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117/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20年12月17日
主要法律問題：羈押措施的前提條件
摘 要
由於兩上訴人存在着逃走的危險，本案的情況符合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和第186條和第188條所規定的採用強制措施的要件。再考慮到案件的嚴重性質和多人涉案及複雜作案的具體情節，本案採用非剝奪自由的強制措施實在不足以實現採用強制措施的目的。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117/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20年12月17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0年10月9日，第二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5-20-0023-PCC號卷宗內被裁定觸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六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C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偽造文件罪』(包括嫌犯C及惠及一名家團成員)，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四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D及嫌犯E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偽造文件罪』，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六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F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偽造文件罪』(包括嫌犯F及惠及兩名家團成員)，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上述數罪競合，第二嫌犯A合共被判處四年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第二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被判處罪名不成立
同判決中，第六嫌犯B被裁定觸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 一項《刑法典》第28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被判處四年六個月徒刑；
– 七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有關C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偽造文件罪』(包括嫌犯C及惠及一名家團成員)，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八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D及嫌犯E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兩項『偽造文件罪』，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二十九項(其中兩項為連續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F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偽造文件罪』(包括嫌犯F及惠及兩名家團成員)，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十二項(其中兩項為連續犯)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G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三年徒刑；
– 十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H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三年徒刑；
– 十七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I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三年徒刑；
– 二十項(其中一項為連續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J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四項『偽造文件罪』(包括嫌犯J及惠及兩名家團成員)，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 六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K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三年徒刑；
