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25/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0年6月11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交的答辯狀內的事實，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及另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及所宣讀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25/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0年6月11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0年2月28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19-0280-PCC號卷宗內裁定以直接共犯及未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第21條、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以及第67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被判處四年徒刑；及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製造及使用偽造文件罪，被判處一年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第一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與第二被判刑人被原審法庭裁定以直接共犯及犯罪未遂的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四款a項結合196條b項，結合同一法典第21、22第一款及第二款、第67條第一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
2. 以及《刑法典》第244條第一款a、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製造及使用偽造文件罪」。
3. 根據本上訴狀第24至69點的闡述，分別帶出以下疑問並作出分析：(1)上訴人相信授權書的真實性；(2)對匯款申請書錯誤理解；(3)上訴人從無冒認受B委託；(4)上訴人提出“銀行行長會指示；(5)上訴人自行取回匯款申請表正本。
4.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在針對判決書中第1，4，5，6，8，16，17，19，20，23，24，27，28點視為已獲證事實不予認同，亦不足以支持被上訴裁決。
5. 從上訴人的各種行為表現，均顯示出其主觀上確信授權書為真實，是以正當合法的方式到銀行辦理匯款手續，因此上訴人不存在詐騙L銀行或B的主觀犯罪意圖；
6. 在客觀上，亦沒有令銀行職員產生錯誤或受到欺騙，因為眾所周知在非本人或具合法權限之人士的簽署下不可能動用到銀行帳戶。
7. 只能說上訴人誤信了本案中C授權書內的授權內容而到了銀行，並將 其所理解的情況(C與B的匯款關係、)告知銀行職員，然而上訴人並非為了造成他人損失，而最終亦沒有導致過任何人的財產損失。
8. 上訴人的行為不論在主觀上或客觀上均不符合《刑法典》第211條第一款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予以開釋。
9. 被上訴裁決應根據疑罪從無原則，作出有利予上訴人的判決。
10. 當然，上訴人在使用偽造文件方面的確存在過失的地方，就是沒有抱持懷疑的態度或提高警覺思考是否存在問題，亦沒有去徹底求證(或無法求證)文件的真實性，而盲目地相信他人及遵循其等指示。
11. 在此，針對《刑法典》第244條所規定偽造文件罪，上訴人均以無法符合故意的意圖，亦應予以開釋。
12. 而原審法庭似乎忽略了上訴人有可能是被瞞騙的情況；
13.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二款 a)項及c)項的規定，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存有錯誤，並且認定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之判決。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無法認同本上訴狀之理由而裁定罪成，為著辯護的需要，上訴人亦基於以下理由，請求減輕刑期或以非剝奪自由刑處罰之：
14. 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2款之規定，就犯罪未遂以特別減輕之刑罰處罰。
15. 針對量刑部分，原就「相當巨額詐騙罪」既遂而言，抽象刑幅為二年至十年徒刑；
16. 而本案中未遂經特別減輕後，其抽象刑幅為一個月至六年八個月徒刑。
17. 然而，原審法庭現針對該罪判處上訴人四年實際徒刑，年期達至經減輕刑幅後的一半以上。
18. 除了給予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在量刑時，並未能充分地考慮特別減輕刑罰的情節，上訴人僅存在過失，以及事件中並沒有造成他人任何金錢損失，違反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二款及第65條的規定，在量刑時明顯過重；
19. 故原審法庭作出判決時明顯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
20. 原審法院應當充分考慮以下各種因素，尤其：
21. 基於上訴人是次犯罪屬初犯、未有對被害人或輔助人造成任何財產損失、犯罪故意低等。
22. 由於原審法庭沒有慎重考慮《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23. 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強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24. 為此，原審法院合議庭在量刑時，為預防犯罪之要求，故亦需考慮上訴人能重返社會的要件，以及我們所奉行的罪刑相適應原則。
25. 在上訴人被羈押的期間，已深刻反省其犯罪的嚴重性，因而，倘能獲得緩刑的機會，在將來的日子，必定不會再作出任何可能破壞社會秩序及安寧的不法行為。
