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31/07/2020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542/2020號
上訴人：A
B
D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起訴法庭起訴四名嫌犯A、B、C及D為直接共同正犯，彼等以既遂方式觸犯了由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3項「協助罪」，並請求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4-19-0376-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第一嫌犯A之判處：
1) 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行為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協助罪」，判處每項六年六個月徒刑；
2) 對該嫌犯之數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七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第二嫌犯B之判處：
1) 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行為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協助罪」，判處每項六年徒刑；
2) 對該嫌犯之數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六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第三嫌犯C之判處：
1) 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行為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協助罪」，判處每項六年徒刑；
2) 對該嫌犯之數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六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第四嫌犯D之判處：
1) 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行為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協助罪」，判處每項六年徒刑；
2) 對該嫌犯之數罪競合處罰，合共判處六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以及第四嫌犯D不服判決，分別向本院提起了上訴，並分別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第一嫌犯A的上訴理由
1) 初級法院於2020年4月17日作出判決（以下簡稱“被上訴判決”），認定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行為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協助罪」，判處罪名成立。
2) 在尊重不同見解的情況下，被上訴判決沾有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1款的瑕疵。
3) 根據被上訴判決之已證事實，可見三名偷渡人士E、F及G（以下簡稱“該三名偷渡人士”）均是於同一時段、以同一方式、在同一地點，登上同一船隻，並在第二嫌犯B及第三嫌犯C的帶領下以偷渡前來澳門。
4) 誠然，上訴人並未有參與作出接載及帶領該三名偷渡人士前往澳門的行為。
5) 上訴人亦未曾向該三名偷渡人士收取任何倘有的報酬。
6) 誠如中級法院在第195/2006號案件合議庭裁判的見解指出：“協助偷渡中出現了單一犯罪意圖，與所運送的人數無關的，事實顯示兩名偷渡者被運送時處於同一的時間、方式及地點等情況，並登上同一船隻，兩牽涉的價值非直接與嫌犯協定，每名偷渡者是向另外一名與嫌犯協定進行運送的人支付金錢而非嫌犯，因此只存在單一犯罪而非兩項協助罪。”
7) 顯而易見的是，上訴人 在本案當中僅存在單一犯罪意圖，且相關事實均是在同樣的時間及地點的情況下被觸犯的。
8) 基於此，被上訴判決因沾有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而應裁定上訴人觸犯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協助罪。
9)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並不認同以上見解，則上訴人謹繼續提出理由及依據如下：
10) 被上訴判決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量刑標準，並考慮個案中的具體情節，認為：“第一嫌犯為本案一線人員，負責與內地集團成員聯絡，亦負責在澳門安排任務，亦親身示範第二、第三嫌犯如何在澳門進行協助他人偷渡的犯罪事實。(…)本次犯罪後果嚴重程度一般，行為不法性程度亦一般等，以及考慮類犯罪之預防需要等因素，亦考慮四名嫌犯觸犯的罪行對社會秩序帶來之負面影響，對澳門政府出入境制度帶來之衝擊因素。”
11) 上訴人因觸犯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協助罪」而被判處七年六個月的實際徒刑，原審法院合議庭在確定刑罰份量方面明顯過重。
12) 誠然，上訴人在本案中為初犯。
13) 事實上，上訴人尚須供養太太及兩名女兒，整個家庭非常需要上訴人的參與及經濟支柱。
14) 七年六個月之徒刑極可能為其家庭及其女兒之成長帶來不可想像及不可彌補之後果。
15) 考慮到上訴人現年已五十三歲，倘完全履行所科處之徒刑，上訴人在六十歲方能重獲自由，屆時被判刑人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去回歸重新融入社會，原審法院合議庭所判處的七年六個月徒刑不利於被上訴人改過自新及重新融入社會。
16) 基於此，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在考慮上述的闡述後，按照本案的具體實際情況下調原審法院合議庭所科處上訴人的刑罰。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
1) 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裁判，並判處上訴人觸犯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協助罪；
2) 倘法官閣下並不接納上述請求，則請求重新對上訴人的刑期作出量刑，並判處上訴人較輕的刑罰。
第二嫌犯B的上訴理由
- 上訴人認為相關已獲證事實所導致的協助罪，在同一犯罪行為下，對協助罪之罪數認定應以犯罪行為之次數計算，不應以所協助偷渡之具體人數來計算。
- 從已獲證事實可見，三名偷渡者被運送時處於同一的時間，方式及地點，並登上同一隻船偷渡，而相關事前工作，包括尋找偷渡者、偷渡者人數、協商協助偷渡費用等，概不由上訴人負責，且上訴人在接應事前亦全不知情。
- 上訴人在本案協助偷渡行為，由此至終僅出現單一的犯罪意圖，故必然僅構成一項犯罪，應排除存在多項違法行為或犯罪連續性的可能，因不論犯罪競合或連續犯，均要求數次實現罪狀或實際實現之罪狀個數。
- 因此，除給予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法律上適用錯誤，錯誤理解《刑法典》第29條之規定及違反法律的公平原則及合理原則，應以一項協助罪判處，而非分別三項協助罪。
- 而且，倘以一項犯罪論處，上訴人應可被給予緩刑機會。
- 同時，上訴人認為由於原審法院在上述法律上適用的錯誤之情況下，應以單一犯罪而非數項犯罪定罪，因而導致量刑方面過重，且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未有顯示出法庭確實有考慮所有有利於上訴人的量刑情節。
- 上訴人屬初犯，其後明白自身的過錯，在庭上承認犯罪，於整個偵查過程中態度表現合作，且更主動提供案情細節協助調查：上訴人經濟狀況低下，每月收入僅人民幣2,000元，且需供養父親、妻子及二名子女；上訴人雖有兄弟姊妹共6人，但其餘兄弟姊妹均已去世，僅剩下上訴人一人獨力照顧高齡達82歲的父親，且父親亦長期患病，作出犯罪行為只為養活家庭。
- 且上訴人認為，對其科處徒刑作威嚇已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對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均存有有利的可預見性。
-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的判決沒有認真考慮到上訴人的所有有利之因素，認為第一審法庭在考慮各個因素方面未見周全，被判處6年6個月實際徒刑，實屬過重。
- 因此，被上訴判決刑罰競合判處6年6個月的實際徒刑實屬過重，顯然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48條、第65條及罪刑相適應原則之規定，應以單一犯罪論處之基礎下量刑，且同時給予暫緩執行，或縮減徒刑年數。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合議庭各法官閣下接納本上訴，並變更被上訴合議庭判決之刑罰：
a. 改判單一項協助罪，並給予暫緩執行；
b. 倘上述不獲接納，則即使不改判單一犯罪，亦應減判徒刑。
第四嫌犯D的上訴理由的葡文版載於卷宗第3411-3437頁（在此視為全文轉載）。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判處的三項加重協助罪，應裁定為一項，因三名偷渡人士E、F及G均是於同一時段，以同一方式，在同一地點，登上同一船隻，因此，認為上訴人僅存在單一犯罪意圖，且上訴人沒參與接載及帶領三名偷渡人士前往澳門及沒收取任何報酬，質疑被上訴之裁判沾染著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法律瑕疵。
2. 本院未能認同。
3. 在本案中，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聯同為內地人士的男子H（暱稱為“X”）及I等共同合作從事協助偷渡的活動，以謀取不法利益，當中各人分工明確，部署精心，包括不斷招攬下線新成員，尋找和接洽擬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進出本澳特區的客人，在本澳開關通往偷渡船隻上落處的隱蔽路線，安排本澳的士司機進行安全接送等。而在本案中的三名內地居民E、F及G是分別透過上訴人、嫌犯B及嫌犯C的同夥（即薇信暱稱分別為“X”[由I所使用]、“X”的不知名人士及其他不知名人士）之安排，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進入本澳特區。由此可見，該三名偷渡人士是透過上訴人在內地的同黨在不同的情況下在國內招攬和安排於同一時間乘船非法進入澳門，上訴人以及其同夥已經多次侵了第6/2004號法律所保護的本澳移民及出入境管制的公共秩序這一法益，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屬實質競合。另一方面，偷渡者E於內地登船前已向上訴人的內地同夥支付了人民幣9000元的偷渡費，F在登岸後向第三嫌犯C支付了偷渡費人民幣10000元，而G則通過女朋友J微信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已符合了三項法律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的加重情節。