– 七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嫌犯L及嫌犯M個案)，改判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八項『偽造文件罪』(包括嫌犯L及惠及三名家團成員，以及嫌犯M個案(包括嫌犯M及惠及三名家團成員)，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
數罪競合，第六嫌犯B合共被判處八年六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同日，在宣讀判決後，應檢察院建議，原審法庭作出批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第1款a)項及第188條第a)及c)項規定，對第六嫌犯B採取羈押的強制措施。
2020年10月14日，應檢察院建議，原審法庭作出批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第186條及第188條a)項的規定，對第二嫌犯A採取羈押的強制措施。
第二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本案中，被上訴之批示以案件情節嚴重而認為倘不採取羈押措施將有擾亂公共秩序及安寧的危險，是明顯片面的及缺乏謹慎分析，因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c項之規定。
2. 需指出，上訴人已於2018年10月被即時停職，主觀上及客觀上根本無法實施或繼續實施被指控的事實而存有任何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的危險。
3. 而案中犯罪集團主腦N之公司，亦已於2018年9月被廉政公署人員瓦解，並取走一切相關資料及電腦紀錄(尤其見卷宗第518-532頁及第5999-6008頁)，無法繼續運作。
4. 被上訴之批示實際上亦沒有充分及合理地分析產生有關危險的具體依據，而案發至今，檢察院亦未有發現新的事實及證據而令人相信上訴人將會或可能會繼續實施有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危險的行為。
5. 根據Manuel Leal-Henriques的見解，羈押措施不能旨在用於防止嫌犯的任何犯罪行為，而只是防止嫌犯繼續作出其被控告的犯罪活動，而案中上訴人在案發後已被停職，客觀上已無法繼續觸犯其所被控告的犯罪而有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危險的行為。
6. 此外，在命令採取羈押措施時，原審法院亦沒有充分考慮上訴人的人格。誠然，尤其是基於上訴人以往之行為良好，從未有任何犯罪紀錄或曾經受審或被控訴等事實，亦不存在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的危險。
7. 基於此，原審法院在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c項時，是沒有充足理據且缺乏應有之謹慎分析，故被上訴之批示因違反相關規定而應廢止。
8. 另外，被上訴之批示以上訴人缺席宣判聽證而認定其有逃走之危險亦是缺乏依據及有違《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項之規定的。
9. 事實上，上訴人一直患有腹股溝疝病(見附件二)。在案件宣判當日，上訴人因病復發而確實前往衛生局求醫，並隨後到內地醫院求診，且於回澳後亦即時向原審法院提交相關醫生證明。
10. 要留意的是，如果上訴人真的作出逃走的行為或存有逃走的意圖，就不會在國內完成診療後即時於本月13日晚(且在掛著八號風球的日子)回到澳門。須知道，當時上訴人已知悉其被判處四年之實際徒刑。
11. 對於“逃走”或“有逃走之危險”，依法不能透過推定而作出判斷，亦不能以例如案件屬嚴重的原因而認為危險可能存在。危險的存在必須是以具體資料作為依據的。
12. 誠然，在本案出現的唯一具體資料，恐怕就只有上訴人於宣判日因病缺席並於數日後因在國內診療完畢而主動回到澳門這個事實吧！
13. 但客觀而言，上訴人主動回到澳門的行為，清楚地反映出其主觀上根本沒有逃走的意圖，而且完全抵觸被上訴之批示中所指“嫌犯的行為充分反映其有逃走危險”的推定結論，其僅缺席(falta)宣判聽證(況且其已提供合理解釋)並不構成其為逃避或有的刑罰而逃走的跡象。
14. 還需留意的是，上訴人在長時間的審判聽證過程中，一直依時出席，積極配合庭審安排，過程中亦從來沒有逃避任何刑事程序。
15. 基於“有逃走的危險”依法不能以推定而作出判斷，原審法院以上訴人於宣判前離開澳門而推定其有逃走的危險，並以此作為命令採取羈押措施的依據，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項所規定之一般要件，尤其有違“有逃走之危險”規定背後的立法精神的。
16. 再者，上訴人的家人均居住在澳門，其家庭及生活中心亦一直在澳門，且上訴人與妻子(見附件三、四)及三名子女(見附件五、六、七)的關係十分密切；上訴人的幼女兒患有先天性眼疾，無法醫治(見附件八、九)而被教育當局評定為融合生，即需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見附件十)，其妻子為此情緒不穩且體弱，為免加重妻子的負擔，家里的大小事務、子女的學習及教育，均由上訴人負責；且其還需照顧其兩位已七十多歲的年邁父母(見附件十一、十二、十三)。
17. 至於上訴人本人，除了患有腹股溝疝病外，其自小亦患有慢性支氣管疾病(見附件十四、十五、十六)，多次病發，半邊肺部已幾乎失去功能而需手術治療，但因為害怕家人擔心由此而出現的風險，故寧願忍受痛苦而遲遲未作進行手術的決定。現時仍需覆診(見附件十七)。
