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 上訴案第18/2021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17年10月27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3-16-0010-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而被判處2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以連帶責任方式向被害人賠償港幣20萬元及人民幣40萬元。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9月20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11月20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95-19-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0年11月20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了上訴：
1. 根據卷宗資料，於2017年10月27日，上訴人在編號CR3-16-0010-PCC之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中，被裁定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共犯），被判處2年6個月實際徒刑。
2. 該裁決於2019年4月10日轉為確定。
3. 上訴人之刑期將於2021年9月20日屆滿，且已於2020年11月20日服滿刑期的三分之二。
4. 上訴人亦同意假釋。
5. 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為初犯，首次入獄，在囚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屬信任類，並無違反監獄紀律的記錄。
6. 上訴人在獄中有極積申請參與學習及職訓活動，兩者均正在輪候，在疫情期間，亦幫忙消毒獄中電話房之設備及玻璃等的工作。
7. 上訴人亦表示，其現時在職業培訓的輪候名次為43名，若以後在參與職訓獲得酬勞，將全數用作繳付案中剩餘的訴訟費用及對被害人作出賠償。
8. 並由於上訴人正身處獄中，未能將上指案件之費用及賠償作更大金額之支付，但其已計劃亦承諾將於出獄後以工作收入的部分，以每月人民幣4,000圓正將上述訴訟費用及賠償金額逐一清還。
9. 上訴人與父母及兩名姐姐的關係良好，家人及其本人之生活重心都在北京，出獄後亦打算返回北京以過往之經營餐館及司機之工作經驗繼續生活，出獄後在精神及物質上都獲得家人及自身能力的支援。
10. 上訴人因染上賭博之陋習而犯案，經入獄服刑約1年9個月後已成功戒掉沉迷賭博之陋習，亦認識到自己罪行為之惡行並表示非常愧疚，證明獄中之教育是對其人格之改善有正面的作用。
11. 被上訴批示以“然而，嫌犯入獄至今尚未有作出絲毫的賠償，在賠償的問題上，被判刑人完全是不積極的，正因如此，考慮到被刑人人獄至今僅1年8個月，僅憑其現時的表現，並不足以證明其人格及價值觀已獲得徹底的矯正……因此，法庭認為被判刑人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的要件”是缺乏充分依據的。
12. 被上訴人正於獄中服刑，倘要正囚於鐵窗高牆之下而又未能以工作獲取任何收入之人在這階段立即償還20多萬之賠償金似乎是強人所難，並且，作出賠償是上訴人的責任，其亦不希望因自己的過錯而牽涉到年邁的雙親，故上訴人只可於出獄後再作出賠償，而並非如被上訴批示所言的“對作出賠償一事完全是不積極的”。
13. 相反，由於被害人是上訴人昔日之僱主，兩人仍有聯繫，上訴人也在事發後用一切可能之方法主動聯繫被害人以商談賠償之事宜，亦得到被害人之接納，故上訴人之賠償承諾應可予相信的。
14. 因此，上訴人仍未向被害人作出賠償只是一個客觀之事實，並未能以此否定上訴人在主觀上希望早日向被害人作出償還之意。
15. 而值得重申的一點是，上訴人所觸犯的是經濟性質的犯罪，上訴人承諾出獄後將以工作收入每月償還人民幣4,000圓正，以清償案中之訴訟費用及被害人之賠償，這亦是對被害人能夠提早獲得賠償的最好方法。
16. 如上可見，刑罰對上訴人具有正面作用，上訴人經過差不多兩年的徒刑，已得到其應有的懲罰，並深刻悔改及反省，在獄中行為良好，積極進取，以實際行為表現證明其已作出反省及悔悟，獲得社工及看守人員信任，人格方面的演變是可以被正面認定，其已為重新投入社會做好充足準備，出獄後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
17. 明顯地，上訴人之情況已完全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有關特別預防方面的要求。
18. 另外，在一般預防方面，被上訴批示以“被判刑人非為本澳居民，其與他人合作實施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而被判刑……所犯的罪行已對被害人造成直接經濟損害，此外，有關犯罪直接與博彩有關，且同類型犯罪有上升趨勢，對澳門的治安帶來嚴重沖擊。”及“考慮到本地區以博彩業為主要的社會經濟支柱，博彩業的發展吸引大量其他國家及地區的不法分子前來犯罪，尤其是現時關於兌換黨實施的詐騙犯罪不斷增加，對社會治安，澳門的旅遊城市形象構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對有關犯罪行為的一般預防要求較高。”而否決上訴人的假釋申請是缺乏依據並且有違《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及假釋制度的原則。
19. 首先，被判刑人能否獲得假釋的機會不能與其所觸犯之犯罪類型混為一談，不然，這似乎無形中自定了刑法典的某些類型犯罪自始便不應獲得假釋機會之信息。
