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985/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日期：2020年3月19日
主要法律問題：正犯 從犯
摘 要
從已證事實可明顯反映，第一及第二嫌犯是有計劃地實施犯罪，並且是各施其職，各人在計劃中都有各自要負的責任。不論從主觀上或客觀上，各人都是為着實施同一個犯罪計劃，只要缺少任何一人的參與或任何一個環節的遺漏，整個犯罪計劃會變得不可行。
兩名嫌犯中已存在一同作出及接納犯罪計劃的決定，且一同實施各自分工的犯罪行為，符合了共同犯罪的要件。
另一方面，上訴人的參與亦不應視為從犯，因為從犯本身不直接參與犯罪，但在明知對方犯罪意圖的情況下，為其提供幫助，換言之，從犯並不掌握犯罪計劃的關鍵，明顯地，依據本案的狀況和情節，第二嫌犯掌握犯罪計劃，並不屬於從犯。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985/2019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日期：2020年3月19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9年6月14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18-0232-PCC號卷宗內被控告為共同正犯，以既遂行為符合犯罪實際競合之要件，觸犯了：
– 三項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號法律(不法賭博)第14條，並配合八月二日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罪名成立，每項被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並罰禁止進入本澳博彩娛樂場所為期三年之附加刑；
– 二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並配合八月二日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一項，罪名不成立，
一項，罪名成立，被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 第一嫌犯A上述四罪競合，合共被判處三年徒刑之單一刑罰，緩期四年執行，並判處禁止進入本澳博彩娛樂場所為期九年之附加刑，附加刑不予緩期執行。
同判決中，第二嫌犯B被控告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符合犯罪實際構成之要件，觸犯的：
– 三項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號法律(不法賭博)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改判：
第二嫌犯B為從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三項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號法律(不法賭博)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每項判處五個月徒刑，並禁止進入賭場為期二年之附加刑罰；
– 二項澳門《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一項，罪名不成立；
一項，罪名成立，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 第二嫌犯B上述四罪競合，合共判處二年徒刑之單一刑罰，緩期二年執行，並判處禁止進入本澳博彩娛樂場所為期六年之附加刑，附加刑不予緩期執行。
檢察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在被上訴的判決中，原審法庭判決“綜上所述，合議庭現裁定部分控訴事實獲證明屬實、部分控訴罪名成立，判決如下：……3. 第二嫌犯B被控告為直接正犯，以既遂行為符合犯罪實際構成之要件，觸犯了：三項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號法律(不法賭博)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改判：第二嫌犯B為從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三項七月二十二日第8/96/M號法律(不法賭博)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每項判處五個月徒刑，並禁止進入賭場為期二年之附加刑罰；”
2. 我們不認同原審判法將第二嫌犯B所觸犯的三項「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由「共同正犯」改判為以「從犯」方式觸犯該三項犯罪。
3. 上訴人就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及「未獲證明之事實」，均沒有異議，並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4. 儘管原審法庭將控訴書所描述的事實「監視」，認定為「候命」或「候命，以便借出款項或抽取利息者要求時給予協助」，但是，第二嫌犯在本案的角色並沒有改變，其參與程度亦無變更。
5.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審判聽證中，播放了卷宗扣押的錄像光碟，以證明第二嫌犯監視被害人賭博，也用以證明第二嫌犯的參與程度，比卷宗第109頁「翻閱錄像光碟筆錄」所載內容為多。最後，原審法庭亦認同“在被害人賭博過程中，第二嫌犯長時間在場，或站立，或坐在被害人一旁，或走開”(載於判決書第17頁，底線由本人添加)。