26. 正如中級法院788/2010號裁判第6頁寫道：“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下，法律本身也容許對一些較輕情節的行為作出比較寬容的處罰，正如我們刑罰的目的一樣，徒刑只有在最後的情況下在予以運用。”
27. 在充分考慮上訴人情節後，無論在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方面，法院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對上訴人作出輕判的處罰，方能符合刑罰相適應原則。
28. 考慮本案的具體情況，尤其是上訴人是初犯及沒有造成任何財產損害，本案對上訴人處以緩刑已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可以滿足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需要。
29. 因此，針對詐騙罪部分，上訴人認為應減至兩年徒刑較為合適，與偽造文件罪競合後，可判以低於三年徒刑；
30. 那麼，按《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法院若能認定不需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行為人吸收教訓，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則可將對行為人所科處之徒刑暫緩執行。
31. 另外，並請求考慮適用《刑法典》第48條第2款的規定，以附有義務、行為規則或考驗制度的方式，方封上訴人的徒刑處罰暫緩執行。再者，為了貫徹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中級法院定出一個較長的緩刑期間亦屬適宜。上述的事實及依據符合《刑法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上訴依據。
請求
懇請尊敬的法官閣下：
1. 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以便作出開釋上訴人兩項被裁定的犯罪；
2. 宣告原審法庭作出的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一款及第二款a項及c項的瑕疵；及
3. 依法特別減輕上訴人在詐騙罪的刑罰為兩年徒刑，可考慮與偽造文件罪競合後判處不高於三年的徒刑，並給予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之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及c項的規定：
基於(1)上訴人相信授權書的真確性；(2)對匯款申請書錯誤理解；(3)上人從無冒認B的委託；(4)上訴人提出“銀行行長指示；(5)上訴人自行取回匯款申請表正本；故上訴人認為已證事實第1，4，5，6，8，16，17，19，20，23，24，27，28項應不予認定。
2. 然而，這僅僅是上訴人的「事實版本」，我們將逐點反駁：
3. (1)上訴人自稱是退休商人，聲稱僅在獲微薄的利潤情況下協助朋友〔D及E〕到澳門處理B與C PHOTOGRAPHY公司〔以下簡稱C公司〕的匯款事宜，故此，才會持有由C公司發出授權書及信以為真。然而，本案涉及的金額數以千萬歐羅起計，上訴人又會在沒有任何正式文件及沒有與C公司正式聯絡下便如此輕率地成為其代表？！這完全不符合一般商人的表現。而且，上訴人真的被蒙騙及只是「跑腿」，又怎會與第二嫌犯F於2018年11月18日簽訂了第159及第160頁之協議，其以C公司身份向第三嫌犯F承諾給予涉案金額9950萬歐羅之30%作為報酬？！甚至上訴人在被拘留前自行刪除了與D及E的微信記錄〔見第110頁〕，若非上訴人出於心虛，又怎會刪除可自證其清白的重要證據！
4. (2)證人G﹝L銀行主管〕及H﹝L銀行經理﹞在法庭上證 如下之上訴人當時向其表示「自己要匯款，聲稱是授權書中受權人，要求 L按授權書的內容將I戶口中的2億4900萬歐羅匯入J.LTD的香港戶口」，所以上訴人才會自行填寫第117頁之匯款申請書，故此，絕不是上訴人所聲稱的「單純向L交文件且沒有提款及匯款的意思表示」，也不是上訴人所聲稱「對匯款申請書錯誤理解」，故原審法院才會將控訴事實第十六至二十六項視為己證事實。
5. (3)上訴人雖然沒有直接向L職員聲稱是受B委託，但當時其攜有文件C﹝即第375及376頁，譯本見619至622頁﹞，且向L職員聲稱其為C公司的授權人，甚至當職員表示匯款申請書的簽名樣式不對應時，更表示稍後會補交由B的匯款授權書〔見已證事實第二十項〕，那麼，即使上訴人當時沒有直接聲稱受委託，但其與L銀行職員的對話，已令職員認為其已獲B的授權〔只不過現在沒有文件可以證實，及之後將會向L補交授權或委託文件〕，及將可以動用該公司的戶口來匯款。
6. (4)上訴人現將一切責任推向不存在的「銀行行長指示」，當時明顯是L職員G不願在沒有B的戶口授權人命令下替上訴人匯款，所以上訴人才以「XXXX銀行行長將會聯絡L銀行澳門分行行長」作為藉口，以免G即時發現及懷疑其詐騙行為〔見已證事實第二十四項〕。G證言中亦提及，其事後多次電話聯絡上訴人問及行長一事之進度，上訴人仍堅持此等說法，可見其目的為拖延被證人發現詐騙之事宜〔證人表示，作為一個不屬領導級的部門主管，難以向澳門分行行長詢問事情的真偽/進度，只能繼續等候澳門分行行長倘有的指令〕。
7. (5)上訴人之所以於2019年1月21日收回第117頁之匯款申請書〔見已證事實第二十一項〕，是因為其曾向G及H提交後被拒絕，因為L的一貫做法是：大額交易匯款是不需要匯款申請書，但需要B的銀行戶口中特定受權人士之簽名或下達命令。基於上訴人在不知道上述規定下〔若他知曉便不會以控訴書所述之方法來行騙了〕，才會按一般銀行匯款的做法填寫及提交申請書。所以，上訴人收回該份申請書是不構成犯罪中止，僅是其犯罪行為因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能成功。而且，上訴人更於1月25日再次到達L向G補交一份加入公司蓋章的合作備忘錄〔已證事實第二十六項，該文件見第37至41頁〕，內容是J. LTD(第117頁之匯款申請書中之被匯入金錢的公司〕於2019年1月與另一公司K的合作協議，此文本即為已證實第二十五項中上訴人於1月21日向L提交的文件〔即第51至53頁中提及2018年12月21日〕的更新版本，可見上訴人仍死心不息，繼續向L進行詐騙。
8. 事實上，上訴人及第三嫌犯的詐騙計劃是，偽造及持有虛假的銀行電匯指令〔文件A，B，C，見已證事實第五項)，內容是外國公司如C公司已透過外國銀行已將分別為5千萬美元、4163萬2千歐羅及9950萬歐羅匯入B的戶口，以及偽造及持有授權文件─內容是C公司等授權上訴人及第二嫌犯可以處理這些已匯入的款項﹝見已證事實第六項﹞；隨後，分別向B及L提交上述偽造文件，以令B及L相信有大筆資金已匯入/將匯入戶口，及相信上訴人和第二嫌犯可動用這些資金，則最終B及L會按上訴人和第二嫌犯的要求將金額匯入他們所指示的其他銀行戶口內。
