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314/2020號
上訴人：Z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犯Z為共同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
- 《不法賭博制度》第13條第1款配合第15條、《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和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以及
- 《刑法典》第204條第2款b項配合第1款、第198條第1款a項、第196條a項和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和處罰的一項搶劫罪，
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5-19-0327-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 嫌犯Z被指控以共同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 《不法賭博制度》第13條第1款配合第15條、《刑法典》第219條第1款和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和處罰的1項「為賭博的高利貸罪」，罪名成立，判處九個月徒刑；
- 嫌犯Z被指控以共同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 《刑法典》第204條第2款b項配合第1款、第198條第1款a項、第196條a項和第6/2004號法律第22條所規定和處罰的1項「搶劫罪」，罪名成立，判處四年徒刑；
- 上述兩罪競合，合共判處嫌犯四年三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及
- 根據第8/96/M號法律第15條的規定，判處嫌犯禁止進入本特區所有賭場之附加刑，為期二年，在實際執行上述徒刑期間中止計算。
上訴人Z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Z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上訴人表示其並沒有聯同他人一起取去被害人的財物，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及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2. 在保持應有的尊重下，本院不認同上訴人的觀點。
3. 原審法院是綜合分析及審查各方面的證據，包括上訴人的聲明、證人的證言、卷宗內所載的書證，以及扣押物的審閱，進行綜合及客觀分析後形成心證。
4. 事實上，從已證事實，可以得知上訴人是透過他人介紹下出資借錢給被害人賭博，條件是需要在賭局贏出時抽取投注額的百分之二十作為利息，而在賭博過程中亦有不知明男子抽取被害人的利息及監視被害人賭博的情況。
5. 從卷宗第18頁的錄像可見，當時上訴人、涉嫌男子A、B、C、D在場提供協助，當中A及C負責抽取利息。
6. 該等人士無疑是與上訴人同伙：有人負責搭詘遊說被害人借錢賭博，有人負責出資，有人負責抽取利息，有人負責監視賭博，整個過程都顯示他們以分工合作的方式作出「為賭博的高利貸罪」的行為，即使他們之間互不認識亦然。
7. 從錄像可見，在賭博完結後，上訴人突然拉扯被害人，及使用雙手捉住被害。涉嫌男子C則捉住被害人的朋友X，以阻止被害人的朋友幫助被害人。之後，上訴人嘗試從被害人的口袋中取走籌碼但不果，更以暴力襲擊被害人，抓著被害人的雙手，任由涉嫌男子D搶去被害人身上的籌碼，涉嫌男子D將之交予涉嫌男子A，之後二人逃離職現場。
8. 因此，雖然影像中見不到上訴人指示涉嫌男子D取去被害人的籌碼，但不難發現他們的目的事實上是一致的，就是合力取去被害人身上、之前借款賭博的籌碼，並將之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
9. 雖然上訴人表示不認識該等人士，且表示沒有與他們合謀搶去被害人的財物，但從上述行為，我們可以得出，上訴人伙同其他人士，不但作出「為賭博的高利貸罪」的行為，也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搶去被害人的籌碼。倘若沒有上訴人的協助（暴力襲擊被害人及捉抓著被害人的雙手），涉嫌男子D根本無法取走籌碼。
10. 因此，原審法院是根據經驗法則及自由心證從而認定第16點及18點事實為已證事實，認定上訴人與他人以分工合作的方式作出案中作指的行為，當中並沒有明顯的錯誤，亦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11.綜上所述，本院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在上訴程序中，尊敬的檢察長提出了以下的法律意見：
“第一，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因一審法院認定控訴書第十六條控訴事實（“嫌犯明知道被害人當時剩下的籌碼有一半屬其本人所有，仍然透過上述方式意圖將其全部，且實際地將上述由男子D取走的該部份籌碼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和第十八條控訴事實（“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作出上述行為，意圖為自己及同伙獲取財產利益”）得以證明。
