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903/2018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0年3月5日
主要法律問題：
- 欠缺審判權限
- 辯護權受侵犯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的規定
摘 要
1. 根據《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規定的最高刑幅為3年徒刑，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2條第1款c)項的規定，在刑幅不超越3年徒刑的卷宗審判屬於獨任庭權限。
2. 在法庭屢勸不改的情況下，原審法官向有關辯護人提醒其行為有可能已違反《律師紀律守則》第2條及第4條的規定而被追究紀律責任，原審法院只是如實地執行法律規定。
經細閱原審裁判內容，當中已明確表明因上訴人選擇沉默，所以最後根本沒有考慮其聲明的任何內容來作為其中一種形成心證的證據來源。因此，原審法院不存有違反《基本法》及《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
3.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詳細地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並清楚、客觀及合理地說明了有關的理由。其後，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4.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包括被害人及警員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尤其是交通意外圖、車輛檢查報告、現場照片及法醫鑑定書等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5. 從原審裁判中可見，所訂定之財產賠償部分完全是依據載於卷宗內所有相關文件書證而作出的，沒有超出任何彌定賠償的法定標準。而至於精神賠償方面，在考慮本案的實際情況，尤其是意外發生後對被害人所造成的身心傷害及因擾，包括被評的10%的傷殘率，可見原審法院在這部分所確定的十萬元賠償亦屬相當合理。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903/2018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0年3月5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18年3月12日，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15-0484-PCS號卷宗內裁決嫌犯A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結合第1款和第138條c)項及《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及第94條第1項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過失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被判一年四個月徒刑；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兩年。
嫌犯被判處禁止駕駛一年。
嫌犯須向B支付澳門幣347,024元作為損害賠償金，以及根據終審法院2011年3月2日第69/2010號上訴案的統一司法見解裁判所定的法定利息（倘若被害人尚未向其僱主XX管理有限公司歸還有關墊支款項澳門幣140,580元，則被害人在獲賠償有關款項後須自行向其僱主作出相關款項的歸還）。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認為上訴人提出的所有上訴理由均不成立，應駁回上訴及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4年1月8日下午約1時5分，上訴人A駕駛輕型汽車MK-XX-X5由XX大馬路往XX街方向沿XX大馬路靠右車道行駛。
2. 同一時間，被害人B開始從XX大馬路鄰接XX苑的行人道轉角處往XX大廈方向橫過馬路。
3. 當上訴人駛到供轉入XX街的車行道中心線並右轉打算駛進XX街時，沒有留意被害人的動向，因而沒有調整其車速或行車路徑，最終撞到正行至中心線附近並準備穿越中心線繼續橫過馬路的被害人。
4. 上述意外導致被害人左側股骨頸骨折、右側肩胛盂骨折、右側肱骨頭大結節撕脫性骨折併右肩關節脫位，需十三個月時間康復（以其主診醫生所判定的康復期為準），使其長期病患，對其身體完整性造成嚴重傷害（有關傷勢載於卷宗第67頁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5. 意外現場五十公尺範圍內沒有供被害人橫過上述馬路的設施。
6. 案發時為陰天，路面乾爽，交通流量正常。
7. 上訴人明知道行車時應保持適當車速和行車路徑以避免發生意外，但在案發時，其本應注意，且能注意，但實際未注意到被害人的動向，而沒有按照上述原則操作車輛，導致上述意外發生。
8. 上訴人的行為違反了謹慎駕駛的義務。
9. 上訴人在自由和有意識的情况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到相應制裁。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10. 被害人因上述傷勢而支付了醫療診治費及疾病和病假證明書費，合共澳門幣106,444元。
11. 被害人因上述傷勢而使其自發生交通意外之時起至2015年10月19日無法上班工作。
12. 被害人的僱主XX管理有限公司就被害人無法在上述期間上班工作，而向被害人發放在該期間的墊支款項，金額為澳門幣140,580元。
13. 被害人是因次交通意外導致其有10%的傷殘率。
14. 上訴人現為工程師，每月收入為澳門幣30,000元。
15. 上訴人已婚，需供養妻子及兩名未成年女兒。
16. 上訴人學歷程度為碩士研究生。
17. 上訴人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18.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為初犯。
未獲證明的事實：尚沒有其他載於控訴書的事實有待證明。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欠缺審判權限
- 辯護權受侵犯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的規定
1. 首先，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將上訴人被控罪行更改為《刑法典》第138條的嚴重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而有關罪行可被判處二年至十年徒刑；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2條規定，原審法院為一獨任庭，其對本案並無管轄權作出審判。
