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304/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0年1月23日
主要法律問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眾多的被害人的確沒有提供向上訴人交付款項的書面憑證，但被害人提交了相關的銀行轉帳提款紀錄，可以佐證各人向上訴人交付的相關金額。另一方面，關於第30項的借條，上訴人一開始亦是以借款為借口博取被害人的信任，以便騙取更多的金錢。因此，原審法院基於各被害人清晰及符合邏輯的聲明，再結合其他證據，足以認定上訴人以虛假的高回報投資等事項為借口，為自己獲得不正當利益，以詭計手段欺騙九名被害人，上述人士因誤信上訴人所言而向嫌犯交付款項，並蒙受不同程度的財產損失。有關認定不存在錯誤或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304/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0年1月23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9年11月8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19-0220-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和既遂行為觸犯：
– 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針對B，第18條)，被判處九個月徒刑；
– 六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3款、結合同一法典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巨額)，當中一項針對C(第36條)、一項針對D(第48條)、三項針對E(第57條、第62條、第63條)及一項針對F(第76條)，每項被判處二年徒刑；
– 八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相當巨額，三項針對B(第7至9條、第12條、第16條)、一項針對G(第28條)、一項針對C(第41條)、一項針對D(第51條)、一項針對H(第69及71條)及一項針對I(第86及87條)，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相當巨額，一項針對J(第80及81條)，被判處三年六個月徒刑；
– 數罪並罰，合共被判處七年徒刑。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及駁回上訴。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上訴人A嗜賭，為取得款項作賭博之用，上訴人於2016年開始向親友訛稱其正進行高息投資計劃賺取高額回報，藉此誘使他人向上訴人交付款項，然後將有關款項據為己有。
2. B與上訴人為朋友關係，兩人認識了二十多年。
3. 2017年3月某日，上訴人向B訛稱其因投資有道而賺取了可觀收益並因此購買了多個物業。其後，上訴人開始遊說B交付金錢予上訴人進行投資，並承諾投資賺取利潤後會給予B一定的回報，且B可隨時取回投資本金。起初，B沒有接受上訴人的投資建議。
4. 在其後的兩個月內，上訴人經常前往B經營的「XXX電業行」(位於澳門XXXXXX地舖)，目的是遊說B將款項交付上訴人進行投資。期間，上訴人不斷向B表示身邊已有很多朋友將金錢交予上訴人投資並賺取了可觀回報。
5. 為令B相信上訴人投資有道，上訴人尚向B訛稱其利用投資賺取的回報一次性支付港幣叁佰捌拾萬圓(HKD3,800,000.00)購買了一個位於筷子XXXXXX的單位。
6. 事實上，上訴人向B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以及其以一次性支付方式購買上述物業之事宜均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上訴人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博取B的信任，使B相信上訴人投資有道，從而將款項交予上訴人“投資”，藉此將有關款項據為己有。
7. B相信上訴人所言，便同意將款項給予上訴人進行投資。為此，B於2017年5月19日從「XXX電業行」名義登記的中國銀行帳戶(帳戶號碼為1807112XXXXXXXX)中提取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並將當中的港幣壹拾伍萬圓(HKD15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作投資之用。(見卷宗第350頁的銀行紀錄)
8. 當時，B要求上訴人開出單據，但上訴人拒絕並承諾倘投資有回報時會將一半回報分予B，倘投資虧損則由上訴人自行承擔。同時，上訴人亦訛稱其擁有三個物業，著B無須擔心。
9. 其後，B再分開多次將合共港幣肆拾萬圓(HKD400,000.00)現金及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作投資之用。
10. 上訴人從沒有利用B所交付的上述港幣伍拾伍萬圓(HKD5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拾陸萬陸仟伍佰圓(MOP566,500.00)，以及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拾壹萬柒仟伍佰圓(MOP117,500.00)，即合共澳門幣陸拾捌萬肆仟圓(MOP684,000.00)的款項進行任何投資，而是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11. 2017年8月，B因急需用錢而向上訴人要求取回上述投資款項，但上訴人拒絕並表示該等款項需至少一年方可取回，且表示倘B欲儘快賺取回報，可與上訴人合資於澳門金碧娛樂場開設帳戶進行“疊碼”賺錢，開戶資金為港幣壹佰萬圓(HKD1,000,000.00)，上訴人及B各出資港幣伍拾萬圓(HKD500,000.00)，而且B可隨時拿回開戶資金。
12. B基於相信上訴人及欲儘快取回上述投資款項，故同意出資港幣伍拾萬圓(HKD500,000.00)開設上述帳戶。為此，B於2017年8月28日、9月4日及9月5日先後三次從「XXX電業行」的上述銀行帳戶中分別提取了港幣壹拾萬圓(HKD100,000.00)、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及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現金，並將該等款項交予上訴人作為合資“開戶”之用。(見卷宗第354至355頁的銀行紀錄)
