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430/2020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18年7月24日,在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4-18-0058-PCC號卷宗內,因觸犯:
- 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由第8/96/M號法律第6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欺詐性賭博罪」而每項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刑;
- 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相當鉅額詐騙罪」而被判處2年9個月徒刑;
- 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以及同一法典第21條第1款及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和處罰的「相當鉅額詐騙罪」而被判處1年徒刑。
- 四罪競合,囚犯合共被判處4年實際徒刑,並須與同案其他被判刑人以連帶責任方式向被害人支付人民幣400,000元之賠償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7月20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3月20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44-19-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0年3月20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2020年3月20日所作批示否決了上訴人之假釋申請。除了對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之批示保持應有及必要的尊重外,本上訴針對上述批示以違反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為依據而提起。
2. 根據上述條文規定及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之多個裁決中,可得悉是否給予假釋取決於有關的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是否同時成立(例如中級法院合議庭在卷宗編號1019/2010、319/2010、665/2014所作之裁決)。
3. 形式要件方面,在第CR4-18-0058-PCC號刑事卷宗,上訴人因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欺詐性賭博罪」、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相當鉅額詐騙罪及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一項相當鉅額詐騙罪,四罪競合,被判處4年實際徒刑,及後上訴人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即上訴人合共須服4年實際徒刑。上訴人的刑期將於2021年7月20日屆滿,並已於2020年3月20日服滿申請假釋所取決的三分之二刑期。毫無疑問,至目前為止,上訴人絕對符合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假釋之形式要件。
4. 實質要件方面,是指在綜合分析了被判刑者的整體情況,並考慮到犯罪的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需要後,法院在被判刑者回歸社會及假釋對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的影響兩方面均形成了對其有利的判斷,而各國的法律學者及本澳之司法見解均認為,現今刑罰之目的有兩者:第一是一般預防,第二是特別預防(例如尊敬的中級法院第1019/2010、319/2010、665/2014合議庭裁判)。
5. 對於特別預防方面,從下述上訴人入獄前與入獄後人格的轉變,便可得知該刑罰已對其產生作用,令其在服刑後不再作出犯罪行為。
6. 本次為上訴人首次入獄,在本案發生後沒有再因涉及其他犯罪而被調查、起訴及判罪。
7. 自2018年7月至今,上訴人在獄中已接受了超過2年半之刑罰。根據路環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社會援助及心理支援小組技術員撰寫的假釋報告,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申請參與木工、印刷和車輛維修噴油職訓,並在囚倉內堅持運動,並參與非政府組織在監獄舉辦的基督教活動、戒煙控煙講座和假釋講座。此外,根據上述報告,上訴人沒有違規記錄,行為表現良好及合作,懂得處理個人情結,堅守守法行為,並按技術員與上訴人訂立的服刑計劃善用獄中餘暇自我增值,除了閱讀報章定期寫讀後感外,亦有向監獄申請參與職訓活動及消閒活動,在重返社會方面,上訴人已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獲得工作機會,同時,他在過去有駕駛工作的經驗,故對於重返社會後以踏實和守法的方式生活表示有信心,對假釋抱持期望的態度。上訴人用行動實際地表現其改過自身之決心,並為重返社會做好準備。
8. 路環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社會援助及心理支援小組技術員在假釋報告(參見假釋卷宗第15頁,粗體由本人加上〉對是次假釋聲請建議批准假釋。根據路環監獄保安及看守處報告,上訴人的分類為信任類(Confiança),其行為的總評價為良(Bom),且指出上訴人行為良好,表現可予接受。(參見假釋卷宗第8頁,粗體由本人加上)。路環監獄獄長於其意見亦提出建議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參見假釋卷宗第7頁)。
9. 不能否定的是,在上訴人服刑期間,除上訴人本人外,最清楚上訴人在入獄前後人格是否出現轉變之人非負責上訴人之監獄人員莫屬,因此可以說上述監獄技術員撰寫之報告、保安及看守處報告及獄長之意見最能從客觀角度上分析刑罰是否對上訴人產生足夠的阻嚇作用,令其知悉犯罪之後果及嚴重性,使其出現人格轉變,日後不再作出任何犯罪行為。
10.故此,通過監獄技術員之報告、處長之意見及獄長意見,可證明上訴人是其有滿足特別預防的條件。
11. 再者,對於實質要件中的社會重返方面,從上述報告可得知上訴人積極地預備重返社會後的安排,有信心能洗心革面,成為社會的良好份子,由此可見其重返社會的決心。
12. 而且,上訴人曾透過信函作出聲明,表示對自已所犯之罪行感到後悔,並已作出反省,希望能獲批准假釋出獄,早日與家人團聚。(參見假釋檔案卷宗第23頁至第25頁)上訴人此後不再犯罪是屬有依據的。
