件之已證事實之存在矛盾。
38.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39. 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在認定下列事實時出現下列明顯錯誤：
40. A)已證事實第1項、第39項及未證事實m)項之間存在矛盾。
41.既然原審法院認定X酒店的前堂經理在不確定的日期(約在1995年)在前堂的訂房系統中開始使用代碼C、T、P(已證事實第39項)，而根據第一嫌犯的入職時間為1995年(已證事實第1項)，便不能否定代碼C、T、P由第一嫌犯所創立之事實。
42. 未證事實的項指，“C”、“T”、“CT”、“PT”及“P”代號由第一及第二嫌犯創立。
43. 根據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入職時間，兩人的職能權限，即使未能完全認定“C”、“T”、“CT”、“PT”及“P”代號由第一及第二嫌犯創立，亦應將之修正為：“C”、“T”、及“P”代號由第一嫌犯在1995年創立，而“CT”、“PT”代號則由第二嫌犯入職後由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創立。
44. B)在認定“Code One”代碼的創立的原因上存在矛盾。
45. 已證事實第十六、十七項指出，一系列識別系統的設立，是由於X酒店的保安員不再由中國籍人士擔任，轉為聘用其他國籍如尼泊爾籍人士，而這些保安員不諳廣東話或普通話。
46. 已證事實第十九項卻說，CODE ONE是為了包庇“YSL”女子，使不同國藉的值班保安人員在接收“CODE ONE”代號時立即明白及驅散“YSL”女子，或要求“YSL”女子在所屬樓層停留，待警方人員撤離後才返回“沙圈”內繼續尋找客人。
47. 已證事實第十六、十七項之認定與第十九項不符，亦不符合監聽所得證據。(附件四第19至20頁)
48. C)已證事實第34項及38項，與未證事實1)項之間存在矛盾。
49. 既然原審法院已證實妓女排房活動稱之為“面試”，且記錄中僅有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之姓名縮寫，卻否定賣淫女子經過面試後只有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具有批准取得個人代號的特別權限。兩者之間是存在明顯矛盾的。而且，本案多名證人亦證實只有第一至第三名嫌犯有權決定賣淫女子之代碼。
50. 原審法院對賣淫女子證言中提及“面試”一詞均予以刪除或以其他用詞代替(共24項事實)，此舉也與已證事實第34項有所矛盾。
51. 原審法院在認定上述已證事實(刪除了“面試”一言的時除了與已 證事實第34項有所矛盾之外，還與其他六項事實之認定模式有所矛盾，因為在該等已證事實內保留了“面試”一詞。
52. D)未證事實af)項與已證事實第25至29項存在矛盾，亦與文件證據，證人證言不符。
53. 未證事實af)項為：第一嫌犯尤其為重視“沙圈”範圍內的情況，每天均會前往作出巡視。
54.已證事實第25至29項明顯表示出第一嫌犯非常關注“沙圈”範圍內的情況，經常並輕易發現並非五六樓的住客。
55. 多名酒店職員證人亦表示第一嫌犯經常巡視X酒店，包括沙圈範圍。
56. 根據本案多名妓女的證言，她們均知道第一嫌犯是酒店老闆，經常目睹第一嫌犯巡視沙圈。為此，可參考多份證人證言和辨認筆錄，以及監聽內容。
57. 基於此，該項未證事實af)項明顯與已證事實第25至29項及其他證據所得不符，最多只可將“每天”修正為“經常”，但不能否定第一嫌犯尤為重視“沙圈”範圍內的情況，經常到沙圈巡視之事實。
58. E)未證事實g)項之認定與警方行動所得之文件證據、證人證言及第五嫌犯的自認內容不符。
59. 未證事實g)項為：第五嫌犯使用...及...；第六嫌犯使用...。
60. 判決依據中對作出解釋，指未獲認定的事實g項所提到的電話號在卷宗內並沒有任何跡象曾被眾嫌犯及卷宗內所指之人使用。
61. 此理由明顯與本案之文件證據、監聽所得證據以及證人證言所得 資料不符：
62. 根據卷宗第343頁資料顯示，...電話登記人正是第六嫌犯；卷宗第327頁之監聽報告，以及附件三第13頁、附件六第14頁顯示，第六嫌犯曾將其使用的另一電話...轉線至...；可以認定，第六嫌犯F一直有使用...之電話，直至2015年1月，才將將...之電話交給其母親使用。(見附件三第182頁)
63. 至於另外兩個電話...及...，均是第五嫌犯被捕時所搜獲的。(見卷宗第707頁及第2667頁之扣押筆錄)
64. 第五嫌犯在庭審時亦承認上述被扣押的兩個電話屬其所有，還承認 曾於2015年1月10日透過...向BQ(...)發出的訊息“...XX銀行BS”，只是不承認該短訊內容與X酒店賣淫活動有關，辯稱只是關於其私人借款。
65. 第五嫌犯在庭上亦否認曾透過...電話向AZ發送內容為“...XX銀行、BT”之短訊。
66. 值得注意的是，...電話是在第五嫌犯身上搜得的，第五嫌犯 一直沒有否認...電話為其所使用之電話，只是在庭上否認其本人曾用該電話向AZ發送上述短訊。
67. 綜上所述，可以確定，原審法院在認定未證事實g)項時出現明顯錯誤。
68. F)賣淫女子證言中有關被第二嫌犯索取金錢之部分不被採納，原審法院選擇性認定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內容。
69. 原審法院在判決依據部分指出，“在支付款項方面，雖然只有賣淫女子的證言，但結合所有資料，本庭認為賣淫女子所稱的直接向第二嫌犯或按其指示向他人交錢一事是屬實的。至於一些女子所說的透過第三人向第二嫌犯付款一事，本庭不予認定，因為她既沒有要求也沒有直接收取。”
70.原審法院認為，第二嫌犯沒有要求也沒有直接收取便可以否定賣淫女子之證言。本院認為，這是原審法院沒有細閱第二嫌犯與各雞頭之對話內容所致。這些對話所在附件頁數，本人在結案陳詞時已經詳細列出，可惜法官仍視而不見。
71. 從各賣淫女子的聲明筆錄內容可見，賣淫女子所表述的雞頭名字，與上述監聽內容所顯示之，與第二嫌犯聯絡的雞頭名字大部分一致。
72. 根據監聽資料及妓女證言，相當一部分賣淫女子是透過雞頭向第二嫌犯支付款項的，她們根本沒有與第二嫌犯直接接觸。正是由於款項並非雞頭自己取去，雞頭必定會將款項交予誰人告知各賣淫女子，這是常理。監聽內容亦可證實，第二嫌犯向各雞頭要求為每名女子支付入場費，才允許其進入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多番強調“公價十五萬”。
73. 結合上述資料，第二嫌犯透過不同雞頭向賣淫女子收取巨額入場費之事實是無可置疑的。(已證事實第47-55點)
74.原審法院一方面認定各賣淫女子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為有效證據，另一方面，對聲明內容卻作出篩選認定，所提理由不符常理，與已證事實之間存在矛盾，屬審查證據上之顯錯誤。
75. 上述所列種種矛盾和錯誤均是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的，法官雖有自由心證，但自由心證也受常理規管，不能與確實的文件證據出現明顯不符，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時所提依據又極不合常理，在邏輯上出現不可接受的結論。
76. 除上述瑕疵之外，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對犯罪集團罪及操控賣淫罪的罪狀的法律理解亦存有錯誤。
77. 本院認同法官閣下所言，犯罪集團是一個法律概念，需要由事實來構成，但無法認同下列邏輯：由於X酒店出現賣淫活動由來已久，甚至早於各嫌犯入職日期，因此無法證實眾嫌犯自2013年開始創建並成立一個以操縱賣淫為宗旨的集團。
78. 所謂“創建並成立一個以操縱賣淫為宗旨的集團”，主要的行為是創建和成立，即將各名嫌犯聚合起來，而聚合的目的是實施操縱賣淫犯罪行為。聚合行為與X酒店何時開始有人賣淫根本沒有關係，因為，“實施操縱賣淫犯罪行為”是聚合的目的，目的之存在首先是存在於各嫌犯腦海之中，成為聯合的宗旨，再透過分然後才才付諸行動。聚合之前各嫌犯或其他人有否實施操縱賣淫犯罪行為與“創建並成立一個以操縱賣淫為宗旨的集團”之間並沒有任何關係，更不能單單以X酒店出現賣淫活動由來已久之事實來否定集團之成立事實。
79. 犯罪集團既是一個法律概念，我們必須從其犯罪構成元素進行分析。
80. 《刑法典》第28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分別是：組織要素；穩定要素；犯罪目的要素。
81. 所謂組織要素，是指：“所有成員明示或默示加入，在了解所有相關的犯罪宗旨且默認共同目的之情況下，合力合意實施犯罪的行為─即使該等成員從未謀面及互不相識亦然。”
82. 組織的穩定性要素是指：“在時間上以維持一種穩定犯罪活動為目的，即使在具體情況中這種持久性並未發生。”
83. 最後，犯罪目的要素是指：“以唯一一種或不同種類的合意進行犯罪的要素。”
84. 本案中，在組織要素方面，由第一嫌犯領導和監察，授權第二嫌犯主要處理向賣淫女子發房的工作，由第二嫌犯與各雞頭或直接與賣淫女子接觸，限制賣淫女子活動範圍、活動時間、行為舉止，對違反者施以罰則，在一定時間內禁止犯事者在X酒店內賣淫，甚至為賣淫女子辦理偽證，安排偷渡來澳，要求巨額入場費；第一嫌犯亦不時親身參與和透過與第二嫌犯的緊密接觸，對賣淫女子作出篩選，巡視和監察沙圈，確保賣淫女子質素，不時透過向第三嫌犯下達指令，一方面調控第二嫌犯的發房工作(利用第三嫌犯在X酒店內之職位為第二嫌犯之上級情況)，另一方面，在保安上透過層級由上而下發放指令，由第四嫌犯本人或安排其屬下的保安員，具體負責對賣淫女子和賣淫活動進行包庇和保護工作，免被警方發現。第二嫌犯本人或透過第五嫌犯之協助進行工作，直接或透過第六嫌犯及BL等與各雞頭(BP、BO、BN等)及賣淫女子聯絡，在BQ的協助下向賣淫女子收取巨額入場費，並與國內其他犯罪人士緊密聯繫，辦假證並安排女子偷渡來澳，進入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85. 從組織的嚴密，分工的細緻，合作之暢順，可見組織要素是成立的。
86. 至於組織的穩定性要素，從第一嫌犯長期對各嫌犯的各種操控指揮行為，以及與第二嫌犯的合作無間，以維持X酒店內長期高質素的賣淫活動，穩定性要素明顯成立，無容置疑。
87. 最後是犯罪目的因素。雖然各名嫌犯持沉默或否認指控，但根據已證事實，其合力的目的正是進行操縱賣淫活動。
88. 本案事實已滿足了“犯罪集團罪”的三個客觀構成要素。
89. 本卷宗所載事實充分表明，各嫌犯有共同合意，組成擁有一定獨立性並以作出特定犯罪行為為目的的穩定性及持久性組織，並使其開展活動，各名嫌犯之行為已完全符合“犯罪集團罪”之概念。該罪名之成立並不妨礙相關犯罪行為在成立前亦有出現。況且，本案對於2013年第二嫌犯入職之前X酒店內賣淫活動的操控情況並無實質證據，法官在新增事實中描述之狀況，只是其主觀地從部分證人證言中篩選所得，本案對有關情況並無任何實質、客觀的證據，不可以視為證實。
90. 第四至第六嫌犯亦在明知該集團存在並運作良好的情況下主動加入，清楚知道第二嫌犯必然在第一嫌犯允許下才能開展犯罪活動，二人接受相同的犯罪宗旨，自願加入，共同參與該犯罪活動；第四嫌犯還指揮其屬下保安員，配合實施犯罪活動之需要。
91. 原審法院認為集團成立的宗指所提及的犯罪活動不可能早於集團出現，否則集團便不能成立。這是對犯罪集團罪之錯誤理解。
92. 在操縱賣淫罪方面，原審法院否決存在多項犯罪，認定各名嫌犯只觸犯一項操縱賣淫罪(第8條第1款及第2款)，主要依據是認為該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而並非《刑法典》第163條所保護的是“個人的性自由及性自決”。
93. 比較葡萄牙在1998年修訂《刑法典》時的立法與澳門現行《刑法典》第163條之規定，可見葡萄牙在1998年修法時去除了原來淫媒罪中“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這一要素。
94. 因此，原審法院認為澳門立法者在制定第6/97/M號法律第8條時與葡萄牙在1998年修訂《刑法典》時的立法取向有少許相似，因為該罪行中有關乘受害人(拍賣淫人士)“被遺棄或陷於因厄”的狀況亦不再是罪狀的構成要素。
95.原審法院甚至將葡萄牙學術界就1998年修訂的《刑法典》第170條規定及處罰的淫媒罪所保護的法益爭議套用於第6/97/M號法律第8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操縱賣淫罪之內。
96. 不過，原審法院僅選取了部分其認同的學說，並沒有陳列其他學說，沒有解釋其選取的理由，更沒有提及有關爭議於2004年進入葡萄牙憲法法院後的最後結果，當然亦沒有引用葡萄牙最新的司法判決。
97. 不難認定，原審法院作為本案裁判所引用的依據的和立論是偏頗的、落後的。
98. 事實上，經葡萄牙憲法法院審議後，就葡萄牙《刑法典》第170條規定的犯罪所保護的法益爭議已告結束，因為已經有了定案。
99. 為著了解葡萄牙不同學者就此問題的立場以及葡萄牙憲法法院就此問題於2004年作出的多個裁判，本院建議參考里斯本中級法院於2009年2月11日作出之第4591/2008-3號卷宗(www.dgsi.pt)。
100. 該裁決就某些法學者將淫媒罪之法益視為“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從而認為不屬個人權利、自由和保障，不應納入刑法保護範圍之說法作出了詳細的學說及司法判例上的分析。
101. 簡言之，經過葡萄牙憲法法院上述多個裁判(nºs 144/2004, 196/2004 e 303/04 respectivamente, de 10. 03. 2004，23. 03. 2004 e 05. 04. 2004, acessíveis em da http://www.tribunalconstitucional.pt)，葡萄牙《刑法典》第170條規定的犯罪保護的法益已被定性為“ dignidade humana, da integridade moral e física da pessoa humana”。
102. 淫媒罪則被視為：“obstáculo à livre realização da respectiva personalidade, valores constitucionalmente protegidos”。
103. 正是由於淫媒罪所保護的法益屬個人權利，犯罪之數目是以被操縱賣淫的女子數目而定。
104. 同樣的裁判亦可見於里斯本中級法院於2016年1月9日最近期的判決(5964/11. 6 T3SNT.L1-5號卷宗)、波尔圖中級法院於2012年3月28日第86/08.0GBOVR.Pl案件之判決等。
105. 葡萄牙各學說其後考慮到葡萄牙刑法典隨後的立法取向仍一直維持將淫媒罪置於侵犯性自由的章節下，對上述法益之定性亦紛紛給予認同。
106. 可見，原審法院在本案判決中所引用的學說，以及提出的“淫媒罪非刑事化”學說其實早於2004年已為葡萄牙學說和司法實務所摒棄，絕不能作為裁判依據。
107. 原審法院不理會葡萄牙司法界就這一問題的討論和定案，亦不理會澳門和葡萄牙刑事法律一致的立法取向，反而堅持“這一做法被學術界視為立法上之退步”之論調，並以犯罪所保護的法益非個人權利為理由，將各名嫌犯被指控的多項犯罪改判為一項犯罪，是在法律理解上的嚴重錯誤。
108. 此外，原審法院在依據中引述連續犯的理論，卻未見其於量刑時適用相關條文，本身也是一個明顯錯誤。
109. 就連續犯在這犯罪上的適用問題上，上述之波尔圖中級法院裁亦有提及，認為是不能適用的。
110. 綜上所述，本案各嫌犯所觸犯的操縱賣淫罪應以警方行動當日發現之賣淫女子數目(90)作為犯罪宗數定罪量刑，但第六嫌犯由於控訴書上僅提出三項控罪，基於控訴原則，應以三項操縱賣淫罪論處。
111. 最後，本院就第一嫌犯、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以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操縱賣淫罪亦不表同意。
112. 在這方面，本院認為，各嫌犯之行為是以集團式運作，具有同一目的，分工細緻，組織緊密，管理有條，長期有序，結合其他集團成員，尋找賣淫女子，安排證件來澳，長期讓大量賣淫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規範賣淫女子的活動範圍，控制人數，規定言行衣著，不斷安排人員進行巡視，監察，甚至施以罰則，透過房租、入場費、管理費等等名義，從別人的賣淫活動中榨取金錢利益，透過酒店的保安，對賣淫活動予以包庇，保護，讓賣淫活動順利進行。此等行為，完全符合上述第8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的操縱他人賣淫罪。因為，其行為已超越單純助長或方便賣淫的定義。
113. 此外，由於原審法院在宣判後，將第二嫌犯之羈押措施改作非剝奪自由之其他強制措施，本院認為該決定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87條，第188條及第196條之規定。
114. 本案中，考慮到第二嫌犯並非澳門居民，被判處實際徒刑，同時，其非本地僱員資格已被取消，其正不合規則逗留於澳門，存有逃走之危險。第二嫌犯被判處成立之犯罪刑幅雖不高於三年，但該判決並非已確定判決，如上所述，判決存有大量瑕疵，卷宗內作為採用羈押措施之前提仍然存在，沒有改變。
115. 從監聽資料可見，第一嫌犯與安排偷渡的人士有緊密接觸，如不採用羈押措施，無論上訴結果如何，對判決之執行已構成莫大影響。
116. 由於在未有確定判決前不能否定第二嫌犯所涉犯罪之可判處刑罰高於三年，也就是說，構成採用措施之依據之情況仍然存在，第二嫌犯的情況符合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第1款a)、b)項及第188條a)項所規定的採用強制措施的要件，原審法院的決定違反上述規定，亦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96條第b)項之規定。
綜上所述，懇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上述上訴理由成立：
1. 廢止原裁判，重新對第二嫌犯採用羈押措施；
2. 重新審視本案證據，尤其是監聽內容、住房記錄、扣押筆錄、辯認筆錄等所有文件證據；
3. 按檢察院原來指控內容，判處各名嫌犯罪名成立，而有關操縱賣淫罪則全部以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1款之規定定罪量刑；
如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認為仍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判，懇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之規定，命令移送卷宗以便重新審判。
第一嫌犯A的葡文版本上訴理由載於卷宗第5899-5931頁。1
第二嫌犯B的上訴理由的葡文版本上訴理由載於卷宗第6004-6024頁。2
第三嫌犯C的上訴理由的葡文版本上訴理由載於卷宗第5987-6003頁。3
檢察院對三嫌犯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
1. 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在判決書內沒有證實其有為賣淫活動招攬顧客或提供便利之行為，其一切有組織、穩定及長期之行為僅涉酒店之運作，屬正常商業行為，原審法院不能在依據中作出如此認定，認為判決之依據與事實之間存在不可補正之矛盾。
2. 雖然本院認為被訴裁判存有多項瑕疵(詳見本院提起之上訴理由闡述)，但就上訴人A提出之上述矛盾理由，本院不予認同。
3. 原審法院認為，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2條規定，在澳門單純提供地方進行賣淫活動便要被處罰，而當酒店是在上訴人知悉和同意的情況下有組織地允許賣淫女子在酒店的特定範圍內招攬客人，並向她們提供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上訴人之行為便足以構成犯罪。
4. 雖然本院認為上訴人之行為並不僅為上述所指，但單單從這樣之依據陳述，並不能顯示任何存有矛盾之處。
5. 上訴人A認為其行為沒有故意，只是過失，或只是或然故意，認為原審法院量刑過重，應相應減低刑罰。
6. 本院認為被訴裁判在定罪量刑方面存有瑕疵，但主要是其在理論依據方面存在不合邏輯、不合時宜之理解(詳見本院提出之上訴理由)，不過，就原審法院在有關犯罪故意之認定方面，本院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錯誤。
7. 至於上訴人A為何明知故犯，本院認為是由於上訴人認為X酒店內之賣淫活動在其有組織及嚴密之控制下，警方根本不敢，或者沒有能力去尋找證據，予以遏止。從上訴人與其他嫌犯之對話內容可見，在其思想上根本不存在任何不了解有關事實可能構成犯罪之想法。雖然上訴人保持沉默，但其犯罪之主觀要素在本卷宗的監聽資料內已充分體現出來。
8. 基於上訴人在訴訟程序過程中一宜沒有顯示任何悔意，本院認為如認為刑罰不當的話，只可能是刑罰過輕，而並非過重。
9. 上訴人B提出上訴主要關於量刑及緩刑問題。
10. 首先，上訴人B認為應扣減其已羈押之時間。
11. 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混淆了刑事訴訟程序之步驟。目前，本案判決仍未確定，還未開展執行程序，亦未計算刑期，上訴人提出應扣減 其已羈押之時間問題實屬言之過早，有關扣減只會出現於執行階段，該問題在現階段不可能成為上訴標的。
12. 其次，上訴人認為澳門在各酒店長期存在賣淫活動之事實，顯示市民大眾對之持接受態度，可減低上訴人罪過和不法性。
13. 本院認為，這純粹是上訴人之主觀看法。事實上，市民大眾知道存在賣淫活動與市民大眾接受存在賣淫活動，根本是兩碼子事。根據 卷宗所得資料，上訴人B深知警方一直對X酒店之賣淫活動進行打擊，但在上訴人所在的集團合力之下，警方的打擊活動根本不能傷其皮毛，每次掃場後翌日，X酒店的賣淫活動已如常進行，根本無法將之杜絕。如要與其他酒店比較，X酒店的賣淫活動可真是獨一無二的----唯一的規模龐大，無法無天。
14. 在這情況下，上訴人的罪過和不法性只可能增加，不可能減少。
15. 最後，上訴人提出應給予緩刑，理由大致為初犯、年輕、在澳門沒有工作和家人、尚欠五個月徒刑等。
16.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在給予暫緩執行徒刑上，需要考慮犯罪之一般預防，以及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
17. 以X酒店賣淫活動之長期性、穩定性狀況，從上訴人B與其他各嫌犯的監聽資料中顯示其漠視澳門法律，情節及罪過嚴重，明顯地，單純以監禁作威嚇並不能促使其保持合規範的行為，因此，本院認為上訴人並不具備給予暫緩執行徒刑之實質條件；至於一般預防方面，隨著澳門近年賭博業之發展，在澳門從事操縱賣淫之活動近年日益擴大及有嚴重化的趨勢，由此顯示預防和打擊同類罪行的迫切性。
18. 一般預防的目的除了保護法益之外，也為了透過刑罰在具體個案的執行，向全社會傳達強烈的訊息，喚醒人們的法律意識，證明法律的嚴謹性，保障法律條文本身的效力並重建社會對已被違反的法律效力所持有的信心。
19. 基於此，原審法院有關不予緩刑之決定，完全符合《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
20. 上訴人C認為單憑與其作為第三嫌犯有關之已證事實(第16至22、40、41和42項)，並不足以認定被判犯罪；而作為判決依據，原審法院僅指上訴人“第一嫌犯的下屬，協助第一嫌犯對賣淫女子進行篩選並挑選可以入住酒店的女子”，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邏輯分析上存有問題，因並不存在相關的已證事實，沒有任何賣淫女子指證上訴人作出篩選行為；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指明上訴人如何保護賣淫女子，因此，認為被訴裁判存在審查證據上之錯誤。
21. 仔細分析，上訴人之邏輯分析是建基於沒有完全列出相關已證事實所致。當結合其他已證事實，尤其是第40項及第192項已證事實，便可得出相反結論。
22. 至於上訴人提出沒有賣淫女子指證其有作出面試和篩選行為，這是源於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上存在錯誤所致，不僅忽略各名證人之證言內容，亦在明顯違反書證之情況下認定事實，詳細理由見於本院提出之上訴理由闡述，在此不再重複。
23. 無論如何，C“協助第一嫌犯對賣淫女子進行篩選並挑選可以入住酒店的女子”之事實有相關之已證事實(第四十項)支持，並不存在事實不足以認定被判犯罪之情況。
24. 最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指明上訴人(第三嫌犯)如何保護賣淫女子。
25. 從卷宗資料可見，第一嫌犯為保護賣淫女子進行賣淫活動時，大部分指令均是透過第三嫌犯向下屬下達的，第四嫌犯所作之行為亦有相當一部分是由第三嫌犯向其指示的。該等事實可見於已證事實以及相關監聽資料之引述。
26. 此亦明顯證明集團和組織之存在，即使其個人只負責下達命令，對操縱賣活動之犯罪行為整體而言仍具不可或缺之作用。
27.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28. 本院認為，上訴人C就有關裁判存在瑕疵所提之理由均不存在，但這並不妨礙本院提起的上訴中就瑕疵之存在及相關之理由闡述。
綜上所述，上訴人提出的請求因理據不足，應予駁回。
第一嫌犯A對檢察院的上訴作出了答覆，其葡文版本答覆狀載於卷宗第6046-6113頁。4
第三嫌犯C對檢察院的上訴作出了答覆，，其葡文版本答覆狀載於卷宗第6114-6129頁。5
第四嫌犯D對檢察院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理據：
關於第一嫌犯(載於卷宗第5899頁至5931頁)、第二嫌犯(載於卷宗第6004頁至6025頁)、第三嫌犯(載於卷宗第5987頁至6003頁)的上訴內容，被上訴人認同上述嫌犯所提出之理由，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閣下裁定他們的上訴理由成立時，請求同時作出惠及本案第四嫌犯的裁決，並開釋第四嫌犯觸犯之一項第6/97/M號法令第2款操縱賣淫罪。
1. 對於檢察院針對原審合議庭之裁決提出上訴，有關理由載於卷宗第5841至5898頁內。被上訴人D對於檢察院所提出的不同意見及見解給予充分及應有之尊重，但被上訴人不同意檢察院在其上訴中所持之理由及見解。
2. 關於檢察院上訴書狀結論第1條中指原審合議庭的判決書中新增了一些事實(分別載於已證事實第5、6、7、11至18、22、39、41、48、51點，以及未證事實bb項)既不載於控訴書亦不載於答辯狀，繼而認為原審合議庭判決書違反控訴原則及審檢分立原則。
3. 被上訴人認為原審合議庭判決書並沒有違反上指所出現情況，因為審判者在作出良好判決時，除了僅考慮控訴書及答辯狀所指出之事實外，倘若在審判聽證及辯論當中發現一些未於控訴書及答辯狀出現事實，而這些事實是不構成實質變更且係對案件裁判屬於重要情況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1及第2款之規定，審判者可以在判決中認定為事實。
4. 尤其是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已證事實第5、6、7、11至18、22、39、41、48、51點，這些事實均是透過辯方證人所陳述之事實，再結合書證以及電話監聽內容所得出之獲證明事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2款之規定，原審合議庭將該等事宜作為獲證明事實，只是根據尋求事實真相之原則，並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2款及第339條1及第2款之規定。
5. 因此，原審合議庭並沒有違反控訴原則或審檢分立原則，顯然是檢察院對這方面作出了錯誤理解。
6. 檢察院上訴結論部份第3條至37條內容提出原審合議庭判決書中存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7. 上訴人檢察院質疑原審法庭說明理由矛盾，但我們認為原審採用之證據是透過多方面證據得到其心證和理由，然而，上訴人檢察院僅僅強調有關監聽內容重要性，指原審法庭在裁決當中所持理據與證據相違背，上訴人檢察院提出證據和理由明顯屬於以偏蓋全，沒有綜合分析案中所有證據和情節。
8. 因為，原審合議庭針對證據審查是根據經驗得出有關判斷結論，我們從判決書中可以看到原審法庭所作出心證是充分和合理的，沒有檢察院所指的瑕疵存在。
9.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上訴人檢察院提出原審合議庭判決書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規定說明理由出現不可補救矛盾為由的上訴請求，明顯屬不成立的，應駁回其請求。
10. 上訴人檢察院上訴結論部份第38條至75條內容提出原審合議庭判決書中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11. 第四嫌犯認為上訴人檢察院提出上述的理由亦屬於無理及錯誤的。就針對該部份中第44條至47條中，檢察院認為原審合議庭認定“CODE ONE”代碼的創立的原因上存在矛盾。
12. 首先，檢察院在控訴及上訴中均提及CODE ONE的目的是協助賣淫女子逃避警方追捕，這是上訴人檢察院一直的主觀認定。
13. 正如原審合議庭判決書獲證明事實第16條、17條中指出了CODE ONE並不是單一編碼，而是CODE整個主統中有五個編碼，各編碼有著不同用意，目的是為了通過代碼使不同國藉的保安之間溝通，繼而提升酒店保安工作。
14. 而這套編碼系統是在開始聘請不僅中文的尼泊爾保安員的時候而設計的，而第四嫌犯未進入X酒店工作前，當時酒店的保安員發現有警察在X酒店巡邏時，他們會在相互間通知“出隊”。
15. 正如獲證明事實第18條已指出在第四嫌犯入職前，當時的X保安員發現有警察來巡邏時，也會互相通知“出隊”
16. 事實上，創建CODE的原因，一方面是第四嫌犯的上司第三嫌犯要求，另一方面原因則是因為酒店招聘了很多尼泊爾藉保安員，中國籍保安員與尼泊爾藉保安員語言溝通存在障礙，故創立CODE只是便利他們溝通，而CODE ONE只是替代了之前“出隊”，其實這一叫法只是中文轉做英文，在運作上與之前的做法並沒有不同。
17. 大部份保安員在作證時，亦表示警方來酒店截查時，保安都會透過對講機呼叫CODE ONE，最重要的是，他們聽到後並沒有告訴在沙圈的YSL小姐，只是保安內部知道而已，他們是不需要把這個消息告訴給賣淫女子的。而唯一出庭作證的YSL女子，也就是第64名證人BW，說當警察來查證時，只是透過其他小姐告知，保安沒有告訴警察來，由此可以肯定保安員是不會通知YSL女子，也不會對這些女子進行驅散行為。
18. 關於獲證明事實19項中指5、6樓層保安員當聽到CODE ONE後會叫YSL女子要停留樓層，這一事實也不能證明包庇賣淫女子，因為保安員不讓YSL到樓下，只是不希望引起混亂，而非達至逃避追查，事實上，有眾多證據顯示，在過往司警人員均可以到上述樓層進行偵查，且也不會被阻止，對於判決書中指透過這一方式達至包庇YSL女子，明顯是屬於不可能情況，也並非事實真相。
19. 無論如何，我們認為檢察院所提出這一方理由是錯誤的，雖然，原審合議庭中審查CODE系統目的和作用，明顯屬於錯誤，也因為CODE或CODE ONE用途並非單純用於YSL女子中，而其作用也不可能達到包庇這些女子，故原審合議庭判決書中獲證明事第19項存在錯誤，應予以更正。
20. 檢察院上訴結論部份第76條至113條內容提出原審合議庭判決書中對犯罪集團及操控賣淫罪的罪狀的法律理解有錯誤問題。然而，被上訴人認為檢察院針對上述這方面提出之上訴理由明顯屬錯誤的。
21. 檢察院針對這部份提出事實又再次重覆上述已提出問題，其目的又是一次又一次地質疑原審法院的自由心證。透過檢察院在結論部份第77條至79條分析，檢察院是質疑原審法院認定一個重要事實及法院心證─【X酒店出現賣淫活動由來已久，甚至早於各嫌犯入職日期，因此無法證實眾嫌犯自2013年開始創建並成立一個以操縱賣淫為宗旨的集團。】
22. 原審合議庭得出上指事實及裁決，是有依據的，事實上透過本案中眾多人證，尤其是在X酒店的職員等，事實上反映了X酒店出現賣淫活動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至1995年，但本案中眾多被告均是1995年後才開始任職X酒店，尤其是第四嫌犯僅是在2014年初才進入X酒店工作，故第四嫌犯根本不可能與檢察院所謂之犯罪集團有任何聯繫。
23. 然而，檢察院在第84至第89條該部份的內容中只是把從電話監聽的部分內容結合其主觀的判斷，完全忽略考慮案中成百名證人的證言，可從檢察院上訴狀第84至第89條體現出來。
24. 雖然上訴人檢察院提出以犯罪集團的三個要素分析本案，堅稱眾嫌犯的行為已構成犯罪集團罪，但事實上，檢察院指出這部份內容，有很多均非本案中獲證明之事實，甚至有一些也不曾出現在控訴書內(例如：甚至為賣淫女子辦理偽證，安排偷渡來澳)。
25. 上訴人檢察院在分析組織要素時，卻明顯忽視了眾嫌犯(除了第六名嫌犯外)均是來自同一間酒店工作，檢察院所謂之分工細緻，組織嚴密這些結論性陳述，但他們如何分工及組織，負責崗位又是否完全與犯罪有關，似乎上訴人沒有作出詳細指明，然而，眾嫌犯(除了第六名嫌犯外)是同在X酒店內工作，即使是有組織性存在，但這僅僅是酒店內的架構和職位分工，這與犯罪集團所其備要素是兩個概念。
26. 上訴人檢察院指第四嫌犯加入該犯罪集團，以其本人及下屬，對賣淫女子進行包庇和保護工作，免被警方發現，顯然，該等內容與原審合議庭在本案中所認定之事實並不相同，因上訴人檢察院所述內容並非原審法庭在本案獲證明之事實(包括第U)、Aa、Ab)、Er)、Es)。
27. 原審合議庭得出該等事實為未獲證明事實，是建基於透過本案中眾多證人證言得出之答案和判斷，尤其第1至50名證人的供備忘筆錄及第64名證人之證言，以及從事X酒店的保安員及員工(證人編號第92至128名證人，當中有部分證人由於檢察院及各嫌犯放棄而沒有被聽取)綜合對比和分析後所得出答案。
28. 此外，上訴人檢察院在其上訴結論第90條中指第四嫌犯亦在明知該集團存在並運作良好的情況下主動加入，清楚知道第二嫌犯必須在第一嫌犯允許下才能開展犯罪活動，二人接受相同的犯罪宗旨，自願加入，共同參與該犯罪活動；第四嫌犯還指揮其下屬保安員，配合實施犯罪活動之需要。
29. 顯然，上訴人檢察院上述所指出的上訴依據明顯不屬實，我們不知道其基於甚麼證據支持其說法，因為其上訴中根本沒有清楚說明，僅作陳述及結論的話語，根本是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們認為難以接受上訴人有這樣的見解。
30. 關於第四嫌犯方面，第四嫌犯並沒有參與任何犯罪集團或組織，須重申一點的是，第四嫌犯在2014年初加入X酒店從事保安經理一職，是透過正常招聘手續，而X酒店亦是一間享譽盛名酒店，且第四嫌犯無論是家庭背景、工作背景都是記錄良好，以及沒有任何犯罪前科，第四嫌犯加入X酒店工作純屬打一份正當工作，以及希望透過自己知識和經驗在工作上得到發揮，並透過工作收入改善家人的生活條件。
31. 第四嫌犯在本澳有穩定的工作收入、其穩定事業基礎、有一個幸福家庭，而且嫌犯過往曾擔任香港警察，知道犯法的嚴重性，故上第四嫌犯沒有必要冒著犯罪坐牢風險，以及不存在任何犯罪動機。(參見原審合議庭判決書第四嫌犯答辯狀獲證明之事實第219條至229條)
32. 在工作上，第四嫌犯須履行作為保安經理的工作義務和服從上司命令，負責管理酒店保安的工作，維持酒店裡秩序等事實，並無上訴人所說的配合實施犯罪活動。更絕非參與被指控的參與犯罪組織或集團工作。本案中並沒有證據或跡象顯示上訴人有主動參與任何犯罪組織，相反，也僅能顯示上訴人為該酒店保安工作。
33. 原審合議庭清楚地分析和綜合了本案中證據，得出了上指證明事實，清楚地證明了上訴人進入X酒店工作只是一般正常工作無異，故上訴人檢察院提出這一部份內容明顯屬於無理的。
34. 上訴人檢察院將第四嫌犯為實施犯罪集團者之一，明顯屬於錯誤及無依據，因為沒有充分證據證明第四嫌犯有實施該等犯罪集團行為。
35. 控訴書上的這些事實是希望用來舉證犯罪組織罪，又或這樣理解，舉證黑社會罪，各罪犯所被檢控的其他罪行均與上述罪行有連結。的確，檢察院不論是控訴階段或是上訴階段都試圖以結論性事實去支持指控眾嫌犯為一犯罪集團團伙犯罪。
36. 檢察院的上訴狀似乎亦重復控訴書中的舊有問題，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實質的事實可以讓我們確立到在實際上存有創立一個社團或一個群組的意圖，並且該社團必須是特定的(不是酒店本身)，要有一個集體意志組成的過程以及彼此間有共同感覺大家是相互連結的。
37. 在獲證的事實中可以得知至少在上世紀90年代在X酒店已經有賣淫活動，甚至乎那些漂亮的女性成為了遊客特意一看的景點，原審法庭清楚指出不可忽視這本身就是大眾人人皆知的事實。在卷宗上可以得出在X酒店內的賣淫情況存在了相當時間，亦是人人皆知的。
38. 原審合議庭判決中指出卷宗上卻沒有顯示出各嫌犯有任何方式結集在一起。證實不了六名嫌犯之間有一個不同於酒店結構的組織。證實不了六名嫌犯之間有任何集體意志(獨裁的/民主的/結合的)。證實不了六名嫌犯之前有相互連繫的感情。
39. 在本案中，唯一存在的組織就是酒店，在酒店內首5名嫌犯被聘用，各自進行其職務活動，沒有顯示出他們有任何獨立於其正在工作的酒店架構。
40. 因此，在事實中並不能證實一些能從中確認各嫌犯有一個相互合作，凝聚的關係或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工作或結合去達致一個共同目標的關係，也就是，在本案中證實不了各嫌犯有共同合組社團，正如證實不了首三名嫌犯有為著建立，建設及領導一個社團而結合在一起，同樣地證實不了第四至第六名嫌犯有過控訴書上所講的社團結合，因為簡單來說根本沒有任何社團存在。
41. 上訴人檢察院在其上訴狀結論第92條至第100條提出針對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將針對第四嫌犯的90項第6/97/M號法令第8條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改為一項第6/97/M號法令第8條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操縱賣淫罪，其認為原審合議庭判決書所持之見解是錯誤，並提出了有關學說和葡國司法見解。
42. 關於檢察院提出這方面見解，我們認為其所引用見解均是以偏蓋全，甚至檢察院上訴中所提出的司法見解也並非是支持他的立場，明顯檢察院是錯誤理解，繼而錯誤適用。
43. 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已清楚指出及比較本澳中幾條相關條件不同之處，立法者立法時的原意作考慮，正如原審合議庭判決中記載，已作出了充分說明和理由。
44. 根據原審合議庭的見解，明顯《刑法典》第163條淫媒罪與本案中第6/97/M號法令第8條的操縱賣淫罪不同，《刑法典》第163條所保護的確是婦女的性自由及性自決，屬於個人利益，而當第6/97/M號法令所保護的法益是“保護社會性道德的公共利孟及貞潔”，第6/97/M號法令第8條規定操縱賣淫罪中指的婦女是自願賣淫，且不存在困厄情況，但立法者當初立此法就是要維持社會公共道德和秩序，顯然屬於公共利益，而不屬於個人利益。
45. 原審合議庭清楚指出了淫媒罪與操縱賣淫罪兩者之間不同，而並非上訴人檢察院所述將淫媒罪套用在操縱賣淫罪身上，故上訴人顯然是錯誤理解了。因此，無論本案中存在多少妓女賣淫，也應一罪論處，這個觀點和見解是正確無誤。
46. 上訴人檢察院第111條至及第112條中指原審合議庭對第四嫌犯僅適用第6/97/M號法令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表示不同意。
47. 上訴人只是又一次想藉以眾嫌犯們是屬於犯罪集團，有分工合作為由，而應論斷所有嫌犯的是以共同犯罪方式實施，均應適用第6/97/M號法令第1款所規定之處罰。上訴人檢察院在第112條中對第四嫌犯所指控內容是毫無事實根據。
綜上所述，懇請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如下：
48. 裁定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的上訴理由成立，倘若他們之上訴成立時，同時對第四嫌犯作出惠及有利之裁決；以及
49. 裁定上訴人檢察院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駁回其上訴的所有請求。倘不認為如此，則裁定被上訴裁判並沒有上訴人主張的瑕疵，維持被上訴裁判之全部。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僅維持檢察院的上訴理由以及對嫌犯上訴人的上訴的答覆的理由。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關於檢察院就原審法院改變了第二嫌犯原來所採用羈押措施為非剝奪自由的強制措施的決定的上訴，本合議庭已經在2016年6月16日審理完畢。
現就檢察院以及各嫌犯上訴人對原審法院的終局裁判的上訴，再次進行評議和表決，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自1995年1月1日起，A(第一嫌犯)為X酒店的行政董事，是X酒店的最高負責人，其負責酒店場所的商業運營，直接領導及指揮X酒店的所有員工，包括酒店內各階層的經理及保安人員。6
2. 自2013年6月21日起，B(別名BX，第二嫌犯)為X酒店的副經理-特別市場客務關係，主要負責酒店的前堂接待及排房等工作，直屬於C。對於一些重要的決策第二嫌犯可直接與第一嫌犯溝通研究，而毋須向C匯報。同時，第二嫌犯亦獲發一間位於X酒店8樓供其長期居住的第8023號房間。
3. 自2004年11月11日起，C(第三嫌犯)開始為X酒店工作，當時為X酒店前台經理，2008年1月1日起擔任房務部經理，2011年7月1日起擔任駐店經理，2014年1月1日起擔任X酒店總經理。
4. 第三嫌犯作為X酒店的總經理，負責管理X酒店的日常運作，直屬於第一嫌犯。房務部及保安部的職員每日均會向其匯報關於酒店房間的租住情況及通知其在酒店範圍內發生的一切突發事故，第三嫌犯有權根據實際情況向所有員工發出相應的指令。
5. 第三嫌犯每天均會接收一個由新X酒店前台所發送的短訊，該訊息匯報當天新X酒店(縮寫“GL”)的入住率(“OCC”)、平均房價(“average rate”)及收入(“revenue”)，而針對X酒店(縮寫“HL”)還會匯報當天“YSL”女子的入住率、平均房價和租房的數目。
6. 上項所指的訊息還會傳送予新X酒店的訂房部經理、值日經理和助理前台經理。
7. 第五項所指關於兩間酒店入住的訊息發送於2008年開始，資料內容為前一日的入住情況。
8. 自2014年1月12日起，D(第四嫌犯)為X酒店保安部經理，是保安部及全體保安人員的最高負責人。第四嫌犯透過一間香港的獵頭公司XX酒店人事顧問有限公司(Hotels XX，Limited)介紹，簽約來到X酒店工作。7
9. 自2014年12月23日起，E(第五嫌犯)獲第二嫌犯以外地僱員的身份聘用在X酒店工作，並擔任第二嫌犯的助理，協助第二嫌犯處理前堂的工作。
10. 第一嫌犯使用...；第二嫌犯使用...、...、...、...、...；第三嫌犯使用...；第四嫌犯使用...；第五嫌犯使用...；第六嫌犯使用...；BY使用...；BQ使用...；BL使用...；BM使用...。第二嫌犯還使用國內手提電話...；BQ使用國內手提電話...。另外，第二嫌犯還使用...；BL使用...和BQ使用…1178。