6. 本案是由多人合力作出賭博高利貸犯罪。第二嫌犯與案中其餘同夥共同合力，分工同作，借款給被害人賭博，從中抽取利息，並扣押被害人的護照及身份證作為還款保證。第二嫌犯負責監視，以防止客人把借回來的籌碼帶走或轉交他人帶走，同時警惕警方的巡查。第二嫌犯監視被害人，是不需要生在被害人旁座，只要被害人在其視線範圍之內，就可以進行監視。倘若客人安份賭博，沒有把借來的籌碼帶走，第二嫌犯確實只需要留在現場，留意被害人的情況，沒有其他事情要其執行。就如原審判決書所闡述，“在被害人賭博過程中，第二嫌犯長時間在場，或站立，或坐在被害人一旁，或走開，藉此僅可證明其在場候命，等待犯罪實施者要求其擇供協助。”
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獲證明之事實」第26點載明：“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聯向他人，基於共同協議和意願，彼此分工合作，三次向被害人借出用於賭博的款項，並訂定借款條件，以及將被害人的身份證件和旅行證件取去作為抵押，藉此為自己或他人取得財產利益。”換言之，第二嫌犯是為了在正在進行的賭博高利貸犯罪中配合其餘同夥，才會在三次借貸賭博的不同時段、不同地點、長時間在場候命、留在被害人身邊。因此，第二謙犯是實質地參與了該犯罪的實施，而非“對他人故意作出之事實，故意以任何方式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幫助者”。
8. 因此，原審法庭認定第二嫌犯在場候命，是屬於從犯。該結論違反第8/96/M號法律第14條及《刑法典》第26條之規定。
9. 根據原審判決獲證明之事實，第二嫌犯B被控告為共同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第13條所規定和處罰的三項「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應罪名成立，並依法從新量刑及進行犯罪競合。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決本上訴理由成立，並廢止原審判決中的瑕疵部份，判決第二嫌犯B被控告為共同正犯，以既遂行為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第13條所規定和處罰的三項「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應罪名成立，並依法從新量刑及進行犯罪競合。
上呈 閣下作出公正判決。
第二嫌犯B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1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檢察院提出的上訴理由成立，應改判第二嫌犯以共同正犯身份觸犯有關罪狀並從新量刑。
本院接受檢察院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被害人C為中國內地旅客，於2017年9月19日上午約9時在新濠天地娛樂場附近街道被第一嫌犯A搭訕，詢問其是否需要借款賭博。被害人表示有意，於是第一嫌犯與被害人一同返回被害人租住的新濠天地「XXX酒店」XXX號房間商討借款事宜。
2. 在商討的過程中，第一嫌犯向被害人表示可借出港幣三十萬元(HKD300,000)供其賭博百家樂，借款條件是需從借款額中先扣取港幣兩萬元(HKD20,000)作為利息，以及每當賭局以8點勝出需再抽取投注額的50%作為利息，此外，被害人還需交出其中國居民身份證及護照，以及簽署一張三十萬港元的借據作為上述借款的還款保證。
3. 被害人同意上述借款條件，第一嫌犯帶領被害人於同日上午約10時59分去到「XXX娛樂場」之「XXX貴賓會」，與一名男子（即第一涉嫌人）會合。第一涉嫌人隨即帶被害人進入該貴賓會洗手間。在洗手間內，被害人按第一涉嫌人之指示在一張借據上以借款人的身份簽署，然後將該借據連同其本人的上述身份證件交給第一涉嫌人保管。隨後，第一涉嫌人將二十八萬港幣現金籌碼交給被害人自行賭博。另外一名男子（即第二涉嫌人）亦到達現場。
4. 賭博過程中，被害人自行投注，第一涉嫌人及第二涉嫌人負責輪流從被害人處抽取及保管約定利息，而第一嫌犯則坐在旁邊進行候命。
5. 賭博至同日下午約1時24分，被害人合共贏了兩萬港元。第一嫌犯與第一、二涉嫌人要求被害人轉到「XXX娛樂場」的「XXX貴賓會」繼續賭博。於是，被害人跟隨第一嫌犯及第一、第二涉嫌人以及隨後到場的第二嫌犯B離開「XXX娛樂場」，去到「XXX娛樂場」的「XXX貴賓會」繼續賭博。
6. 在「XXX娛樂場」的「XXX貴賓會」賭博過程中，第一嫌犯及第二涉嫌人負責輪流從被害人處抽取利息，第二嫌犯在旁邊負責候命。
7. 賭博至同日下午約5時，被害人將上述借款全部輸光。整個賭博過程中，被害人被抽取了共約港幣十萬元(HKD100,000)的籌碼作為利息。
8. 被害人無力即時還款，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一同將被害人帶回被害人租住的「XXX酒店」XXX號房間，目的是等候被害人籌錢還款。
9. 在上述房間內，兩名嫌犯要求被害人籌錢還款。直至翌日下午，被害人向友人籌得款項，由第二嫌犯跟隨被害人外出刷卡套現，償還了上述港幣三十萬元借款。之後，兩人返回「XXX酒店」XXX號房間。
10. 返回酒店房間後，第一嫌犯再次遊說被害人借款賭博，表示可借出港幣五十萬元給被害人賭博百家樂，借款條件是需從借款額中先扣取港幣三萬元(HKD30,000)作為利息，以及每當賭局以8點或9點勝出需再抽取投注額的20%作為利息。此外，由於尚未返還被害人三十萬元港元的借據，故只需另外簽署一張二十萬港元的借據作為上述借款的還款保證。