13. 上述開設帳戶進行“疊碼”以賺取回報的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B交予其“開戶”的港幣伍拾萬圓(HKD5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拾壹萬伍仟圓(MOP515,000.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14. 由於B不斷向上訴人要求取回上述投資款項，上訴人為免事件敗露及為拖延時間，遂於一個月後向B交還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
15. 再一個月後，上訴人向B訛稱上訴人的表哥急需資金周轉，要求B借出港幣壹拾伍萬圓(HKD150,000.00)，同時，上訴人向B聲稱其表哥在娛樂場的職位很高，一個月後便能還清上述港幣壹拾伍萬圓(HKD150,000.00)借款。
16. B再次相信上訴人所言，便向上訴人交付了港幣壹拾伍萬圓(HKD150,000.00)作為出借予上訴人的表哥之用。
17. 上訴人的表哥急需資金周轉一事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B交予其的港幣壹拾伍萬圓(HKD1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拾伍萬肆仟伍佰圓(MOP154,500.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18. 其後，B與上訴人失去聯絡。至2018年8月，上訴人相約B在澳門鏡湖馬路某茶餐廳見面。當時，上訴人向B訛稱已向上訴人的表姐借款數佰萬圓，可向B還款。同時，上訴人向B訛稱上訴人的大伯需要在內地做手術，但上訴人未能在銀行提款。上訴人藉此要求B借款港幣壹萬圓(HKD10,000.00)。
19. 為令B借出港幣壹萬圓(HKD10,000.00)，上訴人向B表示可將兩條價值港幣叁萬圓(HKD30,000.00)的鑽石手錬交予B作為借款的保證。當時，上訴人向B訛稱因遺失了上述兩條鑽石手錬的單據，才無法將之典當套現。
20. 上訴人的大伯需做手術一事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而上述兩條手錬也非真鑽石手錬，但B因相信上訴人所言，故同意接受上述兩條手錬作保證而向上訴人交付了港幣壹萬圓(HKD10,000.00)。
21. 上訴人取得了B交付的港幣壹萬圓(HKD1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萬叁佰圓(MOP10,300.00)的款項後，便將之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22. 其後，B再次與上訴人失去聯絡，B方知受騙，遂報警。
23. G透過其母親B的介紹認識上訴人，並與上訴人以契母子相稱。
24. 2017年4月某日，上訴人得悉B將贈送港幣伍拾萬圓(HKD500,000.00)予G作購買車輛之用，於是向G訛稱其因投資有道而獲得豐厚利潤，並遊說G將上述款項交予上訴人進行投資以賺取高額回報。
25. 上訴人向G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而上訴人亦從未因投資有道而獲得豐厚利潤，上訴人這樣做的目的是欲使G將款項交予上訴人，藉此將有關款項據為己有。
26. G基相信上訴人所言，故向上訴人表示有意投資。為此，G著B從銀行戶口中提取港幣伍拾萬圓(HKD500,000.00)交予G。
27. 2017年4月24日，B從中國銀行帳戶(帳戶號碼為1807112XXXXXXXX)中提取港幣伍拾萬圓(HKD500,000.00)並將之交予G，目的是贈送予G以購買車輛。(見卷宗第347頁的銀行紀錄)
28. 同日，G於「XXX電業行」附近街道將上述款項當中的港幣肆拾萬圓(HKD40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作投資之用。
29. 為了令G更相信上訴人所言，上訴人當時尚要求G交出一本以G及B聯名登記的中國銀行港幣帳戶存摺，以便上訴人將投資“利潤”存入上述帳戶內。
30. 上訴人收取了G上述港幣肆拾萬圓(HKD4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肆拾壹萬貳仟圓(MOP412,000.00)的款項後，從沒有利用上述款項進行任何投資，而是將之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31. C與上訴人為親戚關係。
32. 2015年3月某日，上訴人到C於中國內地的家中聚舊。當時，上訴人向C借款人民幣叁萬圓(CNY30,000.00)，並向C承諾每月給予C人民幣壹仟伍佰圓(CNY1,500.00)作為利息。
33. C同意上訴人的借款要求及條件，便於同日向上訴人交付了人民幣叁萬圓(CNY30,000.00)。
34. 自始，上訴人依承諾每月向C交付人民幣壹仟伍佰圓(CNY1,500.00)作為利息，上訴人這樣做的目的是博取C的信任。
35. 2016年8月某日，上訴人再次到C於中國內地的家中。當時，上訴人向C訛稱需要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進行一項投資計劃，倘C願意借款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予上訴人進行投資，C每月可獲得人民幣伍仟圓(CNY5,000.00)的利息。
36. C認為有利可圖及基於上訴人過去一直有依時向其繳付之前借款的利息，故相信上訴人所言，同意借款予上訴人進行投資。同日，C將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作投資之用。
37. 上訴人向C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C交予其的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拾壹萬玖仟叁佰叁拾圓(MOP119,330.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38. 上訴人從沒有利用C交予其的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進行任何投資。上訴人為免事件敗露及為拖延時間，仍依承諾以“利息”的名義每月向C交付人民幣伍仟圓(CNY5,000.00)。
39. 2017年5月至9月期間，上訴人多次到C於中國內地的家中及向C訛稱需要資金在中國珠海斗門買地、購買澳門筷子基XXXXXX單位及該單位添置傢俱，並要求C借出款項。
