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050/2020號（刑事上訴案）
日期：2021年1月21日
主要法律問題：
- 欠缺說明理由 判決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存疑從無原則
- 量刑
摘 要
1.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判決書的要件）第2款規定，作為判決書要件之理由說明部分，法律要求判決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該法條之規定並不要求法院必須在判決書內列明其賴以形成自由心證的各種證據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要求解釋法院形成心證的心路歷程，法院心證之形成只需通過列舉證據適當予以呈現。
2.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法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3.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的證據之證明力，並認定獲證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4. 一般經驗法則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5. 疑罪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
6.對於量刑時需考慮的情節，判決書可作重點闡述，並無需逐一列明，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050/2020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21年1月21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3-20-0100-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於2020年9月18日，嫌犯A（即：上訴人）被裁定：
嫌犯A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了《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判處三年實際徒刑；
嫌犯須向被害人B支付人民幣265,482元（折合約澳門幣303100.80元）的財產損害賠償，以及根據終審法院2011年3月2日第69/2010號上訴案的統一司法見解裁判所定的法定利息。
*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364頁至第391頁）。1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應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詳見卷宗第394頁至第396頁）。
檢察院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未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因此，根據同一法典第360條規定，判決無效。
2. 原審判決中列明了審判聽證中獲證明之事實及未獲證明之事實，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適用的法律規定及判決的理由。當中清楚敘述了法庭對事實認定時所依據的證據，包括對嫌犯(現時上訴人)的聲明、被害人及其他證人的證言，並對卷宗的文件書證作出分析比較。
3. 該法律要求在闡述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時，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原審判決確實有指出所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故此，符合上述關於判決書要件的規定。
4. 基此，上訴人所述瑕疵，並不存在。
5. 上訴人又提出，其不認同原審法庭對事實之認定，特別是上訴人實施犯罪時的主觀要素，認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6. 經過了審判聽證，原審法庭在客觀綜合分析嫌犯、被害人及其他證人之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後，認定控訴書所載的事實獲證明。對於如何認定該等事實，原審法庭在判決書第11至14頁作出詳細闡述，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原審法庭清晰地審視了案中每一個細節，方才認定上訴人的主觀要素成立。
7. 在這補充指出，上訴人曾在廣州任職輔警，其與C透過同鄉介紹而認識同案的另一名涉嫌人“Z佬”。“Z佬”表示，在澳門有一個很容易賺錢的換錢工作，只需要聽從指示及服從安排，即可賺大錢，工作一天即可獲得港幣貳仟元報酬。上訴人感到有利可圖，於是答應。以上訴人的履歷，對陌生人提出的高額報酬，理應感覺可疑。上訴人從“阿Y”手中接過三疊港幣現金(用膠皮圈紮好)，不作檢查或點算，即放在自己外套內格衫袋保管。在被害人已經轉帳大部份金額時，上訴人仍然拒絕讓被害人檢驗鈔票。最後，在被害人轉帳完畢，上訴人將鈔票交給被害人，未等待被害人點算，即悄悄離開。由此顯示，上訴人與他人合謀以偽鈔詐騙被害人，才會有以上行為表現。
8. 在本案並沒有出現事實認定上的相互矛盾，亦不存在結論與事實的矛盾，故此，上訴人提出的審查證據的明顯錯誤，並無出現。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445頁至第447頁）。
*
隨後，裁判書製作人對卷宗作出初步審查，本合議庭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閱了卷宗。
本院接受了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一)、原審法院認定獲證明屬實的事實：
1.
2019年1月，被害人B開始在路氹銀河娛樂場一帶從事兌換外幣活動。
2.
2019年10月，被害人在巴黎人娛樂場認識了涉嫌人D﹝微信帳號：XXXXXX，戶名：#﹞。
3.
之後，被害人在涉嫌人D的介紹下先後兩次與涉嫌人E兌換貨幣。
4.
於未能查明的日子，嫌犯A、涉嫌人C與涉嫌人F、涉嫌人E及涉嫌人D達成協議，分工合作，目的是在澳門從事詐騙活動。涉嫌人F、涉嫌人E及涉嫌人D負責尋找及聯絡客人，涉嫌人C負責把風，嫌犯負責利用假鈔與客人進行交易。
5.
