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994/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19年11月28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的競合
摘 要
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第二嫌犯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第二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兩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3. 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的犯罪性質完全不同，所保護的法益不同。詐騙罪是以保護財產免受侵害為目的；而偽造文件罪則旨在保護文件本身所具有公信力及其在證明力方面的安全性及可信性，故不應對一項具體財產法益的實際損害是可以抵消對另一項法益(文件證明力的安全性、穩定性及公信力)所造成的破壞。因此，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屬於實際競合的關係。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994/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19年11月28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9年7月15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18-0375-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
– 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c)項﹞的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使用偽造身份證明文件)，每項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犯和既遂方式觸犯
一項《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使用偽造授權書)、
一項《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授權書)，以及
兩項《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公證書) ，
每項被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
– 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每項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合共被判處七年徒刑。
同判決中，第二嫌犯B被裁定以：
– 以直接共犯、或然故意和既遂方式觸犯
一項《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授權書)，以及
一項《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公證書)，
每項被判處一年三個月徒刑；
– 以直接正犯、或然故意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XX樓第2座1L單位)，被判處二年七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合共判處三年徒刑；
– 徒刑暫緩三年執行，嫌犯B須在緩刑期間，向本卷宗支付同等價值價金(港幣558,000.00元)，以履行第103條第2款之規定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第二嫌犯B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2
檢察院對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中級法院不止一次地強調：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換言之，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當法官對事實審的最終判斷結果尤其違反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時，便是在審議證據上犯下明顯錯誤。
2. 對於何時會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中級法院在審理多個上訴案件時均提到：『審查證據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原則。「明顯」是指一般常人亦能輕而易舉且毫不用思考便能察覺者。
3. 原審法院綜合所有的證據材料，認定本案已證事實，尤其第11條的事實〔即第一嫌犯A利用技集到的資料，透過未能查明的途徑取得了一張與上述單位業主H相同姓名的虛假內容的中國居民身份證(編號： XXXXXX)，以及取得了一張持證人為I的虛假內容的中國居民身份證(編號：XXXXXX)，再安排某些人利用該二張偽造證件冒充單位業主(H)及其配偶I前往福建省莆田市學園公證處繕 立了一份公證書(委託書)，內容為業主H委託B作為受託人出售上述單位(參閱卷宗第592頁至594頁的公證書副本)。嫌犯A將假授權書交予嫌犯B，再由嫌犯B向J展示〕，這完全是符合邏輯及常理的。
4. 綜合而言，本院認為原審法院按其經驗法則以及自由心證而認定事實，尤其得出第一嫌犯是本次偽冒業主交易的案件中，她是知悉所涉文件是偽造的，也驅使第二嫌犯成為被授權人，再驅使第二嫌犯成為大授權人般，與買家(被害人)進行交易之結論，從而認定第一嫌犯作出了被指控之事實，這完全符合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在審議證據上並沒有犯下任何明顯錯誤。
5. 根據以上所述，原審法院是在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後，去對事實作出認定，並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亦不存在使用了不法證據。
6. 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的犯罪性質完全不同，所保護的法益不同。詐騙罪是以保護財產免受侵害為目的，而偽造文件罪則皆在保護文件本身所具有公信力及其在證明力方面的安全性及可信性，故不應對一項具體財產法益的實際損害是可以抵消對另一項法益(文件證明力的安全性、隱定性及公信力)所造成的破壞。因此，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屬於實際競合的關係。
7. 在本案中，上訴人偽造有關文件之行為侵犯的法益是文件本身的公信力及其在證明力方面的安全性及可信性。上訴人使用詭計，去詐騙被害人的金錢，其實施的詐騙罪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的財產。雖然上訴人實施偽造行為之目的為以比去詐騙被害人之金錢，在本案中，偽造文件罪是一個手段，而加重詐騙罪是目的，兩罪之間不屬於想像競合，而是真正競合，均應予以獨立判處。
8.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並不存在違反principio de ne bis in idem的法律方面的瑕疵。
9. 綜上所述，上訴人所持的上訴理據全部不能成立。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
請求公正裁判！
檢察院對上訴人B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涉案的港幣558,000元(見已證事實第32點)，是另一嫌犯向其債還的款項，原審法院一方面沒有向銀行機構查明兩人的銀行轉帳紀錄，另一方面單憑上訴人未能提供借貸文件，便否定兩人的借貸關係，從而認定該款項為上訴人收取的不法利益，存在調查不足、以及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及c項)。對此，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2. 根據卷宗內對上訴人及另一嫌犯的銀行帳戶資料分析，上述款項是另一嫌犯於收取XX樓第2座1L單位新買家樓款後，隨即轉帳予上訴人的，而且金額遠超地產中介入在一位情況下促成相關買賣後能夠收取的報酬。
3. 雖然上訴人辯稱款項是另一嫌犯的還款，但在僅存上訴人片面之詞、沒有任何文件支持的情況下，原審法院法官 閣下結合本案的情節，尤其款項的數目、轉帳的時機來看，得出款項是上訴人犯罪所得的不法利益，並無不妥之處。
4. 我們不能單憑上訴人辯稱且沒有任何客觀佐證的事實版本，從而作出過度/不必要的調查措施，更不能妨礙原審法院在綜合和分析相關證據後，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得出其所認定的事實版本。
5. 此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明顯錯誤地認定其知悉有關虛假文件及詐騙的計劃。對此，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6. 必須強調的是，XX樓第2座1L單位的買賣，與較早之前XX大廈2A單位的買賣手法相似，即另一嫌犯及上訴人分別以所謂「業主被授權人」的身份和方式將單位賣出，而且兩人均有參與上述兩宗買賣。
7. 在上訴人已知悉其因為假冒業主而牽涉於XX大廈2A單位民事訴訟，仍然不顧後果地對XX樓第2座1L單位的買賣提供必要協助，而且買賣後收取了另一嫌犯港幣558,000元，我們實在難以質疑原審法院法官閣下有關上訴人是在知悉另一嫌犯犯罪計劃的情況下參與作案的事實認定有何明顯錯誤。
8. 基於此，本檢察院認為，上訴理據不足，應予全部駁回。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兩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嫌犯A曾在律師事務所任職多年，對樓宇買賣及公證事務等程序相當熟悉。
2. 嫌犯B是K置業投資有限公司的股東。
3. 2009年，嫌犯B在髮型屋工作時認識了嫌犯A。
4. 於未能查明的日子，嫌犯A，以及多名不知名人士達成協議，分工合作，目的是共同實施物業騙案。
犯罪手法為：先透過各種途徑物色一些業主已去世或正在監獄服刑的業主的物業單位，獲得業主的身份資料後，便製作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再利用假身份證冒充業主前往律師樓製作虛假授權書，並安排某人作為被授權人將物業出售，藉此騙取他人的金錢。
5. 嫌犯A負責收集一些物業單位資料、虛假身份證明文件、利用假身份證及安排某人冒充業主前往相關公證機構製作虛假的授權文件、以及利用載有虛假內容的授權書將物業出售。
嫌犯B有協助嫌犯A將單位放盤。
6. H是澳門XXXX街XX號XX大廈2樓A室的業主，H與其妻子I育有四名子女(L、M、N、G)，H及I分別於1974年及1981年逝世。
7. G(被害人)是H及I的兒子，G居於上述單位內，從2007年起，G將上述單位出租予他人。
8. 2007年至2016年期間，G因多次犯罪而被判入獄。
9. 2016年中旬，嫌犯A透過不知名人士得知上述事情，便向法務局申請取得上述單位的詳細資料，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後，鎖定上述單位為犯案對象。
10. 嫌犯B透過K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及微信的朋友圈將上述單位放盤。
11. 嫌犯A利用收集到的資料，透過未能查明的途徑取得了一張與上述單位業主H相同姓名的虛假內容的中國居民身份證(編號：XXXXXX)，以及取得了一張持證人為I的虛假內容的中國居民身份證(編號：XXXXXX)，再安排某些人利用該二張偽造證件冒充單位業主(H)及其配偶I前往福建省莆田巿學園公證處繕立了一份公證書(委託書)，內容為業主H委託B作為受託人出售上述單位﹝參閱卷宗第592頁至594頁的公證書副本﹞。嫌犯A將假授權書交予嫌犯B，再由嫌犯B向J展示。
12. 被害人J在O地產有限公司物業代理P的推介下到上述單位看樓盤，經商議後，被害人J決定以港幣壹佰叁拾伍萬元(HK$1,350,000.00)的價格購買上述單位，嫌犯B向被害人J出示了上述公證書(委託書)，被害人J信以為真，便向嫌犯B支付了港幣拾萬元(HK$100,000.00)定金，並簽署了一份臨時買賣合約﹝參閱卷宗第595頁至596頁，第597頁的支票副本﹞。