9. 然而，若非L與B有自己一套嚴謹的審查機制，否則大有可能己已作出匯款的行為，例如：B在匯出金額前必定要檢查戶口內是否已到帳，而不會僅相信由其他銀行發出的匯款文件；例如：L面對大額交易時必需與B的戶口受權人親自聯絡下才會匯款，而不會僅相信授權書。而根據已證事實第十至十四項，上訴人及同伙甚至已偽造了B名稱及標誌的授權文件！幸好被B的員工發現其中標誌及簽署與真實不同。
10. 故此，上訴人及第二嫌犯的客觀行為足以構成詐騙罪，沒有導致B及L銀行作出損失行為﹝匯款﹞是因為B及L銀行的人員以謹慎細心的態度處理匯款事宜，所以根本不符合《刑法典》第22條第2款所規定的「方法係明顯不能者」之未遂不能。
11. 從被上訴裁判的「事實之判斷」，﹝見第913頁背頁﹞依據可知，原審法院在完全調查及審查整個訴訟標的下，客觀綜合分析了審判聽證中上訴人之聲明及各名證人的證言，結合卷宗內的書證等證據而作出事實之判斷。上訴人現提出的理由亦曾在其答辯狀及庭審上提出，而該等理由均不獲原審法院認定，可見上訴人現在指出的事實版本只是「自己形成的心證」，但決不能企圖以此否定「法院形成的心證」，這是違反《刑事訟訴法典》第114條所規定的「自由證據評價原則」。
12. 故此，被上訴裁判沒有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及c項的瑕疵。
13.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之判刑量刑過重，請求減輕刑期或非以剝奪自由刑處罰之。
14. 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為直接共犯及未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配合第196條a項、第21條、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以及第67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判處四年徒刑，以及觸犯《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及c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四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15. 上訴人在偵查期間及庭審期間一直否認所有控罪，且其庭上將所有責任均歸咎於被所謂朋友D及E誤導，可見羈押措施也沒有令其產生悔改之意。
16. 而且，本案的情節惡劣，上訴人偽造多份文件〔包括銀行的匯款文件〕以令B及L銀行相信真有事前匯款至B戶口之事實，而當B及L銀行表示未收到有關匯款及不能核實下，上訴人更會提交更多的偽造文件，以期望用一個謊言去掩飾以前的謊言。
17. 另一方面，有關的詐騙對象是擁有大量資金的博彩公司及L銀行，其欲詐騙的金額高達歐羅2億4900萬﹝已證事實第十七及十九項﹞，這也是需判處阻嚇性刑罰的理由之一。
18. 上訴人的故意程度高及行為之不法性高，若非其為初犯及被害公司最終無損失，否則該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是不可能只判處四年徒刑，則上訴人現要求減刑及緩刑是不可能的，這會使其刑罰遠遠低於其罪過的程度，亦不可能將競合後的刑罰減至三年徒刑以下並予緩刑，否則就等於向大眾灌輸以下概念─只要屬詐騙未遂的情況下都可享有緩刑機會，這只會誘使更多的不法分子來澳詐騙。
19. 因此，原審法院的量刑是合適的，並無任何予以下調及適用緩刑之理由。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之駁回。
輔助人B（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1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所有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於某一不確定日子，第一嫌犯A與第二嫌犯F及多名不知名人士達成協議，決定分工合作，假稱有公司將相當巨額之款項匯至B（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在L銀行澳門分行開設之賬戶，並為此製造及使用多項內容不實的銀行滙款文件，然後再假稱受B委託，要求L銀行澳門分行職員辦理匯款手續，從B在該分行開設之銀行帳戶內，將相當巨額的款項轉賬至其他公司，藉此獲取不正當金錢利益。
2. 為此，第二嫌犯向B職員N表示，擬將款項存入B的帳戶以供其存款娛樂，要求提供B的銀行帳戶資料。
3. N隨即將B在L銀行澳門分行開設的兩個帳戶號碼XXXXXX及XXXXXX，告知第二嫌犯。
4. 第二嫌犯於是將上述兩個銀行帳戶號碼告知第一嫌犯，並提供了第二嫌犯的護照資料，以便製作內容不實的、有公司將相當巨額款項存入該等賬戶的銀行滙款文件，以及相關授權文件。
5. 其後的不確定日子，第一嫌犯夥同他人，製作了下列文件：
1. 一份 “電匯付款指引”，抬頭印有“O”（O銀行），匯款人 “P INCORPORATED”，匯款金額為50,000,000美元，收款人為B，收款帳號為L銀行澳門分行帳戶號碼XXXXXX，匯款日期2018年5月7日；（以下簡稱 “文件A”，參見卷宗第369頁及第614頁譯文）
2.一份匯款單據，抬頭印有“Q”（Q銀行），匯款人 “C PHOTOGRAPHY” ，匯款金額為41,362,000歐元，收款人為B，收款帳號為L銀行澳門分行帳戶號碼XXXXXX，匯款日期2018年6月7日；（以下簡稱 “文件B”，參見卷宗第370、371頁及第615至616頁、第617至618頁譯文）
3.一份匯款單據，抬頭印有 “Q”（Q銀行），匯款人為“C PHOTOGRAPHY” ，匯款金額為99,500,000歐元，收款人為B，收款帳號為L銀行澳門分行帳戶號碼XXXXXX，匯款日期2018年8月22日。（以下簡稱 “文件C”，參見卷宗第375、376頁及第619至622頁譯文）
6.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亦夥同他人，製作了下列一份授權書，該授權書抬頭印有 “C PHOTOGRAPHY”，簽發日期為2018年8月30日，內容指“該公司負責人 R授權F（即第二嫌犯），由第二嫌犯作為該公司的被授權人，就該公司向B作出之滙款99,500,000歐元，行使相關管理及交易權，有關款項是用作投資娛樂項目及旅遊目的或活動”。（參見卷宗第376頁背頁及第623頁譯文）
7. 第一嫌犯隨後將上述四份文件交予第二嫌犯。
8. 第二嫌犯隨後向N提交了上述四份文件的副本，並假稱已有兩間公司，即P INCORPORATED及C PHOTOGRAPHY，先後將三筆金額分別為50,000,000美元、41,362,000歐元、99,500,000歐元的款項，存入B的L銀行澳門分行帳戶XXXXXX。第二嫌犯亦假稱，其本人為C PHOTOGRAPHY的被授權人，可就該公司向B作出之滙款99,500,000歐元，行使管理及交易權。