上訴人聲稱，案發時，其本人獲想取回由被害人持有的籌碼中屬上訴人所有的一半籌碼，為此，其按住被害人且不讓離開，但是，其他在場的不知名人士將被害人身上的籌碼取走並逃離現場。
為此，上訴人指謫一審法院認定其本人與其他不知名人士存在共同搶走被害人身上籌碼的共同故意，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在錯誤。
正如檢察官閣下在對上訴的答覆中指出，根據澳門的主流司法見解，“審查證據明顯錯誤”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法則，該等錯誤必須屬而易見，其明顯程度須為對之作出留意的普通人都不可能不發現（參閱終審法院第18/2002號、第16/2003號和第3/2004號合議庭裁判）。
本案中，一審法院於審議被控事實之時，審議了包括上訴人的庭審聲明、被害人的證言、證人張文照的供未來備忘的聲明筆錄以及於庭審播放的案發錄像等證明措施。
根據上訴人於庭審期間所作的聲明，上訴人曾多番主張被害人需交出一半籌碼才可離開，但被害人不同意，稱其無需交出一半籌碼，為此，在被害人準備離開之際，其用身體將被害人壓在沙發使其不能抗拒，同一時間，在場的數名不知名男子從被害人的褲袋取走籌碼。
上訴人聲稱其本人僅想從被害人身上取回屬於上訴人本人的一半籌碼。
正如檢察官閣下於對上訴的答覆所作的具體描述，庭審時播放的卷宗第18頁至27頁所指的案發場景像具體顯示上訴人以身體壓緊被害人身體，同時，在場人士從被害人褲袋取走籌碼並逃離現場。
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一十四條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評價證據，亦即，審判者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評價各種被審查及被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以此認定或否定相關待證事實。
正如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答覆所言，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意圖為其本人及同伙獲取財產利益，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以暴力取去受害人身上籌碼的行為，該一認定屬初級法院從多種證據方式進行合符邏輯的綜合分析而取得，其中，相關證據包括相關嫌犯的聲明、證人證言、觀看錄像記錄等系列證據方式。
為此，根據案中一審法院審議證據的方式，尤其考慮上訴人與數名不知名人士共同行事且後者在得手後逃去無踪的事實，我們認為，一審法院在認定控訴事實時並不存在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法則的錯誤必須屬顯而易見，相關證據認定的方式並無違反審判者依照自由心證原則，原審法院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評價各種被審查及被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並以此認定相關待證事實。
上訴人以其與案中其他涉嫌人不存在共同搶去被害人籌碼的共同意願為由，斷定一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就此，除了應有的尊重外，我們不得不說，上訴人在此僅以其本人指稱的事實表明其不認同法庭以自由心證認定的庭審事實而已。
為此，上訴人所謂判決書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並違反自由心證原則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第二，違反存疑歸益被告的原則
上訴人在其上訴狀中指出，一審法院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依時經驗法則認定上訴人與案中其他涉嫌人存在共同搶去被害人籌碼的共同意願，該一認定侵犯上訴人的辯護權並違反存疑歸益被告的原則。
眾所周知，根據存疑歸益被告的原則，法院在進行所有證據調查之後，倘仍就針對嫌犯被控的事實存在疑問，此時，法院應就事實認定作出對嫌犯有利的決定。
本案中，除了上訴人單方面指稱的無法證明上訴人與其他涉嫌人存在共同搶去被害人身上籌碼的共同犯罪故意外，根據一審法院對被控事實所作的庭審認定並在一審法院對證據的分析判斷的闡述中，法庭已具體列明對被控事實認定的理據和證據方法，我們認為，法庭對被控事實的認定並不存在證據不足的疑問情況。
故此，上訴人所謂法庭違反存疑歸益被告的原則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綜上所述，我們同意檢察官閣下在上訴答覆的立場，建議中級法院裁定上訴人Z的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上訴。”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19年6月19日凌晨約1時許，被害人W與一名男子B議訂以「配碼」的方式借款賭博，即被害人拿出一定數量的賭資，出借方則參照其金額按比例拿出相應金額借給其賭博。