11. 被害人同意上述借款條件，2017年9月20日晚上約8時15分，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帶領被害人離開上述酒店房間去到「XXX娛樂場」之「XXX貴賓會」，與一名男子（即第三涉嫌人）會合。第三涉嫌人隨即帶被害人進入該貴賓會洗手間。在洗手間內，被害人按第三涉嫌人之指示在一張借據上以借款人的身份簽署，該借據由第三涉嫌人取去保管。隨後，第三涉嫌人將四十七萬港幣籌碼交給被害人在該貴賓會內賭博。
12. 賭博過程中，被害人自行投注，第三涉嫌人、第二嫌犯以及隨後到場的一名女子（第四涉嫌人）負責輪流從被害人處抽取及保管約定利息。另一名男子（第五涉嫌人）到場，與第一嫌犯在旁邊進行候命。
13. 賭博至翌日凌晨時分，被害人將上述借款全部輸光。整個賭博過程中，被害人被抽取了共約港幣十萬元(HKD100,000)的籌碼作為利息。
14. 被害人無力即時還款，2017年9月21日凌晨約1時09分，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四、第五涉嫌人一同將被害人帶回「XXX酒店」XXX號房間，目的是等候被害人籌錢還款。
15. 在上述XXX號房間內，被害人想要“翻本”，再次向第一嫌犯等人要求借款港幣十萬元賭博。第一嫌犯等人同意借款，條件是每當賭局以8點或9點勝出均需抽取投注額的20%作為利息，以及簽署一張十萬元港幣的借據作為上述借款的還款保證。
16. 被害人同意上述借款條件。同日凌晨約3時27分，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四、第五涉嫌人一同將被害人帶離XXX號房間去到娛樂場貴賓會，與一名男子（第六涉嫌人）會合。第六涉嫌人隨即帶被害人進入該貴賓會洗手間。在洗手間內，被害人按第六涉嫌人之指示在一張十萬元港幣的借據上以借款人的身份簽署，該借據由第六涉嫌取去人保管。隨後，第六涉嫌人將十萬港幣籌碼交給被害人在該貴賓會內賭博。
17. 賭博過程中，被害人自行投注，第六涉嫌人負責從被害人處抽取及保管約定利息，而其他人，包括兩名嫌犯，在旁邊候命，以便借出款項或抽取利息者要求時給予協助，另外一名男子（第七涉嫌人）亦為此到場。
18. 賭博至同日早上約6時許，被害人將上述借款全部輸光。整個賭博過程中，被害人被抽取了共約港幣三萬元(HKD30,000)的籌碼作為利息。
19. 被害人無力即時還款，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五涉嫌人一同將被害人帶回「XXX酒店」XXX號房間，目的是等候被害人籌錢還款，其他涉嫌人先行離開。
20. 在上述房間內，兩名嫌犯及第五涉嫌人不斷催促被害人籌錢還款，否則不能離開。由於被害人租住的XXX號房間到期需要退房，同日上午11時46分，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五涉嫌人將被害人帶離XXX號房間，轉往該酒店XXX號房間繼續看守被害人。XXX號房間是第一嫌犯以港幣一千二百元向內地男子張建平轉租而得。
21. 在上述XXX號房間，被害人被安排在離門較遠的床上休息，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五涉嫌人輪流看守。期間被害人曾多次要求離開房間均被拒絕。
22. 2017年9月22日下午約4時15分，被害人趁嫌犯等人未留意，暗中致電報警。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隨後前往「XXX酒店」XXX號房間，將被害人救出，並查獲正在看守被害人的第一嫌犯，而第二嫌犯及第五涉嫌人則在警員到場前離開了該房間。
23. 2018年3月14日，第二嫌犯在關閘邊境站被截獲。
24. 經第一嫌犯同意，警員在其身上搜獲以下物品：1）.一部金色IPHONE 手提電話(附同與之配合使用的電話卡),2）.一本中國護照，持證人：C，編號：EXXXXXX，3）.一張中國居民身份證，持證人：C，編號：XXXXXX，4）.澳門幣七千五百元，5）.港幣五百元(參見偵查卷宗第32及33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上述屬於被害人C的中國護照及身份證是嫌犯等人向被害人取去作還款保證；手提電話是第一嫌犯作案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現金是第一嫌犯作案所得。
25. 經第二嫌犯同意，警員在其身上搜獲以下物品：三部分別為白色及黑色的IPHONE手提電話(附同與之配合使用的電話卡)(參見偵查卷宗第155及156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上述手提電話是第二嫌犯作案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26. 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聯同他人，基於共同協議和意願，彼此分工合作，三次向被害人借出用於賭博的款項，並訂定借款條件，以及將被害人的身份證件和旅行證件取去作為抵押，藉此為自己或他人取得財產利益。
27. 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還聯同他人，基於共同協議和意願，彼此分工合作，在違背被害人意願下而剝奪其行動自由。
28. 兩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施上述行為，並清楚知道彼等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另外證明下列事實：
29.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一嫌犯具犯罪記錄：
在CR3-17-0128-PSM案中，2017年12月1日初級法院判決裁定嫌犯觸犯一項非法再入境罪，判處三個月的徒刑，暫緩一年執行；該案判決於2018年1月8日確定，所判刑罰已獲宣告消滅。