2019年11月19日晚上9時15分，涉嫌人D透過微信向被害人表示有港幣叁拾萬元（HK$300,000.00）可供兌換，要求被害人聯絡涉嫌人E，被害人與涉嫌人E相約在澳門美高梅娛樂場見面。
6.
2019年11月20日凌晨00時25分至00時33分期間，嫌犯、涉嫌人F、涉嫌人E、涉嫌人D及涉嫌人C經關閘邊境站進入澳門。
7.
來澳後，涉嫌人F、涉嫌人E、涉嫌人D教導嫌犯及涉嫌人C作案時的程序，涉嫌人E將三疊港幣鈔票（用橡皮圈紮好）交予嫌犯，嫌犯隨即將該三疊鈔票收藏在外套內格的衫袋內，並等待涉嫌人F的指示。
8.
當時嫌犯清楚知道上述三疊鈔票除了面層及底層共6張現鈔是港幣壹仟元（HK$1,000.00）真鈔外，其餘都是印有“練功劵”字樣的鈔票。
9.
涉嫌人F指示嫌犯及涉嫌人C跟隨涉嫌人E前往美高梅娛樂場與客人進行交易，並指示嫌犯先向客人展示三疊港幣鈔票，但不能讓客人接觸鈔票。
10.
涉嫌人F將一個內地中國建設銀行帳戶（帳號：621700309..........，戶主：G）發送予嫌犯，作為轉帳之用。
11.
同日凌晨1時51分，涉嫌人E、嫌犯及涉嫌人C在美高梅娛樂場的外圍與被害人見面後，涉嫌人E先行離去。
12.
為使被害人相信嫌犯具有足夠金錢作兌換，嫌犯打開身穿的外套拉鏈向被害人展示袋內的三疊港幣鈔票，然後，嫌犯向被害人提供了一個內地中國建設銀行帳戶（帳號：621700309..........，戶主：G），要求被害人將人民幣貳拾柒萬零玖佰元（RMB$270,900.00）轉帳到上述帳戶內。
13.
被害人不虞有詐，便開始透過手提電話分四次將合共人民幣貳拾柒萬零玖佰元（RMB$270,900.00）轉帳至嫌犯所提供的上述帳戶內。
14.
當完成第三筆款項﹝人民幣柒萬元（RMB$70,000.00）﹞轉帳後，被害人要求檢查嫌犯身上的三疊港幣鈔票，但遭到嫌犯的拒絕，嫌犯一直以等待老闆確認款項到帳為藉口作拖延。
15.
轉帳完畢後，嫌犯將三疊港幣鈔票交給被害人，嫌犯及涉嫌人C隨即趁機離開。
16.
被害人點算鈔票期間，發現三疊鈔票除了面層及底層共6張現鈔是港幣壹仟元（HK$1,000.00）真鈔外，其餘全部都是印有“練功劵”字樣的假鈔，並發現嫌犯及涉嫌人C已經遠離自己，由於感到受騙，故大叫“搶劫”及進行追截，嫌犯及涉嫌人C立即逃走，當逃到永利酒店近海旁時分開逃跑，保安員見狀即時將嫌犯截停，並報警求助。
17.
嫌犯及四名涉嫌人的上述行為導致被害人損失了人民幣貳拾陸萬伍仟肆佰捌拾貮元（RMB$265,482.00）﹝人民幣貳拾柒萬零玖佰元（RMB$270,900.00）減去港幣陸仟元（HKD$6,000.00）按同樣匯率所相應的人民幣伍仟肆佰壹拾捌元（RMB$5,418.00）﹞。
18.
調查期間，司警人員對以下物品進行扣押：
甲、 279張印有“練功劵”等字樣的壹仟圓鈔票，編號均為DU580682；
乙、 6張面值港幣壹仟元（HK$1,000.00）鈔票，合共港幣陸仟元（HK$6,000.00）。
19.
司警人員在嫌犯身上搜出一部手提電話。
20.