20. 而且，假釋制度所針對的是單獨的、個別的案件，不應以普遍的、概括的社會問題對上訴人的偶然犯罪加以判定，並為此提高對一般預防的要求，從而否決被上訴人之假釋，這顯然難以令人信服，亦是不合理的。
21. 若如被上訴批示所述，因上訴人的犯罪行為影響本澳的城市形象而不能假釋，這有違《刑法典》第56條當中並無限制實施任何類型犯罪的罪犯不能獲得假釋之理解。
22. 正如中級法院在第61/2012號及108/2012號案件合議庭裁決中指出“由於罪犯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因此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法院不能過於一般預防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並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23. 而且，對上訴人犯罪事實的嚴重性及不法性在量刑時已被考慮，而不應作為假釋的考慮因素，被上訴批示在一般預防方面針對性的對上訴人之犯罪行為及類型作出評論，無疑是放大及著重於上訴人在入獄接受懲罰前之人格，因此，被上訴批示以此作為決定的基礎，是缺乏理據且有違假釋制度之原則，亦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
24. 被上批示亦以“倘現時提前釋放被判刑人，將可能給予不法分子錯誤信息，鼓勵更多潛在不法分子前來澳門從事相關活動，不利於社會安寧。”作為針對在一般預防中否決上訴人假釋的原因亦是錯誤的。
25. 上訴人在入獄後已受到應有之懲罰及教育，倘因上訴人之改過而給予其獲得提早釋放之機會亦可帶給社會大眾一個重要資訊；犯罪應當要受到懲罰，但在懲罰後若自錯能改，應當為社會所接受，重新生活、回饋社會，藉此達到刑罰所要達至的教化犯罪之目的。
26. 在上述第61/2012號及108/2012號案件合議庭裁決中亦指出：“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他將再次生活的社會。這種作用往往比讓罪犯完全的服刑所判刑罰更為有利。”
27. 由此可見，假釋制度的原則是為了使罪犯更好地重新適應社會，給予任何接受刑罰後改過自新的罪犯提早重投社會的機會，故此，不應因為上訴人當初所犯下的罪行將導致的社會問題而剝奪此機會。
28. 而且，上訴人亦清楚知悉，獲得假釋之機會不是必然的，但即便如此，上訴人自入獄至今都盡力做好自己，以積極及正面的改過態度以望能獲得提早過新生活的機會。
29. 並且，監獄方面及參與上訴人假釋個案的社會援助部門等各實體均對上訴人獲得假釋、重回社會持贊同意見，兩個部門皆與上訴人有直接對話及接觸，相對於被上訴批示之僅以客觀資料分析，由獄長及社會援助部門所提供之數據及資料更能讓公眾了解上訴人在服刑後之人格表現。並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上對上訴人獲得假釋持正面的意見。
30. 更重要的是，上訴人所犯之罪行為經濟犯罪，結合上述監獄方面參與上訴人假釋個案的社會援助部門對上訴人人格之正面確定，反而讓社會大眾相信，假若提早釋放上訴人，可使其提早對被害人作出彌補，是更好地讓上訴人對犯罪惡行作出補償的最直及有效方法。
31.因此，無論在積極或消極的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的情況應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有關一般預防方面的要求。
32. 綜上所述，無論從假釋的形式要件還是實質要件方面，上訴人的情況均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其假釋申請理應獲批准！
請求，綜上所述，謹請求中級法院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的刑事起訴法庭否決給予上訴人假釋之批示，並批准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在考慮是否批准假釋時，須考慮刑罰的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目的是否已達到。
2. 就特別預防方面，雖然上訴人在服刑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良，沒有觸犯獄中規矩及被科處紀律處分，但上訴人遵守獄規是其義務，並非可給予假釋的理由。
3. 本案涉及的侵犯財產法益的犯罪，然而，上訴人沒有支付判決所定的賠償，在申請假釋時亦沒有提及償還賠償及訴訟費用的計劃，只是在上訴時才提及以每月人民幣4,000元償還上述款項以及有關計劃得到被害人之接納。
4. 然而，卷宗沒有資料顯示受害人與上訴人達成上述協議。
5. 從上訴人的行為並未見上訴人彌補受害人的損失之積極性及真誠悔悟的決心。因此，本院暫未有條件相信上訴人被批准假釋出獄後能以對社會負責任之態度生活，不再犯罪。
6. 為此，本院認為已執行的刑期尚未達到刑罰的特別預防目的。
7. 因此，本院暫未有條件相信上訴人被批准假釋出獄後能以對社會負責任之態度生活，不再犯罪。為此，本院認為已執行的刑期尚未達到刑罰的特別預防目的。
8. 基於此，沒有任何具體及客觀的表現或行動顯示上訴人的人格經過監禁後已獲得改變，因此，本院暫未有條件相信上訴人批准假釋出獄後能以對社會負責任之態度生活，不再犯罪。為此，本院認為已執行的刑期尚未達到刑罰的特別預防目的。
9. 近年本案同類犯罪屢見不鮮，且考慮到本案涉及的金額龐大且上訴人精密的詐騙手法，倘若批准上訴人假釋，將削弱刑法的威懾力及社會大眾對法律的信心。為此，本院認為已執行的刑期亦未能達到刑罰一般預防的目的。