40. 上訴人向C提出的上述在中國珠海斗門買地、購買澳門筷子基XXXXXX單位及為該單位添置傢俱的事宜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令C向上訴人交付款項，並將該等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41. C相信上訴人所言，遂於2017年5月向上訴人交付了人民幣伍萬圓(CNY50,000.00)作為在中國珠海斗門買地之用，於2017年7月至8月2日的期間分四次向上訴人交付了合共人民幣貳拾柒萬圓(CNY270,000.00)及港幣壹拾伍萬圓(HKD150,000.00)作為購買澳門筷子基XXXXXX單位之用，以及於2017年9月向上訴人交付了港幣伍萬圓(HKD50,000.00)作為為澳門筷子基XXXXXX單位添置傢俱之用。上訴人向C承諾每月給予C人民幣伍仟圓(CNY5,000.00)作為上述借款的利息。
42. 上訴人從沒有利用C交予其的上述合共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貳拾萬陸仟圓(MOP206,000.00)，以及人民幣叁拾貳萬圓(CNY32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叁拾捌萬貳仟捌佰肆拾捌圓(MOP382,848.00)，即合共澳門幣伍拾捌萬捌仟捌佰肆拾捌圓(MOP588,848.00)的款項購買澳門樓宇或傢俱，又或在中國珠海斗門買地，而是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43. 上訴人為免事件敗露及為拖延時間，仍依承諾以“利息”的名義每月向C交付人民幣伍仟圓(CNY5,000.00)。
44. 上訴人於2015年3月至2017年11月的期間曾每月以“利息”的名義向C交付了合共約人民幣壹拾壹萬圓(CNY110,000.00)。其後，上訴人再沒有向C交付任何款項，且失去聯絡，C方知受騙，遂報警。
45. D與上訴人為親戚關係。
46. 2016年初，上訴人向D訛稱自己投資有道，並遊說D將款項給予上訴人投資。起初D拒絕給予款項上訴人投資。
47. 同年8月某日，上訴人再向D訛稱其正在中國內地買地投資，並遊說D將款項給予上訴人投資。D因得知其胞姊E有將款項交予上訴人投資，故相信上訴人所言，同意將款項給予上訴人進行投資。
48. 隨後，D分數次將合共人民幣壹拾壹萬元(CNY11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進行投資。
49. 上訴人向D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D交予其的人民幣壹拾壹萬圓(CNY11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拾叁萬壹仟貳佰陸拾叁圓(MOP131,263.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50. 上訴人從沒有利用D交予其的人民幣壹拾壹萬圓(CNY110,000.00)進行任何投資。其後，上訴人為免事件敗露，遂分開數次向D交付了合共約人民幣伍仟圓(CNY5,000.00)的“飲茶錢”作為“投資”的回報。
51. 2017年某日，上訴人再遊說D將款項給予上訴人投資賭場貴賓廳生意，D基於相信上訴人，故於同年10月在澳門某茶樓內將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進行上述投資。
52. 同樣地，上訴人向D提出的上述投資賭場貴賓廳生意的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D交予其的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貳拾萬陸仟圓(MOP206,000.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53. 上訴人從沒有利用D交予其的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進行任何投資。上訴人為免事件敗露，遂於同年11月以“投資”回報的名義向D交付了港幣貳萬圓(HKD20,000.00)。
54. D交予上訴人的上述港幣貳拾萬圓(HKD200,000.00)及人民幣壹拾壹萬圓(CNY110,000.00)款項是由D的兒子K交予D保管的，屬K所有。
55. E與上訴人為親戚關係。
56. 2017年上旬，上訴人向E訛稱欲於澳門筷子基購買一樓宇單位作投資，倘E願意借出款項予上訴人投資，便可獲得一定金錢的回報。
57. E認為有利可圖及基於相信上訴人，故同意借款予上訴人進行投資。為此，E將港幣柒萬圓(HKD70,000.00)及人民幣貳萬圓(CNY2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作上述投資之用。
58. 上訴人向E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E交予其“投資”的上述港幣柒萬圓(HKD70,000.00)，折合約澳門幣柒萬貳仟壹佰圓(MOP72,100.00)，以及人民幣貳萬圓(CNY20,000.00)，折合約澳門幣貳萬叁仟貳佰肆拾圓(MOP23,240.00)，即合共澳門幣玖萬伍仟叁佰肆拾圓(MOP95,340.00)的款項據為己有。
59. 上訴人從沒有利用E交予其的上述款項進行任何投資。為免被E發現上述投資計劃是虛假的，上訴人曾向E交付了港幣叁仟伍佰圓(HKD3,500.00)的“飲茶錢”作為“投資”的回報。
60. 2017年8月某日，上訴人向E訛稱欲於中國廣東省珠海市斗門購買土地作投資，倘E願意借出款項予上訴人投資，便可獲得一定金錢的回報。
61. E認為有利可圖及基於上訴人曾向其交付了港幣叁仟伍佰圓(HKD3,500.00)的“飲茶錢”，故相信上訴人所言，同意借款予上訴人進行投資。為此，E將人民幣伍萬圓(CNY5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作上述投資之用。
62. 上訴人向E提出的上述在中國廣東省珠海市斗門購買土地作投資一事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E交予其“投資”的人民幣伍萬圓(CNY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陸萬壹仟玖拾伍圓(MOP61,095.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上訴人亦從沒有利用E交予其的上述款項進行任何投資。
63. 其後，上訴人再向E訛稱之前在澳門筷子基購買一樓宇單位的投資資金不足，要求E再借出款項。E繼續相信上訴人所言，並向上訴人交付了港幣壹拾肆萬圓(HKD140,000.00)現金作上述投資之用。
64. 為令E更相信上訴人所言，上訴人於收取上述港幣壹拾肆萬圓(HKD140,000.00)款項當日給予了E港幣貳仟圓(HKD2,000.00)的“飲茶錢”。
65. 同樣地，上述投資澳門筷子基樓宇單位但資金不足一事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E交予其“投資”的上述港幣壹拾肆萬圓(HKD14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拾肆萬肆仟貳佰圓(MOP144,200.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上訴人亦從沒有利用E交予其的上述款項進行任何投資。
