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89/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20年6月11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2. 雖然卷宗內未有客觀證據確定被害人交予上訴人的部分款項，但是正如原審法院所分析，從被害人在審判聽證中所表現的態度，交待事件的方式，未見被害人存有誣告上訴人的跡象，另外，被害人所講述案發的經過亦與案中的其他資料例如微信通話記錄、轉帳、存款資料等脗合。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亦透過原審法院在事實分析判斷中極其詳盡的解說，可以看到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89/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20年6月11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0年3月19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0-0005-PCC號卷宗內被指控以直接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所觸犯兩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連續犯）、指控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改判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被判處四年的實際徒刑。
本案與第CR5-18-0143-PCC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合共判處嫌犯九年實際徒的單一刑罰。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下列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原審法院分別分析了上訴人的聲明、被害人及司警證人的證言，以及卷宗內的微信通話記錄、轉帳及存款的資料。
2. 司警證人已於庭審上表示單憑被害人所交來的閃存內之錄音未能確定是否真的是被害人與嫌犯之間的對話。即使原審法院認為被害人沒有偽造相關的訊息內容，但被害人也純粹基於猜測而認為與其通話之人就是上訴人。上訴人認為基於存疑從無原則，就錄音內容方面不應視為證實，亦不應對上訴人產生不利後果。
3. 透過卷宗內的微信通話記錄、轉帳及存款資料，其實未足以證實上訴人收取了控訴書所描述的所有款項。除了被害人透過丈夫人民幣戶口轉帳了叁仟元人民幣至上訴人的內地銀行卡及透過媳婦以微信紅包將柒仟元人民幣轉帳予上訴人，其它的款項都僅是被害人片面之詞，未能提供任何交付金錢的書面憑證，因此，無從知悉是否真實存在或確實的金額為多少。
4. 上點所指的兩筆有記錄款項均是上訴人向被害人之借款，而上訴人亦曾償還其中之人民幣伍仟元(見控訴書第15點及已查明事實之第15點)。可見，相關的金錢交付僅為借款目的，不論借款原因為何，亦不應該將借貸關係定性為詐騙罪之手段。
5. 上訴人認為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即上訴人合共騙取的金額達到澳門十五萬元之部分，以及認為有關裁判違反了“疑罪從無”的原則，亦即存有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6.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及c項之規定，有關瑕疵可作為上訴之依據。
7. 應改判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規定第1款及第3款的一項巨額詐騙罪，並對上訴人重新量刑，處以較輕之刑罰。
8. 若上級法院不如此理解，仍請考慮被上訴之裁判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相關條文，以及違反適度原則。
9. 在量刑時，為預防犯罪之要求，故亦需考慮上訴人能重返社會的要件，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10. 上訴人A多年一直受情緒病的影響，日常生活需服用精神藥物。後來因發現被害人未有離婚，上訴人感覺自己在感情上受騙。
11. 上訴人與前妻離婚後，獨自育養一名兒子。
請求
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閣下之高見，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
-廢止上訴人在被上訴裁判中觸犯《刑法典》第211條規定第1款及第4款a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之部份，改判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規是第1款及第3款的一項巨額詐騙罪，並對上訴人重新量刑，處以較輕之刑罰；或
-判處上訴人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處以較輕之刑罰。
最後，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1。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7年8月，當時在澳門擔任外僱人員的內地女子、被害人B透過微信搜索附近人士功能認識上訴人A，兩人以微信保持聯絡，上訴人微信帳號ID“mm*********”，暱稱“A”。
2. 上訴人向被害人表示其為銀河集團主席的乾兒子，是銀河集團高層管理人員，並出示上訴人兒子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被害人信以為真。
3. 同年9月，被害人想轉換工作，請求上訴人協助尋找工作，上訴人以其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尚未到期為由拒絕。
4. 2018年3月，上訴人主動向被害人表示核查了被害人未有在澳門犯事，可協助其在銀河集團內工作，但需要請人事部老總吃一頓飯，要求被害人給予澳門幣叁仟元（MOP$3,000）。
5. 事實上，上訴人並非銀河集團的職員，亦沒有能力協助他人在銀河集團工作，上訴人只想藉此不斷向被害人索取金錢。
6. 同年4月中旬，被害人在新葡京酒店附近將港幣叁仟元（HKD$3,000）現金交予上訴人。
7. 同時，上訴人稱發生交通意外需賠錢，被害人向上訴人借出澳門幣貳萬元（MOP$20,000），之後上訴人如期歸還該筆借款，被害人因此更為信任上訴人。
8. 同年5月，上訴人與被害人成為情侶。