9. 其後，第二嫌犯多次要求B核實有否收到上述三筆款項。
10. 2018年10月30日，兩名不知名男子前往B法律部，提交了一份“付款保證書”及第二嫌犯之護照副本。
11. 該信函抬頭印有“B”之名稱及標誌，信函由“F”於2018年10月8日簽署，內容指“F”為B之L銀行帳戶XXXXXX之授權簽署人，已獲L銀行澳門分行之銀行主任確認四筆電匯（交易日期為2018年8月17日至2018年8月23日，金額分別為99,500,000歐元、49,500,000歐元、歐元30,000,000元及70,000,000歐元），並寫明 “為著讓我方能收取及認領上述之交易款項，本人F，在此作誓，並願意承擔作偽證的責任，本人承擔及保證有關付款獲得匯款單據上所載之匯款人指定戶口同意並於24小時內清算。（以下簡稱 “文件D”，參見卷宗第385頁及第624頁譯文）
12. 2018年11月14日，B收到一封寄予 S（B負責人S）的電子郵件，該郵件發出者為C PHOTOGRAPHY公司負責人T，內容指“其為C PHOTOGRAPHY公司唯一受權人，收到B以銀行背書寄出的PGL，並取得U先生承諾我們會在星期五完成金額為五千萬的生意”。（參見卷宗第387頁及第625頁譯文）
13. 該電子郵件附入了一封抬頭印有“B”名稱及標誌、S於2018年11月2日簽署的文件，內容指“S向C PHOTOGRAPHY公司的行政總裁V保證，三筆金額分別為49,500,000歐元、92,000,000歐元及50,000,000歐元的款項，已透過MT103/202發給B，同意和保證即時支付所有應付之款項，有關款項透過在此指定的銀行協調單位支付”。（以下簡稱 “文件E”，參見卷宗第388頁及第626頁譯文）
14. 經B核實，文件D內使用的B公司標誌，以及文件E內使用的B公司標誌、公司印章及“S”之簽署，均為假造。因此，文件D及E的內容，均屬不實。
15. 2019年1月20日及21日，第二嫌犯及第一嫌犯先後進入澳門。
16. 2019年1月21日中午約12時48分，第一嫌犯與一名不知名女子，抵達XXXXXX大馬路L銀行澳門分行營業中心，假稱受B委託，要求銀行職員協助其辦理從B在該銀行開設的帳戶，匯款249,000,000歐元至其指定之一個XXX銀行賬戶。
17. 為此，第一嫌犯向銀行職員提交了一份由第一嫌犯填寫並簽署的滙款申請書（Application for Remittance）。第一嫌犯在該申請書內，填寫匯款人為 “B Resorts (Macau) Ltd，並在旁註明賬戶號碼為XXXXXX，匯款幣別為“EURO”，匯款金額為“249,000,000”，收款人為“J. Ltd” ，收款賬戶為匯豐銀行香港分行賬戶號碼XXXXXX。（參見卷宗第117頁）
18. 銀行職員發現匯款金額巨大，且上述申請書內的簽署人（即第一嫌犯）亦並非B在該銀行的有效簽名人，隨即將上述匯款申請書之處理程序，轉交該銀行主管G跟進。
19. 第一嫌犯於是向G假稱：一名外籍男子R已將99,500,000歐元，存入B在L銀行澳門分行開設的賬戶XXXXXX；因合作項目所需，B委託第一嫌犯，從前述帳戶滙款249,000,000歐元予J. Ltd之前述匯豐銀行賬戶。
20. 第一嫌犯又向G提交了文件C之副本，即前指將99,500,000歐元，存入B在L銀行澳門分行開設的賬戶XXXXXX的匯款單據（參見卷宗第45至47頁），並表示稍後將會補交B出具的匯款委託信。第一嫌犯隨即連同上述女子離開上址 “L銀行” 營業中心。
21. 同日下午約3時，第一嫌犯及上述不知名女子再次前往上址 “L銀行” 營業中心，要求G交還上述匯款申請書正本。G隨後將上述申請書正本交予第一嫌犯。
22. 取回上述申請書正本後，第一嫌犯又向G再次表示，稍後將會補交B出具的匯款委託信。第一嫌犯隨即連同上述女子離開上址 “L銀行”營業中心。
23. 同日下午約5時，第一嫌犯及上述女子再次返回上址 “L銀行”營業中心，第一嫌犯向G提交了一份授權書副本，簽發日期為2018年10月15日，內容是指“C PHOTOGRAPHY” 公司負責人 R授權A（即第一嫌犯），由第一嫌犯作為該公司的被授權人，就該公司向B作出之滙款99,500,000歐元，行使相關管理及交易權，有關款項是用作投資娛樂項目及旅遊目的或活動；廢止該公司較早前向F（即第二嫌犯）作出的授權書（參見卷宗第48、49頁）
24. 第一嫌犯又表示，身處北京的XXXX銀行行長已聯絡“L銀行” 澳門分行行長，以協助辦理上述匯款事宜。第一嫌犯隨即連同上述女子離開上址“L銀行”營業中心。
25. 同日，第一嫌犯又向G提交了多項文件的副本，包括：
- 一份由第一嫌犯簽署的緊急滙款申請書，內容指“第一嫌犯代表C PHOTOGRAPH，就該公司向B作出之滙款99,500,000歐元，行使相關管理及交易權”；（參見卷宗第42頁）
- 一份公司合作備忘錄，日期為2018年12月21日；（參見卷宗第51至53頁）
- 一份公司存續證明；（參見卷宗第43頁）
- 一份文件副本，該文件抬頭寫有“C PHOTOGRAPHY”、印有- 一名男子R之西班牙護照副本。（參見卷宗第44頁）
26. 2019年1月25日下午約3時，第一嫌犯又再前往上址 “L銀行” 營業中心，向G補交一份加入公司蓋章的公司合作備忘錄，日期為2019年1月24日。第一嫌犯隨即離去。（參見卷宗第37至41頁）
27. 經向L銀行澳門分行及B核實，B從沒有接收匯款人為P INCORPORATED及C PHOTOGRAPHY，金額分別為50,000,000美元、41,362,000歐元、99,500,000歐元的款項。
28. 因此，上述文件A、B、C（即上述三筆款項的匯款文件）的內容。均屬不實。
29. 此外，經向B核實，B亦從没有委託第一嫌犯在L銀行澳門分行辦理滙款手續。
30. 同日下午約3時40分，第二嫌犯經關閘口岸離開澳門。
31. 同日下午5時許，第一嫌犯經關閘口岸離開澳門時被截獲。
32. 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身上及其隨身攜帶的公事包內，檢獲一份L銀行匯款申請書正本、五十張以黑白及彩色影印的文件、一部手提電話。（現扣押於本案，扣押筆錄見卷宗第115頁）
33. 上述匯款申請書，為第一嫌犯於2019年1月21日在L銀行澳門分行所簽署並提交予該銀行職員之文件。
34. 上述文件，包括一份以中文及英文製作的 “緊急請求資金的轉移和結算”，內容指：第一嫌犯為C PHOTOGRAPHY 的法定授權人，負責管理及處理C PHOTOGRAPHY 公司通過MT103/202，轉移99,500,000歐元至B L銀行澳門分行XXXXXX賬戶內，並要求該銀行盡快安排將該資金，轉入“我的授權接收人賬戶或者我指定的賬戶”，該文件之中文版內有第一嫌犯之簽署，簽發日期為2019年1月14日。（參見卷宗第128、129頁）
