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 上訴案第1152/2020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19年3月21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3-18-0387-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鉅額詐騙罪」，被判處3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須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63,527元之賠償。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月1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11月1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41-19-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0年10月30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了上訴：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判斷其有否盡可能支付訴訟費用及賠償金時，應同時考慮其在入獄前的經濟狀況：根據路環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社會援助及心理支援小組的技術員B作出的假釋報告，上訴人在入獄前，在外仍欠他人十三萬元人民幣的債務。（參閱本假釋卷宗第14頁之內容）
2. 同時，其作為家庭主要且唯一的經濟支柱，入獄後，一方面本已是無法清償上述十三萬元人民幣的債務，另一方面其妻子及家人維持家庭生活亦已是相當困難，更不用說在獄外替上訴人尋求合法且可行的途徑籌備金錢以支付被判罪的案件之訴訟費用及向被害人支付賠償金。
3. 即使如此，上訴人在獄中不但沒有消極應對，把上述金錢支付的義務抛諸腦後，反而是深刻反省，積極參與獄中的各種培訓課程及活動，並在經濟條件本已相當困難的前提下承諾變賣資產以支付有關訴訟費用及賠償金。
4. 可見，上訴人並非蓄意不履行訴訟費用及賠償金及相關法定附加額之義務，而是客觀經濟條件惡劣；但即使如此，上訴人甚至不惜動用其將來出獄後僅剩的資產以作清償並自行制定簡要的分期支付計劃，故上訴人認為，這正正顯示出其真誠的悔悟和重新返回社會誠實做人的強烈意願。
5. 即使不如此認為，然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判斷是否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之要求時，不應牽涉有關訴訟費用及賠償金的支付問題。
6. 上訴人認為，是否切實（更準確地說，是否有條件）支付一審裁判中判處的訴訟費用及賠償金是一回事；而是否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之要求是另一回事；在判斷後者時，不應援用前者作為參考因素。
7. 上訴人認為，在本個案中，考究是否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之要求時，有關訴訟費用及賠償金的支付問題不應作為參考因素之一，或最起碼不應作為原審法院在斷定是否符合“特別預防”的要求時起決定性的參考因素。
8. 倘若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應否給予上訴人緩刑（《刑法典》第48條及續後規定），那麼考慮被判刑人是否有積極履行訴訟費用及賠償金的支付義務是可以理解，且是有必要的（尤其上訴人所觸犯的是詐騙罪），因這能夠顯示出被判刑人是否受到足夠的威嚇、是否尊重法院裁判的權威性、是否有積極彌補被害人的損失等，繼而可作為判斷是否符合批准緩刑的相關要件之參考因素。
9. 然而，在假釋案件中，儘管須考慮的各種因素與判斷是否給予緩刑時應考慮的因素偶有重叠，但並非盡數相同（甚至在“一般預防”的要求方面應相對地降低，但這是後話），尤其不應牽涉到訴訟費用及賠償金的支付問題，此一因素應在判斷是否給予緩刑時進行考量更為合適。
10. 在假釋案件中首先要考慮的是積極的特別預防之目的，即囚犯在服刑期間的轉變是否能顯示出其將來回歸社會後能夠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這亦是《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明文規定的。（另可參閱中級法院院長賴健雄任教澳門大學法學院中文法學士課程“刑事訴訟法”的授課摘要，第五章，假釋；）
11. 而在考慮《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之要件時，應分析的是該項所列舉的“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 “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
12. 而在考究上述所列舉的各項前提時，較為符合立法精神的解釋應是如下：“…o codenado tenha revelado《vontade séria》 de se readaptar à vida social: mais que da vontade subjective, tudo deve, em definitivo, ser função da《capacidade (objective) de readptação》.”（參閱JORGE DE FIGUEIREDO DIAS教授著“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葡萄牙刑法 – 犯罪的法律後果）一書，第538至541頁）