《刑事訴訟法典》第12條規定：
“一、合議庭在刑事方面有管轄權審判涉及下列犯罪且不應由上級法院審判之案件：
a）《刑法典》第二卷第三編以及第五編第一章及第二章所指之犯罪；
b）故意犯罪或因結果而加重之犯罪，只要人之死亡屬該罪狀之要素；
c）可科處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而在違法行為競合之情況下，即使對每一犯罪可科處之刑罰之最高限度係低於三年亦然。
二、合議庭尚有管轄權審判獲受理一併進行民事訴訟的刑事訴訟，只要損害賠償請求超逾司法組織法律對此所訂定的金額。”
《刑法典》第142條規定：
“一、過失傷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者，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二、如在上款所指情況中出現下列情形，法院得免除刑罰：
ａ）行為人係在從事職業活動中之醫生，且醫療行為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八日；或
ｂ）該傷害不引致患病或無能力從事本身工作超逾三日。
三、如因該事實引致身體完整性受嚴重傷害，行為人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四、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刑法典》第138條規定：
“傷害他人身體或健康，而出現下列情況者，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ａ）使其失去重要器官或肢體，又或使其形貌嚴重且長期受損；
ｂ）使其工作能力、智力或生殖能力喪失或嚴重受影響，又或使其運用身體、感官或語言之可能性喪失或嚴重受影響；
ｃ）使其患特別痛苦之疾病或長期患病，又或患嚴重或不可康復之精神失常；或
ｄ）使其有生命危險。”
本案中，檢察院控訴上訴人觸犯一項 “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即《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結合第138條c)項及《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及第94條第1款所規定的罪行，而當中第138條c)項只涉及到加重情節，但並沒有影響刑幅，即是上訴人被控及判處的罪行可被判處最高三年徒刑。
原審法院雖然在判決中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第1款規定，對控訴事實作出非實質性變更的增加，但其實只是對被害人傷勢作出更加具體的描述，並未對控訴書內的控罪作出任何法律定性的改變，最後，同樣是以相同的罪狀定罪量刑。
根據《刑法典》第142條第3款規定的最高刑幅為3年徒刑，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2條第1款c)項的規定，在刑幅不超越3年徒刑的卷宗審判屬於獨任庭權限。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主張在原審法院詢問上訴人時上訴人的辯護權受到原審法院的侵犯，甚至出現違反《基本法》第29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9條第2款之規定的情況。
《基本法》第29條規定：
“澳門居民除其行為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刑罰處罰。
澳門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時，享有盡早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
《刑事訴訟法典》第49條第2款規定：
“二、應在不抵觸各種辯護保障下儘早審判嫌犯，在有罪判決確定前推定嫌犯無罪。”
上述條文保障了澳門居民享有無罪推定的權利。
然而，審判聽證中的程序紀律亦是保障嫌犯上述權利的手段之一。
《刑事訴訟法典》第303條規定：
“一、維持聽證紀律及領導有關工作屬主持審判之法官之權限；第七十五條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二、作出關於維持聽證紀律及領導有關工作之決定無須經任何手續；如法官認為不影響將採取之措施之適時性及效力，得口述該等決定，以作成紀錄，並在作出決定前先聽取辯論。”
《刑事訴訟法典》第307條規定：
“一、如律師或辯護人在陳述或提出聲請時作出下列任一行為，則受到主持審判之法官有禮貌之警告：
a）不給予法院應有之尊重；
b）以明顯及濫用之方式設法拖延或妨礙工作之正常進行；
c）使用具侮辱性或誹謗性之言詞，又或不必要之粗暴性或攻擊性言詞；或
d）作出或煽動作出與訴訟程序無關之評論或闡述，而該等評論或闡述對明確該訴訟程序上之問題係毫無作用者。
二、如律師或辯護人經上款所指的警告後繼續作出上款所指的行為，法官可禁止其發言，且不妨礙可能對其進行刑事程序及紀律程序；如屬辯護人，法官可交由另一辯護人負責辯護。”
《刑事訴訟法典》第324條規定：
“一、主持審判之法官須告知嫌犯有權在聽證中任何時刻作出聲明，只要該等聲明涉及訴訟標的，並告知嫌犯無義務作出該等聲明，且不會因沉默而受不利之後果。
二、如嫌犯願意作出聲明，則法院聽取嫌犯在上款所規限之範圍內所作之一切陳述，但不發表任何意見或評論，使人從中可推論出對嫌犯罪過之判斷。
三、在聲明之過程中，如嫌犯講述對案件作出良好裁判不重要之事宜，而偏離訴訟標的，主持審判之法官須警告之；如繼續如此，則禁止其發言。
四、如有數名共同嫌犯作答，則主持審判之法官決定應否在聽取任何嫌犯之聲明時讓其他嫌犯在場；如屬分開聽取聲明，則在聽取所有嫌犯之聲明，且其全部返回聽證室後，法官須立即扼要告知該等嫌犯其不在場時所發生之事情，否則無效。
五、檢察院、辯護人、輔助人之代理人及民事當事人之代理人不得干涉嫌犯之聲明，尤其是不得提出有關聲明方式之建議，但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二款與辯護人有關之規定除外。”
上訴人提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威脅上訴人認罪及承認其過錯，並具意圖地威嚇向律師業高等委員會檢舉上訴人的辯護人提起紀律程序來恐嚇上訴人及有關辯護人，且成功達到有關目的，使上訴人的辯護權受到侵犯。
就此問題，本院轉錄助理察長在意見書中的見解：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03條第1款之規定，法律給予主持審判之法官一切維持聽證紀律及領導有關工作之權限。另外，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07條，法律亦同時規定了作為律師及辯護人在庭審上應負上的一些行為義務，當中包括不作出不給予法院尊重之行為。