66. H與上訴人為親戚關係。
67. 2016年5月上旬，上訴人向H訛稱正在投資澳門及中國廣東省珠海市斗門的物業，需要資金週轉，倘H將款項交予上訴人進行上述物業投資，則H每出資人民幣壹萬圓(CNY10,000.00)，每月便可得到人民幣伍佰圓(CNY500.00)作為回報。
68. 為令H更相信上訴人所言，上訴人向H表示E及C亦交付了金錢予上訴人投資並依時能收取相關回報。
69. H見有利可圖及經向E及C求證後，便相信上訴人所言，同意進行投資。為此，H於2016年5月26日將人民幣捌萬圓(CNY8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進行投資。
70. 上訴人向H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目的是將H交予其的上述人民幣捌萬圓(CNY80,000.00)，折合約澳門幣玖萬柒仟伍佰貳拾圓(MOP97,520.00)的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上訴人為免事件敗露及為拖延時間，仍依承諾以“利息”的名義每月向H交付人民幣肆仟圓(CNY4,000.00)。
71. 其後，上訴人再遊說H加大投資金額以獲取更豐厚的回報。H基於上訴人依時支付“利息”，故在上訴人的遊說下於2016年8月27日、2016年11月11日、2016年12月16日、2017年3月2日、2017年4月13日、2017年7月25日及2017年10月23日先後七次分別將人民幣貳萬圓(CNY20,000.00)，折合約澳門幣貳萬叁仟捌佰伍拾圓(MOP23,850.00)、人民幣伍萬圓(CNY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萬捌仟肆佰柒拾伍圓(MOP58,475.00)、人民幣伍萬圓(CNY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萬柒仟陸佰壹拾伍圓(MOP57,615.00)、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拾壹萬陸仟叁佰叁拾圓(MOP116,330.00)、人民幣伍萬圓(CNY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萬捌仟壹佰伍拾圓(MOP58,150.00)、人民幣伍萬圓(CNY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萬玖仟伍佰伍拾圓(MOP59,550.00)及人民幣壹拾萬圓(CNY1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壹拾貳萬壹仟壹佰圓(MOP121,100.00)的現金交付上訴人作投資之用。
72. 上訴人從沒有利用H交予其的上述合共人民幣伍拾萬圓(CNY5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拾玖萬貳仟伍佰玖拾圓(MOP592,590.00)的款項購買澳門樓宇或在中國廣東省珠海市斗門買地，而是將之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73. 上訴人為免事件敗露及為拖延時間，在2017年10月23日之前，上訴人每月以“利息”的名義向H交付了合共約人民幣貳拾萬圓(CNY200,000.00)。其後，上訴人再沒有向H交付任何款項，且失去聯絡，H方知受騙，遂報警。
74. F與上訴人認識了十多年。
75. 2017年8月某日，上訴人向F訛稱正在投資澳門某賭廳及在澳門與中國廣東省珠海市購買物業作投資，需要資金週轉，倘F將款項交予上訴人進行上述投資，則F每出資壹萬圓，上訴人每月便會給予F叁佰圓作為回報。
76. 其後，F從其胞妹L處得悉後者已將數拾萬圓的款項交予上訴人進行“投資”並能依時收取相關回報，便相信上訴人所言，同意進行投資。為此，F於2017年8月至10月期間先後三次將港幣貳萬圓(HKD20,000.00)、人民幣陸萬圓(CNY60,000.00)及港幣叁萬圓(HKD30,0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進行投資。
77. 上訴人向F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上訴人亦從沒有利用F交予其的上述合共港幣伍萬圓(HKD50,000.00)，折合約澳門幣伍萬壹仟伍佰圓(MOP51,500.00)，以及人民幣陸萬圓(CNY60,000.00)，折合約澳門幣柒萬貳仟陸佰叁拾陸圓(MOP72,636.00)，即合共澳門幣壹拾貳萬肆仟壹佰叁拾陸圓(MOP124,136.00)的款項進行任何投資，而是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78. J與上訴人認識了十多年。
79. 2017年4月某日，上訴人在「XXX電業行」內向J訛稱正在投資澳門某賭廳及中國廣東省珠海斗門市的房地產，需要資金週轉，倘J將款項交予上訴人進行上述投資，則J可獲得可觀的回報。當時，J沒有答應上訴人進行投資。
80. 2017年5月某日，上訴人致電J再次遊說後者進行上述投資。J認為有利可圖及基於相信上訴人，故同意進行投資。為此，J於2017年6月5日及7月26日先後兩次分別將港幣叁拾萬圓(HKD300,000.00)，即合共港幣陸拾萬圓(HKD600,000.00)的現金交付上訴人進行投資。
81. 其後，上訴人再次遊說J加大投資金額以賺取更高回報。由於J仍然相信上訴人所言，故同意加大投資金額。同年8月某日，J透過B將港幣叁拾萬圓(HKD300,000.00)的現金交付上訴人進行投資。
82. 上訴人向J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上訴人亦從沒有利用J交予其的上述合共港幣玖拾萬圓(HKD9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玖拾貳萬柒仟圓(MOP927,000.00)進行任何投資，而是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83. I與上訴人認識了十多年。
84. 2016年6月，上訴人向I訛稱有一項高回報投資計劃，倘I作出投資便可獲得可觀回報，而且計劃十分穩健，I可隨時取回投資本金。
85. I見與上訴人相識多年且相信上訴人投資有道，便表示有意進行投資，但由於I存放在銀行的人民幣貳拾萬圓(CNY200,000.00)定期存款於同年8月方到期，故向上訴人表示需要待該定期存款到期後方可進行投資。
86. 2016年8月18日，I於大豐銀行帳戶提取了人民幣貳拾萬圓(CNY200,000.00)現金，並將該等款項交予上訴人進行投資。