18. 在這情況下，根本不存在任何使上訴人不顧家庭及其雙親而逃走的可能。
19. 最後，羈押措施對人的限制自由最為嚴重，應以最謹慎的態度及最嚴格的標準審查其採用是否恰當，但被上訴之批示顯然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之適當及適度原則。
20. 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強制措施在具體個案中的採用，均必須是在適用前提上和措施對人基本權利的侵害強度上，為社會認為是必要和在所採用的措施是合適達到所保護的訴訟目的，且被社會認為適度可接受施加在一個仍被推定為無罪的人身上。
21. 雖然本案情況形式上符合第186條a項規定(即：有強烈跡象顯示嫌犯曾故意實施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而得採用羈押措施的規定。
22. 但卻完全違反第188條a款及c款的規定，即違反強制措施之一般要件中的預防性要求及充足性原則，而只有在其他較輕的強制措施明顯不足時方可考慮採用羈押措施。
23. 正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曾指出，“適當性及適度是相對價值的概代，經評估考慮到採取其他沒有那麼嚴厲的措施在本案中不能確保透過該等措施而力求達至可以滿足預防及保全的目的，才可以採取羈押措施。
24. 除應有的尊重外，本案被上訴之批示並沒有遵守適用羈押強制措施的指導原則，即“對於有關情況所需之防範要求應屬適當，且對於犯罪之嚴重性及預料可科處之制裁應屬適當”來採用強制措施(第178條第1款)。
25. 更重要的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第3款，“僅當其他強制措施明顯不適當或不足夠時，方得採用羈押措施”即：雖然與罪行的嚴重性相稱，但只有在其他強制措施證明不適當或不足時才可採用最嚴重的羈押措施，這裡是建立了羈押措施的最後一個比例標準。
26. 在本案，上訴人現時身在澳門，其家庭和生活中心亦在澳門建立。從本理由闡述的上述分析可見，主觀上已顯示上訴人不會有任何逃走的危險，客觀上亦如是。
27. 儘管澳門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往偷渡情況嚴重，但經國內及本澳治安部門多年來所作努力及聯合所採取的各項防犯措施及行動，近年的偷渡案件已大大減少。加上近期新冠肺炎的爆發，各口岸部門均採取最嚴密的監控人流措施，要成功逃離澳門的可能性根本不大。
28. 就本案而言，由於上訴人身在澳門，透過其他強制措施的合併適用(如：提供擔保、定期報到、禁止離境等的非羈押強制措施)，亦足以達到確保在有關上訴案完結後或有的刑罰之實際執行。
29.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繼而廢止被上訴之批示，並考慮一切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改為採用其他非剝奪自由的強制措施。
30. 請求作出公正裁決！
第六嫌犯B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本案中，經過審判，透過部分嫌犯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以及卷宗的書證，原審法院裁定兩名上訴人有作出大部分被指控的事實，並分別判處上訴人A及上訴人B四年及八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2. 『偽造文件罪』及『犯罪集團罪』的犯罪刑幅均超越三年徒刑，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第1款a)項所指“有強烈跡象顯示嫌犯曾故意實施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的前提。
3. 上訴人A方面，其故意缺席訂定於2020年10月9日下午4時的宣判程序。從其提交的醫生證明結合出入境紀錄，上訴人A的身體狀況完全是可以出席宣判的程序，上訴人A的行為已反映其有《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項所指“逃走的危險”。
4. 就上訴人B方面，按照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上訴人B參與由N成立的犯罪集團，高度參與本案的犯罪行為，案情極為最重。上訴人B同時擁有澳門身份證及香港身份證，亦考慮到現時偷渡的情況越趨普遍，不排除上訴人B會透過他人協助以偷渡的方式離開澳門，以免受到刑責，故本院認為上訴人B有《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項所指“逃走的危險”。
5. 另外，正如原審法院所述，“《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c)項所指“基於犯罪之性質與情節…有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之危險…’亦包括了因案件的情節嚴重以至於不採取措施不足以消瀰犯罪行為對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考慮到本案的情節嚴重，上訴人A及上訴人B的行為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c)項的規定，倘不採取羈押措施，將有擾亂公共秩序及安寧的危險。