35. 上述文件，亦包括一份以中文及英文製作的 “緊急請求資金的轉移”，內容指：第一嫌犯為C PHOTOGRAPHY 的法定授權人，負責管理及處理C PHOTOGRAPHY 公司通過MT103/202，轉移249,000,000歐元至BL銀行澳門分行XXXXXX賬戶內，並要求該銀行盡快安排將該資金，轉入兩間公司J與K Trade Solution Group達成的合作備忘錄內指定的賬戶，該文件之簽發日期為2019年1月21日。（參見卷宗第126、127頁）
36. 上述文件，亦包括第一嫌犯向L銀行澳門分行職員已提交的滙款單據、授權書、合作備忘錄、公司存續證明等。（參見第135頁至148頁）
37. 司警人員還在第一嫌犯身上檢獲一部手提電話（現扣押於本案），該電話內的微信通話記錄已被刪除。
38. 2019年3月31日，第二嫌犯被截獲。司警人員在第二嫌犯身上檢獲一部手提電話、一張卡號XXXXXX之B會員卡及一張卡號XXXXXX之鑽石會會員卡（現扣押於本案）。
39. 第一、第二嫌犯與他人分工合作，共謀合力，假稱有公司將相當巨額之多筆款項匯至B在L銀行澳門分行開設之賬戶，並為此製造及使用多項內容不實的文件，包括銀行滙款文件及B負責人聲稱已收到款項的文件（即前述文件A、B、C、D、E），然後由第一嫌犯假稱受B委託，要求L銀行澳門分行職員辦理匯款手續，目的為從B的前述帳戶內提取相當巨額的款項，藉此獲取不正當金錢利益。
40. 第一、第二嫌犯的上述行為，只因彼等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達致既遂。
41. 為了取得不正當利益，第一、第二嫌犯明知上述銀行滙款文件及B負責人聲稱已收到款項文件的內容不實，仍故意製作及使用該等文件，其行為試圖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並損害第三人利益。
42.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43.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其上述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44. 同時，亦證明下列事實：
45.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為初犯。
46. 嫌犯A的個人及家庭狀況如下：
47. 嫌犯被羈押前為退休人士。
48. 無需供養任何人。
49. 學歷為大學畢業。
未獲證明之事實：載於答辯狀內與已證事實不符的事實。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
- 緩刑
1. 上訴人提出了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交的答辯狀內的事實，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根據原審法院已確認之事實：
“第一、第二嫌犯與他人分工合作，共謀合力，假稱有公司將相當巨額之多筆款項匯至B在L銀行澳門分行開設之賬戶，並為此製造及使用多項內容不實的文件，包括銀行滙款文件及B負責人聲稱已收到款項的文件（即前述文件A、B、C、D、E），然後由第一嫌犯假稱受B委託，要求L銀行澳門分行職員辦理匯款手續，目的為從B的前述帳戶內提取相當巨額的款項，藉此獲取不正當金錢利益。
第一、第二嫌犯的上述行為，只因彼等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達致既遂。
為了取得不正當利益，第一、第二嫌犯明知上述銀行滙款文件及B負責人聲稱已收到款項文件的內容不實，仍故意製作及使用該等文件，其行為試圖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並損害第三人利益。
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因此，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認為根據上訴狀第24至69點的闡述，分別帶出以下疑問並作出分析：(1)上訴人相信授權書的真實性；(2)對匯款申請書錯誤理解；(3)上訴人從無冒認受B委託；(4)上訴人提出“銀行行長會指示；(5)上訴人自行取回匯款申請表正本。因此，原審判決將事實第1，4，5，6，8，16，17，19，20，23，24，27，28點視為已獲證實，而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嫌犯A在審判聽證中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及其個人及家庭狀況作出了聲明，其否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
第二嫌犯F於檢察院作出了聲明，其否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
證人G、M、W、N及H在審判聽證中就彼等所知作出了聲明。
證人X及Y在審判聽證中講述了案件的調查經過。
證人Z(第一嫌犯的女兒)在審判聽證中就其所知及第一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
-
針對嫌犯A的控罪，雖然嫌犯否認控罪，並指當日到L銀行只是代表“C PHOTOGRAPHY”公司向L銀行提交文件，沒有要求銀行職員協助其辦理從B在該銀行開設的帳戶匯款249,000,000歐元至其指定之一個XXX銀行賬戶，然而，根據L銀行向警方提交的文件、警方在嫌犯身上搜獲的文件、卷宗內的錄像資料及證人G、H及W的證言，足以證實嫌犯砌詞狡辯，嫌犯當日確實假冒B的代表，欲從B在L銀行開設的帳戶內轉走249,000,000歐元，並還向銀行職員使用了偽造文件(即控訴書所指的“文件C”)。
此外，嫌犯F亦表示其將B的L銀行戶口資料及其中國護照資料交予A，並從A處取得控訴書所指的“文件A”、“文件B”及“文件C”。
根據證人N所述，嫌犯F將上述“文件A”、“文件B”及“文件C”以及第376頁背面的授權書交予她，目的是欲從其於B開設的博彩戶口內提取款項。
上述“文件A”、“文件B”及“文件C”已證實內容不實，是偽造文件。
由此可見，嫌犯A是有計劃地希望藉着出示多份偽造文件詐騙B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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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嫌犯F的控罪，嫌犯否認控罪，並指其只是應A的要求借出其博彩戶口以接收匯款，並與A約定將接收匯款30%用作籌碼賭博，如A用該筆籌碼賭博是贏的話，將贏款30%分紅給其作為酬勞，並稱相關委託書、憑證及委託收款憑證收款書全部以英文書寫的，當中其只 懂書上寫有9仟萬歐元的文字。
然而，證人N指F一直向其表示匯款是用於賭博之用。
證人W指即使收到匯款，F亦不能直接提取現金，只能提取籌碼作賭博之用。
