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 上訴案第357/2020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在第CR1-04-0140-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329條所規定及處罰的「誣告罪」，於2005年5月13日判處7個月徒刑，緩刑期18個月。
- 其後，在第CR1-05-0178-PCS號卷宗內，因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以及一項同一法律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於2007年2月1日經與上述CR1-04-0140-PCS號卷宗作刑罰競合，判處兩年徒刑，緩刑3年執行，並須支付三名被害人分別支付澳門幣650元、澳門幣2,300元以及澳門幣3,200元財產損害賠償。
- 在第CR2-07-0209-PCC號卷宗內，因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於2009年7月2日判處一年實際徒刑，並須支付予兩名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分別為澳門幣2,200元及澳門幣2,800元財產損害賠償。有關判決於2011年12月16日轉為確定，相關刑罰於2010年11月26日服畢。
- 於2011年6月29日，在初級法院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編號第CR2-10-0221-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2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殺人罪」，經與上述第CR4-04-0036-PCS號(原編號為CR1-04-0140-PCS號)及第CR1-05-0178-PCS號卷宗作刑罰競合，被判處十五年實際徒刑。
被判刑人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於2011年9月29日中級法院裁定駁回其上訴。
被判刑人不服上訴至終審法院，於2011年12月6日終審法院裁定上訴部分勝訴，針對其被判處的「殺人罪」，改判為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38條d項及第139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完整性致死罪」，經作刑罰競合後，判處十二年實際徒刑之一刑罰。
- 在2012年2月1日，在初級法院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編號第CR1-09-0278-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經與上述第CR2-10-0221-PCC號卷宗內各自判處的徒刑進行競合處罰，合共被判處十二年三個月實際徒刑，並須支付予被害人澳門幣2,000元之財產損害賠償
- 結合上述第CR1-09-0278-PCC號、第CR2-10-0221-PCC號、第CR1-05-0178-PCS號、第CR4-04-0036-PCS號(原編號為CR1-04-0140-PCS號)，以及第CR2-07-0209-PCC號卷宗之刑罰，被判刑人合共須服十三年三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8月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8年3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07-12-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0年3月6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尊敬的原審法院認為因未能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所規定的要件，否決上訴人的假釋聲請。
2. 除了表示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對被上訴批示不服，認為否決假釋的決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瑕疵。
3. 為了訴訟上的慎重性，亦簡要地論述《刑法典》第56條第1款及第1款a項所規定的形式要件及對特別預防的實質要件。
4. 由於上訴人服刑時間已達三分之二及超過了六個月，故滿足了給予假釋的《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的形式要件。
5. 關於《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假釋的特別預防的實質要件方面，執行徒刑期間被判刑人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為是否給予假釋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6. 任何人都不能絕對否定被判刑人沒有改過自新的可能性，不管被判刑人的犯罪性質為何。
7. 根據本案的已證事實，上訴人是初次入獄。
8. 根據監獄的紀錄，上訴人屬信任類及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自2012年最後一次違規後8年內未曾再違反過獄規。
9. 上訴人於2017年10月開始參加樓層清潔的職訓，亦有報名參加工作坊及曾參與舞獅班。
10. 上訴人出獄後在家人及朋友幫助下穩定工作，努力承擔作為兒子及父親的責任，照顧父母、兒子及被害人的父母，而且一直由母親替其儲蓄，待出獄後以此筆金錢的全部以及日後工作所得薪金的一半彌補被害人的家人，並希望得到他們的原諒。
11. 而且，在卷宗所載的假釋報告中，技術浿認為上訴人的服刑態度有正向轉變能重新與社會接軌，而澳門懲教管理局路環監獄獄長表示同意上訴人假釋。
12. 從以上種種情節，可以顯示上訴人是已經改過自身，人格方面明顯有正面的進步，而即使出獄後重投社會，亦必定努力工作，積極彌補自己的過錯，盡力履行社會及家庭責任，如此可以合理相信，上訴人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與特別預防相關的)實質要件亦已獲得滿足。
13. 關於被上訴批示中認為上訴人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所規定的(與一般預防相關的)實質要件—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現作出如下論述。
14. 必須指出，假釋的目的是為了使被判刑人能回歸社會（又或稱再社會化，ressocialização）。
15. 刑法的威懾力從法院對犯罪分子判刑之時，已經足以對社會大眾產生警誡作用。
16. 而對於是否給予假釋，不應該以服刑人士被判刑時所採用的一般預防標準，而是按照被判刑人現時所表現的狀態以及一般社會大眾的意見，提前釋放被判刑人是否能被現今的社會大眾所接受。
17. 在本案，上訴人自2009年5月9日被羈押於澳門監獄至今已10年10個月，餘下刑期約為2年5個月。
18. 這次已經是上訴人第三次申請假釋。
19. 面對先前兩次假釋申請的失則，上訴人仍然不放棄，努力在監獄服刑及改進自己。
20. 上訴人在出獄後將以多年家人 為其存下的儲蓄彌補被害人的親屬，努力獲得他們的原諒，以及承諾努力工作履行作為兒子及父親的責任。
21. 由此可見，無論在上訴人服刑時間、服刑行為及人格演變方面,都可以顯示能夠沖淡其先前犯下的罪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社會大眾均會相信上訴人已獲得足夠的教訓。
22. 上訴人亦擬定好出獄後與家人一起生活以及從事正當的工作，可以預見其再次犯罪的機會低微。
23. 結合上文所提及的其他有利的事實，可顯示若給予上訴人假釋，一般社會大眾都能夠接受其重新融入社會，而且，其釋放亦不會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即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所規定的實質要件。
