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上訴案第814/2020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2018年4月10日，在第CR2-18-0033-PCC號卷宗內，因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相當巨額)，被判處3年7個月徒刑；以及觸犯一項同一法典第198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巨額)，被判處1年1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被判處4年1個月實際徒刑。此外，判處被判刑人以連帶責任方式賠償被害人港幣236,500元以及人民幣26,640元。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11月1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7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50-18-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0年7月8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對此，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透過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的法官 閣下於2020年7月8日所作之批示（以下稱為“被上訴批示”），駁回了上訴人之假釋聲請。
2. 根據被上訴批示，上訴人的情況已符合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之形式要件（即“服刑已達2/3且至少已滿6個月”），但因不符合該款a及b項所規定之實質要件，故否決了上訴人之假釋聲請。
3. 除了表示應有的尊重外，本上訴針對上述批示，以違反《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為依據而提起。
4. 上訴人於2017年10月19日送往澳門監獄羈押候審，有關刑罰將於2021年11月18日屆滿，而刑期之三分之二已於2020年7月8日到期。（見徒刑執行之訴訟卷宗第18頁背頁）。
5. 司法見解一致認為特別預防是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6. 我們且看上訴人的紀錄，便可得知該刑罰是否對其人格演變產生作用，令其在服刑後不再作出犯罪行為。
7. 上訴人為內地居民，初犯，婚姻狀態為已婚，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入獄前與家人一同在深圳經營服裝零售，但有賭博習慣。
8. 初級法院第二刑事法庭於2018年4月10日在CR2-18-0033-PCC號案件中判處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身分及在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相當巨額），被判處3年7個月徒刑；以及觸犯一項同一法典第198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巨額），被判處1年1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被判處4年1個月實際徒刑，此外判處上訴人以連帶責任方式賠償被害人港幣236,500元以及人民幣26,640元。
9. 其後上訴人不服有關一審判決而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中級法院於2018年6月28日裁定上訴不成立，裁決於2018年7月25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3頁）
10. 截至提交本上訴狀時（即是2020年8月7日），上訴人在獄中已接受了1023天（約34個月）之刑罰，餘下刑期468天（約15個月）。
11. 刑事起訴法庭在被上訴批示的法律依據方面以一定篇幅闡述上訴人實施盜竊行為至今從未支付任何賠償予受害人，其中指出：“尤其是在賠償的問題上，被判刑人完全是不積極的，甚至未有在信函中提及一文一字，這樣的表現無法信服法庭其人格及價值觀已獲得徹底的矯正。法庭期待在下次審批假釋時，能夠看到被判刑人盡全力作出賠償，以最大程度地彌補當初作出的錯誤行為。”（詳見被上訴批示第5頁及第6頁，載於題述卷示第43頁及背頁）
12. 在對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並不認同上述見解。
13. 上訴人於2017年10月19日被羈押候審，依照相關規定，直至判決確定前（即2018年7月25日）上訴人無法參與監獄內的任何活動及培訓。
14. 上訴人因服刑期間行為良好，於2019年4月17日期獲批准參與廚房的職業培訓，每月可獲得200元的培訓費用。（見題述卷宗第8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5. 正如被上訴批示，其中載於卷宗第41頁背頁確認上訴人已繳付部分訴訟費用約為澳門幣2,700元。
16.而尊敬的起訴法庭 法官閣下在審查上訴人於獄中的表現時，所忽略的正是上訴人2019年4月至2020年7月（共14個月）努力賺取培訓費用以支付訴訟費用。
17. 雖然上訴人所支付的費用遠遠不足以支付本案的訴訟費用及受害人的賠償費用，但我們至少對其作出認真的努力有個正向積極的肯定，而不能直接否定其正盡盡全力作出賠償，因為他本可以選擇於服刑間毫無作為。
18. 此外，上訴人由於嗜賭，於入獄前已輸光因犯罪所得之金錢。現時上訴人家庭經濟拮据，家中有年邁的父母，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其妻子為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無多餘的儲蓄可以為上訴人支付有關訴訟費用及賠償費用。（見題述卷宗第10頁）
19. 綜上，即使上訴人在假釋的聲請書中未有提及賠償事宜，但上訴人絕對不是逃避責任，並且上訴人正有計劃地在分期支付訴訟費用及賠償費用，在最大程度地彌補當初作出的錯誤行為。（詳見題述卷宗最後由上訴人提交之還款計劃書）。
