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 上訴案第1035/2019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
- 於2013年10月25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3-13-0136-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十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e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既遂)」，每項罪行被判處4年徒刑；以及觸犯兩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e項、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未遂)」，每項被判處2年徒刑；十二項罪行競合處罰，合共被判處8年徒刑，並以連帶責任的方式向各被害人支付合共澳門幣695,682元賠償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4頁至第27頁）。被判刑人不服判決，上訴至中級法院，於2014年2月27日中級法院裁定駁回其上訴。
- 於2015年2月13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4-0209-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7條及第198條第1款f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被判處1年6個月徒刑；經與上述第CR3-13-0136-PCC號卷宗內的刑罰作競合後被判處8年6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6月19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8年8月19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56-14-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19年8月20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A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
1. 除了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對於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否決假釋聲請之批示(以下簡稱為“被上訴批示”)不予認同，並認為該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基於此，上訴人提出本上訴。（載於本卷宗第110頁至第113頁）
2.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是否應給予上訴人假釋，乃取決於有關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是否同時成立。
3. 假釋的形式要件是指被判刑者服刑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服刑六個月；而實質要件則是指的是在綜合分析了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被判刑者回歸社會和假釋對法律秩序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形成了有利於被判刑者的判斷。
4. 本案中，從卷宗的資料顯示，上訴人符合《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之形式要件， 因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已滿6個月。
5. 換言之，倘若上訴人的情況也符合假釋的實質要件（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則應該給予其假釋。
6. 關於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乃初犯，上訴人坦言之前是因沉迷賭博致欠債，故進行犯罪，但經過三分之二之服刑生涯後，上訴人在獄中對自己的罪行受到深刻的教訓，並深切體會到賭博的危害，亦承諾不會再接觸賭博。（見卷宗第89至90頁，第121至123頁）
7. 上訴人在入獄前已有妻兒，兩名兒子現年僅9歲及7歲，在上訴人服刑期間，妻子變成唯一的家庭支柱。即使在上訴人入獄期間，上訴人的妻子亦時常來澳探望上訴人，並鼓勵上訴人出獄後，可以推薦上訴人到其正在工作的電器加工廠工作，這對上訴人給予極大的鼓舞，並使上訴人對於出獄後的家庭及社會生活充滿信心及展望。
8. 因此，上訴人十分希望能夠早日與家人團聚，陪伴兩名未成年子女成長，並踏實工作，以擔起照顧妻子的家庭責任。
9. 憑著上述的信念，上訴人一直在獄中表現良好，並積極參與監獄中的各類學習活動及服務。
10. 根據上訴人在監獄的紀錄，上訴人屬信任類，對上訴人在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且沒有違反監獄規則紀錄。（參見卷宗第67頁）
11. 而且，上訴人於2015年小學回歸課畢業，語文和數學科目分別取得第一名及第二名的優異成績，這反映上訴人在獄中努力學習新知識。（參見卷宗第70頁）；
12. 上訴人更於2015年起獲獄方批准參與獄中廚房清潔的職業培訓至今，此類職業訓的內容包括為其他在囚人士準備飯菜及清理廚房，因此要求參與培訓者具有相對刻苦耐勞以及細心的品格。上訴人對於自己能為其他在囚人士提供膳食感到自豪及有意義，造反映上訴人積極學習技能，並具有服務他人的良好品格。（參見卷宗第71頁）
13. 上訴人在獄中亦不時參與假釋講座、戒賭講座、足球比賽和春節聯歡的醒獅活動，且其學習態度認真。（參見卷宗第71頁）
14. 經過7年多的服刑，上訴人已徹底明白賭博帶來的禍害，並深知沉迷賭博只會破壞家庭以及導向犯罪的不歸路；這7年來，上訴人堅拒接觸任何關於賭博的不良訊息，並一心投入監獄中的小學回歸課、職業培訓以及其他學習文娛活動，籍此令自己的生活方向重投正軌。現時，上訴人已徹底戒除賭癮。
15. 上述均顯示出上訴人透過服刑，其人格得到矯正，且不斷向積極的方向發展；尤其從其努力和認真參與獄中各類的學習活動，顯示出上訴人的生活態度正面，由此足以預見倘若上訴人重返社會，在其家人的支持下，是會以負責任的方式生活。
16. 正如監獄技術員及監獄獄長的意見，兩者均認同應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參見卷宗第73頁及第66頁）
17. 雖然尊敬的 檢察官 閣下及刑事起訴法庭 法官 閣下均持不批准上訴人假釋之見解，而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認為即使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良好，但至今仍未繳清被判處的各項賠償和訴訟費用，因此認為上訴人表現的悔悟屬流於表面。