13. 一般預防方面,誠然上訴人所犯之罪行屬嚴重,對法律所要求保護的法益及在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方面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14. 關於一些公眾對於本澳現行假釋制度的意見,載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刊》,第四屆立法會,第二立法會期(2010-2011),第二組,第IV-17期中指出:“特區成立後有多個個案顯示,不少服刑人士雖然服刑已達2/3,且獲得社工、獄長及檢察官對其在獄中行為的肯定,但最終卻不獲法官的批准,因而令服刑都未能獲得假釋。令彼等深感沮喪,亦令假釋制度所發揮的鼓勵和積極作用大打折扣。”
15. 事實上,在本澳眾多的司法見解以及學說均認為刑罰最重要的功能並非報復或彰顯法律的威懾力,最重要的是教化使人不再犯罪及重新融入社會。
16. 試問倘若罪犯在服刑期間行為良好、肯反思、具悔意和條件返回社會,但仍不獲接納其假釋聲請,此舉將為社會帶來甚麼樣的心理上的衝擊。
17. 綜合有關客觀及主觀因素,上訴人之情況已符合並達到了假釋所要求的一般預防應有之效用。
18.特別預防與一般預防之間的平衡點方面,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曾在第 319/2010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院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並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19. 另外,對於假釋可能將損害合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未能使社會大眾接受被判刑者的嚴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對法律秩序帶來的極大衝擊及對社會安寧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方面,是有需要從被判刑者在服刑期間的人格轉變及重返社會的能力上作考慮。否則即使刑期屆滿後,被判刑者未能悔改,重蹈覆轍,同樣是損害了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亦同樣對法律秩序帶來極大衝擊及對社會安寧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只要被判刑者的人格及心理素質在被判刑後有進行轉變,給予假釋是不會產生問題的,反之更能讓其提早重新接觸社會,更快地適應。
20. 上訴人從被囚禁於監獄後的2年半裡積極地預備重返社會後的安排,在獄中積極參與職訓、講座和相關活動,這正是上訴人在服刑期間人格的進展、返回正途之演變。到現時仍不給予上訴人假釋是極其苛刻地適用法律,且錯誤理解立法者有關假釋制度的原意。
21. 假釋制度本身是立法者專為囚犯而設的一種鼓勵性制度,首要為有利囚犯重返社會,繼而才是保護社會。因此,法院在作出是否給予囚犯假釋決定時,應先從有利囚犯重返社會之角度出發,從寬處理。
22. 綜上所述,上訴人是完全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形式及實質前提,應給予其假釋之機會;而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以上訴人的表現仍未獲確信一旦獲釋後不再犯罪及若給予上訴人假釋會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為由否決上訴人之假釋申請,上訴人認為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並未有在預防的兩個方面達致一個平衡點,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現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判處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作出不給予上訴人假釋的決定,並裁定批准假釋。
請求:綜合以上所列舉的法律及事實理由,同時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諸位法官閣下的高見,懇請裁定本上訴得直,並作出如下公正裁判:
判處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2020年3月20日作出不給予上訴人假釋的決定,並裁定批准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在特別預防方面,根據路環監獄提供的資料及報告,顯示上訴人在服刑期間行為總評價為“良”,在服刑期間無違規錄,上訴人沒有參與獄中的學習活動,但已申請參與獄中的木工、印刷及車輛維修噴油之職業培訓,現正處於輪候階段,另外,上訴人表示倘獲假釋後將返回中國內地生活,並在一服裝加工店從事司機的工作。
2. 然而,上訴人有預謀地伙同他人來澳透過酒店房間改裝成的假賭場貴賓廳,以偽造的籌碼及經改裝的賭其操控賭博結果,欲詐騙被害人的金錢,各人分工細緻,分別扮演賭廳廳主、公關、賬房、職員、莊荷、保安員、待應及沓碼等角色,使被害人相信假賭場貴賓廳為真實的,引致被害人遭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由此可見,上訴人之犯罪行為不法性及故意程度甚高,守法意識薄弱。經考慮、上訴人於徒刑執行期間在人格方面的演變情況,檢察院認為至今尚未能穩妥地期望上訴人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及不再犯罪。
3. 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所觸犯之犯罪為欺詐性賭博罪及相當巨額詐騙罪,眾所周知,本澳現時作為一個以博彩娛樂為主的國際旅遊城市,有必要通止破壞博彩娛樂業穩定健康發展的犯罪活動,以保障本澳的治安環境及國際形象,考慮到上訴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嚴重性,該行為對社會秩序和安寧的影響,若提早給予上訴人假釋無疑將會影響社會對澳門特區打擊涉及博彩業所衍生犯罪的決心及對相關法律效力的信心,對法律秩序帶來衝擊及對社會安寧造成相當負面的影響,基於此,本院認為提早釋放上訴人未能滿足判罪所預期達致的一般預防的目的。
4. 上訴人的現況仍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的要件。
5. 經綜合分析本案所有的資料,考慮到上訴人以往的生活及人格,其犯案性質、犯罪情節的嚴重性、罪過程度、其服刑過程中的演變以及所犯罪行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檢察院認為被上訴法庭作出否決假釋的決定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並不存在上訴書中所指瑕疵。故此,請求判處上訴不成立,維持被上訴的決定。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18年7月24日,在初級法院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4-18-0058-PCC號卷宗內,因觸犯:
