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29/10/2020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912/2020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醉酒駕駛罪」。（同時，建議科處嫌犯禁止駕駛之附加刑），並請求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獨任庭在第CR2-20-0129-PCS號普通刑事案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嫌犯A被控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醉酒駕駛罪，罪名成立，判處6個月徒刑。
暫緩執行上述徒刑，為期2年，緩刑條件：須於判決確定後10日內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10,000澳門元的捐獻。
判處嫌犯禁止駕駛，為期2年。
根據《道路交通法》第121條第7款所規定，嫌犯必須在本判決轉為確定起10日內，將或有的駕駛執照或同等效力之文件送交治安警察局，否則構成違令罪；此外，根據《道路交通法》第92條的規定，警告嫌犯倘在停牌期間內駕駛，不論有否將駕駛報照送交治安警察局，將觸犯《刑法典》第312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違令罪，並吊銷駕駛執照。
嫌犯A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了上訴：
1. 上訴人被判處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醉酒駕駛罪，判處6個月徒刑；徒刑可暫緩執行，為期2年，緩刑條件是於判決確定後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澳門幣10,000元正的捐獻。同時，亦被判處禁止駕駛之附加刑，為期2年。
2. 本上訴之標的僅為禁止駕駛之附加刑的部份，就原審法院在確定刑罰方面判處為期2年之禁止駕駛附加刑顯然過重表示不服。
3. 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未有考慮上訴人已作出毫無保留之自認，確定刑罰份量方面是偏高（重）的，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相關條文，以及違反適度原則。
4. 事實上，上訴人於本案偵查階段時已承認相關之事實，更於聽證中對其犯罪行為作出自認。
5. 原審法院分別分析了上訴人的聲明、證人及警員的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書證後作出認定。
6. 因此，我們需分析上訴人於本案中是否已作出毫無保留之自認，以及該自認是否構成《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的特別減輕情節。
7. 於庭審期間，上訴人對控訴書所指控之事實表示承認，包括其於飲用酒精飲品後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其後與一輛巴士發生碰撞，亦指出事發後有留在現場處理賠償事宜及配合警員之偵查工作，該事實分別透過證人B及之警員證人C之證言獲得證實。
8. 原審法院則認為上訴人聲明時指出與控訴書不符之事實，包括其開始及暫停喝酒的時間，以及所飲用之酒精飲品的種類及酒精度數，因此，認為上訴人並沒有作出毫無保留之自認。
9. 在尊重原審法院見解的前提下，上訴人需指出於庭審當日其就控訴書所述之事實已全部作出自認，而且主動向法庭交代其喝酒的時間與控訴書所述之時間有少許差異，但這並不是為了為他的行為狡辯，更不是為了使事件之故意及嚴重程度減低，反而是希望坦白交代一切事實之表現。
10. 上訴人於庭審上交代了他記憶中的事實，考慮到案發日期與庭審日期已相隔超過五個月，以及案發時上訴人及證人D均處於喝酒後之狀態，因此認為上訴人於聲明時並不是在庭上編造謊言，而是單純地將他記憶中事情發生之時間段指出，儘管未必與控訴書內容及證人D所憶述之內容完全相同，但亦不能證實證人所憶述之版本才是真相。
11. 另外，上訴人於駕駛前所飲用之酒精飲品的品種及酒精度數均不屬於控訴書之事實。
12. 坦然說，無論上訴人當天所飲用的是韓國低濃度的白酒或是證人所說之啤酒，或是兩款酒精都有飲用，也不妨礙法庭認定控訴書內之事實，即上訴人已經承認其於駕駛前有飲用酒精飲品的事實。
13.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其已就控訴書內所有主要及根本事實作出毫無保留之自認，而其指出與控訴書不同的喝酒時間並不是在庭上編造證言，更不應被視為狡辯或否認有關事實。
14. 相反地，上訴人只是將他所認知的事實向法庭如實陳述，上訴人完全及毫無保留之自認恰恰是基於對其所實施的行為作出的反省、對其罪過感到後悔之表現。
15. 故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違反《刑法典》第66條第1款之規定，尤其沒有按同條第2款c)項規定考慮上訴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
16. 原審法院同時違反《刑法典》第67條第1款規定的就刑罰減輕所訂定的規則。
17. 我們知道為了適用《刑法典》第66條關於特別減輕刑罰之規定，不能單純考慮第二款所規定的某個情節，還必須結合案卷中所顯示的事實、情節，並以之可以歸納出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的結論。
18. 故此，有需要列舉一些事實以協助上訴法院達到特別減輕刑罰之結論，透過庭審我們得知：
- 上訴人為初犯，於本澳從未有任何其他之犯罪紀錄；
- 學歷水平為高中畢業；
- 過往沒有嚴重交通違規；
- 本次事故後立刻處理了賠償問題及繳納交通違例之罰單；
- 從偵查階段到審判聽證都承認及交代所有事實，作出毫無保留之自認。
19. 理解到立法者訂明特別減輕刑罰制度，其中目的使對其犯罪後感後悔且作出彌補之行為人，因其已意識其行為之過錯，且實際作出彌補之行為予以減輕刑罰，使其可以盡快重新投入社會及家庭生活。
20. 上訴人犯罪後表現一直合作，坦然承認其犯罪行為，而且更盡力作出彌補，這些種種行為已可顯示上訴人已具備相關要件獲得特別減輕刑罰。
21. 然而，被上訴之裁判的量刑中未有考慮上訴人已作出毫無保留之自認及於犯罪後作出之彌補行為，而使上訴人被判處之刑罰顯 然過重，並且未有符合特別減輕之刑罰制度。
22. 另一方面，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確定刑罰份量方面是偏高（重）的，明顯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相關條文，以及違反適度及適當原則。
23. 根據中級法院之合議庭裁決（參閱中級法院合議庭裁決856/2010），其認為在《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分為犯罪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
24. 在澳門《刑法典》第65條第1款之規定，原審法院合議庭在量刑時，為預防犯罪之要求，故需考慮上訴人能重返社會的要件。
25. 審判者在量刑時，亦須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之規定，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26. 為此，有需要列舉一些事實以協助上訴法院考慮上訴人之人格：