4. 基此，此理據應被否定。
5. 上訴人又質疑量刑過重，指出其為初犯，為家庭經濟支柱，現年53歲，7年6個月的徒刑不利上訴人重獲自由改過自新及重新融入社會，請求下調刑罰。
6. 在本案中，上訴人雖為初犯，但上訴人由始至終否認控罪，考慮到本案的犯罪情節，上訴人為上線人員，負責與內地集團成員聯絡，亦負責在澳門安排任務，親身向第二嫌犯B及第三嫌犯C示範如何在澳門協助他人偷渡的犯罪事實，可見上訴人為主謀，其犯罪故意及過錯程度較高，鑑於上訴人的多項犯罪行為對本澳社會秩序帶來之負面影響，對澳門政府出入境制度帶衝擊等因素，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犯罪的需要，加重協助罪的刑幅為5年至8年徒刑，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每項犯罪六年六個月徒刑屬適中，三項競合後，判處七年六個月徒刑，刑罰屬適當，刑罰是正確和平衡的，因此，刑罰份量之確定不具任何瑕疵，理應維持原則。
綜上所述，敬請否決本上訴，維持原判。
檢察院就上訴人B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判處的三項加重協助罪，應裁定為一項，因三名偷渡人士E、F及G均是於同一時段，以同一方式，在同一地點，登上同一船隻，因此，認為上訴人僅存在單一犯罪意圖，且上訴人沒參與指揮、協商偷渡人數及費用及事前並不知情，質疑被上訴之裁判沾染著刑法典第29條結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法律瑕疵。
2. 本院未能認同。
3. 在本案中，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和嫌犯C被內地招攬成為以嫌犯A和內地男子H（暱稱為“X”為主謀）及I等共同合作從事協助偷渡的活動，以謀取不法利益的下線成員，當中各人分工明確，包括不斷招攬下線新成員，尋找和接洽擬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進出本澳特區的客人，在本澳開關通往偷渡船隻上落處的隱蔽路線，安排本澳的士司機進行安全接送等，以便可為偷渡客人提供“一條龍”服務。上訴人及嫌犯C案發當晚是負責帶領三名人士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離開本澳特區，另外同時帶領三名人士（內地居民E、F及G）偷渡進入本地區，引領E、F及G從登岸處利用繩索擧越小山坡，經澳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再經小山坡及穿越草叢步出九澳村馬路與嫌犯D會合，並讓三名偷渡人士登上由嫌犯D所駕之的士。而在本案中的三名內地居民E、F及G是分別透過嫌犯A、上訴人及嫌犯C的同夥（即微信暱稱分別為“X”[由I所使用]、“X”的不知名人士及其他不知名人士）之安排，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進入本澳特區。由此可見，該三名偷渡人士是透過在內地的上訴人同夥在不同的情況下在國內招攬和安排於同一時間乘船非法進入澳門，上訴人以及其同夥已經多次侵害了第6/2004號法律所保護的本澳移民及出入境管制的公共秩序這一法益，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屬實質競合。另一方面，偷渡者E於內地登船前已向上訴人的內地同夥支付了人民幣9000元的偷渡費，F在登岸後向第三嫌犯C支付了偷渡費人民幣10000元，而G則通過女朋友J微信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已符合了三項法律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的加重情節。
4. 基此，此理據應被否定。
5. 上訴人又質疑量刑過重，指出其為初犯，承認犯罪，態度合作，協助調查，具家庭負擔，請求以一項犯罪論處，並給予緩刑。
6. 本院未能認同。
7. 在本案中，上訴人雖是初犯，承認大部份控罪，但考慮到本案的犯罪情節，上訴人為直接及親身帶領偷渡客不法進入澳門，可見上訴人的犯罪故意及過錯程度高，鑑於上訴人的多項犯罪行為對本澳社會秩序帶來之負面影響，對澳門政府出入境制度帶來之衝擊等因素，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犯罪的需要，加重協助罪的刑幅為5年至8年徒刑，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每項犯罪六年徒刑屬適中，三項犯罪競合後，判處六年六個月徒刑，刑罰屬適當，刑罰是正確和平衡的，因此，刑罰份量之確定不具任何瑕疵，理應維持原判。
綜上所述，敬請否決本上訴，維持原判。
檢察院就上訴人D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2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
2020年4月17日，初級法院作出合議庭裁判，裁定：
1. 第一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第3項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每項判處六年六個月徒刑，數罪競合，合共判處7年6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2. 第二嫌犯B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3項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每項判處6年徒刑，數罪競合，合共判處6年6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3. 第三嫌犯C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3項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每項判處6年徒刑，數罪競合，合共判處6年6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4. 第四嫌犯D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3項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侵、非法逼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第 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每項判處6年徒刑，數罪競合，合共判處6年6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及第四嫌犯D不服上述合議庭裁判，分別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在認定罪數方面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及因量刑過重而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B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在認定罪方面錯誤適用法律，違反《刑法典》第29條之規定及違反法律的公平原則及合理原則，及因量刑過重而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48條、第65條及罪刑相適應原則之規定，並應給予緩刑。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D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而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之規定而無效；又認為上訴人D的行為不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 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應予以開釋，以及認為其行為應符合從犯及連續犯的規定。
對於上訴人A、B及D的上訴理由，我們完全不能予以認同。
1.關於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之上訴理由
a)關於罪數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根據已證事實，三名偷渡人士均是於同一時段、以同一方式、在同一地點，登上同一船隻，其本人未有參與作出接載及帶領讓三名偷渡人士前往澳門的行為及沒有收取任何報酬，認為上訴人A在本案當中僅存在單一犯罪意圖，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規定及違反法律的公平原則及合理原則，及因量刑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B認為在相同犯罪行為下，對協助罪之罪數認定應以犯罪行為之次數計算，不應以所協助偷渡之具體人數來計算，而根據已證事實，三名偷渡人士被運送時處於同一的時間、方式及地點，並登上同一隻船隻，由此至終僅出現單一的犯罪意圖，而針對事前工作，包括尋找偷渡者、偷渡者人數及偷渡費用等，均不是由上訴人B負責且其亦全不知情，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錯誤適用法律，違反《刑法典》第29條之規定及違反法律的公平原則及合理原則。
我們完全同意尊敬的主任檢察官閣下在其上訴答覆中所持的立場，及其所引用的中級法院於2018年2月8日作出的第791/2017號刑事上訴案件及於2017年6月22日作出的第518/2017號刑事上訴案件中關於「協助罪」的認定罪數及加重情節所持的精辟司法見解，在此不再重覆引述。
根據第6/2004號法律第 14條規定：
“第十四條
一、故意運載或安排運載、提供物質支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協助他人於第二條所規定的情況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行為人直接或透過居中人為本人或第三人取得財產利益或物質利益，作為實施上款所指犯罪的酬勞或報酬的，處五年至八年徒刑。”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我們認為第6/2004號法律第 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所處罰的是運載或安排運載、提供物質支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協助他人非法進入澳門的行為，因此，應該認為，每協助一個非法入境者就對立法者擬保護澳門入境及逗留的良好監控及治安的法益受到一次侵害。