6. 須要指出的是，按照中級法院第88/2015-I號合議庭裁判，上訴人B所觸犯的『犯罪集團罪』與生俱來的具有對社會的極大危害性，事實上是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93條「不可保釋的特定犯罪」，推定遇有這項犯罪時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b)及c)項規定適用強制措施的任一前提。
7. 綜合考慮所有因素，如只對兩名上訴人採取其他強制措施，本院認為明顯不適當及並不足夠。因此，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對兩名上訴人採用羈押措施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的適當及適度原則。
8. 綜上所述，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76條、第178條、第186條第1款a)項、第188條a)及c)項之規定，應維持對兩名上訴人適用羈押的強制措施。
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兩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有關的事實，詳載於卷宗第16背頁至118頁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同時，在宣讀判決後，在聽取檢察院的建議後，原審法院作出批示，對第六嫌犯B採取羈押的強制措施，具體內容如下：
“第六嫌犯被判處八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由於刑罰已超逾三年徒刑，恐其有逃走之危險，且本案的犯罪情節嚴重，故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第1款a項及第188條第a及c項，命令對第六嫌犯採取羈押的強制措施。”
第二嫌犯A缺席2020年10月9日的宣判，並在2020年10月14日在初級法院作出聲明，並提交醫生證明，以便證明嫌犯在宣判當天因病缺席，以及在10月12日在中山醫院進行檢查。
於2020年10月14日，在聽取檢察院的建議後，原審法院作出批示，對第二嫌犯A採取羈押的強制措施，具體內容如下：
“嫌犯A因觸犯七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每項被判處三年徒刑，數罪競合，合共被判處四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嫌犯A被判處罪名成立的偽造文件罪(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可被判處最高限度超逾三年的徒刑，符合採用羈押措施的形式前提。
本案涉及犯罪集罪及多項偽造文件罪，儘管嫌犯被指控的犯罪集罪沒有被判處罪名成立，但其被判處罪名成立的偽造文件罪中，部分事實是發生在嫌犯任職貿易投資促進局高層的期間，隨後，其亦利用自己曾任職務的所知，參與他人偽造文件以取得居留。嫌犯在本案的行為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負面影響，且嫌犯被判處實際徒刑。《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c)項所指“基於犯罪之性質與情節…有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之危險...”亦包括了因案件的情節嚴重以至於不採取措施不足以消瀰犯罪行為對社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本院認為，本案中嫌犯A的行為符合以上第188條c)項的規定，倘不採取羈押措施，將有擾亂公共秩序及安寧的危險。
另一方面，嫌犯A缺席本案的宣判，其於本聽證中提交醫生檢查證明書及醫院疾病證明書以作缺席解釋。第一份醫生檢查證明書是於宣判當日(即10月9日)中午12時27分所開具，然而，根據治安警察局出入境管制廳提供的出入境紀錄顯示，嫌犯於當日下午2時53分便離澳。嫌犯聲稱其只是前往國內醫院求醫，嫌犯的身體狀況許可前往國內，由此反映其亦能出席庭宣判程序，但其卻選擇缺席宣判程序。嫌犯亦未於當日立即在國內求診，而是於離澳後三日(即10月12日)才在國內醫院的門診部進行了B超檢查。由此可見，嫌犯的健康狀況並沒有出現緊急的醫療需要，既不需住院亦不需到急診室求診的嫌犯，直至10月14日凌晨才返回本澳。因此，本院不接納嫌犯以身體健康不佳作為缺席宣判的理由。同時，本院認為其於宣判前離開澳門的行為充分反映其有逃走的危險，考慮到澳門的特殊地理位置，倘不採取羈押措施，不足以防止嫌犯逃走。
綜上，本院考慮到嫌犯的聲明、檢察院代表及辯護人的意見，以及根據適度原則及合法性原則，依照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76條、第177條、第178條、第186條第1款a)項、第188條a)及c)項的規定，且因其餘強制措施均不足夠，決定對嫌犯A採用羈押的強制措施。
發出移送監獄命令狀。
為著是次聽證措施，嫌犯須繳付1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羈押措施的前提條件
兩上訴人均提出，原審法院對兩上訴人適用羈押的強制措施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和第186條和第188條的規定，因為對其採取羈押以外的其他強制措施已適當及足夠。