20.根據路環監獄保安及看守處之報告，上訴人被歸類為“信任類”，而在服刑期間之行為總評價為“良”。另外，上訴人亦嚴守獄中之規則，行為良好。（見題述卷宗第8頁）
21. 而且被上訴批示第3頁（見題述卷宗第42頁第8行）亦認定上訴人工作表現良好、積極且努力學習，平時亦有參與獄中的活動及講座。
22. 由於上訴人有經營服裝零售十年的經驗，計劃於出獄後繼續經營相關的生意，這將使其出獄後以對社會及家庭負責之方式生活。（見題述卷宗第14頁）
23. 上訴人並沒有因為入獄而與親朋好友疏遠關係，相反地，上訴人的家人多次來信對其表示支持與鼓勵（見題述卷宗第16至22頁）
24. 上訴人在獄中反思自己過往的人生，亦明白只有不斷學習及服務社會才能彌補自己犯下的過錯，並決心好好生活以回報對其不離不棄的家人。
25. 上訴人透過信函（見題述卷宗第35至36頁）表示對違法犯罪的認識，對其人格的正向轉變及對過往行為的懊悔，對其因犯罪入獄而導致家人的擔心而自責。
26. 上訴人為初犯，屬於首次入獄，對於上訴人而言，僅因一時的心生僥倖便須面對長達1023天之久的牢獄生活，其內心已無比自責。在經歷這些年的鐵窗生涯後，其個人的人格及思想已經得到教化，並正繼續朝著正面、良好的方向發展。
27. 現時，在處於“新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環境下，讓本是經濟拮据的妻子及兒女猶如雪上加霜。上訴人對此自認為難辭其咎，並決心出獄後努力彌補作為丈夫及父親的責任。（見題述卷宗第35至36頁）
28. 因此，入獄給上訴人帶來積極且正面的影響，使其在獄中做好重返社會的規劃，希望能早日一家團聚，相信家人對其之關愛以及鼓勵可以令上訴人盡快走出陰霾，重投社會，做個奉公守法的人。
29. 由此可見，倘若其獲准假釋出獄，將會在家人的支持、關愛及信任的環境下努力生活，好好照顧家人。
30.路環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對上訴人是次假釋聲請持贊同意見。
31. 技術員對上訴人給出積極且正面的評價，可見上訴人在人格上正向的轉變為大家有目共睹。
32. 此外，澳門監獄長亦認為上訴人已經有能力重新融入社會，建議給予其假釋機會。（見題述卷宗第7頁，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3. 綜上所述，上訴人對於其過往所犯下的大錯感到內疚不已，而徒刑的實際執行已使其得到深刻的教訓，時刻反省自我，並牢記是次犯罪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可見刑罰之最終目的--「教育被判刑人，並令其重新融入社會，避免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在上訴人身上已經完全得以實現。而且，無論是上訴人的家人、獄方以及社會均認可及接受上訴人，認為其已具備足夠的條件重投社會。因此，可以認為在刑罰的特別預防方面已對上訴人形成了有利及正面之判斷。
34. 誠然，上訴人所犯罪行之嚴重性是無可否認的，對法律所要求保護的法益及在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方面所造成的損害和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
35. 但是，對於一名實施加重盜竊者，被判處徒刑及其被立即執行的嚴厲性來說，已對公眾產生了極大影響，使社會大眾均知道觸犯有關罪行所導致之後果嚴重，將來定必不敢實施相關之罪行。像上訴人般的被判刑人，在經服刑後建立一個正確及良好的心態而獲得假釋的機會，相信更能成為公眾的借鏡。
36. 從這意義來說，此個案已符合並達致了一般預防之目的。
37. 正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曾在第319/2010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的精闢見解：“由於罪犯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因此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並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38. 因此，如果只是由於犯罪的嚴重性而懷疑上訴人重新納入社會並相應地推定他不能以對社會負責人的態度生活，那麼這種推定將抵觸假釋制度以及澳門《刑法典》第56條之精神。
39. 從上訴人在獄中的良好表現亦可以得知上訴人的人格及心理素質在被判刑後確實有更好的轉變，亦具備了重返社會的能力。
40. 而且，基於社會的變化日新月異，數月間的改變已經今非昔比，特別是考慮到上訴人在脫離了社會一段時間（34個月）對於其家庭嚴重的影響，故更加需要獲得假釋的機會。
41. 上訴人至今已服刑1023天，相信其已汲取足夠的教訓及痛改前非，因此上訴人若能獲得假釋的機會，定可以協助其更好、更快地適應社會。故如現在釋放上訴人是不會對潛在的犯罪者釋出錯誤訊息的。
42. 上訴人的服刑已達三分之二（按照舊制度為刑罰一半），應當推定已經受到教育並能夠重返社會（參閱Manuel Lopes Maia Gonçalves:《Código Penal Português》，1982年，修訂版，第259頁）。
43. 加上，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亦曾在多個批准假釋的裁判中指出（例如中級法院第665/2014合議庭裁判）：“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下劃線為本人所加）
44. 假釋制度本身是立法者專為囚犯而設的一種鼓勵性制度，首要為有利於囚犯重返社會，繼而才是保護社會。因此，法院在作出是否給予囚犯假釋決定時，應先從有利囚犯重返社會之角度出發，從寬處理。
45. 綜上所述，基於本上訴所針對的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之規定，現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判處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2020年7月8日作出否決上訴人假釋的決定，並裁定批准假釋申請。
