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114/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21年4月22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法律定性 詐騙罪
摘 要
1. 兩名嫌犯沒有能力安排上述六名被害人在澳工作，亦從沒有為六名被害人成功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第一嫌犯只是對第一被害人及第六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第二嫌犯只是對六名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
法院可以從上述事實中作出推論，上訴人實施了詭計以及獲取了不正當利益。因此，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
2.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採信相關被害人的聲明，且相關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3. 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事實上，兩名嫌犯沒有能力安排上述六名被害人在澳工作，亦從沒有為六名被害人成功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第一嫌犯只是對第一被害人及第六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第二嫌犯只是對六名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分析，上訴人的行為已經完全滿足了詐騙罪的罪狀構成要素。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114/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B
日期：2021年4月22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0年12月16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0-0140-PCC號卷宗內
– 被指控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22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職務之僭越罪」，及一項《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1條第2款及第6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持有禁用武器罪」，均被判處罪名不成立。
– 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三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及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二被害人），均被判處罪名不成立。
被裁定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
– 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一被害人），被判處一年六個月的徒刑；
– 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共犯）（針對第六被害人），被判處一年的徒刑。
– 兩罪並罰，第一嫌犯合共被判處兩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同判決中，第二嫌犯B被裁定：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一被害人），被判處一年六個月的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共犯）（針對第六被害人），被判處一年的徒刑。
– (改判)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每項被判處一年六個月的徒刑。
– (改判)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針對第二被害人），被判處1年的徒刑。
– 數罪並罰，第二嫌犯合共被判處四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第一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有關的上訴理由。1
第二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本上訴係針對原審法院於2020年12月16日在第CR2-20-0140-PCC號卷宗內所作之合議庭裁判，該判決判處上訴人被裁定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一被害人)，罪名成立，判處1年6個月實際徒刑；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針對第二被害人)，罪名成立，判處1年實際徒刑；三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罪名成立，每項判處1年6個月實際徒刑及一項《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共犯)(針對第六被害人)，罪名成立，判處1年實際徒刑；數罪並罰，合共判處上訴人4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2. 在給予對初級法院合議庭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對被上訴合議庭裁判表示不服，故決定提起上訴。
3. 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沾有多項瑕疵，包括《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違反，錯錯誤適用《刑法典》第211條的規定；以及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違反，在量刑方面出現明顯過重。
4. 在給予充分尊重的前提下，上訴人並不同意被上訴判決認為案中除了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互相認識外，未見其他被害人互相認識，更未見他們串供或共同控告兩名嫌犯，因此得出各名被害人的聲明值得採信之結論。
針對上訴人被判觸犯之一項「巨額詐騙罪」(共犯)罪(第一被害人C之部分)：
5. 綜觀案中所有證據，明顯地第一被害人清楚了解為其介紹工作的是第一嫌犯，而不是上訴人，上訴人在整個過程中都是擔任介紹人之角色，把第一嫌犯(即其僱主)介紹予第一被害人。
6. 案中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有收取指控之款項，又如何得出第一被害人曾經向上訴人及第一嫌犯支付澳門幣7,500元及50, 000元此結論，在毫無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有收取該等款項的情況下，原審法庭單純因被害人說出的金額就將上訴人判處巨額詐欺罪於查證據方面有錯誤。
7. 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在認定獲證事實第3至第8點中缺乏可證實第一被害人曾經作出上述支付之依據。
針對上訴人被判觸犯之一項的「詐騙罪」及二項「巨額詐騙罪」(針對第二被害人E、第三被害人F及第四被害人G之部分)：
8. 被訴判決主要是根據三名被害人之聲明、卷宗內載有三名被害人所出示與上訴人之通訊紀錄以及上訴人之身份證明文件，結合第三被害人所提交之提款單據，認定被訴判決獲證事實第9點五第14點之有關事實。
9. 卷宗內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有位取三名被害人之有關款項，無法確定三人是否曾作出支付，以及無法確定文付之實際金額：根據三名被害人所提交與上訴人之通訊紀錄，其內容亦含糊不清並且沒有指明所支付之數目以支付之目的；根據第三被害人所提交之提款單據亦只可證明第三被害人於2019年3月26日曾經將澳門幣54, 200元從其戶口提出，卻無法證明第三被害人把上述澳門幣54, 200元當中的澳門幣40,000元交給上訴人。
10. 上訴人認為被訴判決在認定獲證事實第9至第14點中缺乏可證實第一被害人曾經作出上述支付之依據。
11. 針對上訴人被判觸犯之一項「巨額詐騙罪」及一項「巨額詐騙罪」，即對應本案中第五被害人H之部分及第六被害人D之部分，情況亦類同於以上所述第一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之情況以是存有相同之上訴依據。