11. 至少自1995年起，為免對酒店其他住客造成騷擾，X酒店便將120間房間的配額預留給在酒店從事賣淫的女子，該等房間位於酒店五樓和六樓，亦被稱為“開工房”。
12. 至少自1996年起，上項所提到的配額被稱為“PRC working girls”。
13. 在不能確定但自2002年以前，上項所提到的配額轉而被稱為“Young Single Lady” ，簡稱為“YSL”。
14.自2015年1月起，“YSL”女子支付每日港元1,150至1,650元不等作為租住房間的費用。
15. 入住X酒店的賣淫女子，只能在酒店地下商場範圍內尋找客人。當客人答應後，女子便會帶同客人返回入住的房間。
16. 2014年7月底，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作為保安部的主管在X酒店創立了代碼系統以便保安人員相互溝通，該系統由下列五個識別碼組成：
CODE ONE (1) ：警方截查；
CODE TWO (2) ：搶劫/盜竊；
CODE THREE (3) ：打架；
CODE FOUR (4) ：火警；
HONG SEK：示意有問題要處理但無須驚動客人，如炸彈威脅等。
17. 上項所提到的識別系統的設立，是由於X酒店的保安員不再由中國藉人士擔任，轉為聘用其他國藉如尼泊爾籍人士，而這些保安員不諳廣東話或普通話。
18. 在設立上述代碼系統之前，當X酒店的保安人員發現有警員巡查時，會相互通知“隊伍離開”。
19. CODE ONE是為了包庇“YSL”女子，使不同國籍的值班保安人員在接收“CODE ONE”代號時立即明白及驅散“YSL”女子，或要求“YSL”女子在所屬樓層停留，待警方人員撤離後才返回“沙圈”內繼續尋找客人。9
20. 2014年8月29日下午，保安員因發現警方檢查賣淫女子的證件而發出“CODE ONE”通報，第四嫌犯立即前往X酒店第5及第6樓層，除了查看情況外，第四嫌犯還禁止“YSL”女子下樓至“沙圈”招攬客人，當警方撤離後再通知“YSL”女子返回“沙圈”位置繼續“開工”。及後，第四嫌犯將是次成功避過警方截查行動向第三嫌犯滙報。10
21. 2014年11月29日晚上約20時58分，尼泊爾籍保安E27在新翼發現警方巡查，便依第四嫌犯之前的指令以對講機呼叫“CODE ONE”作出通知，故最終只有4名女子被警方帶入保安室調查。第四嫌犯得悉後立即通知第三嫌犯，翌日第三嫌犯指示下屬跟進被警方帶走的“YSL”女子人數及狀況。11
22. 在2014年一個不能確定的日期，X酒店5樓和6樓開始長駐兩名保安員，以提升這一區域的保安工作，而這兩名保安員亦負責在接收到“CODE ONE”呼叫後可通知“YSL”女子返回房間以避過警方的截查。12
23. 當保安人員發現並非第5或第6樓層的女子在X酒店內賣淫，須找尋有關女子所租住的房間，並由相關工作人員前往上述房間勒令該等人士退房。
24. 發現形跡可疑的住客或非“YSL”女子而作出報告的保安員，可獲發放澳門幣200元的獎金。13
25. 於2014年11月8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YSL”女子身材肥胖要求第三嫌犯跟進，並將消息轉告第二嫌犯知悉。14
26. 於2014年12月1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疑似非“YSL”的賣淫女子，指示保安員立即查核該名女子資料並作出滙報，監控房保安發現其入住第7060房，並非第5或第6樓層的“YSL”女子，故按第一嫌犯既往吩咐禁止該女子在酒店內“開工”(即招攪嫖客)。15
27. 於2014年12月9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樣貌不佳的賣淫女子，指示第四嫌犯查核該名女子是否入住第5或第6樓層的“YSL”女子，否則立即作出驅趕。16
28. 於2015年1月7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樣貌不佳的賣淫女子，要求第四嫌犯查核該“YSL”女子的取房代號後，命令通知第二嫌犯將其取房代號由“PT”改為“P”。17
29. 經查核後得知，上述女子為“G”，於2015年1月5日，獲第二嫌犯批准入住於5093號房間並被編入“YSL”系統取得“PT”代號，而於2015年1月7日，第一嫌犯通知第二嫌犯後，“G”的代號被更改為“P”。18
30. 至少由八年前開始，在招攬客人的區域內倘若賣淫女子的人數過多，保安人員會召回所有的賣淫女子，由前台管理人員在保安室內進行抽籤，以決定某部分賣淫女子須留在房間休息2至4小時，其他的則可以繼續在招攬客人的區域內活動，上述措施被稱為“功夫”。
31. 在第二嫌犯開始在X酒店工作後，上述抽籤工作便交由其負責，即所謂的“功夫”。
32. 在第二嫌犯為X酒店工作一段時間後，想入住X酒店進行賣淫的女子須經過批准(以入住酒店)，首先須前往“副理櫃檯”(副經理櫃檯)進行甄選。
33. 副理櫃檯設有經理負責接待有特別要求的客人或團隊，以及處理投訴。
34. 賣淫女子欲在X酒店內入住及進行賣淫活動，必須在每日的下午2時30分前往副理櫃檯排隊約見，須遞交身份資料副本及留下聯絡電話，賣淫女子稱之為“面試”。
35. 經過第二嫌犯甄選被認為可以入住酒店從事賣淫的女子，大約30分鐘後會收到電話通知其已獲批准入住，須往前堂辦理手續(辦理入住手續)。
36. 作為酒店住客，於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在酒店的訂房系統中會以字母簡稱“YSL”登記，並以“C”、“T”、“CT”、“PT”及“P”5個代號等級分類。“C”代表只要屬“YSL”專用之房間－即120間房間－有空房時即可獲發房間的女子；“CT”代表如屬“YSL”專用之房間開房數低於110間時，可獲發房間的女子；“T”代表如屬“YSL”專用之房間開房數低於100間時，可獲發房間的女子；“PT”代表暫時不能入住，須經批准後才能獲發房間的女子；“P” 代表被拒絕發放房間的黑名單女子。
37. 取得代號為CT、T及PT的女子，須於每日下午2點30分前往“副理櫃檯”辦理房間續租。
38. 酒店訂房系統中C、T、CT、PT及P代碼的後面，還有以下三個縮寫：B的縮寫KW(第二嫌犯)、A的縮寫AH(第一嫌犯)及C的縮寫PL(第三嫌犯)。
39. X酒店的前堂經理在不確定的日期(約在1995年)在前堂的訂房系統中開始使用代碼C、T、P，而在第二嫌犯任職後創立了代碼CT及PT。
40. 2014年4月至5月份第二嫌犯患病休假期間，上述“副理櫃檯”的工作由第一及第三嫌犯負責。
41. 在2014年的某段期間，賣淫女子的房卡上附有相片，以便當酒店的保安人員遇到身份可疑的賣淫女子時可以識別其是否酒店住客。
42. 2014年11月29日，由於澳門回歸紀念日將至，因附有相片的房卡類似酒店人員的工作證件，在第二嫌犯的建議下，第一嫌犯指示第三嫌犯於回歸紀念日後，再向“YSL”女子發出附有相關女子相片的房卡，此前暫以普通房卡代替。19
43. 第二嫌犯經常召集“YSL”女子舉行會議，以檢討賣淫女子的行為舉止，諸如規定她們只能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客人、要不停的走動及禁止她們圍客。
44. 第二及第五嫌犯會監察“YSL”女子的賣淫情況，當發現違規的情況發生便會作出相應的懲罰措施。
45. 當有賣淫女子在招攬客人的區域內停留，直接接觸或騷擾酒店客人，或出現爭吵，或外觀不符合規定時，第二及第五嫌犯－可能是由保安人員舉報，也可能是在巡視時發現－會對賣淫女子作出訓示，如她們不遵守規則，會對違規者在一段期間內禁止租住酒店，如2至3個月。
46. 2015年1月9日凌晨時份，第五嫌犯在監控房內監察“YSL”女子的賣淫情況時，發現H、I及J三人在“沙圈”範圍內並排地站在一起，於是被第五嫌犯停工三個月，她們的入住房間編號分別為5018、6064、5017，護照編號分別為...、...、...。
47. 第二嫌犯在擔任X酒店的特別市場部經理期間，利用其職位上批准訂房與否的權力，向欲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要求支付人民幣10萬元至15萬元的“介紹費”或“入場費”。
48. “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一定期間過後，第二嫌犯便會將該等女子登記成為代號“P”，禁止她們繼續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49.第二嫌犯透過BL(亦被稱為CB或“CC”)告知欲前往X酒店賣淫的女子，須支付一筆數額為人民幣12萬至15萬元不等的費用以取得“開工房”。
50. 當不能順利取得房間時須繳交一定費用予第二嫌犯的潛規則亦在“YSL”女子中互相廣傳。
51. 對於一些非“YSL”而想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第二嫌犯會透過第六嫌犯F要求該些賣淫女子先繳交人民幣15萬元，方允許其取得房間。
52. 對於一些非“YSL”而想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第二嫌犯會透過BM(化名“BN”)、“CC”或“BO”、“BP”等淫媒要求該些賣淫女子先繳交人民幣10至15萬元的“入場費”，再將賣淫女子的身份資料給予第二嫌犯，當她們到X酒店前堂作登記時，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
53. 第二嫌犯為了掩飾其犯罪行為，會儘量避免直接收取上述費用，並交由第五嫌犯或BL收取後轉交予第二嫌犯。
54. 為了掩藏活動，第二及第五嫌犯在使用手提電話與他人進行通訊時，會將所收取金額以“10個”“12個”“8個”“5個”表示，“個”代表金額1萬元，即分別相當於人民幣10萬元、12萬元，如此類推。
55. 2014年10月29日，第二嫌犯要求第六嫌犯與一名淫媒“CD”接洽。由於“CD”想引介一名賣淫女子“AG”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但第二嫌犯為了掩藏其身份，因此指使第六嫌犯與“CD”接觸，並要求對方支付人民幣15萬元，而第六嫌犯亦按要求去做。20
56. 2014年4月22日，K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安排入住第6019號房間。
57. K在該酒店“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三名嫖客提供性服務，合共賺取約港幣4,500元。
58. 2014年4月23日，L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安排入住第5099號房間。
59. L在該酒店“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三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港幣4,500元。
60. M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批准後於2014年4月22日被安排入住第5037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61. M在該酒店賣淫期間，共賺取了約港幣50萬元肉金。
62. 2015年1月9日，M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專屬櫃檯排隊，獲安排入住第502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63. 2014年4月21日，N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安排入住第5053號房間。
64.N是次在該酒店賣淫期間，向五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港幣7,500元。
65. 2014年5月18日，O進入本澳，在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後，被安排入住第5043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66. O是次在該酒店賣淫期間，曾向十三名嫖客提供性服務，共賺取約港幣19,500元。
67. P於2013年8月份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從事賣淫活動一段時間後，第二嫌犯表示不會再向其發放房間，並要求她向其他賣淫女子查詢。
68. P得知須向一名化名“BO”之男子繳交人民幣15萬元的“介紹費”，否則第二嫌犯不會給予房間其租住。隨後P與“BO”取得聯絡，並將人民幣15萬元匯入“BO”指定的銀行帳戶內。
69. 匯款後，第二嫌犯才批准P繼續租住X酒店的“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及可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70.2015年1月6日，P按“BO”指示偷渡進入本澳，翌日便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被安排入住X酒店第6053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71. P在該酒店賣淫期間，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72. Q於2014年下旬偷渡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以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但無法成功取得房間。經向其他賣淫女子查詢後，得悉須向“CC”繳交人民幣15萬元的“介紹費”，才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
73. Q與“CC”聯絡後，按其指示將人民幣15萬元存入指定的銀行帳戶內，隨後Q在X酒店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74. 第二嫌犯安排Q入住X酒店第5及第6樓層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75. Q是次在該酒店賣淫期間，向四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港幣6,000元。
76. 2014年中旬，R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一及第二嫌犯安排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77. R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一段期間過後，R遭到第二嫌犯驅趕。經詢問其他賣淫女子後，得悉所有賣淫女子均須向第二嫌犯支付數千元的費用否則會被驅逐出酒店範圍。故此，R每月均會按第二嫌犯的要求前往該酒店8樓第二嫌犯的房間向其支付港幣6,000元，自此第二嫌犯便沒有阻攔其從事賣淫活動。
78. 2015年1月1日，S要求“BP”安排其前往本澳從事賣淫活動，“BP”向S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再轉交第二嫌犯後，才能在X酒店取得“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
79. S將人民幣15萬元交給“BP”保管，並要求“BP”先不要將上述金錢轉交予第二嫌犯，待S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專屬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但經4天嘗試仍無法成功取得房間。因此，要求“BP”將上述金錢給予第二嫌犯，於當日下午S便能順利地利用“CE”的證件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80. S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為嫖客提供性服務，共賺取約港幣40,000元肉金。
81. 2014年12月12日下午，T抵達珠海機場並由“CF”接送到澳門。當天下午1時56分，BM致電第二嫌犯稱當日將引入兩名女子於X酒店賣淫，其中一名為T。21
82. 及後，T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T給第二嫌犯審視樣貌後，被先後安排入住第5053及5058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83. T合共支付了港幣128,000元作為“入會費”及“月費”。
84. T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數十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85. 2015年1月8日，U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86. 由於已承諾將每天賣淫所得中的百份之六十給予淫媒“CG”作為“介紹費”，故在“YSL”系統中被第二嫌犯設定為“PT”代號(“YSL-PT/KW”)，U獲安排入住第606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87. U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6名嫖客提供性服務，共賺取約港幣10,000元肉金。
88. 2015年1月9日，V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由於已承諾將每天賣淫所得中的百份之三十給予淫媒“CH”，直至付清港幣8萬元為止，故獲安排入住第6093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89. 自2013年11月份開始，W曾多次自行前往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於2014年10份，W在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90. 於2014年11月份開始，W被X酒店前堂職員拒絕發房，經打聽後得悉須向第二嫌犯繳交人民幣15萬元才能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但第二嫌犯不會親自收錢，須透過“BO”代為轉交，故W將人民幣15萬元存入“BO”指定的銀行帳戶內。W使用CI的偽證登記，被第二嫌犯安排入住X酒店5085號房間。
91. 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客人期間，W表示曾數次接獲保安員通知有警員前來，要求立即離開。
92. W是次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20多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向嫖客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93. 2014年上旬，X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被安排入住該酒店五樓及六樓的房間。
94. X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共賺取約人民幣10多萬元肉金。
95. 自2014年10月，Y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被安排入住該酒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96.Y在該酒店賣淫期間，曾向多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97. 2014年7月初，Z在“CJ”的介紹下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Z被安排入住X酒店6020號房間。
98. Z付清合共人民幣15萬元後，才順利在X酒店繼續入住6020號房間。
99. Z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澳門幣1,500元肉金。
100. 2014年，AA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被安排入住。
101. 2015年1月2日，AA再次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及第五嫌犯面試後，獲安排入住第5080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102. AA在該酒店賣淫期間，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03. 2014年11月，AB承諾以分期方式向淫媒“CK”支付港幣6萬元的“介紹費”後，“CK”帶同AB前往X酒店前堂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並獲第二嫌犯安排入住該酒店五樓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04. AB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05. 2012年10月份，AC透過網上招聘廣告認識“BP”，AC在“BP”介紹下被安排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為此，AC須支付人民幣8萬元。
106. 直至2014年10月份左右，AC再次聯絡“BP”協助在X酒店賣淫，“BP”向AC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能安排其繼續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
107. AC答應先支付人民幣5萬，餘款在X酒店賣淫後再支付。AC在支付人民幣5萬元後，順利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於2014年12月下旬，AC再將餘下的人民幣10萬元給予“BP”。
108. 自2014年10月開始，AC在該酒店的“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為嫖客提供性服務，合共賺取約港幣30萬元。
109. AD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安排入住。
110. AD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11. 2014年10月，AE在淫媒“CL”的介紹下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並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直至2014年12月28日，AE已向“CL”合共支付了人民幣壹拾肆萬元的“中介費”及“茶水費”。
112. 2015年1月4日，AE再次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安排入住第5040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13. AE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平均每天向8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14. 2014年5月10日，第二嫌犯致電第一嫌犯請求安排一間“開工房” 予AF，因此，AF被安排入住第6035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期間，第二嫌犯致電AF的手提電話...以確認對方是否順利取得“開工房”。22
115. 2014年11月6日，下午3時40分，第二嫌犯透過短訊向AF的手提電話...發送內容為“… XX B”之信息。未幾，第二嫌犯透過手提電話...接收內容為“你尾號…卡6日15:58XX銀行收入(他行滙入)50,000元，餘額76,523.74元。【XX銀行】”之短訊。23
116. 2015年1月3日，BL致電第二嫌犯商討是否容許淫媒“CD”所提供之妓女入住X酒店，最終AH、AI及AF獲第二嫌犯批准取得“開工房”。24
117. AJ向淫媒“CM”支付人民幣2萬元後，按“CM”的指示自行前往X酒店以取得“開工房”。
118. 2014年11月，AJ前往X酒店前台表示想取得“開工房”，職員讓其到副理櫃檯排隊。
119. 當AJ到副理櫃檯時正好遇到第一嫌犯，經其向身邊人員點頭表示可以安排房間後，被安排入住第5021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120. AJ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21. 自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AK承諾向淫媒“CN”交出港幣10萬元的“介紹費”後，按“CN”的指示共三次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AK在該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22. 2014年9月20日，AL自行前往X酒店排隊以取得房間，期間，第二嫌犯向其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0萬元才可向其發放房間進行賣淫活動。AL向第二嫌犯承諾以每兩星期支付2萬元的方式付款，第二嫌犯同意後安排其入住第5037號房間。
123. AL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24. 2011年至2014年期間，AM在本澳從事賣淫活動。期間，AM多次入住X酒店並尋找嫖客。AM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25. 2014年上半年，AN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AN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為嫖客提供性服務，共賺取約港幣40多萬元肉金。
126. 2014年年初，AO自行前往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經酒店的保安員指引下前往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順利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27. 2014年10月1日，AO再次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時，被前堂職員拒絕發房。經詢問後，取得“CO”的聯絡電話，“CO”要求其將人民幣15萬元匯入指定的XX銀行帳戶內，當匯款後才可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28. 2014年12月，AO將人民幣10萬元匯入上述帳戶內，隨後再將其本人的證件號碼以訊息發送予“CO”後，便順利地獲安排入住第5095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2015年1月，AO再將餘下的人民幣5萬元匯入“CO”指的的銀行帳戶內。
129. AO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30. 2014年下旬，AP非法進入本澳欲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通過“佳佳”獲悉須向第二嫌犯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能取得“開工房”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第二嫌犯不會直接收錢，而是透過“金CC”代收。
131. 隨後，AP向“金CC”支付人民幣15萬元後，被安排入住該酒店第5052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132. AP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六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港幣9,000元。
133. 2014年3月，AQ透過網上招聘廣告認識“BP”，“BP”向其表示可介紹AQ前往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以賺取可觀收入，並稱需交出港幣10萬元及每月澳門幣18,000元作為介紹費，AQ答應並向“BP”交出款項後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134.AQ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六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港幣9,000元。
135. 2015年1月8日，AR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安排入住第5053號房間。
136. AR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收取約澳門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澳門幣3,000元。
137. 2014年5月底，AS偷渡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的前堂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被安排入住第5061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138. 2014年12月，AS持署名“CP”的往來港澳通行證再次非法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第5083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是次取得“開工房”前，AS以刷卡的方式向第二嫌犯支付了人民幣15萬元“入場費”才可在該酒店賣淫。
139. AS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40. 自2014年8月，AT自行前往X酒店的前堂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該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141. AT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42. 2011年4月，AU給予“BP”港幣10萬元的“好處費”後，便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另外，AU每月亦須向BP支付港幣1萬8千元的茶水費。
143. 2014年12月12日，AU偷渡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安排入住第504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44. AU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共向二十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45. 2014年11月上旬，AV自行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
146. 及後，於2015年1月9日，AV再次前往X酒店租住房間進行賣淫活動時，向職員提供護照後被安排入住第6022號房間。
147. AV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48. 2014年12月初，AW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面試，第二嫌犯向其表示“我給你兩個月時間在X內做賣淫工作，兩個月後我就要收取你15萬人民幣”。由於AW知悉這是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的規則，因此只好答應有關要求，第二嫌犯安排其入住該酒店六樓房間，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AW在X酒店提供性服務，共賺取了約港幣11萬元的肉金。
149. 2014年11月上旬，AX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面試，第二嫌犯向其表示須支付港幣8萬元作為租住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的費用。AX答應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後，第二嫌犯安排其入住該酒店6033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同時AX須繳付房間每天的租金。
150. 直至2015年1月，AX透過一名不知名男子向第二嫌犯支付了合共港幣5萬多元現金。
151. AX在上述酒店進行賣淫活動期間，曾參與由第五嫌犯主持的會議，主要檢討賣淫女子的言行舉止。
152. AX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53. 2012年8月開始，AY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
154. 直至2014年10月份，AY在前堂排隊時被職員拒絕發房。經打聽後獲悉欲繼續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必須向第二嫌犯支付一定金錢後才可順利地取得“開工房”。
155. 經與第二嫌犯取得聯絡後，第二嫌犯向AY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可繼續租住房間以從事賣淫活動。因此，AY於2014年11月將人民幣15萬元以現金方式直接匯入第二嫌犯的銀行卡中。及後，AY被安排入住第6039號房間繼續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
156. AY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57. 2014年8月，AZ自行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
158. AZ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期間被安排入住該酒店五及六樓房間，並曾參與由第五嫌犯主持的會議，以檢討賣淫女子的行為舉止及賣淫活動範圍。
159. AZ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三十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港幣4萬元。
160. 2014年10月開始，BA在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161. 2014年12月27日，BA再次前往X酒店專屬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162. BA在X酒店進行賣淫活動期間，曾三次參與由第二及第五嫌犯舉行的會議，主要禁止賣淫女子離開“沙圈”範圍尋找客人及騷擾其他客人，若違反有關規則會被禁止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
163. BA在該酒店賣淫期間，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64. BB將其名字及年齡交予淫媒“CQ”後，於2014年9月前往X酒店大堂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經第二嫌犯面試後通知其等待電話通知。約半小時後，BB順利取得“開工房”，並自始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165. BB在該酒店賣淫期間，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66. BC於2014年5月在淫媒“CR”及“CS”的安排下自行前往X酒店大堂的副理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經第一及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該酒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167. BC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期間，每天須前往上述副理櫃檯重新面試為其房間續租，約一個月過後，則只須每兩個月面試一次便可。
168. BC從其在X酒店賣淫所得以分期的方式向“CR”支付港幣10萬元的“入場費”，直至2014年8月付清。
169. 2015年1月5日，AI自行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被安排入住第607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70. AI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曾向三十名嫖客提供性服務，每次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合共賺取約港幣3萬元。
171. BD會向淫媒“小月”支付了人民幣5萬元的“介紹費”後，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副理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並利用CT的證件登記，經第二嫌犯面試後獲安排入住第6085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72. BD會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共賺取約人民幣5萬元肉金。
173. 自2014年7月起，BE自行前往X酒店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經第一及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五及六樓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174.及後，第二嫌犯曾向其暗示要支付港幣10萬元，否則不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BE為了能繼續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同意以分期支付方式向第二嫌犯繳付上述金額。直至2015年1月，BE透過第二嫌犯所指派的兩名不知名男子向第二嫌犯支付了合共港幣4萬元的現金。
175. 自2013年12月至2015年1月，BG透過支付淫媒“CU”合共約港幣17萬元的介紹費及佣金而順利獲准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2015年1月9日，BG獲安排入住該酒店第6032號房間提供性服務。
176. BG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該酒店“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77. 2015年1月9日，BH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78. BH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79. 2014年6月，BI透過友人的介紹前往X酒店的專屬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經第一嫌犯及其他主管面試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180. 2015年1月8日，BI再次前往X酒店的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獲第二嫌犯安排入住第6087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181. BI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82. 2015年1月8日，BJ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排隊面試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在面試期間，第二嫌犯曾向BJ表示欲繼續租住“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必須在兩個月的期間內向其支付港幣15萬元的“入場費”，否則不會獲發房間。BJ答應後，獲第二嫌犯批准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183. BJ被安排入住第6074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BJ每天須到前堂副理櫃檯為其房間續租。