9. 2018年年6月底，上訴人向被害人訛稱銀河集團人事部老總已為被害人安排酒店房務主任的工作，月薪澳門幣壹萬伍仟元（MOP$15,000），要求被害人支付辦證費澳門幣玖仟伍佰元（MOP$9,500）及向老總支付“感謝費”澳門幣壹萬元（MOP$10,000），被害人於港灣大酒店向上訴人交付了合共澳門幣貳萬元（MOP$20,000）。
10. 同年7月底，被害人請求上訴人協助其兒子及媳婦在銀河集團找工作，上訴人同意並訛稱可安排兩人在娛樂場內從事兌換籌碼的工作，要求被害人支付澳門幣叁萬元（MOP$30,000）辦證費。
11. 被害人在新葡京酒店附近將澳門幣叁萬元（MOP$30,000）現金交予上訴人。
12. 同年8月初，上訴人訛稱其在銀河集團經營員工食堂出現資金週轉問題，要求被害人借出人民幣陸萬元（CNY60,000）應急，被害人在新葡京酒店附近某典押店刷卡套現折合人民幣陸萬元（CNY$60,000）的澳門幣交予上訴人。
13. 同期，上訴人向被害人訛稱因被害人的兒子及媳婦無法交出學歷文憑，銀河集團要求兩人交付澳門幣伍萬元（MOP$50,000）作押金，故之前向被害人借款中的澳門幣伍萬元（MOP$50,000）將作為押金，不予歸還。
14. 之後，上訴人又要求被害人向人事部老總支付“感謝費”澳門幣壹萬元（MOP$10,000），被害人於提督馬路附近透過銀行櫃員機提款向上訴人交付澳門幣壹萬元（MOP$10,000）。
15. 8月中旬，上訴人再次先後以其在銀河集團經營員工食堂出現資金週轉問題向被害人借款，被害人分別在新葡京酒店附近某典押店刷卡套現折人民幣肆仟元（CNY$4,000）的澳門幣現金、透過丈夫向他人借款人民幣壹萬元（CNY$10,000）轉賬至被害人的農業銀行卡、透過丈夫向他人借款人民幣叁仟元（CNY$3,000）轉賬至上訴人的內地銀行卡，編號62170030900184****6及透過媳婦C以微信紅包方式將人民幣柒仟元（CN$7,000）轉賬予上訴人等方式將款項交予上訴人，上訴人之後曾向C償還其中人民幣伍仟元（CNY$5,000）。
16. 同年9月10日，被害人的澳門外僱工作到期，其兒子及媳婦在澳門工作亦需租住房子，上訴人藉此訛稱替被害人租住房子，要求被害人支付澳門幣貳仟元（MOP$2,000）作訂金，被害人沒有足夠金錢，在新馬路向上訴人交付了澳門幣壹仟陸佰元（MOP$1,600）。
17. 其後，上訴人向被害人訛稱房子房東拒絕租予外地人，押金亦無法退回，拒絕向被害人返還。
18. 被害人多番要求上訴人退款，上訴人以各種藉口拖延，之後失去聯絡。
19. 2018年11月11日，被害人有感受騙，致電上訴人要求還錢，否則報警。
20. 同年11月12日，被害人報警揭發事件。
21. 因此，經扣除上訴人上述已返還予被害人的款項後，上訴人合共騙取了被害人港幣3,000元、澳門幣61,600元及人民幣93,000元的款項，因此，導致被害人損失了不少於澳門幣拾伍萬玖仟陸佰壹拾柒元伍角（MOP$159,617.5）。
22. 2019年2月27日，警方在上訴人家中截獲上訴人。
23. 經法醫鑑定，上訴人不存在不可歸責的情況（第231至233頁）。
24. 上訴人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其本人取得金錢利益，在2018年3月至11月期間，謊稱其為銀河集團高級職員及銀河集團主席的乾兒子，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後，向被害人謊稱可介紹工作予被害人及被害人的兒子及媳婦，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上訴人又以經營銀河集團員工飯堂週轉不靈為由向被害人索取金錢，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最後，上訴人以代被害人租房為名，再次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多次事件合共騙取了被害人折合不少於澳門幣拾伍萬玖仟陸佰壹拾柒元伍角（MOP$159,617.5）；事實上，上訴人沒有能力為他人介紹工作，不是銀河集團職員，更沒有在銀河集團開設員工飯堂，亦沒有協助被害人租住房子。
25. 上訴人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會受法律制裁。
此外，還查明：
26. 上訴人A表示具有小學二年級的學歷，無業，無收入，育有一名子女，並跟隨上訴人生活。
27. 根據上訴人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上訴人有以下的犯罪記錄：
1) 上訴人曾因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於2018年12月6日被第CR5-18-0143-PCC號卷宗判處6年6個月的實際徒刑，判決獲中級法院所確認，並於2019年6月24日轉為確定，上訴人目前在該案件中服刑。
未能證明的事實：控訴書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缺乏證據證明上訴人騙取了被害人合共澳門幣十五萬的金額，因此，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根據原審法院已確認之事實：
“上訴人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其本人取得金錢利益，在2018年3月至11月期間，謊稱其為銀河集團高級職員及銀河集團主席的乾兒子，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後，向被害人謊稱可介紹工作予被害人及被害人的兒子及媳婦，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上訴人又以經營銀河集團員工飯堂週轉不靈為由向被害人索取金錢，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最後，上訴人以代被害人租房為名，再次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多次事件合共騙取了被害人折合不少於澳門幣拾伍萬玖仟陸佰壹拾柒元伍角（MOP$159,617.5）；事實上，上訴人沒有能力為他人介紹工作，不是銀河集團職員，更沒有在銀河集團開設員工飯堂，亦沒有協助被害人租住房子。”
因此，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亦認為原審法院單憑被害人的片面之言而認定相關被騙取金額的事實，有關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判案理由中作出如下說明：
“嫌犯A講述了案發的經過，否認詐騙被害人，雖然曾向人謊稱是銀河集團主席的乾兒子，但只是為了面子問題，因為怕被人瞧不起；嫌犯表示僅基於為被害人介紹工作而收取了被害人50,000澳門元，但因期間發現被害人未有離婚，嫌犯覺得受騙，所以便沒有為被害人辦理，並將款項作個人用途；此外，嫌犯表示沒有收取過案中所指的其他款項，也沒有發生過案中所指的其他事實，包括沒有食堂週轉、車禍等事件。