12. 綜上，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就上述裁判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之瑕疵，應裁定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成立，撤銷原審法院關於上述卷宗針對上訴人所裁定觸犯之四項「巨額詐騙罪」及兩項「詐騙罪」，並改判為上訴人該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未能認同以上的觀點，上訴人亦作如下陳述：
13.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的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違反，錯誤適用《刑法典》第211條的規定。
14.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211條所規定之「詐騙罪」之構成要件為以詭計使人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以及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
15. 上訴人表示真心相信第一嫌犯有能力介紹工作才詢問第一嫌犯可否協助，以及向各被害人表示其可協助介紹工作，而上訴人作為第一嫌犯之家傭，其相信第一嫌犯有能力協助外籍人士在澳門尋找工作為一合理推斷。
16. 上訴人並沒有以詭計使各被害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欺騙，而是由衷地認為其僱主有此能力，並且沒有為自己及第三人獲得不正當得利益之意圖並以詭計使各名被害人受欺騙及使他們造成財產損失之行為。
17. 由於上訴人真心相信第一嫌犯有此能力，並且會在因而協助第五被害人將澳門幣15,000元的介紹費存入第一嫌犯之銀戶口，如上訴人真的存有欺騙被害人之意圖，何不要求被害人將上述金額直接存入上訴人本人之銀行戶口。
18. 第一嫌犯的確曾經為第五被害人之妹夫提交外地僱用之申請，亦向案中各名被害人作出各樣行為令他們相信其能力，以及表示若無法成功介紹工作會退回有關款頃，而上訴因亦因為相信第一嫌犯之能力才作出控訴判決認定之事實。
19. 由於上訴人的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罪狀要件，原審法院就上述裁判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違反，錯誤適用刑法典第211條的規定，應裁撤銷原審法院關於上述卷宗針對上訴人所裁定觸犯之四項「巨額詐騙罪」及兩項「詐騙罪」，並改判為上訴人該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倘尊敬的法官 閣下未能認同以上的觀點，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在考慮本案的具體量刑時考慮本案中一切有利於上訴人的情節，尤其是下列所指的情節：
20. 上訴人為初犯，未曾被判刑；上訴人為菲律賓籍外地家傭，每月收入為澳門幣4,500元並育有兩名子女。
21. 上訴人被羈押後表現良好，至今沒有任何違規紀錄。
22. 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在確定刑罰之份量時，法院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而法院在量刑方面亦須考慮行為人作出事實之不法程度、罪過、實行事實之方式等情節。
23. 在「一般預防」方面，對上訴人判處四年之實際徒刑單一刑罰顯地屬過重，以及違反罪過相應原則，在此情況下無疑地會給予社會大眾一個錯誤的訊息，認為違反本澳的法律即採取殲一警百之態度；在「特別預防」方面，判處上訴人四年之實際徒刑單一刑罰明顯地亦不利於上訴人出獄後重反社會，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
24.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原審法院沒有充分考慮所有對上訴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等事實下而判處上訴人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的判決過重，實質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之規定，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違反法律的瑕疵。
25. 綜上，上訴人認為其所被判處的四項「巨額詐騙罪」及兩項「詐騙罪」的刑罰為四年徒刑單一刑罰屬過重，請求重新對科處上訴人之四項「巨額詐騙罪」及兩項「詐騙罪」的刑罰作出量刑，並科處不超逾三年徒刑之刑罰。並因而根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的規定，對於科處不超逾三年徒刑之刑罰暫緩執行。
綜上所述和依賴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之高見，請求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並作出如下公正裁決：
1. 基於原審判決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之瑕疵，應廢止被訴判決，開釋上訴人被裁定觸犯之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一被害人)；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針對第二被害人)；三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罪名成立，每項判處1年6個月實際徒刑及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共犯)(針對第六被害人)。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未能認同上述觀點，尚請求：
2. 基於原審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違反，錯誤適用刑法典第211條的規定應廢止被訴判決，開釋上訴人被裁定觸犯之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一被害人)；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針對第二被害人)；三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罪名成立，每項判處1年6個月實際徒刑及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共犯)(針對第六被害人)。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未能認同上述觀點，尚請求：
3. 根據《刑法典》第40條、第48條及第65條之規定，考慮再次考處本案一切有利於上訴人的具體情節、事實是本上訴所述之依據，重新對科處上訴人就所犯之罪行判處一項較低之單一刑罰，並考慮對有關刑罰予以暫緩執行。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第一嫌犯上訴理由不成立，駛回其上訴請求，維持原判針對其之部分；判定第二嫌犯上訴理由部分成立，維持原判定罪部分，並對第二嫌犯重新量刑。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菲律賓籍人士B（第二嫌犯，暱稱“B1”）為葡籍人士A （第一嫌犯）的家傭。
2. 兩名嫌犯決議一同策劃，以來澳欲尋找工作的外籍人士為對象，向他們訛稱能協助介紹工作，從而騙取該等人士的金錢。
3. 2019年1月上旬，印度籍人士C（第一被害人）欲在澳門尋找新工作，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第二嫌犯，第二嫌犯向第一被害人訛稱其僱主（即第一嫌犯）有能力為他人介紹工作。
4. 2019年1月18日，兩名嫌犯相約第一被害人會面。期間，第二嫌犯謊稱可協助第一被害人介紹保安工作，月薪為澳門幣12,000元，但需支付澳門幣7,500元的介紹費。為取得第一被害人的信任，第一嫌犯向第一被害人宣稱自己為警員，並向其展示一副手銬，使第一被害人對第一嫌犯身為警員的身份深信不移。
5. 第一被害人不虞有詐，於2019年2月18日應要求將澳門幣7,500元及印度護照交給第二嫌犯，第二嫌犯向第一被害人承諾將於同月25日安排工作。
6. 2019年2月19日，第一嫌犯再謊稱可為第一被害人介紹另一份工作，但由於已取消前次的工作申請，故第一被害人本次需支付澳門幣50,000元的手續費。
7. 第一被害人不虞有詐，應要求在白鴿巢公園內將澳門幣50,000元交給第一嫌犯，期間，第一嫌犯向第一被害人承諾將儘快為其申辦外僱手續。
8. 2019年3月5日，第二嫌犯相約第一被害人到出入境管制廳申辦外僱手續。但翌日，第一被害人按指示到達出入境管制廳，兩名嫌犯卻沒有出現。