184. BJ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85. 2014年11月10日，BK經淫媒“CV”的介紹下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第6081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186. BK須向“CV”支付港幣10萬元作為“入場費”及每個月支付港幣18,500元“茶水費”。BK從其在X酒店賣淫所得分期支付“入場費”，直至2015年1月5日付清。
187. 2015年1月5日，BK再次前往X酒店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經第二及第五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第6081號房間。
188. BF自2014年中開始，自行前往X酒店的專屬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189. 2015年1月6日，BF再次前往X酒店前堂排隊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被安排入住第5024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190. BF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191. 第一嫌犯所作的上述行為，在酒店內為該等女子提供場所招攬客人以從事賣淫活動。
192. 第三及第四嫌犯所作的上述行為，為第一嫌犯在酒店內提供場所予該等女子招攬客人以從事賣淫活動，存在提供幫助之可能，且同意該結果的發生。
193. 第二嫌犯利用向賣淫女子分配X酒店5樓及6樓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的特權，以將賣淫女子列入或解除在X酒店訂房的名單之權力，透過自身或他人向賣淫女子索取“入場費”及“介紹費”，意圖從中獲得其無權收取的金錢。
194. 第五嫌犯自2014年12月23日起履行第二嫌犯助手的職務，協助其掌控賣淫女子在酒店內的行為，亦協助向賣淫女子要求支付予第二嫌犯其無權要求收取的費用。
195. 第六嫌犯協助第二嫌犯向賣淫女子索要“入場費”及“介紹費”，而第二嫌犯要求的這些費用其無權向賣淫女子收取。
196. 六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知悉其上述行為是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197. 第一嫌犯A月入澳門幣160,000元，具博士學歷，無需供養任何人，在交際及工作圈子中廣為人知其出任職務上的管理高層。
198. 第二嫌犯B月入澳門幣30,000元，具高中學歷，無需供養任何人。
199. 第三嫌犯C月入港幣130,000元，具兩年高等教育課程學歷，需供養太太及一名兒子，在交際及工作圈子中廣為人知其出任職務上的管理高層。
200. 第四嫌犯D月入港幣40,000元，具XX管理碩士學歷，需供養母親及兩名兒子，在交際及工作圈子中廣為人知其出任職務上的管理高層。第四嫌犯為已退休的香港前警務人員，曾任職多間公司負責保安工作。25
201. 第五嫌犯E月入澳門幣20,000元，具高中學歷，需供養父母及一名女兒。
202. 第六嫌犯F月入港幣25,000元，具初中學歷，需供養父母。
203.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述六名嫌犯均為初犯，但於2005年或2006年某不確定之日，第六嫌犯曾因觸犯一項吸食麻醉藥品罪被科處罰金，該判決已轉為確定，即便罰金數額未能確定。
扣留及扣押物品：
- 2015年1月10日，司警人員在X酒店20樓20號房截獲第一嫌犯，在第二嫌犯所居住的第8023號房內截獲第二及第五嫌犯。
- 在第一嫌犯所居住的X酒店20樓20號房內，司警人員在該房間睡床旁邊櫃內搜出多個牌子合共72個避孕套及潤滑劑，並在化妝枱旁的抽屜內搜出一本記事本，當中記錄多名人士的電話。此外，亦在化妝枱抽屜及保險箱內搜出現金，見卷宗第681頁，為著適當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 在X酒店8023號房內，司警人員在該房間睡床旁之床頭櫃上搜出三部屬第五嫌犯所有的手提電話：機身編號為...及...的手提電話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及電話號碼為...之一卡兩號電話卡、機身編號為...的手提電話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及(86)181...之一卡兩號電話卡、機身編號為...的手提電話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此外，亦搜出兩張印有“預訂詳情”的酒店表格紙張，紙上寫有與“YSL”系統有關的取房代號及批房權限代號: “YSL”、“PT/KW”、“C”、“CT”、“T”、“PT”、“P”、“AL”、“PL”；還搜出四張寫有多名“YSL”女子姓名、證件號碼及房號之紙張。
- 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身上搜出一台手提電話，其機身編號...的手提電話內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及一張X酒店匙卡。
- 司警人員在第二嫌犯身上搜出四台手提電話：機身編號...的手提電話內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機身編號...的手提電話內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機身編號...的手提電話內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機身編號...的手提電話內裝有一張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四張寫有“CW5097(9.30)、CX6053(9.1)、CY6064(減肥)、6039(P)、5052(P)、CZ 6082(8.13)、DA5058(8.11)、DB6050(11.13)、AJ 5059(9.29)、AD5035(9.21)、DC6038(9.1)、DD 6022(9.1)、DE6052(10.20)、DF6093(11.4)、AH5059(8.30)”、6078DG、5049DH、6034DI、DJ、DK、AB5055、5093DL“YSL”女子資料的卡片以及現金。
- 司警人員在第三嫌犯身上搜出一台手提電話，其內裝有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及一張印有X酒店房間之售價表，其中一欄為“YSL”欄目。
- 司警人員在第四嫌犯身上搜出兩台手提電話，其內分別裝有電話號碼為...及...之電話卡。
- 司警人員在第五嫌犯身上搜出一台手提電話，其內裝有電話號碼為...及153...之一卡兩號電話卡、一張寫有“YSL”女子名稱及房間號碼的X酒店紙張及現金。
- 司警人員在第六嫌犯身上搜出現金及一台手提電話，其內裝有電話號碼為...之電話卡。此外，在該台電話的信息中存有BQ電話號碼...及第二嫌犯的電話號碼...及+86...，以及BQ向第六嫌犯提供銀行戶口持有人DM的訊息。
此外還證實了第一嫌犯及第四嫌犯答辯狀中的下列內容：
- 第一嫌犯的答辯狀：
- 在澳門存在賣淫活動。
- 第一嫌犯從未接獲澳門當局的指示，須拒絕讓獨身女性入住X酒店或在酒店逗留。
- 一間酒店的管理和運作應當遵循這類商業企業營運的規則。
- 因此，第一嫌犯及酒店其他員工以有組織性及正當的方式，為客人提供住宿服務，亦為酒店所要達到的商業目的。
- 某些女子在獲得客房時，除了X酒店所收取的房價外，並不需要支付任何回報。
- 對於被拘捕的女子而言，根本不存在任何主腦人物去發號施令，有組織及有計劃地從事活動，又或者支付金錢以換取允許從事該活動。
- 第四嫌犯的答辯狀：
- 第四嫌犯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是香港的獵頭公司XX酒店人事顧問有限公司(HotelsXX)的職員主動找嫌犯，詢問其是否有興趣在澳門的五星級的酒店工作，職位為保安部經理。
- 故在正式進入X酒店前，第四嫌犯亦是從來都沒有直接與該酒店之人士聯絡的，一直與其聯絡之人士亦為香港獵頭公司HotelsXX Limited的職員。
- 保安員是不會亦沒有權力隨意作出驅散的。
- 第四嫌犯作為X酒店的保安部經理，其職責只是負責管理及維持整個酒店的秩序，因此，只要在不影響酒店秩序之情況下，是沒有權力對任何人作出驅趕的，更加沒有權力勒令他人退房。
- 有關聘請保安員以及決定負責看管哪一樓層是由公司決定，而不是由第四嫌犯作出。
- 甚至乎若然有突發的事情發生時，則不論第四嫌犯是當值還是已下班，均有責任向上級匯報情況。
- 第四嫌犯工作時是必須要周圍巡視的。
- 保安員的職責是管理整個酒店的秩序，而不是僅觀察某些特定的人或事。
- 第四嫌犯曾為澳門賽馬會工作，亦是擔任保安的職務。
- 第四嫌犯將其履歷表放於職業社交網站(...)，被香港的獵頭公司XX酒店人事顧問有限公司(HotelsXX)的職員看中及主動聯絡嫌犯詢問其是否願意於澳門工作。
- 第四嫌犯決定再次來澳門工作，由於喜歡澳門的生活節奏及環境，希望一直在澳門生活，故於2014年6月向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申請以專才(管理人員及特別資格技術人員)移民的方式來澳定居，並決定把妻子及兒子都申請來澳門定居。
未被證實：
- 第二嫌犯與第一嫌犯關係密切。
- 作為第二嫌犯所在職級的X酒店員工，不具有在酒店房間居住或租住的權利。
- 全體保安人員均會遵從第四嫌犯發出的指令。
- 至少自2013年7月開始，即第二嫌犯入職X酒店後，第一至第三嫌犯聯同多名在逃涉嫌人合謀並分工合作地創立並領導一以操縱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為目的的犯罪集團。第四嫌犯至少自2014年4月起加入該犯罪集團，伙同第一至第三嫌犯共謀合力地領導及指揮該集團犯罪活動。
- 該犯罪集團為著吸納年輕貌美的賣淫女子，亦會與多名淫媒聯絡或合作，由淫媒安排年輕女子前來X酒店面試，犯罪集團便為該等女子提供賣淫場所，從中賺取金錢利益。
- 嫌犯等人在上述犯罪集團進行操縱賣淫活動時使用以下本澳手提電話作通訊：第一嫌犯使用...；第二嫌犯使用...、...、...、...、...；第三嫌犯使用...；第四嫌犯使用...；第五嫌犯使用...及...；第六嫌犯使用...、...；BY使用...；BQ使用...；BL使用...、BM使用...。另外，第二嫌犯還使用國內手提電話...；BQ使用國內手提電話...。26
- 第五嫌犯使用...及...；第六嫌犯使用...。
- 為了更有系統地管理、操縱及包庇在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該犯罪集團先後創立了“YSL”(即YOUNG SINGLE LADY的簡寫)登記入住系統，用於識別在該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女子的身份，以及“CODE ONE”系統，用於通知保安員驅散賣淫女子逃避警方的搜捕行動。
- 該犯罪集團在X酒店前堂設立了一專屬的櫃檯，專責處理賣淫女子租住房間從事賣淫活動的事宜，並交由第二嫌犯全權負責，而一般的客人絕對不會被安排在該櫃檯辦理任何手續。
- 第一至第三嫌犯會對欲在X酒店內進行賣淫活動的女子進行面試，面試過程主要審視賣淫女子的樣貌及步姿，從而控制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女子的質素。面試主要由第一至第三嫌犯負責，第四及第五嫌犯亦會從旁協助。
- 賣淫女子經過面試後，在X酒店的訂房系統中登記成為“YSL”，而只有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具有批准取得個人代號的特別權限。
- “C”、“T”、“CT”、“PT”及“P”代號由第一及第二嫌犯創立。
- 2014年4月至5月份第二嫌犯患病休假期間，上述替賣淫女子登記的手續由第一嫌犯在前堂副理櫃檯負責；2014年9月份第二嫌犯再次因病休假，上述的登記手續則由第三嫌犯負責；第五嫌犯入職後，每當第二嫌犯休假均由第五嫌犯負責登記。
- 另外，為了方便識別非“YSL”女子及不影響其他在X酒店內正常消費的顧客，該犯罪集團將酒店第5及第6樓層約120間房間，專門供給“YSL”女子作為賣淫的場所。
- 每日須支付澳門幣1,150至1,350元作為酒店第5及第6樓層房間的租金。
- 第二嫌犯吩咐前台職員，當有女子到來前台要求入住“開工房”，若訂房系統中存有該女子的“YSL”取房代號，應根據該女子獲批准的“YSL”代號等級，將預留給“YSL”女子的第5及第6樓層客房出租。
- 為了剔除非“YSL”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賣淫，犯罪集團還會向“YSL”女子發出一套特定為紅色的房卡，分配好房間後再發出附有相關女子相片的房卡以作識別。
- 2014年11月29日，為著避免警方加緊巡查而發現犯罪集團具體運作模式，在第二嫌犯的建議下，第一嫌犯指示第三嫌犯於回歸紀念日後，再向“YSL”女子發出附有相關女子相片的房卡，在此之前暫停發出該房卡。
- 第一、第三及第四嫌犯於2014年7月下旬創立了“CODE ONE”系統。該犯罪集團透過上述手段，包庇 “YSL”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安全地進行賣淫活動。
- 第四嫌犯聘請多名尼泊爾籍的保安員24小時專屬看守第5及第6樓層，以防止不知名人士進入該等樓層。
- 2014年8月29日下午，保安員發出CODE ONE通報，第四嫌犯立即前往X酒店第5及第6樓層，查看值日保安員封鎖樓層及走廊的執行情況。
- 為了更有效地操控、指揮“YSL”女子的賣淫活動，該犯罪集團會不定期地與“YSL”女子舉行主要由第二及第五嫌犯主持的檢討會議，亦未證明第二及第五嫌犯與“YSL”女子舉行會議。
- 犯罪集團會勒令違規的“YSL”女子停工(即禁止她們從事賣淫活動數天)或將她們列入黑名單及勒令她們退房，禁止她們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故此，第二及第五嫌犯會在X酒店的監控房內監察“YSL”女子的賣淫情況。
- 該犯罪集團為了保持“YSL”女子的質素，第三及第四嫌犯要求保安人員注意“YSL”女子的活動及外觀，當發現有不合規範的情況發生必須記錄及向上級通報。
- 第三及第四嫌犯還要求屬下的所有保安人員放任“YSL”女子在“沙圈”範圍內自由尋找客人，當發現非“YSL”女子在X酒店內賣淫，保安人員須立即驅趕有關女子，禁止她們在“沙圈”範圍內“開工”(即招攬嫖客)，以及前往有關女子所租住的房間勒令該等人士退房。
- 該犯罪集團更會向發現非“YSL”女子的保安員發放澳門幣200元的獎金。
- 第一至第五嫌犯經常巡視“沙圈”範圍內的“YSL”女子，以監控她們的活動及檢查“YSL”女子的質素。
- 為了控制在“沙圈”範圍內的“YSL”女子人數，倘若人數過多，該集團會安排“YSL”女子在保安室內進行抽籤，以決定她們在該範圍內尋找客人的先後次序。27
- 第一嫌犯尤為重視“沙圈”範圍內的情況，每天均會前往作出巡視。
- 在得到第一嫌犯明示或暗示同意下，第二嫌犯在X酒店擔任特別客戶部經理期間，利用上述訂房的登記特權謀取巨額的金錢利益，迫使欲在X酒店賣淫的女子支付人民幣10至20萬元的“介紹費”或“入場費”。
- 賣淫女子透過匯款的方法直接存入淫媒指定的內地銀行帳戶內，再由第二嫌犯的丈夫“BQ”利用內地的多個銀行帳戶，將上述巨額的不法所得作管理及分配。
- 於2013年年初，第六嫌犯與第二嫌犯及“BQ”達成協議，第六嫌犯負責與欲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聯絡，要求她們按照第二嫌犯的要求支付人民幣15萬元的“入場費”，完成後第二嫌犯承諾給予第六嫌犯相應的報酬。
- 2014年年初，第六嫌犯接獲第二嫌犯的來電，指示其致電一名女子要求支付人民幣15萬的“入場費”。
- 第六嫌犯按照第二嫌犯提供的資料，致電要求該名女子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能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以手機短訊的方式向該名女子發送由“BQ”提供的銀行帳戶資料，要求該名女子將人民幣15萬元匯入該帳戶內。及後，第二嫌犯給予第六嫌犯人民幣兩萬元作為報酬。
- 2014年年中，第六嫌犯再次接獲第二嫌犯的來電，指示其致電一名女子要求支付人民幣15萬的“入場費”。
- 第六嫌犯再次按照第二嫌犯提供的資料，致電要求該名女子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能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要求該名女子將人民幣15萬元匯入第二嫌犯指定的銀行帳戶內。及後，第二嫌犯給予第六嫌犯人民幣兩萬元作為報酬。
- 第六嫌犯亦為淫媒，曾為上述犯罪集團引入賣淫女子在該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其中於2014年年中引入一名賣淫女子“DN”。
- 另外，第六嫌犯還負責代第二嫌犯與其他淫媒接洽。
- 2014年4月22日，K並非經第三嫌犯面試後被編入“YSL”系統取得“T”代號(“YSL-T/PL”)。
- 2014年4月23日，L並非經第三嫌犯面試後被編入“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PL”)。
- M欲前往本澳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經聯絡“CJ”後得知須支付人民幣10萬元作為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入場費”，且首三個月須支付每月人民幣1萬5仟元作為“茶錢”。
- 於2013年12月份，M應要求將其本人的中國護照給予“CJ”拍照後，便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專屬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面試後取得“開工房”，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 2014年4月22日，M再次進入本澳，由於已支付合共人民幣14萬5仟元的“入場費”及“茶錢”，故在X酒店前堂登記後，被安排入住第5037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2014年11月18日，M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利用DO的證件登記，經面試後被編入“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2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N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AH”)，並可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 2014年2月26日，“DP”向O表示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須支付港幣8萬元的“介紹費”，及後O按“DP”的指示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專屬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O沒有足夠金錢全數支付“介紹費”，故承諾將每次賣淫所得中的港幣600元給予“DP”，O並非因此在“YSL”系統中被設定為“PT”代號，獲第二嫌犯安排入住X酒店開始從事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20日，GH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32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6日，P利用DQ的證件非法進入本澳。
- 2015年1月8日，DJ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65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中旬，R並非經第一、第三及第四嫌犯面試後順利取得“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2日，AD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16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T透過“CF”獲悉欲前往本澳從事賣淫活動須向第二嫌犯支付每年人民幣8萬元的“入會費”以及每月港幣25,000元的“茶水費”。
- V在“YSL”系統中具有“PT”代號(“YSL-PT/KW”)。
- W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期間，曾多次目睹第一及第二嫌犯巡視“沙圈”範圍。於2014年12月某日(具體日期不詳)，第二嫌犯發現W身體略為肥胖，於是要求W減肥後才可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 2014年12月21日，GI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CT”代號(“YSL-C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61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上旬，X經第二嫌犯進行面試。
- X在該酒店賣淫期間，共賺取約人民幣40多萬元肉金。
- Y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該酒店五樓的房間。
- 直至2014年11月初，Z再次到X酒店前堂排隊時，第二嫌犯要求Z支付人民幣15萬元，否則不會再發放房間予其從事賣淫活動。第二嫌犯透過國內手機號碼...發送內容為“XX銀行粵海中路支行，...，DR”的訊息予Z。
- 於2014年11月中旬，Z將合共人民幣12萬元分三次匯入上述銀行帳戶內。及後，第二嫌犯再次發送手機短訊予Z表示仍欠人民幣3萬元，及要求Z將款項匯往“...，DS，XX銀行珠海茂盛支行”的帳戶內。
- Z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期間，曾目睹第一嫌犯巡視“沙圈”範圍。
- 2014年中旬，DT向第二嫌犯繳交人民幣15萬元“介紹費”後才成功取得“開工房”，及後被司警截獲並押離境。於2014年12月16日，DT由內地淫媒幫助及第二嫌犯安排下利用編號...署名“DU”的中國護照入住5082號房間。
- 2015年1月8日，DV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8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AA經第二及第五嫌犯進行面試。
- 2015年1月9日，DW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CT”代號(“YSL-C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6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BP”向AC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能安排其繼續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而有關費用是第二嫌犯要求支付的。AC將人民幣10萬元給予“BP”轉交第二嫌犯。
- 2015年1月3日，DX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利用DY的證件登記以取得“開工房”，由於獲第一嫌犯批准而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AH”)，獲安排入住第5050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AD進入本澳，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因此，獲安排入住第5060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平均每天向1至2名嫖客提供性服務。
- 2015年1月7日，DZ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34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5日，EA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經面試後獲安排入住第5030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在“YSL”系統中被列為“PT”代號，故每天均須到前台櫃檯面試才可繼續租住該“開工房”，直至2015年1月10日，在“YSL”系統中EA被列為“P”代號(“YSL-P/AH”)，拒絕其繼續取得“開工房”。
- 2015年1月3日，EB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22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8日，AF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已事先獲第二嫌犯的批准，故被編入“YSL”系統中具有“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43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AJ經第一嫌犯進行面試。
- 2015年1月6日，EC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28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3日，BW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20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AK經第二嫌犯進行面試。
- 第一及第三嫌犯經常巡視“沙圈”範圍。
- 2015年1月3日，ED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排隊以取得“開工房”，被第二嫌犯列入“YSL”系統中的“T”代號(“YSL-T/KW”)，獲安排入住第503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8日，EE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 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35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AM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專屬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第二嫌犯與AM進行了兩次面試，經審視AM的樣貌及觀察其步姿後，AM被安排入住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 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期間，AM曾被第二嫌犯訓示，禁止她與客人發生爭執，否則會被驅離X酒店範圍。
- 某日(具體日期不詳)，第二嫌犯禁止AM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隨後便有一名不知名男子致電給AM，要求其將人民幣15萬元匯入第二嫌犯指定的銀行帳戶內，才可重新返回X酒店租住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當AM匯款後，在無須面試下便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
- 2014年初AN進入本澳，並未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進行賣淫活動。直至2014年12月31日，由於AN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36號房間。
- 2014年12月18日，EF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並利用署名為EG，編號...之假護照辦理登記入住手續，獲安排入住第5026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其後獲發一印有署名EH及其相片的“YSL”專屬房卡。
- 2014年12月31日，GJ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1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30日，EI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第二嫌犯安排入住第5033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及獲發一張印有其相片的“YSL”專屬房卡。
- AO獲第二嫌犯批准取得房間。
- AQ向“BP”交出款項後順利地從第二嫌犯處取得房間。
- 2015年1月8日，AR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53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4日，EJ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利用EK的證件登記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81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5日，GK非法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利用EL的證件登記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1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12日，AU由於已支付“好處費”，故獲安排入住第504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8日，EM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6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9日，EN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第二嫌犯安排入住第5056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AV經第二嫌犯進行面試。
- 2015年1月8日，EO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經面試後被列入“YSL”系統中取得“PT”代號(“YSL-PT/KW”)，獲安排入住第608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AW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取得“開工房”期間，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嫌犯均曾對AW進行面試。
- 2015年1月6日，EP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1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23日，EQ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21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8月，AZ自行前往X酒店的專屬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但一直都無法成功取得房間，經打聽後得悉須向第二嫌犯支付金錢後才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
- 於2014年12月AZ致電手機號碼...聯絡第二嫌犯，第二嫌犯便安排另外一名女子與AZ聯絡，向AZ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可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將一個編號為...的中國XX銀行帳戶資料發送致AZ的手機中。
- AZ透過友人先後將人民幣10萬元及5萬元匯入上述戶口，隨後便能順利地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BA由於在“YSL”系統中具有“T”代號(“YSL-T/KW”)，被安排入住第6054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7日，ER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專屬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41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3年10月，ES前往X酒店的專屬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經第三嫌犯審視其容貌及外觀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 半年後，ES再次前往X酒店的專屬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面試後繼續取得X酒店的“開工房”。第二嫌犯允許ES半年時間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半年後，ES再次接受第二嫌犯面試並繼續獲准在X酒店“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
- 2015年12月28日，ES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利用ET的證件登記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CT”代號(“YSL-C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35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8日，EU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36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6日，EV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5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9日，EW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專屬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52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10日，EX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專屬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31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於2015年1月上旬，AI曾參與由第二嫌犯主持的會議，主要要求賣淫女子在“沙圈”範圍內提供性服務時必須配戴房卡的保護套、須不停地走動及不可追逐客人等，否則會被禁止從事賣淫活動1天至7天作處罰。
- BD會於2014年12月29日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
- BD會被編入“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
- 2015年1月10日，DI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50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30日，EY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63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8日，BE獲安排入住6060號房間提供性服務。
- BE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期間，曾被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面試，以及曾參與由第五嫌犯舉行的會議，主要檢討賣淫女子的行為舉止及規定賣淫招攬客人的範圍。
- 2015年1月6日，AH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已事先獲第二嫌犯的批准，故被編入“YSL”系統中設定為“T”代號，獲安排入住第6069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23日，EZ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1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BH被編入“YSL”系統中設定為“T”代號(“YSL-T/KW”)，獲安排入住第6024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28日，FA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獲安排入住第6086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8日，FB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6095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BJ利用FC的證件進行登記。
- BK須向“CV”支付港幣10萬元作為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的“入場費”。
- BK每天須到前堂進行面試為其房間續租，面試主要由第二及第五嫌犯主持。
- 2015年1月7日，FD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編入“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獲安排入住第6056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6日，FE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由於早前已成為“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在“YSL”系統中取得“T”代號(“YSL-T/KW”)，故獲安排入住第5087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BF經第一及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 在犯罪集團的包庇下，上述賣淫女子若沒有違反該集團所定下的規則，可自由地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而X酒店的保安人員亦會放任該些女子從事賣淫活動，不會作出阻撓。
- 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嫌犯共謀合力並分工合作地創立、領導及指揮一以操縱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為目的之犯罪集團。
- 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嫌犯創立了“YSL”系統，從而更有效及有組織地管理、包庇、助長及方便賣淫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招攬客人及從事賣淫活動。
- 第五嫌犯為參與上述以操縱賣淫為目的之犯罪集團，於2014年12月起擔任第二嫌犯的助理，協助安排酒店房間予賣淫女子從事賣淫活動，以及與賣淫女子舉行檢討會議規範賣淫女子的行為。
- 第六嫌犯為參與上述以操縱賣淫為目的之犯罪集團，曾為該集團引入賣淫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
下列第一嫌犯及第四嫌犯答辯狀中未被證實部分：
－ 第一嫌犯的答辯狀：
- 在澳門其他酒店存在賣淫活動。
- 第一嫌犯作為X酒店的主管，其職務僅限於向支付房費入住X酒店的旅客提供住宿。