在本具體個案中，根據已證事實，可以證實嫌犯A聯用兩名內地男子（H及I）等共同合作從事協助偷渡的活動以謀取不法利益，並成功招攬了嫌犯B及嫌犯C為下線成員；案發當日，3名偷渡人士透過嫌犯A、B及C（非上訴人）的內地同黨在不同的情況下招攬和安排於同一時間乘船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的進入本澳，3名偷渡人士在本澳海域接近蝙蝠洞之岸邊登岸後，由嫌犯B及C帶領下利用繩索擧越小山坡，行經澳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再經小山坡及穿越草叢步出九澳村馬路路邊與嫌犯D會合，並由嫌犯D駕駛的士接載離開。
因此，必須認為嫌犯A、B及D向上述3名偷渡人士提供協助，就是對立法者擬保護澳門入境及逗留的良好監控及治安的法益造成了3次侵害，因此，必須對嫌犯A、B及D分別以獨立的3項「協助罪」論處。
至於兩名嫌犯A及B提出的沒有收取任何報酬，根據已證事實，3名偷渡人士分別於內地登船前已向上述兩名嫌犯的內地同伙支付了人民幣9,000元的偷渡費、在登岸後向嫌犯C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及通過微信向兩名嫌犯的內地同伙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因此，基於彼等均是以共同合意分工合作方式協助他人偷渡進入本澳，因此，即使有關偷渡費用並非由兩名嫌犯A及B親自收取，但由於其同伙已收取金錢，兩名嫌犯A及B的行為亦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的加重情節。
基於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刑法典》第29條之規定及違反法律的公平原則及合理原則。
b)關於量刑過重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其為初犯，須供養太太及兩名女兒，為家中經濟支柱，其現年53歲，7年6個月之徒刑極可能為其家庭及其女兒之成長帶來不可想像及不可彌補之後果，不利其改過自新及重返社會，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因量刑過重而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及違反法律的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B認為初犯，承認犯罪，於整個偵查過程態度合作，並主動協助調查，且經濟狀況低下，需供養年邁的父親、妻子及二名子女，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判處上訴人B6年6個月之徒刑屬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48條、第65條及罪刑相適應原則之規定，應以單一犯罪論處，且應給予緩刑。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
無可否認，嫌犯A及B為初犯，但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對彼等特別有利的情節。
首先，必須指出，嫌犯A自始至終否認控罪，而嫌犯A為本案主謀及上線成員之一，負責與內地同黨聯繫及在澳門安排任務，親身向嫌犯B及C示範和講解如何在澳門協助偷渡人士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的進入本澳，並安排嫌犯D駕駛的士與之會合並接載離開；至於嫌犯B，雖然其承認大部分控罪，但直接及親身帶領3名偷渡人士非法進入本澳。可見，嫌犯A及B犯罪故意及不法程度較高，守法意識薄弱，對本澳的法律制度抱著漠視的態度，為著金錢利益，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出入境管制視為無物，此舉除了破壞正常及必要的出入境管理外，更為本地治安穩定帶來嚴重的衝擊，增加本地治安的隱憂，故特別預防的要求較高。
此外，嫌犯A及B所實施的犯罪行為近年日趨頻繁，屢禁不止，是本澳效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一般預防的要求亦較高。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見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在量刑部分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考慮了必須的事實及其他情節，才會在「協助罪」的5年至8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對嫌犯A每項犯罪選判了6年6個月徒刑，並在刑罰競合時，在6年6個月至19年6個月徒刑的抽象刑幅中只選判了7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而對嫌犯B每項犯罪選判了6年徒刑，並在刑罰競合時，在6年至18年徒刑的抽象刑幅中只選判了6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接近刑幅下限，已經是輕無可輕了，對嫌犯A及B的量刑是合適的，在罪刑相適應的層面上是合符比例的原則的。
加上，一如我們所認同，法律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
至於嫌犯B提出的關於緩刑的問題，由於被上訴的合議庭判處上訴人B以6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根本沒有《刑法典》第48條的適用空間。
因此，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無量刑過重，應判處上訴人A及B此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2.關於第四嫌犯D之上訴理由
a)關於《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違反及第360條第1款規定之無效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D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具體指出那些證據足以證實其實施本案所針對的犯罪事實，且列舉的證據亦不足夠，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因而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之規定而無效。
首先，我們在此必須重申一貫的司法裁判的見解，當中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2日在第610/2011號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判，均是我們一向所認同的：
“1.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
2.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其所作出的理由說明，符合立法者對判決理由說明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
3.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
……”
在本具體個案中，我們可以看見原審法院在卷宗第3378頁的事實之分析判斷中已經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原審法院透過一系列的證據，包括4名嫌犯所作之聲明、依法宣讀案中3名證人（偷渡人士）在刑事起訴法庭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多名警員證人之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明，包括實況筆錄、人之辨認筆錄、電話法證分析報告，監聽資料、跟監資料，以及司警局所作之多份偵查報告和終結報告等來認定嫌犯A與D之分工和角色，加上嫌犯D及3年偷渡人士是在現行犯下被捕，因此，在證據上足以認定嫌犯D實施了本案所針對的犯罪行為。
在此，原審法院已經充分地闡述了其認定事實的邏輯推理過程，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其所認定或不認定的事實的證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上訴人D所指出的遺缺，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
因此，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方式已足夠滿足《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要求，上訴人D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作出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完全無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故不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所指之無效。
b)關於不構成「協助罪」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D認為其沒有協助3名偷渡人士非法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的進入本澳，而且3名偷渡人士的士被截獲時已身處本澳，「協助罪」的行為已經完結，其行為最多是符合「收容罪」，加上，上訴人D沒有直接或透過他人獲得財產或物質利益，也沒有證明其已事先收取了接載每一名偷渡人士到達目的地的200澳門元的報酬，從而認為上訴人D的行為不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
在本具體個案中，根據第3點的已證事實，證實嫌犯D被招攬成為以嫌犯A及內地男子（H及I）組織的從事協助偷渡活動的一員，透過接載偷渡人士以賺取按人頭計算之報酬（每一名非法入境人士或偷渡客收取約澳門幣200元的報酬），且根據第31點的已證事實，證實四名嫌犯A、B、C及D在自由、自願、有意識之情況下，為取得財產利益，一起聯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協助3名偷渡人士不經出入境檢查站進入本澳，並運送彼等離開登岸的地方及前往澳門其他地方，及為此親自或透過同伙收取了相應報酬；這樣，即使嫌犯D僅負責接載3名偷渡人士離開登岸地點及到本澳指定地方，而非負責實施協助及帶領偷渡人士非法進入本澳的行為，但由於彼等屬於共同犯罪，便足以使嫌犯D對整個犯罪行為負全部責任。
因此，嫌犯D接載3名偷渡人士離開登岸地點及到本澳指定地方的行為仍在“故意運載或安排運載、提供物質支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協助他人非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範圍，其行為完全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而非如嫌犯D所述般「協助罪」的行為已經完結，最多僅因為“收留、庇護收容或安置非法入境者”而構成「收容罪」，否則就是將整個協助偷渡流程斬斷，將同一犯罪行為切割為多個部分，這無疑是與法律規定的背道而馳。