13. 2016年6月21日，嫌犯B及被害人J在Q律師事務所(XX律師事務所)簽署買賣公證書，被害人J以本票形式向嫌犯B支付了港幣壹佰貳拾伍萬元(HK$1,250,000.00)餘款。
14. 嫌犯B收取上述本票後，存入一個屬其所有的XX銀行港幣帳戶(帳號：09-11-10-XXXXXX)內﹝參閱卷宗第1060頁的報告書﹞，然後再從上述帳戶內提取款項，並將港幣壹佰叁拾貳萬叁仟元(HK$1,323,000.00)現金交予嫌犯A。
15. L(被害人)經過上述單位時發現單位正在裝修，經了解後得知單位被人出售，於是報案求助。
16. 被害人J因購買上述單位而支付了港幣壹佰叁拾伍萬元(HK$1,350,000.00)的樓價、佣金、契費、印花稅及裝修費。亦使H之繼承人損失了該單位的取得登記權，至少使他們損失澳門幣壹佰柒拾萬元。
17. 1978年10月23日，輔助人C購入澳門XXXX街XX號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座的單位居住。
18. 約於2017年5月，輔助人C因行動不便而搬離上述單位。
19. 於未能查明的日子，嫌犯A得知上述單位長期空置，經一段時間觀察有關單位及向法務局申請取得相關物業的詳細資料後，鎖定上述單位為犯案對象。
20. 嫌犯B透過K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將澳門XXXX街XX號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座單位放盤。
21. 嫌犯A利用收集到的資料，透過未能查明的途徑取得了一張與上述單位業主C相同姓名的假香港居民身份證﹝編號為XXXXXX﹞，再安排某人利用該假身份證前往律師樓，冒充業主C繕立了一份授權書，內容為C授權A出售上述單位﹝參閱卷宗第94至95頁的授權書副本，第123頁的證件副本﹞。
22. 2017年10月上旬，嫌犯A指示嫌犯B將上述單位的放盤價格訂為港幣壹佰捌拾萬元(HK$1,800,000.00)。
23. 2017年10月8日，XX地產代理R透過微信的某群組得悉上述單位放盤，便通知朋友S(被害人)，以及聯絡K置業投資有限公司物業代理D，安排被害人S看樓盤。
24. 看完樓盤後，被害人S與輔助人E達成協議，決定合資購買上述單位作投資，被害人S佔三分之一，輔助人E佔三分之二，雙方亦協議有關的業權將由輔助人E及其丈夫Y作登記。
25. 2017年10月10日上午約10時，輔助人E將現金港幣貳拾萬元(HK$200,000.00)交予R，R隨即將該筆款項轉交D，作為購買上述單位的定金(參閱卷宗第55頁)。
26. 同日晚上，R接獲D的來電，表示當晚業主因要事沒有到來收取上述定金，相約買家翌日到XXX律師事務所簽署預約買賣合同，但須增加港幣叁拾萬元(HK$300,000.00)定金。
同時，嫌犯B指示D表示業主因事而未能出席，屆時將授權一名女子A與買家簽署合同。
27. 2017年10月11日，R陪同輔助人E及被害人S前往XXX律師事務所，當時嫌犯A向輔助人E及被害人S出示了上述一份授權書，輔助人E信以為真，便將合共港幣伍拾萬元(HK$500,000.00)現金交予嫌犯A作為定金，然後雙方簽署了一份不動產預約買賣合同(參閱卷宗第51至52頁)。
28. 簽署預約買賣合同後，輔助人E向XX銀行申請港幣玖拾萬元(HK$900,000.00)按揭貸款。
29. 2017年11月15日，輔助人E與嫌犯A在XXX律師事務所內簽署了一份買賣樓宇合同，當時XX銀行貸款部職員將一張面額為港幣玖拾萬元(HK$900,000.00)的銀行本票交予嫌犯A，同時，輔助人E將一張面額為港幣肆拾萬元(HK$400,000.00)的本票交予嫌犯A。
30. 之後，嫌犯A透過物業代理將上述單位鎖匙交予輔助人E。
31. 同日，嫌犯A將上述兩張本票存入一個屬其所有的XX銀行港幣帳戶(帳號：16-11-10-XXXXXX)內﹝參閱卷宗第1059頁的報告書﹞。
32. 嫌犯A從XX銀行港幣帳戶(帳號：16-11-10-XXXXXX)內將一筆港幣伍拾伍萬捌仟元(HK$558,000.00)款項轉帳至嫌犯B的XX銀行港幣帳戶(帳號：09-11-10-XXXXXX)內﹝參閱卷宗第1059頁背頁的報告書﹞。
33. 2018年1月22日下午約4時，輔助人C的女兒T前往上述單位查看時，發現上述單位門鎖已被更換及屋內已裝修，故報警求助。
兩名嫌犯的上述行為，亦使C因上述單位的轉名，使其財產權受損，至少使她損失港幣壹佰捌拾萬元。
34. 2018年2月1 日中午12時，司警人員前往嫌犯A位於氹仔XXXXXX單位的住所進行搜索，並在單位內搜出以下物件：
1. 一份澳門XXXX街XX號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室的買賣文件；
2. 一份澳門XXXX街XX號XX大廈2樓A室的買賣文件；
3. 一份澳門XXXXXX地下O座的買賣文件；
4. 一份澳門XXXXXX地皮的物業登記正本；
5. 一份路環XXXXXX及XXXX號地皮XXXXXX的委託書草稿複印本；
6. 一份澳門XXXXXX的物業登記正本；
7. 一份澳門XXXXXX的物業登記正本；
8. 一份澳門XXXXXX的物業登記正本；
9. 一份澳門XXXXXX座的物業登記正本；
10. 一份XXXX街30-XX號第二期第二幢1樓C室(XX樓)的手寫買賣合同複印本；
11. 一份XXXXX第XX街XX號第一期第一幢3樓C340號(XX樓)、XX樓C201號2樓及XX樓C231號2樓之手寫授權書複印本；
12. 一份XXXXXX第三十幢的物業登記正本；
13. 一份澳門XXXXXX及XXXXXX的物業登記正本；
14. 一份編號為XXXXX之物業登記正本；
15. 一份氹仔XXXXXX之物業登記正本；
16. 一部手提電腦，牌子及型號：ASUS F5SL，機身編號：XXXX；
17. 一個移動硬盤，牌子及型號：MAXTOR，容量大小：320GB，PN：XXXX；
18. 一隻閃存，表面有“APRENDER COMPENSA”字樣，白色；
19. 一隻閃存，沒有牌子，銀色；
20. 一本XX銀行澳門分行港元存摺正本，帳號16-11-10-XXXXXX，戶名：A；
21. 一張收帳通知書正本，日期2017-11-15，戶名：A，存入帳戶：091110XXXXXX，金額港幣伍拾伍萬捌仟元(HK$558,000.00)，存入戶名：B；
22. 一張收帳通知書，日期2017-11-15，戶名：A，存入帳戶：211110XXXXXX，金額港幣捌萬元(HK$80,000.00)，存入戶名：U；
23. 一張收帳通知書，日期2017-11-15，戶名：A，存入帳戶：17110XXXXXX，金額港幣貳萬元(HK$20,000.00)，存入戶名：V；
24. 一張XX銀行兌換水單，日期2017/11/15，兌出：澳門幣貳拾萬元(MOP$200,000.00)，兌入港幣壹拾玖萬肆仟壹佰柒拾肆元柒角陸分(HK$194,174.76)；
25. 一張紙條(約12CM*7.5CM)正本，寫有“B，09-11-10-XXXXXX，港幣伍拾伍萬捌仟元(HK$558,000.00)”之字樣；
26. 一部手機，顏色：銀黑色，牌子：NOKIA，IMEI：014316/00/931233/3，連一塊電池及一張SIM卡(編號XXXXXX)；
27. 一張SIM卡，印有“CTM”字樣，編號XXXX；
28. 一張SIM卡，印有“CTM BEST 3G”字樣，編號XXXX;
29. 一張SIM卡，印有“3”宇樣，編號XXXX；
30. 一張SIM卡，印有“3”及寫有“6223”字樣，編號XXXX；
31. 一張SIM卡，印有“3”字樣，編號XXXX；
32. 一張SIM卡，印有“CTM 3G”字樣，編號XXXX；
33. 一張SIM卡，印有“3”及寫有XXXX字樣，編號XXXX。
﹝參閱卷宗第464至465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35. 司警人員在W身上搜出一部嫌犯A曾使用的藍色手提電話(牌子：PHILIPS，IMEI：XXXX) ﹝參閱卷宗第450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該手提電話是嫌犯A從事詐騙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36. 司警人員在嫌犯B位於澳門XXXXX街XX樓2樓224室的住所內搜出一張澳門XXXX街XX號XX樓2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座單位的查屋紙正本﹝參閱卷宗第609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37. 司警人員在嫌犯B身上搜出三部手提電話(參閱卷宗第614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上述電話是嫌犯B從事犯罪活動時的通訊工具。
38. 司警人員在嫌犯B位於澳門XXX第XX座地下AI舖的K置業投資有限公司內搜出以下物件：
1. 一台電腦主機，黑色，機身印有“AMD Athlon”，編號：XXXX；
2. 一台電腦主機，黑色，機身印有“HAIRWER”以及一個32GB閃存(牌子：TOSHIBA)；
3. 一台電腦主機，黑色，機身印有“CoolerMaster”；
4. 一台電腦主機，黑色，機身印有“CoolerMaster”，編號：XXXX；
5. 一台手提電腦，黑色，牌子：Fujitsu，型號：AH544，S/N：XXXX)連一個電源適配器；
6. 一台手提電腦，黑色，牌子：Fujitsu，型號：AH544，S/N：XXXX；
7. 一部平板電腦，白色，牌子：Ipad，16GB，型號：MD531ZP/A，序號：XXXX，附有一個粉紅色機套；
8. 一部平板電腦，銅色，牌子：SAMSUNG，型號：SM-T705，IMEI：XXXX，S/N：XXXX，附有一個黑色機套，連一張SIM卡(編號XXXX)；
9. 一份澳門黑沙環XX大廈2樓A室的買賣文件；
10. 一份澳門XXXX街XX號XX樓第二期第二座2樓E室的買賣文件；
11.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1樓L室的樓宇買賣合約複印本；
12.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1樓L室的樓宇買賣合約正本等相關文件；
13.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室的物業登記正本；
14.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第二期第二座2樓C室的物業登記正本；
15. 一份澳門XXXX， XXXX的物業登記正本；
16.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第二期第二座2樓C室的物業登記正本；
17.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2樓231室的代售/代租物業委託書複印本；
18.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1樓L室的業權人C在XXX私人公證員辦理授權A買賣物業的文件複印本；
19. 一個紫色檔案夾(內有多張查屋紙)；
20. 一個藍色檔案夾(內有多張查屋紙)；
21. 一個綠色檔案夾(內有多張委託文件)；
22. 一個透明綠色檔案夾(內有多張買賣合約等文件)。
﹝參閱卷宗第616至617頁的搜索及扣押筆錄﹞
39. 經查核出入境記錄後，證實上述編號為XXXXXX的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持有人為X(參閱第128至129頁的出入境記錄查詢報表)。
40. 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為取得不法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取得及使用偽造的內地及香港的身份證明文件。
41. 關於XX大廈2A單位，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為取得不法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利用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冒充單位業主製作授權文件，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授權文件及買賣公證合同上，其行為影響了該類文件的真實性、合法性及公信力，損害了他人的利益。
關於XX樓第2座1L單位，嫌犯A及嫌犯B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為取得不法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利用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冒充單位業主製作授權文件，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授權文件及買賣公證合同上，其行為影響了該類文件的真實性、合法性及公信力，損害了他人的利益。第二嫌犯知悉第一嫌犯的上述行為極可能是違法，但抱著放任及接受態度作出參與和配合。