9. 2019年3月15日， 三名印度籍人士E（第二被害人）、F（第三被害人）及G（第四被害人）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第二嫌犯，第二嫌犯向該三名被害人訛稱其為澳門某公司的人力資源部經理，有能力協助他們在澳門尋找工作。
10. 第二嫌犯再向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謊稱其老闆（即第一嫌犯）有能力介紹彼等到XX酒店及XXX酒店擔任清潔工或保安員，但需支付介紹費及手續費。
11. 數天後，第二嫌犯再向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謊稱可介紹彼等到上述酒店擔任保安員，但三人需支付合共澳門幣25,000元的手續費。該三名被害人信以為真，並將各自的護照副本及個人相片交給第二嫌犯。
12. 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不虞有詐，應要求於2019年3月20日在永樂戲院將合共澳門幣25,000元交給第二嫌犯，當中第二被害人出資澳門幣5,000元，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各出資澳門幣10,000元。
13. 此後，兩名嫌犯再要求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繳交更多的手續費。為此，2019年3月27日，第三被害人應要求將澳門幣40,000元交給第二嫌犯；2019年3月29日，第二被害人應要求將澳門幣10,000元交給第二嫌犯；2019年4月6日，第四被害人應要求將澳門幣60,000元交給第二嫌犯。
14. 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多次向第二嫌犯追問辦理來澳工作手續的事宜，但遭第二嫌犯以各種理由拖延。期間，第一嫌犯曾向該三名被害人承諾倘無法成功介紹工作會退回有關款項。
15. 2019年8月4日，第二嫌犯向印度籍人士H（第五被害人）訛稱其老闆（即第一嫌犯）有能力安排外地居民在澳門擔任保鑣或司機，月薪為澳門幣7,500元，但需支付澳門幣35,000元的介紹費。
16. 第五被害人有意為其妹夫H申請來澳工作，故同意由第二嫌犯作出安排。
17. 2019年8月5日，第五被害人及H按第二嫌犯的指示前往出入境管制廳。期間，第一嫌犯為博取第五被害人的信任，向第五被害人發送一張載有治安警察局外地僱員申請表的相片，當中具有H 的個人資料及第一嫌犯的簽署。
18. 第五被害人不虞有詐，將其“HDFC”印度銀行卡連同密碼交給第二嫌犯，以便第二嫌犯自行提取澳門幣10,300元作為部份介紹費。
19. 2019年8月7日，第二嫌犯依計劃向第五被害人發送一張載有短訊的截圖，令第五被害人深信第一嫌犯已成功為H辦理來澳工作的手續，故此，第五被害人應第二嫌犯要求將澳門幣15,000元的介紹費存入第一嫌犯的中國銀行帳戶（帳號：XXXXXX）。
20. 2019年8月16日，第五被害人再應要求將澳門幣6,000元的介紹費存入第二嫌犯的中國銀行帳戶（帳號：XXXXXX）。
21. 2019年8月29日，由於第五被害人身處印度，故H獨自前往出入境管制廳辦理提套指模等事宜，但最終獲悉其外僱申請已於2019年8月12日被取消。
22. 2019年6月下旬，第二嫌犯向印度籍人士D（第六被害人）訛稱認識一名在澳門出入境部門任職的葡籍老闆（即第一嫌犯），並可安排第六被害人在氹仔XXX酒店任職保安員，月薪為澳門幣11,000元，但需支付澳門幣25,000元至30,000元的介紹費。
23. 第六被害人信以為真，應要求先後四次將合共澳門幣30,000元、個人相片、健康證明及護照交給第二嫌犯，第二嫌犯承諾將於15至20日後安排工作。
24. 由於第二嫌犯一直以各種理由拖延為第六被害人辦理來澳工作的手續，故於2019年8月8日中午1時許，第六被害人要求與第二嫌犯進行視訊通話，並要求引見第二嫌犯所提及的葡籍老闆（即第一嫌犯），通話中，第一嫌犯向第六被害人表示將於同月12日為其安排工作，並承諾倘無法成功介紹工作會退回有關款項。
25. 直至同日下午約4時，第二嫌犯向第六被害人歸還護照，但第六被害人仍未獲安排工作，亦未取回介紹費。
26. 事實上，兩名嫌犯沒有能力安排上述六名被害人在澳工作，亦從沒有為六名被害人成功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第一嫌犯只是對第一被害人及第六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第二嫌犯只是對六名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
27. 於本事件中，第一被害人合共損失了澳門幣57,500元；第二被害人合共損失了澳門幣15,000元；第三被害人合共損失了澳門幣50,000元；第四被害人合共損失了澳門幣70,000元；第五被害人合共損失了澳門幣31,300元；第六被害人則合共損失了澳門幣30,000元。
28. 調查期間，第一被害人向司警人員提供了其與第一嫌犯的“WHATSAPP”對話記錄；第二被害人、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亦向司警人員提供了彼等分別與第二嫌犯的“WHATSAPP”對話記錄。
29. 司警人員在第一嫌犯位於氹仔海洋花園XXXXXX單位的睡房內檢獲一副手銬。
30. 經檢驗，警方認為上述手銬的操作狀況良好。
31. 第一嫌犯清楚知悉上述手銬的性質及特徵。
32. 兩名嫌犯意圖為自己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上述行為。
33. 第一嫌犯明知自己不具警員的身份，仍向第一被害人明示自己為警員。
34. 兩名嫌犯均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施上述行為，並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此外，還查明：
35. 第一嫌犯A表示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退休，每月收取20,000澳門元的退休金，第一嫌犯表示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子女們跟隨前妻生活。
36. 第一嫌犯確認其於第CR3-09-0278-PCC號卷宗的判刑記錄。
37.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一嫌犯的前科案件資料已沒有顯示在其最新的刑事記錄當中，且除本案外，已沒有顯示第一嫌犯存在其他犯罪前科記錄。
38. 第二嫌犯B表示具有學院畢業的學歷，家傭，每月收入為4,500澳門元，育有兩名子女。
39.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二嫌犯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控訴書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原審法院在判案理由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嫌犯A講述了案發的經過，表示自己沒有經營僱用公司，第二嫌犯也只是其家傭，其（第一嫌犯）因認識酒店經理，所以曾成功為他人介紹工作，否認詐騙被害人，第一嫌犯表示並沒有接觸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不清楚第二嫌犯與他們接觸的情況，關於第五被害人的妹夫，本來打算僱用他來照顧及接送子女，但後來被告知沒有足夠的外勞配額，故取消了相關申請，第一嫌犯承認曾收取個別被害人每人7,000澳門元，作為自己介紹他們工作的酬勞，但有向他們退款；此外，第一嫌犯表示案中的手銬是之前的同事所贈送，並作收藏之用，否認自稱為警員。
第二嫌犯B講述了案發的經過，否認詐騙各被害人，且沒有收取他們金錢，第二嫌犯表示曾有朋友問她是否可為其他朋友介紹工作，所以便嘗試問其僱主（即第一嫌犯）是否可介紹工作，倘若不成功也沒有關係，經出示卷宗第363頁的資料，第二嫌犯表示有6,000澳門元是第五被害人的還款，另外15,000澳門元是給予第一嫌犯的。
庭審期間依法宣讀了證人C（第一被害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為此，卷宗第62頁至第63頁結合第9頁至第10頁證人的聲明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第一被害人講述了案發的經過，表示當時因不獲續約，一名菲律賓女子B1介紹其僱主為葡萄牙人，並在澳門專門介紹工作，於是透過B1認識第一嫌犯（即其Whatsapp中的I及第18頁上圖之人士），其後B1表示可協助其（第一被害人）在本澳找工作，但需要支付費用，故將費用交予B1，其後，第一嫌犯到來向其展示一副手銬，聲稱自己為卧底警員，故其（第一被害人）相信第一嫌犯有能力為其介紹工作，第一嫌犯在其（第一被害人）面前簽發了一張收據，等了一段時間後，在其要求下，第一嫌犯退回款項，但第一嫌犯表示取消申請的話再次申請時費用會較多，經過思考後，其再次聯絡第一嫌犯，並應第一嫌犯指示將7,500澳門元及證件交予B1，B1承諾會在2019年2月25日安排工作，其後收到第一嫌犯來電，表示因其（第一被害人）取消申請，故需要再交付50,000澳門元，其將款項交予第一嫌犯，之後B1相約其前往北安出入境事務廳辦理手續，但B1沒有出現且失去聯絡，其始知受騙，第一被害人表示其損失為57,500澳門元。