基於此，應裁定上訴人D此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c)關於構成從犯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D認為其應屬從犯，而因其沒有為偷渡的犯罪事實作出任何貢獻及不存在行為的故意，只行為僅屬於從屬及次要的，故不應構成正犯，從而認為上訴人D應適用刑罰的特別減輕，應判處每1項「協助罪」不高於1年6個月徒刑，競合後不高於2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我們完全同意尊敬的主任檢察官閣下在其上訴答覆中所持之立場及其所引用的中級法院於2016年1月14日作出的第1053/2015號刑事上訴案件中關於「從犯」所持的精辟司法見解，在此不再重覆引述。
根據《刑法典》第26條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從犯）
一、對他人故意作出之事實，故意以任何方式提供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幫助者，以從犯處罰之。
二、科處於從犯之刑罰，為對正犯所規定之刑罰經特別減輕者。”
正如前述，根據已證事實可以認定嫌犯D已被招攬成為協助偷渡團伙的一員，其工作就是負責接載偷渡人士離開登岸地點及到本澳指定地方，可見，嫌犯D與本案其他嫌犯是以共同決意，分工合作的方式實施本案所針對的犯罪行為。
因此，上訴人D在本案的參與程度絕對不只於單純地提供物質或精神上的幫助，而是直接地參與了整個犯罪計劃，完全談不上符合《刑法典》第26條所規定的犯罪方式。
所以，我們認同原審法院在審查卷宗所有證據之後，認定上訴人D為實施本案犯罪行為的正犯，而不是純粹提供幫助的從犯，該認定是完全正確的。
基於此，應裁定上訴人D此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d)關於構成連續犯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D認為其僅是打開的士車門及允許3名偷渡人士進入車廂，是在同一時間作出一個行為，而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且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實行，上訴人D認為其單一的行為應構成連續犯而非導致3項「協助罪」的犯罪競合。
首先，必須強調，嫌犯D將其僅打開的士車門及允許3名偷渡人士進入車廂此一行為從整個協助偷渡流程中單獨抽取出來討論，僅以切割方式去凝望某一個局部行為，無疑是將整個協助偷渡流程斬斷，因此，嫌犯D的行為是否構成連續犯，應以整個犯罪行為來考量，而非其僅作出一次開門的動作。
正如前述，我們認為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所處罰的是運載或安排運載、提供物資支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協助他人非法進入澳門的行為，因此，應該認為，每協助一個非法入境者就對立法者擬保護澳門入境及逗留的良好監控及治安的法益受到一次侵害。
因此，必須認為嫌犯D及本案其他3名嫌犯向上述3名偷渡人士提供協助，就是對立法者擬保護澳門入境及逗留的良好監控及治安的法益造成了3次侵害，因此，必須對嫌犯D分別以獨立的3項「協助罪」論處。
至於關於《刑法典》第29條第2款連續犯之規定，不乏精闢的司法見解指出其前提要件，如中級法院於2013年10月31日在第528/2013號上訴案件作出之裁判：
“1.以連續犯論處犯罪人的真正前提，是奠基於在具體案情內，存在一個可在相當程度上，使行為人在重複犯罪時感到便利、和因此可相當減輕（亦即以遞減方式逐次減輕）其在每次重複犯罪時的罪過程度的外在情況。
……”
終審法院亦曾於2014年9月24日在第81/2014號上訴案件中亦一提醒我們：
“一、罪行連續性的根本前提是存在一種來自外部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方便了犯罪活動的再次出現，便得對行為人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亦即依法行事的可要求性漸趨減低的關係。
二、法院在審查連續犯罪的要件，尤其是受同一外在情況的誘發使得行為人的罪過得到相當減低這一要件是否得到滿足時應該尤其嚴格。
……”
可見，“連續犯”是指行為人實施同類犯罪，且各犯罪之間有時間上的先後次序。亦即，如果多次協助同一人先後在不同時間以相同方法多次偷渡進入澳門，才可能存有“連續犯”。
但在本具體個案中，嫌犯D及本案其他3名嫌犯是在相同時間內一次性使用船隻協助3名偷渡人士不經出入境檢查站進入本澳，並運送彼等離開登岸的地方及前往澳門其他地方，及為此親自或透過同伙收取了相應報酬；其行為並不符合數次實施在時間上有先後次序的行為持特徵，與上述“連續犯”之基本含義不符。因此，本案並不存在《刑法典》第29條第2款所規定之連續犯的問題，其行為不受惠於連續犯制度。
因此，嫌犯D所觸犯的3項「協助罪」，不能以1項連續犯方式觸犯「協助罪」來論處。
基於此，應裁定上訴人D此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A、B及D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應予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自未能查明之日起，嫌犯A聯同同為內地人士的男子H（暱稱為“X”）及I等共同合作從事協助偷渡的活動，以謀取不法利益，當中各人分工明確，部署精心，包括不斷招攬下線新成員，尋找和接洽擬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進出本澳特區的客人，在本澳開關通往偷渡船隻上落處的隱蔽路線，安排本澳的士司機進行“安全”接送等，以便可為偷渡客人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2. 在參與作案期間，嫌犯A是使用電話（號碼為...）以及“微信”（帳號為...，暱稱為“X”，綁定電話號碼為...）與其他共同實施協助偷渡活動的人士及擬偷渡進出境的客人進行聯絡。
3.約於2018年11月，身為本澳居民且任職替更的士司機的嫌犯D被招攬成為上述協助偷渡活動的一員，透過接載偷渡人士以賺取按人頭計算之報酬（每一名非法入境人士或偷渡客收取約澳門幣200元的報酬），按照計劃，其負責駕駛的士在本澳接載擬偷渡離澳的客人前往指定的偷渡碼頭登船離澳，又或接載剛抵埗的偷渡人士離開有關上岸點前往本澳各處。此外，在參與作案期間，嫌犯D是使用電話（號碼分別為...及...）以及帳號為“...”、暱稱為“X”、綁定電話號碼為...的“微信”帳號與其他共同實施協助偷渡活動的人士及擬偷渡進出境的客人進行聯絡。
4. 約於2019年2月初，嫌犯B及嫌犯C在內地被招攬成為上述協助偷渡活動的新下線成員，以圖取報酬。按照計劃，其倆負責引領擬擬偷渡離澳的客人乘坐的士前往指定的偷渡碼頭登船離澳，又或引領剛抵埗的偷渡人士離開有關上岸點乘坐的士前往本澳各處，以及向客人收取相關的偷渡費用。同時，按照有關安排，嫌犯B會使用電話（號碼為...）及“微信”（帳號為...，暱稱為“B”，綁定的電話號碼為...）與其他實施協助偷渡活動的人士、偷渡客、非法入境及非法逗留澳門的人士聯絡，而嫌犯C則會使用電話（號碼分別為...及...）以及“微信”（帳號為...，暱稱為 “X”，綁定電話號碼為...）與其他共同實施協助偷渡活動的人士及擬偷渡進出境的客人進行聯絡。
5. 2019年2月17日，嫌犯A透過與在內地負責尋找和集合有意於稍後時間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進入本澳特區的人士的主謀同夥H（即暱稱“X”的男子）聯絡，得悉H剛招攬了兩名內地新成員即嫌犯B及嫌犯C，且準備安排他們前來本澳一起參與實施上述不法活動，同時尚準備由嫌犯A為他們兩人在本澳先進行一次“考察”和“講解”。
6. 接著，於2019年2月19日下午時份，嫌犯A便帶領新成員即嫌犯B及嫌犯C經關閘邊境站進入本澳特區，同時，嫌犯A尚告知嫌犯B及嫌犯C指將有三名內地居民（即E、F及G）擬於當日晚上至翌日凌晨時份不經出入境事務站進入本特區。
7. 於同日（2019年2月19日）下午約7時許，嫌犯A帶領嫌犯B及嫌犯C前往路環九澳高頂馬路至九澳村一帶進行實地視察，以便嫌犯B及嫌犯C熟習有關接應偷渡客的路線。過程中，嫌犯A先帶領嫌犯B及嫌犯C從路環九澳村路旁之草叢缺口間走入草叢，繼而一路隨山坡草叢往上爬往高爾夫球場，並於約一小時後原路返回。
8. 同日（2019年2月19日）晚上約9時許，嫌犯A帶同嫌犯B及嫌犯C前往路氹金沙城中心喜來登酒店，並在該處向他們兩人教授接應和帶領偷渡客人的技巧。隨後，嫌犯A便致電（電話號為...）嫌犯D（電話號為...）向其表示於同日稍後時間需要其在金沙城外的巴士站接載擬偷渡離開本澳特區的人士，且尚指出屆時將由新的下線成員使用本由嫌犯A所用的電話號為...的電話以作聯絡。隨即，嫌犯A便乘坐巴士離開並前往渡船街XX大廈一單位，而嫌犯B及嫌犯C則按嫌犯A的指示在路氹金沙城中心外的巴士站附近等候安排。
9. 同日（2019年2月19日）晚上約10時許，嫌犯D經關閘邊境站進入本澳。隨即，嫌犯D撥電（電號號為...）至電話號碼...的手提電話，當時已獲嫌犯A交獲該手機的嫌犯C便在電話通話中向嫌犯D表示自己為嫌犯A所安排的下線，且彼此確認將於同晚較後時間共同參與偷渡活動，以及正聽候上級同夥通知。
10. 之後，嫌犯C先後獲上級同夥H即“X”及嫌犯A的致電通知，確認當晚將有三名不知名人士（經偵查未能查明彼等是否處於非法入境逾期逗留的狀態）打算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離開本澳特區，另外同時有三名人士（即內地居民E、F以及G）擬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進入本特區。
11. 於是，嫌犯C便以電話號為...的手提電話致電嫌犯D告知上述情況，並相約其屆時駕駛的士在路氹金沙城中心外的巴士站接載該三名不知名人士前往路環九澳高頂馬路至九澳村附近登船，以及在該處隨即接載另外三名剛抵埗的偷渡客人離開登岸的位置和前往本澳其他地方，嫌犯D對此表示答應。
12. 同日（2019年2月19日）晚上約11時許，嫌犯B及嫌犯C在路氹金沙城中心外的巴士站與上述三名不知名人士成功會合，接著準備前往路環九澳村附近以等候偷渡集團的船隻接載離開本澳特區（所涉及實施收留罪的部分已在本案被歸檔處理）。
13. 與此同時，三名內地居民E、F以及G分別透過嫌犯A、嫌犯B及嫌犯C的同夥（即微信暱稱分別為“X”[由I所使用]、“X”的不知名人士及其他不知名人士）之安排，準備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站進入本澳特區。於是，E、F以及G便按指示各自於同日（2019年2月19日）晚上約9時許至10時先後前往內地坦洲的「萬豪KTV」門外集合。
14. 同日（2019年2月19日）晚上約10時許，經眾嫌犯之內地同謀安排，由一輛汽車接載E、F及G到達內地珠海某不知名碼頭以等候乘坐偷渡船隻進入本澳特區。
15. 2019年2月20日凌晨約1時許，嫌犯D按照嫌犯A的指示駕駛編號為MW-XX-XX之的士前赴路氹金沙城中心外的巴士站與嫌犯B及嫌犯C，以及上述三名不知名人士會合，眾人在會合後，帶路者即嫌犯B及嫌犯C登上另一輛的士（車牌編號為MP-XX-XX）前往路環鷺環海天渡假酒店，而嫌犯D則負責駕駛編號為MW-XX-XX之的士接載上述三名不知名人士尾隨之。
16.另一方面，E、F及G於同日（2019年2月20日）凌晨約2時許在上述不知名碼頭登船並出發前往本澳特區。
17. E於內地登船前已向嫌犯A、嫌犯B及嫌犯C的同夥支付了現金人民幣9,000元的偷渡費用。
18. 同日（2019年2月20日）凌晨約3時許，上述接載著E、F及G三人的船隻在本澳海域接近蝙蝠洞之岸邊停靠，以讓E、F及G登岸，而上述三名不知名人士亦隨即登船並離開本澳特區。