42. 關於XX大廈2A單位，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取得不法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利用載有虛假內容的授權文件，將兩個物業單位出售，藉此騙取他人的金錢，藉此使H之繼承人的相關權益受損。
關於XX樓第2座1L單位，嫌犯A及嫌犯B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取得不法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利用載有虛假內容的授權文件，將兩個物業單位出售，藉此騙取他人的金錢，藉此使C等原業主的相關權益受損。
第二嫌犯知悉第一嫌犯的上述行為極可能是違法，但抱著放任及接受態度作出參與和配合。
43.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上述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44. - 於洽談XX樓第2座1L單位之交易期間，第二嫌犯已知悉XX大廈2A之民事訴訟，該原業主的繼承人起訴第二嫌犯及新買家，當中訴因是指控第二嫌犯利用虛假的原業主身份證明文件，以冒充單位原業主並製作授權文件，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授權文件上。
45. 第一嫌犯聲稱為律師樓翻譯員，月入澳門幣10,000至15,000元，無家庭負擔，具大專畢業學歷。
46. 第二嫌犯聲稱為地產公司股東，月入澳門幣10,000至15,000元，需供養父母，具高中畢業學歷。
47.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二名嫌犯在本澳均為初犯。
48. 第一嫌犯尚有第CR1-17-0193-PCC號案因被控觸犯一項『信任之濫用罪』、一項『詐騙罪』及一項『破壞受公共權力拘束之物件罪』而處於等候審判聽證的階段。
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案刑事部份存在與獲證事實不相符合的未證事實：
1. 第一嫌犯透過未能查明的途徑製作了一張與上述單位業主H相同姓名的虛假內容的中國居民身份證(編號：XXXXXX)，以及製作了一張持證人為I的虛假內容的中國居民身份證(編號：XXXXXX)。
2. 第二嫌犯利用假身份證冒充業主前往相關機構製作虛假授權文件、以及利用載有虛假內容的授權書將物業出售(XX2A單位)。
3. 第一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製作了偽造的內地及香港的身份證明文件。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庭審聽證時，第一嫌犯在庭上行使緘默權。
庭審聽證時，第二嫌犯否認被指控之事實，辯稱如下：
- 辯稱認識第一嫌犯時，對方於律師樓工作，而他做髮型師。
- 案發時，第一嫌犯向他稱XX2A單位業主放盤，第一嫌犯稱他朋友F有一名客人為上述單位的業主，須急需出賣單位以套取現金醫病，並答應給予他2%佣金，約27,000元。
- 第二嫌犯稱有查看由第一嫌犯交來的業主(H)身份證的影印本。第二嫌犯協助第一嫌犯找來客人。
- 第二嫌犯稱從沒親身給他本人資料予業主，也不認識亦未見過業主。第二嫌犯稱可能第一嫌犯相信他，第一嫌犯讓第二嫌犯擔當業主的被授權人(由H以內地公證書方式授權予第二嫌犯出售單位)。
- 據第一嫌犯轉告下，業主開價為188萬，成交價135萬，市場開價為210萬。第二嫌犯稱成交價是由業主決定(但由第一嫌犯轉告，她可能找F去問業主，不清楚她最終如何定價，不知道為何業主願意由188萬減至135萬)。第二嫌犯稱未有聽第一嫌犯提及她曾欠了F一筆債務金錢。第二嫌犯稱F是第一嫌犯的客戶，F是業主的朋友，很多時候，第一嫌犯也要找F才知悉業主的事宜。
- 第二嫌犯稱有前往物業登記局申請XX2A的查屋紙，第一嫌犯亦交來不少的業主資料(內地的文件、業主的內地身份證副本)，業主為內地人，因急需現金醫病，所以心急放盤。
- 第二嫌犯稱於單位交吉後，他收取了新買家之本票(本票上寫了自己名字)，然後其將本票存入自己戶口，再隨後從銀行戶口將金錢提出，並交予第一嫌犯(再由她轉交予業主)。
- 事實上，第二嫌犯已經向第一嫌犯交付買賣XX2A單位的價金。
- 關於XX大廈2A單位，第二嫌犯是第一次成為被授權人，亦是第一次以被授權人身份賣樓，收取買賣訂金及價金，也是第一次接觸內地授權書。
- 第一嫌犯轉告其，因業主不方便來澳門收錢，故授權予第二嫌犯收錢(樓宇買賣價金)。但由始至終，第二嫌犯也沒直接與業主接觸過，雖然知道業主為福建人，故沒有前往福建找業主，行內的人也不會如此做。第二嫌犯稱事前知悉第一嫌犯會給自己做授權書，只是不知悉這份授權書是於內地公證署繕立。
- 但第二嫌犯稱有將內地授權書、業主的內地身份證副本等文件，交往澳門律師樓(XXX律師樓)去了解該授權書能否在澳門使用，當時律師樓告知該授權書可在澳門使用，就放心使用之。
- 第二嫌犯稱從不知悉XX大廈2A單位業主已死亡，也不知道該授權書為偽造。其知悉在上述交易半年後，其本人被民事起訴，即XX大廈2A單位的買賣交易存有假授權書的情況。
*
- 另一宗XX樓1L單位的交易，第二嫌犯雖然已知悉其被他人起訴，但於第二宗交易中，因為自己只擔任中介人，也就接受繼續與第一嫌犯促成樓宇交易。第二宗交易中，第二嫌犯稱有查看業主的香港身份證影印本、業主的授權書(當時第一嫌犯擔當被授權人)，他也沒見過真正的業主，買家是同事的客人。第二嫌犯稱是項交易也收了2%(27,000)佣金。
- 第二嫌犯稱因需前往XX樓1L單位以便讓銀行估價，當時沒有鎖匙開門，業主說單位的鎖壞了，需要開鎖。第一嫌犯持有一份手寫的授權文件，上寫有業主授權可以自行開鎖，第二嫌犯稱過往也曾有類似的授權行為。於交大訂時，第一嫌犯手持一份於澳門私人公證員處繕立的授權書，是用葡文繕寫的。
- 第二嫌犯稱同事告知他，於放盤後一個月後就找到了買家。
- 第二嫌犯稱業主欲先行透過銀行估價再定價，但後來業主無訂價，第一嫌犯也授意他本人去訂價，所以第二嫌犯建議業主的售價為180多萬(較高價格，以賺取更多佣金)。在此之前也問過其他同事的意見。
- 於二次收訂行為，第二嫌犯也有出席律師樓的簽預約行為。另於臨近交易時，業主稱要加大訂並於指定日期交訂金，再約1個月後交尾數。
- 第二嫌犯稱，第一嫌犯是在XX樓1L單位之交易後不久，就給他還清過往拖欠他的債務(55.9萬元)，但第二嫌犯稱第一嫌犯一直拖欠自己55.9萬元的債務(初期有簽過借據，中期沒有，中間也還過10多次，但當她還了部份金錢，就會在她面前銷毀借據。於後期，累積至50多萬元，他曾要求第一嫌犯簽欠條，但未幾她已清還，所以現時沒有欠條在手、累積至59萬)，這筆債務已經借了很久，自2013-2017年間斷地給她借錢，至少分十次向她借貸，從積蓄中交現金予第一嫌犯。
- 第二嫌犯稱從沒懷疑第一嫌犯於這二宗交易上有何可疑，即使第一宗交易後，他和第一嫌犯有被民事起訴，第二嫌犯曾問第一嫌犯為何如此，第一嫌犯就稱會追問業主原因。事後第一嫌犯解釋如下:第一嫌犯稱他客戶為F，F生稱認識業主G，乃業主欲出賣單位，又稱G先生欠F的錢，所以業主要變賣單位作還債。
- 第二嫌犯雖然被他人民事起訴，他也曾擔心，但他想過第二次交易中只做中介人，他估計這不會有問題。
- 最後，第二嫌犯稱在他家中搜出的XX樓1L單位的物業登記證明書(非查屋紙)，是他於2017年8月申請，他稱即使在未有客戶之前也有這樣的習慣。至於在公司內搜查的文件，則屬於公司的文件。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輔助人C(XX樓IL單位業主)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於70年代購入涉案單位，於二年前因腳痛、不能上、下樓，所以搬往三孫的家中居住，已沒有在上述單位內居住。她稱只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不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不認識本案二名嫌犯，也沒有售賣過單位，也沒有簽過任何出售單位的文件。證人稱沒見過第123頁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不是她本人的證件(她本人亦向法庭出示了自己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第94-95頁之葡文公證授權書上的簽名不是她本人簽署，她沒有簽署任何買賣樓宇的文件。證人又稱，某天她女兒路經涉案單位，發現單位外有人裝修，故前來問她，她說沒有售賣，故她的家人報警處理。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輔助人E(XX樓第2座IL單位新賣家)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輔助人稱認識第一嫌犯，在XXX律師樓見過她。於2017年她和丈夫(2/3份額)及S(1/3份額)一起購買。證人稱沒有看單位，由S看過單位。但她也看過單位業主的授權書，也看過業主的證件副本。//輔助人稱她透過地產、XXX律師樓，交付了20萬訂金，當刻業主未有收取，之後再簽立預約合同(加大訂金額30萬)，一次性以本票支付總訂金50萬元。再過一段時間，就前往XXX律師樓簽立正式買賣合同(公證書)，當時，輔助人和丈夫向銀行貸款90萬元，銀行也開了本票(90萬元)、其本人也開了一張本票(40萬元)予第一嫌犯以交付餘下樓款。後來，單位亦順利轉名予她和丈夫名下，以及作出了物業登記。另稱水、電等是地產為她們代為辦理。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輔助人J(XX2A單位新賣家)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在2016年購入XX2A單位，是透過地產(好來屋)介紹下購入，P經紀帶她往單位查看，入面有租客。最初開價是180多萬，最後還價135萬。第二嫌犯當時持著一份授權書(內地公證書)代業主與輔助人洽談，她亦查看過查屋紙，與授權書上業主的姓名相同。輔助人稱，她一開始交付了首期10萬，之後在XXX律師樓支付尾數本票及現金合共125萬。輔助人亦交付了佣金。另輔助人稱，於後期她收到一份法院文件(告知有業主的繼承人起訴她、涉嫌不法出售單位)，其後她透過地產中介了解事件，獲第二嫌犯告知，他本人是業主兒子親自授權出售，交易完成後他已將樓款交予業主繼承人(G)，他也不知道為何被起訴。//另輔助人表示，她的妹妹(XXX律師)也曾看過這些授權書及法律文件，所以她也沒懷疑授權書是偽造的。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L(XX2A單位業主繼承人之一)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XX2A單位是他們父母(H、I)名下物業，但父母死後未有轉名，四兄弟協商下讓G留在單位內居住，所以後來也由G在單位居住。另外，稱某天經過涉案單位見到有人在裝修，故找來另一弟弟去查，在申請查屋紙後，一看之下就發現單位已被轉名。於是他前往探監及問G，G說沒有出賣單位。另證人稱父親是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而母親持澳門居民身份證，他們是在1971年購入，父母二人於1974及1987年已過身。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M(XX2A單位業主繼承人之一)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XX2A單位是他們父母(H、I)名下物業，但父母死後未有轉名，四兄弟協商下讓G留在單位內居住，所以後來也由G在單位居住。案發時，其哥哥L告訴他涉案單位有人裝修，但G當時在坐牢，故他前往物業登記局申請查屋紙，一看之下就發現單位已被轉名。於是他前往探監及問G，G說沒有出賣單位。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G(XX2A單位業主繼承人之一)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XX2A單位是他們父母(H、I)名下物業，但父母死後未有轉名，四兄弟協商下讓證人留在單位內居住，所以後來也由證人管理單位。另外，證人也在2007年至2016年期間，多次因觸犯刑事罪行而入獄服刑。服刑期間，過往囚友F會前往探監，對方提出可以代他收取及保管租金。於2016年7月起，由於原租客不租，故他將單位租予F的新租客居住，當時口頭租金為澳門幣4000元，F的新租客支一次性付了一年租金。於2017年由於證人再次入獄，其相信F的新租客仍在單位居住，但證人堅決表示，其沒有拖欠F任何金錢，其沒有委託F去出售單位，其本人也沒權力將單位出售。另外，其也沒有向F提過，單位是登記在自己父母名下，其也不知悉是否F出售其單位。