18. 然而，上訴人並非故意不履行上述的繳付，而是在現實上，上訴人並不具備足夠的經濟條件而獲法庭批准作出履行。
19. 上訴人應承擔的訴訟費用達澳門幣5萬多元，而應對被害人履行的賠償金額更高達澳門幣70萬元正，對於上訴人而言，上述款項實屬龐大。
20. 於入獄前，上訴人因賭敗而犯案，因此已沒有剩下積蓄；而入獄後，上訴人的收入來源僅是透過參與廚房培訓工作而獲得的工資，以及妻子間中為其存人的生活費。因此，上訴人並無穩健的收入來源。
21. 事實上，上訴人於2018年上半年時，曾向法庭申請分期繳付司法費用，但因計劃分期繳付的金額太少而未能獲得批准；因此，當時上訴人只好繼續努力從事職訓工作，累積自己的收入以儘快償還上述費用。
22. 然而，被上訴批示卻指出，上訴人的包頭戶口存款有澳門幣8仟多元，但依然未有支付絲毫的訴訟費用，因此看不到其有實質的悔意。
23. 然而，事實上，上訴人於去年已向法庭申請過分期繳付，但未獲批准，因此上訴人唯有繼續把工作收入存起，並希望能待戶口存款達至相對高的金額後再向法庭重新申請分期繳付。
24. 在上訴人獲通知被上訴批示前，上訴人並無為意自己的戶口已達澳門幣八千多元。即使上訴人向獄方查詢而得知自己有澳門幣八千多元的存款（只是假設），經過上次被法庭否決分期付款的申請後，於上訴人的概念，其認為起碼需要具備澳門幣一萬元（訴訟費用的五分之一）方有機會使其申請獲得批准。
25. 然而，當上訴人收到被上訴批示而獲悉刑事起訴法庭 法官對其不繳付訴訟費用的負面理解後，已即時尋求社工幫忙，協助其把包頭戶口內的所有存款提取出來，以向法庭申請分期繳付訴訟費用（存款只足以繳交訴訟費用的少部份）。然而，到目前為止，社工方面仍未有回覆。
26. 由此可見，上訴人並非如被上訴批示所言“在信函中所表示的悔悟實屬流於表面”，相反，上訴人清楚自己有履行賠償的責任，並一直希望對被害人作出賠償；在家人無法提供經濟支援的情況下，上訴人自力更生，透過在獄中工作以賺取金錢，以繳付上述賠償及訴訟費用。
27. 倘若因為上訴人的經濟條件不佳而使其無法履行的客觀事實，而否定上訴人7年多來的努力，漠視其一直對繳付訴訟費用及賠償而作出的準備，實屬不合情理，且對上訴人不公正。
28. 上訴人一直以來正面的工作及學習生活，均能呈現出其對曾經的犯罪的真誠悔悟，並體現出其在承擔犯罪後果及彌補被害人方面的決心。
29. 綜上所述，應認為上訴人的獄中表現已足以證明上訴人的人格及價值觀得到適當的矯正，可讓法庭確信其出獄後會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及不再犯罪。
30. 此外，儘管上訴人所觸犯的犯罪不輕，這導致需要考慮的一般預防的要求會較高，然而，在判斷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前提時，不應只盲目著眼於上訴人的犯罪類型，而是要具體綜合個案的各項因素分析-從社會大眾的角度出發，倘若將上訴人提前釋放，是否會對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及對社會秩序及安寧造成任何的沖擊。
31. 正如上述所言，上訴人在判刑後已洗心革面，以積極的態度渡過囚犯生活，且一直努力把收入儲起，以用於償還訴訟費用及對被害人的賠償，上訴人更把上述的承諾付諸實行，願意把其現時所有的包頭戶口積蓄（澳門幣8仟多元）全部先用於繳付訴訟費用，並已有償還其餘訴訟費用及對被害人的賠償之財政計劃。
32. 由此可見，上訴人的正面表現已足以說服公眾有關的刑罰具有威懾犯罪者的效用，從而恢復被侵害的法律規定對於公眾的公信力及執行力；上訴人於數年來獄中的良好表現亦可說服法庭及社會公眾有關犯罪的惡性對社會安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已經消除。
33. 倘若認為上訴人的上述種種良好表現仍然未能符合假釋的一般預防要求，則難免具有對上訴人加諸過於嚴荷的要求之嫌。
34. 綜上所述，上訴人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規定假釋之要件，應被給予假釋之機會，而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否決上訴人的聲請，屬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
請求，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根據法律，更改原判，改判上訴人聲請假釋得直。
檢察院認為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否決上訴人假釋申請之決定並沒有違反澳門《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並維持原決定。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人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
- 於2013年10月25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3-13-0136-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十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e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既遂)」，每項罪行被判處4年徒刑；以及觸犯兩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e項、第21條及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未遂)」，每項被判處2年徒刑；十二項罪行競合處罰，合共被判處8年徒刑，並以連帶責任的方式向各被害人支付合共澳門幣695,682元賠償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4頁至第27頁）。被判刑人不服判決，上訴至中級法院，於2014年2月27日中級法院裁定駁回其上訴。
- 於2015年2月13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4-0209-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7條及第198條第1款f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被判處1年6個月徒刑；經與上述第CR3-13-0136-PCC號卷宗內的刑罰作競合後被判處8年6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6月19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8年8月19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9年7月2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上訴人A第二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19年8月20日作出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閱讀、參加講座、足球比賽等活動。有參與小學回歸教育課程，期間學業成績良好。又參與廚房清潔至今，善用時間積極學習技能。上訴人在獄中屬“信任類”，沒有違反紀律，其行為總評價為“良”。