證人B（被害人）講述了案發的經過，確認事發的經過及涉案金額與控訴書描述基本相符；當中，被害人表示雖然嫌犯要求3,000澳門元與人事部老總吃飯，但因其（被害人）當時手上有3,000港元，所以便給予嫌犯3,000港元（控訴書第6點事實）；被害人又表示針對控訴書第9點的事實，當時嫌犯指稱感謝費為10,000澳門元，所以其連同辦證費給予了嫌犯20,000澳門元；針對控訴書第10點及第11點的金額及幣值，被害人表示兩者皆為30,000澳門元；被害人表示嫌犯最後沒有為其本人及家人介紹工作，認為嫌犯欺騙了她，要求嫌犯作出賠償（合共164,100澳門元），被害人同意由法院裁定有關的賠償金額；被害人表示，由於嫌犯曾向其出示兒子的身份證，故相信了嫌犯是澳門人，也因而相信嫌犯所言。
司警證人D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調查期間被害人提供了一支閃存，當中載有一些微信對話內容，被害人表示為其與嫌犯之間的對話。
《澳門刑法典》第196條a項及b項規定：
“為著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下列各詞之定義為：
巨額：在作出事實之時超逾澳門幣三萬元之數額；
相當巨額：在作出事實之時超逾澳門幣十五萬元之數額；”
《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第3款及第4款a)項規定：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
三、如因詐騙而造成之財產損失屬巨額，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四、如屬下列情況，則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a) 財產損失屬相當巨額者；＂
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經作出綜合的分析後，考慮到嫌犯的聲明，結合證人的證言及卷宗的資料，雖然嫌犯否認犯案，但其確認曾向人自稱為銀河集團主席的乾兒子；本院認為，儘管其解釋只是為了面子問題，但當因此而牽涉到金錢的問題時，事件便會變得不單純。
被害人在其聲明中講述了案發的經過，確認事發的經過及涉案金額與控訴書描述基本相符（被害人對案中的一些金額作出了澄清）。
本院認為，雖然司警證人表示未能確定被害人所交來的閃存內容是否真的是被害人與嫌犯之間的對話（卷宗第13至第31頁），但案中未有跡象顯示被害人偽造相關的訊息內容；此外，從被害人在庭審期間所表現的態度，交待事件的方式，也未見被害人存在誣告嫌犯的跡象。
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考慮到案中的其他客觀證據與被害人所指的事實相脗合，結合案中的微信通話記錄、轉帳及存款資料，嫌犯在其聲明中表示沒有發生過食堂週轉、車禍等事件，本院認為被害人的證言值得採信。因此，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本院認為證據充分且足夠，足以認定嫌犯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但案中個別事件的涉案金額須因應被害人的聲明而作出相應的調整。
綜上，控訴書的大部分的事實獲得證實，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嫌犯A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為其本人取得金錢利益，在2018年3月至11月期間，謊稱其為銀河集團高級職員及銀河集團主席的乾兒子，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後，向被害人謊稱可介紹工作予被害人及被害人的兒子及媳婦，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嫌犯又以經營銀河集團員工飯堂週轉不靈為由向被害人索取金錢，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最後，嫌犯以代被害人租房為名，再次騙取被害人向其交付金錢，多次事件合共騙取了被害人折合不少於澳門幣拾伍萬玖仟陸佰壹拾柒元伍角（MOP$159,617.5），事實上，嫌犯沒有能力為他人介紹工作，不是銀河集團職員，更沒有在銀河集團開設員工飯堂，亦沒有協助被害人租住房子，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並會受法律所制裁。。
然而，在犯罪定性的問題上，考慮到嫌犯騙取了被害人的信任後，便以不同的藉口不斷地騙取被害人的金錢，反映嫌犯意圖盡可能騙取被害人更多金錢的單一犯罪故意；因此，按照過往本院就同類型案件的見解，對於嫌犯在本案中的行為，應以單一犯罪來論處，並應考慮涉案的總金額來決定犯罪的定性。
因此，在對不同理解給予應有的尊重的情況下，指控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既遂及連續犯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詐騙罪（連續犯），以及指控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罪名成立。”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雖然卷宗內未有客觀證據確定被害人交予上訴人的部分款項，但是正如原審法院所分析，從被害人在審判聽證中所表現的態度，交待事件的方式，未見被害人存有誣告上訴人的跡象，另外，被害人所講述案發的經過亦與案中的其他資料例如微信通話記錄、轉帳、存款資料等脗合。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亦透過原審法院在事實分析判斷中極其詳盡的解說，可以看到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另一方面，上訴人所提出部分金錢交付僅為借款目的，不應將借貸關係定性為詐騙手段的上訴理據。然而，需要注意，上訴人是以虛構的理由向被害人以借款目的索取金錢，上述行為亦是滿足詐騙罪的罪狀構成要素。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沒有考慮上訴人受情緒影響，其感情上受騙於被害人等情節，判決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可被判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在考慮保護法益及公眾期望的要求時需知道，詐騙罪屬本澳常見犯罪，上訴人的犯罪故意程度甚高，情節嚴重，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十分嚴重負面影響。