可見嫌犯F只是試圖為自己脫罪而找借口，其向B職員提交的授權書已載明匯款是用作投資娛樂項目及旅遊目的或活動。
再者，由不知名人士向B提交的控訴書所指的“文件D”及“文件E”，明顯是為了協助嫌犯順利取款而作成的。
綜上，本院認定嫌犯F是A的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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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本院認為已具備充分的證據以印證控訴書內所載的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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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觀綜合分析了兩名嫌犯所作之聲明及各證人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作判斷，本合議庭認定了上述事實。”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及另一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及所宣讀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正如檢察官閣下在答覆中精闢的分析：
“本案涉及的金額數以千萬歐羅起計，上訴人又會在沒有任何正式文件及沒有與C公司正式聯絡下便如此輕率地成為其代表？！這完全不符合一般商人的表現。而且，上訴人真的被蒙騙及只是「跑腿」，又怎會與第二嫌犯F於2018年11月18日簽訂了第159及第160頁之協議，其以C公司身份向第三嫌犯F承諾給予涉案金額9950萬歐羅之30%作為報酬？！甚至上訴人在被拘留前自行刪除了與D及E的微信記錄〔見第110頁〕…
證人G﹝L銀行主管〕及H﹝L銀行經理﹞在法庭上證 如下之上訴人當時向其表示「自己要匯款，聲稱是授權書中受權人，要求 L按授權書的內容將I戶口中的2億4900萬歐羅匯人J.LTD的香港戶口」…
即使上訴人當時沒有直接聲稱受委託，但其與L銀行職員的對話，已令職員認為其已獲B的授權〔只不過現在沒有文件可以證實，及之後將會向L補交授權或委託文件〕，及將可以動用該公司的戶口來匯款。…
G證言中亦提及，其事後多次電話聯絡上訴人問及行長一事之進度，上訴人仍堅持此等說法，可見其目的為拖延被證人發現詐騙之事宜…
所以，上訴人收回該份申請書是不構成犯罪中止，僅是其犯罪行為因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能成功。…
若非L與B有自己一套嚴謹的審查機制，否則大有可能己已作出匯款的行為，例如：B在匯出金額前必定要檢查戶口內是否已到帳，而不會僅相信由其他想行發出的匯款文件；例如：L面對大額交易時必需與B的戶口受權人親自聯絡下才會匯款，而不會僅相信授權書。而根據已證事實第十至十四項，上訴人及同伙甚至已偽造了B名稱及標誌的授權文件！幸好被B的員工發現其中標誌及簽署與其實不同。”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有關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認為其為初犯及沒有造成任何財產損害，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的規定。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第21條、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以及第67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未遂)，可被判處一個月至六年八個月徒刑；及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製造及使用偽造文件罪，可被判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是其為初犯。
上訴人犯罪行為的性質嚴重，雖然上訴人及另一嫌犯之犯罪行為尚未造成輔助人有所損失，但彼等之犯罪故意程度甚高及企圖騙取的款額十分巨大，為二億四千九百萬歐羅。
經分析具體情況，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以直接共犯及未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第21條、第22條第1款及第2款以及第67條第1款a)項及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四年徒刑；及以直接共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製造及使用偽造文件罪，判處一年徒刑；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並不過重。
在犯罪競合方面，原審法院對上訴人合共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符合《刑法典》第71條的相關規定。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也不成立。
4. 上訴人亦提出了如上述理由成立，給予緩刑。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由於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因此，上訴人被判處的徒刑仍超過三年，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上訴人並不具備條件暫緩執行被判處的徒刑。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12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0年6月11日
本人具如下聲明：