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對嫌犯之聲明時，法律更有特別細緻及明確之規定，如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24條中指出法官應如何確保及控制整個過程能得到順利進行，尤其是在第5款中說明其他訴訟主體不得干預嫌犯所作之聲明，更不能對聲明方式作出任何建議。
但同時，基於嫌犯與辯護人之關係特殊，而後者的主要功能更是從法律角度出發來協助嫌犯作出辯護，因此，這種關係亦得到法律特別的照顧(見《刑事訴訟法典》第324條第5款所指的但書情況)。
本案中，上訴人在上訴狀中只是摘錄了在庭審過程上發生的一少段落內容，而且有關的對答之間是沒有連貫性的，不能以此對事件發生之過程作出全面及客觀的判斷(見卷宗第415至419頁)。
上訴狀中所列舉的情況未能完全與現實相符，因為沒有顧及多種因素，包括語言翻譯問題、摘錄內容及範圍不全面，以及未能清楚說明嫌犯的即時反應，更沒有真實反映辯護人的行為與態度等等。
事實上，只要細心分析事情的經過，不難發現問題的起因是出於辯護人在庭審過程上首先破壞規則，在未得到主持審判法官批准的情況下不但使用言語著令嫌犯停止回答由法官所提出的問題，更附有手勢加以配合。這樣，可以說辯護人率先破壞了對法庭應有的尊重。
無論辯護人所持理由為何，觀點為何，都不應在未得允許的情況下插話打斷由主持審判法官已詢問嫌犯的問題。
雖然上訴人能夠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26條第2款之規定來主張其有權自發地或應辯護人之建議來作出拒絕回答全部或部分問題的權利，但是，不代表辯護人單憑這項規定便任意妄為，連對法院最基本的尊重都拋諸腦後。
事實上，在未得到主持審判法官的許可下，肆無忌憚地打擾正常庭審的進行及影響正在作出聲明的嫌犯，是一種破壞庭審紀律的行為。
而在法庭屢勸不改的情況下，原審法官向有關辯護人提醒其行為有可能已違反《律師紀律守則》第2條及第4條的規定而被追究紀律責任，原審法院只是如實地執行法律規定。
經細閱原審裁判內容，當中已明確表明因上訴人選擇沉默，所以最後根本沒有考慮其聲明的任何內容來作為其中一種形成心證的證據來源。因此，原審法院不存有違反《基本法》及《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
本院完全同意上述見解，因此，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一方面採信被害人聲明其被汽車右前方碰撞，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卷宗第3頁交通意外圖描繪的案發情況符合常理及經驗法則，因為與汽車車頭蓋偏左邊位置凹陷相互吻合，然而，原審法院卻沒有解釋清楚根據甚麼標準採信被害人哪部分的聲明，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關於上訴人上述的指責，原審法院在判決中其實已經作出了詳細的解釋：“其實，上述交通意外圖的碰撞點也為被害人最初在審判聽證中所確認，僅其後來不確認有關碰撞點及其橫過有關大馬路的行走方向和路線，然而，本法院認為不排除是被害人後來錯記了有關情況，因為被害人在審判聽證中後來所形容的情況與案中的上述客觀證據及環境不太吻合，但這樣不會妨礙本法院可在結合了其他證據資料後仍認定上述交通意外圖所描繪的案發情況屬實。”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詳細地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並清楚、客觀及合理地說明了有關的理由。其後，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4.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法院有罪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嫌犯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事實最初作出聲明，但接受法官訊問時最終選擇對被指控的所有事實保持沉默。同時，嫌犯對其本身的個人、家庭、經濟及學歷狀況作出聲明。
被害人B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基本講述案件發生的具體經過及情況，主要表示其於XX管理有限公司從事花匠的工作，下午的上班打卡時間為1時15分，案發時從XX苑那邊以正常快些少的步速橫過XX大馬路往XX大廈寫字樓方向，有關大馬路當時沒有來車，故其開始橫過大馬路（期間沒有停頓過，其眼睛注意XX大廈的方向，在過有關大馬路第一條車行道時未見涉案車輛，在橫過期間其位置是看不到或不能看清涉案汽車的來車方向的），在橫過馬路期間並接近花圃位置時（還差兩步便到達花圃位置），在沒有聽到任何車輛響號示意的情況下，突然第一眼向左看時，便已看到嫌犯所駕駛的涉案汽車在其左方斜向轉彎駛到（感覺該車車速有點快），並隨即碰撞到其身體（確認卷宗第3頁的交通意外圖中的X點是撞點），使其彈後倒地，被碰撞後其神智清醒，但因身體太痛而不能起來，不知嫌犯當時有否下車。被害人又表示，由於在案發地點附近沒有可橫過XX大馬路的行人過路設施，所以其七年來也是以這樣路徑方向橫過有關大馬路以到達XX大廈寫字樓，平時若有車輛如涉案汽車的行車方向透過有關虛實線打算轉入XX街方向的話，都會注意到其正在過馬路及/或向其響號示意，其便會留意到左方的有關來車。被害人隨後又表示，案發前其於海洋XX苑的宿舍休息，中午休息完畢後，其沿XX街步行至有關行人道轉角位時，其是橫過交通意外圖的F行人道至XX苑接近I的位置時，才橫過XX大馬路準備穿越有關虛實線/中心線以前往XX大廈方向，在該交通意外圖的G點接近下方花圃位置才被涉案汽車的車頭近右前車燈的位置碰撞到，即其否認在交通意外圖的B方向開始橫過大馬路的，也否認在X點位置被撞到，而其也不知卷宗第18頁涉案汽車的車頭蓋的凹陷位置是否因與其發生碰撞而造成的。此外，被害人亦指出，其所主張的證人徐州梁是在案發後在現場陪同自己等待救援的人士，他沒有目睹案發經過的一刻，而其上司及同事後來亦到達現場，他們亦看不到案發時的情況，而嫌犯在其住院期間亦曾前往探望過一次。同時，被害人表示繼續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並要求嫌犯對其作出民事賠償，包括這約兩年的醫療費用開支約澳門幣十多萬元（其先後入院兩次接受手術及治療）、僱主在其無法上班期間所墊支的款項約澳門幣十四萬元（其在獲賠償有關款項後須向僱主作出歸還）及精神損害賠償澳門幣十萬元，具體費用單據及墊支款項資料已附入卷宗內。
治安警察局警員林永彬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及清楚講述接報到達案發現場及初步調查本案的具體經過及情況，尤其指出卷宗第3頁的交通意外圖中的X點是作為司機的嫌犯在現場指出的撞點，非由被害人提供的，而該交通意外圖的其餘行車方向、行人步行方向等客觀狀況的描繪均與嫌犯當時所講述的情況吻合，而意外現場五十公尺範圍內沒有供行人橫過XX大馬路的過路設施，印象中涉案汽車沒明顯的碰撞花痕，只知是涉案汽車車頭碰撞到被害人，但不知是車頭的具體哪位置。