87. 其後，I再於2016年12月29日、2017年4月21日、2017年10月6日及2017年11月21日先後四次在其與方逸鏗聯名開設的大豐銀行帳戶(帳戶號碼為122-2-XXXXX-X)中分別提取了港幣陸萬圓(HKD60,000.00)、港幣陸萬圓(HKD60,000.00)、港幣壹拾叁萬圓(HKD130,000.00)及港幣伍萬圓(HKD50,000.00)，並將上述合共港幣叁拾萬圓(HKD300,000.00)款項全部交予上訴人作投資之用。(見卷宗第332至334頁的銀行紀錄)
88. 上訴人向I提出的上述投資計劃是上訴人虛構出來的，上訴人亦從沒有利用I交予其的上述人民幣貳拾萬圓(CNY2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貳拾肆萬玖佰陸拾圓(MOP240,960.00)，以及港幣叁拾萬圓(HKD300,000.00)，折合約澳門幣叁拾玖仟圓(MOP309,000.00)，即合共澳門幣伍拾肆萬玖仟玖佰陸拾圓(MOP549,960.00)的款項進行任何投資，而是將上述款項據為己有及作賭博之用。
89. 期間，上訴人曾向I表示上述投資賺取了港幣貳萬伍仟圓(HKD25,000.00)及人民幣伍仟圓(CNY5,000.00)回報，且向I展示了有關現金。當時，上訴人向I訛稱可將該等回報繼續投放於上述計劃，待2017年12月便可獲取更高利潤。I不虞有詐，同意將上述“回報”投放在該投資計劃中。
90. 直至2017年12月，I多番聯絡上訴人，目的是收取上述投資的回報，但不果。之後，I與上訴人失去聯絡，I方知受騙，遂報警。
91. 上訴人意圖為自己獲取不正當利益，以上述詭計手段欺騙B、G、C、D、E、H、F、J及I，上述人士因誤信上訴人所言而向上訴人交予款項。上訴人的上述行為令他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財產損失。
92. 上訴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上述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及制裁的。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93. 上訴人聲稱羈押前無業，學歷為小學二年級程度，需供養二名在學子女。
94.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上訴人為初犯。
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案中不存在與控訴書中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未證事實。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 上訴人提出除C之外的所有被害人均未能提供向交付金錢的書面憑證，而C出示的收據僅顯示雙方存在借貸(mútuo)關係，而非委托投資關係。另外，上訴人指被害人B是一名資深商人，其七次向上訴人提供資金，沒有理由不要求上訴人發出收款憑證，亦不清楚投資種類。
上訴人認為應當開釋其涉及被害人B的所有詐騙罪，同時開釋另外九項詐騙罪，該九項詐騙罪中被害人均未能提供上訴人收款書面憑證，認為原審法院的有罪裁判違返了“疑罪從無”的原則，亦即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說明：
“庭審聽證時，嫌犯A行使緘默權。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一被害人B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2至22點)。證人講述她與嫌犯為朋友關係，兩人認識了二十多年。2017年3月，嫌犯向其因投資有道而賺取了可觀收益並因此購買了多個物業，包括一次性購買了一個筷子基XXXXXX的單位，並不斷遊說她把金錢交給嫌犯投資 “疊碼”。嫌犯不斷遊說被害人合資於金碧娛樂場開設帳戶進行“疊碼”賺錢。由於被害人經不起嫌犯之遊說，於2017年5月起，分別多次向嫌犯交付現金以供投資，嫌犯並向被害人承諾，倘投資有回報時會將一半回報分予被害人，倘投資虧損則由嫌犯自行承擔。為投資目的，被害人先後向嫌犯交付了港幣1,050,000.00元，人民幣100,000.00元。該被害人聲稱向嫌犯支付了人民幣10萬元，港幣105萬元，並提供了一張由其本人包含上述港幣金額其中之港幣70萬元的銀行提款紀錄作為憑證。嫌犯曾向被害人交付利息港幣20萬元。
另外，為借款目的，被害人先後向嫌犯交付了港幣150,000.00元及10,000元。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二被害人G(第一被害人的兒子)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G聲稱向嫌犯支付了港幣40萬元，該筆錢屬於母親B，是從她的戶口提款的。(見第343至357頁)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三被害人C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31至44點)。該被害人講述嫌犯如何遊說她投資在斗門買地，她分別多次投資了港幣15萬元及5萬元，以及人民幣10萬元、5萬元、27萬元。與此同時，被害人亦向嫌犯借款人民幣3萬元，以收取高息。總的來說，被害人聲稱向嫌犯支付了人民幣45萬元，港幣20萬元，並能提供一張由嫌犯所簽署、載有上述金額的借據作為憑證(見第303頁)。嫌犯曾向被害人交付利息人民幣11萬元。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四被害人D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45至54點)。該被害人講述嫌犯如何遊說她投資在內地買地，她分別多次投資了港幣20萬元，以及人民幣11萬元。嫌犯曾向被害人交付利息港幣2萬元。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五被害人K(第四被害人D的兒子)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45至54點)。該被害人聲稱知悉母親向嫌犯支付了人民幣11萬元，港幣20萬元，並提供了其本人或母親的提款紀錄，當中提取了港幣19萬2千元的紀錄(見第306-311頁)。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六被害人E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55至65條)，該被害人講述嫌犯如何遊說她投資在內地買地，分別投資了港幣14萬元、人民幣5萬元。與此同時，被害人亦向嫌犯借款港幣7萬元及人民幣2萬元，以收取高息。嫌犯曾向被害人交付利息港幣5,500元。//該被害人聲稱向嫌犯支付了人民幣7萬元、港幣21萬6千元，並提供了一張其本人包含上述港幣金額其中之16萬元的提款憑證(見第368-376頁)。嫌犯曾向被害人交付利息港幣5,500元。