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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310/2020號
上訴人:A(A)
B(B)
C(C)
D(D)
E(E)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起訴法庭控訴嫌犯A、B、C、D及E各被起訴以共同直接正犯、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由《刑法典》第322條b)項結合第42/95/M號法令修改的第31/91/M號法令所核准的《律師通則》第25條第1款、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職務之僭越罪」,並請求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獨任庭在第CR3-19-0239-PCS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 嫌犯A、B、C、D及E各被起訴以共同直接正犯、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由《刑法典》第322條b)項結合第42/95/M號法令修改的第31/91/M號法令所核准的《律師通則》第25條第1款、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職務之僭越罪,罪名成立,各判處三個月徒刑。
- 暫緩執行上述徒刑,均為期1年。
- 判處五名嫌犯各支付60日罰金,訂定每日罰金金額為澳門幣150元,合共澳門幣9,000元,如不繳納此罰金,根據《刑法典》第47條第1款的規定,須服40日徒刑。

五名嫌犯均對上訴判決不服,向本院提起了上訴,並分別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嫌犯C、D及E一起提出了上訴理由
1. 上訴人C、D及E因不服2020年1月17日獨任庭針對其部份作出之有罪判決,即以共同直接正犯、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由《刑法典》第322條b)款結合經第42/95/M號法令修改的第31/91/M號法令所核准的《律師通則》第25條第1款、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職務之僭越罪」,各判處三個月徒刑,暫緩執行上述徒刑,均為期1年,並判處三名上訴人各支付60日罰金,訂定每日罰金金額為澳門幣150元,合共澳門幣9,000,如不繳納此罰金,根據《刑法典》第47條第1款的規定,須服40日徒刑。
2. 上訴人C、D及E認為現被上訴判決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2款a項、b項及c項之法律問題,包括出現違反法律適用的情況,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該判決]或[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以及出現的其他法律問題。
3. 關於[違反刑事法律規定 – 構成廢止有罪判決之依據]:針對三名上訴人所指控的犯罪事實,來自於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於2019年7月2日作出的起訴內容,詳見卷宗第532頁至534頁內容,被上訴判決所依據的已證事實“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s por lei..”,卻從未載於針對三名上訴人之起訴批示內。
4. 換言之,在尊重不同的見解下,被上訴判決在這一部份明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40條第1款規定「控訴書或起訴書中所描述事實之實質變更」的情況。
5. 按該法律條文所理解,倘若在庭審過程中,不論是檢察院,又或是輔助人向法庭提出,甚至是法官 閣下主動提出,就本案針對三名上訴人的起訴批示未載有“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s por lei..”的事實,以便就新指控的事實進行追訴,依法應給予上訴人及其訴訟代理人作出答辯。
6. 然而,本案沒有出現這一重要情節(在庭審過程中沒有任何人士提出聲請),那麼,依據上述法律條文規定,在正在進行之訴訟程序之判罪上,法庭是不得考慮該等事實。
7. 可是,被上訴判決正正違反了這一強制性規定,將未有載於針對三名上訴人之「起訴批示」的事實,在判罪上採用,引致被上訴判決存在不法性。
8. 基於此,本上訴應裁定成立,並宣告被上訴判決針對三名上訴人的有罪判決部份無效,從而開釋三名上訴人C(C)、D(D)及E(E)的起訴。
9.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A)第一項:在2019年7月2日作出起訴批示時,上訴人已不是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在已證事實中寫道“Os arguidos B (desde 12 de Abril de 2011), C, E e D (a partir de 21 de Março de 2006) são administradores da COMPR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其中的深色及底線是訴訟代理人加上的,旨在標示有關文字)。
10. 然而,根據載於卷宗之書證,以及在被上訴判決的事實判斷部份,均載明上訴人C、D及E已於2017年12月17日終止了擔任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職務。