13. 總之，上訴人認為至少在本個案中，訴訟費用及賠償金的支付問題與《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的法定要求無關，尤其不能作為判定“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 “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時具決定性的參考因素。
14. 相反，根據執行徒刑之主案卷宗及假釋程序之附文卷宗的資料顯示，上訴人認為正好符合第56條第1款a項的法定要求，尤其可參考如下跡象。：
15. 上訴人為初犯，且是受他人教唆下才產生犯罪決意，在一審庭審聽證過程中曾表示承認控罪及悔過。（參閱徒刑執行卷宗第5頁的背頁，事實判斷之部份）
16. 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7頁，路環監獄獄長之意見。
17. 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8頁，保安及看守處之報告。
18. 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11頁至第13頁，由路環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社會援助及心理支援小組的技術員B作成的假釋報告，當中可看出上訴人在獄中積極參與各種培訓活動及勞動工作，同時亦有持續培養良好的生活和運動習慣，也沒有吸毒的習慣。
19. 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14頁，上訴人的家人已為其安排出獄後的固定居所，同時亦已在內地找到一份新工作，擔任採購員。（另參閱同一卷宗第 19頁之聘任書）
20. 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16頁及第17頁的“自白書”，上訴人表示其透過獄中的學習過程改變了其對人生的看法，並表示“爭取以後做一個有利於社會有利於人民的良好市民”。
21.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21頁及第22頁的“自白書”，上訴人表露出其就所實施之犯罪行為對他人、家人及自己所帶來的惡果感到後悔，同時希望透過參加獄中培訓“以後出去就業求生”，“樹立一個正確人生目標，不違規、違紀、爭取獲得早日與家人團聚”。
22.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25頁及第26頁的“自白書”，上訴人表示希望透過“服刑生涯以此洗刷自己的罪行，有一個健康積極的態度及回歸社會，面對家人”，以及“不管現在環境多麼艱苦，我們都會安心服從、認罪、悔罪，服從監獄的各項規章、制度，不違規違紀，為以後回歸社會做一個遵紀守法、有責任心的守法公民”。
23. 參閱假釋檔案卷宗第44頁及第46頁，為著申請假釋，由上訴人呈交的一份於2020年10月1日作成的“請求書”，當中上訴人再次表達其悔意，並就拖欠的訴訟費用及賠償金自行制定了一簡單的支付方案，其表示：“出去後我便賣個人名下產物，交清部分費用，剩餘部分在工作後分期在一年內還清”。
24. 綜合上述枚舉的各項跡象（且所枚舉的跡象均與“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等息息相關！），尤其第1、2、3、4、6、7、8、9點可明顯看出上訴人希望重返社會的“vontade séria”，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
25. 同時，上訴人認為，根據本上訴陳述書第十六點及第二十八點所枚舉的各項跡象，已經足夠顯示出上訴人同時具備相關重返社會的意願及顯示出這意願的作為，尤其上訴人主動提出倘獲批假釋，將變賣個人財產以支付訴訟費用及賠償金、提出簡要的分期支付的計劃、其妻子已在內地替其找到工作，並已獲聘任（參閱卷宗第 19頁之聘任書）、其妻子及家人已替其安排好釋放後的常居所，以及其親筆書寫的多封“自白書”或“求情信”等等。
26. 至於一般預防方面，即《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要求，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進行有關評估時，犯了相同的“錯誤”。
27. 從原審法院作出的否決假釋之批示內容中可看出，原審法院在判定是否符合一般預防的要求時，其主要的參考因素是囚犯作案當時的“犯案主觀故意程度極高”、“行為不法性嚴重”、“有關罪行在本澳的頻發率”，繼而認為提早釋放可能動搖社會大眾對澳門刑法制度的信心，以及使潛在犯罪行為人心存僥幸。
28. 上訴人表示不認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衡量一般預防的要求時，就所採選的因素方面有失妥當，以及原審法院在本假釋個案中對一般預防的考量方面要求過高，不成比例。
29. 上訴人認為，在考慮《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規定的要求時，不應再次對上訴人犯案時的主觀故意程度（即過錯程度）及行為不法性之嚴重程度作考慮，這在一審定罪量刑時經已被考量並已透過徒刑之實際執行達到相關目的，且僅作為當時量刑的參考因素，而不得作為本假釋個案中的參考因素。