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七被害人H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66至73條)，該被害人講述嫌犯如何遊說她投資在內地買地，分別投資了人民幣50萬元(8萬及42萬)，並提供了一張其本人全數支付上述金額的提款憑證(見第313-327頁)。嫌犯曾向被害人交付利息人民幣20萬元。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八被害人F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74-77條)，該被害人講述嫌犯如何遊說她投資在內地買地，分別投資了港幣5萬及人民幣6萬元。為此，該被害人聲稱知悉向嫌犯支付了人民幣6萬元，港幣5萬元，提供了一張其本人包含上述港幣金額其中的提款憑證(359-360頁)。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九被害人J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78至82條)，該被害人講述嫌犯如何遊說她投資在內地買地，三次分別投資了各港幣30萬元。該被害人聲稱向嫌犯支付了港幣90萬元，並提供了一張其本人包含上述港幣金額其中之55萬元的提款憑證(見第362-363頁)。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十被害人I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其陳述與控訴書所描述的內容吻合(見第83至90條)，該被害人講述嫌犯如何遊說她高息投資，分別投資了人民幣20萬元，港幣30萬元。該被害人聲稱知悉向嫌犯支付了人民幣20萬元，港幣30萬元，提供了一張其本人全數支付上述金額的提款憑證(見第329-334頁)。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司法警察局偵查員M之陳述，其就參與本案之調查措施作出陳述。警員表示，本案源自一宗由治安警察局所調查的懷疑高利貸案件，再轉介司法警察局的案件(嫌犯A，被害人C、E、K等人)。經調查更多細節後發現更多被害人，當中他們均表示向嫌犯A作出投資(投資賭廳、房地產、內地購買土地或高息回報等投資計劃)。至於調查期間，嫌犯曾解釋她將被害人的金錢交予上線老闆“N”，以供後者在賭場放數，警方以此方向調查，發現嫌犯所提供之上線老闆N的號碼(622XXXXX)於案發期間並沒有與嫌犯的電話號碼聯繫過，該號碼是太空號，再者，嫌犯提及曾將被害人的資本轉交予“N”作投資用途一事，嫌犯除了提供電話號碼外，沒有提供任何相關資料，警方未能查明“N”是否真有其人。警方也查過嫌犯之戶口，未有反映她將各被害人的金錢存入帳戶或經她戶口轉予任何人。另警方曾調查嫌犯在澳門的各大賭場內，並沒有登記或開立她的名字的帳戶，故未能嫌犯向各被害人主張她於賭廳內開設帳戶以進行“疊碼”的投資計劃。至於嫌犯向各被害人主張她在內地投資土地或房地產之事宜，嫌犯並無交待其投資計劃亦無任何書證，澳門物業登記上嫌犯只有一單位的部份業權。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嫌犯辯方證人O(嫌犯之朋友)就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該證人表示嫌犯於2014至2015年間從事製衣行業，於2015年因製衣廠結業而一直沒有工作，也不知道她的收入來源。證人知悉嫌犯被多名被害人起訴詐騙、指她收取他人投資款項但實際上既無投資計劃也沒有作出投資，但證人不太清楚當中內容，只聽聞她曾將款項借予他人進行“疊碼”以賺取回報，但計劃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本庭依照經驗法則，對嫌犯的庭審聲明(保持沉默)，多名被害人之聲明，一名辯方證人及一名警員之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明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綜合分析並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考慮各被害人的證言屬清晰及符合邏輯，彼等解釋了如何被嫌犯遊說投資，以及後來嫌犯停止支付所承諾的回報，亦不退回本金，更失去蹤影等。各被害人亦呈交了向嫌犯支付投資金額作投資的證據。證據上顯示嫌犯向部份被害人訛稱其在澳門擁有多個物業乃因投資而賺來，此點與事實不符(澳門物業登記上顯示嫌犯只有一單位的部份業權)，且無顯示她作出其他土地或房地產投資項目。證據上能顯示嫌犯自2015年起沒有工作，沒有工作收入，且她曾因高利貸罪而被警方拘捕調查，也顯示她曾參與賭場賭博或賭場疊碼，顯示她有詐騙的動機及行動。結合卷宗所有證據，充份認定被指控之罪名。”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各被害人及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在本案中，眾多的被害人的確沒有提供向上訴人交付款項的書面憑證，但被害人提交了相關的銀行轉帳提款紀錄，可以佐證各人向上訴人交付的相關金額。另一方面，關於第30項的借條，上訴人一開始亦是以借款為借口博取被害人的信任，以便騙取更多的金錢。因此，原審法院基於各被害人清晰及符合邏輯的聲明，再結合其他證據，足以認定上訴人A以虛假的高回報投資等事項為借口，為自己獲得不正當利益，以詭計手段欺騙B等九名被害人，上述人士因誤信上訴人所言而向嫌犯交付款項，並蒙受不同程度的財產損失。有關認定不存在錯誤或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她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另一方面，上訴人亦質疑原審法院沒有採信上訴人在偵查階段的解釋，其將所收取金錢交予朋友“阿標”在賭場內投資的聲明，指控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然而，根據審判聽紀錄，上訴人在審訊中選擇行使沉默權，不對有關事實作出解釋，基於此，原審法院亦不能宣讀上訴人之前所作的聲明，更不能採信或質疑其所作的解釋。
上訴人對原審法院的指控實在是毫無道理。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0年1月23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Nos termo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s ofendidos dizem-se burlados pela recorrente nos termos e na amplitude que declararam nos autos e em sessão de julgamento.
