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上訴案第137/2020號
上訴人：A或A1
（A1 ou 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或A1：
1. 於2012年3月21日，在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1-11-0210-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觸犯以下犯罪：
- 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配合同一法典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被判處2年6個月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152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
- 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占有偽造文件罪」，被判處7個月徒刑；
- 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被判處8個月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323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作虛假聲明罪」，被判處10個月徒刑；
- 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2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3個月徒刑；
（上述罪行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的規定之加重情節）
數罪並罰，合共被判處5年實際徒刑；另判處被判刑人服滿刑後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的附加刑，為期4年。
2. 於2014年2月28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3-0195-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觸犯以下犯罪：
- 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為賭博之高利貸罪」，被判處1年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被判處9個月徒刑。
三罪競合，合共被判處3年實際徒刑；另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的附加刑，為期3年。本案刑罰與第CR1-11-0210-PCC號卷宗的刑罰競合處罰，合共被判處7年9個月徒刑，並被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5年的附加刑。
3. 於2015年1月23日，在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2-14-0138-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因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非法借貸罪」，並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的加重情節後，被判處10個月實際徒刑；另被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地之附加刑，為期2年，該附加刑自被判刑人重獲自由當天起生效。本案與第CR1-11-0210-PCC號卷宗及第CR4-13-0195-PCC號卷宗的判刑競合，判處被判刑人8年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以及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附加刑，為期6年，該附加刑自被判刑人重獲自由當天起生效。
4. 於2016年4月26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6-0044-PCS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因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為賭博之高利貸罪」，被判處9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地之附加刑，為期2年6個月，自被判刑人服刑期滿或獲假釋而獲自由開始起計。
5. 於2016年9月9日，法庭決定將第CR4-16-0044-PCS號卷宗判處的刑罰競合第CR2-14-0138-PCC號卷宗（當中的刑罰包括第CR1-11-0210-PCC號卷宗及第CR4-13-0195-PCC號卷宗）判處的刑罰，合共判處被判刑人8年3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為期7年。
6. 於2017年3月31日，在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2-16-0033-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情節）所規定及處罰的「索取文件罪（共犯）」，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作為附加刑，禁止被判刑人進入本特區各賭場，為期3年；兩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共犯)」（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的加重情節），每項被判處2年徒刑，數罪並罰，合共被判處4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維持禁止進入本特區各賭場為期3年的附加刑（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不計算在內）。該案與第CR1-11-0210-PCC、CR4-13-0195-PCC、CR2-14-0138-PCC及CR4-16-0044-PCS號卷宗作競合，合共被判處11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作為附加刑，上述各案件禁止被判刑人進入本特區各賭場合共為期14年6個月（並由第CR1-11-0210-PCC號卷宗的判決確定日起開始計算；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不計算在內）。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1月5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9年1月5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88-12-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0年1月7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A或A1表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
1. 原審法院於2020年1月7日透過批示[以下簡稱為“被上訴批示”]駁回上訴人提出的假釋聲請。
2. 上訴人的情況已符合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之形式要件，但因不符合該款a及b項所規定之實質要件，故否決了上訴人之假釋聲請。
3. 然而，除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並不同意有關見解。
I.關於特別預防（《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
4. 首先，被上訴批示指出上訴人在服刑期間兩次違反獄規記錄，反映上訴人於服刑初期在監獄這個小社會中亦未能完全遵守規則行事，自制能力較弱。
5. 雖然上訴人曾在獄中出現2次違紀行為，考慮到距離該2次違紀已事隔已久，且上訴人後來在獄中的行為亦漸見循規蹈矩，針對這點獄方是予以肯定的。
6. 況且，彼等違紀情節事實上已被上次否決假釋的決定所考慮。
7. 除此之外，上訴人亦積極參與獄中各項活動和職訓，可見其為其重返社會的生活作準備的努力。
8. 此外，原審法院亦提及上訴人的犯罪前科，並指出上訴人所犯的罪行時的故意程度相當高。
9. 然而，有關故意及不法性等情節已被尊敬的初級法院刑事法庭法官閣下在量刑時考慮；倘若原審法院再考慮上述情節以否定上訴人被判刑後至今的變化/或進步，甚至否決其假釋之聲請，這似乎與“一事不二審”之原則相悖。
10. 甚至，上訴人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抱歉、亦透過信函作出聲明，其亦努力改過、希望可以履行照顧家庭的責任。
11. 上訴人希望能盡快出獄照顧年邁的母親，以及引導兒子重回正軌。
12. 基於上述，在社會重返能力方面，上訴人的表現和態度是足以使人相信其自身是有足夠的能力、合適的心態、條件以及會以盡貴的方式重投社會，展開新的生活。
II.關於一般預防（《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
13. 至於在一般預防方面，原審法院指出上訴人所犯下之罪行涉及“高利貸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非法再入境罪”，其認為考慮到澳門以博彩業為主要的社會經濟支柱，其特性及發展吸引了大量不法份子前來犯罪，且相類同的罪行正不斷增加，不旦對澳門旅遊城市的形象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亦對社會治安及市民的生活安寧構成嚴重影響，故對有關犯罪行為的一般預防要求較高。