庭審期間依法宣讀了證人E（第二被害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為此，卷宗第255頁至第256頁結合第201頁至第202頁背頁證人的聲明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第二被害人講述了案發的經過，其與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來澳期間，透過同鄉認識了第二嫌犯，第二嫌犯向他們表示自己為澳門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並遊說他們以外勞身份在澳門工作，表示其老板（即第一嫌犯）為一名有權力的人士，有足夠能力讓他們在澳門工作，第二嫌犯表示需要支付手續費，為此，他們三人（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便合共付了第二嫌犯25,000澳門元（第二被害人出資5,000澳門元，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每人出資10,000澳門元），之後，其（第二被害人）再給予第二嫌犯10,000澳門元的現金，第二嫌犯均沒有給予收據，其後，他們多次追問第二嫌犯何時工作，但第二嫌犯多番推搪，第一嫌犯也有到來安撫他們並承諾不成功會退款，之後，兩名嫌犯均沒有回覆訊息，第二被害人表示其損失為15,000澳門元（未包括租金損失）。
庭審期間依法宣讀了證人F（第三被害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為此，卷宗第257頁至第258頁結合第214頁至第215頁證人的聲明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第三被害人講述了案發的經過，其與第二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來澳期間，透過同鄉認識了第二嫌犯，第二嫌犯向他們表示自己為澳門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並遊說他們以外勞身份在澳門工作，表示其老板（即第一嫌犯）為一名有權力的人士，有足夠能力讓他們在澳門工作，第二嫌犯表示需要支付手續費，為此，他們三人（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便合共付了第二嫌犯25,000澳門元（第二被害人出資5,000澳門元，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每人出資10,000澳門元），之後，其（第三被害人）再給予第二嫌犯40,000澳門元的現金，第二嫌犯均沒有給予收據，其後，他們多次追問第二嫌犯何時工作，但第二嫌犯多番推搪，第一嫌犯也有到來安撫他們並承諾不成功會退款，之後，兩名嫌犯均沒有回覆訊息，第三被害人表示其損失為40,000澳門元及美金2,000元（未包括租金損失）。
庭審期間依法宣讀了證人G（第四被害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為此，卷宗第259頁至第260頁結合第227頁至第228頁證人的聲明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第四被害人講述了案發的經過，其與第二被害人及第三被害人來澳期間，透過同鄉認識了第二嫌犯，第二嫌犯向他們表示自己為澳門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並遊說他們以外勞身份在澳門工作，表示其老板（即第一嫌犯）為一名有權力的人士，有足夠能力讓他們在澳門工作，第二嫌犯表示需要支付手續費，為此，他們三人（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便合共付了第二嫌犯25,000澳門元（第二被害人出資5,000澳門元，第三被害人及第四被害人每人出資10,000澳門元），之後，其（第四被害人）再給予第二嫌犯60,000澳門元的現金，第二嫌犯均沒有給予收據，其後，他們多次追問第二嫌犯何時工作，但第二嫌犯多番推搪，第一嫌犯也有到來安撫他們並承諾不成功會退款，之後，兩名嫌犯均沒有回覆訊息，第四被害人表示其損失為70,000澳門元（未包括租金損失）。
庭審期間依法宣讀了證人H（第五被害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為此，卷宗第380頁至第381頁結合第359頁至第360頁、第369頁及背頁證人的聲明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第五被害人講述了案發的經過，表示在本澳認識第二嫌犯，其聲稱為僱傭公司的中介人，第二嫌犯聲稱其老板（即第一嫌犯）有能力為外地居民辦理來澳工作證，翌日其與妹夫及兩名嫌犯到出入境事務廳辦理手續，其將一張提款咭交予第二嫌犯，並告知其密碼，以便第二嫌犯自行提取10,300澳門元作為部分介紹費，其後第二嫌犯透過電話訊息通知他，其妹夫來澳工作已獲批准，於是其應第二嫌犯指示將15,000澳門元存入第一嫌犯戶口，及於2019年8月16日再應第二嫌犯指示將6,000澳門元存入第一嫌犯戶口，其妹夫於2018年8月29日到出入境事務廳打指模時被告知其妹夫的工作申請已於2019年8月12日被取消，第二嫌犯表示從來沒有取消其妹夫的申請，之後第二嫌犯便沒有再出現，也無法與第二嫌犯聯絡，第四被害人表示其損失為31,300澳門元，且該等款項均由其本人為其妹夫所支付。
庭審期間依法宣讀了證人D（第六被害人）所作的供未來備忘用的聲明（為此，卷宗第500頁至第501頁結合第480頁至第481頁證人的聲明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第六被害人講述了案發的經過，表示透過其女朋友所認識的一名菲律賓籍女子J而得悉有一名葡國籍的老板可以為其（第六被害人）辦理外地僱員申請，但需要支付介紹費，為此，先後將30,000澳門元及相關文件資料交予J，但付款後一直未有工作消息，追問J後，J透過視像方式與其老板聯絡，對方表示會退還證件，並將會於2019年9月12日成功安排工作，不成功便會退款，但最後仍無法兌現。
司警證人李志芳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調查過程中第一嫌犯未有提供過（第一嫌犯在庭審期間）所指的酒店經理的資料，也未有提交其曾實質替被害人介紹工作的證據。
《澳門刑法典》第322條a項規定：
“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a) 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成員之身分，而在未經許可下，執行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之職務，或作出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成員本身之行為；＂
《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規定：
“一、不符合法定條件、或違反有權限當局之規定，輸入、製造、藏有、購買、出售、以任何方式讓與或取得、運輸、分發、持有、使用或隨身攜帶禁用武器、爆炸裝置或爆炸性物質、足以產生核爆之裝置或物質、放射性裝置或物質、又或適合用作製造有毒或令人窒息之氣體之裝置或物質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第77/99/M號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1條第2款規定：
“二、凡特徵與警察部隊及其他保安部門作武器用之工具、機械性器具或其他物件之特徵相似之物件，即使屬不同類型者，亦視為武器。＂
第77/99/M號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6條第1款a項規定：
“一、以下武器視為違禁武器：
不屬第二條至第五條之規定所指之武器；＂
《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
三、如因詐騙而造成之財產損失屬巨額，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澳門刑法典》第196條a)項規定：
“為著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下列各詞之定義為：
巨額：在作出事實之時超逾澳門幣三萬元之數額＂。
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經作出綜合的分析後，考慮到兩名嫌犯的聲明，結合證人的證言及卷宗的資料，兩名嫌犯均否認以介紹工作為由詐騙各名被害人，第一嫌犯表示沒有接觸過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不清楚第二嫌犯與他們之間的瓜葛；第二嫌犯則表示其相信第一嫌犯有力能介紹工作，所以才詢問第一嫌犯可否協助。
司警證人表示調查期間第一嫌犯沒有提供實質替有關被害人介紹工作的證據。