30. 此一點觀可在主流學說中找到支撐：“Parece-nos incorrecta a posição de uma parte da doutrina alemã que pretende deduzir ao caráter de discricionariedade vinculada que o direito alemão atribui à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a meio da pena a relevância para aquela do grau de culpa do agente (que já relevou para a medida da pena). O que é todo incompatível com a afirmação—essa sim, em nossa opinião indiscutivelmente exacta---de que a decisão sobr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ve ser encontrada sob pontos de vista exclusivamente preventivos.”（參閱JORGE DE FIGUEIREDO DIAS教授著“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葡萄牙刑法—--犯罪的法律後果）一書，第538至541頁）
31. 上訴人認為，即使在假釋案件中可以重複考量過往的某些因素，然而，在斷定是否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規定的要求時，不應再次考量上訴人當初犯案時的主觀故意程度及行為不法性之程度，而應且僅應從預防（一般及特別）的角度出發，考慮相關聯且屬重要的因素。
32. 此外，正如本上訴狀第二十一點曾提到，上訴人認為，在假釋案件中，儘管亦須顧及一般預防之要求，但這裏指的是最起碼的要求，其在一定程度上比起在定罪量刑以及訂定是否給予緩刑和相關義務時的要求應相對降低。
33. 又或者套用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r 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下劃綫及粗體為我們所附加)
34. 以及註腳部份提及德國學說方面與之相近的觀點：“Em sentido próximo acentua a doutrina alemã ser apenas necessária《um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na apreciação positiva de uma possível ressocialização”, respondendo assim aqui o tribunal pela assunção de um 《risco aceitável》”.
35. 總括而言，上訴人認為在決定是否給予假釋，尤其在考量是否符合假釋的實質要件時，即使以一般預防目的作為最起碼的“底線”，但仍應首先考慮特別預防之目的（即《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
36. 而當假釋之審查進行到“最後階段”的時候，不應過份著重於一般預防的要求，而是應該客觀審慎地把先前已就特別預防之要求對上訴人進行的“有利預測”（prognóse favorável）與社會成員對上訴人提前釋放的可接受度以及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有效性的信心之間作一比較。
37. 而在具體進行上述比較時，對一般預防的要求應相對降低，並同時應考慮如下因素：
38. “尤其當服刑人的人格演變的積極程度，在社會成員心目中能抵消b項前提的消極作用，則自然地法官有理由推測倘社會成員認知該特定服刑人的非常積極的人格演變時，應可接受服刑人提早釋放是不會動搖彼等對法律秩序的信心和不會嚴重影響社會安寧。”（參閱中級法院院長賴健雄任教澳門大學法學院中文法學士課程“刑事訴訟法”的授課摘要，第五章，假釋；）
39. 遺憾的是，原審法院並沒有進行上述比較，當對第56條第1款b)項要求進行評估時，完全遺忘了上訴人的人格演變的積極程度，以及社會成員對上訴人人格積極演變的認知，以至於社會成員之信心是否會因提早釋放上訴人而被動搖。
40. 顯然，正如本上訴狀第十五點、第十六點、第二十八點、第二十九點及第三十一點所述，明顯可以看出上訴人人格的積極演變，而“社會成員”包括路環監獄獄長C、保安及看守處處長D、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社會援助及心理支援小組的專業技術員B，以及一直在精神上給予其無限支持的妻女E和F，還有尚未出獄便已經接納並決定聘任上訴人的湖南省宜章縣XX足浴城公司等都一致給予上訴人人格良好的評價，對其一旦釋放能夠負責人地生活而不再犯罪抱有足夠的信心。
41. 這些在獄中及獄外的“社會成員”（當中不乏在監獄中一直觀察上訴人人格演變的專業人士！）信心明顯沒有因上訴人假如提早釋放而重新犯罪的極為低微的可能性所動搖！
42. 況且，上訴人將近50歲，家中還有尚健在的父母和深愛他的妻女，在外有願意接納其重返社會的公司；一方面上了年紀，另一方面出獄後有固定居所及工作，以及親人和朋友的關懷和接納，無論是獄內或獄外、客觀或主觀條件，再結合獄中專業人士的綜合分析，倘若提早釋放上訴人，其再次犯罪之可能性在社會成員心中可謂相當低微。
43. 即使法院在進行上述比較時，對一般預防之要求是否得到滿足存有疑問，然而考慮到假釋制度之立法原意及背後的刑事政策之目的，尤其是積極讓囚犯“再社會化”之目的，也應以有利於上訴人的方向作決定。
44. 再者，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8條規定，法院可判處上訴人在假釋期間須遵守同一法典第50條規定的行為規則，例如該條第二款b)、d)、e)項，禁止上訴人進入澳門各大娛樂場所、禁止其與仍在逃的嫌疑人鍾凱華或其他相關人士接觸、禁止其與“換錢黨”或疑似團體接觸，更甚者，可判令其於一定期間內不得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
45. 同樣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8條規定適用於假釋的制度，按照立法者在第52條第2款所作的援引，法院可命令上訴人遵守第49條規定的各項義務，尤其該條款a)項及b)項：“在一定期間內向受害人支付全部須付之損害賠償或支付法院認為有可能支付之部分損害賠償，或透過提供適當之擔保以保證支付損害賠償”，以及“給予受害人適當之精神上滿足”。