14. 另外，原審法院亦認為倘提前釋放上訴人，可能會給予不法分子錯誤信息，鼓勵更多潛在的不法分子來澳門從事相關活動，不利於社會安寧。
15. 事實上，原案卷中對上訴人所作之刑罰已可警醒社會大眾犯下相關罪行將導致嚴重後果［即監禁］。
16. 再者，上訴人已服刑逾八年，如現在釋放上訴人是不會對潛在的犯罪者釋出錯誤訊息的。
17. 上訴人的犯罪行為已適當地得到讉責；況且，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地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18. 原審法院的理解反倒會使社會大眾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亦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19. 此外，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所作之第238/2003號裁判書指出：假釋在澳門《刑法典》的政策中服務於一項明確訂定的目標 – 在拘禁與自由之間創造一個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內，不法分子可以平衡地恢復因囚禁而被致命地削弱的社會方向感。
20. 誠然，上訴人在服刑期間已計劃在淨化水廠工作，預期出獄後便可從事正當職業；上訴人的轉變及出獄後憑自己的勞動力賺取金錢更可作為社會的模範，也可以更好地使嫌犯重新融入社會，為社會作出貢獻。
21. 那麼，毫無疑問地，上訴人之情況已符合並達致了一般預防之目的。
22. 基於此，在上訴人符合了《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假釋之全部要件的情況下，並應獲得原審法院給予其假釋之機會，但原審法院卻否決其假釋聲請，故違反了該條之規定。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判處本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批示，並批准上訴人之假釋聲請！
檢察院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同意原審法院的決定，上訴人現時並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的給予假釋之要件，上訴應裁定為不成立。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人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審閱了案卷，並召開了評議會，經表決，合議庭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1. 於2012年3月21日，在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1-11-0210-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觸犯以下犯罪：
- 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配合同一法典第13條及《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被判處2年6個月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152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
- 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占有偽造文件罪」，被判處7個月徒刑；
- 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關於身份的虛假聲明罪」，被判處8個月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323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作虛假聲明罪」，被判處10個月徒刑；
- 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2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非法再入境罪」，被判處3個月徒刑；
（上述罪行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的規定之加重情節）
數罪並罰，合共被判處5年實際徒刑；另判處被判刑人服滿刑後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的附加刑，為期4年。
2. 於2014年2月28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3-0195-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觸犯以下犯罪：
- 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結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為賭博之高利貸罪」，被判處1年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被判處9個月徒刑。
三罪競合，合共被判處3年實際徒刑；另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的附加刑，為期3年。本案刑罰與第CR1-11-0210-PCC號卷宗的刑罰競合處罰，合共被判處7年9個月徒刑，並被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5年的附加刑。
3. 於2015年1月23日，在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2-14-0138-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因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及第29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非法借貸罪」，並結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的加重情節後，被判處10個月實際徒刑；另被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地之附加刑，為期2年，該附加刑自被判刑人重獲自由當天起生效。本案與第CR1-11-0210-PCC號卷宗及第CR4-13-0195-PCC號卷宗的判刑競合，判處被判刑人8年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以及判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附加刑，為期6年，該附加刑自被判刑人重獲自由當天起生效。
4. 於2016年4月26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6-0044-PCS號卷宗內，被判刑人A或A1因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3條第1款配合《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為賭博之高利貸罪」，被判處9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地之附加刑，為期2年6個月，自被判刑人服刑期滿或獲假釋而獲自由開始起計。
5. 於2016年9月9日，法庭決定將第CR4-16-0044-PCS號卷宗判處的刑罰競合第CR2-14-0138-PCC號卷宗（當中的刑罰包括第CR1-11-0210-PCC號卷宗及第CR4-13-0195-PCC號卷宗）判處的刑罰，合共判處被判刑人8年3個月實際徒刑，以及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所有賭場，為期7年。
6. 於2017年3月31日，在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2-16-0033-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情節）所規定及處罰的「索取文件罪（共犯）」，被判處3年3個月徒刑，作為附加刑，禁止被判刑人進入本特區各賭場，為期3年；兩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共犯)」（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的加重情節），每項被判處2年徒刑，數罪並罰，合共被判處4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維持禁止進入本特區各賭場為期3年的附加刑（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不計算在內）。該案與第CR1-11-0210-PCC、CR4-13-0195-PCC、CR2-14-0138-PCC及CR4-16-0044-PCS號卷宗作競合，合共被判處11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作為附加刑，上述各案件禁止被判刑人進入本特區各賭場合共為期14年6個月（並由第CR1-11-0210-PCC號卷宗的判決確定日起開始計算；實際執行徒刑期間不計算在內）。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1月5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9年1月5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19年11月22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或A1同意假釋。