治安警察局副警長戴立輝在審判聽證中作出聲明，客觀及清楚講述調查本案的具體經過及情況，尤其指出經其調查，嫌犯當時駕駛涉案汽車的行車方向應如卷宗第3頁的交通意外圖所指是轉入XX街，這樣的話，雖則其具體不知被害人是從哪位置走進車行道，但其認為圖中的X點應屬合理的撞點，特別是結合了涉案汽車的車頭蓋偏左位置有一處很可能是因有關碰撞而導致的凹痕。該證人指出，按照嫌犯車輛當時的行車方向，若說撞點是交通意外圖所標示的G位置甚或再向下靠近花圃位置，在正常情況下則較難發生，因為嫌犯當時是要轉入XX街。
載於卷宗第3頁的交通意外圖。
載於卷宗第17頁的車輛檢查表。
載於卷宗第18頁的照片。
載於卷宗第24頁、第57頁及第67頁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
載於卷宗第47至48頁由嫌犯向有關保險公司申報本案交通意外發生的情況。
載於卷宗內的所有疾病證明及醫療報告。
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嫌犯（僅其個人、家庭、經濟及學歷狀況的聲明）、被害人及各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交通意外圖、照片、臨床法醫學鑑定書、車輛檢查表、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的情況下形成心證。
儘管嫌犯對被指控的事實決定選擇保持沉默，然而，根據卷宗內的資料書證，尤其結合卷宗照片顯示涉案汽車的車頭蓋的輕微凹陷位置，以及各警員證人的證言，特別是到達案發現場接觸嫌犯的警員當時從嫌犯處所獲悉的汽車行車方向、被害人行走方向、碰撞位置等，本法院認為卷宗第3頁的交通意外圖所描繪的案發情況是符合常理及經驗法則的，因為這也與有關汽車的車頭蓋偏向左邊位置凹陷相互吻合，在這情況下，考慮到汽車的應有行車方向，被害人的目的地及打算行走的路徑，被害人的確應以交通意外圖中的B方向行走（這可以說是橫過有關車行道的最短路線），那麼，有關碰撞點亦屬正常及合理，且亦與嫌犯在案發後向有關保險公司作出申報時所繪畫關於案發時的汽車行車方向和路線、被害人行走方向、碰撞位置等相互對應。
其實，上述交通意外圖的碰撞點也為被害人最初在審判聽證中所確認，僅其後來不確認有關碰撞點及其橫過有關大馬路的行走方向和路線，然而，本法院認為不排除是被害人後來錯記了有關情況，因為被害人在審判聽證中後來所形容的情況與案中的上述客觀證據及環境不太吻合，但這樣不會妨礙本法院可在結合了其他證據資料後仍認定上述交通意外圖所描繪的案發情況屬實。
事實上，雖然本法院認為案中的交通意外圖所描繪的情況屬實，但本案交通意外的過錯責任仍僅屬嫌犯所有。原因在於，被害人因要前往對面的XX大廈而需橫過XX大馬路，但案發意外現場的五十公尺範圍內的確沒有供行人橫過該馬路的行人過路設施（有關交通意外圖的F人行橫道是為着橫過XX街而已），故被害人的確是可以在不影響車輛通行的情況下在沒有人行橫道的涉案地點橫過案中的XX大馬路（《道路交通法》第68條第2款第1項結合第70條第3款），而被害人當時橫過有關馬路的位置及路徑方向亦符合《道路交通法》第70條第3款所指的“應依循最短路線”的要求，且被害人所指其快步橫過的動作也符合《道路交通法》第70條第1款和第3款的“儘快橫過”的要求。
無可否認，《道路交通法》第70條第1款的確規定了行人擬橫過車行道時，應注意來車的距離及車速，並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儘快橫過，而本法院認為，被害人在橫過XX大馬路之時，按其所述，其右方的來車方向的確沒有來車，而按照有關路面設計及環境（尤其有關花圃位置），其的確已屬在安全的情況下可開始進行有關橫過有關馬路的動作，即使被害人在當時的位置因左手邊的花圃高度而不能看清涉案汽車行駛中的車行道的狀況亦然（因屬對面線的左方來車，其於其所在的位置已履行了其小心謹慎及儘可能安全的情況下橫過車道的義務）。
事實上，按照有關X碰撞點，其實可以判斷出被害人當時已開始了有關橫過馬路的動作，並正在通過及占用了有關車行道，故在這情況下，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嫌犯駕駛涉案汽車沿XX大馬路靠右車道行駛，並因欲右轉入XX街方向而駛近有關中心線/虛實線時，一方面其視覺上在未到駛近有關中心線時相對被害人而言應可看得更通透（只要其保持適當的車速），只要其有足夠的小心謹慎，其應已可留意到被害人在車行道行走中；另一方面，因為其是要穿過中間虛實線，越過對向車行道才能夠轉入XX街，當時其亦要確保有關越過有關車行道是安全的情況下才能作出有關右轉操作，而即使被害人當時是以快步行走中，由於被害人已開始了有關橫過馬路的動作，故明顯地被害人已正在使用及占用了有關車行道（XX大馬路），那麼，駕駛涉案汽車駛至及擬作向右轉向操作並需越過有關馬路的嫌犯便應注意在其前方及其擬轉入的街道路口處、已正在橫過相關車行道的被害人（《道路交通法》第37條第3款）。然而，就是由於嫌犯不夠小心謹慎（不排除可能加上涉案車輛當時的行車速度），故在其作出有關右轉操作時，未有充份留意到被害人的存在，並在一看到被害人時，已在交通意外圖的X點位置碰撞到已行走到此處的被害人。事實上，倘若被害人是突然衝出馬路，並因而導致有關碰撞及是次交通意外的發生，那麼，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有關的碰撞點就必然會較靠近XX街與XX大馬路接近XX街街口的位置（不會在現時所確認的X點），且涉案汽車的整輛車身亦應會橫越在有關大馬路之上，然而現時的情況並非如此。
基於此，本法院認為本案有充份證據認定嫌犯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因而足以對上述的事實作出認定。”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包括被害人及警員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尤其是交通意外圖、車輛檢查報告、現場照片及法醫鑑定書等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從被上訴裁判的理由說明部分，亦提及了形成心證的依據，從中可以發現，除了上訴人的聲明沒有被考慮以外，原審法院已考慮了其他與本案有關的一切證據，包括受害人聲明、兩名治安警察局證人的聲明、交通意外圖、車輛檢查報告、現場照片及法醫鑑定書等等。
同時，在理由說明部分中，原審法院亦作出了非常詳細的分析，尤其是從一些客觀證據(例如車輛損毁狀況的照片，意外草圖等)，來對受害人的聲明作出檢視，在這個過程中亦展現了原審法院形成心證的邏輯思路是清晰的、客觀的及合理的，完全沒有如上訴人主張般的違反任何經驗法則。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5. 上訴人亦質疑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沒有就賠償事實作出審查，尤其是判決書內所依據的文件，並未向上訴人展示及讓上訴人作出回應，因此，原審法院所作出的依職權彌補部分的裁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第1款c)項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規定：
“一、如無依據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或透過獨立之民事訴訟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則當出現下列情況時，即使有關判決為無罪判決，法官亦須在判決中裁定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之損害：