獄方的社工、保安處以及監獄長自第一次假釋程序開啟以來一直都對上訴人的假釋提出肯定的意見。而根據假釋報告提供的資料，可以看到上訴人對所犯罪行為感到後悔，真誠希望重返社會與家人共同生活同時承擔起對家庭的責任，並承諾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上訴人認真參加獄方舉辦的多個學習課程，表現勤奮，學習成績良好。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客觀地顯示他有積極的重返社會的強烈意願，為重返社會做出了積極的準備的事實。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尤其是對於上訴人這類已經受過近八年牢獄之苦的囚犯來說，往往比讓其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我們不否認其犯下的罪行的罪過程度很高，尤其是觸犯了多項加重盜竊罪，但是，這些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即多項的加重盜竊罪已經在刑期中得到表現。在考慮假釋的決定時候，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一般預防的重要性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同等重要性。至於法院判決的賠償的問題，上訴人已經表示了自己的支付賠償的計劃，依據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應該予以相信。其實更重要的是，上訴人所觸犯的罪行僅涉及財產利益，並且在獄中的表現良好，人格演變有很大的進步，尤其是上訴人自入獄以來從來沒有任何違紀的良好行為的維持和進步，這反而讓我們相信，假若提早釋放，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綜合各種因素，上訴人具備了假釋的條件，應該裁定其上訴理由成立，而撤銷否決假釋的決定，給予假釋。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成立，撤銷否決假釋的決定，並決定給予假釋。
立即出具釋放令，並告知上訴人，其必須保持良好的行為，在假釋期間不得返回澳門。
作出必要的通報，尤其是安排驅逐出境的程序。
無需決定本案訴訟費用的支付。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2000澳門元，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9年10月31日
蔡武彬
司徒民正
陳廣勝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à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 Reimpressão, §850).
Analisados os autos, 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na pena de prisão de 8 anos e 6 meses pela prática em comparticipação e com premeditação de furto qualificado, de elevada gravidade, sendo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veio a Macau com o exclusivo intuito de concretizar a sua actividade ilícita,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e violando o direito de privacidade e a tranquilidade das pessoas e criando sentimentos de inquietude e de insegurança.
In casu, formulou um parecer o Sr. Director do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de prognose social favorável à recorrente. No entanto, a ressocialização do condenado não é o único pressuposto material a ter em consideração para efeitos de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ora em causa.
Pesem n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e as perspectivas favoráveis de reinserção social, por razões de prevenção ger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crime praticado pelos turistas de Macau como a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a recorrente viria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a digna resposta do M.P.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enxergamos conclusão favorável à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se entender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a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coem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alínea b) do C.P.M ..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improcedente.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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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035/2019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