上訴人非為初犯，且本案與另案情節相同。
上訴人所提出的理據亦缺乏事實依據。
經分析有關事實及所有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本案中，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四年的實際徒刑，上述量刑則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基本要求，並不存在過重情況。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也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9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500圓。
著令通知。
2020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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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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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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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Imputam, n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arguido, ao acórdão recorrido 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as al.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bem como a violação dos artigos 40.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 princípio-de proporcionalidade,
2. Sobre a matéria de insuficiência, vem o arguido invocar que, quanto ao valor exacto do- prejuízo causado à ofendida neste caso, por esta não conseguir apresentar prova concreta sobre a maioria do seu prejuízo, deve assim o mesmo ser condenado meramente pela prática d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elevado e não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3. Neste caso, -para além das transferências da quantia ora procedidas, a ofendida entregou sempre quantia em numerário ao arguido, por se tratar de quantia em numerário, não se pode assim entender que há falta de provas nesse sentido.
4. In casu, os fact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foram já pondera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e dados como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tal como se consta nos “FACTOS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entendemos que o tribunal se pronunciou sobre toda a matéria objecto do processo, assim, não ocorre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perfilando-se todos os elementos permissivos de concluir pela subsunção encontrada.
5. Daí que, não entendemos que ocorre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de matéria de facto para a decisão, perfilando-se todos os elementos permissivos de concluir pela subsunção encontrada.
6. Relativamente ao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tende o arguido, mediante o presente recurso, demonstrar que a sua condenação não tem suporte n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m primeira instância. Invoca o arguido que o tribunal não deve atender às gravações de conversa ora adquiridas no caso.
7. Face a isto, entendemos que as gravações de conversa pertencem ao âmbito de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isto nada impede que o tribunal conjuga elementos esses com os demais existentes no caso para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da respectiva condenação.