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S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於2017年E和她丈夫(2/3)及S(1/3)一起合資購買。當時由證人察看單位，第一嫌犯稱已有業主的授權書，律師也向證人等出示該授權書。證人稱買方共支付了50萬元首期，另外尾數於簽立買賣公證書時一併支付，並於交易現場交付第一嫌犯本票。後來，該物業登記在E及她丈夫名下，其本人並沒有登記在內。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Y(E丈夫)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其太太E購入XX樓IL單位，該單位登記於其夫妻名下。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Z(C之外孫)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其知悉有人冒充婆婆(C)出售房子。另證人有去物業登記局查過，婆婆(C)名下的物業被不明人士轉名了，其在警局也看過對方的法律文件，那個“賣家”的證件雖與婆婆(C)同名，但不是婆婆(C)本人，是偽造的文件。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P(好來屋地產)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他認識第二嫌犯，二人是行家。證人稱XX2A單位的買家(J)是他的客人，而他本人也是透過第二嫌犯才知悉此盤出售。當時，第二嫌犯告知他，XX2A單位的業主是內地人(一對夫婦)，對方說身體有病，不方便前來澳門簽名賣樓，故授權予第二嫌犯作為被授權人般代為出售，其本人亦查看了第二嫌犯的授權書，其本人也將第二嫌犯的授權書傳送給XXX律師參考(先後有二份授權書，律師不接受第一份授權書，故將之退回第二嫌犯以製作第二份授權書，第二份授權書獲得律師接受)。另外，證人表示他本人也看過單位，好像有租客在單位內居住，但買賣完成後單位是交吉的，租客已搬遷。另稱於簽立公證買賣合同時，買賣雙方已結清交易款項。另外，證人稱XX2A單位交易價是135萬，當時市場價可能為200萬，但可能賣家急售，加上買家不用抵押、一次性支付價金，所以雙方同意以此交易價金成交。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T(C之女兒)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某天她路經涉案單位時，發現單位外有人裝修，故向母親查問，她說沒有售賣，故她找兒子去調查，隨後發現單位被不明人士轉了名，故報警處理。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R(XX物業)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E、S是她的客人，她將XX樓1L單位介紹予她們購入，該單位的放盤是透過另一行家D所介紹而知悉。該單位之交易價是180萬，但市場價約200萬。後來，證人也有前往XXX律師事務所協助客人(買家)交訂、簽契和進行買賣樓宇交易等事宜，亦稱有目賭買家將本票交予第一嫌犯。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D(K置業)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XX1L單位放盤一事是透過第二嫌犯而知悉，第二嫌犯曾告知他業主欲急放單位，希望一個月內能成功出售，曾給他單位鎖匙，他亦帶同客人前往單位看樓，他將單位介紹予行家R(XX物業)，而她則找來買家(E、S)接盤。據證人所知，當他找來買家時，第二嫌犯卻遲遲沒有收訂，到後來，第二嫌犯稱業主願意收訂了，並前往律師樓簽立文件時，才見到第一嫌犯，但第一嫌犯也不是業主，她只是持有業主的授權書。證人稱僅當天才知悉業主沒有出來收訂，而是透過被授權人(第一嫌犯)收訂。//證人稱第二嫌犯告知他，最低可以160萬出售，但當時第二嫌犯位開價180萬，因賣高一些可以賺更多的佣金，最後單位是亦以180萬成交。//就第64頁之文件(承諾樓宇買賣合同)，證人稱他雖然有在該文件上見證簽名，但該文件簽署日他不在場，是後來補簽，故他沒有見過偽冒業主「C」的本人。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XXX(律師)的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經翻查第94至95頁之文件，稱屬於公證員XXX公證員所繕立的授權書，由於該文件是以葡文繕寫，她就負責翻譯文件內容予參與文件的立約人。證人稱，據她當天所見，「C」作為授權人，是有出席當天的授權書的簽署，該人持有香港身份證，上了年紀，超過50歲，真人與她所持有的香港身份證上相片相同，且年紀與證件反映一致。另稱也曾看過XX樓1L的單位的物業登記和公證書，當時沒有人懷疑該授權人「C」為偽冒業主。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證人司法警察局偵查員D的陳述，其負責製作總結報告，及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
- 證人稱XX樓尚有另外二個單位，也涉及原業主已死亡、但卻被變賣的情況。
- 就XX樓第2座1L單位，被授權人為第一嫌犯，她與賣家簽定預約合同及買賣公證書。至於該份授權書，是澳門私人公證員以葡文繕立，由一名不知名人士(持有香港身份證明文件)、冒充真業主C前往公證署簽署授權書。據警方調查，該不名人士所持的香港身份證編號(所顯示的名字為X)，案發時真正的X不在澳門自內，相信該香港身份證也是偽造文件，也查過香港出入境事務處，該證件的持有人不是C，而是不同的人(X)。
- 第二嫌犯也曾為XX2A單位的被授權人，他與賣家簽定預約合同及買賣公證書，該授權書是在福建晉江公證署繕立。
- 警方曾調查兩個單位的授權書的資料，內載的資料都是偽造的。關於XX2A單位的真實業主(XXX及I)已死亡，有查過授權書上的兩個身份證(編號)是能核對上，但該兩證件上的人已死亡。
- 警方曾調查第二嫌犯之不尋常及不合理的收入(50多萬元)，第一嫌犯轉帳予第二嫌犯約50多萬，比正常可收佣金為高，但第二嫌犯稱這是第一嫌犯償還予她的債務。且第二嫌犯於翌天取走45萬，但第二嫌犯沒有交待該筆錢用於那裡。
- 警方曾在第一嫌犯的住所內發現不少舊型物業的業主和查屋紙、公證書副本，未有發現身份證明文件。在第一嫌犯家中及發現XX大廈2A的文件，及有G的入獄文件。
- 亦在第一嫌犯之住所中進行搜索中發現一個可移動硬盤，內載有文件(PDF檔案)顯示H的死亡日期、以及G入獄的資料。
- 但於第一嫌犯家中搜出的副契是一些很舊的、手寫的公證書，一般可能是第一嫌犯於工作時取得，或需進入公證系統而取得。一般人是不能隨意取得這些舊副契。曾問第一嫌犯此點，但她無解釋。
- 證人稱不知悉第一嫌犯如何取得G入獄資料的來源，但F與第一嫌犯曾有過男女朋友關係，也不排除以此途徑知悉。
- 至於在第二嫌犯的住所亦發現涉案二個單位的查屋紙及物業登記證明。
- 就二份授權書，警方有向國際刑警要求協助調查(以協助調查內地的公證署的相關授權書是否真偽)，但未有結果。
- 關於XX2A單位，警方調查中顯示，G坐牢時認識F，而F又與第一嫌犯的男女朋友關係。另G在坐牢時，曾要求F將單位放租。G也懷疑是F將他的房子出售。G不認識第一嫌犯，也沒有拖欠F的金錢。
- 警方調查過第一嫌犯，她熟悉買賣樓宇程序，不排除協助F將他人單位變賣。
- 關於W，也與第一嫌犯為男女朋友關係，也曾協助第一嫌犯將一些他人單位變賣。
- 第1059及背頁(屬於XX樓1L單位)之交易現金，第一嫌犯收入了130多萬，再於收款同一天，她轉了50多萬予第二嫌犯。第二嫌犯於翌天取走45萬，但第二嫌犯沒有交待該筆錢用於那裡。第二嫌犯雖解釋了該55.8萬是第一嫌犯償還欠款，但第二嫌犯沒有呈交借貸關係的證據。
- 第1060頁(屬於XX2A)之交易現金，第二嫌犯收入了1,215,000(價金)，第二嫌犯隨即將同一金額取出，第二嫌犯聲稱將該筆款項交予了第一嫌犯。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司法警察局偵查員Z1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稱負責到第一嫌犯之住所中進行搜索及扣押。在她的家中發現一些樓宇的買賣合同及查屋紙，文件內容詳見扣押筆錄。亦有在她家中發現一些燒過的文件，但已無法還原。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司法警察局偵查員Z2之陳述，其就所知悉的本案案情作出陳述。證人亦有分析卷宗扣押的文件。證人解釋，本案是由C報案而展開調查。涉案兩份授權書中，尤其XX2A單位，單位業主H及I早已死亡，故懷疑授權書是偽造的。警方亦查過G及其兄弟，該單位是他父母H及I於1970年代購入及長期在那居住。警方應該有要求中國內地調查該授權書的真偽性，但他沒有跟進調查。亦在第一嫌犯之住所中進行搜索中發現一個可移動硬盤，內載有文件(PDF檔案)顯示H的死亡日期、以及G入獄的資料。在她的家中發現一些另外樓宇的買賣合同及查屋紙。//關於W，有對他扣押電話，但證人沒有跟進調查。未有發現C的資料在內。
書證:
卷宗內所有文件書證、扣押物及光碟內記載文件。
就扣押物而言:
卷宗第464至466頁，載有於第一嫌犯的住所中所作搜索及扣押之筆錄，除了存有不少關於樓宇的物業登記文件、買賣物業卷宗的文件以外，與本案有關尤其如下:
一份澳門XXXX街XX號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室的買賣文件，見扣押物第1項，載有A以被授權人身份、與E於新XX地產內所簽立的承諾買賣合同、於XXX律師事務所簽立的買賣預約合同、於XXX私人公證署內繕立之業主大授權書(當中載有業主C的身份資料、亦附有載有持證人C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一份由原業主(C)以中文手寫授權嫌犯A開鎖的授權書。
一本XX銀行澳門分行港元存摺正本，帳號16-11-10-XXXXXX，戶名：A；
一張收帳通知書正本，日期2017-11-15，戶名：A，存入帳戶：091110XXXXXX，金額港幣伍拾伍萬捌仟元(HK$558,000.00)，存入戶名：B；
一張紙條(約12CM*7.5CM)正本，寫有“B，09-11-10-XXXXXX，港幣伍拾伍萬捌仟元(HK$558,000.00)”之字樣。
第468-469頁之報告書，尤其分析了第一嫌犯的扣押物，當中發現: 壹張紙條，內容寫上H的死亡年份(1974年)、歲數(39歲)、兒子G的入獄日子(2016.10.25);
一份澳門XXXX街XX號XX大廈2樓A室的買賣文件，當中載有: 一份B以被授權人身份、與J於好來屋地產內所簽立的臨時買賣合同、三份於福建省莆田市學園公證署內繕立之業主授權書(當中尚有業主H的身份資料、亦附有載有持證人H及I的中國居民身份證副本)、尚有一份上述單位之舊契約、單位之物業登記書面報告、涉案單位之物業登記證明書；
見扣押物第2項，載有一份G之完整刑事紀錄表、G之澳門居民身份證明文件副本、XX大廈2樓A室的查屋紙、舊公證書副本(H為已婚、司機、福州出生、於1971年9月24日購入)。
卷宗第609、614頁，載有於第二嫌犯的住所和公司中所作搜索及扣押之筆錄，除了存有不少關於樓宇的物業登記文件、買賣物業卷宗的文件以外，與本案有關尤其如下:
一張澳門XXXX街XX號XX樓2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座單位的查屋紙正本(居所內)。
一份澳門黑沙環XX大廈2樓A室的買賣文件(公司內);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室的物業登記正本(公司內);
一份澳門XXXX街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室的業權人C在XXX私人公證員辦理授權A買賣物業的文件複印本(公司內)。
*
除了上述扣押物，卷宗尚載有下述重要文件書證:
卷宗第51-57頁、第64頁，載有由XX樓第2座1L單位之買賣交易文件，包括: 不動產預約買賣合同(一份於地產中介所內簽訂，另一份於XXX律師樓內簽立)、物業登記書面報告、房地產中介人合作協議書、預約買家交來訂金之收據、私人公證員XXX繕立之授權書副本。
卷宗第199至213頁，載有由原業主(C)所提供她於XX樓第2座1L單位內生活年間曾保留的管理費、電費單文件證明。
卷宗第94至123頁，載有由私人公證員XXX所呈交之XX樓第2座1L單位之授權書及相關法律文件副件，包括: 私人公證員繕立之授權書副本、公證資訊、涉案單位之舊契約副本、假冒業主C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卷宗第249至303頁、第741至750頁，載有XX樓第2座1L單位之完整物業登記證明書、由私人公證員XXX所繕立之XX樓第2座1L單位之授權書、由私人公證員XXX所繕立之XX樓第2座1L單位之買賣公證書。
*
卷宗第480-484頁，載有XX大廈2A單位原業主的繼承人所提供其父、母(H及I)的死亡證明(分別於1974及1981年身亡)及留下一份遺囑(將上述單位繼承予G)。
卷宗第519-535、546-552頁、第553-888，載有XX大廈2A單位的舊契約及translado、物業登記資料。