上述鈔票是嫌犯等人作案時的犯罪工具；上述手提電話是嫌犯作案時的通訊工具。
21.
經司法警察局刑事技術廳對上述279張印有“練功劵”字樣的壹仟圓鈔票進行檢驗，證實均不是真香港紙幣。
22.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獲取不正當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虛構可與被害人兌換金錢，並向被害人展示假鈔，使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有足夠的現金作兌換，從而令被害人將相當巨額款項轉帳到嫌犯所指定的賬戶內，造成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
23.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
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嫌犯入獄前為無業，沒有收入。
* 嫌犯已婚，需供養父母及一名女兒。
* 嫌犯學歷為中專二年級。
*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二）、未獲證明的事實：
其他載於控訴書而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實，具體如下：
嫌犯及四名涉嫌人的上述行為導致被害人損失了人民幣貳拾柒萬零玖佰元（RMB$270,900.00）。
***
三、法律方面
上訴人以被上訴判決沾有以下瑕疵而提起上訴:
- 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因欠缺说明理由而判決無效；
-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違反存疑從無原則；
- 量刑失衡。
據此，本上訴涉及之問題為：
- 欠缺說明理由之判決無效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存疑從無原則
- 量刑
*
（一）欠缺說明理由之判決無效
上訴人指出，其不明白原審法院為何重視一些事實而不重視另一些事實，只是簡單地指出卷宗中的資料，而沒有解釋其作出判定之思路，便最終一般性地認定“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獲取不正當利益，聯同他人共同決意，分工合作，虛構可與被害人兌換金錢，並向被害人展示假鈔，使被害人誤以為嫌犯有足夠的現金作兌換，從而令被害人將相當巨額款項轉帳到嫌犯所指定的賬戶內，造成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之規定，應根據同一法典第360條規定予以裁定無效。
*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判決書之要件）第2款規定：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之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盡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之事實上及法律上之理由，亦指明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之證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判決之無效）規定：
屬下列情況之判決無效：
a） 凡未載有第355條第2款及第3款b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或
b） 在非屬第339條及第340條所指之情況及條件下，以起訴書中，或無起訴時，以控訴書中未描述之事實作出判罪者。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判決書的要件）第2款規定，作為判決書要件之理由說明部分，法律要求判決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該法條之規定並不要求法院必須在判決書內列明其賴以形成自由心證的各種證據的具體內容，也沒有要求解釋法院形成心證的心路歷程，法院心證之形成只需通過列舉證據適當予以呈現。
*
上訴人指責被上訴人判決沒有解釋其作出判定之思路，只是表面上指出嫌犯、被害人及證人的證言，而沒有對各證據作進一步批判和關聯比較。
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的“事實的判斷”部分指出：
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嫌犯、被害人及各警方證人在審判聽證中分別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並配合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雖然嫌犯否認指控，但其基本交待了案發期間的作案經過，只是辯稱不知悉有關活動是對被害人作出詐騙及其知悉有關鈔票是練功劵，然而，考慮到同伙承諾給予其從事有關工作的報酬及福利優厚、其親手從同伙手上取得的三疊港幣鈔票、其絕對有條件隨意查看一下便看到內藏練功劵，加上事前同伙已交待其不要讓被害人點算該等港幣鈔票，同伙在與嫌犯微信對話的過程中或初始階段已不斷強調“不要給手機他看”、“你們分開點”、“不要太近”，且在被害人完成轉帳後，同伙更告訴嫌犯“給了錢”、“直接跑”、“坐的士”、“快跑”、“馬上跑啊”，結合被害人的證言所交待的具體案發經過，尤其嫌犯不讓其算點鈔票及最後把鈔票交予其後的反應，連同案中被扣押的現金鈔票的鑑定報告結合，且按照常理及經驗法則，本法院認為嫌犯在作案前或與被害人交易前已不可能不知或不可能意識不到其同伙打算以兌換貨幣為藉口及以練功劵作為手段詐騙被害人，但嫌犯仍參與其中。
基於此，本法院認為本案有充份證據認定嫌犯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因而足以對上述的事實作出認定。
可見，被上訴判決適當指出了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當中包括在審判聽證中嫌犯（即：上訴人）、被害人及各警方證人所作的聲明，所審查的扣押物、書證及其他證據，對所有證據從整體上予以審查評價，並作出扼要說明，履行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有關判決書要件之規定。
此外，被上訴判決亦作到了清楚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扼要完整闡述了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