由於本案涉及的偽造文件除了關連是次匯款轉帳的匯款指引、單據、付款保證書之外，亦有相關公司的授權書、公司合作備忘錄、公司存續證明等，上述文件具有獨立性，可用於其他的犯罪行為，因此，本案的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為實質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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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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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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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Foi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com fundamento em questões de direito,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presentando o presente recurso com fundamento no disposto no n. º 1 e alíneas c) e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 Porém, o Recorrente limita-se a por em causa o princípio da livre 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Tribunal, defendendo que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veria ter sido valorada de maneira diferente, e impondo a sua versão dos factos sem que esta tenha qualquer base n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3. O Recorrente faz uso de diversos argumentos para, reportando-se a uma parte dos documentos falsos constantes dos autos, convencer o Ilustre Tribunal ad quem que não sabia que eles eram falsos, que não se fez passar por Representante da B, e que, como tal, não há prova de que tenha praticado os crimes por que foi condenado.
4. Invoca em suma que acreditava na autenticidade das cartas de autorização que tinha consigo, emitidas pela C PHOTOGRAPHY, que não entendeu o formulário de transferência que assinou no Banco L, e que nunca se fez passar por representante da B.
5. E, na falta de prova nesse sentido, esgrime o argumento do in dubio pro reu, lançando questões na tentativa de causar a dúvida.
6. No essencial, o Recorrente replica aqui o teor das declarações que prestou em audiência, e que foram devidamente ponder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o que põe em causa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7. Porém, os argumentos utilizados para fundamentar o recurs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melhor entendimento, não consubstanciam situações de direito de que o Tribunal devesse conhec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ou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que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liminarmente rejeitado.
8. Por uma questão de patrocínio acrescenta-se apenas que o Recorrente declarou que foi muitos anos comerciante, tendo o seu próprio negócio, que conduzia a nível internacional, que aquando da realização de buscas à sua pessoa, na sua posse foram encontradas várias cópias dos documentos falsificados que se encontram a fls. 115 a 168 dos autos, entre os quais se encontra um acordo escrito entre os Arguidos, de repartição dos lucros, e que antes de ser intercetado pela polícia o Recorrente apagou todos os registos do seu telemóvel, e parte da informação que foi recuperada durante a investigação era constituída por vários documentos de autorização falsos.
9. Invoca o Recorrente que vinha fazer negócios, mas não deixou claro, nem em audiência nem em sede de recurso, que negócios eram esses ou o que pretendia concretamente quando se deslocou ao Banco L.