a）該金額係為合理保護受害人之利益而須裁定者；
b）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及
c）從審判中得到充分證據，證明依據民法之準則而裁定給予之彌補之前提成立及應裁定給予有關金額。
二、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就調查證據方面，法官須確保尊重辯論原則。
三、上條之規定，相應適用於裁定有關彌補之判決。”
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沒有就賠償方面事實調查證據，亦沒有將相關文件通知上訴人，違反辯論原則。
經翻閱卷宗紀錄，事實上由於提交逾期，原審法院沒有接受被害人提交的民事賠償請求，而在其後亦沒有將請求和相關文件通知上訴人(嫌犯)。
然而，正如助理檢察長在其意見書中的分析：
“作為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的先決前提，正正是如本案發生的情況，即在本刑事程序中沒有提出獨立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至於是否因此負責承保之保險實體不能參與訴訟根本不在該條文的考慮之列。上訴人所指出的因此將來不能向有關保險實體行使求償權，然而，上訴人與保險實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係，不會因為本案的依職權彌補而造成影響，上訴人與保險實體仍受雙方所建立的保險合同所約束。”
另一方面，根據審判聽證紀錄(見卷宗第249背頁)原審法院在聽取被害人聲明時就針對損害賠償問題作出證據的調查，除了聽取被害人聲明外，亦在庭上審查了載於卷宗第124至189頁的文件，而當時上訴人以及其辯護人均出席了有關審判聽證。
因此，沒有出現上訴人所提出的缺乏調查證據和違反辯論原則問題。
最後，從原審裁判中可見，所訂定之財產賠償部分完全是依據載於卷宗內所有相關文件書證而作出的，沒有超出任何彌定賠償的法定標準。而至於精神賠償方面，在考慮本案的實際情況，尤其是意外發生後對被害人所造成的身心傷害及因擾，包括被評的10%的傷殘率，可見原審法院在這部分所確定的十萬元賠償亦屬相當合理。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也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15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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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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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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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julgamento pelo tribunal singular de processos da competência do tribunal colectivo constitui nulidade insanável, por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competência do tribunal (al. e) do art.º 10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 nulidade que ora se invoca, nos termos e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º 36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ao silêncio não pode ser valorado como presunção de culpa, já que o arguido presume-se inocente até prova em contrário. Ao afirmar repetidamente que o arguido “tinha de responder à questão” e, depois, impedi-lo de todo de falar, impondo-lhe o silêncio, o tribunal violou as normas dos artigos 29.º da Lei Básica e 49.º, n.os. 1 e 2, e 326.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3. A conduta do tribunal constituiu uma forma de coacção sobre o arguido, incorrendo na nulidade prevista no n.º 1 e alo d) do n.º 2 do art.º 113.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4. Tais nulidades inquinam, inerentemente, a própria sentença, e são nesta sede invocável por efeito do disposto no n.º 2 do art.º 36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5. A descritas nulidades acresce a conduta indefensável do tribunal que - como se extrai de modo bem explícito das partes realçadas no trecho transcrito até à intervenção do defensor, (2: 17:46), e que motivaram a sua reacção em defesa do seu constituinte, com o que se viu ameaçado de participação disciplinar!, - mais que interrogar admoestou, no que mais parecia uma exortação a um condenado, comum após leitura de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mas nunca admissível em sede de interrogatório judicial de arguido presumivelmente inocente.