因此，本合議庭認為，被上訴判決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規定的情形，沒有出現可造成裁判無效的缺乏理由說明之情事。
藉此，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不成立。
*
（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上訴人指出，根據終審法院作出的有關“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裁判，審判者對於證據的審查必須是合理的、符合邏輯的、有理據及客觀的；審判者的所謂“自由心證”不能與“任意心證”相混淆；而原審法院明顯違反了上述原則；原審法院認定了根據庭審證據不應被認定屬實之事實，而完全無視上訴人的聲明；上訴人始終否認知悉其交予被害人的鈔票是偽鈔，並且，卷宗內的其他證據、證人聲明亦不存在與上訴人之聲明相反的跡象，包括：被害人沒有說過上訴人知悉有關情況、偽鈔上沒有上訴人的指模、上訴人微信信息中沒有提及有關的鈔票是偽鈔，故此，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上訴人知悉有關事實；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混淆了相關犯罪的要件，《刑法典》第211條之犯罪是“有意圖的犯罪”，有關之欺騙他人的意圖以及詭計是不可缺少的犯罪構成要件，而案件的事情經過以及其他證據均不能證明上訴人具有詐騙的意圖，故此，不應判處上訴人構成相關犯罪；此外，上訴人聲稱被承諾的報酬只是人民幣2000元，很難證明上訴人可收取高額報酬和利益之事實。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其理由說明與其心證是不協調的，沾有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法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的證據之證明力，並認定獲證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一般經驗法則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誠然，訴訟當事人出於不同的立場、經驗，對於涉案事實會作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上訴人不能以其個人對證據之評價強加於審判法院，更不能要求審判法院必須作出與其個人價值判斷相一致的心證。
*
上訴人就其是否知悉相關鈔票為偽鈔、是否有犯罪意圖以及是否為自己取得不當利益屬詐騙罪罪狀方面的事實，表示不認同原審法院之認定。
上訴人認為被原審法院完全忽略了上訴人的聲明，其指出，上訴人否認知悉其交予被害人的鈔票是偽鈔，強調其只是按照其他涉案嫌疑人的指示行事，而且，被害人沒有說過上訴人知悉有關情況，偽鈔上沒有上訴人的指模，上訴人微信信息中沒有提及有關的鈔票是偽鈔。
但是，本合議庭認為，上訴人只是片面強調了對其有利的證據，或是對相關案件事實作出有利於己方的片面解釋，而迴避了其他對其不利的內容，尤其包括：上訴人曾在中國內地任職輔警，具有一定的社會閱歷；上訴人聲稱其只是跟隨涉案嫌疑人士從事兌換貨幣的活動，但實際上在兌換貨幣時各人具有明確的分工，且有人專門負責把風；同夥事前明確交待上訴人交易時不能讓被害人點算港幣鈔票，在微信對話中亦不斷強調“不要給手機他看”；上訴人與“Z佬”、“阿Y”等其他涉案嫌疑人“結識”後的極短時間內，即在無任何擔保或信用保證之前提下，取得三疊（約三十萬元）港幣鈔票，自己卻不作任何鑒別檢查；在兌換交易時，上訴人拒絕向被害人清晰展示所持之港幣鈔票；在被害人已經轉帳大部份金額後，上訴人仍然拒絕讓被害人檢驗鈔票；同夥於微信中告訴上訴人“給了錢”、“直接跑”、“坐的士”、“快跑”、“馬上跑啊”；在確認被害人完成全部轉賬後，上訴人才將涉案港幣鈔票交予被害人，並趁被害人點算之際，與同夥悄悄離開現場。
凡此，根據一般經驗法則，足以認定上訴人具有詐騙的犯罪故意，明知涉案之港幣鈔票為偽鈔，仍以詭計使被害人產生錯誤而作出轉賬。上訴人的行為，直接達成整個詐騙犯罪的既遂，造成被害人相當巨額之財產損失。
此外，作為詐騙罪的要件之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並不以犯罪行為人自己實際拿到的報酬或被承諾的報酬金額為標準。
仔細閱讀被上訴判決，可見，原審法院於被上訴判決中適當闡述了對證據之分析，體現了自由心證的形成。原審法院經分析案中所有證據，考慮到上訴人的聲明、被害人的聲明筆錄、證人的證言、在庭審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書證以及其他證據，裁定上訴人作出符合《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之事實，當中沒有發現任何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和限定證據價值的規則之情形，亦不存在明顯的錯誤。
據此，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指稱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上訴人的相關上訴理由不成立。
*
（三）存疑從無原則
上訴人認為，根據存疑從無原則，以下事實不應被列為獲證事實：
- 嫌犯進入澳門意圖從事詐騙行為
- 嫌犯清楚知道其交給受害人的三包鈔票，每包除了表面和底面兩張，其他均是偽造的
-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自主情況下做出有關事實
因為，沒有證據可以令法院確切且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有意圖詐騙受害人。原審法院指出有“充分跡象”（判決是充分證據）顯示嫌犯作出有關事實,但審判階段，要求證據是肯定的，不容有懷疑的影子。
*
首先，需指出，上訴人錯誤解讀了被上訴人判決，被上訴判決指出有充分證據顯示嫌犯作出有關事實，而非上訴人所理解的有“充分跡象”，這樣，導致上訴人對被上訴判決作出錯誤的指責。
關於疑罪從無，作為由無罪推定衍生而來的證據方面的司法原則，其適用並不是隨意的，尤其於司法審判階段，必須嚴格遵循法律規定而行。
疑罪從無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中級法院第368/2014上訴案之合議庭判決），“僅僅有不同甚至是矛盾的版本是不足以構成這種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而是有必要在法官（而不是上訴人）形成心證前就對作出決定的事實前提抱有懷疑，並正如之前所述，這種懷疑是“合理”及“無法補救”的（參考中級法院第592/2017號案件合議庭裁判）。”