- 上訴人A或A1第二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0年1月7日作出批示，否決了對A或A1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
上訴人在獄中，空間時喜歡做運動、看電視、參與文娛活動及非政府組織及講座等。沒有申請學習課程。於2012年11月參與職業培訓（噴油）至2014年8月份，期後轉參與廚房職訓至2015年6月11日（因違規事件，被停止職訓工作）。另外，在2019年7月份開始參與印刷工房職訓。上訴人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i)項，而被科處以收押紀律囚室7日，並剝奪放風權利之處分。亦於2016年10月28日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第a), d)及e)項，因被科處在普通囚犯室隔離10日及並剝奪放風權利4日。上訴人屬“信任類”且在獄中的行為總評價為“良”，監獄長對上訴人的提前釋放作出了肯定的意見。
正如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上訴人被判處14項罪名合計11年6個月的徒刑，此次已經是第2次的假釋審核程序了，對於像上訴人那樣的被判處如此多項罪名的情況下，仍然在服刑中期錄得兩次違反獄中規定的處罰，即使在近兩年行為有所改善，但是相對於上訴人所觸犯如此多項的罪名的懲罰需要來說，難以令人相信其對犯罪行為的認識以及悔過的誠意。我們也同意原審法院所基於上訴人多次犯罪，尤其是在向受害人的賠償方面表現出的被動態度，而仍然對其是否誠實做人不再犯罪抱有懷疑的結論。
儘管我們一直強調，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然而，對於觸犯眾多犯罪罪名以及曾經的兩次違規處罰的上訴人來說，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考察一個曾多次犯罪的囚犯人格的塑造的完整程度，就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仍然沒有辦法得出積極的結論，另一方面，其在獄中並沒有突出的表現以消除因其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傷害而讓在人們在心理上接受其的提前出獄，我們仍然還不能說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已經為重返社會做好積極的準備。
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被上訴的決定。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且支付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確定其委任辯護人的報酬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3月5日
蔡武彬
陳廣勝
譚曉華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1 ou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na íntegra,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 Reimpressão, §850).
Por outro lado, consta-se na fls. 154 das anotaçõe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ua dos Drs. Manuel Leal-Henrique e Manuel Simas Santos o seguinte: “Nas sessões de trabalho entre os representant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do Executivo discutiu-se amplamente a temática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ndo os deputados chamado à atenção para a necessidade de se imprimir maio rigor na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citando o respectivo registo do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Ainda sobr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foram apresentadas desconcordâncias quanto ao estipulado no …, e no nº 4, que consagra a concessão ope Legis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a situação aqui regulada. (in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É evidente, em consonância com o vigente C.P.M., ser a última ponderação a influência à ordem jurídica e tranquilidade social trazida pela decisã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condenado.
Analisada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residente de China, entrou em Macau como imigrante ilegal, exercendo as actividades ilícitas nos casinos neste território, condenado na pena de prisão de 11 anos e 6 meses pela prática, na comparticipação, de crimes da gravidade bastante elevada,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Mesmo que seja especulativo de aferir a intenção da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recorrente, entendemos que não são preenchidos completamente os pressupostos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conseguir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confiando que este, uma vez em liberdade, conduzirá a sua vida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Além do ma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ter em conta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uma vez que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s crimes de sequestro, sequestro qualificado, usura para jogo, exigência ou aceitação de documento, posse de documento falso, ofensa simples à integridade física, falsas declarações sobre a identidade, falsidade de depoimento de parte ou declaração e Reentrada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s crimes, o prejuízo para a segurança públic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geral a criminalidade, a quantidade e a influência negativa, relacionadas com o crime contra a liberdade, a segurança física, a integridade física e o património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segurança pública e a paz social relevando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relativamente a este tipo de actividade ilícita.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ua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a recurso interposto por improcedente.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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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37/2020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