11. 換言之,在刑事起訴法庭法官 閣下針對上訴人C、D及E作出起訴批示前,上訴人C、D及E已不屬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那麼,上指之已證事實 “Os arguidos C, E e D (a partir de 21 de Março de 2006) são administradores da COMPR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明顯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有錯誤的瑕疵。
12. 上訴人C、D及E認為,繼續成為涉及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與曾作為該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事實,當中涉及犯罪行為時效問題、犯罪行為中止問題、不法性高低差別問題、罪責及過錯程度不同而產生量刑有所區別問題,具有很大的差異性及具重要價值。
13. 再者,上訴人C、D及E認為起訴批示亦沒有載明上訴人C、D及E何時不是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故此,在認定犯罪事實發生之時,僅可以他們入職之日,即2006年3月21日為行為既遂日。
14. 然而,上訴人C、D及E被起訴之犯罪行為[職務之僭越],其刑幅可科最高二年徒刑,而按《刑法典》第110條及隨後條文規定,針對相關罪行的刑事追訴時效最長為7年6個月,而計算自2006年3月21日至2019年7月2日上訴人C、D及E被起訴之日,已逾十三年三個月十二日,故追訴時效已完成,依法應就他們的部份作出歸檔處理。
15. 所以,上訴人C、D及E認為這部份的爭議一旦成立,將有助上訴人C、D及E提出上述上訴之依據,並獲得成立。
16. 因此,被上訴判決在此部份因為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即“são”部份),而致使認定上訴人C、D及E在起訴時仍為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繼而作出定罪量刑,顯然違反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7. 更甚者,由於沒有考慮到上訴人C、D及E是自由自願地離開涉案公司的情節,卻對所有嫌犯採用一致的定罪量刑標準,尤其是沒有考慮減輕情節而採取非屬徒刑的決定,顯然違反了公平及公正原則及適當及適度原則。
18. 基於此,在此部份上訴人C、D及E提出的上訴依據應裁定成立,廢止被上訴判決這一部份,繼而開釋上訴人C、D及E的起訴。
19.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A)第二項:上訴人C、D及E不具有犯罪主觀要件:在不考慮上面提出的上訴依據 - 未有在起訴批示載明“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s por lei”之事實外,上訴人C、D及E認為被上訴判決在此部份也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20. 根據被上訴判決的“事實判斷”部份,當中存在載明“……。本院認為,涉案公司的名稱(不論中文或葡文),加上該公司的所經營事業為提供法律資訊和商業法律資訊,公司設立後對外營業,一直有固定營業場所(2005年後設於**花園,參閱該公司商業登記及卷宗第39頁相片),均予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印象。……。這樣,該公司至少以默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的信息。五名嫌犯同為該公司行政管理機關負責人,不論是公司創立或後來加入,加入時已知悉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兩者一直沒有改變),根據律師通則第18條第2款A項,彼等行為應構成職務之僭越罪。” - 見被上訴判決第17頁。
21. 再絕對尊重對於法律理解待不同意見的立場下,上訴人C、D及E認為被上訴判決在這部份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首先,卷宗第39頁所載的相片,並非涉案公司的招牌或懸掛的門口稱號,因為,有關招牌屬於[XXX地產置業有限公司 ](XXX – FOMENTO PREDIAL LIMITADA),該公司自2005年成立便一直以......馬路...號**花園大廈地下作為公司總址,該公司經營物業買賣及投資地產項目。
22.雖,根據[XXX地產置業有限公司 ]的商業登記證明顯示,其較本案涉案公司稍後才在......馬路...號**花園大廈地下的地址進行登記。
23. 而當年成立[XXX地產置業有限公司 ]的目的,正值澳門地產市場暢旺,才進行有關商業活動,且聘請專業設計師就[XXX地產置業有限公司 ]進行招牌設計,原稿電子檔見上面陳述。
24. 從該相片與卷宗第39頁的相片可以作出比較(包括“XXX”為紅色,且以中國銀行大廈為背景的),就能證實有關場所的招牌是屬於[XXX地產置業有限公司 ]的,而非本案涉案公司的。
25. 而由於近幾年澳門的不動產買賣已沒有2006年期間那麼瘋狂,所以[XXX地產置業有限公司 ]亦沒有多餘金錢進行翻新門面裝修而已。
26. 但可以肯定一句,司法警察局偵查人員在調查涉事時,並未全盤考慮其他公司使用名稱的可能因素,而出現判斷錯誤,且令被上訴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出現與真實情況不一致的情節。