綜上所述，上訴人提出之理由並不成立，應駁回上訴。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17年10月27日在第三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第CR3-16-0010-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結合同一法典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而被判處2年6個月實際徒刑，以及以連帶責任方式向被害人賠償港幣20萬元及人民幣40萬元。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1年9月20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0年11月20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0年10月16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0年11月20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看書，做運動，協助囚區的清潔工作。上訴人沒有參與職業培訓，於2020年報讀小學回歸課程，正等候安排。在獄中沒有違反獄規，被列為“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獄方的社工及監獄長都對上訴人的假釋提出肯定的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甚至可以認為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然而，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誠然，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另一方面，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以至於人們產生某些罪行難以假釋的錯誤印象。但是，上訴人以旅客身份前來澳門，並以共同犯罪的方式觸犯了與賭場有關的相當巨額的詐騙行為，從其犯罪的“反社會”性來看，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澳門這個國際城市來說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對此類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尤其是，囚犯沒有更出色的獄中表現以消磨其嚴重的犯罪行為給這個社會帶來的影響之前，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即使不考慮原審法院在囚犯的聽證中所形成的對其人格的總體印象的不良因素，但就犯罪的一般預防的因素，就已經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並且支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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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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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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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a,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50).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o recorrente não cumpriu na íntegra a decisão judicial que lhe condenou, nomeadamente a parte relativa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HKD200,000 e RMB40,000) ao ofendido.
Por outro lado, analisados os autos, o recorrente não é residente de Macau, tendo vindo a Macau com o exclusivo intuito de concretizar a sua actividade ilícita, cometeu crime de elevada gravidade, em co-autoria,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a paz social e a fonte económica mais importante da R.A.E.M..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burla qualificada,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do artigo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o doutamente exposto na resposta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nº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o A.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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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8/2021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