46. 除此之外，撇開所有法律上的不同觀點，從社會實際角度出發，一方面上訴人在內地出生，其家人及妻女、常居地、工作等均在內地，倘獲釋放後亦打算回到內地生活，倘繼續囚禁上訴人在本澳，實不利於其將來回歸內地社會的新生活，有違積極的特別預防之目的；
47. 另一方面，澳門路環監獄之收容量早已不勝負荷，尤其男囚倉，截至2019年11月30日，其收容率已達百分之九十五，而相關的改建或擴增監獄空間的工程亦未竣工，第三階段的改建計劃最快也要2021年才正式開展。（參閱澳門日報，2019年12月5日，星期四，第A03版，澳聞之內容）
48. 考慮到上述社會現狀，繼續囚禁上訴人直至刑期屆滿既不利於上訴人的“再社會化”，也不利於澳門監獄資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甚至可能誘發其他獄中或獄外的相關問題；故從利於澳門社會的角度出發，現在提前釋放上訴人實利大於幣。
最後，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之批示，並裁定：
-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6條及相關規定，批准上訴人A之假釋申請；以及，
-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接納本上訴之理據及結論，批准上訴人之假釋申請，且在認為有必要之前提下，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8條、第50條第1款及第2款b)項、d)項及e)項、第52條第2款、第49條第1款a)項及/或b)項規定，判處上訴人A須在假釋期間內遵守相關之行為規則及/或義務，直至有關刑罰消滅。
-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3條及續後規定，作出相應通知並訂定上訴之效力及上呈制度，以及繼續進行餘下之程序步驟。
- 倘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同樣否決上訴人之假釋申請，則請求按《刑事訴訟法典》第469條第1款規定作出相應的提醒，以便於法定期間內依法再次展開假釋程序。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上訴人A在初級法院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編號CR3-18-0387-PCC卷宗中因觸犯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被判處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及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63,527元損害賠償及自判決起計的法定利息，經上訴至中級法院被駁回上訴。
2020年10月30日，刑事起訴法庭否決上訴人之假釋申請，上訴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理由是認為其已符合的假釋形式及實質要件，故認為其假釋應獲批准。
本院不同意上訴人之理由。
假釋並非自動及必然給予，除符合形式要件外，尚須符合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之實質要件。
本案符合假釋的形式要件。
在刑罰的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首次入獄，獄中行為總評價為良，本案中，上訴人伙同他人向被害人訛稱需要兌換貨幣，藉此騙取被害人轉賬的人民幣139,000元，從中可見上訴人故意程度高，此外，上訴人只支付了澳門幣1,030元訴訟費用，仍未支付其餘訴訟費用及被判處向被害人支付的損害賠償，而且，即使上訴人有參加職訓，亦未有使用相關金錢作出支付，且以無法聯繫家人作為無作出支付的理由，僅在假釋前表示有意變賣資產以支付賠償，從上訴人面對支付訴訟費用及賠償金方面的消極態度，正如被上訴批示所言，實難免令人認為上訴人所謂的變賣資產進行賠償僅是為著獲得假釋而作出的片面之詞，經考慮其以往生活及人格，以及在服刑期間的人格改變，本院認為仍需要對上訴人作進一步觀察，目前未能充分相信上訴人已真誠悔誤，亦尚不足以合理地期望上訴人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
在刑罰的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以旅客身份來澳並伙同他人實施本案所涉的犯罪，相關犯罪情節顯示上訴人及其同伙高度策劃及組織而作案，實需提高相關一般預防要求。而且，本案所涉及的是換錢黨衍生的詐騙罪，此類犯罪近年肆虐澳門，對澳門的法律秩序已造成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正如被上訴批示所指，現階段提前釋放上訴人只會使社會大眾以至是潛在的犯罪行為人誤以為儘管被揭發亦只需失去短暫自由便可換來可觀的不法回報，故此，本院認為現階段釋放上訴人明顯不能滿足一般預防的要求。
基於此，本院認為被上訴批示否決上訴人假釋申請之決定是正確的，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定。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據不成立，應予駁回。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19年3月21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3-18-0387-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鉅額詐騙罪」，被判處3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須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163,527元之賠償。