2. 具體來說，被害人只需出資港幣二十萬元，便可獲取港幣四十萬元籌碼進行賭博，即對方以「配碼」方式借予被害人港幣二十萬元賭博；條件是每當賭局贏出，需抽取投注額的百分之二十作為利息。
3. 凌晨約1時49分，被害人來到XXX娛樂場XXX貴賓會，將港幣二十萬元現金交給男子B。
4. 凌晨約1時51分，男子B於上述貴賓會兌換了港幣四十萬元籌碼後交給被害人開始賭博。
5. 上述籌碼中的一半是由嫌犯Z提供的港幣二十萬元現金兌換得來，且其出資時清楚知道是用作借予他人賭博和其借款條件，出資的目的是從上述抽取利息的行為中獲利。
6. 賭博過程中，男子B和其他不明男子分別在被害人的附近負責抽取利息和監視情況。
7. 凌晨約2時59分前，嫌犯亦來到上述貴賓會監視被害人賭博。
8. 凌晨約3時08分，被害人停止賭博，拿着睹剩的港幣十九萬四千三百五十元籌碼到貴賓會休息區休息。
9. 賭博過程中，被害人被抽取了一定量的籌碼作為利息。
10. 其後，被害人與之後到場的朋友X傾談後決定停止賭博，並在與嫌犯等人討論如何處理期間將上述籌碼放入褲袋。
11. 此時，嫌犯要求被害人交出全部籌碼，並在遭拒後用雙手抓住他的雙手，用身體將他壓在沙發上令其不能抗拒，而上述在場的一名不明男子D則藉機從其褲袋裏取出港幣十八萬元籌碼交給另一名男子A。
12. 同時，上述在場的一名不明男子C拉住X，阻止他前往協助被害人。
13. 在上述爭執期間，被害人試圖反抗嫌犯過程中，被後者拉扯導致左手損傷。
14. 在警方到場前，上述各不明男子已逃離現場，唯嫌犯被保安員截獲。
15. 另一方面，嫌犯乃於2019年3月在珠海以乘船方式繞過邊檢進入澳門，自此一直在這裏逗留至案發時。
16. 嫌犯明知道被害人當時剩下的籌碼有一半屬其本人所有，仍然透過上述方式意圖將其全部，且實際地將上述由男子D取走的該部份籌碼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
17. 2019年7月12日前，嫌犯已向被害人歸還上述被取去財物中屬其的部份（見第140頁）。
18. 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作出上述行為，意圖為自己及同伙獲取財產利益。
19.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在庭上還證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並非初犯，有以下刑事紀錄：
- 於2019年4月6日，於CR5-17-0387-PCS號卷宗內，因觸犯為賭博的高利貸罪，判處七個月徒刑，暫緩執行刑罰，為期一年，判處禁止進入本特區所有賭場之附加刑，為期兩年。判決已於2018年4月26日轉為確定。該案因緩刑期屆滿而消滅。
- 證實嫌犯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 嫌犯於聲稱具有小二的學歷，每月收入人民幣七千至八千元，需供養父母、妻子及一名未成年人。
未證事實：
- 本案不存在與控訴書已獲證明之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就原審法院判處其以共犯方式觸犯搶劫罪的決定部分提起上訴，認為原審法院認定嫌犯僅為了拿回受害人持有的屬於嫌犯的一半的籌碼的行為以及認定沒有實際進行強回籌碼的行為的上訴人與其他嫌犯具有共同的搶劫故意的決定，並根據存在疑問以及所根據的證據不足而認定的第16、18點事實為已證事實的決定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以及違法存疑利益歸被告以及無罪推定的原則。
我們看看。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的問題，眾所周知，“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2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及被調查證據的證明力，以認定或否定待證事實。
根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實際上，上訴人所主張的明顯是一個法律問題，其對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所發生的經過並沒有表示不同意，而僅僅是原審法院所得出的“嫌犯明知道被害人當時剩下的籌碼有一半屬其本人所有，仍然透過上述方式意圖將其全部，且實際地將上述由男子D取走的該部份籌碼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以及“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作出上述行為”的結論並判處其觸犯搶劫罪的決定表示不同意而已。
一方面，我們認為，上訴人所質疑的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第16、18點事實（“16.嫌犯明知道被害人當時剩下的籌碼有一半屬其本人所有，仍然透過上述方式意圖將其全部，且實際地將上述由男子D取走的該部份籌碼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18.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作出上述行為，意圖為自己及同伙獲取財產利益”）屬於結論性事實，而其中的結論是否成立，法院完全可以以其他事實為基礎進行推論然後得出結論，即對嫌犯將一半屬於受害人本人的籌碼通過使用暴力方式據為已有的事實進行法律適用，以決定嫌犯的刑事是否觸犯搶劫罪，以根據嫌犯以及不知名認識的行為是否就搶劫行為存在共同的犯意進行對事實的解釋然後得出結論的。