卷宗第17頁至第31頁載有第一被害人所出示的電話訊息記錄，當中載有第一被害人與第一嫌犯的通訊記錄，以及第一嫌犯的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根據卷宗第130頁的調查結果，警方在第一嫌犯家中發現一雙手銬（參見卷宗第463頁的檢驗結論）。
卷宗第205頁至第209頁載有第二被害人所出示的電話訊息記錄，當中載有第二被害人與第二嫌犯的通訊記錄，以及第二嫌犯的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卷宗第210頁至第213頁載有第二被害人辨認相片的筆錄，當中，第二被害人認出兩名嫌犯。
卷宗第218頁至第222頁載有第三被害人所出示的電話訊息記錄，當中載有第三被害人與第二嫌犯的通訊記錄，以及第二嫌犯的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卷宗第223頁至第226頁載有第三被害人辨認相片的筆錄，當中，第三被害人認出兩名嫌犯。
卷宗第231頁至第237頁載有第四被害人所出示的電話訊息記錄，當中載有第四被害人與第二嫌犯的通訊記錄，以及第二嫌犯的身份證明文件資料。
卷宗第238頁至第241頁載有第四被害人辨認相片的筆錄，當中，第四被害人認出兩名嫌犯。
卷宗第264頁至第270頁載有第三被害人所提交的存款單據。
卷宗第263頁至第264頁載有第五被害人所提交的存款單據及電話訊息記錄。
根據第365頁至第367頁的調查結果，第五被害人認出兩名嫌犯。
卷宗第370頁載有第五被害人所出示的、由第一嫌犯向其所轉發、關於其妹夫申請外地僱員的資料。
根據卷宗第437頁的扣押資料，警方在第二嫌犯身上發現第五被害人及第六被害人的證件副本資料。
卷宗第484頁載有第六被害人所出示的電話截圖。
根據第六嫌犯的聲明，其表示卷宗第483頁的人士為其所指的J（即第二嫌犯）。
卷宗第542頁載有第六被害人所出示的存款單據資料。
卷宗第552頁載有第一嫌犯所出示的、取消第六被害人外地僱員許可的聲明書。
卷宗第597頁載有第六被害人申請外地僱員的資料。
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雖然兩名嫌犯均否認詐騙案中的被害人；然而，案中除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是共同認識之外，未有證據顯示其他被害人相互認識，但他們均異口同聲地指稱分別透過兩名嫌犯以付款的方式介紹在本澳工作，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更表示第二嫌犯向他們聲稱自己是澳門某公司人力資源部經理，但事實上，根據兩名嫌犯的聲明，第二嫌犯只是第一嫌犯所僱用的家傭；且第二嫌犯與第六被害人接觸的過程中，並沒有以真姓名示人，反映其有隱瞞身份的意圖。
此外，雖然第一嫌犯表示其後方得悉自己的外勞配額不足，所以才取消第五被害人妹夫的外僱申請；然而，根據第五被害人的聲明，妹夫於2018年8月29日到出入境事務廳打指模時被告知工作申請已於2019年8月12日被取消，但第二嫌犯仍於2019年8月16日要求第五被害人的妹夫將金錢存入第一嫌犯的戶口；再者，第一嫌犯作為僱主，其理應清楚知悉自己是否有足夠的外勞配額（況且第一嫌犯只是以個人名義申請外勞），所以其先申請後知悉沒有外勞配額的說法是令人難以信服的。
由此可見，第一嫌犯根本沒有打算真的僱用第五被害人的妹夫，而是藉此收取被害人的款項。
另一方面，雖然第一嫌犯否認詐騙第一被害人，也否認自稱為警察，但本院認為，倘若其沒有打算讓第一被害人相信其能力，其又何需帶同手銬與第一被害人會面？
本院認為，兩名嫌犯所作的解釋有違常理，故令人難以信服；相反，各名被害人所聲稱的事實版本符合一般的經驗法則，案中除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為互相認識外，未見其他被害人也相互認識，更未見他們串供或共同誣告兩名嫌犯；因此，本院認為各被害人的聲明值得採信。
然而，關於第一嫌犯在案中所出示的手銬，雖然警方於卷宗第460頁至第467頁的報告中認為案中的手銬屬違禁武器；然而，對於是否屬違禁武器，應屬法律層面的審查問題，應由審判者作出評定，而不應以鑑定方式作出（《刑事訴訟法典》第139條）；故此，本院認為，警方所指的鑑定措施及結果，並不具備《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1款所指的鑑定效力，即仍得作為自由心證的評價範圍。
根據第77/99/M號法令第1條第2款的規定，當中提到“凡特徵與警察部隊及其他保安部門作武器用之工具＂，雖然案中的手銬符合警務人員所配備的工具，但按照該工具的特質，手銬本身並非作為武器之用；因此，在對不同理解給予應有的尊重的情況下，本院接納第一嫌犯辯護人的意見，並裁定第一嫌犯所持有的手銬並非違禁武器。
關於職務之僭越罪的指控，根據第一被害人的聲明，雖然足以認定第一嫌犯向其聲稱為警員，但根據《澳門刑法典》第322條a項的規定，構成該罪狀還需要“在未經許可下，執行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之職務，或作出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成員本身之行為＂；然而，在控訴書當中，並未有描述相關的事實，案中也欠缺相應的證據。因此，本院接納第一嫌犯辯護人的意見，並裁定第一嫌犯自稱為警員的行為並未足以構成對其所指控的職務之僭越罪。
此外，雖然足以認定第一嫌犯沒有能力且沒有打算真的為各被害人介紹工作，但鑑於控訴書當中，針對第二被害人至第五被害人的部分，就第一嫌犯所作出的具體詐騙行為欠缺充分的描述，尤其未有逐一描述其與第二嫌犯共同詐騙相關被害人的合意、介紹工作的承諾（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第一被害人曾向第六被害人承諾安排工作，但未有向第二被害人至第四被害人承諾安排工作）；基於審檢分立原則，鑑於控訴書當中未有相應的控訴事實，因此，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本院認為並未足以支持對第一嫌犯相關詐騙罪的指控（針對第二被害人至第五被害人）。
綜上，控訴書大部分的事實部份獲得證實，根據有關的既證事實及上述理由，指控第一嫌犯A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322條第a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職務之僭越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配合第77/99/M號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1條第2款及第6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均判處罪名不成立。
此外，指控第一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二被害人），均判處罪名不成立。
然而，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是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一被害人）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共犯）（針對第六被害人），均判處罪名成立。
此外，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改判第二嫌犯B是以直接正犯、既遂及故意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巨額詐騙罪（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針對第二被害人），均判處罪名成立。”
三、法律方面
上訴人A(第一嫌犯)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緩刑
上訴人B(第二嫌犯)的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法律定性 詐騙罪
- 量刑
- 緩刑
1. 上訴人A(第一嫌犯)認為從已證事實中並未有具體指證上訴人(第一嫌犯)對第一及第六被害人實施詭計，以及獲得不正當利益，因此，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因此，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根據原審法院已確認之事實：
上訴人(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一同策劃，向來澳尋找工作的外藉人士訛稱能協助介紹工作，從而騙取他們的金錢。
兩嫌犯相約第一被害人見面，向其謊稱可協助介紹工作，且收取被害人金錢。
另一方面，由於第二嫌犯一直以各種理由拖延為第六被害人辦理來澳工作的手續，故於2019年8月8日中午1時許，第六被害人要求與第二嫌犯進行視訊通話，並要求引見第二嫌犯所提及的葡籍老闆（即第一嫌犯），通話中，第一嫌犯向第六被害人表示將於同月12日為其安排工作，並承諾倘無法成功介紹工作會退回有關款項。
直至同日下午約4時，第二嫌犯向第六被害人歸還護照，但第六被害人仍未獲安排工作，亦未取回介紹費。