卷宗第818至839頁，載有XX大廈2A單位的內地授權書、新買賣公證書及物業登記證明書、房屋稅單。
卷宗第1695-1670頁，載有XX大廈2A單位的最新估價證明書。
卷宗第1743-1799頁，載有CV3-17-0071-CAO卷宗內摘錄之文件，屬於XX大廈2A原業主繼承人針對第二嫌犯、新買家之民事訴訟的訴辯書狀，以及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出證明，針對福建省莆田市學園公證署之公證書(第751號)及辦理公證書的相關材料，非出具自福建省莆田市學園公證署之公證署。
*
參見卷宗第1059-1059頁之分析嫌犯A的銀行帳戶的資金流向報告，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參見卷宗第1057-1058頁、1059-1060之分析嫌犯B的銀行帳戶的資金流向報告，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據司法警察局於第644至650頁、第1082至1085頁所製作之偵查總結報告，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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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法庭根據經驗法則，對兩名嫌犯的庭審聲明(第一嫌犯保持沉默、第二嫌犯否認控罪)、三名輔助人之證言、多名證人及多名警員的證言、和卷宗內包含的文件證明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分析而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本案中，第一嫌犯行使沉默權，第二嫌犯否認被指控之罪名。本合議庭尚聽取了XX大廈2A單位之原業主、新賣家、相關地產中介人等證人證言，以及尚聽取了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室之原業主、新賣家、相關地產中介人等證人證言，可以作出分析，如下:
首先，就XX大廈2A單位，就第一嫌犯而言，從她的住所中發現了XX大廈2A單位的買賣文件，包括: 一份原業主之兒子(G)之完整刑事紀錄表(載有G的刑事判刑紀錄，能予反映第一嫌犯了解G入獄時間及在監獄中服刑之情況)、G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XX大廈2樓A室的查屋紙、舊公證書副本、另外，尚載有假冒業主H及I的內地居民身份證、亦附有三份福建省莆田市學園公證署之公證書(經刑事司法互助系統下，由內地法院協助調查下，查明該等授權書為偽造，當中簽約人為假冒業主H及I)。再者，經詢問H及I的繼承人，他早於1974年已去世，而有關授權書乃於2016年才製成。另於扣押物顯示，在第一嫌犯之住所中進行搜索中發現一個可移動硬盤，內載有文件(PDF檔案)顯示H的死亡日期、以及G入獄的資料。再者，結合第二嫌犯之聲明，第二嫌犯於上述單位成為被授權人，以及整套偽造文件(內地授權公證書、原業主之內地身份證)均屬第一嫌犯所安排及所交付，可見第一嫌犯管有這些偽造文件，並刻意安排第二嫌犯成為假冒業主的被授權人，以偽造已死亡的業主的授權書，且假冒死亡的業主將單位出售。可見第一嫌犯是本次偽冒業主交易的案件中，她是知悉所涉文件是偽造的，也驅使第二嫌犯成為被授權人，再驅使第二嫌犯成為大授權人般，與買家(被害人)進行交易。故此，毫無疑問，於XX單位的交易中，卷宗證據充份認定了第一嫌犯作出了被指控之事實。
至於第二嫌犯而言，由於XX2A之單位的假冒業主之交易發生在2016年5月至6月21日之間，由第二嫌犯成為被授權人，成為賣方與買家簽立買賣合同，時間屬於很短。且涉案單位之內地公證書，按第二嫌犯所言，其曾交往律師樓檢查，律師樓那邊也沒有發現偽冒之處，只是著第二嫌犯向業主要求作出一些修改(以符合本地法律要求之形式)，而第二嫌犯轉達有關要求予第一嫌犯，第一嫌犯隨後亦交來新修改之授權書。可見，第二嫌犯作為一個地產中介人，未必能清楚辨識授權書的真偽。再者，於XX大廈2A之交易中，第二嫌犯除了成為被授權人外，所有餘下事情也是第一嫌犯從旁協助及安排。亦由於第一嫌犯保持沉默，其他證據未能反映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之間的默契或協議為何。為此，未有充份證據認定第二嫌犯是對第一嫌犯的計劃是知情。故未能單憑第二嫌犯客觀上行使了假文件，就判斷他參與了整個詐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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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XX樓第2座1L單位，就第一嫌犯而言，情況與上述顯然相類似。於第一嫌犯之單位內，發現了一份澳門XXXX街XX號XX樓第二期第二座1樓L室的買賣文件，載有嫌犯A以被授權人身份與買家E所簽立的承諾買賣合同、於律師事務所簽立的買賣預約合同、於XXX私人公證署內繕立之業主的授權書。
經警方調查，上述文件中載有原業主C的身份資料，她是澳門居民，不持有香港身份證(見第19-20頁)。與上述私人公證署存檔文件之假冒業主C的身份證為香港居民身份證，所載相片與原業主明顯不是同一人。另外，就該持證人C的香港身份證，經澳門警方亦透過香港警方核實，授權書上載之原業主的香港身份證編號(所對應的名字應為X)，該證件的持有人不是C，案發時X不在澳門境內，足以判斷該香港身份證也是偽造文件。依據警方查明，XX樓第2座1L單位的原業主C仍然在生，經詢問她和家人的證言，足以判斷於授權書上所出現的C是偽冒業主。
//至於嫌犯A的主觀方面，本次她自己親身成為C的被授權人，她是透過XXX私人公證署而獲繕立這份授權書(見第94-95頁，顯然該公證員也被假冒業主所蒙騙而不慎繕立了一份具不實內容的授權書)。再者，嫌犯A尚持有一份由假冒業主(C)以中文手寫授權她開鎖的授權書。以及，從嫌犯B之聲明中得知，嫌犯A是可以全權開價，無需詢問原業主的意見，甚至她授權予第二嫌犯和其他人議價。按照經驗法則來說，此等明顯不屬平常可見的授權行為。更甚的是，嫌犯A於簽立正式公證買賣合約後，她於新買家手中取得樓價款項後(港幣180萬元)，她隨即向第二嫌犯轉帳50多萬元，亦將有關價款自行處理。可見，她已自行處分了該單位之價金。於嫌犯A是本次偽冒業主交易的案件中，她是知悉所涉文件是偽造的，她也驅使了第二嫌犯成為中介人，促成對方以中介人身份，促成她與買家(被害人)之間交易。毫無疑問，於XX樓第2座1L單位的交易中，卷宗證據充份認定了嫌犯A作出了被指控之事實。
上述情況不相同的是，XX樓第2座1L單位的假冒業主之交易，發生在2017年10月至11月之間，雖由第一嫌犯成為被授權人，而他是中介人，他的責任是為第一嫌犯找來客人，促成第一嫌犯與買家簽立買賣合同，交易時間也屬於很短。但值得強調的是，於上指期間，第二嫌犯已知悉XX大廈2A之民事訴訟，而原業主的繼承人起訴第二嫌犯及新買家，當中訴因是指控第二嫌犯假冒業主、假授權書之事宜。據第二嫌犯之說法，他也曾就此事詢問第一嫌犯，但似乎他沒有獲得一個合理解釋或答案。倘屬如此，何以第一嫌犯再讓他進行另一間物業的交易之時，他不抱懷疑的心態? 更重要的是，據第二嫌犯所述，第一嫌犯尚持有一份由原業主(C)以中文手寫授權她開鎖的授權書。以及，第一嫌犯A是可全權開價，無需詢問原業主，甚至她有權授予第二嫌犯與他人議價(本案的樓宇賣出價正是他和D協商訂定)。更甚的是，第一嫌犯於簽立正式公證買賣合約後，她於新買家手中取得樓價款項後(180萬元)，隨即向第二嫌犯轉帳55.8萬元(就該55.8萬元，雖然第二嫌犯解釋這是第一嫌犯給他還債，因第二嫌犯自2013-2017年間斷地給她借錢，一直累積至今已欠50多萬元的債務)。但是，第二嫌犯除了陳述以外，沒有呈交任何書面證據，即使要求他呈交，他也以無留下借據為由而推卻。因此，法庭未能接納他與第一嫌犯存有借貸、還貸的關係。相反，參見卷宗第1059頁之分析嫌犯A的資金流向報告中指明，第一嫌犯以被授權人的身份，並透過嫌犯B的中介下，與新買家E買賣該單位而獲取之定金、價金，及後第一嫌犯於取得該單位之價金後(130萬)，她隨即將所有款項取出或轉予他人(包括第二嫌犯，轉予他的金額達55.8萬元)。可見，這是第二嫌犯於本次參與交易而獲第一嫌犯分配之不法利益。雖然本次交易中，第一嫌犯還是保持沉默，但從經驗法則來看，第二嫌犯本身有條件懷疑第一嫌犯之行為屬異常(因前案他正被起訴)，且從上述異常細節來看，客觀上第二嫌犯也介入了第一嫌犯的虛假文件的使用計劃，以及他分享了第一嫌犯之犯罪得益，主觀上第二嫌犯對第一嫌犯的計劃應是知情，至少，他處於或然故意，即極可能知悉第一嫌犯有作出詐騙計劃，但是為了獲得報酬，也不顧後果下而提供必要協助。為此，毫無疑問，第二嫌犯是作出了第二宗交易的犯罪行為。”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的競合
1. 上訴人A(第一嫌犯)提出原審法院以第二嫌犯的聲明及證人的證言便認定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犯罪事實，特別是已證事實第11項，原審判決缺乏事實支持有關裁判；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第二嫌犯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事實上，上訴人所指責的，實際上是認為原審法院在認定本案事實時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在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
2. 第一上訴人指出，對於XX大廈2樓A室的交易，相關價金是全數交付予第二嫌犯（即第二上訴人）並由該嫌犯所收取的，其本人從未經手，而儘管第二上訴人表示在收取有關價金後將大部份交給了其，有關的事實亦未得到證實，但原審法院卻僅依據第二上訴人的聲明便認定其實施了所被指控的罪行。
而第二上訴人認為，其否認控罪，並清楚說明了其從第一上訴人處所收取款項是後者欠其多年的債項，而被上訴判決卻認定有關款項為不法利益，並因而裁定其實施了被指控的罪行。
兩名上訴人均認為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第二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兩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正如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中的精闢分析：
“在被上訴判決的事實之分析判斷部分中，原審法院已清楚地指出其認定本案所查明事實的相關依據，當中，特別指出關於XX大廈2A單位，就第一上訴人而言，從其住所中發現一系列涉及該單位的文件，包括一份原業主兒子（G）的完整刑事紀錄表和身份證明文件副本、該單位的查屋紙、舊公證書副本、三份福建省莆田市學園公證署的公證書（經查明屬偽造），以及一個可移動硬盤，內載有文件顯示H（原業主）的死亡日期和G入獄的資料等等，結合第二上訴人的聲明，可見，第一上訴人管有這些偽造文件，並刻意安排第二上訴人成為假冒業主的被授權人，以偽造已死亡的業主的授權書，且假冒死亡的業主將單位出售；至於第二上訴人方面，關於XX樓第2座1L單位的假冒業主的交易，雖然是由第一上訴人成為被授權人，而第二上訴人是中介人，但當時第二上訴人已因涉嫌假冒業主或使用假授權書出售XX大廈2A而被民事起訴，仍繼續接受第一上訴人讓其對XX樓第2座1L單位進行相類交易，及在相關交易完成後隨即獲第一上訴人轉賬50多萬元（約交易價的三分之一），顯示出第二上訴人在明知第一上訴人極有可能作出詐騙計劃的情況下，為了獲得報酬，不顧後果地向第一上訴人提供必要協助，介入第一上訴人的虛假文件的使用計劃，及分享了第一上訴人的犯罪得益。其中，並無任何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和邏輯常理之處。”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亦透過原審法院在事實分析判斷中極其詳盡的解說，可以看到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兩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兩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們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兩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兩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A提出原審判決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的問題，認為其所被指控的偽造文件行為是實施相關詐騙罪行的必要手段，因此，應僅裁定其觸犯被指控的偽造文件罪行，並開釋相關的詐騙行為。