由於上訴人主張其沒有實際參與搶走籌碼的行為，不存在共同犯意，如果這部分理由成立將令第一個理由成為沒有必要審理。因此，我們先看看嫌犯的行為是否屬於與其他嫌犯具有共同犯意的共同犯罪，然後在看看搶回一半屬於自己的籌碼的行為。
我們知道，共同犯罪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每個共犯具有對犯罪行為的共同協議的意志和犯罪的認知。正如Cavaleiro de Ferreira教授認為的，相對犯罪而言，共同正犯（包括間接正犯及從犯）均具從屬性質。對每一參與人的歸罪取決於第三人作出的事實。對於同樣實施了部分犯罪的共同正犯而言，如無另一共同正犯實施前者實行的犯罪的其中一部分，則該共同正犯也就不告存在，兩個犯罪人的活動（共同）構成了犯罪之法律概念。”3
也就是說，每一個嫌犯的行為都因共同的意志聯繫在一起，對所有共犯的行為共同承擔刑事責任，只是依照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各自罪過程度分別承擔罪責。而只有在某一嫌犯的行為沒有上述的對犯罪的從屬性，而是顯示為獨立意志的行為，才不屬於共同犯罪。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已經證明了嫌犯與身份不明人士作出賭場的高利貸行為的共同協議和共同的意志，每一個人的行為都具有從屬性，而不具有獨立性，這是毫無異議的。至於“搶劫”（在審理下一個問題之前暫且以此名稱表述，並不視為已經定性）行為的發生，雖然，它相對於為賭博而為的高利貸的行為具有獨立性，本來不屬於原來的（為賭博而為的高利貸）共同犯意，但是，在嫌犯上訴人決定“搶回”受害人手中持有的籌碼，而“要求被害人交出全部籌碼，並在遭拒後用雙手抓住他的雙手，用身體將他壓在沙發上令其不能抗拒”的時候，繼而“上述在場的一名不明男子D則藉機從其褲袋裏取出港幣十八萬元籌碼交給另一名男子A”，這些人已經形成了獨立於原來的為賭博為進行的高利貸的共同犯意的另外的共同犯意。正是由於不明身份人的“從其褲袋裏取出港幣十八萬元籌碼交給另一名男子A”的行為，即使上訴人沒有事實實際的搜去籌碼的行為，其行為對於新的共同犯意而言，也不具有獨立性的行為，嫌犯仍然需要對搜取籌碼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
那麼，我們在看看上訴人涉及的搶回屬於自己一半的籌碼的行為。
正如終審法院於2018年4月25日在84/2017上訴案中所作出的統一司法見解（載於2018年5月14日第20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一組）所指出的，“盜竊罪和搶劫罪中的竊取是使物品脫離其原本之持有者或擁有者的實際控制，並進而為違法行為人所控制的行為”，根據已證事實所顯示的，上訴人以及其他不知名人士合力搶走受害人口袋中的籌碼，並逃之夭夭，即使其中一半籌碼屬於行為人的，甚至正如已證事實所認定的：“2019年7月12日前，嫌犯已向被害人歸還上述被取去財物中屬其的部份（見第140頁）”，都毫無疑問行為人的行為已經足以被認定為以暴力使他人的物品脫離其原本之持有者或擁有者的實際控制，並進而為違法行為人所控制的行為。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本案審理強制措施的前提的上訴時候（見中級法院第859/2019號上訴案，本卷宗附件A）已經對上訴人的行為作出了屬於搶劫行為的認定，我們仍然維持這種理解。
基於此，上訴人的行為明顯屬於以共同犯意而觸犯了搶劫罪，原審法院的定罪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因此，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完全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被上訴的判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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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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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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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não se pode conformar com o decidido, apontando à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com a ressalva do profundo respeito que é devido, 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oduzi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1 e 2., alínea c) do CPP.