上訴人對於詐騙意圖的否認、被害人沒有說過上訴人知悉有關情況、涉案偽鈔上沒有上訴人的指模、上訴人微信信息中沒有提及有關的鈔票是偽鈔，凡此，並不必然構成“疑罪”。
如前述，原審法透過對案中所有證據的綜合分析，考慮了上訴人的聲明、被害人的聲明筆錄、證人的證言、在庭審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書證以及其他證據，認定上訴人在作案前或與被害人交易前已不可能不知或不可能意識不到其同伙打算以兌換貨幣為藉口及以練功劵作為手段詐騙被害人，但嫌犯仍參與其中。上訴人的行為，直接達成整個詐騙犯罪的既遂，造成被害人相當巨額之財產損失。被上訴判決並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亦未違反疑罪從無原則。本合議庭認為，原審法院的裁判是適當的。
基於此，上訴人提出的相關上訴理由不成立。
*
(四) 量刑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的量刑違反了罪過適當原則，要求開釋上訴人。
*
《刑法典》第 40 條和第65條規定了刑罰的目的以及量刑的準則。
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第1款規定，刑罰之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即：從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個方面作考量。前者，主要從一般預防的積極方面考慮，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取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刑法典》第40條第2款規定了刑罰之限度，確定了罪刑相當原則。根據該原則，刑罰的程度應該與罪過相對應，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得超出事實當中的罪過程度。
《刑法典》第65條規定了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在確定刑罰的份量時，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每一項情節都不應被孤立評價，需綜合所有情節作出整體判斷，從而決定適合的具體刑罰。
*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既然法律容許法院自由在法定的刑幅之間決定一個合適的刑罰，簡單引用《刑法典》第65條的量刑情節，已經足以表明法院確實考慮了這些因素，只不過是在衡平的原則下選擇一個自認為合適的刑罰，而上訴法院的審查也僅限於原審法院的最後選擇的刑罰明顯過高或者刑罰不合適的情況。（中級法院2019年7月11日合議庭裁判，上訴案第23/2019號）
換言之，對於量刑時需考慮的情節，判決書可作重點闡述，並無需逐一列明，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
*
本案，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
詐騙罪（相當巨額）之犯罪既遂者，抽象刑幅為二年至十年徒刑。
原審法院於量刑時指出：
在確定刑罰份量方面，根據本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考慮到本次犯罪不法性程度高、被害人所遭受損失的金額很多、嫌犯的罪過程度頗高，同時考慮到嫌犯為初犯、否認控罪，其犯罪目的，以及為着預防犯罪的需要（包括是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尤其此類犯罪行為經常發生，有必要大力打擊及防範），因此，本法院認為針對上述的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應判處嫌犯三年實際徒刑最為適合。
針對原審法院的量刑，上訴人只是概括提出量刑不適度，違反了罪過適當原則，要求將其開釋，但並未具體闡述其理據。
本合議庭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依據上訴人的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經充分考慮對上訴人有利和不利的所有情節，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依法定出具體刑罰之份量，符合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要求，不存量刑過重、量刑失衡的錯誤，故此，沒有介入減輕的空間，更沒有開釋之理由。
基於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
本上訴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其中司法費定為4個計算單位，辯護人的辯護費定為澳門幣1,800元。
著令通知。
-*-
澳門，2021年1月21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1上訴人提出以下理據（上訴理由闡述之結論部分）：
D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o Tribunal
a. É consentâneo, na doutrina e na jurisprudência, a essencialidade de uma decisão devidamente motivada.
b. Esta convicção existe quando o tribunal tenha logrado convencer-se da verdade dos factos para além de toda a dúvida razoável.
c. Quando estamos perante um acto decisório que contende com os direitos fundamentais de um indivíduo, 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assume particular relevo e rigor, visto que, para os sujeitos do processo, é essencial que estejam rodeados de garantias acrescidas, que permitam a compreensão e justificação do que foi decidido, visto que a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consiste em indicar os factos que foram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e justificar por que razão o foram uns e outros não.