2. O acórdão recorrido dá por provado e assente esses crimes e os respectivos montantes pecuniários declarados pelos ofendidos, e tal qual são reproduzidos como “facto provado”.
3. Porém, de entre os ofendidos há quem tenha declarado que parte do capital entregue à recorrente se destinava a investimento, e parte do capital entregue era dinheiro mutuado à recorrente.
4. Ora, sendo o valor do dinheiro um dos elementos que agravam ou qualificam o crime de burla, a redução do valor supostamente burlado terá que repercutir-se necessariamente n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parcelar a aplicar, reduzindo esta última em conformidade com aquele valor.
5. São exemplos dessa situação, a versão dos factos contada pelo ofendidos nos artigos 16º, 18º,41º,57º,62º,63º,69º e 71º,76º,80º e 81º da acusação e adoptados pelo acórdão recorrido.
6. Segundo a versão dos factos aí vertidos, tais actos constituem pedidos de empréstimo de dinheiro aos ofendidos, e não actos constitutivos de burla.
7. Por se tratar de empréstimo de dinheiro, a recorrente devia ter sido absolvida de 9 crimes de burla a que fôra condenada, relativamente aos factos vertidos nos pontos 16º, 18º,41º,57º,62º,63º,69º e 71º,76º,80º e 81º da acusação e vertidos no acórdão recorrido..
8. Agindo diversament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ta parte, está viciad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ainda, concomitantemente, no vício de violação de lei, das normas que constituem os artigos 196º e 211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9. Por outro lado, à excepção da ofendida C que apresentou à Polícia um recibo supostamente comprovativo da entrega de dinheiro à recorrente, todos os outros ofendidos não apresentaram nenhum documento escrito, particular ou autêntico, comprovativo da efectiva entrega de dinheiro à recorrente com o montante exacto envolvido ou a razão de ser por detrás da entrega (a que título fôra entregue).
10. Todavia, mesmo em relação ao citado exemplo da ofendida C, o suposto documento comprovativo da entrega de dinheiro refere que o dinheiro entregue constitui um empréstimo de dinheiro (“借條”), um mútuo, e não a entrega do dinheiro para efeitos de investimento. Esse recibo de empréstimo consta de fls. 303 dos autos ( “借人民幣45萬，港幣15萬” ).
11. Não obstante, o Tribunal “a quo” em seu acórdão recorrido, com base nesse recibo, condenou a recorrente na pena parcelar de 3 ano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e 1 crime de burla.
12. Assim, em relação ao crime de burla em que é ofendida C, o acórdão recorrido está eivado d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vícios esses elencados n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itado CPPM.
13. Existe manifesta incongruência e flagrante violação às mais elementare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na apreciação critica da prova feita pelo acórdão recorrido relativamente ao caso da ofendida Sra. B.
14. B que, segunda ela própria declarou, é comerciante de profissão, e chegou a fazer 7 vezes entrega de dinheiro à recorrente para efeitos de investimento, sendo que a soma total ultrapassa um milhão de dolares de Hong Kong.
15. Sendo comerciante de profissão e perante os montantes avultados envolvidos, é fantásticamente estranho e terrivel leviandade e descuido com que essa ofendida fez a entrega de dinheiro em numerário e sem exigência de qualquer recibo de recebimento do dinheiro por parte da recorrente.
16. Mais. Segundo o depoimento desta ofendida B, ela, comerciante de profissão, nem sequer teve o cuidado de perguntar à recorrente que tipo ou espécie de investimento estaria a envolver-se. E quais os riscos? Nada.
17. Nada foi perguntado. A ofendida B não fez perguntas, entregou mais de um milhão de dolares e nem sequer teve o cuidado de pedir um recibo comprovativo da entrega de dinheiro.
18. E diz-se que foi burlada, nestes termos. Será crível tal estória ?
19. O mesmo se diz e se aplica aos demais ofendidos. Nenhum deles teve o cuidado mínimo de exigir um recibo contra a entrega do dinheiro em investimento? Será crível? É conforme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a que se refere o artigo 1140 do CPPM ?
20. Assim, pelo menos em relação ao crime de burla que é ofendida B, o acórdão recorrido está eivado d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vícios esses elencados n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itado CPPM.