2. 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deu por provados os factos da acusação nomeadamente: 16.嫌犯明知道被害人當時剩下的籌碼有一半屬其本人所有，仍然透過上述方式意圖將其全部，且實際地將上述由男子D取走的該部分籌碼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18.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作出上述行為，意圖為自己及同伙獲取財產利益。
3. Em audiência, o arguido menciona que confessa os factos relativamente ao crime de usura para jogo, referindo envolveu nos factos acusados em relação à usura, mas não ao roubo, o Arguido declarou especialmente que emprestou ao Ofendido, o montante de HKD$200,000.00, o qual depois de adicionar aos seus HKD$200,000.00, conseguiu obter as fichas no valor de HKD$400,000.00 para jogar.
4. Da leitura dos dados que se recolheram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 única condição estabelecida foi que seria cobrado uma percentagem de 20% dos montantes apostados, sempre que ganhasse, mas caso perdesse, esse montante não seria cobrado, sendo que o Ofendido não precisaria de devolver qualquer montante.
5. O próprio Ofendido assim o confirma.
6. Por outro lado, conforme é referido na própria sentença o Ofendido alegou que não foi assinada qualquer declaração de mútuo: “當時被害人沒有簽立借據”.
7. No entendimento do Arguido, conforme explicou, se o Ofendido parasse de jogar, o Arguido teria direito a receber metade do que sobrasse, uma vez que o Arguido tinha disponibilizado o montante de HKD$200,000.00 para ser usado para jogar, juntamente com os HKD$200,000.00 do ofendido. Ora, se o Ofendido parasse de usar esse montante para jogar, significaria, que teria que devolver na proporção, ou seja metade do que sobrasse.
8. Estes elementos apesar de terem sido dados como confessados, como fazendo parte do crime de usura, são importantes de serem analisados em concreto, para se perceberem as pormenores e circunstâncias em que o Arguido desenvolveu psicologicamente o seu comportamento iroso contra o Ofendido, quando este parou de jogar repentinamente.
9. O Arguido, no seu entendimento, concluiu que metade das fichas que o Ofendido detinha lhe pertenciam, pelo que quando agarrou o Ofendido para lhe retirar a sus parte das fichas, não era com intenção de retirar nada que fosse do Ofendido, mas sim que pertencia ao Arguido.
10. Aliás, o Arguido salientou que informou o Ofendido que só podia sair do local depois de entregar a metade das fichas, que entendia que lhe pertenciam, mas o Ofendido rejeitou. E quando viu que o Ofendido planeava sair do local, ocorreu a situação que se conseguiu visualizar muito bem nos vidos exibidos em Audiência, em que o Arguido agarrou as mãos do Ofendido com as mãos e o aperta contra o sofá, de modo a que o Ofendido cedesse e lhe entregasse as fichas que lhe pertenciam.
11. O Arguido declarou em Audiência que não pretendia retirar do ofendido todas as fichas, era sua intenção apenas retirar aquela que considerava a sua pare, conforme é referido na própria sentença, mas como se poderá facilmente entender, de forma a conseguir dividir e obter a sua parte, tinha primeiro que obter o “todo”.
12. Pelo que a intenção nunca foi de retirar o que não lhe pertence, mas sim retirar a parte que lhe pertence, sendo certo que escolheu a forma errada de o fazer, ou seja, através da violência.
13. O que aconteceu foi que um indivíduo desconhecido “D” no local, e o “D” entregou as fichas ao outro homem “A”. Ao mesmo tempo, os suspeitos desconhecidos, que tinham sido vistos com Arguido foram quem, aproveitando-se do facto do Arguido estar a agarrar no ofendido, retiraram as fichas e fugiram do local.