10. O Ilustre Tribunal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tendo por base a prova documental e testemunhal apresentada, que foi sujeita ao devido contraditório em audiência e devidamente apreciada e valorada pelo colectivo de Juízes.
11. E de onde resulta não ser credível que o Recorrente não soubesse que os documentos eram falsificados, e que estavam a ser utilizados com vista a pratica do crime de burla.
12. Quanto a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M, a transcrição parcial do seu depoimento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se entender o seu verdadeiro alcance, e as declarações descontextualizadas não exprimem a integridade daquelas declarações. A testemunha referiu que por aquela ocasião houve uma ordem de transferência que não foi possível confirmar a proveniência dos fundos ou o seu destino, mas em momento algum a testemunha referiu que se tratava das transferências reflectidas nos documentos falsos que se encontram nos autos. A testemunha esclareceu também não ter negócios com a C PHOTOGRAPHY e não ter autorizado o Recorrente a movimentar os fundos depositados na conta bancária que tem aberta junto do Banco L.
13. Nada neste depoimento é susceptível de justificar qualquer dúvida quanto às intenções do Recorrente.
14. Ainda que as cartas de autorização da C PHOTOGRAPHY e a transferência proveniente da sua conta fossem verdadeiros, o que se entende não ser verdade, isso não investiria o Recorrente no direito de movimentar a conta da Assistente, e de transferir os fundos que lá se encontravam depositados. A quantidade de documentação que o Recorrente trazia estava toda envolvida na burla, sendo essencial para criar o engano sobre os factos.
15. De toda a prova documental e testemunhal constante dos autos resulta que o Recorrente declarou que pretendia transferir os fundos da conta titulada pela Assistente, e assinou o formulário que lhe foi entregue pelo Banco L para esse efeito. Resulta ainda que, confrontado com o facto de não ter poderes para movimentar aquela conta, prometeu voltar mais tarde com a documentação relevante, e resulta- ainda o propósito de se apropriar daqueles montantes e os repartir com o segundo Arguido.
16. As testemunhas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confirmaram que o Recorrente queria transferir o dinheiro da conta da Assistente, e em montante muito superior aquele que alegadamente teria sido transferido da conta da C PHOTOGRAPHY.
17. Sendo irrelevante o facto de o Recorrente se ter feito passar ou não por representante da Assistente.
18. Ou que tenha sido ele a dirigir-se ao Banco L para recolher o formulário que tinha preenchido com a ordem de transferência, o que apenas demonstra que os seus cúmplices o tinham abandonado e que ele pretendia recuperar qualquer prova que pudesse existir da prática do crime.
19. Não se vislumbra qualquer questão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e o recurso,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ou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0. O n.º 1 do artigo 211.º do Código Penal determina a existência de um crime de burla quando alguém, “com intenção de obter para si ou para terceiro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por meio de erro ou engano sobre factos que astuciosamente provocou, determinar outrem à prática de actos que lhe causem, ou causem a outra pessoa, prejuízo patrimonial”.
21. Resultando perfeitamente provada a intenção de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que resulta directamente do documento de fls. 159 dos autos, onde os Arguidos acordam na repartição dos fundos, ao passo que o meio de erro resulta claramente das várias cartas e documentos que o Recorrente utilizou para demonstrar a sua legitimidade para aceder àqueles fundos, para que o Banco L transferisse aqueles montantes da conta da Assistente, causando a esta um prejuízo patrimonial elevado.
22. Por outro lado, a alínea a) e c) do n.º 1- do artigo 244.º do Código Penal determina a existênci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quando, “com intenção de causar prejuízo a outra pessoa ou ao Território, ou de obter para si ou para outra pessoa beneficio ilegítimo (...) fabricar documento falso, falsificar ou alterar documento ou abusar da assinatura de outra pessoa para elaborar documento falso,”ou “usar documento a que se referem as alíneas anteriores, fabricado, falsificado ou alterado por outra pessoa”.
23. Ora, demonstrada a intenção de causar prejuízo, e de obter beneficio, bem como a falsidade dos documentos que se encontram apreendidos n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em cumplicidade, e em autoria material, pela criação daqueles documentos falsos, por ter entendido o ilustre Tribunal a quo, que os Arguidos se conluiaram para a prática destes crimes
24. Sendo a prova suficiente não existe nenhuma situação de in dúbio pro reu.
25. Entende-se have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ando for patente que a decisão probatória do tribunal violou as leges artis, e isso resulte claramente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por si só ou conjugados com a regra de experiência comum.
26. Verifica-se, porém, que na decisão em Recurso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no pleno exercício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lasm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tendo em conta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observou as leges artis.
27. E só há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ando se verifica uma lacuna no apuramento desta matéria que impede a decisão de direito ou quando se puder concluir que sem ela não é possível chegar-se à conclusão de direito encontrada.
28.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tem que decorrer da própria decisão recorrida, sem recurso a quaisquer elementos que lhe sejam externos, e há-de ser tão notoriamente evidente que não passe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isto é, que o homem médio facilmente se dê conta dele.
29. No caso em apreço não se verifica tal vício, e conforme supra foi demonstrado, todos os elementos do tipo.de crime foram devidamente provados em audiência.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que V. Exas. mui doutamente suprirão, deverá ser neg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mantendo-se a decisão recorrida, assim se fazendo JUSTIÇA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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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25/2020 p.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