根據《刑法典》第211條規定：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葉千紅
三、如因詐騙而造成之財產損失屬巨額，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四、如屬下列情況，則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ａ）財產損失屬相當巨額者；
ｂ）行為人以詐騙為生活方式；或
ｃ）受損失之人在經濟上陷於困境。”
根據《刑法典》第244條規定：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ａ）製造虛假文件，偽造或更改文件，又或濫用他人之簽名以製作虛假文件；
ｂ）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ｃ）使用由他人製造、偽造或更改之以上兩項所指之文件。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根據《刑法典》第245條規定：
“如上條第一款所指事實之對象，係公文書或具同等效力之文件、身分證明文件、認別須登記之動產之根本文件、密封遺囑、郵政匯票、匯票、支票，或可背書移轉之其他商業文件，又或係任何不屬第二百五十七條第一款ａ項所指之債權證券，行為人處一年至五年徒刑。”
根據本案已證事實第41點：
“關於XX大廈2A單位，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為取得不法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利用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冒充單位業主製作授權文件，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授權文件及買賣公證合同上，其行為影響了該類文件的真實性、合法性及公信力，損害了他人的利益。
關於XX樓第2座1L單位，嫌犯A及嫌犯B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為取得不法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利用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冒充單位業主製作授權文件，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授權文件及買賣公證合同上，其行為影響了該類文件的真實性、合法性及公信力，損害了他人的利益。第二嫌犯知悉第一嫌犯的上述行為極可能是違法，但抱著放任及接受態度作出參與和配合。”
中級法院於2003年6月5日，在第76/2003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當行為人同時觸犯詐騙罪及偽造文件罪時，由於兩罪法律條文所保護的法益不同，兩罪之間為實質競合3。
中級法院於2006年12月14日，在第423/2006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如果兩者所保護的法益之間有緊密聯繫，則可以認定方式犯罪完全附屬於目的犯罪，那麽兩者之間就存在表面競合的關係4。
詐騙罪與使用偽造文件罪的犯罪性質完全不同，兩者更各自保障不同的法益。詐騙罪是以保護財產免受侵害為目的；而使用偽造文件罪則旨在保護文件本身所具有的公信力及其在證明力方面的安全性及可信性。
此外，立法者希望通過使用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所保障的法益不僅限於保障一般文件的可信性以及社會大眾對文書的信心，同時亦保障該等具特別價值文件的公信力。
本案中，結合案中獲證的事實及相關的法律規定，無論從上訴人的行為角度，抑或從犯罪構成要件的角度來看，不能認為上訴人只實施了一種行為，而是實施了數種行為。上訴人A取得和使用了相關的虛假的身份證明文件和假授權書，亦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授權文件及買賣公證合同上，以便由某人作為被授權人將物業出售，藉此騙取他人的金錢。
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的犯罪性質完全不同，所保護的法益不同。詐騙罪是以保護財產免受侵害為目的；而偽造文件罪則旨在保護文件本身所具有公信力及其在證明力方面的安全性及可信性，故不應對一項具體財產法益的實際損害是可以抵消對另一項法益(文件證明力的安全性、穩定性及公信力)所造成的破壞。因此，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屬於實際競合的關係。
因此，原審判決並未違反“一事不二審”原則，而上訴人上述部分的上訴理由也不成立。
此外，經閱讀被上訴判決，可以發現，被上訴判決對第一上訴人的具體量刑部分（被上訴判決第68頁背頁）與該判決的其餘部分，包括法律適用部分（被上訴判決第62頁背頁）和判決部分（被上訴判決第69頁）存在明顯差異，而結合被上訴判決的前文後理，可以總結出，前者（即被上訴判決第68頁背頁關於嫌犯A量刑的第2點）的相關行文表述存在筆誤，故此，本合議庭應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361條的規定，對之依職權作出更正，將原審判決第68頁(卷宗第1859背頁)第5至9行原文：“以直接共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授權書)，以及《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公證書) ，每項應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更改為：“以直接共犯和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使用偽造授權書)、《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一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授權書)，以及《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b項﹞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兩項『偽造具特別價值之文件罪』(偽造公證書) ，每項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兩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但依職權作出上述有關更正。
判處上訴人A繳付9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B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19年11月28日
(本人不同意第三點裁決，作出如下表決聲明：
首先，上訴人使用兩張偽造身份證明文件的事實，由於有關身份證具有獨立性，應予以獨立判處有關兩項《刑法典》第245條[結合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使用)偽造具特別價值文件罪』。
但是，關於上訴人用假身份證辦理授權文件及買賣公證合同等的偽造文件行為，由於有關文件並不具有獨立性，只能用於本次犯罪行為。因此本案中，偽造文件罪(授權文件及買賣公證合同)是一個手段，而詐騙罪是目的，兩罪之間屬於想像競合的關係，而該數項偽造文件罪應被詐騙罪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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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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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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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Na perspectiva da recorrente, desfalecem dos autos, e nem da audiência resultou provado, o envolvimento directo da recorrente nos crimes cometidos em relação à venda fraudulenta do imóvel “2- A”.
2.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agrada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ão equivale ao livre arbítrio, devendo ela ser baseda n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assente em prova existente e filtrada pelo crivo do contraditório.
3. Nada se provou sobre os meios utilizados na obtenção dos documentos de identificação, nem sobre o recrutamento e organização de outros envolvidos e nada sobre a forma de obtenção dos documentos de identificação falsos utilizados.
4. Pelo que, a conclusão a que se chegou e consubstanciada no facto provado n.º 11 consignado a fls. 19 d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tem por base qualquer sustentação fáctica probatória, eivan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stante d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M.
5. A incriminação da ora recorrente tem por base substancial 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o 2º arguido B em audiência.
6. Todavia, 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o 2° arguido B não devem ser tomadas por boas e na sua totalidade sem reservas.
7.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teve em conta o facto primordial de que o dinheiro do preço de venda do imóvel “2-A” no valor de HKD$ 1.350.000,00, foi totalmente entregue a e recebido pelo 2º arguido B, e não pela ora recorrente.
8. E, ainda,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teve em conta o facto de o 2º arguido ter afirmado que parte substancial do preço ter sido entregue à recorente, mas que tal alegação não está devidamente comprovada.
9. Assim, em nossa perspectiva,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ta parte, está eivada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ignad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M.