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月1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11月1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0年9月23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0年10月30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積極參加活動，如倉務員培訓課程、男子舞獅武術班及獄中的徵文比賽等等，而空閒時喜歡閱讀書本、下棋及運動跑步為主，亦會幫忙在倉內做清潔工作。上訴人沒有參加學習課程，從2020年4月開始至今參與金工職訓，其表現良好。在獄中沒有違反獄規，被列為“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獄方的社工及監獄長都對上訴人的假釋提出肯定的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甚至可以認為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我們同意上訴人所主張的在衡量假釋的條件時候盡量不在衡量囚犯在犯罪時候的罪過的因素，而僅僅考慮犯罪的預防的目的，但是因囚犯在犯罪時候的罪過的嚴重程度所顯示的犯罪的預防的需要是決定假釋必須衡量的因素。原審法院也正是考慮了澳門近期“換錢黨”日益猖獗的情況而提高了犯罪的預防的需要的因素，完全正確。
至於上訴人所質疑的原審法院沒有對上訴人的人格演變對澳門社會和公共秩序的衝擊的因素的比較的理由，是明顯不成立的。對於囚犯的人格的演變集中在衡量其在犯罪的特別預防的有利因素考量，原審法院在這部分也作出了部分的肯定。即使沒有作出這部分的比較，或者即使囚犯在這部分顯示積極的因素，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正如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另一方面，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以至於人們產生某些罪行難以假釋的錯誤印象。
但是，在本案中，上訴人以旅客的身份來澳實施了觸犯了一項相當巨額的詐騙行為，從其犯罪的“反社會”性來看，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澳門這個旅遊博彩產業為中心的城市來說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對此類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並且支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確定給予法院委任辯護人的報酬為20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0年12 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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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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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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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50).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o recorrente não cumpriu na íntegra a decisão judicial que lhe condenou, nomeadamente a parte relativa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RMB139,000 ao ofendido.
Por outro lado, o recorrente não é residente de Macau, tendo vindo a Macau com o exclusivo intuito de concretizar a sua actividade ilícita, cometeu crime de burla qualificada,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a paz social e a fonte económica mais importante da R.A.E.M..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o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ia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doutamente exposto n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a A.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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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152/2020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