24. 因此，從卷宗資料已可充分顯示上訴人的個案已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所規定的要件，被上訴批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違反法律的瑕疵。
25. 作為補充，面對給予積極面對過錯及改善自己的服刑人假釋的機會，是對所有服刑人士的一種鼓勵。＇
26. 上訴人的母親已經64歲，年近退休年齡，提前釋放上訴人可以減輕家人的經濟及心理負擔，另外亦可讓其彌補自己所犯下的過錯及承擔應負之責任。
27. 基於此，謹請 法官閣下對上訴人的情況給予慎重考慮，給予上訴人假釋的機會。
綜上所述，被上訴批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瑕疵，從卷宗資料及上文提及的事實情節已可充分顯示上訴人的個案已滿足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的全部要件。
謹請尊敬的 中級法院法官閣下廢止被上訴批示，並根據《刑法典》第56條第1款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認為應判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並建議維持原審法庭之裁判。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在第CR1-04-0140-PCS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329條所規定及處罰的「誣告罪」，於2005年5月13日判處7個月徒刑，緩刑期18個月。
- 其後，在第CR1-05-0178-PCS號卷宗內，因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以及一項同一法律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於2007年2月1日經與上述CR1-04-0140-PCS號卷宗作刑罰競合，判處兩年徒刑，緩刑3年執行，並須支付三名被害人分別支付澳門幣650元、澳門幣2,300元以及澳門幣3,200元財產損害賠償。
- 在第CR2-07-0209-PCC號卷宗內，因觸犯兩項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於2009年7月2日判處一年實際徒刑，並須支付予兩名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分別為澳門幣2,200元及澳門幣2,800元財產損害賠償。有關判決於2011年12月16日轉為確定，相關刑罰於2010年11月26日服畢。
- 於2011年6月29日，在初級法院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編號第CR2-10-0221-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2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殺人罪」，經與上述第CR4-04-0036-PCS號(原編號為CR1-04-0140-PCS號)及第CR1-05-0178-PCS號卷宗作刑罰競合，被判處十五年實際徒刑。
被判刑人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於2011年9月29日中級法院裁定駁回其上訴。
被判刑人不服上訴至終審法院，於2011年12月6日終審法院裁定上訴部分勝訴，針對其被判處的「殺人罪」，改判為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38條d項及第139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完整性致死罪」，經作刑罰競合後，判處十二年實際徒刑之一刑罰。
- 在2012年2月1日，在初級法院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編號第CR1-09-0278-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經與上述第CR2-10-0221-PCC號卷宗內各自判處的徒刑進行競合處罰，合共被判處十二年三個月實際徒刑，並須支付予被害人澳門幣2,000元之財產損害賠償
- 結合上述第CR1-09-0278-PCC號、第CR2-10-0221-PCC號、第CR1-05-0178-PCS號、第CR4-04-0036-PCS號(原編號為CR1-04-0140-PCS號)，以及第CR2-07-0209-PCC號卷宗之刑罰，被判刑人合共須服十三年三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0年8月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18年3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0年2月13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上訴人A第三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0年3月6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和看書，亦會參加講座活動。雖然沒有參加回歸教育課程，但有參加清潔樓層職訓。上訴人於2011年9月5日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七十四條第p)項，而被處罰普通囚室隔離7日及剝奪放風權利2日。於2012年2月24日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七十四條第d)項，而被處罰普通囚室隔離5日及剝奪放風權利2日。之後，再沒有違紀事情發生。上訴人在獄中被列為“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
本次為上訴人的第三次假釋程序，監獄長對上訴人的提前釋放作出了肯定的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然而，正如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誠然，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另一方面，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但是，上訴人所觸犯的多項罪名，犯罪的一般預防的提高並不僅因為此犯罪的嚴重性，同時也因為這類犯罪，尤其是嚴重傷人致死罪，給受害人及其家庭所帶來的心理衝擊，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澳門這個社區來說，就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以及在衡量上訴人的獄中表現所能夠消除其犯罪行為對澳門的社會法律秩序的破壞的消極影響方面，至少到目前為止，提前釋放確實仍然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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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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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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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Inconformado com a decisão do indeferimen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xarado pela Mtm. J.I.C., datado de 06/03/2020, o recluso A vem recorrer para o Tribunal da 2ª Instância, invocando a violaçã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se vislumbrar violação da norma ora invocada.