上訴人A於上訴狀表示，其已於2018年10月被停職，主腦N的犯罪集團亦已被瓦解，故其在主觀上及客觀上不會存有任何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的危險。另外，上訴人A稱，其在宣判當日是因病復發而前往衛生局求醫，隨後便到內地醫院求診，在此之後亦主動回到澳門，故其行為反映其根本沒有逃走的危險。此外，上訴人A，其家人及生活中心都在澳門，完全不具有逃走的意圖，認為原審法院對其採用羈押的措施是違反適當及適度原則，應對其採用非羈押的強制措施。
上訴人B於上訴狀表示，其一直有嚴格遵守法院對其採用的強制措施，且其每次都有出庭審判聽證，並不存在逃走的危險。另外，就其被指控的犯罪，其將會就有關判決提出上訴，其認為並不存在任何情節反映其會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或繼續犯罪的危險，故認為原審法院對其採用羈押的強制措施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187條(反義解釋)、188條及196條(反義解釋)的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規定：
“一、具體採用之強制措施及財產擔保措施，對於有關情況所需之防範要求應屬適當，且對於犯罪之嚴重性及預料可科處之制裁應屬適度。
二、強制措施及財產擔保措施之執行，不應妨礙與有關情況所需之防範要求不相抵觸之基本權利之行使。
三、僅當其他強制措施明顯不適當或不足夠時，方得採用羈押措施，但不影響第一百九十三條之規定之適用。”
《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規定：
“一、如屬下列情況，且法官認為以上各條所指之措施對於有關情況係不適當或不足夠，得命令將嫌犯羈押：
a）有強烈跡象顯示嫌犯曾故意實施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之犯罪；或
b）作為羈押對象之人曾不合規則進入或正不合規則逗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又或正進行將該人移交至另一地區或國家之程序或驅逐該人之程序。
二、如顯示受羈押之嫌犯精神失常，經聽取辯護人及儘可能聽取一親屬之意見後，在精神失常狀態持續期間，法官得不予羈押，而命令在精神病醫院或其他適當之相類場所內進行預防性收容，並採取所需之防範措施，以防有逃走及再次犯罪之危險。”
《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規定：
“除非具體出現下列情況，否則不得採用前章所規定之任何措施，但第一百八十一條所載之措施除外：
a）逃走或有逃走之危險；
b）有擾亂訴訟程序進行之危險，尤其是對證據之取得、保全或真實性構成危險；或
c）基於犯罪之性質與情節或嫌犯之人格，有擾亂公共秩序或安寧之危險，或有繼續進行犯罪活動之危險。”
本案中，上訴人A被原審法院判處合共四年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上訴人B被原審法院判處合共八年六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正如檢察官在答覆中所分析，上訴人A雖然為澳門居民，有出席審判聽證，但其故意缺席訂定於2020年10月9日下午4時的宣判程序。根據上訴人A所提交的醫生檢查證明書顯示，有關證明書是於宣判當天的中午12時27分所開具的，而上訴人A於當天下午2時53分便離開澳門，亦非立即前往國內醫院求診，而是三日後才到國內醫院進行了B超檢查，可見，上訴人A的身體狀況完全是可以出席宣判的程序，因此其情況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104條第6款所指“不可能到場或嚴重不便到場之情況”，上訴人A的上述行為已反映其有《刑事訴訟法典》第188條a)項所指“逃走的危險”。
另一方面，就上訴人B方面，雖然其為澳門居民，有出席審判聽證及宣讀判決的程序，但原審法院作出了有罪判決，判處其8年6個月實際徒刑。按照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上訴人B參與由N成立的犯罪集團，在犯罪集團中擔任執行者、協調聯絡者及分工者的角色，高度參與本案的犯罪行為，案情極為嚴重。上訴人B同時擁有澳門身份證及香港身份證，亦考慮到現時偷渡的情況越越普遍，不排除上訴人B會透過他人協助以偷渡的方式離開澳門，以免受到刑責，因此，上訴人B亦有《刑事訴訟典》第188條a)項所指“逃走的危險”。
因此，由於兩上訴人存在着逃走的危險，本案的情況符合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78條和第186條和第188條所規定的採用強制措施的要件。再考慮到案件的嚴重性質和多人涉案及複雜作案的具體情節，本案採用非剝奪自由的強制措施實在不足以實現採用強制措施的目的。
故此，兩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應維持原審法院採取羈押的強制措施的決定。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兩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因而維持原審法院的裁決。
判處兩上訴人各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0年12月17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supra referida decisão, a promoção do M.P., da aplicação à arguida, B, da medida de coacção de prisão preventiva, após a leitura do acórdão.