- 於2015年1月10日被拘捕的女子在內地向若干人士所交付數額不等的款項，第一嫌犯認識或不認識上述人士。
－ 第四嫌犯的答辯狀：
- XX酒店人事顧問有限公司(HotelsXX)其服務對象以大型國際級酒店、連鎖餐廳集團為主，在全球各地物色酒店業界最具亞洲地區豐富工作經驗的行政人才。
- 第四嫌犯所擔任X酒店之職務在此之前空缺了一年。同時，該部門的同事亦告知第四嫌犯酒店的工作方式及內容一向如此，前保安經理亦是如此為之，並沒有甚麽特別之處。
- 第四嫌犯之上司第三嫌犯向其指出多年來的保安經理一向都是做這些工作的，此為工作之一部分，故第四嫌犯亦不以為然。
- “code one”系統並不是用於通知保安員驅散賣淫女子逃避警方的搜捕行動。
- “code two”這一代號曾經協助保安人員圍捕劫匪，最後更成功將劫匪拘捕並交予澳門治安警察局處理。
- “code one”系統係由第三嫌犯於2014年7月下旬要求創立的，而第四嫌犯僅是服從第三嫌犯之指令。
- 第四嫌犯從來沒有告知其他保安員在接收“code one”代號時立即驅散女子，因為其職責是負責酒店的保安，只要不影響到酒店內的秩序。
- 第四嫌犯聘請多名尼泊爾籍的保安員24小時專屬看守第5及第6樓層，其沒有權力負責招聘，亦不能決定安排負責看管的樓層。
- 第20點及第21點(對應控訴書中第25點及第26點)所指第四嫌犯所作之事實，僅是基於服從上級指示而作出之行為，並不是基於其自身之意願而作出，亦不清楚上級為何要求這樣做，其僅知悉作為一個保安部經理，應接受上級所作之安排及妥善完成工作，此亦可由第四嫌犯每次完成工作後均需要向上級報告之行為得出其僅為服從上級的指示。
- 控訴書中的第38點(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疑似非“YSL”的賣淫女子，指示保安員立即查核該名女子資料並作出匯報)、第39點(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樣貌不佳的賣淫女子，指示第四嫌犯查核該名女子是否入住第5或第6樓層的“YSL”女子)及第40點(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樣貌不佳的賣淫女子，要求第四嫌犯查核該“YSL”女子的取房號後，命令通知第二嫌犯將其取房代號由“PT”改為“P”)中得出第四嫌犯僅為服從上級指示這一結論。
- 第四嫌犯及其他保安員是否能辨認出哪些人是賣淫女子。
- X酒店中保安經理的職位是可有可無的，因為有關的職位在第四嫌犯擔任前已空缺了一年，於該一年內，酒店仍然如常運作。
- X酒店中保安經理的職位是可有可無的，或者說其並不屬於組織的一部分。
- 第四嫌犯僅是盡一個員工之本份，接受上級的安排及指示而行動，從來都不是出於自身之意願行事的。
- 於2014年10月左右，第四嫌犯參加了一個由司法警察局舉辦的關於“吸食毒品工具”的講座，在聽完講座後，嫌犯並不是不了了之，而是於上班時聯絡管家部經理及其他的執房員工，令其認識何謂吸毒工具，以便其他員工於客人退房後或於為客人清潔時發現該等工具時可以立即聯絡司法警察局跟進。
- 第四嫌犯除了緊守自己的工作崗位外，亦積極預防酒店內有其他犯罪發生。
- 於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期間，第四嫌犯曾於澳門賽馬會工作，後來並非因為澳門賽馬會需要緊縮開支，所以與第四嫌犯終止僱佣關係。
由於不具重要性或應被視為證據而非事實，又或僅僅只屬警方行動，以下載於控訴書的事實未被採納或證實：
- 2015年1月10日，司警人員採取行動，前往X酒店地下、第5樓及第6樓層截得超過90名女子。
- 司法警察局電腦法證處對第二嫌犯所使用的手提電話...進行資料查取時，發現第二嫌犯分別於2014年7月20日下午3時及2014年11月27日下午3時13分，利用手機軟件“CALENDAR/TASKS”記錄內容為“…XX BT。”及“…XX銀行 DM。”之信息，以及於2015年1月3日下午5時3分透過短訊向某人發送內容為“…XX銀行 DM”之信息(見卷宗第3719背頁第4點)。
- 司法警察局電腦法證處分別對第五嫌犯所使用的手提電話...及...進行資料查取時，發現第五嫌犯曾於2014年11月4日早上6時53分透過短訊向EU發送內容為“...這個是X行的!BT”之信息、於2015年1月10日早上4時41分透過短訊向電話號碼...發送內容為“...XX銀行FF”之信息，以及在信息記錄中發現於2014年12月5日晚上10時19分，第五嫌犯透過手提電話...向AZ發送內容為“...XX銀行、BT”之信息(見卷宗第3719頁及背頁第1點及第6點)。
- 2015年1月10日，司警人員在被截獲的“YSL”女子身上及她們所入住的X酒店房間內搜出潤滑劑、避孕套、房卡等進行賣淫活動的工具及現金。
- 司警人員分別對X酒店前堂服務部辦公室、商務中心及四樓行FG進行搜索，搜出合共19箱文件及14張紙張，該些文件及紙張主要記載有關“YSL”女子的身份資料、聯絡電話、旅遊證件、“YSL”代號、入住房間編號及日期等。經調查，發現共約8519名“YSL”女子的身份資料(現扣押在案，見卷宗第3070頁)。
- 上述8519名“YSL”女子的具體身份資料包括姓名、旅遊證件、出生日期以及聯絡電話、被設定的“YSL”取房代號、入住房間編號及日期等，詳見卷宗第3340至3587頁的列表，為著適當效力，該列表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載於第一嫌犯、第四嫌犯及第五嫌犯答辯狀中的材料，由於單純對控訴事實作出否認，或者屬結論性，又或是對要審理的法律問題所需之事實或理由不具重要性，因此不被視為已證實或未被證實的事實。
原審法院在指出形成新心證的證據以及決定的理由說明，包括對證據的衡量很審查方面寫到：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本案中就控訴事實所進行的調查/偵查和取得證據的途徑主要是通過電話監聽、於2015年1月10日拘留被告時所扣押的文件以及證人的證言。
在電話監聽方面，司警察局撰寫的說明監聽之必要性的監聽報告(第66、236、326/327、359、407/409、473/474、505/506、590/591、615、646/647、667)、控訴書中對監聽之轉錄的提述和載於卷宗第2734/2736頁的總結報告是一個指引，能夠幫助法院對監聽作出分析，以查明是否能夠從中得出控訴書中所列出的結論，或者說，可以幫助法院判斷是否能夠證明擬證明的事實。
對司法警察局的報告要作一些說明，以便幫助我們瞭解調查及程序如何發展演變成最終的控訴，但報告不是證據方法，當中提及的電話通話才是證據方法。
第一份報告(第66/66背頁)是有關於2014年4月所進行的電話監聽，它只能說明B(第二嫌犯)生病以及在其與第四嫌犯(...)通話的過程中被告知一些女孩被拘留，但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即拘留的原因是持有虛假文件和非法移民，與從事賣淫活動無關(現在得知)，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重要的信息。另外還有B與其丈夫的對話，報告書的撰寫人推測他們在對話中所說的扣押應該是指保護費或者女孩的證件，但並沒有任何具體內容。
該報告之後的建議書(第190/190背頁)提到於2014年4月24日拘留了10名賣淫女。其中5人(K、FH、L、M和N)承認，為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須支付10萬至20萬人民幣不等的入場費。這五人中，只有其中四人(K、L、M和N)的證言被控方列為證據。從這四個人的證言中能夠得知K和M曾向內地的淫媒交錢，但卷宗沒有在任何一處說明他們與本案眾嫌犯之間的聯繫。另外兩人則沒有為從事賣淫而向任何人支付款項，而在甚至沒有被控訴書列為證據方法，但卻在報告書中被提及的，載於卷宗第105頁的FH的證言－我們閱讀了該證言－中，也完全沒有提到向淫媒交錢的一事。也就是說，在2014年5月22日的說明電話監聽理由的報告書中所指出的第二嫌犯涉嫌從事淫媒活動的證據完全與她無關，而且絕大部分也跟淫媒扯不上關係。在2014年5月22日的總結報告2(第236/236背頁)中，提到了B、她丈夫和第一被告何之間的通話，從中我們看到，B在因病休假期間試圖說服何允許某個據說很難找到的女子在酒店內開工，並可能與何發生了爭吵。此外還看到B告訴BN必須等到她(B)回來才能決定能否允許一些女子在酒店內開工。2014年5月22日的繼續監聽建議是基於以上所述事實。載於第289/290頁的2014年6月13日的建議書的主要內容是有三個電話號碼與第二嫌犯聯繫，當中提到了一些將會前來澳門賣淫的女子的姓名，並得出結論－在前述所有事實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這是一個第6/97/M號法律第1條、第2條及第8條所規定的操控賣淫的犯罪集團。
至此，在以上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結論認為有強烈跡象顯示這是一個犯罪集團，但卻沒有任何這方面的具體事實。
載於第326/327頁的2014年7月16日的報告3描述了警察在X酒店內突襲的情況，賣淫女子四散奔逃，其中一個逃到第二嫌犯的房間，還有一名女子聯繫第二嫌犯，請求第二嫌犯為其安排房間，並表示若獲得幫助將會給錢(附件五，卷宗第92至95頁，尤其是第93頁中有關金錢的細節)，以及第四嫌犯打電話指示通知賣淫女子離開。這個報告中還提及了第一嫌犯A和另一名人士的通話(附件五，第19至25頁)，其中A為警方多次突襲行動表達不滿，對方表示這是因為簽證政策，而何則回應稱要知道遊客來澳門最主要是去賭場，其次就是找小姐。此外還提到了第二嫌犯與第一嫌犯的一次通話(附件五，第7至15頁)，其中第二嫌犯請求何安排房間，因為週日至週一會帶10個，也有可能是11個或12個樣貌不錯的女子過來，而第一嫌犯則表示要先檢查樣貌，至於第二嫌犯要求第三嫌犯不在場，第一嫌犯則告訴她無須擔心，因為是週日，第三嫌犯可能不在。該報告書之後的，載於卷宗第344頁的，2014年7月17日的建議書在以上事實的基礎上維持了犯罪集團的結論。從第359頁的報告4中可以看到第二嫌犯向第一嫌犯表達不滿，因為他曾向保安要一些賣淫女子的資料。第一嫌犯收到一個匿名短信，稱第二嫌犯向想要在酒店內賣淫的女子索要金錢，否則將不會為她們安排房間。另外還有第二嫌犯與第六嫌犯的一次通話，當中提到某個女孩必須減肥之後才能繼續開工，以及從下個月開始老闆將不再處理相關事務。在報告5(第407至409頁)中具有重要的是第三與第四嫌犯之間的一次通話，當中提到當“沙圈”內的賣淫女子多於20個時，便有必要進行抽籤，即俗稱“功夫”(附件四，第18頁)。還有此二人關於創建和使用“Code One”代碼的一次通話。此外還有第四嫌犯和一名職員的對話，其中第四嫌犯不滿為什麽幾天前一名保安沒有使用“Code One”發出警報，並被告知是因為該保安認為這樣做違法，因而沒有發出警報(附件四，第24至26頁)，於是第四嫌犯要求換掉該名保安。還有BN與第二嫌犯的通話，內容是後者批准一名女子取得房間，以及第二嫌犯與第六嫌犯一次關於匯款以及帳號的通話(附件六，第19至22頁)。第一嫌犯向第二嫌犯表示“沙圈”內女子的情況有些混亂，並承認其中有些女子並非酒店之女子。接下來是第二嫌犯與另一些女子關於允許賣淫女在酒店內開工和要支付的金額的對話。在報告6(第473/474頁)中，第二嫌犯請求第一嫌犯重新行使直到當時有可能是由第三嫌犯行使的職能，以及請求第一嫌犯聘請第五嫌犯。還有第六嫌犯與第二嫌犯的丈夫和第二嫌犯之間關於接納某個女子的通話。在這個階段出現了一個沒有在卷宗中出現的人物，即BM，也叫BN，她與第二嫌犯聯繫並在對話中向賣淫女子要求支付金錢，以便她們可以從事賣淫。卷宗第505/506頁的報告7中有BM與第二嫌犯的通話，當中第二嫌犯稱BM所指定的女孩只有外貌好的才會給予房間。第二嫌犯在與一些未能確定身份的人士的通話中要求支付5個和10個單位的金額。第二嫌犯與第六嫌犯有過一次通話，要求後者與“CD”聯繫，並要求支付人民幣150,000.00元。卷宗第536/537頁的報告8主要記載了第二嫌犯與第五嫌犯之間關於檢查登記簿的對話，以及第二嫌犯與BL之間關於取得某些款項的對話。卷宗第590/591頁的報告9提到了BL與BP之間關於向賣淫女子勒索金錢和控制房間之分配的對話。還有BM與一個女人的通話，其中BM建議後者報警以迫使客戶支付所欠的金錢。另外還有第二嫌犯、第一嫌犯與一個叫H的女人之間的爭吵，內容大概是第二嫌犯拒絕給H分配房間，但最終在第一嫌犯的介入之下，H還是拿到了房間，而第三嫌犯則用此事來揶揄第二嫌犯。還有第三嫌犯按第一嫌犯的指示與酒店其他員工的對話，因為有淫媒在7116房間控制了兩名女子，並收走了她們的證件，後來似乎有報警求助及辦理了退房。還有前三名嫌犯之間關於在12月20日回歸慶祝日期間暫不發放印有賣淫女子相片的房卡的對話。第三嫌犯和第四嫌犯之間關於使用CODE ONE代碼的對話。第615頁的報告10中載有第五嫌犯與另一名女子關於要求支付某項金額的對話。BL關於將一些女子的名字剔除出名單的對話。第646/647頁的報告11載有BL和BQ與其他人的對話。有第二嫌犯與BL之間和第二嫌犯與其他女子關於允許一些女子開工的對話。有包括第四嫌犯在內酒店的員工關於在酒店內開工但並不住在第五層和第六層的賣淫女子的對話。有第一嫌犯與第四嫌犯之間關於查明在沙圈內攬客的一些女子是否在酒店內留宿的對話。還有涉及到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嫌犯與其他人之間關於允許賣淫女子開工的對話。第667頁的報告12則提及第一嫌犯與第二和第五嫌犯的對話，當中第一嫌犯對於第二和第五嫌犯將某名女子放進分配房間的黑名單一事表示不滿，而第二嫌犯則準備收拾行李離開酒店。
在最後的總結報告中，司警對所查明的事實做出總結，將它們列為事實1到事實19，這些事實總括來講可以說全都在審判聽證中獲得了證實，除了第16點、第17點、第18點及第19點中有關第一嫌犯對第二嫌犯之行為知情的部分之外。
作以總結，有關本卷宗中司法警察局的幾份報告，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有關“犯罪集團”的問題。可以理解在犯罪調查階段應該探尋全部的可能性，以及鑒於在初始階段的發現，考慮到有組織犯罪法的規定，並不能排除這是一個從事操縱賣淫的犯罪集團的可能。同時也理解將其作為犯罪集團來看待對於調查案件的好處。但不得不說的是，調查完結之後，與控訴書所載相反，司法警察局的報告中沒有任何一項事實能夠令我們得出這是一個犯罪集團的結論。
有關有效作出的證人證言，不論是那些在庭審聽證的過程中被完整宣讀的備忘聲明，還是那些在庭審聽證中直接聽取的證言，我們可以將它們分為以下幾類：
控方證人
－51份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其中50份在1月15日的庭審中宣讀、1份在2月22日的庭審中宣讀)，以及按照讀取/聽取證言的順序應為第52號的證人BW的證言(在1月22日的庭審中)出庭作證，所有這些人都是在X酒店從事賣淫的女子，稱為YSL女子；
－17份司法警察局警員的證言；
－26份X酒店員工的證言。
辯方證人
－第一嫌犯所列出的17名證人，多數是X酒店所屬集團中從事酒店業務且與被告有關係的員工，他們就控訴書中的事實和嫌犯的人格作證；
－第三嫌犯所列出的6名證人，X酒店及該酒店所屬集團的員工，其中包括嫌犯的前任和現任秘書，他們就控訴書中的事實和嫌犯的人格作證；
－第四嫌犯所列出的4名證人，包括第四嫌犯的妻子和朋友，與其同住，他們僅就嫌犯的人格和品行作證；
－第六嫌犯所列出的兩2名證人，第六嫌犯的朋友且與其同住，他們僅就嫌犯的人格和品行作證。
關於前六項涉及眾嫌犯在X酒店內開始工作的日期以及所從事之工作的事實，法院的心證是源自第3337頁的X酒店的文件，另外所聽取的多個證人－在此我們將不詳細指出具體是哪幾個人，因為這只是單純的輔助性事實－也多次重複了相關內容。
至於第10項，有關眾嫌犯所使用之手提電話方面的事實，法院的心證是基於在眾嫌犯身上所搜出之手提電話的扣押筆錄－載於卷宗第2591頁、第2604頁、第2622頁、第2635頁、第2649頁及第2666頁－，號碼...是因為第五嫌犯的自認，其它幾個號碼是因為電話監聽的轉錄以及沒有人提出相關對話不是嫌犯自己而是其他人的，在這方面，未獲認定的事實f項中視控訴書第8條所載的內容完全不獲認定－正如在其腳註中提到的那樣－是因為不認為任何(這些人或其他人的)電話在犯罪集團中被使用，而在未獲認定的事實g項中則提到了那些在卷宗中沒有任何跡象曾被眾嫌犯及卷宗內所指之人所使用的電話號碼。
第5項至第7項的事實主要是源自於所聽取的第114號證人FI的證言，她擔任第三嫌犯的秘書一直到2008年，隨著新X酒店的開幕，她轉到新X酒店工作，上述信息每天早上也要發送給她。
第11項至第15項的事實是描述YSL產業的產生。從載於卷宗第4731頁至第4812頁的文件可以看到，這些女子一開始被稱為“PRC working girls”，從2002年起改稱“Young Single Lady”。這個產業產生於1995年前後，目的是為了避免住在X酒店及提供性服務的賣淫女子對其他客人造成滋擾，因為住在X酒店的賣淫女子人數眾多，每一層都有，而且晝夜發出噪音，時常進進出出，另外她們還跟著客人在整個酒店範圍內走動，會給酒店的其他客人造成尷尬及不適。這是根據FJ(第80號證人)、FK(第85號證人)、保安FL(第89號證人)、FM(第87號證人)的敘述。FJ 說“從90年代初還是FN在酒店內主事時開始，就有賣淫女在酒店內走動”； FK說“至少從1995年開始，就有女子在酒店內賣淫和住宿了”； FL說“賣淫女已經存在二十幾年了”； FM說“在此之前就像妓院，而且有的女孩很醜”，還解釋說將第五層和第六層的120間房留給這些女子使用不但可以限制賣淫女的數量，而且還可以避免干擾到其他客人，另外由於樓層較低，還可以縮短她們陪客人上樓時與其他住客使用電梯的時間，盡量減少和避免尷尬。
第16項至第24項描述的是包括“Code One”在內的幾個代碼的創立和創立的原因，以及如何和在何種情況下使用“Code One”代碼，還有酒店保安的一般做法。至於創立這些代碼的必要性，法院的心證是源自多名證人的證言，他們提到從某個時候開始請不到本地講廣東話的人擔任保安，澳門本地居民不願意做這項工作，即便能請到也是超過60歲的人，因此隨著酒店保安逐漸老齡化以及退休，必須聘請非本地居民多數是尼泊爾人擔任此項工作(聘請外籍和尼泊爾籍勞動力在澳門是可以通過經驗法則得出的事實，每天以及到處都在發生)。由於新保安多數是尼泊爾人，不會講廣東話或普通話，英文又不好，而本地的保安又不會講英文，於是需要創立一套代碼，以便迅速傳達信息。至於代碼“Code One”的用處及使用，尤其是它被用來通知在沙圈內的賣淫女子，法院的心證是基於在對第19項至第22項事實所作的註腳中所提及的第三嫌犯與第四嫌犯之間的通話，從中可以看出兩嫌犯甚至認為這一做法並不十分合法，又或者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違反法律。至於第24項中所提到的澳門幣200元的獎金，也是源自在註腳中所轉錄的電話監聽及多個證人的證言。以上所有這些問題，法院在形成心證時參考了以下證人的證言：FO(第71號證人)、FP(第72號證人)、FQ(第73號證人)、FR(第74號證人)、FS(第75號證人)、FT(第76號證人)、FU(第78號證人)、FV(第81號證人)、FW(第83號證人)、FK(第85號證人)、FL(第89號證人)、FX(第90號證人)、FY(第91號證人)和FZ(第92號證人)。有關對在X酒店擔任保安的幾名尼泊爾籍證人的聽證，須指出的是，要理解他們的證言以及讓他們明白在問什麽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儘管有中英翻譯在場，但一般來講這些證人所懂和所講的英文相當之少，溝通能力極為有限，因而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他們很難詳細作證。
第25項至第29項的事實專門描述了第一嫌犯對酒店內賣淫女子樣貌的控制，且僅限於在酒店內住宿的女子，這些事實的認定完全是源自於在註腳中指明的該嫌犯與第二和第三嫌犯之間的通話內容記錄。
第30項事實－為控制沙圈內賣淫女子的人數而進行抽籤－且這種做法持續超過8年，是源自證人FZ(第92號證人)和FV(第81號證人)的證言。
第31項至第44項的事實描述想要在X酒店內賣淫的女子如何在酒店登記住宿，包括長期以來的做法以及第二嫌犯所引入的程序，如何對賣淫女子進行分類以保證其中一些比其他人更容易獲得房間，甚至還有一些人沒有房間，賣淫女子在沙圈內的行為準則，攬客規則以及對她們的控制。所有這些事宜都通過自2012年1月開始在X酒店擔任前台的GA(第69號證人)、自2011年4月開始擔任前台的GB(第70號證人)、訂房部的GC(第82號證人)、前台經理BR(第86號證人)、值班經理FM(第87號證人)、前台經理助理GD(第88號證人)、團體接待櫃檯職員GE(第93號證人)及前台助理GF(第94號證人)以或簡單或詳細的方式進行了描述。
代碼C、T和P在B入職前便已存在，這是基於GA(第69號證人)、GB(第70號證人)、GC(第82號證人)、BR(第86號證人)、FM(第87號證人)和GD(第88號證人)的證言。
第46項的事實－第五嫌犯向三名賣淫女子罰款－是基於第五嫌犯的自認。
第47項至第55項的事實描述的是第二嫌犯在第五和第六嫌犯、BL(也稱CB或BO)、GG(也稱BN)和BP的協助下向賣淫女子收錢，這樣才能允許她們在酒店內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該等事宜的認定其中有部分是源自第1至第50號證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其中有多名賣淫女籠統地提到從其他人處聽說要向B交錢，雖然這並不足以證明什麽，但之後證人P(第6號證人)、Q(第7號證人)、R(第8號證人)、S(第9號證人)、W(第13號證人)、AL(第24號證人)、AS(第31號證人)、AY(第37號證人)和BE(第44號證人)的證言，在對第55項事實的註腳中所指出的通話內容記錄以及載於附件三第64頁至第80頁，載於附件六第36頁至第45頁，載於附件七第31頁至第39頁、第58頁至第68頁、第71頁至第79頁，載於附件十一第11頁至第13頁，載於附件十二第3頁至第5頁、第12頁至第15頁、第29頁至第32頁、第49頁、第50頁、第52頁至第58頁、第68頁至第71頁的通話內容記錄(關於第二嫌犯、第六嫌犯、CD和BO之間關於向賣淫女子收錢以便允許她們開工和相關款項支付方式的通話)印證了相關事宜。因此，在支付款項方面，雖然只有賣淫女子的證言，但結合所有資料，本庭認為賣淫女子所稱的直接向第二嫌犯或按其指示向他人交錢一事是屬實的。至於一些女子所說的透過第三人向第二嫌犯付款一事，本庭不予認定，因為她既沒有要求也沒有直接收取。
第56項至第190項的事實完全是基於前五十名證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的證言，所涉及的是他們作出行為的方式。
第191項至第196項的事實－犯罪的主觀要素－是源自經驗法則，並基於所查明的事實。
第197項至第202項的事實－眾嫌犯的社會經濟條件－是源自他們的聲明、第203項的刑事記錄證明、第六嫌犯的聲明以及辯方證人的證言。
至於認定第一嫌犯和第四嫌犯在答辯狀所列的事實是基於控方或辯方證人在庭審上作出的證言，並結合經驗法則，例如賣淫的情況眾所周知世界各地比比皆是。
此外，在被扣押物品方面，法院在形成心證的過程中還藉助了卷宗載於第681、707、741、749、2591、2604、2622、2635、2649和第2666頁的筆錄。
至於未獲認定的事實，之所以不予認定，有些是因為過於空泛及不準確，以至於無法就它們進行證據調查，例如“所有保安人員都遵從第四嫌犯的指令”，因為總是可能有職員並未遵從“所有”指令，這一點從控訴書中也可以看到。
存在相同問題的還有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關係密切。什麽叫關係密切？是親戚、朋友、婚外情還是戀人……？
關於住宿津貼及/或使用酒店房間的問題，從審判聽證中可以得知，長期以來存在多種情況，有的職員在酒店內取得房間，還有的職員有權獲得住宿津貼，甚至還有一段時間職員有專用設施，等等……。”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程序需要審理以下的上訴以及提出的問題：
檢察院對原審法院的開釋判決以及有罪判決的決定提起的上訴，計有以下的上訴理由：
第一，判決書新增了16點事實（即第5、6、7、11-18、22、39、41、48、51）並不載於控訴書亦不載於答辯狀，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2款及第339條之規定，亦違反控訴原則及審檢分立原則。
第二，控訴書部分事實沒有被原審法院審理，因為該等事實並沒有被載入已證事實或者未證事實之內，即138、142、146、115、74、70點的部分事實。
第三，存在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理由是：
A)原審法院在事實判斷依據中既指出電話監聽報告本身不是證據方法，電話通話內容才是證據方法，但在判決依據中卻僅分析卷宗內各份電話監聽報告，且焦點在於報告是否存在黑社會犯罪的跡象，而對於真正作為證據，特別是關於控訴書所載事實的重要通話內容，並沒有作出分析。
B)原審法院認定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關係密切為未證事實，但在依據中卻表示法院根本沒有對此項事實作出分析，因認為該項事實過於空泛及不準確。
C)原審法院認定未證事實ag)項時並沒有指出任何事實依據，亦明顯違反監聽期間所得證據。
D)原審法院在認定已證事實第39項時亦明顯缺乏理由說明。
E)拒絕認定部分妓女在X酒店之住房記錄但未列出充分理由。
第四、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陷入了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理由是：
A)已證事實第1項、第39項及未證事實m)項之間存在矛盾。
B)在認定“Code One”代碼的創立的原因上存在矛盾。
C)已證事實第34項及38項，與未證事實1)項之間存在矛盾。
D)未證事實af)項與已證事實第25至29項存在矛盾，亦與文件證據，證人證言不符。
E)未證事實g)項之認定與警方行動所得之文件證據、證人證言及第五嫌犯的自認內容不符。
F)賣淫女子證言中有關被第二嫌犯索取金錢之部分不被採納，原審法院選擇性認定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內容。
第五、法律適用錯誤，認為原審法院在認定各嫌犯被控告的「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或者參加犯罪集團罪以及操縱賣淫罪的構成是錯誤理解法律，並作出了錯誤的適用。
嫌犯A的上訴認為：
第一、原審法院在判決書內沒有證實其有為賣淫活動招攬顧客或提供便利之行為，其一切有組織、穩定及長期之行為僅涉酒店之運作，屬正常商業行為，原審法院不能在依據中作出如此認定，認為判決之依據與事實之間存在不可補正之矛盾。
第二、其行為沒有故意，只是過失，或只是或然故意，認為原審法院量刑過重，應相應減低刑罰。
嫌犯B上訴則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過重，並認為應該予以緩刑。
而嫌犯C的上訴則認為單憑與其作為第三嫌犯有關之已證事實(第16至22、40、41和42項)，並不足以認定被判犯罪；而作為判決依據，原審法院僅指上訴人“第一嫌犯的下屬，協助第一嫌犯對賣淫女子進行篩選並挑選可以入住酒店的女子”，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邏輯分析上存有問題，因並不存在相關的已證事實，沒有任何賣淫女子指證上訴人作出篩選行為；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指明上訴人如何保護賣淫女子，因此，認為被訴裁判存在審查證據上之錯誤。
我們逐一看看。
（一） 檢察院的上訴
1、關於判決書新增的事實的問題
檢察院認為判決書所認定的已證事實第5、6、7、11至18、22、39、41、48、51點，以及未證事實第bb項並不載於控訴書亦不載於答辯狀，屬於新增事實，原審法院這部分的事實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21條第2款及第339條所規定的控訴原則及審檢分立原則。
《刑事訴訟法典》第321、339條分別規定：
第321條（調查證據一般原則）
“一、法院依職權或應聲請，命令調查所有其認為為發現事實真相及為使案件能有良好裁判而必須審查之證據。
二、如法院認為有需要調查未載於控訴書、起訴書或答辯狀之證據方法，則儘早預先將此事告知各訴訟主體及載於紀錄內。
三、如證據或有關之方法為法律不容許者，則以批示駁回有關證據之聲請，但不影響第三百零九條第三款之規定之適用。
四、如下列情況屬明顯者，則亦駁回證據之聲請：
a）所聲請之證據屬不重要或不必要；
b）證據方法屬不適當、不可能獲得或非常懷疑其能否獲得；或
c）聲請之目的純為拖延時間。”
第339條（控訴書或起訴書中所描述事實之非實質變更）
“一、如在聽證過程中得出結果，使人有依據懷疑發生一些事實，其係對案件之裁判屬重要，但在起訴書中未描述，又或無起訴時，在控訴書中未描述，而對起訴書或控訴書中所描述之事實不構成實質變更者，則主持審判之法官依職權或應聲請將該變更告知嫌犯，並在嫌犯提出聲請時，給予其確實必需之時間以準備辯護。
二、如變更係因辯方所陳述之事實而產生，則上款之規定，不適用之。”
從上述條文可見，這裡包含了兩大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即尋求事實真相原則以及調查原則。法律容許並要求法官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對發生了控訴書中沒有載明的事實，基於查明事實真相以及為了作出良好裁判的要求，而或依職權主動或依請求而命令查清這些事實，並在認定這些事實之前遵守辯論原則。
那我們來看看檢察院在上訴中所指出的原審法院新增了哪些事實：
“5. 第三嫌犯每天均會接收一個由新X酒店前台所發送的短訊，該訊息匯報當天新X酒店(縮寫“GL”)的入住率(“OCC”)、平均房價(“average rate”)及收入(“revenue”)，而針對X酒店(縮寫“HL”)還會匯報當天“YSL”女子的入住率、平均房價和租房的數目。
6. 上項所指的訊息還會傳送予新X酒店的訂房部經理、值日經理和助理前台經理。
7. 第五項所指關於兩間酒店入住的訊息發送於2008年開始，資料內容為前一日的入住情況。
11. 至少自1995年起，為免對酒店其他住客造成騷擾，X酒店便將120間房間的配額預留給在酒店從事賣淫的女子，該等房間位於酒店五樓和六樓，亦被稱為“開工房”。
12. 至少自1996年起，上項所提到的配額被稱為“PRC working girls”。
13. 在不能確定但自2002年以前，上項所提到的配額轉而被稱為“Young Single Lady”，簡稱為“YSL”。
14. 自2015年1月起，“YSL”女子支付每日港元1,150至1,650元不等作為租住房間的費用。
15. 入住X酒店的賣淫女子，只能在酒店地下商場範圍內尋找客人。當客人答應後，女子便會帶同客人返回入住的房間。
16. 2014年7月底，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作為保安部的主管在X酒店創立了代碼系統以便保安人員相互溝通，該系統由下列五個識別碼組成：
CODE ONE (1) ：警方截查；
CODE TWO (2) ：搶劫/盜竊；
CODE THREE (3) ：打架；
CODE FOUR (4) ：火警；
HONG SEK：示意有問題要處理但無須驚動客人，如炸彈威脅等。
17. 上項所提到的識別系統的設立，是由於X酒店的保安員不再由中國藉人士擔任，轉為聘用其他國藉如尼泊爾籍人士，而這些保安員不諳廣東話或普通話。
18. 在設立上述代碼系統之前，當X酒店的保安人員發現有警員巡查時，會相互通知“隊伍離開”。
22. 在2014年一個不能確定的日期，X酒店5樓和6樓開始長駐兩名保安員，以提升這一區域的保安工作，而這兩名保安員亦負責在接收到“CODE ONE”呼叫後可通知“YSL”女子返回房間以避過警方的截查。28
39. X酒店的前堂經理在不確定的日期(約在1995年)在前堂的訂房系統中開始使用代碼C、T、P，而在第二嫌犯任職後創立了代碼CT及PT。
41. 在2014年的某段期間，賣淫女子的房卡上附有相片，以便當酒店的保安人員遇到身份可疑的賣淫女子時可以識別其是否酒店住客。
48. “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一定期間過後，第二嫌犯便會將該等女子登記成為代號“P”，禁止她們繼續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51. 對於一些非“YSL”而想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第二嫌犯會透過第六嫌犯F要求該些賣淫女子先繳交人民幣15萬元，方允許其取得房間。（以上為已證事實）
bb． 2015年1月6日，P利用DQ的證件非法進入本澳。（未證事實）”
原審法院在認定已證事實的時候，詳盡地解釋了所認定的事實的內容以及所依據的證據，判決書指出（譯本見第5656-5761頁）：
“關於前六項涉及眾嫌犯在X酒店內開始工作的日期以及所從事之工作的事實，法院的心證是源自第3337頁的X酒店的文件，另外所聽取的多個證人－在此我們將不詳細指出具體是哪幾個人，因為這只是單純的輔助性事實－也多次重複了相關內容。
至於第10項，有關眾嫌犯所使用之手提電話方面的事實，法院的心證是基於在眾嫌犯身上所搜出之手提電話的扣押筆錄——載於卷宗第2591頁、第2604頁、第2622頁、第2635頁、第2649頁及第2666頁——，號碼...是因為第五嫌犯的自認，其它幾個號碼是因為電話監聽的轉錄以及沒有人提出相關對話不是嫌犯自己而是其他人的，在這方面，未獲認定的事實f項中視控訴書第8條所載的內容完全不獲認定——正如在其腳註中提到的那樣——是因為不認為任何(這些人或其他人的)電話在犯罪集團中被使用，而在未獲認定的事實g項中則提到了那些在卷宗中沒有任何跡象曾被眾嫌犯及卷宗內所指之人所使用的電話號碼。
第5項至第7項的事實主要是源自於所聽取的第114號證人FI的證言，她擔任第三嫌犯的秘書一直到2008年，隨著新X酒店的開幕，她轉到新X酒店工作，上述信息每天早上也要發送給她。
第11項至第15項的事實是描述YSL產業的產生。從載於卷宗第4731頁至第4812頁的文件可以看到，這些女子一開始被稱為“PRC working girls”，從2002年起改稱“Young Single Lady”。這個產業產生於1995年前後，目的是為了避免住在X酒店及提供性服務的賣淫女子對其他客人造成滋擾，因為住在X酒店的賣淫女子人數眾多，每一層都有，而且晝夜發出噪音，時常進進出出，另外她們還跟著客人在整個酒店範圍內走動，會給酒店的其他客人造成尷尬及不適。這是根據FJ(第80號證人)、FK(第85號證人)、保安FL(第89號證人)、FM(第87號證人)的敘述。FJ 說“從90年代初還是FN在酒店內主事時開始，就有賣淫女在酒店內走動”； FK說“至少從1995年開始，就有女子在酒店內賣淫和住宿了”； FL說“賣淫女已經存在二十幾年了”； FM說“在此之前就像妓院，而且有的女孩很醜”，還解釋說將第五層和第六層的120間房留給這些女子使用不但可以限制賣淫女的數量，而且還可以避免干擾到其他客人，另外由於樓層較低，還可以縮短她們陪客人上樓時與其他住客使用電梯的時間，盡量減少和避免尷尬。
第16項至第24項描述的是包括“Code One”在內的幾個代碼的創立和創立的原因，以及如何和在何種情況下使用“Code One”代碼，還有酒店保安的一般做法。至於創立這些代碼的必要性，法院的心證是源自多名證人的證言，他們提到從某個時候開始請不到本地講廣東話的人擔任保安，澳門本地居民不願意做這項工作，即便能請到也是超過60歲的人，因此隨著酒店保安逐漸老齡化以及退休，必須聘請非本地居民多數是尼泊爾人擔任此項工作(聘請外籍和尼泊爾籍勞動力在澳門是可以通過經驗法則得出的事實，每天以及到處都在發生)。由於新保安多數是尼泊爾人，不會講廣東話或普通話，英文又不好，而本地的保安又不會講英文，於是需要創立一套代碼，以便迅速傳達信息。至於代碼“Code One”的用處及使用，尤其是它被用來通知在沙圈內的賣淫女子，法院的心證是基於在對第19項至第22項事實所作的註腳中所提及的第三嫌犯與第四嫌犯之間的通話，從中可以看出兩嫌犯甚至認為這一做法並不十分合法，又或者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違反法律。至於第24項中所提到的澳門幣200元的獎金，也是源自在註腳中所轉錄的電話監聽及多個證人的證言。以上所有這些問題，法院在形成心證時參考了以下證人的證言：FO(第71號證人)、FP(第72號證人)、FQ(第73號證人)、FR(第74號證人)、FS(第75號證人)、FT(第76號證人)、FU(第78號證人)、FV(第81號證人)、FW(第83號證人)、FK(第85號證人)、FL(第89號證人)、FX(第90號證人)、FY(第91號證人)和FZ(第92號證人)。有關對在X酒店擔任保安的幾名尼泊爾籍證人的聽證，須指出的是，要理解他們的證言以及讓他們明白在問什麽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儘管有中英翻譯在場，但一般來講這些證人所懂和所講的英文相當之少，溝通能力極為有限，因而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他們很難詳細作證。
第25項至第29項的事實專門描述了第一嫌犯對酒店內賣淫女子樣貌的控制，且僅限於在酒店內住宿的女子，這些事實的認定完全是源自於在註腳中指明的該嫌犯與第二和第三嫌犯之間的通話內容記錄。
第30項事實——為控制沙圈內賣淫女子的人數而進行抽籤——且這種做法持續超過8年，是源自證人FZ(第92號證人)和FV(第81號證人)的證言。
第31項至第44項的事實描述想要在X酒店內賣淫的女子如何在酒店登記住宿，包括長期以來的做法以及第二嫌犯所引入的程序，如何對賣淫女子進行分類以保證其中一些比其他人更容易獲得房間，甚至還有一些人沒有房間，賣淫女子在沙圈內的行為準則，攬客規則以及對她們的控制。所有這些事宜都通過自2012年1月開始在X酒店擔任前台的GA(第69號證人)、自2011年4月開始擔任前台的GB(第70號證人)、訂房部的GC(第82號證人)、前台經理BR(第86號證人)、值班經理FM(第87號證人)、前台經理助理GD(第88號證人)、團體接待櫃檯職員GE(第93號證人)及前台助理GF(第94號證人)以或簡單或詳細的方式進行了描述。
代碼C、T和P在B入職前便已存在，這是基於GA(第69號證人)、GB(第70號證人)、GC(第82號證人)、BR(第86號證人)、FM(第87號證人)和GD(第88號證人)的證言。
第46項的事實——第五嫌犯向三名賣淫女子罰款——是基於第五嫌犯的自認。
第47項至第55項的事實描述的是第二嫌犯在第五和第六嫌犯、BL(也稱CB或BO)、GG(也稱BN)和BP的協助下向賣淫女子收錢，這樣才能允許她們在酒店內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該等事宜的認定其中有部分是源自第1至第50號證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其中有多名賣淫女籠統地提到從其他人處聽說要向B交錢，雖然這並不足以證明什麼，但之後證人P(第6號證人)、Q(第7號證人)、R(第8號證人)、S(第9號證人)、W(第13號證人)、AL(第24號證人)、AS(第31號證人)、AY(第37號證人)和BE(第44號證人)的證言，在對第55項事實的註腳中所指出的通話內容記錄以及載於附件三第64頁至第80頁，載於附件六第36頁至第45頁，載於附件七第31頁至第39頁、第58頁至第68頁、第71頁至第79頁，載於附件十一第11頁至第13頁，載於附件十二第3頁至第5頁、第12頁至第15頁、第29頁至第32頁、第49頁、第50頁、第52頁至第58頁、第68頁至第71頁的通話內容記錄(關於第二嫌犯、第六嫌犯、CD和BO之間關於向賣淫女子收錢以便允許她們開工和相關款項支付方式的通話)印證了相關事宜。因此，在支付款項方面，雖然只有賣淫女子的證言，但結合所有資料，本庭認為賣淫女子所稱的直接向第二嫌犯或按其指示向他人交錢一事是屬實的。至於一些女子所說的透過第三人向第二嫌犯付款一事，本庭不予認定，因為她既沒有要求也沒有直接收取。
第56項至第190項的事實完全是基於前五十名證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的證言，所涉及的是他們作出行為的方式。
第191項至第196項的事實——犯罪的主觀要素——是源自經驗法則，並基於所查明的事實。
第197項至第202項的事實——眾嫌犯的社會經濟條件——是源自他們的聲明、第203項的刑事記錄證明、第六嫌犯的聲明以及辯方證人的證言。
至於認定第一嫌犯和第四嫌犯在答辯狀所列的事實是基於控方或辯方證人在庭審上作出的證言，並結合經驗法則，例如賣淫的情況眾所周知世界各地比比皆是。”
我們明白，在上文引述的法律規定中，其重要性在於法院對查清事實真相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同時也是對作出良好裁判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應該窮盡可以進行的調查措施。然而，從原審法院經過漫長的審理活動，對控訴書所陳述的繁多的事實細節進行了調查的過程可見，原審法院的上述說明可以清楚地表達了法院對繁多的細節作出了清理，使之更加清晰以及盡可能反映的所調查的證據所證實的事實。
我們應該強調的是，原審法院增加的這些事實明顯是根據證據的調查而形成心證所認定的事實，一方面屬於自由心證的範圍，在沒有證實其存在明顯的錯誤之前，我們不能予以質疑。另一方面，這些事實也並非控訴書陳述的關鍵事實，而僅僅是一些事實的細節而已，並不影響查明事實真相起到消極的作用，相反，使得讀者更加清晰了解事實的細節。
再者，檢察院在上訴中也沒有更好地陳述這些事實的“增加”對檢察院的控訴的事實真相有何影響，尤其是對開釋嫌犯的控告的罪名所起到的作用的理由，而僅僅是單純的原審法院在事實的清理以及描寫的細節改動，因為，即使沒有這些事實，原審法院也認定了與這些事實一樣的同類事實，尤其是酒店的管理方面的事實以及其他YSL小姐賣淫的一些細節的事實。
雖然原審法院在變更這些僅顯示事實細節的事實之前，最好盡量通知控辯雙方，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吹毛求疵，而應該從挽救一個並沒有違反事實真相原則的龐大的審理活動的方向出發，在不存在阻礙作出良好判決的情況下，維持原審法院所認定的這些事實。
基於此，駁回檢察院這部分的上訴理由。
2、原審法院沒有調查的控訴書中的事實的問題
檢察院認為控訴書第138點、第142點後段部分及、第146點、第115點及第129點所載之部分事實，以及第74點部分事實，既沒有載於判決書內之已證事實亦未有載於未證事實之內，原審法院在未對訴訟標的作完全審議下作出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
檢察院所指的這些事實有：
“138. 2014年12月，AS持署名“CP”的往來港澳通行證再次非法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第5083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是次取得“開工房”前，AS以刷卡的方式向第二嫌犯支付了人民幣15萬元“入場費”才可在該酒店賣淫。
142. 2011年4月，AU給予“BP”港幣10萬元的“好處費”後，便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另外，AU每月亦須向BP支付港幣1萬8千元的茶水費。