30.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二嫌犯無犯罪記錄。
31. 第一嫌犯在檢察院被訊問時聲稱其受教育程度小學畢業，無業，無收入，需供養父、母親及未成年兒子。
32. 第二嫌犯在檢察院被訊問時聲稱其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從事扒仔，月收入為人民幣1,000元，需供養父母、妻子和兩名孩子。
未獲證明之事實：
33. 控訴書中其他與上述獲證事實不符之事實未獲證明屬實，特別是：
34. 未獲證明：在上述房間內，兩名嫌犯要求被害人，不還款不能離開，期間被害人曾要求外出用餐亦被拒絕。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正犯 從犯
檢察院認為原審法院認定第二嫌犯B在場候命，是屬於從犯的判決違反第8/96/M號法律第14條及《刑法典》第26條之規定。
第8/96/M號法律第13條規定：
“一、凡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財產利益，向人提供用於賭博的款項或任何其他資源者，處相當於高利貸罪的刑罰。
二、在賭場作出的高利貸或消費借貸，推定是為博彩提供。為着有關效力，所有特別用於經營博彩的附屬設施及其他從事藝術、文化、康樂、商業或與旅業相關的活動的鄰接設施，均視為賭場。
三、消費借貸借用人之行為不受處罰。”
第8/96/M號法律第14條規定：
“倘向有關債務人索取或接受澳門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條c項所規定的身份證明文件作為保證，以作出上條所指的犯罪，行為人被處二至八年徒刑。”
《刑法典》第25條規定：
“親身或透過他人實行事實者，又或與某人或某些人透過協議直接參與或共同直接參與事實之實行者，均以正犯處罰之；故意使他人產生作出事實之決意者，只要該事實已實行或開始實行，亦以正犯處罰之。”
《刑法典》第26條規定：
“一、對他人故意作出之事實，故意以任何方式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幫助者，以從犯處罰之。
二、科處於從犯之刑罰，為對正犯所規定之刑罰經特別減輕者。”
“共犯或共同犯罪是由數名的行為人實施犯罪，因此，當由不同的行為共同努力地令符合罪狀的某一或某些事實發生時，方可稱之為存在共同犯罪的情況。
透過協議而參與的共犯或共同犯罪必須一併符合以下兩個要件：
-主觀要件─一同作出的決定；
-客觀要件─一同實施的行為；
針對第一個要件─一同作出的決定─似乎並不要求事前存有以明示方式訂立的協議，而只要可以完全確認存在此一合議，即從所反映的情況中，並根據一般的經驗，可發現共同犯罪者有意識並且有共同實施符合罪狀事實的意願，並相互接納有關的“遊戲規則”。
針對客觀要件─一同實施的行為一行為人必須為實施事實的直接參與者，但不要求他們參質實施所有的組成行為，只需要基於分工而參與部分的行為，這是共同犯罪中常見的情況。”2
本案是由多人合力作出賭博高利貸犯罪。第二嫌犯與案中其餘同夥共同合力，分工同作，借款給被害人賭博，從中抽取利息，並扣押被害人的護照及身份證作為還款保證。根據相關的已證事實，特別是第5、8、9、11、12、14、16及19點，可以看到第二嫌犯主要負責監視，以防止客人把借回來的籌碼帶走或轉交他人帶走，同時警惕警方的巡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獲證明之事實」第26點載明：“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聯向他人，基於共同協議和意願，彼此分工合作，三次向被害人借出用於賭博的款項，並訂定借款條件，以及將被害人的身份證件和旅行證件取去作為抵押，藉此為自己或他人取得財產利益。”換言之，第二嫌犯是為了在正在進行的賭博高利貸犯罪中配合其餘同夥，才會在三次借貸賭博的不同時段、不同地點、長時間在場候命、留在被害人身邊。因此，第二謙犯是實質地參與了該犯罪的實施，而非“對他人故意作出之事實，故意以任何方式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幫助者”。
從上述已證事實可明顯反映，第一及第二嫌犯是有計劃地實施犯罪，並且是各施其職，各人在計劃中都有各自要負的責任。不論從主觀上或客觀上，各人都是為着實施同一個犯罪計劃，只要缺少任何一人的參與或任何一個環節的遺漏，整個犯罪計劃會變得不可行。
兩名嫌犯中已存在一同作出及接納犯罪計劃的決定，且一同實施各自分工的犯罪行為，符合了共同犯罪的要件。
另一方面，上訴人的參與亦不應視為從犯，因為從犯本身不直接參與犯罪，但在明知對方犯罪意圖的情況下，為其提供幫助，換言之，從犯並不掌握犯罪計劃的關鍵，明顯地，依據本案的狀況和情節，第二嫌犯掌握犯罪計劃，並不屬於從犯。
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已满足了以共同正犯方式觸犯三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第13條所規定和處罰的「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所規定及處罰的脅迫罪犯罪的罪狀要件。
故此，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本院改判第二嫌犯B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第13條所規定和處罰的「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