14. Alias, quer o Arguido como o ofendido ficaram de tal foram surpresos com a situação que tentaram perseguir os suspeitos, mas sem sucesso, regressando depois juntos para tentarem resolver a situação. E o próprio ofendido assim o confirmou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15. Apesar de naquele momento não terem conseguido resolver a situação, o Arguido não saiu do local, mesmo sabendo que o Ofendido tinha chamado a polícia, pois no seu entendimento, havia um mal entendido, pois ele só queria o que entende lhe pertence, nada mais.
16. E o que é certo é que o próprio ofendido, depois de discernir sobre a situação, concordou com o entendimento do Arguido, aceitando que este lhe compensasse em apenas metade o valor das fichas que tinham sido roubadas pelos suspeitos desconhecidos. Conforme se pode verificar através das declarações do Ofendido.
17. Ora, apesar do Arguido não ter retirado as fichas do Ofendid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dena o Arguido pelo crime de roubo por considerar que: “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法庭根據經驗法則，根據嫌犯的聲明、被害人及各證人的證言和案中存在的文件證明，其中包括警方進行的調查措施、相關扣押筆錄和翻閱賭場光碟的筆錄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分析並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本案中，綜合上述證據，嫌犯和被害人之說法大致相同，但亦有相異之處，經結合錄影片段，客觀上的確反映了嫌犯和在場涉嫌人一起作出搶碼的行為，而且，搶碼的過程亦顯示有暴力，再者，嫌犯自辯知道被害人當時剩下的籌碼有一半屬其本人所有，但仍然透過上述方式搶去被害人的全部籌碼，且實際地透過同伙取走的該部分籌碼，並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可見，卷宗證據充分認定了嫌犯被指控的罪名。”
18.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que é devido, não se pode concordar com este entendimento. Pois, apesar de se entender que para haver uma co-autoria no crime de roubo não é necessário que todos os agentes subtraiam o bem ou exerçam meios de coacção, no entanto, deverão todos ter o domínio do facto, ou seja, ter decidido e planeado a acção em conjunto.
19. E conforme se pode verificar através das imagens, o único elemento que une o Arguido com os demais suspeitos são as imagens em que aparecem juntos no casino.
20. Contudo, daí não se retira que os mesmos actuem em conjunto, principalmente no que diz respeito ao crime de roubo pelo qual foi condenado.
21. O próprio Arguido declarou que apenas conhecia alguns deles. E mesmo que não se acredite na versão do Arguido de que também ele e o ofendido – surpresos quando os suspeitos retiraram as fichas do ofendido e fugiram – saíram em perseguição dos suspeitos, mas sem sucesso.
22. Outro aspecto a ter em consideração, foi o facto do Arguido não ter fugido e ter ficado com o ofendido para resolver a situação, tendo inclusivamente telefonado para a sua mulher a fim de tentar compensar o ofendido, uma vez que não era a sua intenção de gerar aquela situação, mas sim ser justo na aposta.
23. Razão pela qual, o Recorrente entende que os elementos dos autos são insuficientes para concluir que houve um conluio entre o Arguido e os demais suspeitos e condenar o Arguido pelo crime de roubo, quando este nunca teve qualquer intenção de retirar algo que lhe fosse alheio. O Arguido apenas tinha intenção de retirar a sua parte que entendia que lhe pertencia, conforme aliás, veio o Ofendido atestar e confirmar, desistind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contra o Arguido, depois de ter recebido apenas a sua quota parte de metade das fichas remanescentes, conforme entendimento do Arguido.
24. Sendo de referir que o Arguido assim compensou o Ofendido pois, apesar de não ter recuperado o seu dinheiro, entende que foi ele quem acabou por gerar esta situação de violência que acabou por proporcionar aos suspeitos desconhecidos retirarem as fichas do ofendido.
25. Pelo que na perspectiva do Recorrente, não existem elementos suficientes para se darem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de que: “嫌犯明知道被害人當時剩下的籌碼有一半屬其本人所有，仍然透過上述方式意圖將其全部，且實際地將上述由男子D取走的該部分籌碼據為自己或同伙所有。” e “嫌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作出上述行為，意圖為自己及同伙獲取財產利益。”
26. Inclusivamente o própria testemunha, amigo do Ofendido, referiu que viu os suspeitos retirarem as fichas ao ofendido, mas não sabe dos detalhes sobre a distribuição das fichas.