19. 登岸後，嫌犯B及嫌犯C要求F及G繳付相關偷渡費用，於是，F向嫌犯C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用，而G則致電並透過其女朋友“J”以微信支付平台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用予眾嫌犯之內地同夥I。
20. 另一方面，同日（2019年2月20日）凌晨約3時許，嫌犯A再次致電嫌犯D，要求嫌犯D前往路環九澳村附近接載偷渡來澳的非法入境人士（即E、F及G）離開登岸處和前往本澳其他地方。
21. 其後，嫌犯B及嫌犯C帶領E、F及G三人利用繩索擧越小山坡，行經澳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再經過小山坡及穿越草叢步出九澳村馬路路邊與嫌犯D會合。接著，E、F及G按照嫌犯B及嫌犯C的指示登上由嫌犯D駕駛之的士離開。
22. 隨即，當嫌犯D駕駛的士接載E、F及G行經路環九澳高頂馬路近水塘之測速點時，被在場埋伏的司警人員一併截獲。
23. 另一邊廂，嫌犯B及嫌犯C步向路環九澳高頂馬路方向準備離開時，亦被在該處埋伏的司警人員截獲。
24. 同日（2019年2月20日）晚上約9時許，司警人員在渡船街XX大廈附近截獲嫌犯A。
25. 同日，司人警人員在澳門渡船街XX大廈X樓X座單位內，扣押了嫌犯A身上搜獲的壹部手提電話及壹張印有“…”字樣的電話卡、壹張印有“中國電信”字樣的電話卡（電話號碼分別為...以及...）以及壹張印有“中國聯通”字樣的電話卡（見卷宗第2463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以及卷宗第2798至2814頁的電話資料法理鑑證分析報告）。
26. 同日，在司法警察局內，司警人員扣押了嫌犯B身上搜獲的貳部手提電話連貳張智能卡（見卷宗第2286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以及卷宗第2815至2821頁的電話資料法理鑑證分析報告）。
27. 同日，在司法警察局內，司警人員扣押了嫌犯C身上搜獲的貳部手提電話連壹張印有“中國電信”字樣的電話卡與壹張印有“中國移動”字樣的電話卡（其中“IPHONE”手提電話的電話號碼為...，另一“SAMSUNG”手提電話的電話號碼為...）以及現金人民幣壹萬元（見卷宗第2302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以及卷宗第2839至2846頁的電話資料法理鑑證分析報告）。
28. 同日，在司法警察局內，司警人員對嫌犯D所駕駛之的士（車牌編號為MW-XX-XX）進行搜索，在車內搜獲叁部手提電話連壹張“和記電信”的智能卡、壹張一卡兩號“中國電信”的智能卡（電話號碼分別為...以及...）、壹張內地“中國移動”（電話號碼為...）的智能卡、壹張“中國電信”（電話號碼為...）預付卡、壹部智能平柀電腦以及壹張由澳門交通事務局發出之專業的士證（登記人為“D”） （見卷宗第2260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以及卷宗第2822至2838頁的電話資料法理鑑證分析報告）。
29. 上述手提電話是嫌犯A、嫌犯B、嫌犯C及嫌犯D作出上述犯罪活動時的通訊工具；在嫌犯C身上所搜獲的偷渡費用款項是案中犯罪活動的報酬。
30. 另外，同於2019年2月20日凌晨，內地珠海公安在珠海拱北將眾嫌犯的同夥H即“X”逮捕，隨後在2019年3月7日及7月2日，尚分別將另外兩名同謀即I及盧連興緝捕歸案。
31. 四名嫌犯A、B、C及D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取得財產利益，一起聯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共同決意，分工合作，協助E、F及G不經出入境檢查站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並運送彼等離開登岸的地方及前往澳門其他地方，以逃避本澳治安當局的檢查，違反禁止非法逗留法律的規定，並為此親自或透過同伙收取了相應的報酬。
32. 四名嫌犯A、B、C及D均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處罰。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四名嫌犯在本澳皆為初犯。
- 第一嫌犯聲稱為水產商人，月入人民幣7,000至10,000元，供養妻子及二名子女，具小學畢業學歷。
- 第二嫌犯聲稱為保安員，每月收入為人民幣2,000元，需扶養父親、妻子及二名子女，具小六學歷。
- 第三嫌犯聲稱為司機，每月收入為人民幣3,000元，無家庭負擔，具小學畢業學歷。
- 第四嫌犯聲稱為的士司機（兼職）及裝修工人，月入澳門幣10,000至20,000元，需供養父母及二名子女，具小五學歷。
未證事實：
- 經審判聽證，本起訴書不存在與獲證事實不相符合的未證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根據已證事實，三名偷渡人士均是於同一時段、以同一方式、在同一地點，登上同一船隻，其本人未有參與作出接載及帶領讓三名偷渡人士前往澳門的行為及沒有收取任何報酬，認為上訴人A在本案當中僅存在單一犯罪意圖，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的瑕疵及因量刑過重而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
上訴人B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在相同犯罪行為下，對協助罪之罪數認定應以犯罪行為之次數計算，不應以所協助偷渡之具體人數來計算，而根據已證事實，三名偷渡人士被運送時處於同一的時間、方式及地點，並登上同一隻船隻，由此至終僅出現單一的犯罪意圖，而針對事前工作，包括尋找偷渡者、偷渡者人數及偷渡費用等，均不是由上訴人B負責且其亦全不知情，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錯誤適用法律，違反《刑法典》第29條之規定及違反法律的公平原則及合理原則以及因量刑過重而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48條、第65條及罪刑相適應原則之規定，並應給予緩刑。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D認為：
-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具體指出那些證據足以證實其實施本案所針對的犯罪事實，且列舉的證據亦不足夠，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因而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之規定而無效。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而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之規定而無效；
- 其沒有協助3名偷渡人士非法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的進入本澳，而且3名偷渡人士的士被截獲時已身處本澳，「協助罪」的行為已經完結，其行為最多是符合「收容罪」，加上，上訴人D沒有直接或透過他人獲得財產或物質利益，也沒有證明其已事先收取了接載每一名偷渡人士到達目的地的200澳門元的報酬，從而認為上訴人D的行為不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
- 其僅是打開的士車門及允許3名偷渡人士進入車廂，是在同一時間作出一個行為，而實行之方式本質上相同，且係在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實行，上訴人D認為其單一的行為應構成連續犯而非導致3項「協助罪」的犯罪競合。
- 其應屬從犯，而因其沒有為偷渡的犯罪事實作出任何貢獻及不存在行為的故意，只行為僅屬於從屬及次要的，故不應構成正犯，從而認為上訴人D應適用刑罰的特別減輕，應判處每1項「協助罪」不高於1年6個月徒刑，競合後不高於2年徒刑的單一刑罰。
我們逐一看看。
（一）協助罪的罪數
三名上訴人均提出了這個上訴理由。
雖然嫌犯D提出了連續犯的上訴理由，但是就其所提出的理由，實際上也是提出同一犯意而僅構成一項罪名的問題，因為，“連續犯”是指行為人實施同類犯罪，且各犯罪之間有時間上的先後次序，亦即如果多次協助同一人先後在不同時間以相同方法多次偷渡進入澳門，或者只有多次犯意才可能存有考慮適用“連續犯”的條件。因此，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應該視為於兩名上訴人A與B提出了相同的問題。
但是很明顯，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第6/2004號法律第 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所處罰的是運載或安排運載、提供物質支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協助他人非法進入澳門的行為，因此，應該認為，每協助一個非法入境者就對立法者擬保護澳門入境及逗留的良好監控及治安的法益受到一次侵害。
而有關協助罪中的一次協助數人的情況的定罪問題，我們承認，就是在中級法院對此問題沒有統一的看法，有的意見認為，如果嫌犯再同一個犯意之下，無論協助多少非法入境者，都以一個犯罪予以懲罰；另一種則是按照所協助的人數計算所侵犯的法益。
我們知道，第6/2004號所建立的澳門打擊非法移民制度法律的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協助罪」，所處罰的是協助他人非法入境澳門的行為，並透過設定罪狀旨在保護的法益在於澳門特區的內部安全，雖然不存在保護人身法益，但是，我們仍然認為，每協助一個非法入境者進入澳門就對立法者擬保護障澳門入境及逗留的良好監控及治安的法益受到一次侵害。3
在本案中，根據已證事實，可以證實嫌犯A聯用兩名內地男子（H及I）等共同合作從事協助偷渡的活動以謀取不法利益，並成功招攬了嫌犯B及嫌犯C為下線成員；案發當日，3名偷渡人士透過嫌犯A、B及C（非上訴人）的內地同黨在不同的情況下招攬和安排於同一時間乘船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的進入本澳，3名偷渡人士在本澳海域接近蝙蝠洞之岸邊登岸後，由嫌犯B及C帶領下利用繩索擧越小山坡，行經澳門高爾夫鄉村俱樂部，再經小山坡及穿越草叢步出九澳村馬路路邊與嫌犯D會合，並由嫌犯D駕駛的士接載離開。
因此，必須認為嫌犯A、B及D向上述3名偷渡人士提供協助，就是對立法者擬保護澳門入境及逗留的良好監控及治安的法益造成了3次侵害，因此，必須對嫌犯A、B及D分別以獨立的3項「協助罪」論處。
至於兩名嫌犯A及B提出的沒有收取任何報酬，根據已證事實，3名偷渡人士分別於內地登船前已向上述兩名嫌犯的內地同伙支付了人民幣9,000元的偷渡費、在登岸後向嫌犯C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及通過微信向兩名嫌犯的內地同伙支付了人民幣10,000元的偷渡費，因此，基於彼等均是以共同合意分工合作方式協助他人偷渡進入本澳，因此，即使有關偷渡費用並非由兩名嫌犯A及B親自收取，但由於其同伙已收取金錢，兩名嫌犯A及B的行為亦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結合同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協助罪」的加重情節。