由於卷宗內有足夠資料可以讓本合議庭對第二嫌犯的罪行作出量刑，本院作出下列裁決：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第二嫌犯B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第13條所規定和處罰的「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每項可被判處兩年至八年徒刑。並根據該法律第15條規定，各科處禁止進入賭博場地二年至十年之附加刑。
第二嫌犯無犯罪紀錄，教育程度為小學，從事扒仔活動。
考慮上述情節，嫌犯觸犯罪行時對社會安寧帶來中等的負面影響，本合議庭認為判處上訴人所觸犯的三項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每項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最為適合，並判處第二嫌犯禁止進入本澳博彩娛樂場所為期三年之附加刑。
原審法院裁定第二嫌犯一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按照《刑法典》第71條第2款規定，犯罪競合可科處的刑罰最低限度為各罪刑罰中最重者，而最高限度為各罪刑罰中之總和，因此，第二嫌犯四罪競合，可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至九年徒刑的刑罰。根據《刑法典》第71條之規定，判處第二嫌犯三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根據《刑法典》第48條規定，經綜合考慮第二嫌犯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第二嫌犯為初犯，有關行為的嚴重程度普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徒刑作威嚇已能夠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因此，合議庭決定給予第二嫌犯緩期四年執行所判徒刑，但是，判處之附加刑不予暫緩執行。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改判第二嫌犯B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第8/96/M號法律第14條結合第13條所規定和處罰的「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每項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
結合原審法院裁定第二嫌犯一項《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第二嫌犯B上述四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徒刑之單一刑罰，緩期四年執行，並判處禁止進入本澳博彩娛樂場所為期三年之附加刑，附加刑不予緩期執行。
判處第二嫌犯繳付9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第二嫌犯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500圓。
著令通知。
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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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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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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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i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interpor recurso d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condenou (em convolação) o aqui arguido e ora Recorrido, em cúmulo jurídico, a uma pena única de 2 ano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em cumplicidade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3 (três) crimes de usura para jogo com exigência ou aceitação de documentos, p.e p. pelos artigos 13º, n.º 1, e 14º da Lei n.º 8/96/M, conjugado com o artigo 219º do Código Penal ( “CP”), e outro de 1 (um) crime de sequestro, p. e p. pelo artigo 152º, n.º 1 do CP, por entender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padece do vício por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14.º da Lei n.º 8/96/M e 26º do CP.