- 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由第8/96/M號法律第6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欺詐性賭博罪」而每項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刑;
- 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和處罰的「相當鉅額詐騙罪」而被判處2年9個月徒刑;
- 以共同直接正犯及未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以及同一法典第21條第1款及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和處罰的「相當鉅額詐騙罪」而被判處1年徒刑。
- 四罪競合,囚犯合共被判處4年實際徒刑,並須與同案其他被判刑人以連帶責任方式向被害人支付人民幣400,000元之賠償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7月20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3月20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0年2月24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0年3月20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並參與基督教活動、戒煙等講座。雖然沒有參加回歸教育課程,但有申請參與木工、印刷和車輛維修噴油職訓,現等待輪候安排中。上訴人在獄中並沒有違規行為,被列為“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跟進社工以及監獄長均對上訴人的提前釋放作出了肯定的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然而,正如我們一直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誠然,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另一方面,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但是,上訴人以旅客身份來澳從事與賭場的利益有關的犯罪行為,從其犯罪的“反社會”性來看,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一個以依賴旅遊業發展的澳門就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也就是說對此類以旅客身份來到澳門而進行此類犯罪活動的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決定。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應繳納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稅。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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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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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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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50).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o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o recorrente não cumpriu na íntegro a decisão judicial que lhe condenou, nomeadamente a parte relativo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aos ofendidos.
Por outro lado, analisados os autos, o recorrente não é residente de Macau, tendo vindo a Macau com o exclusivo intuito de concretizar a sua actividade ilícita, cometeu crime de elevada gravidade, isto é, explorou um casino falso,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o, a paz social e o fonte económico mais importante do R.A.E.M., em co-autoria e mediante à criação de uma sala de VIP falso e a utilização de fichas falsificados.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s crimes de burla qualificada e de jogo fraudulento,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o doutamente exposto n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nº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o A.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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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430/2020 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