146. 及後，於2015年1月9日，AV再次前往X酒店租住房間進行賣淫活動時，向職員提供護照後被安排入住第6022號房間。
115. 2014年11月6日，下午3時40分，第二嫌犯透過短訊向AF的手提電話...發送內容為“… XX B”之信息。未幾，第二嫌犯透過手提電話...接收內容為“你尾號6174卡6日15:58XX銀行收入(他行滙入)50,000元，餘額76,523.74元。【XX銀行】”之短訊。29
129. AO在該酒店賣淫期間，自行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每次向嫖客提供性服務後，均會收取約港幣1,500元肉金。
74. 第二嫌犯安排Q入住X酒店第5及第6樓層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我們知道，《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
我們一直認為，法院的判決只有在絕對缺乏判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構成上條文所指的缺乏，并因此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所值得無效。而本案中，原審判決列舉了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已指出了原審法院用以形成心證的證據，也明確地指出了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當中已清楚敍述了法庭對事實認定時所依據的證據，包括對各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並對卷宗的文件書證作出分析，原審法院已履行說明理由的義務。
這種缺乏只有在缺乏審理構成訴訟標的的重要事實的情況下，才具有重要性，也就是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指的事實不足的瑕疵而令法院的事實判決無效。
縱觀原審法院的判決書，我們難以確定原審法院的判決沒有對事實的認定作出至少簡單的理由說明，相反，原審法院花了不少的筆墨在認定事實以及指出形成心證的證據方面，令讀者更加清晰了解其事實判決的根據。更重要的是，正如上文所說，原審法院在經過龐大的審理活動之後對繁多的事實以及細節的陳述作出了按其邏輯順序進行了清理和重新描寫，並對有關事實所指的內容以及依據的證據而形成的心證，檢察院所指責的那些缺失的事實也僅僅是某些事實的細節，並非對揭示事實的真相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部分事實，何況檢察院在上訴中也沒有充分對此作出陳述，而原審法院的這些小小的改動，既沒有離開檢察院的事實陳述的範圍，更不能構成事實的非實質性變更。
因此，我們也依照上述相同的理由駁回檢察院這部分的上訴理由。
3、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指的理由說明方面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裁判本身的瑕疵，即指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法院設定的事實之間、或認定的事實與未獲認定的事實之間存在予盾。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30 這種矛盾存於既證事實與既證事實之間、既證事實與不獲證事實之間、和認定的事實事宜與法院敘述其心證形成的理由說明之間所發生的矛盾，並表現為不可補正或不可克服，換言之，不能通過訴諸被上訴裁判總體和一般經驗法則去解決的不相容情況。31
雖然我們一直主張，上訴法院僅需要審理上訴所提出的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上訴的每一項上訴理由，但是，即使我們逐一分析檢察院的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我們也看不出哪一部分屬於上述的事實瑕疵的論點陳述。
在A）論點中，檢察院認為判決依據中僅分析卷宗內各份電話監聽報告，而對於真正作為證據，特別是關於控訴書所載事實的重要通話內容，並沒有作出分析。但是，這種提法不符合事實。在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的註腳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第19、20、21、22、24、25、26、27、28、29、42、55、81、114、115、116點的已證事實均源於警方所監聽的通話記錄。這種更方便於讀者的註腳方式也應該屬於指出基於形成心證的證據的方式之一，也屬於事實判決的理由說明的一部分。至於如何對這些所認定的事實的解釋則是法律適用層面的問題了。
檢察院的B）論點認為原審法院在依據中卻表示法院根本沒有對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關係密切事實作出分析，因認為該項事實過於空泛及不準確。既然此項事實為未證事實，法院在依據中不對其作出分析有何問題？如果檢察院擬質疑法院認定該事實為未證事實的自由心證則是法律不能容許的。如果質疑原審法院沒有說明理由，則不是如題所要解決的問題。
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檢察院的第C、D、E論點所涉及的問題無疑是缺乏理由說明的瑕疵的問題。
而事實上，原審法院認定未證事實ag)項的事實“在得到第一嫌犯明示或暗示同意下，第二嫌犯在X酒店擔任特別客戶部經理期間，利用上述訂房的登記特權謀取巨額的金錢利益，迫使欲在X酒店賣淫的女子支付人民幣10至20萬元的“介紹費”或“入場費””，屬於法院認定“第一嫌犯清楚、知道且容許第二嫌犯向賣淫女子收錢”的一類事實，法院在說明時候一同作出了說明（見第5746背頁的譯本），即使不對某一項事實作出認定的理由說明也並不屬於缺乏說明理由的瑕疵，更不是如題所指的瑕疵。
至於原審法院在認定已證事實第39項“X酒店的前堂經理在不確定的日期(約在1995年)在前堂的訂房系統中開始使用代碼C、T、P，而在第二嫌犯任職後創立了代碼CT及PT”以及沒有認定部分妓女在X酒店的住房記錄的事實時，已經在認定此類事實時明確作出了說明（見第5742背頁譯本）。
我們完全同意尊敬的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所重申其上訴理由的主張所說到的，自由心證不是無限制的，我們也知道，只有法院的事實判決中所包含的心證陷入了如《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所指的瑕疵的時候才能夠成為上訴的標的，但是，自由心證不可質疑仍然是一個訴訟原則，任何上訴不能通過質疑自由心證的方式來撼動據之以維繫的事實判決的目的。
但無論如何，在本案中，我們無法發現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存在檢察院所指的矛盾之處，更勿論不可不正的矛盾。因此，檢察院的上述上訴理由不成立。
4、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我們知道，在審查證據方面，《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即法院在認定事實所運用的自由心證實不能質疑的，一方面法律賦予法官自由審理證據的權力，另一方面當然要求法官必須在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的基礎上去自由評價證據，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32 也就是說，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是其經驗法則及綜合分析對證據所作的邏輯分析過程，由於其被要求採用客觀的標準但仍然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因此，只要無明顯錯誤而違反經驗法則及邏輯標準，法官對認定或不認定事實的結論是不容推翻的。
正如我們在2014年6月19日第65/2012號上訴案件中作出的裁判所理解的：
“在證據的審查方面，在刑事訴訟中奉行的是自由心證原則，法院應按照經驗法則及其自由心證來評價證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者說，除非出現明顯的錯誤，否則，這種自由是不能被挑戰。
面對互相矛盾的嫌犯以及證人的陳述，原審法院綜合地考慮各項證據而作出有關的事實判斷，這種判斷，既需要生活經驗，也需要膽量。法律正是賦予法官這種自由形成心證的權能，而法律在另一方面強制法官要作出決定的理由說明，讓人可以知道其心證是如何以及憑什麼形成的。”也就是說，法院形成自由心證的這種複雜的過程，可以在判決的理由說明中讓人們知道其認定事實的依據。
檢察院在A)論點中認為，既然原審法院認定X酒店的前堂經理在不確定的日期(約在1995年)在前堂的訂房系統中開始使用代碼C、T、P(已證事實第39項)，而根據第一嫌犯的入職時間為1995年(已證事實第1項)，便不能否定代碼C、T、P由第一嫌犯所創立之事實。即使未能完全認定“C”、“T”、“CT”、“PT”及“P”代號由第一及第二嫌犯創立，亦應將之修正為：“C”、“T”、及“P”代號由第一嫌犯在1995年創立，而“CT”、“PT”代號則由第二嫌犯入職後由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創立。那麼，已證事實第1項、第39項及未證事實m)項之間存在矛盾。
很明顯，如果檢察院不是在質疑原審法院的自由心證，那就是在提出不能接受的上訴理由。認定這些代碼由誰人創立的事實確實因為卷宗中並不存在法定的證據而排除法院的心證，那麼，法院的自由心證就不能被撼動。另一方面，即使根據第一嫌犯的入職時間不能否定代碼C、T、P由其創立，但是也不能肯定是其創立的事實。不能確定法院認定的事實存在明顯的錯誤。
我們理解檢察院提出這個上訴理由的擔憂，因為按其理解，沒有第一嫌犯創立這些代碼的事實，就很難認定其創立犯罪集團的事實。其實不然，創立與否與創立犯罪集團沒有任何的必然聯繫。只要存在其領導一個犯罪集團，使用誰創立的代碼完全沒有重要性。重點在於如何對在第一嫌犯所領導的酒店的賣淫活動過程中使用了這些固定的用於聯繫和識別賣淫女子的方式，完全可以作出與犯罪集團相聯繫的解讀。（必須強調，在此並非在隱示已經肯定其創立或者參加犯罪集團的事實）。
關於B)論點的認定“Code One”代碼的創立的原因的事實時，原審法院詳盡地解釋了認定事實的理由（見第5742-5743頁的譯本），也指出了基於形成心證的證據（第19點已證事實的註腳所摘錄的電話錄音）。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沒有任何明顯的錯誤。
同樣道理，檢察院的這部分的上訴理由的C、D、E、F點論據所指出的已證與未證事實之間的矛盾的主張，也明顯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在審理證據方面的自由心證，因為原審法院所依據的證據並沒有排除其自由心證的證據，那麼，就只能在法院的自由心證之下接受審理了，最重要的是，原審法院在認定這些事實時，已經詳盡作出了解釋和理由說明，尤其是對證據的衡量和審查，作出了並沒有明顯有違生活經驗法則的情事，那麼，檢察院的質疑是法律上不容許的。
5、犯罪集團罪的構成
檢院院認為本卷宗所載事實充分表明，各嫌犯有共同合意，組成擁有一定獨立性並以作出特定犯罪行為為目的的穩定性及持久性組織，並使其開展活動，各名嫌犯的行為已完全符合“犯罪集團罪”的概念。
正如原審法院的判決書所提到的，犯罪集團是一個法律概念，需要以事實來認定其是否構成。即使原審法院認定了令原審法院作出對嫌犯被控告的犯罪集團的罪名的事實為未證事實，只要依據已證事實可以作出適當的法律適用，尤其是通過對已證事實的解釋，並作出能夠充分顯示行為人的故意這個犯罪主觀要件的事實的推斷，我們就可以作出直接的判決了。
檢察院以《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或者第2款的罪名分別控告各嫌犯犯罪集團罪。
《刑法典》第288條（犯罪集團）規定：
“一、發起或創立以實施犯罪為目的，或活動係為著實施犯罪之團體、組織或集團者，處三年至十年徒刑。
二、參加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者，或對其給予支持，尤其係提供武器、彈藥、犯罪工具、保衛或集會地方者，又或對招募新成員提供任何幫助者，處相同刑罰。
三、領導或指揮以上兩款所指之團體、組織或集團者，處五年至十二年徒刑。
四、如行為人阻止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存續，或對此認真作出努力，又或為使當局能避免犯罪之實施，而通知當局該等團體、組織或集團之存在者，得特別減輕以上各款所指之刑罰，或得不處罰該事實。”
一般來說，犯罪集團有三個基本構成要件：
“－ 組織要件：相互間形成合意，各成員均明確或默示加入其中，以達到集體目的，即使該等成員從未謀面或互不相識亦然；
－ 集團穩定性要件：在時間上維持穩定的犯罪活動的意圖，即使後來沒有具體做到亦然；
－ 犯罪目的要件：為了取得不法利益或實行法律明確規定的犯罪而形成的合意。
從這裏可以看出，凡是在較長的時間內齊心協力，以穩定地實施某類犯罪為目的者，即使未形成組織或者沒有事先的協定，也屬黑社會。這樣，普通的一夥人，或者幾個人偶爾聚在一起，實施一個或多個犯罪行動，但不具集團的穩定性和牢固性，則自然排除在黑社會的概念之外。”33
曾經與《刑法典》第288 條規定中的基本罪行即犯罪集團罪同時存在的，是原第1/78/M 號法律規定的歹徒組織罪；接替後者作為打擊當地典型犯罪集團的特定罪狀的，是第6/97/M 號法律所規定的現行的黑社會罪。
訂定這一新的罪狀針對的是那些以取得不法利益和好處為目的的組織，這些組織的存在特別表現在實施某些犯罪，無須有會址或固定地點開會，無須各成員互相認識和定期開會，無須具號令、領導或級別組織以產生完整性和推動力，也無須有書面協定規範其組成或活動或負擔或利潤的分配（上述第6/97/M 號法律第1 條第2 款）。
第6/97/M 號法律第2 條作出了如下規定：
“第二條（黑社會的罪）
一、發起或創立黑社會者，處五至十二年徒刑。
二、參加或支持黑社會，尤其是下列情況，處五至十二年徒刑：
a）提供武器、彈藥、犯罪工具、保管及集會地點者；
b）籌款、要求或給予金錢或幫助招募新成員，特別是引誘或作出宣傳者；
c）保管黑社會冊籍、冊籍或帳冊的節錄部分、會員名單或黑社會儀式專用的服飾；
d）參加黑社會所舉行的會議或儀式者；或
e）使用黑社會特有的暗語或任何性質的暗號者。
三、執行黑社會任何級別的領導或指揮職務，尤其是使用此等職務的暗語、暗號或代號者，處八至十五年徒刑。
四、倘招募、引誘、宣傳或索款行為是向十八歲以下的人士作出者，則第一款所規定刑罰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
五、倘以上各款所規定的罪行由公務員作出，有關刑罰上下限加重三分之一。”
所以，構成犯罪集團罪或者黑社會罪，必須查明，是否透過協議或協定或實施某些犯罪等途徑建立了一個旨在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的組織，這意味着，透過設置法律推定，使得在證明罪狀要件方面的要求較為寬鬆。34
實際上，犯罪集團的活動由於極端秘密和隱蔽而非常難以取證，另外考慮到其成員採取種種自我保護措施，所以，應當對某些根據一般經驗有很小的把握說明其參與黑社會的跡象的證明力進行事先確定，從而作出法律推定，但不忘記實質真相和辯護權的情況，一定要允許提出反證。
為著第6/97/M 號法律（《有組織犯罪法》）規定的效力，根據其第1 條第1 款的規定，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所成立、而其存在是以協議或協定或其他途徑表現出來，特別是從事該款所列舉的一項或多項罪行的所有組織，視為黑社會。由此可知，黑社會是為取得不法利益而成立的，其所從事的犯罪活動不僅限於第1 條第1 款以舉例方式所列舉的罪名，當中包括不法資產或物品的轉換、轉移或掩飾。35
以上述三個要素為標準來分析本案的具體情況，可以看到，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部分已經形成了不存在符合以上條件的犯罪集團的結論，繼而裁定檢察院的控告罪名不成立。原審法院是這樣寫的：
“犯罪集團是一個法律概念，需要由事實來構成。
也就是說，必須提出能夠令法院得出這是一個“集團”之結論的事實。此外還有有關其“創立”、“領導”及“合謀”的事實。
這方面的事實載於控訴書的第6條、第268條、第269條、第271條至第274條，現轉載如下，並對某些部分作出強調：
“六、至少自2013年7月開始，即第二嫌犯入職X酒店後，第一至第三嫌犯聯同多名在逃涉嫌人合謀並分工合作地創立並領導一以操縱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為目的的犯罪集團。第四嫌犯至少自2014年4月起加入該犯罪集團，伙同第一至第三嫌犯共謀合力地領導及指揮該集團犯罪活動。
二百六十八、六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二百六十九、第一至第四嫌犯共謀合力並分工合作地創立、領導及指揮一以操縱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為目的之犯罪集團。
二百七十一、第二嫌犯更利用上述系統的登記特權，以將賣淫女子列入或解除在X酒店訂房的黑名單之權力，透過自身或他人向賣淫女子索取“入場費”及“介紹費”，意圖從中謀取巨額的不法利潤。
二百七十二、第五嫌犯為參與上述以操縱賣淫為目的之犯罪集團，於2014年12月起擔任第二嫌犯的助理，協助安排酒店房間予賣淫女子從事賣淫活動，以及與賣淫女子舉行檢討會議規範賣淫女子的行為。
二百七十三、第六嫌犯為參與上述以操縱賣淫為目的之犯罪集團，曾為該集團引入賣淫女子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另外，還協助第二嫌犯與其他淫媒接洽，向賣淫女子索取“入場費”及“介紹費”，為第二嫌犯謀取巨額的不法利潤。
二百七十四、六名嫌犯知悉其上述行為是本澳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這些就是在控訴書中所提出的認為構成犯罪集團罪或者黑社會罪的事實，餘下的全都是與眾嫌犯被指控的其它犯罪有關的事實。
控訴書中提到成立了一個以實施犯罪－操控賣淫－甚至獲取不法利益(至少是其中的一名成員在他人的協助下)為宗旨的集團。
然而，在集團的問題上，雖不排除有更佳見解，但我們認為，控訴書中所描述的事實屬於結論性事實－合謀、創立、領導、指揮、集團－，並沒有提出任何其它具體事實能夠說明眾嫌犯確實擁有創立一個具自身組織架構之集團或團夥－不是指X酒店－的意願，擁有一個形成集體意願的過程，以及具有一個將眾人聯繫在一起的共同想法。
從所調查的證據可以得出的是，X酒店內的賣淫情形至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便已存在，更有證人說，賣淫女子樣貌廣受好評，甚至成為遊客前來澳門的觀光景點，對此本庭不但不能忽視，而且必須予以承認，因為這是公開且眾所周知的事實。
這樣，控訴書內所載的事實版本－眾嫌犯自2013年開始創建並成立一個以操縱賣淫為宗旨的集團－便絕不能成立，因為看起來賣淫情況早在第一嫌犯自1995年開始在X酒店工作之前便已存在，遠早於第三嫌犯入職的時間(2004年)，更遠早於第二嫌犯(2013年)、第四嫌犯(2014年年初)和第五嫌犯(2004年年末)入職的時間。
當然，賣淫產業由來已久不能妨礙眾嫌犯聯合經營這一早已存在的操縱賣淫集團，但這已經與控訴書內所載的內容不相符。
從卷宗中可以得出的是，X酒店內的賣淫情況早已存在，這是公開且眾所周知的事實。
從卷宗中所不能得出的是，眾嫌犯之間以任何方式相聯合、聯盟、結盟；眾嫌犯之間具有除酒店之外的自身組織方式；眾嫌犯之間具有聯合決策的方式(獨裁/民主/混合)；眾嫌犯之間具有聯合的共同想法。
在盡量不提前對眾嫌犯的行為作出法律定性的前提下，我們認為，從所查明的事實可以看到，X酒店的所有人員在賣淫的問題上存在約定俗成的共同行為。
在本案中所存在的唯一組織是前五名嫌犯所受聘並從事其職業的酒店，他們之間不存在任何獨立於該酒店架構之外的團體。
在這方面要留意的是第86號證人BR及第87號證人FM的證言，從中可以得知此二人也參與了YSL女子在前臺辦理入住手續的事宜，因為BR除了沒有上班的日子之外，一直都有參與篩選賣淫女子的工作，通常是與第二嫌犯一起，當第二嫌犯不在時，則會與第一或第三嫌犯一起，對這些女子進行分類，從而決定她們是否有權獲得房間，另外FM在第二嫌犯入職之前也曾經以值班經理的身份－像其他曾擔任該職務的人一樣－對賣淫女子進行分類，以便獲取房間。據該名自1987年便已經開始在酒店工作的證人的供述，所有這些事情要追溯到1995年之前。在此之前經常有賣淫女子在酒店內住宿。這些賣淫女子向普通客人一樣開房，分配給她們的房間也不會有所區分，可以在任意一層。賣淫女子向來酒店的人提供服務，在酒店內到處遊走，有些時候衣著暴露。這些行為對酒店的其他客人造成滋擾，而且有礙觀瞻。為避免這一情況，酒店的管理層決定專門為這些賣淫女子設立一個“市場配額”，將留給這類客人的房間數目限制為第五層和第六層的120個房間，並限定她們只能在酒店的某個特定區域內攬客，允許她們與客人進行包括賣淫在內的任何活動，但不能滋擾或干擾到酒店的其他客人。
這就是本案中所說的之前稱為“PRC working girls”，後來稱為“YSL＂的這一體系建立的背景。
正如酒店員工的供述，自從酒店管理層覺得有必要“管束”酒店內的賣淫情況開始，便設立了某些標準，從配額(可分配房間)的訂定、租用房間的價格、房間的位置，到賣淫女子行走的區域、接納賣淫女子的標準－“C”、“T”及“P”－等等，而且從訂房部到前台職員再到保安，所有人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參與其中。
從1996年直到2015年，酒店會在其它市場之外專門為這些“PRC working girls”即後來的“YSL－Young Single Lady”設立單獨的酒店房間價目表。
然而，X酒店有組織地庇護在其設施內進行的賣淫活動的事實本身即便有可能符合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中關於方便賣淫的規定，也無法令我們得出酒店或其員工或其中的部分人結成一個以實施該項犯罪為宗旨之犯罪集團的結論。
總而言之，沒有證明能夠從中得出眾嫌犯相互之間協調聯繫又或者合作聯盟以便追求某個共同目標之結論的事實，也就是說，沒有證明眾嫌犯結成團夥，也沒有證明前三名嫌犯合謀創立、建立及領導某個集團，而既然不存在任何集團，那麼也就不能證明第四至第六嫌犯以控訴書中所述的方式參與該集團。
有關控訴書中所載以及在庭審中所查明的事實，我們可以對比中級法院在2014年10月23日第531/2014號案的合議庭裁判第113頁中所闡述的內容：“實際上，只要看一下所認定的事實，尤其是第1條至第9條的事實，便能發現，確實存在一個(由包括目前上訴的眾被告在內的多人所組建的)具有‘一定存續期’、……、且成員之間具有‘組織架構’(分工)的‘團夥’或‘組織’”。
將本案控訴書中所載的事實與上述裁判中所載的事實加以比較，很容易看出，在本案中，由於控訴書中欠缺這方面的事實，我們難以得出存在一個犯罪集團的結論，更有甚者，出於以上所述的原因，就連這些僅有的結論性事實也沒有被證明，而且調查的終結報告中也沒有任何的跡象。”
很明顯，原審法院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出發，自然其所得出的結論不可能是正確的。我們看看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以及對這些事實的解釋和作出法律的適用。
原審法院的錯誤前提在於：嫌犯操縱賣淫的活動是在酒店管理層面的行為，並沒有獨立於X酒店的管理活動。
在澳門，沒有法律明確規定賣淫是合法的，即使人們約定俗成，在澳門已經存在很久這個事實，也不能得出這個結論。雖然法律僅對在公共場合拉（嫖）客的行為予以處罰，但是我們也只能說澳門法律暫時沒有對在其他方式的賣淫活動作出懲罰而已。
不要忘記，原審法院已經對前三嫌犯的操縱賣淫罪作出了有罪判決。也就是說，在澳門，賣淫可能不違法，但是操縱賣淫則是犯罪。
原審法院認為，沒有一個獨立於X酒店的管理以外的操縱賣淫集團。那麼，這些操縱賣淫的活動屬於酒店管理的一般事務？還是嫌犯們在日常管理酒店之餘從事些操縱賣淫活動的副業？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X酒店從獲得政府的酒店牌照之日起，就必須進行合法的酒店管理活動。一切非法的活動都應該獨立於酒店管理的範圍。那麼，我們只能從這裡開始，尋求嫌犯們進行操縱賣淫的管理形態、管理方式以及利益的分享等因素。
不容置疑，既然原審法院已經對嫌犯們作出了操縱賣淫罪的有罪判決，其等明顯是以犯罪為目的，並為取得不法經濟利益而進行活動的。明顯確定了“目的要素”。
穩定要素也在合議庭認定的事實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正如原審法院所肯定的，X酒店的賣淫情形至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便已存在，甚至“沙圈”成為遊客前來澳門的觀光景點。雖然，原審法院的判決書，以嫌犯的入職年期在X酒店存在賣淫情形的時間很久之後，就認定檢察院所控告的至少於2013年開始嫌犯們建立一個操控賣淫的犯罪集團的立論則不能成立，但是這些理由也不能排除嫌犯們至少從那時開始，並具有穩定性地進行X酒店內的操控賣淫的犯罪活動：不但具有固定的應付警察介入調查的呼叫代號，也有固定的對賣淫女子分類管理，更有固定的懲罰機制。單憑這些，就已經完全滿足構成犯罪的穩定要素。
我們還是有必要再次強調的是，這些分析也完全是在原審法院已經對嫌犯們作出操控賣淫的有罪判決的基礎上而進行的。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看看嫌犯們的為了犯罪目的而穩定地進行的操控賣淫活動，最後我們仍然看看嫌犯們是否已經以上述方式成立了一個具有組織要素的犯罪集團。
必須強調以下已認定的已證事實：
“- 自1995年1月1日起，A(第一嫌犯)為X酒店的行政董事，是X酒店的最高負責人，其負責酒店場所的商業運營，直接領導及指揮X酒店的所有員工，包括酒店內各階層的經理及保安人員。
- 自2013年6月21日起，B(別名BX，第二嫌犯)為X酒店的副經理-特別市場客務關係，主要負責酒店的前堂接待及排房等工作，直屬於C。對於一些重要的決策第二嫌犯可直接與第一嫌犯溝通研究，而毋須向C匯報。同時，第二嫌犯亦獲發一間位於X酒店8樓供其長期居住的第8023號房間。
- 自2004年11月11日起，C(第三嫌犯)開始為X酒店工作，當時為X酒店前台經理，2008年1月1日起擔任房務部經理，2011年7月1日起擔任駐店經理，2014年1月1日起擔任X酒店總經理。
- 第三嫌犯作為X酒店的總經理，負責管理X酒店的日常運作，直屬於第一嫌犯。房務部及保安部的職員每日均會向其匯報關於酒店房間的租住情況及通知其在酒店範圍內發生的一切突發事故，第三嫌犯有權根據實際情況向所有員工發出相應的指令。
- 第三嫌犯每天均會接收一個由新X酒店前台所發送的短訊，該訊息匯報當天新X酒店(縮寫“GL”)的入住率(“OCC”)、平均房價(“average rate”)及收入(“revenue”)，而針對X酒店(縮寫“HL”)還會匯報當天“YSL”女子的入住率、平均房價和租房的數目。
- 上項所指的訊息還會傳送予新X酒店的訂房部經理、值日經理和助理前台經理。
- 第五項所指關於兩間酒店入住的訊息發送於2008年開始，資料內容為前一日的入住情況。
- 自2014年1月12日起，D(第四嫌犯)為X酒店保安部經理，是保安部及全體保安人員的最高負責人。第四嫌犯透過一間香港的獵頭公司XX酒店人事顧問有限公司(Hotels XX，Limited)介紹，簽約來到X酒店工作。
- 自2014年12月23日起，E(第五嫌犯)獲第二嫌犯以外地僱員的身份聘用在X酒店工作，並擔任第二嫌犯的助理，協助第二嫌犯處理前堂的工作。
- 至少自1995年起，為免對酒店其他住客造成騷擾，X酒店便將120間房間的配額預留給在酒店從事賣淫的女子，該等房間位於酒店五樓和六樓，亦被稱為“開工房”。
- 至少自1996年起，上項所提到的配額被稱為“PRC working girls”。
- 在不能確定但自2002年以前，上項所提到的配額轉而被稱為“Young Single Lady” ，簡稱為“YSL”。
- 自2015年1月起，“YSL”女子支付每日港元1,150至1,650元不等作為租住房間的費用。
- 入住X酒店的賣淫女子，只能在酒店地下商場範圍內尋找客人。當客人答應後，女子便會帶同客人返回入住的房間。
- 2014年7月底，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作為保安部的主管在X酒店創立了代碼系統以便保安人員相互溝通，該系統由下列五個識別碼組成：
CODE ONE (1) ：警方截查；
CODE TWO (2) ：搶劫/盜竊；
CODE THREE (3) ：打架；
CODE FOUR (4) ：火警；
HONG SEK：示意有問題要處理但無須驚動客人，如炸彈威脅等。
- 上項所提到的識別系統的設立，是由於X酒店的保安員不再由中國藉人士擔任，轉為聘用其他國藉如尼泊爾籍人士，而這些保安員不諳廣東話或普通話。
- 在設立上述代碼系統之前，當X酒店的保安人員發現有警員巡查時，會相互通知“隊伍離開”。
- CODE ONE是為了包庇“YSL”女子，使不同國籍的值班保安人員在接收“CODE ONE”代號時立即明白及驅散“YSL”女子，或要求“YSL”女子在所屬樓層停留，待警方人員撤離後才返回“沙圈”內繼續尋找客人。
- 2014年8月29日下午，保安員因發現警方檢查賣淫女子的證件而發出“CODE ONE”通報，第四嫌犯立即前往X酒店第5及第6樓層，除了查看情況外，第四嫌犯還禁止“YSL”女子下樓至“沙圈”招攬客人，當警方撤離後再通知“YSL”女子返回“沙圈”位置繼續“開工”。及後，第四嫌犯將是次成功避過警方截查行動向第三嫌犯滙報。
- 2014年11月29日晚上約20時58分，尼泊爾籍保安E27在新翼發現警方巡查，便依第四嫌犯之前的指令以對講機呼叫“CODE ONE”作出通知，故最終只有4名女子被警方帶入保安室調查。第四嫌犯得悉後立即通知第三嫌犯，翌日第三嫌犯指示下屬跟進被警方帶走的“YSL”女子人數及狀況。
- 在2014年一個不能確定的日期，X酒店5樓和6樓開始長駐兩名保安員，以提升這一區域的保安工作，而這兩名保安員亦負責在接收到“CODE ONE”呼叫後可通知“YSL”女子返回房間以避過警方的截查。
- 當保安人員發現並非第5或第6樓層的女子在X酒店內賣淫，須找尋有關女子所租住的房間，並由相關工作人員前往上述房間勒令該等人士退房。
- 發現形跡可疑的住客或非“YSL”女子而作出報告的保安員，可獲發放澳門幣200元的獎金。
- 於2014年11月8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YSL”女子身材肥胖要求第三嫌犯跟進，並將消息轉告第二嫌犯知悉。
- 於2014年12月1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疑似非“YSL”的賣淫女子，指示保安員立即查核該名女子資料並作出滙報，監控房保安發現其入住第7060房，並非第5或第6樓層的“YSL”女子，故按第一嫌犯既往吩咐禁止該女子在酒店內“開工”(即招攪嫖客)。
- 於2014年12月9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樣貌不佳的賣淫女子，指示第四嫌犯查核該名女子是否入住第5或第6樓層的“YSL”女子，否則立即作出驅趕。
- 於2015年1月7日，第一嫌犯在巡查期間發現一名樣貌不佳的賣淫女子，要求第四嫌犯查核該“YSL”女子的取房代號後，命令通知第二嫌犯將其取房代號由“PT”改為“P”。
- 經查核後得知，上述女子為“G”，於2015年1月5日，獲第二嫌犯批准入住於5093號房間並被編入“YSL”系統取得“PT”代號，而於2015年1月7日，第一嫌犯通知第二嫌犯後，“G”的代號被更改為“P”。
- 至少由八年前開始，在招攬客人的區域內倘若賣淫女子的人數過多，保安人員會召回所有的賣淫女子，由前台管理人員在保安室內進行抽籤，以決定某部分賣淫女子須留在房間休息2至4小時，其他的則可以繼續在招攬客人的區域內活動，上述措施被稱為“功夫”。
- 在第二嫌犯開始在X酒店工作後，上述抽籤工作便交由其負責，即所謂的“功夫”。
- 在第二嫌犯為X酒店工作一段時間後，想入住X酒店進行賣淫的女子須經過批准(以入住酒店)，首先須前往“副理櫃檯”(副經理櫃檯)進行甄選。
- 副理櫃檯設有經理負責接待有特別要求的客人或團隊，以及處理投訴。
- 賣淫女子欲在X酒店內入住及進行賣淫活動，必須在每日的下午2時30分前往副理櫃檯排隊約見，須遞交身份資料副本及留下聯絡電話，賣淫女子稱之為“面試”。
- 經過第二嫌犯甄選被認為可以入住酒店從事賣淫的女子，大約30分鐘後會收到電話通知其已獲批准入住，須往前堂辦理手續(辦理入住手續)。
- 作為酒店住客，於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在酒店的訂房系統中會以字母簡稱“YSL”登記，並以“C”、“T”、“CT”、“PT”及“P”5個代號等級分類。“C”代表只要屬“YSL”專用之房間－即120間房間－有空房時即可獲發房間的女子；“CT”代表如屬“YSL”專用之房間開房數低於110間時，可獲發房間的女子；“T”代表如屬“YSL”專用之房間開房數低於100間時，可獲發房間的女子；“PT”代表暫時不能入住，須經批准後才能獲發房間的女子；“P” 代表被拒絕發放房間的黑名單女子。
- 取得代號為CT、T及PT的女子，須於每日下午2點30分前往“副理櫃檯”辦理房間續租。
- 酒店訂房系統中C、T、CT、PT及P代碼的後面，還有以下三個縮寫：B的縮寫KW(第二嫌犯)、A的縮寫AH(第一嫌犯)及C的縮寫PL(第三嫌犯)。
- X酒店的前堂經理在不確定的日期(約在1995年)在前堂的訂房系統中開始使用代碼C、T、P，而在第二嫌犯任職後創立了代碼CT及PT。
- 2014年4月至5月份第二嫌犯患病休假期間，上述“副理櫃檯”的工作由第一及第三嫌犯負責。
- 在2014年的某段期間，賣淫女子的房卡上附有相片，以便當酒店的保安人員遇到身份可疑的賣淫女子時可以識別其是否酒店住客。
- 2014年11月29日，由於澳門回歸紀念日將至，因附有相片的房卡類似酒店人員的工作證件，在第二嫌犯的建議下，第一嫌犯指示第三嫌犯於回歸紀念日後，再向“YSL”女子發出附有相關女子相片的房卡，此前暫以普通房卡代替。
- 第二嫌犯經常召集“YSL”女子舉行會議，以檢討賣淫女子的行為舉止，諸如規定她們只能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客人、要不停的走動及禁止她們圍客。
- 第二及第五嫌犯會監察“YSL”女子的賣淫情況，當發現違規的情況發生便會作出相應的懲罰措施。
- 當有賣淫女子在招攬客人的區域內停留，直接接觸或騷擾酒店客人，或出現爭吵，或外觀不符合規定時，第二及第五嫌犯－可能是由保安人員舉報，也可能是在巡視時發現－會對賣淫女子作出訓示，如她們不遵守規則，會對違規者在一段期間內禁止租住酒店，如2至3個月。
- 2015年1月9日凌晨時份，第五嫌犯在監控房內監察“YSL”女子的賣淫情況時，發現H、I及J三人在“沙圈”範圍內並排地站在一起，於是被第五嫌犯停工三個月，她們的入住房間編號分別為5018、6064、5017，護照編號分別為...、...、...。
- 第二嫌犯在擔任X酒店的特別市場部經理期間，利用其職位上批准訂房與否的權力，向欲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要求支付人民幣10萬元至15萬元的“介紹費”或“入場費”。
- “YSL”女子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一定期間過後，第二嫌犯便會將該等女子登記成為代號“P”，禁止她們繼續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第二嫌犯透過BL(亦被稱為CB或“CC”)告知欲前往X酒店賣淫的女子，須支付一筆數額為人民幣12萬至15萬元不等的費用以取得“開工房”。
- 當不能順利取得房間時須繳交一定費用予第二嫌犯的潛規則亦在“YSL”女子中互相廣傳。
- 對於一些非“YSL”而想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第二嫌犯會透過第六嫌犯F要求該些賣淫女子先繳交人民幣15萬元，方允許其取得房間。
- 對於一些非“YSL”而想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的女子，第二嫌犯會透過BM(化名“BN”)、“CC”或“BO”、“BP”等淫媒要求該些賣淫女子先繳交人民幣10至15萬元的“入場費”，再將賣淫女子的身份資料給予第二嫌犯，當她們到X酒店前堂作登記時，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
- 第二嫌犯為了掩飾其犯罪行為，會儘量避免直接收取上述費用，並交由第五嫌犯或BL收取後轉交予第二嫌犯。
- 為了掩藏活動，第二及第五嫌犯在使用手提電話與他人進行通訊時，會將所收取金額以“10個”“12個”“8個”“5個”表示，“個”代表金額1萬元，即分別相當於人民幣10萬元、12萬元，如此類推。
- 2014年10月29日，第二嫌犯要求第六嫌犯與一名淫媒“CD”接洽。由於“CD”想引介一名賣淫女子“AG”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但第二嫌犯為了掩藏其身份，因此指使第六嫌犯與“CD”接觸，並要求對方支付人民幣15萬元，而第六嫌犯亦按要求去做。
- P於2013年8月份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從事賣淫活動一段時間後，第二嫌犯表示不會再向其發放房間，並要求她向其他賣淫女子查詢。
- P得知須向一名化名“BO”之男子繳交人民幣15萬元的“介紹費”，否則第二嫌犯不會給予房間其租住。隨後P與“BO”取得聯絡，並將人民幣15萬元匯入“BO”指定的銀行帳戶內。
- 匯款後，第二嫌犯才批准P繼續租住X酒店的“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及可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 Q於2014年下旬偷渡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以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但無法成功取得房間。經向其他賣淫女子查詢後，得悉須向“CC”繳交人民幣15萬元的“介紹費”，才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
- Q與“CC”聯絡後，按其指示將人民幣15萬元存入指定的銀行帳戶內，隨後Q在X酒店取得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第二嫌犯安排Q入住X酒店第5及第6樓層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R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一段期間過後，R遭到第二嫌犯驅趕。經詢問其他賣淫女子後，得悉所有賣淫女子均須向第二嫌犯支付數千元的費用否則會被驅逐出酒店範圍。故此，R每月均會按第二嫌犯的要求前往該酒店8樓第二嫌犯的房間向其支付港幣6,000元，自此第二嫌犯便沒有阻攔其從事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1日，S要求“BP”安排其前往本澳從事賣淫活動，“BP”向S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再轉交第二嫌犯後，才能在X酒店取得“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
- S將人民幣15萬元交給“BP”保管，並要求“BP”先不要將上述金錢轉交予第二嫌犯，待S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的專屬櫃檯排隊面試以取得“開工房”，但經4天嘗試仍無法成功取得房間。因此，要求“BP”將上述金錢給予第二嫌犯，於當日下午S便能順利地利用“CE”的證件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T合共支付了港幣128,000元作為“入會費”及“月費”。
- 2015年1月9日，V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由於已承諾將每天賣淫所得中的百份之三十給予淫媒“CH”，直至付清港幣8萬元為止，故獲安排入住第6093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於2014年11月份開始，W被X酒店前堂職員拒絕發房，經打聽後得悉須向第二嫌犯繳交人民幣15萬元才能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但第二嫌犯不會親自收錢，須透過“BO”代為轉交，故W將人民幣15萬元存入“BO”指定的銀行帳戶內。W使用CI的偽證登記，被第二嫌犯安排入住X酒店5085號房間。
- Z付清合共人民幣15萬元後，才順利在X酒店繼續入住6020號房間。
- 2015年1月2日，AA再次前往X酒店前堂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及第五嫌犯面試後，獲安排入住第5080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 2014年11月，AB承諾以分期方式向淫媒“CK”支付港幣6萬元的“介紹費”後，“CK”帶同AB前往X酒店前堂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並獲第二嫌犯安排入住該酒店五樓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2年10月份，AC透過網上招聘廣告認識“BP”，AC在“BP”介紹下被安排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為此，AC須支付人民幣8萬元。
- 直至2014年10月份左右，AC再次聯絡“BP”協助在X酒店賣淫，“BP”向AC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能安排其繼續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
- AC答應先支付人民幣5萬，餘款在X酒店賣淫後再支付。AC在支付人民幣5萬元後，順利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於2014年12月下旬，AC再將餘下的人民幣10萬元給予“BP”。
- 2014年5月10日，第二嫌犯致電第一嫌犯請求安排一間“開工房” 予AF，因此，AF被安排入住第6035號房間進行賣淫活動，期間，第二嫌犯致電AF的手提電話...以確認對方是否順利取得“開工房”。
- 2014年11月6日，下午3時40分，第二嫌犯透過短訊向AF的手提電話...發送內容為“… XX B”之信息。未幾，第二嫌犯透過手提電話...接收內容為“你尾號…卡6日15:58XX銀行收入(他行滙入)50,000元，餘額76,523.74元。【XX銀行】”之短訊。