2. Não se conforma a arguida recorrente com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a quo”, porquanto,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se justifica, antes do trânsito em julgado do acórdão proferido em 09/10/2020, uma medida de coacção privativa de liberdade, sobretudo quando a arguida sempre cumpriu escrupulosamente as medidas de coacção que lhe foram sendo sucessivamente aplicadas; sempre esteve presente em todas as sessões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o longo de mais de 3 meses; sempre esteve à ordem do processo; e, como tal, as medidas anteriormente aplicadas são adequadas e suficientes.
3. Dá-se aqui por reproduzido o despacho recorrido.
4. A medida de coacção de prisão preventiva imposta à arguida foi, por isso, consequência - é a conclusão a tirar - de “fortes indícios da prática de um crime doloso punível com pena de prisão de limite máximo superior a 3 anos”; “o perigo de fuga”; e “o perigo, em razão da natureza e circunstâncias do crime ou da personalidade do arguido, de perturbação da ordem ou tranquilidade públicas ou de continuação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5. A arguida nunca violou qualquer das medidas de coacção que lhe foram anteriormente aplicadas e, mesmo depois de revogada a medida de “proibição de ausência”, manteve-se sempre presente, em todas as sessões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sempre à ordem do processo. Esta afirmação é inquestionável.
6. Por outro lado, o facto de a arguida desejar interpôr recurso da decisão, deveria ser impeditiva de um agravamento das medidas de coacção, porquanto tal significa, sem margem para dúvidas, uma violação do “principio de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7. Com o devido respeito, a aplicação, agora, de uma medida de coacção, a quem nunca violou as medidas anteriormente impostas, é uma inadmissível presunção de culpa e, sempre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é mais do que uma pena travestida de medida cautelar.
8. A adequação e proporcionalidade que se impõem à aplicação de uma medida de coacção só justificam o seu agravamento se as anteriores medidas se tenham revelado inadequadas.
9. Como não foi o caso!
10. Acresce que, como supra referido,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fundamenta a alegada “perturbação da ordem ou tranquilidade públicas” e/ou a “continuação da actividade criminosa”.
11. Na realidade, entende a recorrente que não bastará afirmar-se aquele conclusão, sem que se se indique as premissas que a baseiam.
Não basta presumir; há que fundamentar.
Finalmente,
12. Como se disse, não existe o “perigo de fuga”, só porque, como aparenta a decisão recorrida, a arguida agora foi condenada e, antes, estava acusada. O perigo de fuga não se presume.
13. Tem de ser um perigo actual e concreto e não porque, agora, a arguida foi condenada por um crime alegadamente grave.
Ora, o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afirma é exactamente o contrário do que se verificou até à presente data.
14. A gravidade dos crimes imputados à arguida já existia e a prolacção do acórdão não indicia o menor perigo de fuga.
15. Verifica-se, em conclusão, que existe, com o devido respeito, uma clar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ínsito no art.º 186º, nº 1 do C.P.P., segundo o qual a prisão preventiva só poderá ser aplicada a um arguido se as medidas de coacção (actuais) se considerarem “inadequadas ou insuficientes”.
O que não foi o caso.
Nada, em concreto, pois, justificaria este agravamento.
16. Mostram-se, por isso, violadas as normas constantes dos art.ºs 186º, e 187º (“a contrario”), 188º e 196º (“a contrario”) todos do C.P.P ..
Termos em que, como se refere,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Assim a fazendo JUSTIÇA
Requer a V. Exa., para efeito de instrução do presente recurso, se digne mandar emitir certidão:
• da acta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o dia 09/10/2020; e
• de que a arguida recorrente, B, esteve presente em todas as sessões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
------------------------------------------------------------
---------------
------------------------------------------------------------
1
1117/2020 p.1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