8. No nosso entendimento, conform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nstant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 tribunal chegou a um entendimento lógico e razoável de que o arguido praticou 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m 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e julgamos que, neste caso, não há violação de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ora invocado.
9. Nestes termo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que a “questão”em causa se nos mostra relacionada com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não com o imputa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0. Neste caso,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ssentou no resultado d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disponíveis nos autos e produzidos em julgamento, convicção essa que é livre, está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
11. Assim, no nosso modesto entendimento, não existe qualquer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 nem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12. Manifesta ainda o arguido a não concordância sobre a pena que lhe foi aplicada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ntende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os artigos 40.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 princípio de proporcionalidade. Requer assim que lhe seja aplicada uma pena mais leve.
13. Nestes termos, tendo em conta os factos que se provou o arguido ter praticado, os mesmos consubstanciam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igo 211.º, conjugado com a al. a) do seu n.º 4, ambo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 arguido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2 a 10 anos.
14. Provou-se, como consta do acórdão, que o arguido não é primário, foi já condenado, no processo n.º CR5-18-0143-PCC, pela prática d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15. É de- salientar que o crime posto em causa no processo n.º CR5-18-0143-PCC, cuja natureza é idêntica à do nosso processo.
16. Entendemos que a pena de 4 anos de prisão aplicada ao arguido foi já ponderada e analisada pelo tribunal, atendendo especialmente aos seus antecedentes criminais, o valor posto em causa é de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a falta de indemnização,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tanto geral como especial, o grau de ilicitude do facto, o modo de execução deste, a intensidade do dolo, tal como consta do acórdão.
17. Entendemos assim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adece 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as al.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não violou 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os artigos 40.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 princípio de proporcionalidade.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m V. Exas. Venerandos Juízes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com que o arguido deve cumprir a pena impost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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