10. Entende a recorrente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ao fazer o respectivo enquadramento jurídico-penal, violou substancialmente os artigos 1.º, 211.º, n.º 4, alínea a), e 244.º, n.º 1, alíneas b) e c), do Código Penal, porquanto,
11. A falsificação dos documentos em causa é meio necessário para a prática dos crimes de· burla sobre os ofendidos;
12. Considerando que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tem uma punição mais leve, é absorvido pelo crime de burla, cuja punição é relativamente mais severa, razão pela qual, o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elos quais 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a não são autonomamente puníveis.
13. Agindo diversament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violou a lei, as normas contidas nos artigos 1º,211º n.º 4 alínea a) e 244º n.º 1 alínea b) e c)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com o sempre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cias.,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admitido, e a final ser julg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legais.
Assim se fazendo inteira e sã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Por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proferida em 15 de Julho de 2019, o Colectivo “a quo” condenou o ora Recorrente B na pena de 3 anos de prisão, suspendendo a sua execução por igual período, por ter praticado três crimes, doi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valor” p.p.p. artigo 245.º, conjugado com o artigo 244.º n.º 1 alínea b) e c), e um de “Burla” p.p.p. artigo 211.º n.º 4 alínea a), todo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doravante designado por CP) - cfr. a, pág. 71 d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ora recorrida;
2.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por se considerar que a convicção formulada pelo Tribunal “a quo” violou alguns princípios informadores do direito processo penal e enferme o vício d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3. Segundo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que ora passa por transcrever: “至於第二嫌犯而言，與上述情況不相同的是，第2座1L單位的假冒業主之交易，發生在2017年10月至11月之間，雖XX樓由第一嫌犯成為被授權人，而他是中介人，他的責任是為第一嫌犯找來客人，促成第一嫌犯與買家簽立買賣合同，交易時間也屬於很短。但值得強調的是，於上指期間，第二嫌犯已知悉XX大廈2A之民事訴訟，而原業主的繼承人起訴第二嫌犯及新買家，當中訴因是指控第二嫌犯假冒業主、假授權書之事宜。據第二嫌犯之說法，他也曾就此事詢問第一嫌犯，但似乎他沒有獲得一個合理解釋或答案。倘屬如此，何以第一嫌犯再讓他進行另一間物業的交易之時，他不抱懷疑的心態? 更重要的是，據第二嫌犯所述，第一嫌犯尚持有一份由原業主(C)以中文手寫授權她開鎖的授權書。以及，第一嫌犯A是可全權開價，無需詢問原業主，甚至她有權授予第二嫌犯與他人議價(本案的樓宇賣出價正是他和D協商訂定)。更甚的是，第一嫌犯於簽立正式公證買賣合約後，她於新買家手中取得樓價款項後(180萬元)，隨即向第二嫌犯轉帳55.8萬元(就該55.8萬元，雖然第二嫌犯解釋這是第一嫌犯給他還債，因第二嫌犯自2013-2017年間斷地給她借錢，一直累積至今已欠50多萬元的債務)。但是，第二嫌犯除了陳述以外，沒有呈交任何書面證據，即使要求他呈交，他也以無留下借據為由而推卻。因此，法庭未能接納他與第一嫌犯存有借貸、還貸的關係。相反，參見卷宗第1059頁之分析嫌犯A的資金流向報告中指明，第一嫌犯以被授權人的身份，並透過嫌犯B的中介下，與新買家E買賣該單位而獲取之定金、價金，及後第一嫌犯於取得該單位之價金後(130萬)，她隨即將所有款項取出或轉予他人(包括第二嫌犯，轉予他的金額達55.8萬元)。可見，這是第二嫌犯於本次參與交易而獲第一嫌犯分配之不法利益。雖然本次交易中，第一嫌犯還是保持沉默，但從經驗法則來看，第二嫌犯本身有條件懷疑第一嫌犯之行為屬異常(因前案他正被起訴)，且從上述異常細節來看，客觀上第二嫌犯也介入了第一嫌犯的虛假文件的使用計劃，以及他分享了第一嫌犯之犯罪得益，主觀上第二嫌犯對第一嫌犯的計劃應是知情，至少，他處於或然故意，即極可能知悉第一嫌犯有作出詐騙計劃，但是為了獲得報酬，也不顧後果下而提供必要協助。為此，毫無疑問，第二嫌犯是作出了第二宗交易的犯罪行為。”;
4. Segundo a douta convicção, acima transcrita, tinha o Tribunal “a quo” concluído que os HKD$558.000,00 (quinhentos e cinquenta oito mil dólares de Hong Kong), são benefícios ilegítimos recebidos pelo ora Recorrente, a título de contrapartida, por ter participado na venda “fraudulent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sita em Macau, na XXXX街XX號XX樓第2座1L (doravante designada pela 2ª. fracção), juntamente com a arguida A;
5.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que, por um lado, foi pelo facto de o ora recorrente não ter conseguido apresentar quaisquer documentos para provar, ou melhor dizendo, para suportar a sua tese quanto à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de mútuo com a arguida; por outro, foi pelo facto de a arguida após de ter recebido os HKD$1.300.000,00 (o preço da venda da 2ª. fracção), transferiu imediatamente os HKD$558.000,00 na conta bancária do ora Recorrente, tal como foi referida na sentença que “但是，第二嫌犯除了陳述以外，沒有呈交任何書面證據，即使要求他呈交，他也以無留下借據為由而推卻。因此，法庭未能接納他與第一嫌犯存有借貸、還貸的關係。相反，參見卷宗第1059頁之分析嫌犯A的資金流向報告中指明，第一嫌犯以被授權人的身份，並透過嫌犯B的中介下，與新買家E買賣該單位而獲取之定金、價金，及後第一嫌犯於取得該單位之價金後(130萬)，她隨即將所有款項取出或轉予他人(包括第二嫌犯，轉予他的金額達55.8萬元)。”;
6. Semp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podemos concordar com o ponto de vista do Tribunal “a quo”, por ter considerado que o ora Recorrente tinha recebido os HKD$558.000,00 como um beneficio ilegítimo, proveniente na repartição do preço da venda da 2ª. fracção com a arguida;
7. Não podemos concordar, uma vez que o artigo 32.º da douta acusação pública, o qual tendo sido dado como provado, descreveu apenas que a arguida tinha transferido, por via de transferência bancária, um montante de HKD$558.000,00, à conta bancária do ora Recorrente, não tend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deduzido, nem tendo o Tribunal “a quo” aditado na acusação pública, como um factor, para efeitos de julgamento, onde aponta que esse montante, recebido pelo ora Recorrente, é um beneficio ilegítimo, proveniente da comparticipação, junto com a arguida, na venda, alegadamente fraudulenta, da 2ª fracção, pelo que não se apercebe a razão pela qual o Tribunal na quo" tinha conseguido chegar esta conclusão;
8. Há de salientar que em sede de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o Recorrente tinha explicado ao Tribunal “a quo”, a origem dos HKD$558.000,00, que são, precisamente, as várias dívidas acumuladas que a arguida tinha para com ele, desde o ano 2013 a 2017;
9. Bem como, tinha explicado a razão pela qual não tinha conseguido apresentar, junto ao Tribunal, quaisquer documentos para efeitos de prova da existência da (“第二嫌犯稱，第一嫌犯是在XX樓1L單位之交易後不久，就給他還清過往拖欠他的債務(55.9萬元)，但第二嫌犯稱第一嫌犯一直拖欠自己55.9萬元的債務(初期有簽過借據，中期沒有，中間也還過10多次，但當她還了部份金錢，就會在她面前銷毀借據。於後期，累積至50多萬元，他曾要求第一嫌犯簽欠條，但未幾她已清還，所以現時沒有欠條在手、累積至59萬)，這筆債務已經借了很久，自2013-2017年間斷地給她借錢，至少分十次向她借貸，從積蓄中交現金予第一嫌犯。”-cfr.. pág. 38 d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ora recorrida);
10. Sabemos que o Meritíssimo Juiz do Tribunal “a quo” ao formar a sua convicção, goza o chama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11. Segundo as palavras de MANUEL LEAL-HENRIQUES, este princípio “não temo alcance- como o seu nome parece inculcar - de conferir ao julgador um poder absoluto e discricionário na apreciação e valoração dos elementos de prova recolhidos nos autos"(sublinhado e negro nosso) - vd. MANUEL LEALHENRIQUES, Manual de Formação de Direito Processual Penal de Macau, Tomo I, 2ª. Edição, Centro de Formação Jurídica e Judiciária, 2009, pág. 41;
12. Portanto, é “a própria lei manda atender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à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 )” - vd.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Vol. I, pág 85;
13. Embora as provas são apreciadas à luz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e de forma objectiva, mas segundo o entendimento de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 no sistema de prova livre existem riscos, tanto maiores e mais graves quanto menor for a preparação técnica e a prudência do julgador” - vd. GERMANO MARQUES DA SIL VA, obra citada, pág. 84;
14. Este princípio é, segundo as palavras de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apoiadas em CASTANHEIRA NEVES, “que o julgador tem a liberdade de formar a sua convicção sobre os factos submetidos a julgamento com base apenas no juízo que se fundamenta no mérito objectivamente concreto desse caso, na sua individualidade histórica, tal como ele foi exposto e adquirido representativamente no processo (pelas alegações, respostas e meios de prova utilizada, etc.” (negro e sublinhado nosso) - vd.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idem, ibidem, citada no manual de MANUEL LEAL-HENRIQUES, obra citada, pág. 41;
15. Em curtas palavras, as provas recolhidas nos autos ou tiverem sido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devem ser apreciadas à luz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e de forma objectiva;
16. Semp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e salvo melhor opinião, o ora Recorrente considera que o Tribunal “a quo” aquando apreciava as provas, não tinha respeitado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e nem tendo apreciadas as mesmas de uma forma objectiva, quer sejam elas recolhidas nos autos, quer sejam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17. Tal como consta na douta decisão, o Tribunal “a quo” concluiu que, o ora Recorrente tinha recebido beneficio ilegítimo, proveniente da comparticipação, junto com a arguida, na venda, alegadamente fraudulenta, da 2ª. fracção;
18. Todavia, a defesa entende que, salvo a devida opinião, mesmo que o facto relatado no artigo 32.º da acusação pública estando provado,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provar que o dinheiro recebido pelo ora Recorrente tinha sido um beneficio ilegítimo, proveniente da venda, alegadamente fraudulenta, da 2ª. fracção, na medida em que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não nos diz que uma pessoa enquanto não consegue apresentar prova documental sobre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de mútuo, significa directa ou necessariamente que não existe essa relação, pois, hoje em dia não seria uma situação de surpresa, ou estranha, por falta das declarações de dívidas (借據), nos empréstimos constituídos entre amigos de confiança;
19. No caso subjudice, também não seria urna surpresa o facto de a arguida não ter subscrito declarações de dívidas a favor do seu credor, o ora Recorrente, nos empréstimos constituídos ao longo dos anos;
20. Há de ter em consideração que na fase inicial (os primeiros empréstimos), a arguida tinha assinado algumas declarações de dívidas, mas à medida que ela vai pagando das suas dívidas, estas declarações vão ser destruídos, e como já as foram destruídas não será possível, em termos de bom senso, apresenta-las ao Tribunal como prova da existência do mútuo;
21. Também em termos de bom senso, o facto de não lhe tem tais declarações na sua posse, não se significa que nunca tinha existido qualquer mútuo entre o Recorrente e a arguida;
22. Semp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para efeitos da descoberta da verdade, não consideramos que a investigação feita pelo Tribunal “a quo”, em sede de audiência e de julgamento, tinha sido suficiente para concluir que o dinheiro recebido pelo Recorrente, constitui um beneficio ilegítimo, pelo facto de o não ter conseguido apresentar devidamente as declarações para justificar a existência da relação de mútuo com a arguida;