6. Ademais, nenhuma prova concludente foi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como se constata inegavelmente e à saciedade de todas as partes da documentação da audiência, transcrita na motivação do presente recurso.
7. Relativamente à posição e ou ao percurso e sentido de marcha da testemunha, “onde estava?” ou “de onde veio, saiu?”, foi inquirida pelo menos vinte e quatro [24] vezes! , sem que fosse possível determinar qualquer dos factos!...
8. E não bastasse o incrível, inusitado e insólito depoimento da principal testemunha da acusação, sucedeu ainda que durante as instâncias do defensor à testemunha, a meritíssima juiz interrompeu-o, avocando a instância, dezassete [17] vezes! , com o que “espartilhou” a condução da inquirição por parte da defesa ...
9. Inquirida a ofendida até à exaustão sobre os factos essenciais, apresentando esta três, senão mesmo quatro, versões diferentes e incompatíveis, designadamente sobre (i) o percurso que tomou, (ii) a sua posição imediatamente antes do acidente, (iii) o local do embate, (iv) a parte do veículo com a qual houve impacto com o seu corpo, e as contradições várias e insanáveis (ora andando a meio da via; ora a chegar quase ao canteiro; noutras respostas disse encontrar-se mesmo junto à extremidade (“ponta”) do canteiro; ao passo que afirma que ficou inconsciente; porém, que falava mas não se movia ... ; o colega ora foi picar o ponto e avisar o chefe de ambos; mas logo a seguir já a versão é que o colega terá telefonado ao chefe; etc.) que é inconcebível, por impossível, formar qualquer juízo minimamente seguro da culpabilidade do recorrente, em face da indeterminação factual da ocorrência.
10. Na verdade, do relato da ofendida o que transparece de modo muito claro é a conclusão certa de que foi ela a causadora do acidente que lhe é exclusivamente imputável, donde a sua responsabilidade total na eclosão do mesmo.
11. Perante a impossibilidade de firmar uma conclusão sobre os factos determinantes do acidente dos autos e, por conseguinte, da responsabilidade de um ou de ambos os intervenientes, poderia, se é que se não impunha, o tribunal ordenar oficiosamente a reconstituição do facto (art.º 13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ou, pelo menos, inquirir a testemunha no local da ocorrência, para assim clarificar as dúvidas suscitadas pelo seu depoimento, pejado de sucessivas, numerosas e incompatíveis versões.
12. Efectivamente, transcritos quase na íntegra - (apenas faltando parcos minutos em que a ofendida foi perguntada sobre aspectos relacionados com os ferimentos, as despesas médicas e o montante de indemnização que a mesma pretende como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 dos depoimentos das três testemunhas (ofendida e dois agentes policiais), apenas uma conclusão se admite: a total impossibilidade de formular um juízo seguro sobre a ocorrência e, por conseguinte, sobre a culpabilidade do Recorrente.
13. Quanto aos agentes policiais, somente foram respondendo em função da observação do “croquis” na sala de audiências, e de forma dubitativa, combinando amplamente com interpretações subjectivas e meras opiniões pessoais, o que jurídico-processualmente não pode sustentar qualquer juízo jurídico-penal.