d. Ora, a actividade decisória do douto tribunal a quo viu-se privada da devida motivação.
e. Não se percebe, pela leitura da decisão, a razão pela qual se deu mais peso a certos factos do que outros, pois que se limitou, simplesmente, a indicar os elementos do processo, sem que sobre eles tenha dignado explicar o raciocínio subjacente à decisão,
f. Culminando, sem mais, na (errada) fórmula genérica de que "o arguido livre, consciente e voluntariamente, com o propósito de obter benefícios ilegítimos, resolveu, juntamente com outros, cooperar para, ficticiamente, trocar dinheiro entregar notas falsas ao ofendido, fazendo-o acreditar que o arguido tinha o dinheiro suficiente para tal troca".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g.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 400°, n° 2, c) do CPP, o recurso pode ainda ter como fundament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h. É um erro que repousa na ideia de que se deu como provado o que não poderia ter acontecido, ou se não respeitaram as regras impositivas da prova cujo valor está legalmente determinado ou sejam decorrentes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ou de uma arte.
i. É vício de raciocínio na apreciação das provas, evidente a partir da simples leitura da decisão, daí resultando claramente que as provas revelam um sentido decisóri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firmou uma conclusão à margem da lógica
j. Apesar de os julgadores adquirirem a sua convicção através dos seus poderes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sublinhamos que a convicção livre não se confunde com convicção arbitrária.
k. Isto é, a convicção do julgador não pode prescindir de ser razoável, lógica, fundamentada e objectiva.
l. A convicção do julgador carece de um convencimento lógico e motivado, avaliando as provas com responsabilidade e bom senso, alicerçando-se n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sempre pautado por um processo inteligível, norteado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m. O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a quo é manifestamente contrária ao que atrás foi referido.
n. Visto que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como provado factos que não poderiam ter sido considerados como provados das provas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o. Parece, essencialme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desconsiderou por completo o depoimento do arguido, o qual foi sempre consistente nas suas declarações em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foi questionado sobre os factos
p. Tendo sempre negado ter conhecimento que as notas entregues ao ofendido eram falsas, e das restantes provas/depoimentos constantes no processo não existem indícios do contrário.