（二）判決書的無效的瑕疵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D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具體指出那些證據足以證實其實施本案所針對的犯罪事實，且列舉的證據亦不足夠，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因而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的規定而無效。
首先，我們一直重申的是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其所作出的理由說明，符合立法者對判決理由說明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而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4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卷宗第3378頁的事實之分析判斷中已經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原審法院透過一系列的證據，包括4名嫌犯所作之聲明、依法宣讀案中3名證人（偷渡人士）在刑事起訴法庭的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多名警員證人之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明，包括實況筆錄、人之辨認筆錄、電話法證分析報告，監聽資料、跟監資料，以及司警局所作之多份偵查報告和終結報告等來認定嫌犯A與D之分工和角色，加上嫌犯D及3年偷渡人士是在現行犯下被捕，因此，在證據上足以認定嫌犯D實施了本案所針對的犯罪行為。
在此，原審法院已經充分地闡述了其認定事實的邏輯推理過程，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其所認定或不認定的事實的證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上訴人D所指出的遺缺，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
因此，很明顯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方式已足夠滿足《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不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所指的無效。
（三）協助罪的構成
上訴人D在這部分關於其行為不構成協助罪或者極其量構成收容罪的上訴理由，也是明顯不能成立的。
根據第3點的已證事實，證實嫌犯D被招攬成為以嫌犯A及內地男子（H及I）組織的從事協助偷渡活動的一員，透過接載偷渡人士以賺取按人頭計算之報酬（每一名非法入境人士或偷渡客收取約澳門幣200元的報酬），且根據上訴人與其他嫌犯的分工合作的實施犯罪的方式所得出的第31點的事實的結論可見，上訴人是與其他嫌犯以共同犯罪的方式事實本案的犯罪事實的，即使嫌犯D僅負責接載3名偷渡人士離開登岸地點及到本澳指定地方，而非負責實施協助及帶領偷渡人士非法進入本澳的行為，但由於彼等彼此存在互相依賴的關係，屬於共同犯罪，便足以使嫌犯D對整個犯罪行為負全部責任。
（四）從犯的構成
關於上訴人D認為其應屬從犯的上訴理由，其實也是上一理由的補充性上訴理由，而在審理完上一問題之後，這個問題也不攻自破。
正因如此，上訴人的行為與其他嫌犯存在依賴關係，並與共同犯罪的計劃不可分割，屬於犯罪計劃的組成部分，缺一不可，而並非單純的幫助作用的行為，毫無疑問屬於共同正犯，沒有適用刑罰的特別減輕的條件。
（五） 量刑過重
有關量刑部分的決定，僅上訴人A和B提出了上訴理由。
我們知道，《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及最高刑之間的刑幅，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法律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
首先，必須指出，嫌犯A自始至終否認控罪，而嫌犯A為本案主謀及上線成員之一，負責與內地同黨聯繫及在澳門安排任務，親身向嫌犯B及C示範和講解如何在澳門協助偷渡人士不經出入境事務邊檢站的進入本澳，並安排嫌犯D駕駛的士與之會合並接載離開；至於嫌犯B，雖然其承認大部分控罪，但直接及親身帶領3名偷渡人士非法進入本澳。可見，嫌犯A及B犯罪故意及不法程度較高，守法意識薄弱，對本澳的法律制度抱著漠視的態度，為著金錢利益，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出入境管制視為無物，此舉除了破壞正常及必要的出入境管理外，更為本地治安穩定帶來嚴重的衝擊，增加本地治安的隱憂，故特別預防的要求較高。
另一方面，嫌犯A及B所實施的犯罪行為近年日趨頻繁，屢禁不止，是本澳效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一般預防的要求亦較高。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見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在量刑部分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考慮了必須的事實及其他情節，才會在「協助罪」的5年至8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對嫌犯A每項犯罪選判了6年6個月徒刑，並在刑罰競合時，在6年6個月至19年6個月徒刑的抽象刑幅中只選判了7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而對嫌犯B每項犯罪選判了6年徒刑，並在刑罰競合時，在6年至18年徒刑的抽象刑幅中只選判了6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接近刑幅下限，已經是輕無可輕了。
至於嫌犯B提出的關於緩刑的問題，由於被上訴的合議庭判處上訴人B以6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根本沒有《刑法典》第48條的適用空間。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決定三名上訴人的所有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本案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共同支付，並應分別繳納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包括分別支付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三款所規定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A和B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分別為2500澳門元，由上訴人分別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7月31日
蔡武彬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o supra referido acórdão que condenou o 4º arguido, ora recorrente, D, na pena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de três crimes de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p. e p. pelo art.º 14º, nº 2 do Lei nº 6/2004.
b) Dá-se aqui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a 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em julgamento, a qual, com o devido respeito, de uma forma simplista, reproduziu o teor da acusação.
c) Não se conforme o arguido recorrente com a condenação, porquanto, com o devido respeito, (i) a decisão não está devidamente fundamentada; (ii) a actuação d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tipifica o crime de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 muito menos aquele que o qualifica (nº 2 do art.º 14º) -; quanto muito, (iii) a sua actuação nos factos descritos circunscreve-se à mera cumplicidade; e (iv) admitindo sem conceder, que o arguido cometeu aquele crime – seja o “simples” ou o “qualificado” – não se tratou de três crimes, mas apenas de um crime na forma continuada.
Vejamos, então,
d) Dispõe o artº 355º, nº 2 do C.P.P.:
“(…)
Ao relatório segue-se a fundamentação, que consta d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bem como de uma exposição,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pleta, ainda que concisa, dos motiv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com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Por outro lado,
Nos termos do artº 360º do C.P.P., sob a epígrafe “nulidade da sentença”:
“É nula a sentença:
b) Que não contiver as menções referidas no nº 2 e na alínea b) do nº 3 do artº 355º ou;
(…)”
e) No tocante à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em apreço, verifica 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a mesma é claramente insuficiente, pelo menos, para que o tribunal de recurso possa ajuizar da justeza da condenação.