- 上訴人為初犯，於本澳沒有任何犯罪紀錄；
- 過往沒有嚴重交通違規；
- 學歷水平為高中畢業；
- 受疫情影響現為無業，失業前為一名公關；
- 需供養父母及子女。
27. 因此，在考慮到上訴人之各種犯罪情節，如不法程度、故意程度及犯罪預防，以及其於庭上已作出毫無保留之自認，我們有理由相信上訴人確實已從中汲取教訓，教悔不已，知錯而返，其犯罪的意圖是屬單次性，再次犯罪之機會非常低。
28. 原審判決已對上訴人起到實際而深刻的預防和阻嚇作用。
29. 故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判處禁止駕駛2年之附加刑明顯過重及超出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需要，屬明顯違反《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相關條文之規定，以及違反適度及適當原則。
請求，綜上所述，和依賴法官 閣下之高見，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判處上訴人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處以較輕之刑罰。
檢察院就上訴人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1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交了法律意見書：
2020年7月14日，初級法院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醉酒駕駛罪」，處以6個月徒刑，徒刑准予暫緩執行，為期2年；緩刑條件是須於判決確定後10日內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10,000澳門元的捐獻。另判處禁止駕駛附加刑，為期2年。
嫌犯A不服上述判決，就禁止駕駛附加刑部份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原審法院就禁止駕駛附加刑的量刑過重，指責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請求改判較輕的附加刑刑罰。
對於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不能成立。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就其觸犯之「醉酒駕駛罪」被科處2年禁止駕駛的附加刑屬過重。考慮到上訴人在庭審中已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顯露出其反省、悔悟的態度，符合《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的情節並應適用第66條及第67條的特別減輕規定，且其所作出之犯罪行為未有對社會或其他人帶來損害，故應改判較被上訴判決為輕的附加刑罰。
在本案中，上訴人A雖為初犯，但我們未能認同案中具有充分顯示上訴人A有真誠悔悟的情節。事實上，其在審判聽證中只是承認部份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並非完全坦白認罪。上訴人在庭審中解釋其在凌晨2時左右已在朋友家中睡著，駕駛時以為酒醒了才駕駛汽車，且其當時喝的是韓國低度數的白酒（參見第65頁），所有的解釋都在嘗試減輕上訴人的罪過，因此，我們認為其在庭審中的聲明並不能符合《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的規定，構成特別減輕的情節。
更何況，案發時警方人員是以現行犯方式將上訴人拘捕。根據已證事實第三段，當時警員在現場對其進行呼氣酒精測試，經扣減誤差值後上訴人的血液含酒精量視為每升1.55克（參見第65頁），所以上訴人在案中其所作之犯罪行為乃屬無可抵賴，其自認、合作的表現能起到減刑作用一般。
基於本案中沒有出現《刑法典》第66條的情節，且沒有其他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的情況，因此，上訴人A就適用特別減輕此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見原審法庭在量刑部分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考慮了必須的事實及所有有利及不利情節，才會在第3/2007號法律《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的1年至3年禁止駕駛附加刑的刑幅中，選判了禁止駕駛2年的附加刑，有關的附加刑為抽象刑幅的一半，顯然在罪刑相適應的層面上是合符比例原則的，並無過重之嫌。
加上，一如我們所認同，法律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
可見，被上訴判決就附加刑的部份並無量刑過重，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定，尤其沒有違反駛《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
綜上所述，應宣告上訴人A之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 2020年2月5日凌晨約4時，嫌犯A在朋友位於氹仔…的家中曾飲用含酒精的飲料。
- 直至同日清晨約7時，嫌犯消遣完畢後駕駛車牌編號MT-XX-XX之輕型汽車搭載D離開，當到達白朗古將軍大馬路近門牌…號D下車後，嫌犯在沒有留意交通訊號燈的情況下，駕駛車輛從白朗古將軍大馬路左轉進入青洲大馬路之交界，其時，嫌犯的輕型汽車與一輕由B所駕駛車牌編號MP-XX-XX之巴士發生碰撞。
- 及後，警員接報前往上址進行調查，並對嫌犯進行呼氣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顯示嫌犯的血液含酒精量為每升1.62克，根據交通高等委員會於2016年通過的決議，在扣減誤差值後，嫌犯的血液含酒精量視為每升1.55克。
-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明知自己曾飲用含酒精的飲料，仍在不具備安全駕駛的條件下於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
- 嫌犯知悉其上述行為是本澳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 另外，本法庭亦查明以下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無刑事紀錄。
- 嫌犯聲稱具高中畢業學歷，無業，沒有收入，需供養父母及子女。
未經查明之事實：
- 沒有。
三、理由說明
上訴人A就其觸犯之「醉酒駕駛罪」被科處2年禁止駕駛的附加刑的決定部分提出刑罰過重的上訴理由，認為考慮到上訴人在庭審中已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顯露出其反省、悔悟的態度，符合《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的情節並應適用第66條及第67條的特別減輕規定，且其所作出之犯罪行為未有對社會或其他人帶來損害，故應改判較被上訴判決為輕的附加刑罰。
明顯沒有理由。