請求，綜合以上所列舉的事實及法律依據，同時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諸位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懇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於2020年7月8日作出否決上訴人假釋的決定，並裁定批准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當被判刑人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同時符合相同法典第56條第1款a)及b)項所規定的條件，法院才會批准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也就是說，當上訴人之情況同時符合了假釋之形式及實質要件時，法院才給予其假釋。
2. 我們雖然亦同意上訴人之辯護律師在上訴書中所說的某些觀點，但整體而言，該上訴書僅是闡明了上訴人之情況符合假釋之形式要件，而其所提出的上訴人之情況符合假釋之實質要件之理據，檢察院並不贊同。
3. 在審查假釋之實質要件時，必須考慮刑罰的目的：一方面為特別預防，即透過刑罰對被判刑人本身進行教育，使其本人作出反省，致使其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重新融入社會，不再犯罪；另一方面為一般預防，即透過刑罰對犯罪行為人作出譴責，從而令社會大眾相信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並重新恢復及確立因犯罪行為而對法律動搖的信心。
4. 在特別預防方面，綜觀上訴人的服刑表現，除了遵守監獄的基本行為規範外，未見積極行動顯示其彌補過錯的決心，誠如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所指，雖然現時上訴人在獄中行為尚算循規蹈矩，但未見有特別突出的表現，尤其是在賠償的問題上，被判刑人完全是不積極的，甚至未有在信函中提及一文一字，這樣的表現無法說服法庭其人格及價值觀已獲得徹底矯正。
5. 上訴人因賭博輸光而實施本案的盜竊行為，並將犯罪所得的約港幣11萬元及人民幣1萬多元全數輸光，足以顯示上訴人過往沉迷賭博，守法意識異常薄弱，且自控能力極差，由於其服刑至今僅2年10個月，目前不能確信上訴人是否已真心悔悟及倘獲假釋後能否以負責任的方式融入社會，不再實施不法行為。因此，檢察院認為須更多時間對上訴人進行觀察，故上訴人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的要件。
6. 在一般預防方面，考慮到旅遊博彩業為本特區的經濟命脈，而在賭場周邊範圍竊取旅客財物的的案件近年在本澳時有發生，本僅破壞本澳旅遊博彩業的國際形象，且嚴重影響社會的安寧和秩序，因此在一般預防方面有必要有所增強。
7. 上訴人現時未有作出任何賠償，倘提前釋放，極可能向潛在的不法分子釋出錯誤訊息，誤以為經濟性質的犯罪不屬嚴重犯罪，即使在未有賠償的情況下亦可獲得提早釋放。因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要件。
8. 澳門刑法中的假釋制度並不是一種到期即有及自動取得的優惠制度，而是一種有條件的優惠制度。只有當滿足了澳門《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所有條件，並結合囚犯個案之所有事實情節，確實證明囚犯在服刑期表現良好、人格狀況獲極大改善、其並將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時，才可批准給予囚犯假釋。在本個案中，上訴人顯然沒有符合上述假釋之實質要件。
9.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被上訴批示沒有違反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及b項之規定，不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的錯誤適用法律之瑕疵，應駁回上訴。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情況：
- 於2018年4月10日，在第CR2-18-0033-PCC號卷宗內，因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8條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相當巨額)，被判處3年7個月徒刑；以及觸犯一項同一法典第198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巨額)，被判處1年1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被判處4年1個月實際徒刑。此外，判處被判刑人以連帶責任方式賠償被害人港幣236,500元以及人民幣26,640元。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11月18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7月8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0年6月3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0年7月8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和看書，亦曾參與瑜珈活動、戒賭講座、社會重返講座等。雖然沒有參加回歸教育課程，但積極參加廚房清潔職業培訓，表現良好。上訴人沒有違反獄規，在獄中被列為“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 獄方的社工及監獄長都對上訴人的假釋提出肯定的意見。