- 2015年1月3日，BL致電第二嫌犯商討是否容許淫媒“CD”所提供之妓女入住X酒店，最終AH、AI及AF獲第二嫌犯批准取得“開工房”。
- AJ向淫媒“CM”支付人民幣2萬元後，按“CM”的指示自行前往X酒店以取得“開工房”。
- 2014年11月，AJ前往X酒店前台表示想取得“開工房”，職員讓其到副理櫃檯排隊。
- 當AJ到副理櫃檯時正好遇到第一嫌犯，經其向身邊人員點頭表示可以安排房間後，被安排入住第5021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
- 2014年9月20日，AL自行前往X酒店排隊以取得房間，期間，第二嫌犯向其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0萬元才可向其發放房間進行賣淫活動。AL向第二嫌犯承諾以每兩星期支付2萬元的方式付款，第二嫌犯同意後安排其入住第5037號房間。
- 2014年10月1日，AO再次前往X酒店前台櫃檯排隊以取得“開工房”時，被前堂職員拒絕發房。經詢問後，取得“CO”的聯絡電話，“CO”要求其將人民幣15萬元匯入指定的XX銀行帳戶內，當匯款後才可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2014年12月，AO將人民幣10萬元匯入上述帳戶內，隨後再將其本人的證件號碼以訊息發送予“CO”後，便順利地獲安排入住第5095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2015年1月，AO再將餘下的人民幣5萬元匯入“CO”指的的銀行帳戶內。
- 2014年下旬，AP非法進入本澳欲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並通過“佳佳”獲悉須向第二嫌犯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能取得“開工房”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第二嫌犯不會直接收錢，而是透過“金CC”代收。
- 2014年12月，AS持署名“CP”的往來港澳通行證再次非法進入本澳並前往X酒店，經第二嫌犯面試後被安排入住第5083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是次取得“開工房”前，AS以刷卡的方式向第二嫌犯支付了人民幣15萬元“入場費”才可在該酒店賣淫。
- 2011年4月，AU給予“BP”港幣10萬元的“好處費”後，便開始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另外，AU每月亦須向BP支付港幣1萬8千元的茶水費。
- 2014年12月初，AW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面試，第二嫌犯向其表示“我給你兩個月時間在X內做賣淫工作，兩個月後我就要收取你15萬人民幣”。由於AW知悉這是在X酒店內從事賣淫活動的規則，因此只好答應有關要求，第二嫌犯安排其入住該酒店六樓房間，並在“沙圈”範圍內尋找嫖客。
- 2014年11月上旬，AX前往X酒店的副理櫃檯排隊，經第二嫌犯面試，第二嫌犯向其表示須支付港幣8萬元作為租住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的費用。AX答應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後，第二嫌犯安排其入住該酒店6033號房間從事賣淫活動，同時AX須繳付房間每天的租金。
- 直至2015年1月，AX透過一名不知名男子向第二嫌犯支付了合共港幣5萬多元現金。
- AX在上述酒店進行賣淫活動期間，曾參與由第五嫌犯主持的會議，主要檢討賣淫女子的言行舉止。
- 經與第二嫌犯取得聯絡後，第二嫌犯向AY表示須支付人民幣15萬元才可繼續租住房間以從事賣淫活動。因此，AY於2014年11月將人民幣15萬元以現金方式直接匯入第二嫌犯的銀行卡中。及後，AY被安排入住第6039號房間繼續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
- AZ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期間被安排入住該酒店五及六樓房間，並曾參與由第五嫌犯主持的會議，以檢討賣淫女子的行為舉止及賣淫活動範圍。
- BA在X酒店進行賣淫活動期間，曾三次參與由第二及第五嫌犯舉行的會議，主要禁止賣淫女子離開“沙圈”範圍尋找客人及騷擾其他客人，若違反有關規則會被禁止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
- BC從其在X酒店賣淫所得以分期的方式向“CR”支付港幣10萬元的“入場費”，直至2014年8月付清。
- 及後，第二嫌犯曾向其暗示要支付港幣10萬元，否則不能順利地取得“開工房”。BE為了能繼續在X酒店範圍內從事賣淫活動，同意以分期支付方式向第二嫌犯繳付上述金額。直至2015年1月，BE透過第二嫌犯所指派的兩名不知名男子向第二嫌犯支付了合共港幣4萬元的現金。
- 自2013年12月至2015年1月，BG透過支付淫媒“CU”合共約港幣17萬元的介紹費及佣金而順利獲准在X酒店從事賣淫活動。
- 2015年1月8日，BJ進入本澳並自行前往X酒店前堂排隊面試以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在面試期間，第二嫌犯曾向BJ表示欲繼續租住“開工房”從事賣淫活動，必須在兩個月的期間內向其支付港幣15萬元的“入場費”，否則不會獲發房間。BJ答應後，獲第二嫌犯批准取得房間進行賣淫活動。
- BK須向“CV”支付港幣10萬元作為“入場費”及每個月支付港幣18,500元“茶水費”。BK從其在X酒店賣淫所得分期支付“入場費”，直至2015年1月5日付清。
- 第二嫌犯利用向賣淫女子分配X酒店5樓及6樓房間進行賣淫活動的特權，以將賣淫女子列入或解除在X酒店訂房的名單之權力，透過自身或他人向賣淫女子索取“入場費”及“介紹費”，意圖從中獲得其無權收取的金錢。
- 第五嫌犯自2014年12月23日起履行第二嫌犯助手的職務，協助其掌控賣淫女子在酒店內的行為，亦協助向賣淫女子要求支付予第二嫌犯其無權要求收取的費用。
- 第六嫌犯協助第二嫌犯向賣淫女子索要“入場費”及“介紹費”，而第二嫌犯要求的這些費用其無權向賣淫女子收取。
- 六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知悉其上述行為是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從上述摘錄的部分已證事實，尤其是劃線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嫌犯們並非一般的共同犯罪，他們利用合法經營X酒店的便利，有系統地經營操控賣淫的犯罪行為。而他們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上下級的領導關係，仍然維持這酒店管理的級別關係；
第二，其等所操控的賣淫活動具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嚴格的懲罰機制，更有完整的獨立於酒店管理的系統，包括賣淫女子專門的配房樓層，專門的招客場地，專門的保安系統，獨有的應對警方稽查的方式；
第三，眾嫌犯確實在酒店管理之外，或者在酒店合法管理的掩護下，擁有一個專門操控賣淫女子的組織架構的共同意願，他們也只是由酒店管理的級別關係以及分工合作關係而維繫著。毫無疑問已經形成一個組織團伙。每個成員均在其中擔任不同角色，共謀合力，而第一嫌犯發揮核心關鍵作用（尤見第1、25、、26、27、28、29、40、114、119、191、192、197等已證事實），充當領導者及指揮者的角色，完全符合有關犯罪的組織要素要求。
第四，而第四至第六嫌犯亦在明知該集團存在並運作良好的情況下主動加入，清楚知道第二嫌犯必然在第一嫌犯允許下才能開展犯罪活動，他們明顯清楚知道操控賣淫的行為並非X酒店管理的日常事務，並接受相同的犯罪宗旨，自願加入，共同參與該犯罪活動；第四嫌犯還指揮其屬下保安員，配合實施犯罪活動的需要。
綜上所述，合議庭認為被告與他人組成有組織、有分工並有系統地實施本案所針對犯罪行為的犯罪團夥，並在其中擔當極其重要的領導和指揮角色。嫌犯們的行為同樣符合《刑法典》第288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的構成要件。
6、操縱賣淫罪的罪數
檢察院認為各嫌犯所觸犯的操縱賣淫罪應以警方行動當日發現的賣淫女子數目(90)作為犯罪宗數定罪量刑，但第六嫌犯由於控訴書上僅提出三項控罪，基於控訴原則，應以三項操縱賣淫罪論處。
這個問題，在中級法院的眾多判決書中可以見到不同的見解，這裡涉及刑法以操控賣淫罪的保護法益的問題以及嫌犯實施犯罪行為所表現的犯益的同一性或者單一性還是獨立個體行為的問題。
我們無需去詳盡地討論有關淫媒或者操控賣淫的非刑事化的學者們的觀點36，簡單一句話，澳門的第6/97/M號法律的第八條規定懲罰“操控賣淫罪”的時候，除了沒有要求《刑法典》第163條所規定的淫媒罪所規定的“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之外，並沒有改變第163條仍然將淫媒罪置於侵犯性自由罪一類的犯罪的意圖，更沒有將操控賣淫罪非刑事化的意圖。
第6/97/M號法律第八條（操縱賣淫）規定：
“一、凡誘使、引誘、或誘導他人賣淫者，即使與其本人有協定，又或操縱他人賣淫者，即使經其本人同意，處一至三年徒刑。
二、不論有報酬否，凡為賣淫者招攬顧客，或以任何方式助長或方便賣淫者，處最高三年徒刑。
三、犯罪未遂，處罰之。”
也就是說，這個條文與《刑法典》第163條的淫媒罪所不同的是，淫媒罪37強調的是保護侵犯性自由的法益，尤其是需要以“乘他人被遺棄或陷於困厄之狀況，促成、幫助或便利他人從事賣淫或為重要性慾行為”，並以此“為生活方式或意圖營利者”為犯罪的客觀要件。
雖然，上條文引用的操控賣淫罪的規定的重點似乎在於嫌犯的“經營（即葡文exploração）”上，並且作為以操控賣淫為目的的犯罪集團的嫌犯們，他們並非以操控特定的婦女的賣淫活動，但是，這項罪名仍然擬保護人的性自由這個法益，把每一個賣淫婦女的性行為作為一個商品進行經營，他們的行為所侵犯的性自由的法益仍然是人身法益，應該按照每個賣淫者的數量而定。38
他們的行為，在觸犯以操控賣淫為犯罪目的的犯罪集團的基礎上，其所觸犯的操控賣淫罪的罪名，對於單一賣淫者來說，其被操控的賣淫的次數，可以是連續犯的方式，但是，對於所有已證事實中所顯示的58名賣淫者來說，其等的賣淫活動根本不能存在明顯減輕嫌犯的罪過的外在因素的關係，因此，應該以每一賣淫者的個體來計算操控賣淫的罪數。
從已證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嫌犯們操控了以下的賣淫者有：G、H、I、J、K、L、M、N、O、P、Q、R、S、T、U、V、W、X、Y、Z、AA、AB、AC、AD、AE、AF、AG、AH、AI、AJ、AK、AL、AM、AN、AO、AP、AQ、AR、AS、AT、AU、AV、AW、AX、AY、AZ、BA、BB、BC、AI、BD、BE、BG、BH、BI、BJ、BK、BF等共58人。也就是說，所有的嫌犯以共犯和既遂的方式實施了第6/97/M號法律第八條第1款所規定的58項操縱賣淫罪。
而由於檢察院的控訴書上僅對第六嫌犯提出三項控罪，基於控訴原則，應以三項操縱賣淫罪論處，僅改判第六嫌犯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3項「操縱賣淫罪」。
檢察院這方面的上訴理由也成立。
7. 重新量刑
對於上訴法院是否可以在改判原審法院的無罪判決為有罪判決之後替代原審法院作出具體量刑，司法裁判及理論學說均有不同意見。為着研究的目的，我們可以參看葡萄牙最高法院在2016年2月21日在第4/2016號案件的統一司法見解案件所做的判決，該判決認定了“在對第一審法院的開釋判決的上訴審中，如果上訴法院認為應該對嫌犯作出有罪判決，必須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74條第3款，b項，第368條、369條、371條、379條第1款a和c項第一部分、424條第2款以及第425條第4款（分別等同於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3款，b項，第349條、350條、352條、360條第1款a和c項第一部分、416條第2款以及第417條39的規定）的規定，作出有關的刑罰的選擇以及量刑”統一司法見解。40,
在考慮上述的意見後，我們認為可以作為一個審理本案的參考，並直接作出量刑。
原審法院認定了可資量刑的所有事實，除了上述的可以認定嫌犯們的罪過的情節之外，還認定了其等的社會、經濟和生活的條件。根據卷宗資料及已證事實：
“197. 第一嫌犯A月入澳門幣160,000元，具博士學歷，無需供養任何人，在交際及工作圈子中廣為人知其出任職務上的管理高層。
198. 第二嫌犯B月入澳門幣30,000元，具高中學歷，無需供養任何人。
199. 第三嫌犯C月入港幣130,000元，具兩年高等教育課程學歷，需供養太太及一名兒子，在交際及工作圈子中廣為人知其出任職務上的管理高層。
200. 第四嫌犯D月入港幣40,000元，具XX管理碩士學歷，需供養母親及兩名兒子，在交際及工作圈子中廣為人知其出任職務上的管理高層。第四嫌犯為已退休的香港前警務人員，曾任職多間公司負責保安工作。41
201. 第五嫌犯E月入澳門幣20,000元，具高中學歷，需供養父母及一名女兒。
202. 第六嫌犯F月入港幣25,000元，具初中學歷，需供養父母。
203.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述六名嫌犯均為初犯，但於2005年或2006年某不確定之日，第六嫌犯曾因觸犯一項吸食麻醉藥品罪被科處罰金，該判決已轉為確定，即便罰金數額未能確定。”
因此，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量刑標準以及已證事實所顯示的犯罪情節以及犯罪預防的需要，判處：
第一嫌犯A
- 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創立並領導犯罪集團罪」，處以6年徒刑；
- 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58項「操縱賣淫罪」，每項罪名處以9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處以8年徒刑。
第二嫌犯B
- 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參加犯罪集團罪」，處以4年徒刑；
- 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58項「操縱賣淫罪」，每項罪名處以2年徒刑。
- 數罪並罰，處以6年徒刑。
第三嫌犯C
- 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參加犯罪集團罪」，處以4年徒刑；
- 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58項「操縱賣淫罪」，每項罪名處以5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處以5年徒刑。
第四嫌犯D
- 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參加犯罪集團罪」，處以4年徒刑；
- 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58項「操縱賣淫罪」，每項罪名處以5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處以5年徒刑。
第五嫌犯E
- 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參加犯罪集團罪」，處以4年徒刑；
- 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58項「操縱賣淫罪」，每項罪名處以5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處以5年徒刑。
第六嫌犯F
- 觸犯《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參加犯罪集團罪」，處以4年徒刑；
- （由於控訴書上僅提出三項控罪，基於控訴原則，應以三項操縱賣淫罪論處）觸犯第6/97/M號法律第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3項「操縱賣淫罪」，每項罪名處以5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處以4年8個月徒刑。
由於控訴書上僅提出三項控罪，基於控訴原則，應以三項操縱賣淫罪論處。
（二）嫌犯A的上訴
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在判決書內沒有證實其有為賣淫活動招攬顧客或提供便利並獲得經濟利益的行為，其一切有組織、穩定及長期之行為僅涉酒店之運作，屬正常商業行為，原審法院不能在依據中作出如此認定，認為判決之依據與事實之間存在不可補正的矛盾，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的瑕疵。另外，上訴人還認為其行為沒有故意，只是過失，或只是或然故意，認為原審法院量刑過重，應相應減低刑罰。
正如上文在分析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是提到的，嫌犯經營X酒店只是其犯罪集團的犯罪行為的合法外衣，無需更多的論述，不但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沒有任何的瑕疵，而根據已證事實，我們也完全可以得出結論，上訴人的行為不但觸犯了犯罪集團罪，也觸犯了操控賣淫罪。
至於量刑過重的問題，本院已經對新的判罪作出量刑，上訴人的這個上訴理由就沒有審理的必要了。
（三）嫌犯B的上訴
第二嫌犯B認為澳門在各酒店長期存在賣淫活動之事實，顯示市民大眾對之持接受態度，可減低上訴人罪過和不法性，原審法院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1款的規定。
至於量刑過重的問題，本院已經對新的判罪作出量刑，上訴人的這個上訴理由就沒有審理的必要了。
（四）嫌犯C的上訴
上訴人C認為單憑與其作為第三嫌犯有關的已證事實(第16至22、40、41和42項)，並不足以認定被判犯罪；而作為判決依據，原審法院僅指上訴人“第一嫌犯的下屬，協助第一嫌犯對賣淫女子進行篩選並挑選可以入住酒店的女子”，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邏輯分析上存有問題，因並不存在相關的已證事實，沒有任何賣淫女子指證上訴人作出篩選行為；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指明上訴人如何保護賣淫女子，因此，認為被訴裁判存在審查證據上的錯誤，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正如上文對檢察院的上訴的審理和分析的理由，原審法院的事實審理不但沒有沾有審理證據方面的瑕疵，而其行為也作為共犯觸犯犯罪集團以及操控賣淫罪的罪名，其上訴理由不攻自破，理由也是明顯不能成立的。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
- 檢察院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作出符合以上決定的改判。
- 其他嫌犯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或者因審理受到阻礙不予以審理。
判處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所有嫌犯共同支付，其中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及第三嫌犯C分別繳付12個、19個和8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被上訴各嫌犯扣除已經服完的刑罰後，仍然需要服餘下的刑罰（具體刑期於刑罰的計算之時詳盡作出）。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9年11月28日
蔡武彬
譚曉華
賴健雄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sofre do vício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 b)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bem como que se mostram violados os artigos 13.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2.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ão resulta que o ora Recorrente, com ou sem remuneração, tenha angariado clientes para actividades de prostituição ou que tenha favorecido ou facilitado 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3. Um Hotel tem uma gestão organizada, estável e duradoura, com regras de operação e funcionamento que caracterizam os negócios desse tipo de empresa comercial;
4. Como responsável máximo pela gestão do Hotel X competia ao Recorrente assegurar a prestação dos serviços de hospedagem e demais serviços de hotelaria que constituem o propósito comercial do Hotel X, mediante o pagamento do respectivo preço;
5. Favorecer significa dar força à manutenção ou ao desenvolvimento d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sem, todavia, fornecer meios para o efeito, e facilitar significa pôr à disposição meios, coadjuvar, proporcionar instrumentos de propagação d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6.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resulta que o Recorrente limitou o número de quartos disponíveis para mulheres solteiras do Continente e diminuiu o eventual incómodo provocado aos restantes hóspedes e clientes do Hotel X;
7. Parece-nos evidente que em nenhum dos factos provados ficou demonstrado qualquer favorecimento ou facilitação por parte do Recorrente para o desenvolvimento ou propagação de actividades de prostituição no Hotel X;
8. Pelo contrário, dos factos provados resulta que o Recorrente, desde que iniciou funções como Director do Hotel X, melhorou a imagem do Hotel X e impediu o desenvolvimento e a propagação de actividades de prostituição;
9. Não tendo ficado provados factos que demonstrem que o ora Recorrente favoreceu ou facilitou a manutenção, desenvolvimento ou propagação de actividades de prostituição, nunca o Tribunal, n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o podia ter considerado, pelo que exist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factualidade provada,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2, al. b)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0. Exist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quando os factos provados estão em oposição ou quando os fundamentos de facto justificam decisão contrária àquela a que chegaram os julgadores;
11. Antes da data em que o Recorrente iniciou as suas funções de Director do Hotel X, era frequente hospedarem-se no Hotel raparigas do Continente, sendo-lhes atribuído quartos indiscriminadamente em qualquer piso;
12. Essas mulheres ofereciam os seus serviços a quem frequentasse o Hotel deambulando por todas as áreas do mesmo, apresentando-se por vezes de forma obscena, incomodando os outros hóspedes do Hotel;
13. Se o Recorrente pretendesse favorecer ou facilitar actividades de prostituição que proliferavam antes da sua chegada ao Hotel X, não teria, certamente, limitado o número de quartos disponíveis ou rejeitado hóspedes do segmento de mercado em causa;
14. Ficou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mandou expulsar mulheres do Hotel X, circunstância que dificilmente se concilia com o alegado favorecimento ou facilitação d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de que é considerado responsável;
15. Deve aqui ser registado que os depoimentos para memória futura, prestados por algumas testemunhas, serviram para provar os factos n.os 166.º, 173.º e 179.º, sem qualquer outra base de sustentação;
16. Mas se o Tribunal aceita como prova 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não pode deixar de valorar também as afirmações das testemunhas, precisamente na parte em que reconheceram já ter exercido a prostituição em outros hotéis de Macau, dando esse facto como provado;
17. A aquisição antecipada da prova supõe o respeito pelo princípio do contraditório, que pressupõe a existência de uma pluralidade de sujeitos processuais, com especial relevo para a existência do arguido;
18. Os depoimentos para memória futura das 5 primeiras testemunhas foram realizados em 26 de Abril de 2014 e 22 de Maio de 2014 (fls. 201, 203, 204, 205 e 270 dos autos), pelo que não podem ser dados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n.os 56.º a 66.º, que foram extraídos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em datas anteriores às da existência de arguidos e sem exercício do contraditório;
19. Existe na prova por declaração para memória futura evidente desvio às regras processuais gerais para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nomeadamente, a ausência de publicidade, a existência de um contraditório necessariamente incompleto ou mitigado, na medida em que só o Ministério Público conhece a totalidade dos actos de inquérito, numa fase em que o defensor não tem acesso aos autos e em que o Juiz de Instrução não dispõe de poderes de investigação;
20. Dos depoimentos colhidos às mulheres que foram detidas pela Polícia Judiciária no dia 10 de Janeiro de 2015, sobressai um elemento comum: todas elas vieram para Macau voluntariamente, com a intenção de se prostituírem e de ganharem dinheiro rapidamente;
21. A prostituição, em si mesma, não configura um ilícito penal e, como ficou provado, nunca existiram restrições legais ou foram transmitidas instruções ao Hotel X para não celebrar contratos de hospedagem com mulheres que a ela se dedicassem;
22. Ficou demonstrado que as autoridades locais sabiam, desde data anterior à do início de funções do ora Recorrente, como Director do Hotel X, que mulheres ali hospedadas se dedicavam a essa ocupação;
23. A Lei n.º 6/97/M, de 30 de Julho, que foi aprovada durante um período em que se vivia uma acentuada insegurança em Macau, não obstante manter a posição nuclear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ou sociedade secreta, prevê e pune outras condutas geralmente associadas à actividade das associações ou sociedades secretas;
24. Contudo, os contratos de alojamento celebrados pelo Hotel X com os seus hóspedes,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Código Comercial, não podem ser enquadrados no tipo legal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nomeadamente, porque a hospedagem consiste precisamente na disponibilização onerosa do uso de um imóvel para fruição durante o prazo de utilização;
25. O Recorrente não pode ser punido por cumprir o objecto social do estabelecimento hoteleiro, que está licenciado para realizar contratos de hospedagem e de prestação de serviços similares;
26. Não cabia ao Recorrente negar hospedagem ou proibir o acesso de hóspedes, quando se sabe que mesmo depois da alteração legislativa, as autoridades de Macau, conviveram pacificamente com essa realidade, sem nunca darem qualquer indicação ao Hotel X para recusa de hospedagem;
27. Note-se que, ao contrário do referido na pág. 339 do douto Acórdão, o Recorrente não colaborou no encaminhamento de vítimas para a prostituição;
28. Não só não existem vítimas como é manifesto que o Recorrente não encaminhou, ou praticou quaisquer actos para o desenvolvimento e propagação d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29. Por outro lado, caso se entenda que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é merecedora de censura, 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integra um tipo de crime doloso, não tendo lugar o seu sancionamento na forma negligente;
30. In casu, só é possível admitir uma conduta negligente do Recorrente, pois existe negligência quando o agente viola o dever objectivo de cuidado adequado a evitar a ofensa do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pela norma penal ou, por outras palavras, quando o agente não toma as precauções necessárias adequadas a evitar o resultado típico, não o prevendo como consequência normal da sua conduta, ou, prevendo-o, não se conformou com ele;
31. A negligência consciente é um defeito do querer: o autor actua não obstante haver previsto a possibilidade de configuração do tipo;
32. Como tal, deve o Recorrente ser absolvido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pelo qual foi condenado;
33. Ainda que assim não se entenda, o que apenas se admit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sempre se dirá que o Tribunal também errou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uma vez que não observou, como devia, o disposto nos artigos 13.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que se mostram violados;
34. Caso se entenda que o Recorrente praticou o crime por que foi condenado, deve a medida da pena ser ponderada apenas com base em dolo eventual, nos mesmos termos que foram determinados para os 3.º e 4.º arguidos;
35. O Recorrente foi contratado para trabalhar no Hotel X como Director, cabendo-lhe dirigir as operações comerciais do estabelecimento hoteleiro e coordenar o trabalho dos restantes funcionários do Hotel, de acordo com as directivas estabelecidas pela Administração do Hotel;
36. O dolo eventual integra-se pela vontade de realização relativa à acção típica (elemento volitivo do injusto da acção), pela consideração séria do perigo de risco de produção do resultado (factor intelectual do injusto da acção) e em terceiro lugar por o autor se conformar com a produção do resultado típico como facto de culpabilidade;
37. Na ponderação concreta da pena, cumpre determinar a medida da sanção tendo como limite e suporte axiológico a culpa do agente em função das exigências da prevenção de futuros crimes, sem esquecer que a finalidade última da intervenção penal é a reinserção social do delinquente, sendo incompatível com o Estado de Direito a finalidade retributiva;
38. Ora, atendendo às circunstâncias concretas do Recorrente, nomeadamente ao facto de ser primário, de ter, nesta data, 69 anos, de estar integrado na sociedade, de ser pessoa respeitada, competente e dedicada ao trabalho, bem como de não haver risco de continuação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sempre a pena aplicada deveria estar dentro do terço mínimo da moldura abstracta da pena.