有關禁止駕駛的附加刑的規定見於上訴人被判處的醉駕罪的條文本身，即《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1款中：“一、任何人在公共道路上駕駛車輛而其每公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等於或超過1.2克，如其他法律規定無訂定較重處罰，則科處最高一年徒刑及禁止駕駛一年至三年。”
關於附加刑的作為一個懲罰的手段之一的基礎的問題，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6日在828/2010案件中，曾經闡述過，對行為人適用禁止駕駛的附加刑正是考慮到個人以及集體的安全的要求，而非行為人的犯罪罪過決定，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在分析沒收犯罪工具或者產物的附加刑或者保安處分的時候講到的，作出沒收這些物品的附加刑的原因並非行為人或者他人的過錯，而是這些物品本身的危害性以及個人或者集體安全要求而生一樣，2 法院在確定對醉駕罪的附加刑時候，更多的是考慮駕駛的公共安全的保護以及這個社會對醉駕行為的懲罰要求的因素。而原審法院在一至三年的禁駕幅度內，尤其是在實際發生交通意外這個因醉駕而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情況下，僅選擇2年的禁駕，不但在這個幅度之內，沒有明顯的過重，而且符合我們一直所主張的上訴法院對原審法院的自由決定空間的決定的介入也僅限於刑罰的明顯過重和刑罰不合適的情況。然而，這種可以介入的情況並沒有發生。
因此，原審法院的被上訴的決定並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駁回上訴。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應該支付本程序的訴訟費用以及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還要支付《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嫌犯的委任辯護人的報酬為2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10月29日
蔡武彬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arguido, na sua motivação ora apresentada, manifestar a não concordância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cessória que lhe foi aplicada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condução em estado de embriaguez, requer assim que seja reduzida a srespectiva pena acessória.
2. Tendo em conta os factos que se provou o arguido ter praticado, os mesmos consubstanciam um crime de condução em estado de embriaguez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igo 90º da Lei nº 3/2007, cabendo “pena de prisão até 1 ano e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pelo período de 1 a 3 anos” e neste caso, para além da pena de prisão, foi lhe aplicada uma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3. É de salientar que o arguido confessou apenas parte dos factos acusados, pelo que, o tribunal não considerou a sua confissão como uma confissão integral e sem reservas.
4. Facto é que a pena acessória de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aplicada ao arguido situa-se dentro da moldura abstracta do crime em casua legalmente prevista e não é muito acima do seu limite mínimo.
5. Face ao caso, consideramos que já não é adequada a redução da respectiva pena acessória de inibição de condução.
6. Neste caso,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cessória foi já ponderada e analidada pelo tribunal, atendendo especialmente ao facto de ser primário, a confissão parcial dos factos acusados, a sua listagem de transgressões,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tanto geral como especial, o grau de ilicitude do facto, so modo de execução deste, a intensidade do dolo, tal como consta da sentença recorrida.
7. Entendemos assim que 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violou os artigos 40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s princípios de adequação e proporcionalidade.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m V. Exas. Venerandos Juízes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com que o arguido deve cumprir a pena acessória impost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Assim se fazendo a habitual justiça!
2 Figueiredo Dias教授的“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第6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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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912/2020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