2. Para defender a sua tese, basicamente e em síntes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argumenta que, embora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que do facto descrito relativo à conduta do 2.º arguido na acusação não se concluiu a “vigilância”, apenas pode provar que ele estava presente na sala de jogo para aguardar a solicitação de quem pratica os crimes, de modo a prestar o auxílio, o grau de participação dos crimes em crise do 2.º arguido não foi alterado, porque, de acordo com os factos prov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durante o tempo de jogo e aposta do ofendido, o 2.º arguido estava presente na mesma sala de jogo durante um longe período, a fim de vigiar e prevenir a fuga do ofendido e a inspecção dos agentes policiais. Por outro lado, entende ainda, em relação ao comportamento de vigilância, no caso sub judiee, a vigilância do 2.º arguido apenas se realizava dentro do seu alcance visual, e não é necessário ele sentar ao lado do ofendido para vigiar.
3. O Tribunal a quo chegou a conclusão que o 2.º arguido praticou, em cumplicidade, os crimes de usura para jogo com exigência ou aceitação de documentos porque por um lado, não existem provas concretas que permitem concluir gue ele vigiava o ofendido e, por outro, segundo os factos provados. ele não participou na negociação de empréstimos, designadamente, não emprestou dinheiro ou estipulou as condições de empréstimo. o que permite concluir que ele estava presente na sala de jogo apenas para aguardar a solicitação de quem praticou os crimes, de modo a prestar-lhes auxílio.
4. Assim, no caso sub judiee, tendo em conta que, por um lado, encontra-se provado que o 2.º arguido apenas estava presente na sala de jogo onde o ofendido jogou, aguardando ordens ou solicitações dos autores de modo a prestar-lhes auxílio e, por outro, que não existem provas concretas que permitem concluir, com um elevado grau de certeza, pela participação directa do 2.º arguido na execução dos crimes designadamente, se o seu comportamento nas salas de jogo corresponde a uma vigilância ou qual a sua participação e benefícios nos empréstimos, não se pode concluir, sem sombra de dúvidas que a sua comparticipação nos crimes corresponde a uma co-autoria.
5. De resto, parece ser evidente que a conduta do 2.º arguido não consubstanciou uma função necessária e autónoma no quadro da cooperação, pelo que o Tribunal a quo entendeu e bem que o mesmo actuou como mero cúmplice e não como co-autor.
6. Conclui-se, pois, com base na lei e no que a doutrina entende como co-autoria (em que a obra citada supra é um mero exemplo) que o tribunal não incorreu em vício da violação dos artigos 14º da Lei n.º 8/96/M e 26º do CP e qu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apenas discorda da ponderação feita pelo tribunal na análise da prova produzida e da forma como a lei foi aplicada aos factos provados.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que V. Exas.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rá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e em consequência deverá manter-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nos exactos termos em que condenou o 2.º arguido,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Assim se fazendo Justiçal.
2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法培訓教程》(第二版)，盧映霞譯，澳門司法培訓中心2012年出版，第118至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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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2019 p.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