事實上，兩名嫌犯沒有能力安排上述六名被害人在澳工作，亦從沒有為六名被害人成功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第一嫌犯只是對第一被害人及第六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第二嫌犯只是對六名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
法院可以從上述事實中作出推論，上訴人實施了詭計以及獲取了不正當利益。因此，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第一嫌犯)提出原審法院沒有考慮上訴人的健康及家庭狀況而對上訴人處以緩刑是違反了《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換言之，法院若能認定不需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行為人吸收教訓，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則可將對行為人所科處的徒刑暫緩執行。因此，是否將科處之徒刑暫緩執行，必須考慮緩刑是否能適當及充分地實現處罰之目的。
根據原審法院判決中指出：“考慮到嫌犯犯罪前後的表現、犯罪的情節，雖然第一嫌犯的前科案件資料已沒有顯示在其最新的刑事記錄當中，且除本案外，已沒有顯示第一嫌犯存在其他犯罪前科記錄，但考慮到第一嫌犯沒有坦白、悔過的表現；因此，本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無法適當實現處罰之目的，故須實際執行對上述第一嫌犯所判處的刑罰（《澳門刑法典》第48條）。”
另一方面，需考慮對犯罪一般預防的要求。
上訴人所觸犯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屬於嚴重罪行，有關行為侵犯了相關被害人的財產。另外，上訴人的行為亦影響本澳社會安全，對澳門社會治安和法律秩序帶來挑戰，對社會安寧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因此，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尤其是罪行的嚴重性，本案對上訴人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尤其不能滿足特別預防的需要。
故此，上訴人的刑罰必須實際執行，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B(第二嫌犯)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上訴人有收取第二、三及四被害人的款項，也缺乏實質證據證實上訴人騙取第五、六被害人，因此，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及宣讀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另一方面，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採信相關被害人的聲明，且相關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4. 上訴人B(第二嫌犯)亦提出，其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罪狀要件，因此，原審有罪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以及《刑法典》第211條之規定。
《刑法典》第211條規定：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三、如因詐騙而造成之財產損失屬巨額，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四、如屬下列情況，則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ａ）財產損失屬相當巨額者；
ｂ）行為人以詐騙為生活方式；或
ｃ）受損失之人在經濟上陷於困境。”
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為兩客觀要素：以詭計使人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令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以及一主觀要素：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
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事實上，兩名嫌犯沒有能力安排上述六名被害人在澳工作，亦從沒有為六名被害人成功申辦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第一嫌犯只是對第一被害人及第六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第二嫌犯只是對六名被害人謊稱有能力為他們介紹及安排留澳工作，並以收取介紹費或手續費為名義，騙取欲來澳工作的外籍被害人。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分析，上訴人的行為已經完全滿足了詐騙罪的罪狀構成要素。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5. 上訴人B(第二嫌犯)又認為原審法院的判決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的規定。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所觸犯的
– 四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每項可被判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 兩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每項可被判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是其為初犯。
經分析具體情況，原審法院裁定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共犯）（針對第一被害人），判處一年六個月的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共犯）（針對第六被害人），判處一年的徒刑。
– (改判)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三項《刑法典》第211條第3款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針對第三被害人、第四被害人及第五被害人），每項判處一年六個月的徒刑。
– (改判)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針對第二被害人），判處一年的徒刑。
上述量刑根據每項犯罪的情節作出處罰，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要求，並不過重。
在犯罪競合方面，原審法院在一年六個月徒刑至八年徒刑的刑幅中對上訴人合共判處四年實際徒刑，符合《刑法典》第71條的相關規定。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6. 上訴人B(第二嫌犯)提出原審法院沒有對上訴人處以緩刑是違反了《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由於上訴人的減刑上訴理由並不成立，因此，上訴人被判處的徒刑仍超過三年，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上訴人並不具備條件暫緩執行被判處的徒刑。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兩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兩上訴人各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B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500圓。
維持對上訴人B採用羈押強制措施。
著令通知。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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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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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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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o supra referido acórdão, que condenou 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A:
( por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elevado”, p. e p. pelo art.º 211º, nº 3 e 196º a) do C.P., na pena de 1 ano e 6 meses de prisão; e
( por um crime de “burla simples”, p. e p. pelo art.º 211º, nº 1 do C.P., na pena de prisão de 1 ano.
2. Não se conforma o arguido recorrente com a pena que lhe foi aplicada, essencialmente e com o devido respeito, porquanto, por um lado, os factos dados como assente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anto ao relacionamento alegadamente manipulador do 1º arguido com os 1º e 6º ofendidos, não são suficientes para a sua condenação pelos crimes de burla; e, por outro lado, admitindo sem conceder a justeza da condenação e da medida da pena, então, mesmo assim, justificar-se-ia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que lhe foi aplicada.
Vejamos, então;
3. A doutrina e a jurisprudência têm sido unânimes no sentido de que o crime de burla só se concretiza com a realização dos seguintes requisitos:
( um comportamento manipulador – “o engano sobre factos que o agente astuciosamento provocou” - em relação ao ofendido;
( que motiva o ofendido a um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que este controla; e
( o prejuízo deste património.
4. Dá-se aqui por reproduzida 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que alegadamente fundamentou a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recorrente.
5. Ora, dest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em audiência, afigura-se a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da mesma não resulta qualquer comportamento ardiloso por parte deste, no sentido de motivar os 1º e 6º ofendidos a um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sem que est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tivesse o propósito de obter autorização de trabalho na R.A.E.M..
6. Isto é, quanto ao 1º e 6º ofendidos, o propósito de recebimento de dinheiro tinha uma finalidade - a obtenção de trabalho na RA.E.M. - que, pelo menos em relação ao 10 arguido, não se verifica, que este não pudesse concretizar o que se propôs obter.
7. É verdade que se deu assente que o 10 arguido recebeu do 10 ofendido, C, a quantia de MOP$50,000.00.
Mas também é verdade que se deu assente que ele, o 1º arguido, se comprometeu a obter trabalho para o 1º ofendido, desconhecendo-se se ele deu ou não início às formalidades para a obtenção do TTNR para este ofendido e se tais formalidades poderiam ou não ter um resultado favorável.
8. O que se sabe, isso sim, é que o ofendido em causa não foi ressarcido das quantias que despendeu.
Mas tal,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significa que o 1º arguido - pelo menos, o 1º arguido - tenha visado um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por meio de erro ou engano, sobre factos que astucionsamente provocou”, determinando o ofendido uma disposição patrimonial.
9. Era preciso, com o devido respeito, que, quanto ao 10 ofendido, se tivesse dado como assente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até ao dia 6 de Março de 2019 - último dia dos factos elencados no libelo acusatório quando a este ofendido - não deu, ou pretendeu dar, qualquer passo para a visada autorização.
10. E quanto ao 6º ofendido, o D, foi a 2ª arguida quem recebeu integralmente o valor da alegada “taxa de intermediação”; e foi esta 2ª arguida quem, com “várias desculpas”, protelou a visada obtenção de trabalho para o 1º ofendido.
11. Não há d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quanto a este ofendido, também aqui, um único facto que permita concluir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visou um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por meio de erro ou engano sobre factos que astuciosamente provocou”.
12. Bem pelo contrário, deu-se como provado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até se comprometeu a devolver a quantia recebida, se não obtivesse a visada autorização, facto que, com o devido respeito, afasta o comportamento criminoso, imputável ao recorrente.
13. No caso, seria necessário que o ofendido tivesse sido “enganado” pelo 1º arguido, por meio de factos objectivamente comprováveis.