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de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Permitimo-nos mencionar desde já a condição da concessão de liberdade condicional interpretada pelo ilustre Tribunal Colectivo do T.S.I., encontrando-se recentemente nos Proc.s nºs 418/2013 e 399/2013, ambos de 11/07/2013: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é de conceder caso a caso, dependendo da análise da personalidade do recluso e d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ortemente indiciador de que o mesmo vai reinserir-se na sociedade e ter uma vida em sintonia com as regras de convivência normal, devendo também constituir matéria de ponderação, 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E relação de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o Pro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ensinou-nos assim: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850).
Além do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o Prof. não deixou de afirmar a obrigação de respeitar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positiva, pois pode “…… o reingresso do condenado no seu meio perturbar gravemente a paz social e pôr assim em causa as expectativas comunitárias na validade da norma violada. Por outro lado, da aceitação do reingresso pela comunidade jurídica dependerá, justamente, a suportabilidade comunitária da assunção do risco da liberação que, como dissemos, é o critério que deve dar a medida exigida de probabilidade de comportamento futuro sem reincidência.”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850).
In casu, formulou um parecer o Sr. Director do Estabelecimento Prisional de prognose social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No entanto, parecer este, não tem a concordância do Tribunal recorrido, tendo em conta a instabilidade do desenvolvimento da personalidade do recorrente, bem como o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bom depois do registo de 2 punições disciplinares durante os anos de 2012 que se configura na desconfiança do Tribunal recorrido quanto à reinserção social dentro de um espírito de responsabilidade do recorrente. (cfr. fls. 279 a 282).
A ressocialização do condenado não é o único pressuposto material a ter em consideração para efeitos de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ora em causa.
Pesem as melhorias no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nos últimos 7 anos e as perspectivas favoráveis de reinserção social, por razões de prevenção ger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gravidade do crimes de ofensa grave a integridade física, de burla, de abuso de confiança, de furto, e de Denúncia Caluniosa, cometidos pelo recorrente e a sua personalidade, pesando ainda, 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caso concreto e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o seu longo cadastro, o seu comportamento em reclusão em termos globais, concluímos que até ao momento existem razoes para crer qu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e, consequentemente, provocar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Tudo ponderado, é de considerar não estar verificado o requisit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º 56º, do C.P.M., não devendo conceder-s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rmos em que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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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357/2020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