而根據假釋報告提供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上訴人對所犯罪行為感到後悔，希望重返社會與家人共同生活同時承擔起對家庭的責任，並承諾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上訴人積極參與職業培訓，我們可以看到客觀地顯示他有積極的重返社會的強烈意願，為重返社會做出了積極的準備的事實。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誠然，我們也考慮上訴人以旅客的身份來澳門所犯的加重盜竊罪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考慮方面的因素，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由於罪犯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我們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除了在於本案的罪行僅為財產犯罪，而且同犯已經被批准假釋予以釋放，我們應該注重考慮行為人的獄中表現是否足以消除其犯罪行為所給澳門社會和法律秩序帶來衝擊和影響，還考慮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地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3，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完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因此，從總體的資料考慮可以得出結論，假若提早釋放，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因此，我們認為上訴人具備了假釋的條件，其上訴理由成立，而否決假釋的決定應予以廢止。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法院的決定，批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在假釋期間，必須繼續遵守良好行為的義務，尤其是必須遠離賭博，並承諾不在此期間進入澳門。
立即出具釋放令，並作出必要的通報。
上訴人無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而本院確定給予法院委任代理人的代理費2000澳門元，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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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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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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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50).
Devidamente analisados os autos,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na pena de 4 anos e 1 mê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os crimes de furto qualificado, de elevada gravidade,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violando o direito de privacidade e a tranquilidade das pessoas e criando sentimentos de inquietude e de insegurança.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sendo o recorrente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não cumpriu na íntegra a decisão judicial que lhe condenou, nomeadamente a parte relativa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 relevante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furto qualificado,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já que a gravidade do crime e o demais circunstancialismo envolvente, deve ser projectado no sentido de apurar s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i como risco sério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o doutamente exposto n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o recorrente A.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3 Cfr. L. Henriques e Simas Santos in, “Noções Elementares de Direito Penal de Macau, 1998, pág. 142. Acórdãos deste TSI, entre outros, de 11 de Abril de 2002 do Processo Nº 5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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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814/2020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