O arguido recorrente prometeu devolver a quantia recebida se o objectivo visado não fosse concretizado.
14. Tal facto futuro não poderá, no tocante a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crime em causa, ser objecto de outro qualquer juízo de valor que não seja exactamente o que ficou assente: a devolução da quantia recebida se o objectivo não fosse concretizado.
Pelo que,
15. Com o devido respeito, entende 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da matéria de facto assente, quer em relação ao 1º ofendido quer ao 6º ofendido, inexiste, quanto a si, o elemento subjectivo de que ele actuou com a intenção de obter um enriquecimento ilegítimo.
16. Se a pretensão do arguido recorrente - a autorização de trabalho para os ofendidos - era, ou não, juridicamente válida, tal ficou por demonstrar.
Da dúvida que resulta desta ausência factual deverá obviamente beneficiar o arguido recorrente.
Mas,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17. No tocante à aplicação e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quanto ao 1º arguido, o Tribunal “a quo”, depois de enunciar os art.ºs 40º e 64º do C.P., entendeu que,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a pena de 2 anos de prisão era aquela que se enquadrava com a culpa do 1° arguido e com as respectiv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criminal.
Até aqui, tudo bem.
Contudo,
18. Com o devido respeito, entende 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não se justifica, face ao pressuposto formal (“uma pena de prisão aplicada em medida não superior a 3 anos”), a não suspensão da respectiva execução, nos termos do art.º 48º e segs. do C.P..
19. É que, perante os factos e, sobretudo, a postura do arguido em julgamento - o arguido colaborou em tudo quanto entendeu dever colaborar mas não confessou aquilo que entendeu não ter cometido - ; mas também, e sobretudo, as actuais condições de vida do arguido, era forçoso concluir - para não dizer, “quase obrigatório” concluir – “que a simples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e prisão” realizari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ção”.
20. É que, o arguido tem uma saúde muito precária - o número de atestados médicos juntos aos autos; mas também os relatórios médicos que se protesta juntar, assim o indiciam - estando, na prática, quase diariamente no hospital/centro médico, porquanto padece de doença vascular grave, o que o impossibilita de ter uma vida normal, estando recolhido em casa.
21. Não tem o recorrente a mínima dúvida, por isso, de que um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preconizaria um injustificado sofrimento e seria completamente dosajustada ao actual estado de saúde do arguido.
22. Mas seria também desadequada à actual situação sócio-familar do arguido, porquanto este, não obstante o seu periclitante estado de saúde, é ele que detém o poder paternal sobre os seus dois filhos menores (de 11 e 9 anos de idade) - certidão que protesta juntar.
23. As penas de prisão visam a reintegração dos arguidos na sociedade (art.º 40º do C.P.).
Esta, a “pena curta” de 2 anos a inflingir ao arguido recorrente, teria não só um efeito devastador na vida familiar do arguido, mas também potenciaria sobre a sua saúde os efeitos nefastos da encarceração.
24. Por outro lad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e uma pena é o de que a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e prisão se adequam às necessidades de prevenção do caso.
E,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é pelo facto de o Tribunal ter considerado a elevada ilicitude dos factos e a gravidade do dolo do arguido recorrente que tal deverá obstar à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que lhe foi aplicada.
25. O juízo do prognose deve incidir sobre a situação pessoal do arguido e não sobre juízos de valor ou considerações que determinaram a medida da pena. Esses, tais juízos de valor, já tiverem em conta, a culpa do arguido,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criminal e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depuseram a favor ou contra ele.
26. Tendo o recorrente sido condenado na pena de 2 anos de prisão, era de esperar a suspensão da sua execução.
Considera, assim, o ora recorrente que foi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igo 48º do Código Penal.
Julga-se, pois, que a ameaça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cumpriria plenamente o escopo de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permitindo ainda salvaguardar o recorrente e a sua família dos nefastos efeitos aliados a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27. No presente caso, e em face do princípio geral ínsito no artigo 64º do Código Penal, nada justifica que se remova o recorrente da comunidade onde está estavelmente inserido, quebrando as suas ligações familiares e retirando-o do convívio afectivo da sua família, nomeadamente, os seus dois filhos menores, que dele tanto precisam.
28. Razão pela qual,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aplicada cumpriria plenamente o fim da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eventualmente acompanhada de deveres e regras de conduta, nos termos dos art.ºs 49º e 50º do C.P..
Termos em que, como se refere,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Assim a fazendo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Não tendo indicado as normas violadas nas conclusões da motivação do recurso, este deve ser rejeitado nos termos do art. 402º no. 2 al , a) do CPPM, pois impossibilita a contraparte responder com precisão e o Tribunal adquema analisar a matéria;
2. Na realidade o que o 1º Recorrente procura desafiar é a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que é protegido pelo art. 114º do CPPM;
3. Tendo o 1º arguido condenado anteriormente e trabalhado como funcionário, tem uma maior obrigação de cumprimento da lei, daí urge uma maior necessidade de prevenção tanto geral como especial, não devendo aplicar a execução da pena;
4. Não houv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is o douto Tribunal a quo não violou qualquer artis legis tendo apreciado escrupulosamente todas as provas tais como as declarações dos Recorrentes e dos ofendidos, os talões de depósitos bancários, as mensagens dos telemóveis, para além de outras e chegou uma conclusão que é razoável;
5. Não se verifican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consoante os factos provados ficaram preenchidos todos os requisitos do crime de burla;
6. Vigora no nosso Sistema Penal na matéria d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a teoria de margem de liberdade bastando cumprir o estipulado nos art. 40 no. 1 e 2, e, art. 65º no. 1 e 2;
7. Sendo a intensidade do dolo elevada, são vários os ofendidos e praticado por pessoa vinda do exterior urge a necessidade tanto de prevenção geral como de especial, pelo que não deve aplicar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nos termos do art. 48º do CPM.
Ness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ossas Excelências Venerandos Juizes julgar improcedente ambos recursos mantendo em integra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Porém Vossas Excelências farão a habitual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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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021 p.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