14. Por sua vez, a própria ofendida gerou, com o seu depoimento, perplexidades e dúvidas insanáveis, quanto a todos os aspectos da ocorrência, a ponto de o própri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ando instava a 2.ª testemunha (1.º agente policial), reconhecer que (mo decurso da audiência não conseguimos apurar bem o ponto do embate», impossibilidade que os contributos (?) testemunhais dos senhores agentes da PSP não permitiram resolver.
15. Em face de tão imprestáveis depoimentos, - facto tão ostensivo que torna impossível ou dispensável indicar os pontos concretos da documentação da prova, uma vez que toda ela é “ponto concreto”, para o efeito de demonstrar a errad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 únic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considerando que os agentes policiais não curaram de saber de quaisquer eventuais imagens gravadas em alguma câmara de vigilância, nem a investigação ou o tribunal o promoveram, apenas restava ao tribunal a quo, como supra mencionado, ordenar oficiosamente a reconstituição do facto, em prol da descoberta da verdade. Diligência que contudo, não se realizou.
16. Ora, se é certo que o relatório policial, de que o mesmo “croquis” é parte integrante, faz Te em juízo, tal apenas significa que pode ter a virtude de fazer sujeitar o arguido a um julgamento penal, mas já não tem a virtude de sobrepassar 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do arguido, na ausência de quaisquer outr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idóneos, como se verificou nos .presentes autos.
17.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o imposto pelos artºs. 336.º e 337.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tem-se por irrefutável que não podem valer os depoimentos dos agentes policiais na parte em que se referem às declarações do Recorrente, - e pese embora, não serem as mesmas, só por si, suficientes e ou adequadas para formular uma conclusão quanto à sua responsabilidade.
18. De tudo resulta que a prova produzida nos presentes autos não permite ao tribunal a quo justificar qualquer juízo condenatório, que não seja exclusivamente baseado em presunções judiciais, manifestamente subjectivas e indemonstráveis.
19. Não é de modo algum possível asseverar, em face da prova criticamente analisada, que o condutor seguia com velocidade excessiva, sendo certo que nenhuns indícios foram detectados em tal sentido (nomeadamente qualquer rasto de travagem); ou que o condutor viu a transeunte, ofendida, nem que podia vê-la, sendo bem mais plausível que esta se encontrava oculta à visão daquele.
20. Não é possível asseverar que o condutor não foi diligente, ou que poderia ter evitado a ocorrência se tivesse usado de maior cuidado, tal como não é possível asseverar qualquer facto relativamente ao exacto percurso e ao modo deste, e à posição da ofendida.
21. A decisão a quo incorre nos vícios previstos Das als. a) e c) do n.º 2 do art.º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não só po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considera que são todos os factos da acusação ... ), mas ainda por notório e manifesto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2. Em diversos passo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se refere que, relativamente a outros aspectos das declarações da ofendida, esta os “desconfirmou”, constatando-se que o tribunal aceitou uns mas já não os outros, sem que se entenda qualquer o critério para proceder a tal selecção.
23. Apenas se esclarece na sentença que o tribunal gerou a sua convicção com base no senso comum, o que se afigura uma forma eufemística de dizer que o fez por mera presunção, o que o Direito Penal não admite.
24. Detecta-se, por isso, na descrição que na sentença se faz no que à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ncerne, ain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víci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cita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5. Não foi sujeita a qualquer contraditório questão dos pressupostos do dever de indemnizar, quer quanto ao dano, quer quanto aos montantes.
26. O tribunal apenas se suportou na afirmação da testemunha (ofendida), o que se afigura insuficiente. Nenhuma outra prova foi produzida. Com a agravante, como dito, de que não houve contraditório relativamente a essa, como às demais questões concernentes à indemnização cível.
27. Termos em que, a reparação oficiosamente arbitrada e consequente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no seu pagamento é nula por falta dos pressupostos legais, imperativamente estatuídos no art.º 7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violou.
28. Ora, não tendo sido admitido o pedido da lesada, deduzido extemporaneamente e que deveria ter sido desentranhado dos autos, vê-se o recorrente sentenciado a pagar urna indemnização que não lhe competiria nem compete, «segundo os critérios -da lei civil» (art.º 74.º, n.º 1, al. c), sem possibilidade de, sem mais, exercer o seu direito de regresso sobre a seguradora, a qual não foi parte no processo, e sobre a qual não recai, por isso, efeito decorrente da sentença a quo.
29. E impensável que o processo penal atribua menos garantias que o processo civil, ainda que a respeito de questões de natureza cível que não eminentemente penal, por isso que a citada norma impõe que do julgamento resulte prova suficiente dos pressupostos e do quantitativo da reparação a arbitrar, segundo os critérios da lei civil.
30. Finalmente, indemonstrada que está a responsabilidade do recorrente no acidente dos autos, falece por decorrência a su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que, como aquela, não foi provada.
Termos em que, e nos mais de Direito aplicáveis, deve proceder o presente recurso e, por conseguinte, revogar-se a sentença recorrida, substituindo-se por outra que absolva o Recorrente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quem vem acusado, e, bem assim, da indemnização cível, assim se fazendo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recorrente invocou a incompetência do tribunal singular com argumento na imputabilidade ao recorrente dum crime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º. 138º do Código Penal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ao máximo de 10 anos.