q. De facto:
r. O ofendido nunca disse que o arguido tinha conhecimento de tal facto;
s. As notas falsas não tinham quaisquer impressões digitais do arguido (tal como confirmado por uma das testemunhas); e
t. As mensagens do WeChat encontradas no telemóvel do arguido nada mencionavam que as notas eram falsas.
u. Não há qualquer elemento que indicie que o arguido tinha conhecimento de tal facto.
v. Recorde-se que a fundamentação deverá ser sempre acompanhada de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que serviram para form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w. O qual não se afigura que tenha existido.
x. Pelo contrário, parece-nos que o Tribunal a quo refugia a sua fundamentação no "bom senso e n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para tentar justificar tal convicção que erroneamente formou, não tendo, efectivamente, exposto de forma clara, como formou tal convicção.
y. Tendo mencionado de forma superficial, pouco clara e não crítica as provas produzidas em julgamento.
z. Parecendo, na sua análise, o Tribunal a quo está a confundir os elementos do crime.
aa. Neste sentido, realça-se que o crime de burla, descrito no artigo 211.º, é um "crimes de intenção".
bb. No qual a intenção, no referido tipo, é elemento necessário para o preenchimento do tipo de ilícito.
cc. O tipo objectivo no crime de burla consiste na determinação de uma pessoa, por meio de erro ou engano sobre factos que o agente astuciosamente provocou, à prática de atos que causem prejuízo patrimonial a essa pessoa ou a um terceiro. Sendo que o agente deve ter uma conduta enganosa e astuciosa.
dd. Não se afigura possível que o Tribunal a quo, de uma descrição de um comportamento ou acções, tenha retirado a conclusão de que o arguido tinha conhecimento da falsidade das notas e que tinha a intenção de cometer o crime que lhe é imputado.
ee. A descrição de uma conduta, do sucedido, não prova a intenção do agente nem preenche, por si só, o tipo de ilícito necessário para condenar o arguido n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ff. Para tal é necessário a intenção enganosa e astuciosa do arguido, algo que não existe, não se encontra provado e não se consegue deduzir das provas.
gg. Por outro lado, também não se entende a fundamentação do Tribunal a quo menciona também na sua fundamentação que o arguido tinha sido prometido remuneração e benefícios generosos pela sua actuação.
hh. Quando nos factos considerados provados não se encontra qualquer menção da quantia que foi prometida ao arguido pela sua actuação.
ii. No seu depoimento, o arguido respondeu a tal questão, tendo mencionado que lhe teria sido prometido o pagamento da quantia de RMB$2,000.00 pela sua actuação.
jj. Montante que dificilmente se poderá considerar uma "remuneração e benefício generoso" .
kk. Mais, se o arguido tivesse, efectivamente, envolvido no planeamento da burla e tivesse conhecimento da falsidade das notas e do montante burlado, teria exigido um montante mais elevado como pagamento/compensação pelo risco que estaria a correr.
ll. Adicionalmente, as mensagens do WeChat mencionadas pelo Tribunal a quo apenas evidenciam que o arguido estaria a agir sob instruções e directrizes de terceiros.
mm. nada indiciando a falsidade das notas ou que o arguido tinha conhecimento da falsidade das mesmas.
nn. O Tribunal a quo menciona também que o arguido podia ter verificado à sua vontade as notas e que as notas falsas podiam ser vistas.
oo. Ora, questiona-se novamente como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criou a convicção de que o arguido tinha conhecimento de que as notas eram falsas a partir desta possibilidade que o arguido tinha de verificar que as notas eram falsas.
pp. De tudo o exposto, não se percebe como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formou a convicção de que o arguido tinha a intenção de incorrer em burla.
qq.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pelo Tribunal a quo revela-se incongruente, e em nada se compagina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rr. Atendendo aos factos constantes do processo e à prova apresentada, não se afigura razoável que o Tribunal a quo tenha considerado como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a matéria considerada supra.