27. Por outro lado, a própria testemunha Y, referiu no seu relatório de fls. 51 dos autos que: “經翻閱嫌犯Z上述手提電話內未能發現任何有助本案調查取證之用的資料存在。”
28.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o douto Tribunal deu injustificadamente como provado estes factos, conclusão a que se tem forçosamente de chegar face à mera consideração das provas indicadas tais como, (i) as imagens em que o Arguido aparece junto com os suspeitos, (ii) os vídeos visualizados em Audiência que mostra que os suspeitos fogem e que o Arguido e o Ofendido, surpresos com o que se passa resolvem persegui-los, (iii) bem como o facto do Arguido ter compensado em metade o Ofendido, a fls. 140 dos autos e (iv) as declarações do Ofendido que atesta que já compreendeu a posição do Arguido, que aceitou receber apenas metade, por assim concordar com esse entendimento e ainda que ambos tentaram perseguir os suspeitos mas não conseguiram alcança-los, tendo dois regressado ao local inicial para tentar resolver a situação (ou seja, o arguido não fugiu do local) e que serviram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29. Ora,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que esta foi a prova que serviu de base à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o âmbito sobre que a mesma incidiu,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cluir que nenhuma convicção se poderia ter formado sobre o facto imputado na acusação de o Arguido actuou em conluio com os demais suspeitos e que era sua intenção retirar as fichas todas ao Ofendido, pois o depoimentos do próprio ofendido refere que o Arguido insistia que queria apenas metade das fichas, mas o ofendido é que não concordava com aquele entendimento, pelo que estamos perante um vício de erro de direito por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da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por violação por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e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mo tal previsto no art.º 400º, nº 1 e nº 2, do CPP, não sendo por isso possível dar como provado factos relativamente aos quais não foi feita prova bastante e que, por isso, deveriam ser considerados não provados, não havendo, portanto, as premissas para concluir que o Recorrente praticou um crime de roubo.
30. O julgador pode, à luz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da sua livre convicção, retirar dos factos conhecidos as ilações que surjam como evidentes ou razoáveis, tornando-as como factos provados, pois nada obsta ao funcionamento da presunção judicial coo meio de prova, observadas que sejam as necessárias cautelas. Contudo, essas presunções não devem permitir “lacunas” ou ausência de premissas indemonstradas para a formação da conclusão, não podendo por isso colidir com 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31. No presente caso, o único meio de prova que tenta suportar a conclusão e o facto do Arguido ter compensado metade do valor das fichas retiradas ao ofendido. Contudo, já se explicou o motivo pelo qual o fez.
32. Pelo que a posição do douto Tribunal a quo, ao recorrer a dados da experiência comum para retirar conclusões sobre determinados factos provados, que se mostram duvidosas, presuntivas e falíveis, denuncia uma arbitrariedade do procedimento de prova, representando uma violência para o direito de defesa d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constituindo um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não se podendo considerar factos relevantes para a decisão, os que, apesar da actividade probatória do Tribunal, não possam considerar-se completamente subtraídos à dúvida razoável do Tribunal, desfavorecendo a posição do Arguido.
33. Pelo que na esteira do princípio basilar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que rege o nosso sistema jurídico, a única solução juridicamente aceitável tinha de passar por não se darem como provados os artigos 16 e 18 da douta acusação.
34. Pelos fundamentos aqui expostos, afigura-se ter incorrido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devendo, consequentemente, ser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na qual se absolva o arguido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roubo.
Termos em que, tendo por base as questões equacionadas e as razões e os fundamentos apresentados e contando, sempre, com 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alterada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nos termos equacionados, devendo dar-se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descritos nos artigos 16 e 18 da douta acusação, relativamente aos quais não foi feita prova bastante, e consequentemente, concluir que o Recorrente, na esteira do princípio basilar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que rege o nosso sistema jurídico e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não praticou o crime de roubo, devendo o douto acórdão ser revogado e substituído por outro na qual se absolva o arguido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roubo.
2 參見終審法院2001年3月16日第16/2000號卷宗中的合議庭裁判。
3 摘自《Direito Penal》，1962年版，第2卷，第3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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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314/2020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