23. Pois, o Tribunal “a quo” deverá proceder à uma investigação um pouco mais aprofundada, tentando averiguar, junto às instituições bancárias, se, durante o período alegado pelo Recorrente (2013 a 2017), havia ou não alguma transferência de dinheiro à conta bancária da arguida feita pelo Recorrente (obviamente com excepção das transferências descritas na acusação pública), ou, pelo menos, realizar uma análise dos movimentos das contas bancárias do Recorrente e da arguida, por forma poder saber se as entradas e saídas tem ou não alguma correspondência entre uma com outra;
24. Estas diligências são absolutamente relevantes para uma boa decisão da causa, uma vez que, segundo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a alegada análise das fls. 1059 dos presentes autos, não são suficientes para determinar que o montante recebido pelo ora Recorrente não são dívidas da arguida, mas sim benefícios ilegítimos;
25. Em segundo lugar,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que o Recorrente tinha participado e contribuído a necessária colaboração, de forma dolosa, nos planos de utilização do documento falso e de burla, organizada pela arguida, cujo fundamento seguinte, que ora passa por transcrever:“ (...)可見，這是第二嫌犯於本次參與交易而獲第一嫌犯分配之不法利益。雖然本次交易中，第一嫌犯還是保持沉默，但從經驗法則來看，第二嫌犯本身有條件懷疑第一嫌犯之行為屬異常(因前案他正被起訴)，且從上述異常細節來看，客觀上第二嫌犯也介入了第一嫌犯的虛假文件的使用計劃，以及他分享了第一嫌犯之犯罪得益，主觀上第二嫌犯對第一嫌犯的計劃應是知情，至少，他處於或然故意，即極可能知悉第一嫌犯有作出詐騙計劃，但是為了獲得報酬，也不顧後果下而提供必要協助。為此，毫無疑問，第二嫌犯是作出了第二宗交易的犯罪行為。- cfr. págs. 54 a 55 d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ora recorrida;
26. Semp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podemos concordar com esta parte da convicção formulada Tribunal “a quo”, uma vez que não foi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tinha aceitado o risco de a conduta da arguida ser ilegal e nem sequer provou a conformação dessa possibilidade;
27. Sobre esta questão, a explicação do Recorrente foi o seguinte: “第二嫌犯稱從沒懷疑第一嫌犯於這二宗交易上有何可疑，即使第一宗交易後，他和第一嫌犯有被民事起訴，第二嫌犯曾問第一嫌犯為何如此，第一嫌犯就稱會追問業主原因。事後第一嫌犯解釋如下：第一嫌犯稱他客戶為F，F生稱認識業主G，乃業主欲出賣單位，又稱G先生欠F的錢，所以業主要變賣單位作還債。第二嫌犯雖然被他人民事起訴，他也曾擔心，但他想過第二次交易中只做中介人，他估計這不會有問題。” (sublinhado e negro nosso) - cfr. págs. 38 d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ora recorrida;
28. Importa salientar que o Recorrente não sabia ou nem podia ter grande possibilidade de vir conhecer que a conduta da arguida era ilegal, ou melhor dizendo, o Recorrente não sabia que a procuração utilizada para efeitos de celebração de escritura pública era falsa;
29. O Recorrente nunca desconfiou que o documento exibido pela arguida era uma falsa procuração, uma vez que, em primeiro lugar, tal documento tinha sido lavrada por um notário privado de Macau e não através do notário públ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tal como tinha sido na vend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 2.º andar do Edifício “XX” (doravante designada por 1ª. fracção), na qual o Recorrente desempenhava a função do mandatário do vendedor;
30. Em segundo lugar, esta procuração estava redigida em língua portuguesa, a qual o Recorrente não se domina - cfr. fls. 57 a 58, dos presentes autos;
31. Em terceiro lugar, nunca o Recorrente tinha participado e colaborado na outorga da procuração dita como falsa;
32. Tendo em conta que o Recorrente tinha sido demandado civilmente com fundamento de nulidade na celebração de escritura de compra e venda da la. fracção, através de utilização de uma falsa procuração, assim, no nosso entender que, segundo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em caso a procuração utilizada pela arguida tiver sido lavrada no cartório públic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tal como foi feita a procuração utilizada pelo Recorrente na venda da 1 a fracção, e se a compra e venda da 2a. fracção tiver alguma relação com o Sr. F, assim, para um homem médio colocado na posição do Recorrente, podia e devia desconfiar a veracidade daquele documento, bem como podia e devia suspeitar a verdadeira legitimidade de representação por banda da arguida;
33. Mais, se o negócio de compra e venda da 2a• tiver lugar após da data em que o Recorrente tinha apresentado, pela primeira vez, na Polícia Judiciária para prestar declarações (23 de Janeiro de 2018), e a da constituição de arguido (1 de Fevereiro de 2018), seria, facilmente concluir, em termos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que o Recorrente sabia, ou podia saber, todo o esquema organizada pela arguida quanto à utilização do documento falso e à burla, o que não foi o caso;
34. Pelo que, consideramos que a convicção formulada pelo Tribunal “a quo” não tinha razão e fundamento suficiente para apurar que o Recorrente tinha aceitado o risco da dita conduta ilegal por banda da arguida e conformando-o a sua possibilidade, pelo simples facto de o ter sido demandado civilmente pelos herdeiros do proprietário da 1ª. fracção;
35. De facto pode suscitar algumas dúvidas a cerca da legalidade do montante recebido, bem como dúvidas sobre o conhecimento ou a aceitação da probabilidade da conduta da arguida ser ou não ilegal;
36. Em termos de bom senso, são dúvidas razoáveis, por não tendo encontrado provas bastantes para efeitos de condenação, bem como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não nos diz aquilo que foi dito na sentença ora recorrida;
37. por sendo dúvidas razoáveis, o Tribunal “a quo” deve julgar favoravelmente o Recorrente, no sentido de absolvição de todos os crimes que lhe foram acusados, à luz do princípio de “in dúbio pro reo”;
38. Semp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o ora Recorrente considera que existe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r parte do Tribunal “a quo”, pelo facto de o ter julgado erroneamente que, segundo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 Recorrente tinha recebidos beneficios ilegítimos, bem como o Recorrente tinha aceitado e conformado a possibilidade do risco que a conduta da arguida ser ilegal, tal como foi exposto anteriormente;
39. Semp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e salvo das diversas melhores opiniões, o ora Recorrente considera que o Tribunal “a quo”, aquando apreciava as provas, não tinha atendido devidamente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que o próprio princípio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manda o julgador atender, pelo que, violou gravemente este princípio;
40. O Tribunal “a quo” além de ter violado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mormente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violou ainda princípio da verdade material, tal como foi exposto anteriormente, uma vez que tinha o dever de proceder, mais completa possível, a uma investigação das provas, por forma a conseguir descobrir a verdade material e tomar uma boa decisão da causa;
41. Por outras palavras, o Tribunal “a quo” deve respeitar o “princípio da verdade material”, segundo o qual, “impõe ao tribunal que, por si só e sem ter que esperar por contributos alheios, proceda à produção de prova dos factos que são sujeitos ao seu julgamento por forma a que através dela tente alcançar a sua exacta reconstituição e, consequentemente, a verdade à cerca deles” - vd.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rocessual Penal, Vol. I, págs 187 e seguintes e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obra citada, pág 85, citadas no manual de MANUEL LEAL-HENRIQUES, obra citada, pág. 43;
42. E segundo as palavras de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 o tribunal não está limitado pela prova dos factos aduzidos pela acusação e defesa, mas antes tem o poder-dever de investigação oficiosa (...). Este poder-dever do tribunal, poder-dever de procurar oficiosamente a verdade, é geralmente justificado pela necessidade de procurar a verdade, pois que ao processo penal não bastaria uma verdade formal, ou seja, a reconstrução hipotética dos factos feita apenas com base na contribuição probatária das partes, mas a verdade histórica, também designada por verdade material” - vd.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obra citada, págs. 85 e 86;
43. Como não tinha procedido a referida investigação, visto que esta é relevantíssima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material, o Tribunal a quo violou manifestamente o princípio da verdade material;
44. Pelo exposto, o ora Recorrente requer que seja absolvido todos os crimes que lhe foram condenados, com fundamento n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r parte do Tribunal “a quo”, por ter violado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s princípios da livre apreciação, do”in dúbio pro reo”;
45. Bem como, n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verdade material, pelo facto de não ter procedido, mais completa possível, a uma investigação das provas, por forma a conseguir descobrir a verdade material e tomar uma boa decisão da causa; e
46. caso o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entender que existe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metida pelo Tribunal a quo, e se não for possível proceder à absolvição do ora Recorrente, por havendo ainda dúvidas a cerca daquelas provas utiliz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para efeitos de conden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requeremos, desde já, a renovação desta mesma prova,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415.º do CPP
Nestes termos, e dos melhores de Direito que a V. as Ex. 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e consequentemente ser absolvido o ora Recorrente dos doi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e especial valor” p.p.p. artigo 245.º, conjugado com o artigo 244.º n.º 1 alínea b) e c), e um de “Burla” p.p.p. artigo 211.º n.º 4 alínea a), todos do Código Penal.
Assim se fazendo a acostumada, JUSTIÇA!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3 原文為：“Preenchendo a conduta do agente os elementos típicos dos crimes de ‘burla’ 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verifica-se concurso real ou efectivo de crimes, visto que distintos são os bens jurídicos tutelados pelas normas que punem tais ilícitos.”
4 原文為：“Se os interesses jurídicos protegidos e que foram violados estão intimamente relacionados, podendo dizer-se que o crime meio está inteiramente conexionado com o crime fim, pode haver uma situação de concurso aparente entre eles, como será o caso do crime de ofensa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em que se traduziu a violència ínsita ao crime de coacç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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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2019 p.4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