2. O recorrente é acusado e punido pela prática dum crime de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por negligência p. e p. pelo alto. 142º do C.P.M. e do facto por resultar uma ofensa grave à integridade física da ofendida por forma a provocar a ofendida doença particularmente dolorosa ou permanente- conforme descrita no artº. 138º c) do mesmo diploma legal, razão pela qual o tipo está preenchido no nº. 3 do artº. -142º do C.P.M. que é punido corri pena de prisão até 3 anos ou com pena de multa.
3. Por a moldura penal do crime de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por negligência prevista no artº. 142º nº.3 do C.P.M. não seja superior a 3 anos de prisão, ao abrigo do artº. 12º nº, 1 c) do C.P.P.M., o julgamento é ainda da competência do Tribunal Singular.
4. Pelo exposto,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5. O recorrente invocou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argumentado que o Tribunal ao afirmar o recorrente tinha de responder à questão e depois impedi-lo de todo de falar, impondo-lhe o silêncio, violou as normas do artº. 29 da Lei Básica e artº 49º nº. 1 e nº. 2 e artº. 326º nº. 2 do C.P.P.M., e a conduta do tribunal constituiu uma forma de coacção sobre o arguido incorrendo na nulidade prevista no artº. 113º nº, 1 e nº. 2 d) e artº. 360º nº. 2 do C.P.P.M.
6. No presente caso, enquanto no início da audiência e julgamento, o tribunal a quo fez a identificação do arguido e informa o arguido de que tem direito a prestar declarações em qualquer momento da audiência, desde que elas refiram ao objecto do processo, sem que no entanto a tal seja obrigado e sem que o seu silêncio possa desfavorecê-lo, de acordo com as disposições previstas no artº. 323º e 324º nº.1 do C.P.P.M.
7. Em princípio, o recorrente respondeu voluntariamente as perguntas lhe dirigidas pela Mm. Juíz a quo, e depois da intervenção do ilustre defensor constituído do recorrente pela sugestão de não responder a esta questão, o recorrente optou-se ficar em silêncio, não responder a perguntas feitas por qualquer entidade sobre os factos que lhe imputados e sobre o conteúdo das declarações que acerca deles prestar.
8. Como tal, o recorrente exerceu voluntariamente o seu direito a silêncio, ninguém oprimiu-o a opção de não responder os factos que lhe forem imputados.
9. Salienta-se na continuação da audiência e julgamento, não se verifica o recorrente na manifestação da vontade de prestar declarações sobre o objecto do processo, mantendo-se em silêncio até ao fim.
10. Por outro lado, o Tribunal a quo não fez nenhuma intimidação como vem invocado pelo recorrente, tendo apenas informar ao ilustre defensor constituído caso continua interromper a audição do arguido, o tribunal irá participar à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
11. Como pode resultar,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violação dos direitos fundamentais consagrados nas normas da Lei Básica, nem dos direitos processuais do arguido previsto no código processual penal.
12.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13. O recorrente põe em causa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argumentando as provas produzidas na audiência, particularmente os depoimentos da ofendida e dos agentes da P.S.P., não sejam suficientes para o tribunal formar a convicção, omitido o tribunal determinar oficiosamente a reconstituição do facto ou a inquirição da testemunha no local da ocorrência, padecendo os vícios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o vício n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4. In casu, lido a sentença a quo, quanto aos factos provados, não se verifica a existência de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e direito nem do erro notório das provas. Quanto às provas, o Tribunal a quo já fez uma análise crítica das provas produzidas na audiência, cuja convicção se baseou.
15. Na verdade, a versão referida pelo recorrente é simplesmente os factos que devem ser dados como provados em conformidade com a convicção do recorrente. Certamente, o recorrente tinha a intenção de duvid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sendo notória violação do disposto do artº. 114º do C.P.P.M.
16. O recorrente põe-se a questão do tribunal a quo pel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por entender o tribunal a quo na selec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o com base na aceitação de algumas declarações da ofendida e não outras sem que haver qualquer critério para proceder tal selecção.
17. “Só exist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quando verifica a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bem como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e de decisão.”
18. No presente caso, conforme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não se verifique qualquer contradição como vem suscitado pelo recorrente, o Tribunal a quo já explicou pormenorizada acerca d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baseada. Mais uma vez, o recorrente tente entrar numa matéria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a no artº. 114º do C.P.P.M.
19. Não padece a sentença recorrida o vício suscitado pelo recorrente,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também ser rejeitado.
20. O recorrente suscitou a falta de contraditório ao tribunal a quo arbitrar oficiosamente a indemnização, violando o artº. 74º do C.P.P.M.
21. O tribunal a quo já assegurou no que concerne à produção de prova, o respeito pelo contraditório.
22. Repara-se que os atestados médicos da ofendida foram junto aos autos antes da realização de audiência e julgamento, de fls. 124 a 189 que o recorrente devia ter conhecimento.
23. Pelo exposto, não se verifique qualquer violação do artº. 74º do C.P.P.M., por se reunir todos os pressupostos legais,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 Excelências ç Venerandos Juízes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mantendo a sentença recorrida em íntegra.
Porém V. Excelências farão a habitual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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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2018 p.2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