ss. Afigura-se, portanto, qu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deste foi integralmente irrazoável, exigindo-se uma reapreciação da sequência (i)lógica que presidiu à sentença.
tt. Como pode ter sido retirada a conclusão que o arguido tinha intenção de cometer o crime de burla das provas?
uu. A fundamentação 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não são harmonizáveis com o que efectivamente foi apresentado perante o mesmo.
vv. Parece-nos claro que os argumentos por nós invocados são facilmente reconduzíveis à figura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is que as premissas não suportam a conclusão adotada pelo Tribunal a quo.
ww. Das provas apresentadas não resultam quaisquer elementos que permitam chegar a tal conclusão.
xx, O tipo de ilícito do crime de burla previsto no artigo 211.º CP não se encontra preenchido - ao contrário do que o Tribunal a quo, inexplicável e incongruentemente, entendeu.
yy. Aliás, tal como mencionado pelo Tribunal a quo na sua fundamentação, que o arguido estava convicto que iria fazer participar em na conduta de câmbio monetário - conduta que, a ser punida, seria punida nos termos do Decreto-Lei n.º 39/97/M, de 15 de Setembro, e Decreto-Lei n.º 32/93/M de 5 de Julho, regulamentos que regulam o regime cambial).
zz. Assim, questiona-se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al parece ter sido formada arbitrariamente sem ponderação e análise crítica das provas apresentadas.
aaa. Deste modo, considerando o exposto e que o arguido é primário e sempre negou veementemente o crime que lhe está a ser imputado, questiona-se como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concluiu pela alta culpabilidade do arguido, tendo-o condenado a uma pena absurda de 3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DO PRINCÍPIO lN DUBlO PRO REO
bbb. Tendo respeito por este princípio deveria ter sido considerado como NÃO PROVADO que:
ccc. o arguido entrou em Macau com o propósito de enveredar por actividades fraudulentas;
ddd. O arguido claramente tinha conhecimento que os três molhos de notas entregues ao ofendido eram, com a excepção das notas no topo e no fundo de cada molho, notas falsas;
eee. O arguido livre, consciente e voluntariamente, com o propósito de obter benefícios ilegítimos, resolveu, juntamente com outros, cooperar para, ficticiamente, trocar dinheiro entregar notas falsas ao ofendido, fazendo-o acreditar que o arguido tinha o dinheiro suficiente para tal troca.
fff. Visto que nenhuma das provas apresentadas permitiam ao Tribunal a quo julgar, com toda a certeza e sem dúvidas algumas, que o arguido tinha a intenção de burlar o ofendido.
ggg. Por outro lado, questiona-se ainda a conclusão do Tribunal a quo de que há indícios suficientes para concluir que o arguido cometeu os factos pelo que era acusado, nas condições em que é acusado.
hhh. Com efeito, para a fase de julgamento está reservado o juízo de certeza, ou seja, as provas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têm, sem sombra de dúvida, de conduzir à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elo crime que se encontra acusado.
iii. O que, no caso em apreço, não aconteceu - as provas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ão poderiam ter conduzido o Tribunal a quo a ter condenado 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jjj. Assim, em função de tudo o que já foi precedentemente dito, não se encontram razões que justifiquem a aplicação de uma pena única de prisão efectiva de 3 anos.
kkk. Assim como não se afiguram razões para que o arguido tenha sido condenado no pagamento de uma indemnização no valor de RMB$265,482.00 (equivalente a MOP$303,100.80).
123. Afigura-se a pena aplicada exponencialmente desproporcionada, ultrapassando largamente os princípios basilares de direito que deveriam ter sido aplicados no caso em apreço.
124. Assim, é imperioso concluir que a pena de prisão na qual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é manifestamente pesada e injusta.
125. Assim, para ser justa e proporcional, e para ser conforme com o factor da proporcionalidade em relação à gravidade do acto e ao grau de culpa,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deverá ser revogada, devendo o arguido ser absolvido do crime a que foi condenado.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de Direito aplicáveis, deve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e ser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absolva o Recorrente do crime de burla que lhe é imputado.
---------------
------------------------------------------------------------
---------------
------------------------------------------------------------
1
1050/202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