Pois é essa a razão de ser da fundamentação de uma sentença.
f) Mºs Juízes, fazer uma referência geral aos documentos, declarações e provas dos autos não é, com o devido respeito, fundamentar uma decisão.
Terminantemente, não é este o espírito das normas supra referidas e, se assim fosse (mas não é !), de nada valeriam as audiências de julgamento, onde na verdade deve ser vista e analisada toda a prova.
g) Até porque, Mºs Juízes, quem ler 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em apreço, nomeadamente, em relação ao 4º arguido, o recorrente, acaba por não entender, quais as declarações que o incriminam – muito menos, como um “agente fulcral”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dos autos, como referido supra – quais os documentos relevantes para o facto, qual (ou quais) o(s) depoimento(s) testemunhal (testemunhais) que foi (foram) valorizados(s) e exactamente em que parte.
h) Segundo as normas processuais supra referidas, há, assim, que distinguir, n a elaboração da sentença, três momentos da respectiva fundamentação:
(i) a enumeração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ii) a exposição dos motivos que fundamentam a decisão; e (iii) a indicaçã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undament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i) A fundamentação deve sempre proporcionar ao destinatário normal a constituição do denominado “iter” cognoscitivo e valorativo para que aquele fique a conhecer o motivo por que se decidiu naquele sentido.
j) Trata-se, em suma, de exigir motivação adequadamente compreensível.
De facto, e desde logo, é a ideia de fundamentação como legitimação concreta que impõe uma exteriorização das razões da decisão.
k) Com efeito, sem o conhecimento ou a cognoscibilidade directa pelos destinatários das razões ou fundamentos que estiveram na base da decisão do Tribunal, estes não poderiam muitas vezes compreendê-la, nem ajuizar conscienciosamente das possibilidades de recurso, circunstância que levaria ao não-exercício do direito ou à interposição de recursos inviáveis.
l) Assim sendo, a mera indicação dos elementos de prova não basta, frustrando a própria lei, ao impedir comprovação na sentença que se seguiu um processo lógico e racional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sendo portanto uma decisão ilógica, arbitrária, contraditória ou notoriamente violadora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m) O acórdão em apreço é, por isso, nulo, porquanto, como se disse, a mera enunci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é insuficiente para dar cumprimento ao disposto naquela norma de processo.
n) Comete o crime de “auxílio” (art.º 14º da Lei nº 6/2004)
“1. Quem dolosamente transportar ou promover o transporte, fornecer auxílio material ou por outra forma concorrer para a entrada na RAEM de outrem nas situações previstas no artigo 2º,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2 a 8 anos.
2. Se o agente obtiver, directamente ou por interposta pessoa, vantagem patrimonial ou benefício material, para si ou para terceiro, como recompensa ou pagament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referido no número anterior,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5 a 8 anos.”
Por outro lado,”
(artº 2 daquela Lei):
“São consideradas em situação de imigração ilegal as pessoas que se encontrem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diante designada por RAEM, não estando autorizadas a nela permanecer ou residir, e que tenham entrado em qualquer das seguintes circunstâncias:
2) Fora dos postos de migração;
(…)”
Ora,
o) Numa primeira análise, dir-se-á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cometeu o citado crime de “auxílio” porque a sua conduta não preenche o elemento objectivo do crime em apreço.
p) Na verdade, no caso em apreço, “auxiliou” os 3 imigrantes ilegais quem “transportou ou promoveu o transporte ou forneceu auxílio material”, aos mesmos para entrarem na R.A.E.M., “fora dos postos de migração”.
q) O arguido recorrente, admitindo sem conceder, que sabia que aqueles 3 imigrantes haviam entrado na R.A.E.M. ilegalmente, não concorreu para esta entrada “fora dos postos de migração”.
r) Praticou a actividade de “auxílio”, no caso em apreço, quem os transportou e/ou auxiliou a entrar na R.A.E.M. e não 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quando os recebeu no seu táxi, já eles, os imigrantes ilegais, estavam R.A.E.M..
s) O arguido recorrente – que nem sequer conhecia os outros três arguidos, mormente os e 2º e 3º arguidos – não tomou parte directa na execução do facto (o auxílio à entrada na R.A.E.M. fora dos postos de migração) e não agiu mediante acordo com os demais arguidos para que esta entrada fosse concretizada.
t) Isto porque, como se disse, os imigrantes ilegais já estavam na R.A.E.M. quando eles os transportou, pelo que a acção tipo do crime de “auxílio” já estava concluída e para a qual o arguido recorrente em nada contribuíu.
No máximo, teria o arguido cometido o crime de “acolhimento” ao acolher dolosamente aqueles 3 indivíduos, no seu veículo, ou seja, tendo conhecimento que os mesmos entraram ilegalmente na R.A.E.M., o que apenas se admite por mera hipótese de raciocínio.
Por outro lado,
u) 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obteve “directamente ou por interposta pessoa, vantagem patrimonial ou benefício material”, uma vez que, por um lado não se mostra provado que ele tenha alguma vez auferido a quantia de 200 patacas que visaria receber se os três indivíduos ilegais chegassem ao seu destino; e, por outro lado, também se não provou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tivesse beneficiado, ou viesse a beneficiar, das quantias pagas por aqueles mesmos indivíduos, “ainda antes de entrarem na embarcação na China”.
v) É verdade que a versão do art.º 3º d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refere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receberia” 200 patacas por cada imigrante ilegal transportado no seu táxi.
Mas também é verdade que se não deu como assente que alguma vez “tivesse recebido” aquele valor.
w) De uma leitura da restante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não há um único facto que dê como assente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recebeu qualquer quantia, mínima que seja, dos três imigrantes ilegais, pelo que, também aqui, não se mostra preenchidos o elemento objectivo da qualificação prevista no nº 2 do artº 14º da Lei nº 6/2004, pois que a redacção deste comando é elucidativa ao referir que tal qualificação só se verifica quando e se “o agente obtiver, directamente ou por interposta pessoa, vantagem patrimonial ou benefício material”.
O que não foi o caso.
x) Posto isto,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por um lado, não cometeu o crime de “auxílio” e, por outro lado, se assim tivesse acontecido -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 a sua conduta não tipificaria a qualificação de tal crime.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y) Nos termos do art.º 26º do C.P.:
“1. É punível como cúmplice que, dolosamente e por qualquer forma, prestar auxílio material ou moral à prática por outrem de um acto doloso.
2. É aplicável ao cúmplice a pena prevista para o autor, especialmente atenuada.”
Ora,
z) Parece não restar dúvidas de que arguidos houve que cometeram um facto doloso e que, por essa prática, eles (ou outros) receberam “vantagem patrimonial”.
Mas o arguido, não.
aa) Como supra referido, o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concretizou-se sem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tenha contribuído para o facto.
bb) Mas ter-se-á tratado de um “facto doloso”, cometido por terceiros, que eventualmente se não concretizaria da mesma forma, se 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tivesse prestado o seu “auxílio”; se não se tivesse predisposto ao transporte dos imigrantes ilegais já no interior da R.A.E.M..
cc) Nas formas do crime, ao contrário do “autor” – aquele que controla a situação, decidindo os trâmites da mesma, executando-a ou participando na sua execução – “cúmplice” não participa naquilo que sabe tratar-se de uma conduta dolosa, mas tem, em relação a esta, uma conduta subsidiária ou secundária.
dd) O “cúmplice” não domina os factos típicos da infracção, mas ajuda quem os cometeu.
O “cúmplice” auxilia dolosamente quem, ele sabe, cometeu um crime; mas não é o seu “autor”, uma vez que, sem a sua participação secundária, o crime sempre se teria efectivado.
O “cúmplice” tem uma actuação à margem do crime, quedando-se em actos anteriores ou posteriores à sua efectivação – como foi, quanto à actuação do arguido recorrente - .
ee) Temos, assim, que, como supra referido, 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foi “autor” do crime de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ilegal.
Mas ajudou na sua concretização.
O seu papel no “iter” criminoso quedou-se pela prestação de um auxílio à conduta dolosa de outrem.