Termos em que e nos mais de Direito, que V. Ex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revogando-se a decisão recorrida, absolvendo o Recorrente do crime pelo qual foi condenado.
Caso assim não se entenda o que apenas se admite por mero dever de patrocínio, sempre a pena aplicada ao Recorrente deverá estar dentro do terço mínimo da moldura abstracta da pena, uma vez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considerou, como devia e estava vinculado, os elementos previstos nos artigos 13.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Assim, mais uma vez, será feita a habitual e serena JUSTIÇA!
2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Tendo a Arguida sido privada da sua liberdade durante cerca de 1 ano e 2 meses, tal período deveria obrigatoriamente ser sido integralmente descontado na pena de prisão aplicada à Arguida no Acórdão ora recorrido.
2. N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se faz, porém, qualquer menção à circunstância de a Arguida ter ficado presa durante cerca de 1 ano e 2 meses, não se procedendo, pois, ao (obrigatório) desconto desse período na pena concretamente aplicada, o que demonstra, por si só, o carácter excessivo da pena aplicada à Arguida.
De outra sorte,
3. A circunstância de a ora Recorrente ter estado presa preventivamente durante 1 ano e 2 meses não podia, de forma alguma, ser desconsiderada pelo Tribunal a quo no âmbito d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4. Com efeito, considerando o período de prisão por si já efectivamente cumprido, não é possível, no âmbito do presente processo, encontrar razões preventivas - gerais e especiais - que justifiquem a aplicação de uma pena de 2 anos e 5 meses à ora Recorrente.
Por outro lado,
5. In casu, existem outras circunstâncias gerais atenuantes que depõem (também) no sentido da redução da medida da pena, do mesmo modo que inexistem quaisquer circunstâncias agravantes que imponham uma pena elevada.
6. Com efeito, importa desde logo ter em conta, enquanto factor atenuante, a circunstância de a existência de prostituição em Macau, nomeadamente nos hotéis, ser um facto público e notório, sem qualquer contestação ao longo de mais de 20 anos, o que contribuiu para um sentimento de permissividade e consentimento público da mesma.
7. E apesar de tal circunstância não se achar prevista, de modo expresso, no artigo 66.º do Código Penal, não pode deixar de relevar, enquanto factor relevante na graduação da pena, a diminuta consciência ético-social existente à data da prática dos factos sobre um determinado tipo de ilícito.
8. Trata-se manifestamente de uma circunstância que possui valor atenuante, desde logo na perspectiva da culpa (ainda que também, em certa medida, sob o ponto de vista da prevenção).
9. Assim, na medida em que é facto público e notório que a prostituição existe em Macau há muitos anos e em vários locais da cidade, nomeadamente nos hotéis, a consciência da ilicitude do agente que praticasse 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seria necessariamente reduzida, como reduzida seria, por consequência, a intensidade do seu dolo.
Finalmente,
10. Impõe-se também relevar a circunstância de a ora Recorrente ser primária, e de ter sempre pautado a sua vida pela fidelidade ao Direito, circunstância que, nos termos da alínea e) do n.º 1 do artigo 65.º do CP, serve também como factor atenuante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Tudo visto,
11. Para ser justa e proporcional, e para ser conforme com o factor da proporcionalidade em relação à gravidade do acto e ao grau de culpa, a pena a aplicar à ora Recorrente deveria situar-se aquém do meio da medida abstracta da pena, devendo ainda ser determinada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e tal pena.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12. A determinação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prevista no artigo 48.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e que constitui formalmente uma verdadeira pena de substituição, não constitui uma mera faculdade do julgador, mas sim um verdadeiro poder-dever. Ou seja, se os pressupostos formais e materiais se encontrarem verificados, o julgador terá de decretar a suspensão da pena.
13. É legítimo afirmar que não existem, no caso dos presentes autos, quaisquer circunstâncias, seja ao nível da prevenção especial positiva, seja ao nível da prevenção geral positiva, que apontem no sentido da não suspensão da pena aplicada à ora Recorrente.
14. Em particular, a execução da prisão não se revela, do ponto de vista da prevenção especial positiva - à qual se dá prevalência neste instituto -, necessária ou mais conveniente do que a sua suspensão, e não há razões indispensáveis de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que imponham a aplica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15. Com efeito, são várias as razões que recomendam a suspensão da pena de prisão, a saber: (i) a ausência de antecedentes criminais; (ii) a idade da Recorrente; (iii) a inserção sócio-profissional e familiar da ora Recorrente, estando a mesma totalmente desvinculada das tarefas que exerceu e que despoletaram a instauração do presente processo judicial; (iv) a circunstância de ter ficado em prisão preventiva durante 1 ano e 2 meses; e (v) a circunstância de,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56.!! do Código Penal, restarem apenas cinco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para se encontrar cumprido o requisito temporal para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à ora Recorrente.
16. Tais circunstâncias, deixando antever uma inexistente probabilidade de regresso ao delito imputado à Recorrente, depõem, por conseguinte, no sentido de que a sujeição da Recorrente a um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não cumpre, no caso dos presentes autos, qualquer finalidade político-criminal legítima.
17. Assim, ao decidir, como decidiu, não determinar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a ora Recorrente, o Tribunal violou as normas que resultam dos artigos 40.º, n.º 1, 48.º, e 64.º, do Código Penal.
18. Impõe-se, portanto, que seja integralmente suspensa 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aplicada à ora Recorrente,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8.º, n.º1, do Código Penal, uma vez que, conforme se crê ter demonstrado, a personalidade e as condições de vida da Recorrente, o seu comportamento anterior e posterior aos factos e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no juízo do Tribunal a quo, estes terão sido praticados, permitem concluir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a prisão realiz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o que se requer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legais.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aplicáveis, deve o Acórdão recorrido ser revogado, na parte em que determina a medida da pena da ora Recorrente, 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que condene a Recorrente numa pena de prisão aquém do meio da medida abstracta da pena,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3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arguido vinha acusado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 e p. no Art. 288º nº 1 e nº 3 do C.P e 9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 pelo 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2. Vindo a ser absolvido da prática do s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em cumplicidade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1)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 pelo ar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na pena de cinco (5) meses de prisão.
3. Se no que diz respeito à absolvição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nada temos a objectar, já no que diz respeito à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ndou mal o Tribunal a quo.
4. Entendeu o Triubnal a quo dar como provado, em relação ao 3º Arguido os seguintes factos:
“16º
Após final de julho de 2014 foi criado no Hotel X pelos 3º e 4º Arguidos, este enquanto chefe de serviço de segurança um sistema de códigos para os guardas de segurança comunicarem entre si, constituído por cinco códigos o qual consistia em:
CODE ONE (1): Policia a verificar documentos;
CODE TWO (2): Roubo/Furto
CODE THREE (3): Agressões;
CODE FOUR (4): Incêndio
HONG SEK: Para aviso de que havia problemas mas sem alarmar os clients.
17º
O sistema de códigos referido no item anterior foi criado quando os guardas se segurança do Hotel X deixaram de ser na sua totalidade de etnia chinesa e foram contratados guardas de outras nacionalidades, nomeadamente, nepaleses que não sabiam falar Cantonês ou Mandarim.
18º
Antes de ser criado o sistema de códigos referidos nos itens anteriores quando os guardas do Hotel X se apercebeiam que havia uma patrulha de polícia no Hotel comunicavam entre si dizendo “vaisair uma equipa”.
19º
O CODE ONE visava dar cobertura às mulheres YSL porquanto os guardas de segurança que estavam de serviço independentemnet da nacionalidade destes ao receberem a mensagemCODE ONE percebiam imediatamente o sentido e dispersavam as mulheres YSL, ou pediam às mulheres YSL para permanecerem no piso onde estavam e apenas voltaraem para a zona de circulação de prostitutas para o procura dos clientes após a retirada dos agentes policiais,
20º
…Posteriormente o 4º arguido até relatou ao 3º arguido o presente incidente das raparigas terem escapado com sucesso da abordagem policial.
21º
…O 4º arguido após ter comhecimento disso comunicou imediatamente ao 3º arguido. No dia seguinte o 3º arguido mandu os seus subordinados para acompanhar o número das mulheres YSL que foram abordadas pela polícia e a situação destas.
22º
Em data indeterminada do ano de 2014 pasou a haver sdois guardas de segurança permanentemente nos 5º 6 andares do Hotel X, par melhorar a segurança dessas áres os quais também, quando era dado o CODE ONE, podiam avisar as mulheres YSL para voltarem para o quarto no sentido de escaparem da operação de inspecção policial.
40º
Entre abril de Maio de 2014, no período em que a 2ª arguida esteve ausente do trabalho por doença quem a substituiu no AM DESK nas funções supra referidas foram o 1º e 3º arguidos.
41º Durante determinado período do ano de 2014 os cartões dos quartos das prostitutas tinham a fotografia destas de modo a que os segeuranças do hotel quando percebessem que se tratava de uma prostituta, em caso de dúvida, pudessem condirmar que era a pessoa que se tinha hospedado no Hotel.
42º
…o 1º Arguido indicou ao 3º arguido que apenas após o dia comemorativo emitisse para as mulheres YSL os cartões de quarto com fotografia passando entretanto a emitir cartões e quarto mormais.”
5. É, apenas, com base nestes factos que o Tribunal a quo julga condenar 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6. Não há neste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acções do 3º, arguido para que possa ser condenado de qualquer crime.
7. Não podia o tribunal a quo condenar o 3º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8. Não foram julgados factos provados, bem pelo contrário, que suportem tal condenação.
9. Pelo que dúvidas não restam que o Tribunal a quo incorre no vício 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10. É, também, com base nestes factos que o Tribunal a quo elabora o seu raciocínio.
11. “Relativamente ao 3º arguido o que resulta da factualidade apurada é que este estando profissionalmente subordinado ao 1º arguido colaborava com este, seja no que se refere à pré selecção das prostitutas para serem aprovadas para se poderem alojar no hotel…”
12. Ora da factualidade transcrita nada aponta neste sentido.
13. Aliás, nenhuma das raparigas que prestaram depoimento para memória futura referem ter sido entrevistadas pelo 3º arguido.
14. Embora a acusação imputasse ao 3º arguido facto de ter enrevistado 7 raparigas, nenhuma delas mencionou o nome do 3º arguido.
15. Pelo que não se alcança onde foi o Tribunal a quo buscar o facto do 3º arguido colaborar com o 1º arguido na pré selecção das prostituas.
16. “Seja no que concerne a que estas se pudessem prostituir o hotel de alguma forma protegidas da intervenção policial, ajuda que, no que a esta parte concerne prestava em conjunto com o 4º arguido.”
17. Mais uma vez, andou mal o Tribunal a quo.
18. Na factualidade apontada ao 3º arguido nada aponta neste sentido.
19. O Tribunal a quo não explica de que maneira conclui que o 3º arguido protegeu as raparigas da polícia.
20. Mesmo lendo o eelendo a transcrição da escuta que o Triubnal a quo indica, a única conclusão que se pode retirar é que o 3º arguid comunica uma rusga acontecida no dia anterior no hotel ao 3º arguido. – Nada mais.
21. Pelo que não podemos de deixar e concluir que o tribunal a quo ncorre em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2. Acabando por concluir que este comportamento do 3º arguido constitui o facilitar e favorecer 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p. e p. no nº 2 do Art. 8º da Lei nº 6/97/M.
23. Ora, com se explica acimanenhum dos factos referidospode sustentar tal conclusão.
24. Pelo que não se percebe de que modo pode o tribunal concluir que o 3º arguido faciliuou ou favoreceu 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de alguém.
25. Mais, com tantas raparigas detidas (96) e memória futuras prestadas (50) o Tribunal a quo não indica o nome de uma rapariga que seja que tenha sequer falado com o 3º arguido.
26. Isto, pela simples razão que não há nenhuma.
27. O Tribunal a quo violou, assim, os Arts. 13º nº 3, 2º nº 1, 64º e 65º todos do C. Penal e o Ar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Termos em que deverá ser revoado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a quo que condenou o arguido, C, pela prática, em cumplicadade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1)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pelo Ar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na pena de cinco (5) meses de prisão, e em consequência, seja proferida decisão que absolva o arguido dos crimes imputados.
4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Ministério Público defende que o 1.º arguido deveria ter sido condenado por um 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288.º, n.os 1 e 3 do Código Penal e de noventa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revistos e punidos pelo artigo 8.º, n.º 1 da Lei n.º 6/97/M;
2. O MP Recorrente alega que, ao aditar novos factos, o Tribunal deveria comunicar essa modificação, por se tratar de uma alteração não substancial d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sob pena de violação dos artigos 321.º, n.º 1 e 339.º do CPP;
3. O Ministério Público considera que, por força dos princípios do acusatório e do inquisitório, os factos a considerar na sentença não podem ultrapassar o limite factual descrito na acusação;
4. Porém, os factos mencionados no Acórdão recorrido foram alegados nas contestações dos arguidos ou constam no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pelos mesmos, pelo que podem ser considerados na sentença;
5. Por outro lado, a comunicação sobre a alteração não substancial de factos destina-se a proteger os interesses dos arguidos, evitando que os mesmos sejam condenados por factos desconhecidos;
6. Não tendo sido suscitada essa questão por parte dos arguidos, o Ministério Público não tem legitimidade para invocar tal falta de comunicação;
7. Para além disso, o artigo 321.º, n.º 2 do CPP diz respeito à produção de prova e não a factos; contudo, o Recorrente não coloca questões sobre a produção de prova, limitando-se a referir a existência de factos estranhos à acusação que o Tribunal a quo deu por provados ou não provados;
8. De facto, as provas produzida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foram todas apresentadas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ou pelos arguidos, pelo que não há lugar à aplicação do artigo 321.º do CPP;
9. O objecto do processo não poderá definir-se de forma tão rígida que impeça um esclarecimento suficientemente amplo e adequado da infracção imputada e da correlativa responsabilidade;
10. Como tal, ao incluir factos na sentença que não constam na acusação, o Tribunal recorrido não ultrapassou os limites da sua competência na descoberta de verdade;
11. Para além dos fact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que constituem o objecto do processo em sentido técnico, podem existir outros factos que não foram formalmente vertidos na acusação, mas que têm com aqueles uma relação de unidade sob o ponto de vista subjectivo, histórico, normativo, finalista, médico, temporal, etc.;
12. Portanto, a inclusão de factos instrumentais não afecta o objecto do processo delimitado pela acusação e, em consequência, não se mostram violados os princípios do acusatório e do inquisitório;
13. O Ministério Público ainda entende que, n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foram incluídos os pontos 138, 142 (in fine) e 146 da acusação pública na descri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nem na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violando assim a exigência d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prevista no artigo 355.º, n.º 2 do CPP;
14. A necessidade de especificar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visa assegurar que todos os factos resultantes da acusação e da defesa e emergentes da discussão da causa foram objecto de apreciação, garantindo que toda a matéria foi trazida à apreciação do Tribunal;
15.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o ora Recorrido entende que o sentido dos pontos 138, 142 (in fine) e 146 da acusação foi incluído nos factos provados itens 43.º a 45.º e 194.º;
16. Da mera leitura e comparação destes factos, fácil é de concluir que o Tribunal a quo condensou factos repetidos na acusação pública nos factos provados n.º 43 a 45 e 194.º, providenciando um melhor enquadramento e sistematização;
17. De resto, o Tribunal a quo refere no Acórdão que não fez constar dos factos provados nem dos não provados matéria irrelevante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e, certamente, a repetição de factos não releva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18. Por outro lado, o MP Recorrente considera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não se pronunciou sobre uma parte dos pontos 74.º, 115.º e 129.º da acusação, mas esses factos não são relevantes para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crimes de que o Recorrido foi acusado;
19. É de entendimento pacífico na jurisprudência que só os factos essenciais para a decisão da causa têm de constar da enumeração exigida pelo artigo 355.º, n.º 2 do CPP;
20. De facto, só releva a falta de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quando do texto da sentença não se sabe se o Tribunal a quo efectivamente investigou a matéria de facto e essa ausência de indicação faz crer que a falta de investigação destes factos veio a ter influência sobre o exame da causa e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material;
21. Certo é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contém 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essenciai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bem como a explicação dos motivos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com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22. Quanto à alega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é verdade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considerou - e bem - os relatórios 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como um meio de prova;
23. Contudo, n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é feita uma análise do conteúdo das transcrições 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e não existem dúvidas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apreciou integralmente o conteúdo dessas escutas, nomeadamente através das transcrições juntas aos autos;
24. Apesar de a maior parte dos autos ser redigida na língua chinesa, o Tribunal Colectivo, constituído por um juiz português e dois juízes chineses, dispôs para o seu trabalho das traduções realizadas com extraordinária competência, sendo certo que ninguém, incluindo a Digna Procuradora-Adjunta, questionou a qualidade das traduções;
25. Tanto mais que, durante o julgamento, o Colectivo confrontou frequentemente as transcrições 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redigidas em chinês com as traduções realizadas, precisamente por o Colectivo ser constituído por Magistrados de diferentes línguas maternas;
26. No final, o que releva numa sentença é a demonstração do sentido crítico e imparcial do julgador, a forma como apreciou a prova produzida, o raciocínio com que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e qual a fundamentação jurídica que adoptou na decisão proferida;
27. Sendo certo que no Acórdão recorrido, nomeadamente na parte sobre os factos considerados provados, são mencionadas, em notas de rodapé, várias transcrições de escuta telefónica de conversas, traduzidas para português, que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relevantes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em causa;
28. Assim, é claro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confrontou os textos originais de todas as transcrições de escuta telefónica e as respectivas traduções, e foi com base nesses documentos e em outras provas que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29. O Tribunal a quo não recusou verificar as relações entre os 1.º e 2.ª arguidos, entendendo apenas que não foi possível produzir prova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permitisse considerar como provado uma vaga e imprecisa “relação estreita”;
30. Ou seja, o Tribunal recorrido observou todas as provas produzidas, tendo concluído que não foi provada a alegada “relação estreita” entre os 1.º e 2.ª arguidos;
31. Tanto mais que a testemunha BU referiu,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a 2.ª arguida foi sancionada num processo disciplinar por ter chegado atrasada;
32. Se existisse uma relação qualquer para além da profissional, porque é que 1.º arguido não impediu o procedimento disciplinar contra a 2.ª arguida? Porque é que não evitou que esta fosse punida?
33.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face à prova produzida em julgamento, é evidente que, entre os 1.0 e 2.ª arguidos, apenas existiu uma relação profissional no âmbito da actividade que exerciam no Hotel X;
34. O Ministério Público limita-se a critic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recorrido com base na sua própria versão dos factos, mas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neste segmento, foi bem fundamentada e não se constata qualquer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e a decisão;
35. Acresce que, o entendimento que o MP Recorrente apresenta sobre determinados factos, nomeadamente nas transcrições de escutas telefónicas seleccionadas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de acordo com as suas conveniências, não provam o tipo de relação que alega existir, sendo certo que os argumentos usados nada têm a ver com 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que invoca nesta parte da sua motivação;
36. Note-se que a operação policial do dia 10 de Janeiro de 2015 foi desencadeada por causa das escutas das conversas telefónicas, dos dias 9 e 10 de Janeiro, por a 2.ª arguida ter anunciado a intenção de voltar para a China no dia 10 de Janeiro por estar a ser investigada pelos 1.º e 3.º arguidos;
37. Na realidad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censura o Acórdão recorrido com base n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mas motiva esta parte do seu recurso como se d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se tratasse;
38. Sendo certo que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ada tem a ver com a eventual desconformidade entre a decisão de facto do Tribunal e aquela que entende adequada o Recorrente, irrelevante é, em sede de recurso, alegar-se como fundamento do dito vício discordância sobre a relevância dada a determinado meio probatório, visto que, desta forma, mais não se faz do que pôr em causa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39. Acresce que não existe contradição entre a al. ag)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e o item 193.º dos factos provados. O que não ficou provado é que o comportamento da 2.ª arguida tivesse merecido o consentimento expresso ou implícito do aqui Recorrido;
40. No Acórdão em apreço, foi referido que os factos dos itens 191.º a 196.º - elemento subjectivo dos crimes - resultam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m face da factualidade apurada, e foi explicada a razão de considerar o facto da al. ag) como não provado;
41. Deste modo, fácil é de perceber que a avaliação desse facto como não provado foi devidamente fundamentada;
42. Da mesma forma, carece de base legal e factual dizer que esse facto não provado é incompatível com o facto provado no item 2.º;
43. Partir deste facto provado, para presumir que o ora Recorrido consentia que a 2.ª arguida cometesse ilegalidades contraria o raciocínio lógico do homem comum e é, ao mesmo tempo, juridicamente inadmissível;
44. Pelo que não há contradição entre o item 2.º dos factos provados e a al. ag)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45. De resto, importa salientar que, nessa parte da motivaçã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confundiu, de novo,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com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46. O MP Recorrente é de opinião que a inclusão da al. ag) nos factos não provados é contrária à experiência comum, alegando conversas ou factos em que o ora Recorrido não participou, para deles extrair presunções e conclusões pessoais;
47. Todavia, as presunções de presunções não podem servir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48. Por outro lado, não foi produzida qualquer prova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demonstre que o 1.º arguido conhecia o que foi mencionado pela 2.ª arguida ao BQ ou ao BL, pois essas conversas só tiveram esses intervenientes e não servem de prova contra o Recorrido, pois não existe qualquer escuta telefónica de conversas com o Recorrido sobre os mesmos assuntos;
49. Não ficou provado que BQ viesse a Macau para fazer pagamentos à 2.a arguida ou para se reunir com o 1.º arguido.
50. Neste enquadramento, não pod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impor o seu entendimento para condicion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51. No que respeita ao item 39.º dos factos provados, foi explicada a razão de o considerar como provado nas págs. 304 a 305 do Acórdão recorrido;
52. Na verdade, num hotel de grande dimensão, como é o caso do Hotel X, não é possível que o Director tome todas as decisões;
53. De resto, foi explicado pelas testemunhas que ali trabalham que muitas competências são delegadas a uma ou mais pessoas, pelo que os factos provados nos itens 1.º e 2.º não podem conduzir à conclusão de que os códigos CT e PT foram criados pelo ora Recorrido;
54. Para além disso e com o devido respeito pela opini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o Tribunal a quo não omitiu os registos informáticos que constam do disco a fls. 2540;
55. O Tribunal limitou-se a colocar dúvidas sobre a autoria dos dados constantes nos registos informáticos, uma vez que muitos funcionários do Hotel X tinham acesso a esses registos;
56. Na falta de depoimento de algumas testemunhas (que não prestaram declarações para memória futura), difícil foi para o Tribunal a quo verificar e confirmar que o nome dessas testemunhas corresponde a nomes listados nos registos informáticos;
57. Acresce que, com informações de hóspedes constantes nos registos informáticos, não é possível assegurar que se tratavam de raparigas que se dedicavam à prostituição no Hotel X, pois nesses registos, em lado nenhum, existe qualquer menção ou nota que as assinale como prostitutas;
58. Se não existe prova sobre as actividades dessas testemunhas, não interessa a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ar os registos de hóspedes para a boa decisão da causa, uma vez que o que está em causa é avaliar, com base em provas convincentes, a existência dos alegados crimes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com o fim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e não efabular sobre as actividades dos hóspedes;
59. Quanto ao alega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orta frisar que o cargo exercido pelo ora Recorrido no Hotel X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concluir que determinasse ou conhecesse todos pormenores da operação e funcionamento do Hotel e que a criação daqueles códigos tenha sido por si decidida;
60. Pela simples leitura dos itens 1.º e 39.º dos factos provados e al. m)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é evidente que não existe contradição entre os mesmos pois deles não resulta que devesse ter ficado provado que os 1.º e 2.ª arguidos criaram conjuntamente os códigos C, T, P, CT e PT;
61. De fact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limita-se a criticar a convicção formada pelo Tribunal a quo com base em presunções que defende serem mais adequadas do que as conclusões a que o Tribunal chegou;
62.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interpretou erradamente os itens 16.º e 17.º dos factos provados, cuja redacção foi escrita em língua portuguesa;
63. No item 16.º é explicado o significado de cada código e que os códigos serviam de meio de comunicação entre os guardas de segurança, tal como o anterior código “Vai sair uma equipa” (出隊);
64. No que se concerne ao item 17.º dos factos provados, o termo usado pelo Tribunal a quo é “quando” e não “porque”, pelo que não há dúvida que este item fala do momento ou ocasião da criação dos novos códigos e não da razão ou motivo para a sua criação;
65. Já que o item 19.º dos factos provados diz respeito à finalidade do CODE ONE;
66. Deste modo, não existe qualquer contradição entre os itens 16.º, 17.º e 19.º dos factos provados;
67. O fundament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na alegada contradição entre os itens 34.º e 38.º dos factos provados e al. I)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é que as prostitutas designavam o procedimento prescrito no item 34.º dos factos provados por “entrevista” enquanto o Tribunal a quo retirou as menções de “entrevista” em outros factos provados, por considerar que esse procedimento não era uma entrevista;
68. Contudo, esta contradição não existe porqu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está a confundir o que as prostitutas pensam ou designam com a natureza real do procedimento;
69. Na verdade, todas as testemunhas que trabalham na recepção do Hotel X referiram que o procedimento de registo não incluía nenhum tipo de entrevista para admissão de hóspedes, nomeadamente para apreciar a aparência ou a forma de andar, como consta da acusação, e que o tempo de registo de cada uma destas clientes, que demorava cerca de um minuto, era exactamente igual ao tempo necessário para o registo de qualquer outro hóspede;
70. Portanto, o termo utilizado pelas raparigas não é relevante para a apreciação da matéria em causa, uma vez que ficou assente pelo Tribunal a quo que não eram realizadas entrevistas pelos funcionários do Hotel X a essas raparigas;
71. Por outro lado, não podia ficar assente a al. I)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uma vez que o facto da existência dessas siglas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concluir que os 1.º, 2.ª e 3.º arguidos tinham acesso exclusivo ao sistema informático de registo de hóspedes, já que o registo de categorias e siglas do sistema informático de reservas do Hotel era acessível a muitos funcionários;
72. Como tal, não há conflito entre os itens 34.º e 38.º dos factos provados e a al. I) dos factos não provados;
73. A disparidade das datas de inspecções referidas nos itens 25.º a 28.º dos factos provados demonstra, com clareza, que essas inspecções não eram diárias e do teor desses factos não resulta que essas inspecções fossem conduzidas exclusivamente na designada “zona de circulação”;
74. Por isso mesmo, não ficou provado que o 1.º arguido dedicava muita importância à “zona de circulação de prostitutas” e que ia lá diariamente fazer uma ronda de inspecção;
75. O ora Recorrido não entende qual a razão para que, dispond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de tantos elementos que diz existirem sobre operações de proxenetas (nomeadamente das escutas telefónicas a que dedica tanta atenção), não tenha sido deduzida acusação contra qualquer um deles, nomeadamente contra o marido da 2.ª arguida, BQ e BL;
76. Sendo certo que o nome deste é constantemente repetido ao longo dos autos como sendo uma das pessoas mais influentes nas acções da 2.ª arguida;
77. Note-se que não ficou provado que o 1.0 arguido tenha tido contacto ou cooperação com proxenetas, para que estes organizassem a vinda das mulheres jovens para o Hotel X;
78. No que concerne a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referiu o Tribunal a quo que:
79. “O que não resulta dos autos é que os arguidos de alguma forma se tenham associado, agremiado, junto; Que os arguidos tivessem entre si uma forma de organização própria que não fosse a do Hotel; Que os arguidos entre si tivessem uma forma colectiva de tomar decisões (autocrática/democrática/mista); Que os arguidos entre si tivessem um sentimento comum de ligação.”;
80. Só pode falar-s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quando o encontro de vontades dos participantes dá origem a uma realidade autónoma, diferente e superior às vontades e interesses dos singulares membros;
81. Não há associação criminosa, como é o caso ora em apreço, quando os agentes se propõem praticar, e praticam, quaisquer infracções em nome e interesse próprio, mesmo que hajam recorrido à colaboração - mais ou menos organizada, mais ou menos duradoura - de outros indivíduos;
82. N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o que releva é a conjugação de vontades para a comissão de actos criminosos;
83. O Ministério Público também criticou o Tribunal a quo por ter negado a existência dos requisi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ao dar por provado que existe prostituição no Hotel X há muitos anos;
84. Porém, não foi essa ideia que levou ao Tribunal recorrido a decidir pela absolvição dos arguidos d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orquanto o mesmo considerou que o facto de já existir prostituição há muitos anos não seria impeditivo de que os arguidos se associassem para explorar prostituição que existia;
85. Uma vez que não há factos concretos provados que suportem suficientemente a conclusão da existência de uma associação, não pode haver lugar à condenação por esse crime;
86. Por outro lado, não ficou provado que o 1.º arguido sabia, tinha conhecimento ou consentia que a 2.ª arguida exigisse dinheiro das prostitutas, pelo que não pode o ora Recorrido ser incriminado por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com base em actos praticados pela 2.ª arguida, no seu exclusivo interesse;
87. Quanto a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mantemos a posição exposta na nossa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o sentido da absolvição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88. Em primeiro lugar, aderimos à posição do Tribunal a quo quanto à absolvição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8.º, nº 1 da Lei n.º 6/97/M;
89. Não ficou provado um único facto que permita concluir que o 1.º arguido tenha aliciado, atraído ou desviado pessoas para a prostituição ou que tenha explorado a prostituição de outrem;
90. Também não ficou provado que o 1.º arguido consentiu ou teve conhecimento das actuações da 2.ª arguida, pelo que condutas ilícitas da 2.ª arguida nunca podem ter efeitos extensivos ao 1.º arguido;
91. Desta forma, independentemente da condenação da 2.ª arguida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8.º, n.º 1 da Lei n.º 6/97/M, face aos factos provados que respeitam ao 1.º arguido, não é possível condená-lo pela prática deste crime;
92. Também concordamos com o entendimento do Tribunal a quo no que respeita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pel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93. O que está em causa é 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e não o crime de lenocínio, pois as mulheres referiram ter vindo voluntariamente para Macau, sem estarem sujeitas a qualquer controlo ou exploração, com intenção de se dedicarem à prostituição, ou seja, não existem vítimas de crimes contra a liberdade individual e autodeterminação sexual;
94. Ao contrário do crime de lenocínio, previsto e punido no artigo 163.° do Código Penal, que está incluído no capítulo dos crimes contra a liberdade e a autodeterminação sexual, 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é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8.º da Lei n.º 6/97/M, de 30 de Julho (Lei da Criminalidade Organizada);
95. A Lei n.º 6/97/M foi aprovada num período em que se vivia uma acentuada insegurança em Macau, pelo que existe um fim legislativo especial e específico.
96. A opção pela manutenção de um regime penal especial no domínio das sociedades secretas funda-se na ideia de que tal regime reflecte a especificidade de Macau. O legislador assumiu as especificidades de natureza sociológica deste tipo de organizações criminosas como fundamento bastante para um tratamento jurídico-penal separado;
97. . Com a Lei n.º 6/97/M, o Legislador criou um novo tipo legal de crime sob a epígraf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distinto do crime de lenocíni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163.º do Código Penal, com o propósito de penalizar as várias condutas ilícitas típicas de associações criminosas;
98. Contudo, os contratos de alojamento celebrados pelo Hotel X com os seus hóspedes,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Código Comercial, não podem ser enquadrados no tipo legal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nomeadamente, porque a hospedagem consiste precisamente na disponibilização onerosa do uso de um imóvel para fruição durante o prazo de utilização;
99. Ainda que assim não se entenda, o que só se admit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o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pel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será, como refere o Tribunal a quo, o interesse geral da sociedade na preservação da moralidade sexual e do ganho honesto, pelo que o crime será só um, independentemente do número de prostitutas envolvidas;
100. Isto porque, perante o bem jurídico em causa e existindo uma actividade prolongada, a conduta dos arguidos não pode ser penalizada pelo número de prostitutas que a Polícia surpreenda 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entenda contabilizar;
101. Certo é que o 1.º arguido dirigiu os negócios do Hotel X desde 1995, limitando, cada vez mais, o número de quartos disponíveis para mulheres solteiras do Continente e diminuindo o eventual incómodo provocado aos restantes hóspedes e clientes do Hotel X, limitação que não se concilia com o comportamento de quem quer promover, facilitar, ou explorar a prostituição;
102. Mesmo entendendo que o 1.º arguido tenha favorecido ou facilitado o exercício da prostituição (o que não sucedeu, uma vez que fez diminuir o número de prostitutas),as condutas são fruto de uma actividade repetida e prolongada no tempo dentro do Hotel X, consentida pelas próprias autoridades;
103. Quando os crimes de exploração sexual envolvem uma actividade repetida e prolongada no tempo, como é sucede no caso ora em apreço, torna-se difícil e quase arbitrária qualquer contagem;
104. A doutrina e a jurisprudência têm resolvido este problema, de contagem do número de crimes, que de outro modo seria quase insolúvel, falando em crimes prolongados, protelados, protraídos, exauridos ou de trato sucessivo, em que se convenciona que há só um crime;
105. Finalmente, a crítica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anto à não consideração do crime continuado na medida da pena também não tem base legal;
106. Na verdade, quer pelo entendimento do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quer pela argumentação do crime prolongado, o Tribunal a quo condenou o 1.º arguido pela prática de um só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107. Por isso mesmo, não há lugar a aplicação da norma referente ao crime continuado, por se tratar de uma forma de concurso de crimes;
108. A requerida renovação da prova deve ser rejeitada pois não existem os vícios invocados pelo Recorrente, nem o Ministério Público indicou concretamente a prova a renovar, quais são os factos que determinada prova visa esclarecer e as razões para se proceder a tal diligência, violando o disposto no artigo 402., n.º 3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estes termos, e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que Vossas Excelências douta mente suprirão, deve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in toto, assim se fazendo a devida, habitual e serena JUSTIÇA!