21. Na avaliação que fez à prova apresentada pela acusação e defesa,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aplicou uniformemente os critérios de apreciação da prova em relação ao seu amigo P.
22. Há manifesta falta de prova sólida em relação ao fluxo monetário envolvido, pelo que nunca tais condenações poderiam ser feitas com base essencialmente nos depoimentos verbais dos ofendidos, que, por sua vez, dizem ter entregue em mão o dinheiro sem exigência elementar de recibo de pagamento sem conhecimento do tipo de investimento envolvente.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com o sempre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cia.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admitido e, a final;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e em consequência, ser revogado “in totum” o acórdão recorrido, e proferindo outro que absolva a recorrente da totalidade dos crimes de que vinha acusada.
Assim se fazendo inteira e sã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A recorrente imputou à dout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recorrida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gumentado que devia ser absolvida 9 crimes de burla por os factos contidos nos artº. 16º, 18º, 41º, 57º 62º, 71º, 76º, 80º e 81º da acusação serem actos que constituem pedidos de empréstimo de dinheiro aos ofendidos e não actos constitutivos de burla; o recibo constante a fls.303 apresentada pela ofendida C ser recibo de empréstimo do dinheiro, ser estranho a ofendida B, um comerciante e ter entrega 7 vezes de dinheiro à recorrente para efeitos de investimento e nem sequer de ter cuidado de exigir qualquer recibo de recebimento do dinheiro por parte da recorrente e o mesmo se diga e se acontece aos demais ofendidos, nenhum deles teve o cuidado de exigir um recibo contra a entrega do dinheiro em investimento; o Tribunal a quo não tenha aceitado a explicação dada pela recorrente que explicou que por sua vez entregará o dinheiro recebido ao seu amigo P para fazer investimento e rentabilizar em casinos; e ter considerado a recorrente com intenção (ou móbil) no cometimento dos crimes' de burla com base na altura ser desempregada e estar envolvida num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entendendo há manifesta falta de prova e pede absolvida dos crimes de que vinha acusada.
2. No presente caso, é verdade que os ofendidos não apresentaram documento comprovativo da efectiva entrega de dinheiro à recorrente com a excepção da ofendida C, porém, isto não significa que a recorrente não praticou actos constitutivos dos crimes de burla. De facto, os ofendidos B (1), G (2), C (3), D(4), K (5), E(6), H (7), F (8), J (9), I (10), todos apresentaram provas sobre o histórico de transacções da conta bancária onde comprovam o montante levantado do banco corresponde o montante entregue à recorrente. (fls. 343 a 357,303,306 a 311,368 a 376, 313 a 327, 359 a 360, 362 a 363, 329 a 334), provas essas correspondem o conteúdo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 pelos aludidos ofendidos na audiência e julgamento.
3. Quanto ao recibo de empréstimo apresentado pela ofendida C consta de fls, 303 dos autos, (借條) um mútuo, entendemos que a interpretação deste recibo não deve cingir-se à letra, mas reconstituir a partir dos actos praticados pela recorrente, que simula um plano de investimento como meio de erro ou engano sobre factos que astuciosamente provocou com intenção de obter para si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foi com essas circunstância que a ofendida C e os demais ofendidos determinarem entregar o montante de dinheiro à recorrente e causaram-lhes prejuízo patrimoniais. Pelo que todos os valores dão como provado no acórdão recorrido foram entregues pelos ofendidos à recorrente e se destinava a investimento, simulado pela recorrente. .
4. No que respeita à ofendida B, o facto de ser comerciante não se signifique que não possa ser burlada, pois varia de que forma e qual grave grau de erro ou engano que astuciosamente provocou pela recorrente.
5. Quanto à razão de não aceitar a explicação dada pela recorrente em entregar o dinheiro recebido ao seu amigo P, entendemos que a regra na valoração de provas, vigora n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º. 114º do C.P.P. Como tem sido entendido “Em matéria de. convicção não interessa, de todo, a opinião do recorrente ou a sua interpretação das provas e as conclusões a que ele próprio chegou. O que releva é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stribada e formada dentro dos parâmetros do art°. 1140 do C.P.P. e que só dentro de critérios que se afastem das regras probatórias definidas por lei ou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videnciando-se qualquer erro ou vício invalidante da decisão, pode ser abalada. (Ac.TSI de 27/6/2006, Proc. nº. 291/2006). De facto, na sede de fundamentação, o Tribunal a quo já fez uma análise crítica e objectivas das provas produzidas na audiência e julgamento, nomeadamente as declarações dos ofendidos e da.Polícia Judiciária e da testemunha da defesa e os documentos constante nos autos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emonstra claramente que a conduta da recorrente preenche perfeitamente no tipo dos crimes de burla.
6. No que respeita à intenção (ou móbil) da recorrente no cometimento dos crimes de burla, é verdade o Tribunal a quo ter considerado a recorrente na altura ser desempregada e ter ligadas à actividades dos casinos, mas ter também considerada a não devolução do capital e da retribuição aos ofendidos, o registo predial do único imóvel encontrada em nome da recorrente e as declarações dos ofendidos. A recorrente tente interferir numa matéria que é vedada por lei.
7.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 Excelências Venerandos Juizes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mantendo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em íntegra.
Porém V. Excelências farão a habitual JUSTIÇA!
---------------
------------------------------------------------------------
---------------
------------------------------------------------------------
1
1304/2019 p.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