O arguido recorrente foi um “não autor” na conduta criminosa de outros autores.
ff) A sua conduta deveria, pois, ter-se subsumido ao disposto no art.º 26º do C.P., isto é, ao nível da “cumplicidade” na prática de um crime doloso, por pare dos autos arguidos.
No caso, um crime p. e p. pelo nº 2 do art.º 14º, porquanto, como assente, aquleoutros arguidos obtiveram vantagem patrimonial do que, no entanto, não beneficiou o arguido recorrente.
gg) A pena a aplicar ao arguido deveria ter sid especialmente atenuada, o que conduz à moldura penal de 1 ano a 5 anos e 4 meses.
hh) Admitindo sem conceder, que estamos na presença de três crimes de “auxílio” (e não, como abaixo se verá, de um crime na forma continuada), então, entende 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para cada um dos crimes deveria ser aplicada uma pena não superior a 1 ano e 6 meses de prisão – tendo em conta sobretudo a enorme disparidade na actuação dele, em comparação com a dos demais (art. nas quantias que ele iria receber e os outros receberam…) – o que, em cúmulo, seguindo idêntico raciocínio ao do acórdão recorrido, redundaria numa pena única não superior a 2 anos de prisão.
Finalmente,
ii)Nos termos do art.º 29º, nº 2 do C.P..:
“(…)
Constitui um só crime continuado a realização plúrima do mesmo tipo de crime… executado por forma essencialmente homogénea e no quadro da solicitação de uma mesma situação exterior que diminua consideravelmente a culpa do agente.”
jj) D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resulta que, no mesmo dia (20/02/2019), o arguido deslocou-se a Coloane e, perto das povoação de Ka Hó, predispôs-se a transportar três pessoas que, alegadamente, sabia tratar-se de imigrantes ilegais.
kk) Como supra referido, quanto muito, a actuação ao arguido recorrente quedou-se ao nível da cumplicidade e nunca ao nível da autoria.
E a conduta do arguido recorrente concretizou-se quando ele abriu a porta do seu veículo e permitiu que os três indivíduos aí entrassem.
A cumplicidade do arguido recorrente concretizou-se numa só actuação e no mesmo momento.
ll) Estamos, assim, perante uma manifesta situação factual que reconduz a conduta do arguido ao “crime continuado”, em relação à sua cumplicidade na prática, por outros arguidos, do crime de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e que necessariamente terá repercussões na medida da pena que lhe deverá ser aplicada.
mm) O instituto do “crime continuado” conduz a que várias condutas criminosas, que deveriam constituir uma pluralidade de infracções, sejam unificadas num único crime, para efeito punitivos, por força da diminuição da culpa do agente.
nn) É, pois, patente nos presentes autos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que, de fora, facilitou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tivesse uma mesma conduta no mesmo acto e na mesma altura.
oo) Afigura-se óbvio ao recorrente que, perante a solicitação que lhe foi feita pelo 1º arguido, não lhe era exigível que ele tivesse ponderado que a sua conduta preencheria a prática de três crimes, mas apenas de um.
Não era exigível a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se comportasse de forma diferente, já que, para ele, a sua conduta criminosa se preencheu num só acto.
pp) A conduta única do arguido deverá tipificar um só crime na forma continuada e não a prática em concurso de três crimes.
E esta punição de um só crime na forma continuada deverá aplicar-se quer o arguido recorrente seja condenado como mero “cúmplice” de um crime de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como supra se admitiu, sem conceder, ou como co-autor daquele mesmo crime, seja simples ou qualificado, situação que, como supra se referiu, não tem a mínima basse fáctica para o efeito.
Termos em que, como se refere,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lega o recorrente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padece o vício da nulidade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por a mera enunciação dos meios de prova ser insuficiente para dar cumprimento ao disposto do artº 355º do C.P.P.
2. Nos presentes autos, na fundamentação, o Tribunal a quo enumera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bem como expôs as razões da sua decisão particularmente na análise crítica das declarações dos quatro arguidos, as memórias e futuras prestada no Tribunal de Instrução Criminal pelas três testemunhas de imigrantes ilegais e demais declarações feitas na audiência e julgamento pelas testemunhas policiais e com exame crítico d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nomeadamente os autos de reconhecimento de pessoas, o relatório da análise dos telemóveis em causa, a escuta telefónica bem como todos os elementos recolhido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3. Pelo que não se verifique qualque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n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O alegado pelo recorrente tente apenas mostrar-se não concordar com a fundamentação exposta, porém, tal não equivale 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4. O recorrente põe em causa a dout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argumentando que a sua conduta não preenche o crime de auxílio agravado previsto no art° 14º nº 2 da Lei nº 6/2004, por não concorrer os três imigrantes ilegais para esta entrada fora dos postos de migração e quando os recebeu no seu táxi, já eles, os imigrantes ilegais estavam na R.A.E.M., a acção do tipo de crime de auxílio já estava concluída e para a qual o recorrente em nada contribuído e no máximo teria o recorrente cometido o crime de acolhimento, pondo em causa ainda que não ter recebido directamente ou por interposta pessoa vantagem patrimonial ou benefício material por não se mostra provado que o recorrente auferido a quantia de 200 patacas que visaria receber se os três imigrantes ilegais chegassem ao seu destino, questionando não preenchido o elemento objectivo da qualificação prevista no nº 2 do artº 14º da Lei nº 6/2004.
5. Conforme os factos provados nos autos, o grupo que o recorrente faz parte em que são autores morais e de execução, o arguido A e o tal H e I chegaram acordo mútuo, na prática de actividades de auxílios ilegais, concorrer os indivíduos indocumentados para a entrada de R.A.E.M. e a saída de R.A.E.M. fora dos postos de imigração com vista de obter vantagem patrimonial ou benefício material, sendo cada um deles com divisão de trabalho. O recorrente tinha aceitado e concordado com o plano na prática destas actividades de auxílios ilegais, e tem transportado pelo seu automóvel táxi MW-XX-XX, os três imigrantes ilegais logo saída do barco em Colocane, onde pouco depois ter sido interceptado pela Polícia Judiciária. O recorrente toma parte directa na execução do crime de auxílio qualificado uma vez ficou provado feito pagamento como auxílio de entrada a esta R.A.E.M. pelo três imigrantes ilegais como recompensa.
6.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preenche perfeitamente no tipo de auxílio qualificado p. e p. pelo artº 14º nº 2 da Lei nº 6/2004,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7. O recorrente alega que seja cúmplice e não autor do crime por não ter contribuído para o facto e não tratar duma conduta dolosa mas subsidiária ou secundária, pedindo a pena especialmente atenuada.
8. Nos presentes autos,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resulta que a “actuação” do recorrente é essencial para que o plano acordado visse a efectivar. Na verdade, da mesma factualidade se colhe que a sua “intervenção” constitui “execução”, e ainda que parcial, integra-se no projecto criminoso com o objectivo de produzir o resultado pretendido.
9. Face ao exposto, o recorrente praticou em co-autoria material de forma consumada de três crimes de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p. e p. pelo artº 14º nº 2 da Lei nº 6/2004.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10. Alega o recorrente que a sua conduta quedou-se ao nível da cumplicidade e nunca ao nível da autoria e concretizou-se quando ele abriu a porta do seu veículo e permitiu que os três indivíduos aí entrassem, assim, concretizou-se numa só actuação e no mesmo momento, cometido de forma homogénea e no quadro de uma mesma solicitação exterior, que reconduz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ao crime continuado e para efeitos punitivos, por força da diminuição da culpa.
11. Como já atrás referidos,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resulta que a “actuação” do recorrente é essencial para qua o plano acordado viesse a efectivar, pelo que a conduta do recorrente, embora seja parcial, integra-se no projecto criminoso com o objectivo de produzir o resultado pretendido, pelo que, o recorrente praticou em co-autoria material de forma consumada de três crimes de auxílio à imigração clandestina p. e p. pelo artº 14º nº 2 da Lei nº 6/2004.
12.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nos presentes autos, estando que o recorrente e os arguidos integravam um grupo que, com divisão de tarefas, se dedicava a angariar, transportar e instalar em Macau imigrantes ilegais, e assim tendo, efectivamente, sucedido, adequada é a qualificação da sua conduta como a prática em co-autoria e em concurso real dos crimes de auxílio, pelo que, o tal fundamento deve ser rejeitado.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 Excelências Venerandos Juízes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mantendo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em íntegra.
3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8年2月8日在第791/2017號上訴案的裁判。
4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2日在第610/2011號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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