5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o Dout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s Mmos. Juízes que integraram 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e que condenou o arguido, C, a cinco meses de prisão.
2. Decisão, essa, que pelas razões que se explanaram já n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arguido, não colheu a aquiescência do arguido, mas que, pelos vistos, também não satisfaz o Ministério Público.
3. O 3.º Arguido, C, vinha acusado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 e p. no Art. 288.º n.º 1 e n.º 3 do C. P. e 9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 pelo Ar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4. Vindo a ser absolvido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em cumplicidade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1)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 pelo Ar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na pena de cinco (5) meses de prisão.
5. Mas, o Ministério Público, parece querer bater-se, mais uma vez, pela pobre acusação, por si deduzida.
6. O desnorte é manifesto.
7. Assim, na acusaçã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acusou o 3.º arguido,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p. e p. no Art. 288.º n.º 1 e n.º 3 do C.P e 9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 pelo Ar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8. Depois, já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alterou esta acusação para a prática de 9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p. e p. pelo Art. 8.º n.º 1 da Lei n.º 6/97/M.
9. Para, agora, no recurso a que se responde discordar (na conclusão 111) da condenação do 3.º arguido pelo n.º 2 do Art. 8.º da Lei n.º 6/97/M, tal como pugnou na acusação,
10. Para no pedido final do recurso misturar a acusação primitiva com a alteração em sede de julgamento e pedir: “julgar provados os crimes praticados por cada arguido de acordo com a acusação original deduzida pelo MP, e no que concerne a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todos os arguidos devem ser condenados pelo crime p. e p. no Art. 8.º n.º 1 da Lei n.º 6/97/M.”
11. Ou seja, após este tempo tod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ainda não se decidiu se quer o 3.º arguido condenado pelo n.º 1 ou pelo n.º 2 do art. 8.º da Lei n.º 6/97/M ...
12. É pena.
13. Diz-nos o Art. 402.º n.º 2 do C.P.P que: “Versando matéria de direito, as conclusões indicam ainda:
a) As normas jurídicas violadas;
b) O sentido em que, no entendimento do recorrente, o tribunal recorrido interpretou cada norma ou com que a aplicou e o sentido em que ela devia ter sido interpretada ou com que devia ter sido aplicada; ”
14. Ora, ao não escolher a norma pela qual entende dever o 3.º arguido ser condenad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viola o Art. 402.º n.º 2 do C.P.P
15. O Ministério Público já na acusação tinha, com sua obstinação na acusação ficcionada 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colocado todos os arguidos no mesmo saco.
16. Mantem a mesma obstinação no presente recurso.
17. Tentando não repetir os argumentos apresentados no nosso recurso vamos tentar responder, agora, ao Ministério Público.
18.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dar como provado, em relação ao 3.º Arguido os seguintes factos:
19. “16.º
Após final de julho de 2014 foi criado no Hotel X pelos 3.º e 4.º Arguidos, este enquanto chefe de serviço de segurança um sistema de códigos para os guardas de segurança comunicarem entre si, constituído por cinco códigos o qual consistia em:
CODE ONE (1):Policia a verificar documentos;
CODE TWO (2): Roubo /Furto
CODE THREE (3): Agressões;
CODE FOUR (4) Incêndio
HONG SEK: Para aviso de que havia problemas mas sem alarmar os clientes.
17.º
O sistema de códigos referido no item anterior foi criado quando os guardas se segurança do Hotel X deixaram de ser na sua totalidade de etnia chinesa e foram contratados guardas de outras nacionalidades, nomeadamente, nepaleses que não sabiam falar Cantonês ou Mandarim.
18.º
Antes de ser criado o sistema de códigos referidos nos itens anteriores quando os guardas do Hotel X se apercebiam que havia uma patrulha de polícia no Hotel comunicavam entre si dizendo “vai sair uma equipa”.
19.º
CODE ONE visava dar cobertura às mulheres YSL porquanto os guardas de segurança que estavam de serviço independentemente da nacionalidade destes ao receberem a mensagem CODE ONE percebiam imediatamente o sentido e dispersavam as mulheres YSL, ou pediam às mulheres YSL para permanecerem no piso onde estavam e apenas voltarem para a zona de circulação de prostitutas para o procura dos clientes após a retirada dos agentes policiais,
20
... Posteriormente o 4.º arguido até relatou ao 3.º arguido o presente incidente das raparigas terem escapado com sucesso da abordagem policial.
21.º
... O 4.º arguido após ter conhecimento disso comunicou imediatamente ao 3.º arguido. No dia seguinte o 3.º arguido mandu os seus subordinados para acompanhar o número das mulheres YSL que foram abordadas pela polícia e a situação destas.
22.º
Em data indeterminada do ano de 2014 passou a haver dois guardas de segurança permanentemente nos 5.º 6 andares do Hotel X, para melhorar a segurança dessas áreas os quais também, quando era dado o CODE ONE, podiam avisar as mulheres YSL para voltarem para o quarto no sentido de escaparem da operação de inspecção policial.
40.º
Entre abril de Maio de 2014, no período em que a 2.ª arguida esteve ausente do trabalho por doença quem a substituiu no AM DESK nas funções supra referidas foram o 1.º e o3.º arguidos.
41.º Durante determinado período do ano de 2014 os cartões dos quartos das prostitutas tinham a fotografia destas de modo a que os seguranças do hotel quando percebessem que se tratava de uma prostituta, em caso de dúvida, pudessem confirmar que era a pessoa que se tinha hospedado no Hotel.
42.º
... o 1.º Arguido indicou ao 3.º arguido que apenas após o dia comemorativo emitisse para as mulheres YSL os cartões de quarto com fotografia passando entretanto a emitir cartões de quarto normais. ”
20. Foi, apenas, com base nestes factos que o Tribunal a quo julgou condenar o 3.º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21. Ora basta uma leitura atenta para perceber que tais factos são insuficientes para a condenação de quem quer que seja por qualquer crime.
22. Não há neste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acções do 3,º arguido para que possa ser condenado de qualquer crime.
23. Aliás, nestes factos, apenas é apontado uma única acção ao 3.º arguido:
24. 40.º O Entre abril de Maio de 2014, no período em que a 2. ª arguida esteve ausente do trabalho por doença quem a substituiu no AM DE5K nas funções supra referidas foram o1.º e o 3.º arguidos.
25. Todos os outros factos, ou não mencionam o 3.º arguido, ou por outro lado referem-se ao 1.º arguido dar instruções ao 3.º arguido e a outra onde 4.º arguido comunicou determinada ocorrência ao 3.º arguido.
26. Razões que nos fazem concluir que o Tribunal a quo não podia condenar o 3.º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tal como não o fez em relação a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27. Mas, se são parcos os factos julgados provados que mencionam o 3.º arguido, vejamos agora, a atenção dispensada ao 3.º arguid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28. Nas cento e dezasseis (116) conclusões apresentadas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menciona-se o 3.º arguido em três (3) delas, na 49.ª, 84.ª e 111.ª.
29. Na 49.ª “... o registo (do check in dos quartos) apenas tinha as abreviaturas dos nomes do 1.º arguido, da 2.ª arguida e do 3.º arguido, ... “para concluir” ... que só os 1.º, 2.ª e 3.º arguidos tinham o direito de decidir os códigos de cada prostituta.”
30. Na 84.ª “Às vezes o 1.º arguido dava ordens ao 3.º arguido para dar instruções à 2.ª arguida nos procedimentos de check in das prostitutas, (isto porque o 3.º arguido era superior da 2.ª arguida).
31. Na 111.ª “Finalmente, o 1.º, 3.º e 4.º arguidos foram condenados pel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regulado no Art. 8.º n.º 2 da Lei n.º 6/97/M, nós não concordamos com esta decisão.”
32. Assim se transcrevem as acções do terrível e perigosíssimo 3.º arguido ...
33. Acções é uma força de expressão pois o que se relata nas conclusões, em relação ao 3.º arguido, ainda é menos do que o Tribunal a quo julgou provado ou constava na acusação.
34. Uma referência para dizer que os documentos de check in tinham a rúbrica do 3.º arguido.
35. Outra para dizer o 1.º arguido dava ordens ao 3.º arguido para dar instruções à 2.ª arguida.
36. E, por fim, para discordar da condenação pelo crime de que vinha, primitivamente, acusado ...
37. Cabe aqui esclarecer e relembrar que o 1.º arguido era Director do Hotel e superior hierárquico do 3.º arguido (Gerente Geral do Hotel).
38. Como o 3.º arguido era superior hierárquico da 2.ª arguida.
39. Pelo que tentar encontrar nos factos mencionados, e foram só esses, provas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fundação e chefia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e de 9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é, no mínimo, peregrino.
40. Para não dizer irresponsável.
41. Aliás, no nosso modesto entender, este recurso, na parte que respeita ao 3.º arguido, tem um único objectivo.
42. Ou seja, para acautelar uma futura acção de indemnização contra a RAEM pelo 3.º arguido, que viu a sua vida desgraçada (esteve preso 14 meses) por tanta incompetência, pugna-se pela sua condenação a qualquer custo.
43. Bom reflexo disso mesmo é a pérola guardada na conclusão 89.ª:
44.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não é afectado pelo facto já haver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anteriormente.”
45. Ou seja, para 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escreveu no artigo 6.º da acusação que: “Em Julho de 2013 03.º arguido com outros arguidos criou e chefiou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 ”
46. Agora, vem dizer que afinal isso de haver já, antes de 2013,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não interessa nada.
47. Pugnando pela condenação do 3.º arguido por fundar e chefiar essa mesma associação crimlnosa! ....
48. É triste.
49. Mas a confusão vai grande no Ministério Público.
50. Veja-se ainda, o crime de associação criminosa.
51. Na conclusão 77.ª o Ministério Público concorda com o Tribunal a quo que 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é um conceito de direito.
52. Para fazer na conclusão 84.ª uma tentativa vã de encontrar factos que sustentem esse conceito.
53. Como se transcreve supra, o 3.º arguido recebia ordens do seu superior para instruir a sua subordinada ...
54. Aí está a fundação e chefia 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55. Desde o primeiro momento qu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não conseguiu deixar de confundir e separar a organização do Hotel X da ficcionad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56. À falta de factos e provas, o Ministério Público fez da administração do Hotel X, ela própria,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57. Nunca as distinguiu.
58. Mandou prender, acusou, condenou e recorre apenas pelo facto de se trabalhar no Hotel X.
59. Como, muito bem, sublinha o Tribunal a quo: “Porém, não podemos deixar de referir que concluída a investigação não há nos relatório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um único facto que nos permita concluir tratar-se de uma associação criminosa, contrariamente àquilo que resulta da acusação.”
60. Vejamos agora os 90 crimes ...
61. Nenhuma das raparigas que prestaram depoimento para memória futura referem ter sido entrevistadas pelo 3.º arguido.
62. Embora a acusação imputasse ao 3.º arguido facto de ter entrevistado 7 raparigas, nenhuma delas mencionou o nome do 3.º arguido.
63. Assim, a Sra. BH, memória futura 47.ª, de fls. 2949 a 2950, diz que foi entrevistada pelo 1.º arguido e 2.ª arguida mas acaba por aparecer no Art. 238.º da acusação como sendo entrevistada pelo PL???
64. As outras a K, art. 56.º da acusação, 1.ª memória futura de fls. 201, L, art. 58.º da acusação, 2.ª memória futura de fls. 203, R, art. 81.º da acusação, 8.ª memória futura de fls. 2817 a 2818 e 2844 a 2855, AL, art. 145.º da acusação, 24.ª memória futura de fls. 2860 a 2861, BV, art. 211.º da acusação, BF, art. 228.º da acusação, 44.ª memória futura de fls. 2886 a 2887.
65. NENHUMA DELAS MENCIONA SEQUER O 3.º ARGUIDO (C).
66. Assim embora acusado de entrevistar sete raparigas, nem estas mencionaram o nome do C, 3.º arguido.
67. Mas das outras detidas, com memória futura prestada nos autos, apenas uma (Q - 7.ª memória futura) viu o 3.º arguido no R/C do hotel e duas (W - 13.ª memória futura e AL, 24.ª memória futura) mencionam o 3.º arguido como General Manager do Hotel.
68. Aliás, nunca percebemos ond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foi buscar os 90 crimes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69. Foram detidas noventa e seis (96) raparigas detidas.
70. O Ministério Público selecionou das detidas cinquenta (50) raparigas para Memória Futura, as que lhe interessaram ...
71. Das que não lhe interessaram, apareceu urna em Tribunal, testemunha 64.ª, BW, que disse:
“Podia renovar o quarto quando queria;
Ninguém lhe disse como se vestir;
As outras raparigas disseram o que tinha que fazer e quanto cobrar;
Nunca viu nenhum segurança a avisaras raparigas da chegada da policia;
A renovação do quarto demorava 1 minuto e ninguém falava com ela.”
72. Ficámos a perceber o porquê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selecionar, apenas, cinquenta (50) para memória futura.
73. O que não percebemos é de onde vem o número noventa (90).
74. Não corresponde ao número de raparigas detidas.
75. Nem corresponde ao número de memória futuras.
76. Nem corresponde ao número de raparigas que confessaram ser prostitutas em julgamento.
77. Outra ficç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78. Se dúvidas houvesse, quanto ao número de crimes os Acórdão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n.º 3/2002 e n.º 550/2014, esclarecem que independentemente do número de raparigas há um único crime p. e p. no Art.º 8.º da Lei n.º 6/97/M.
79. Mas, também aqui, o Ministério Público não se mostrou nada acertado.
80. Se tinha andado bem o Tribunal a quo ao explicar no acórdão sob censura o porquê de haver apenas um únic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81. O Ministério Público parece não ter percebido nada.
82. Confunde lenocínio com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83. Confunde os bens jurídicos protegidos em ambos crimes.
84. Mais urna vez, baralha tudo, na cegueira de procurar agravar as penas aplicadas aos arguidos.
85. E salvar-se dos erros por si cometidos.
86. Em vão.
87. Aliás, se há parte do acórdão que está bem fundamentada e clara é, exactamente, quando o Tribunal a quo explica o porquê de apenas haver um único crime de exploração de prostituição.
88. Não sendo necessário a ajuda do 3.º arguido para salvar tal raciocínio jurídico.
89. Devend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estudar e aprender com ele.
90. Talvez assim se poupasse a mais embaraços públicos,
91. Poupando inocentes de passarem 14 meses da sua vida entre grades, sem nada terem feito para o merecer.
Termos em que deverá ser indeferido, por não prov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6 部分摘錄自第一嫌犯的答辯狀。
7 最後部分摘錄自第四嫌犯的答辯狀。
8 控訴書內並未載有電話號碼...、...和…。
9 為認定這一事實而轉錄一通第三和第四嫌犯的通話紀錄－附件四第19至20頁－從對話得知第三嫌犯向第四嫌犯發出指示，以命令保安員在電梯等候，向YSL 女子說“NO! NO! NO!”並禁止她們下樓：甲= D, 乙= C “甲：係呀，“X生”你好! 乙：係，點呀?講嚟聽下吖! 甲：佢...“情報科”有廿幾個..男女警呢，嚟.. 嚟查證，咁..咁而家我地借左個更房比佢嘅，就帶左十個“YSL”（註：指在「X酒店」賣淫的妓女）上去，像喇..嗯! 乙：嗱! 喂，其實呢..你..嗱，我聽你地講所講吖..你話..?落嚟嘅都..都..即哎..行過都比佢捉埋過去係咪? 甲：係!佢..佢係... 係十個啫!有..有啲就..哎...即哎..離開左返左上房，或者出左街，吓吓.. 嗯!佢..佢..佢...乙：咁你..咁樣有啲呀..喺四..哎，。喺五樓或者六樓呀，我地五樓六樓有一個保安?嘛，係咪呀? ..甲：係!佢地..嗰啲… ｢尼泊爾」嘅..係..吓.. 乙：係呀，有幾多呀?有一個啫係咪? 甲：一..五樓一個、六樓一個，係呀! 乙：咁你如果喺?LANDING度呀，叫佢地：喂，暫時唔好落去!得唔得㗎? …甲：哎..其實...都要.. 再..再BRIEF佢地吖，因為佢地..始終都唔知道，唔知道..我會再 BRIEF佢地喇! 吓… 乙：你點樣BRIEF啫? 咁佢地又唔識講英文，佢地又唔識聽你中文!你比個CODE比佢囉! 甲：唔…都可以CREATE一個CODE嘅! 吓..CREATE一個CODE咁..乙：一個CODE呀! CODE ONE又好， CODE A又好，乜野.. 咁.. 咁呀叫佢地呀，喺正㗎?LOBBY度，即哎五樓同六樓.. 甲：唔..唔..乙：有小姐落去嘅，唉!..暫時..哎.. “NO! NO! NO!” 甲：唔，OK!.. 乙：咁呀比個.. 甲：好.. 乙：..即哎提一提你，唔使一落去呀即刻捉鬼埋佢吖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呀? 甲：.. 咁呀係!我知，我知..我都明㗎! 係.. 係..OK!乙：OK!小心啲呀!甲：..我..你..呀..唔..好，唔該晒，拜拜! 乙：拜..”
10為認定這一事實而轉錄一通第三和第四嫌犯的通話記錄－附件四第29至31頁：甲= D, 乙= C “甲：係呀“X生”，係.. 係.. 乙：..你呀“...”，做咩呀? 甲：冇呀，頭先四點五十分呢就，嗌左個 “CODE” .. “ CODE ONE” （註：此代碼表示有警察到「X酒店」掃蕩妓女）.. 咁就哎..其實就係..就係..就..同平時啲“CODE ONE”唔同嘅!就因為有兩個男嘅司警，同一個女司警呢，喺地下賭場門口截查一個...著紅裙嘅女子! 咁查完個證冇問題呢，佢呀叫個女仔走，咁跟住嗰三個司警呢就入左去賭場裡便! 咁我地個伙記都..會照嗌嘅，咁我即刻上去五、六樓睇下佢地嘅 “REACT”喇.. 乙：唔.. 甲：咁都做...都做得幾好!即哎呢佢地都識..識得..識得封返嗰啲..哎.. 乙：唔.. 甲：.. “CORRIDOR”咁樣，係喇..乙：唔..唔.. 甲：咁呀嬲尾隔左..大約..哎..哎…大約係…哎..前後三十分鐘到喇，就冇乜..動靜喇! 咁..我就叫個“CODE ONE”“RELEASE”返喇.. 乙：唔.. 甲：咁啲女仔就返返落去行喇，咁樣喇! 吓..吓.. 乙：咁..本身行緊嗰啲呢? 甲：行緊過嗰啲咪..走囉!即哎佢..因為佢..見到..佢地嗰啲行緊都見到.. 嗰.. 嗰..三個..差人查緊一個女仔證吖嘛! 嗰啲咪全部走晒囉! 咁.. 乙：..點樣走呀?慢慢行吖?“BING LING BANG LANG”（譯音）走吖?定係點呀? 甲：哎...有啲都唔知，都係慢慢行!嬲尾係..有..就..哎..其實個情況唔係好混亂，因為點解呢?一.我知..我聽到之後我..我喺閣樓即刻上去五六樓睇吖嘛!咁其實佢地..我都有..有..叫佢地：｢哎，唔好落去住喇!唔好落去住喇咁...｣ 嬲尾“CONFIRM”唔係..唔係真正嘅嚟..嚟查證呢，咁呀..嬲尾..我就再上多去一次，咁就..佢有啲女仔喺度，咁我呀：｢等佢地返返落去喇，你地可以咁喇..」即哎我..即哎叫做..叫做 “通水” 囉，吓!叫佢地返返落去囉!咁而家就..“RESURE NORMAL” 㗎喇! 乙：你咁樣做呀..有冇..有冇..比人地 “篤” 你㗎? 甲：冇..我自.. 乙：如果有邊啲..有啲兄弟唔妥你嘅，話“篤”你!喂，基本上你呀唔係做緊任何犯法嘅野，吓! 甲：係.. 乙：“篤” 你咁點呀?“篤”錯左點呀? 甲：唔係!我..梗係..保障自己喇，我梗係唔會帶啲伙記上去喇.. 乙：OK..喂，我唔..甲：呀，我梗.. 乙：..同..哎，我有個“INCOMING CALL”，我等陣間“CALL”你! 甲：好，唔該..唔該晒..唔該，拜拜.. 拜拜.. 拜拜..乙：係..”
11 見附件四第55/56頁的通話紀錄和附件八第54至58頁的訊息記錄。
12 為認定這一事實而轉錄一通第三嫌犯接聽(由一名相信是酒店職員名叫BZ的人士來電)的通話記錄－附件八第68/69頁－內容如下 : 甲=C，乙= BZ “甲： HELLO?乙：呀...“X生”? “BZ”呀。甲：係呀，係呀，係呀。乙：喂，唔好意思，阻你。呀“X生”。甲：呀。乙：喂，我..我聽到呢就話呀..啲“YSL”呢由六樓搬去五樓呢..甲：吓..乙：呀呀..呀..你..你話好唔好..我哋..我哋..呀..如果咁樣我哋六樓嗰啲..SECURITY RELEASE返落嚟睇下邊呀啦。甲：嗯...唔好住先，呢個呢就係呀“CA”講啫。乙：係。甲：咁係咪真係全部一間都冇先? 乙：呀啦，佢依家呢..呀..搬剩..呀6016至..同..至6023，其他啲已經搬曬㗎啦。甲：咁…咁…即係起碼嗰個AREA我重要需要一個人喺度啦。 乙：嗰個要啦。甲：係啦。乙：呀即係..誒..嗱今晚呢..咁我哋其實可以擺..一個，剩係睇6016至6040呀，呢呢...呢附近。甲：係，係。乙：咁呀聽日佢話，佢聽日佢晏就就會MOVE曬㗎!咁如果聽日晏就MOVE曬，我哋連嗰個都可以MOVE埋落嚟，咁..呀有第啲…位我哋可以擺到保安。甲：啱!呢個就一定要同返“FO”嗰度呢OR DAILY BUSINESS都要CHECK，呀。乙：係，係會㗎，呀。甲：總之有一間房我都要擺。乙：梗係啦，梗係啦。甲：因為人...係囉，就係咁樣囉。OK，冇問題呀。乙：OK，OK，好，THANK YOU，拜拜，拜拜，拜。甲：嗯，OK，唔該，拜。”
13 見附件四第57至60頁及第63至64頁的通話紀錄。
14 見附件八第38至43頁的通話紀錄。
15 見附件三第100至107頁的通話紀錄。
16 見附件五第103至104頁和附件四第65至70頁的通話紀錄。
17 見附件五第127至130頁的通話紀錄。
18 見附件一第31頁及第32頁的通話紀錄。
19 為認定這一事實而轉錄一通首三名嫌犯之間的通話記錄－附件五第96/99頁－內容如下 ： 甲=(A)，乙= B： “甲：喂?.. 乙：哎!你..你別忘記跟他們說“房卡”那個事呀! 甲：吖!係呀..(此句為粵語) 乙：是嗎? 甲：嗯.. 乙：我猜你就忘了! 甲：嗯哈哈哈...乙：我講話你從來都當放屁的! 甲：哼嗯嗯哈哈哈..Ok!而家講!(此句為粵語) 乙：嗯!好，別忘了!呀! 甲：嗯..乙：拜拜.. 甲：Ok..嗯，Bye..”
甲=(A)，乙= C：“乙：喂，“X生”你好，“C”! 甲：喂，“C”呀，係呀.. 乙：係呀..甲：阿“B”呢… 乙：係.. 甲：就suggest呀，我地...嗰啲影相...for “Key卡”呢..乙：係..係.. 甲：呀..hold the until…after Christmas! Or..after..乙：..After Christmas? 甲：..After回歸..anyways.. 乙：哦! 甲：佢...佢驚阿...“…”嚟呢，啲Police “Ray”(譯音)...多啲呢...咁揸住啲卡呀，咁似Working..嘻嘻..Working ID呀! 乙：Ok!.. 甲：呀..所以話..冇謂..冇謂咁惹…咁“仰”(譯音)呀! 乙：Yups.. 甲：嗯，Ok..on..let make sense..so呢.. 乙：Yups..哦咁..Ok..咁我即刻話..阿..聽日全部轉返晒去Normal直卡喇，好唔好呀? “MR. X” 甲：今..今日出嗰啲卡都..用返Normal先喇! 乙：嗯!Ok，我知道喇“MR. X”! 甲：..唔係...Expiry左咪..即哎...唔使換慨，嗰啲Expiry左咪算囉! 乙：Yup..嗯嗯..再續房嘅，再新房嘅，就用返Normal卡喇! 甲：係囉!呀..要.. 乙：Yup..Ok.. 甲：要.. made thing就係.. 乙：嗯.. 甲：廿..廿二、三號...先至起手..用返嗰啲..吓! 乙：Yup! Ok，我知道喇，“MR. X”! 甲：Ok, thanks! 乙：係! Thank you.. 甲：嗯..Bye.. 乙：Bye bye.. 甲：Thanks bye..”
20 轉錄CD與第二嫌犯、第二嫌犯與第六嫌犯及第六嫌犯與CD的通話紀錄，見附件二第160頁及161頁、附件六第36頁至第45頁。
21 見附件十二第66頁及第67頁的通話紀錄。
22 見附件二第17頁至第21頁的通話紀錄。
23 見附件二第164頁及第165頁的短訊紀錄。
24 見附件三第151頁至第154頁的通話紀錄。
25 摘錄自第四嫌犯的答辯狀
26 以下這段未被證實：“嫌犯等人在上述犯罪集團進行操縱賣淫活動時使用以下本澳手提電話作通訊……”，上述電話號碼均載於控訴書內，這意味著上述電話號碼並未被實際使用，又或是由他人而非由所指控的人士使用。
27 控訴書第35點中其餘的內容並不屬於事實事宜，而屬證據方法，具體理由在此不作詳述。重要的不是賣淫女子在甚麼時間進行工作，而是犯罪集團所作之行為。關於通過抽籤以減少“沙圈”內賣淫女子的數量，在本判決書已證事實的第30點中已獲得證實。
28 為認定這一事實而轉錄一通第三嫌犯接聽(由一名相信是酒店職員名叫BZ的人士來電)的通話記錄－附件八第68/69頁－內容如下 : 甲=C，乙= BZ “甲： HELLO?乙：呀...“X生”? “BZ”呀。甲：係呀，係呀，係呀。乙：喂，唔好意思，阻你。呀“X生”。甲：呀。乙：喂，我..我聽到呢就話呀..啲“YSL”呢由六樓搬去五樓呢..甲：吓..乙：呀呀..呀..你..你話好唔好..我哋..我哋..呀..如果咁樣我哋六樓嗰啲..SECURITY RELEASE返落嚟睇下邊呀啦。甲：嗯...唔好住先，呢個呢就係呀“CA”講啫。乙：係。甲：咁係咪真係全部一間都冇先? 乙：呀啦，佢依家呢..呀..搬剩..呀6016至..同..至6023，其他啲已經搬曬㗎啦。甲：咁…咁…即係起碼嗰個AREA我重要需要一個人喺度啦。 乙：嗰個要啦。甲：係啦。乙：呀即係..誒..嗱今晚呢..咁我哋其實可以擺..一個，剩係睇6016至6040呀，呢呢...呢附近。甲：係，係。乙：咁呀聽日佢話，佢聽日佢晏就就會MOVE曬㗎!咁如果聽日晏就MOVE曬，我哋連嗰個都可以MOVE埋落嚟，咁..呀有第啲…位我哋可以擺到保安。甲：啱!呢個就一定要同返“FO”嗰度呢OR DAILY BUSINESS都要CHECK，呀。乙：係，係會㗎，呀。甲：總之有一間房我都要擺。乙：梗係啦，梗係啦。甲：因為人...係囉，就係咁樣囉。OK，冇問題呀。乙：OK，OK，好，THANK YOU，拜拜，拜拜，拜。甲：嗯，OK，唔該，拜。”
29 見附件二第164頁及第165頁的短訊紀錄。
30 參見中級法院第585/2009號上訴案件於2009年10月22日、第79/2003號上訴案件於2003年7月24日、第141/2004號上訴案件於2004年7月22日的判決。
31 參見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
32 中級法院2014年3月27日在第355/2013號上訴案件的裁判。
33 見 Leal-Henriques e Simas Santos，澳門《刑法典》，澳門，1996 年，第847 和848 頁，以及原高等法院於1998 年7 月27 日在第882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8 年第二卷，第351 頁。遵循這一看法的還有，中級法院於2000 年9 月14 日在第128/2000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匯編》，第二卷，第347 頁；2001 年3 月15 日在第36/2001號案件中的裁判，2002 年7 月11 日在第46/2002 號案件中的裁判和2002 年12 月12 日在第146/2002號案件中的裁判，還有本案中被上訴的裁判。
34 見原高等法院於 1997 年1 月22 日在第591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7 年第一卷，第73 頁至第75 頁；1998 年7 月27 日在第882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8 年第二卷，第351 頁和352 頁；1998 年11 月4 日在第934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8 年第二卷，第635 頁至637 頁；1999 年9 月29 日在第1212 號案件中作出的裁判，《司法見解》1999年第二卷，第606 頁至607 頁。同樣，還有中級法院第36/2001 號案件2001 年3 月15 日的裁判和第46/2002 號案件2002 年7 月11 日的裁判。
35 第一條的條文規定了黑社會的定義：
“為著本法律規定的效力，為取得不法利益或好處所成立的所有組織而其存在是以協議或協定或其他途徑表現出來，特別是從事下列一項或多項罪行者，概視為黑社會：
a）殺人及侵犯他人身體完整性；
b）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綁架及國際性販賣人口；
c）威脅、脅迫及以保護為名而勒索；
d）操縱賣淫、淫媒及作未成年人之淫媒；
e）犯罪性暴利；
f）盜竊、搶掠及損毀財物；
g）引誘及協助非法移民；
h）不法經營博彩、彩票或互相博彩及聯群的不法賭博；
i）與動物競跑有關的不法行為；
j）供給博彩而得的暴利；
1）違禁武器及彈藥、爆炸性或燃燒性物質、或適合從事刑法典第二百六十四條及第二百六十五條所指罪行的任何裝置或製品的入口、出口、購買、出售、 製造、使用、攜帶及藏有；
m）選舉及選民登記的不法行為；
n）炒賣運輸憑證；
o）偽造貨幣、債權證券、信用咭、身分及旅行證件；
p）行賄；
q）勒索文件；
r）身分及旅行證件的不當扣留；
s）濫用擔保卡或信用卡；
t）在AW地點以外的外貿活動；
u）不法資產或物品的轉換、轉移或掩飾；
v）非法擁有能收聽或干擾警務或保安部隊及機構通訊內容的技術工具。
二、上款所指黑社會的存在，不需：
a）有會址或固定地點開會；
b）成員互相認識和定期開會；
c）具號令、領導或級別組織以產生完整性和推動力；或
d）有書面協議規範其組成或活動或負擔或利潤的分配。”
36 正如Figueiredo Dias主編的《Comentário Conimbricense ao Código Penal Português》中對170條的註解中所引用REIS ALVES的《性犯罪》，第67頁及續後頁所主張淫媒罪所保護的法益並非亦不應是個人的性自由及性自決，而是“捍衛性道德及真誠至勝的一般社會利益”，而為了配合這種理解，建議將第170條及第176條有系統地加插在第四編“妨害社會生活罪”中。
37 關於淫媒罪的理論探討參見Leal-Henriques在其著作《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Penal de Macau》,第III卷，2014，第362-373頁，Figueiredo Dias主編的《Comentário Conimbricense ao Código Penal Português》 對第170條的註解。
38 參見葡萄牙科英布拉中級法院於1985年10月23日的判決，葡萄牙最高司法法院於1986年2月26日的判決以及於2009年4月13日在第47/07.6PAAMD-P-5號案件的判決。澳門中級法院於2016年1月7日在第831/2015號法律所作的判決。
39 第425條第4款沒有澳門法典的相對條款，此款寫到“4 - É correspondentemente aplicável aos acórdãos proferidos em recurso o disposto nos artigos 379.º e 380.º, sendo o acórdão ainda nulo quando for lavrado contra o vencido, ou sem o necessário vencimento. ”
40 該統一司法見解載於葡萄牙2016年2月 22日的《Diário da República》, 1ª série, no. 36。
41 摘錄自第四嫌犯的答辯狀
---------------
------------------------------------------------------------
---------------
------------------------------------------------------------
1
TSI-381/2016 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