27. 繼而,上述的招牌不會令人錯誤理解為提供法律服務的印象,何況,正如被上訴判決也明確指出“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案中未能證明五名嫌犯具體作出了法律代理或法律咨諮詢”(見被上訴判決第18頁第18行),那麼,本案中就不存在任何已證事實可支持“這樣,該公司至少以默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的信息。”的認定,明顯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28.最後,這部份尚出現“五名嫌犯同為該公司行政管理機關負責人,不論是公司創立或後來加入,加入時已知悉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兩者一直沒有改變),根據律師通則第18條第2款A項,彼等行為應構成職務之僭越罪。”的認定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因為,上訴人C、D及E認為這裏出現兩個疑惑:
i. 一是如何判斷上訴人C、D及E在加入涉案公司時已知悉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的事實?由於卷宗內不存在相關資訊及獲證明之事實,可以證實上訴人C、D及E是知悉涉案公司的所營事業為何,再者,涉案公司於2003年3月26日成立時,全套文件均以葡文繕立,即使上訴人C、D及E三人應涉案公司負責人邀請加盟,也沒有已證事實可證明上訴人C、D及E均懂得及清楚明白公司章程內容。作為一般人的經驗法則,上訴人C、D及E三人均來自中國內地,沒有任何學歷可證明上訴人C、D及E懂得及清楚明白葡萄牙語,在這種情節下,難以認定上訴人C、D及E加入涉案公司已知悉公司的所營事業這一事實的。所以,上訴人C、D及E認為被上訴判決在這一部份的認定,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ii. 二是如何出現上述的情況違反了律師通則第18條第2款A項?由於被上訴判決在此部份沒有詳加解釋,故此,為着懂慎原則,上訴人C、D及E認為出現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又或是法律適用錯誤的情況。
29. 結合上述兩點的上訴爭議,上訴人C、D及E認為被上訴判決載有已證事實“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s por lei”出現了「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的瑕疵,因為完全不具備任何客觀事實可證實上訴人C、D及E存有犯罪行為的主觀要件。
30. 關於[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該判決]或[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不論是《刑法典》第322條「職務之僭越」所規範的犯罪構成要件中,包括了“行為人作出下列行為者”,葡文為“Quem exercer”,又或是《律師通則》第25條「職務之僭越」所規範的犯罪構成要件中,包括了未在澳門律師公會註冊的行為人“作出律師職業之本身行為”、“自稱有律師資格”、“使用任何語文中之相等資格或使用其標誌者”,葡文為“Quem praticar……”、“Quem utilizar……”、“Quem usar…..”等一系列盡數列舉的行為類型中,均要求行為人作出具體實際行為,法庭才能針對該具體行為進行審判,作出定罪量刑,才能符合現行刑事訴訟政策所要求的合法性及程序性原則。
31. 本案中,不單只在起訴批示中沒有載明上訴人C、D及E三人那些行為作出起訴,而在被上訴判決的已證事實部份,也從沒有包含針對上訴人C、D及E載有已獲證實作出的犯罪行為,相反,在事實判斷中,被上訴判決更載明“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案中未能證明五名嫌犯具體作出了法律代理或法律諮詢”,那麼,被上訴判決針對上訴人C、D及E作出有罪判決,就出現了[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該判決]或[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
32. 在無必要作出重複又重複的敍述,針對上訴人C、D及E而言,因不存在已獲證實的客觀犯罪行為,被上訴判決在此部份應裁定無效,上訴得以成立,繼而宣告開釋上訴人C、D及E的起訴。
  綜上所述,現上訴之裁決在事實陳述及法律依據上亦存有瑕疵-《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2款a項、b項及c項之法律問題,包括出現違反法律適用的情況,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及[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該判決]或[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的瑕疵,以及出現的其他法律問題 – 應裁定上訴人C、D及E上訴得以成立,並宣告對被上訴判決作出廢止或宣告無效,以及開釋上訴人C、D及E的起訴。

嫌犯B的上訴理由
a. 原審法院 法官閣下在被上訴的判決書第10頁及第11頁闡述已獲得認定的事實。
b. 然而,原審法院 法官閣下僅以「予以提供法律服務的印象」及「至少以默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以認定“彼等行為應構成職務之僭越罪”。
c. 「職務之僭越罪」應為一[行為犯]而非針對一種既定的狀況,在沒有證實存有職務之僭越的實施行為時,不得以涉案公司的名稱而予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印象及以默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就認定曾實施被歸責的犯罪或該犯罪既遂。
d. 在尊重不同觀點的前提下,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1款的規定,有關之既遂犯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之徒刑時,犯罪未遂方予處罰。
e. 然而,根據《刑法典》第322條及《律師通則》第25條的規定,所規定的罪行將被處以最高二年徒刑或分別科最高二百四十日或二百日的罰金,因此,犯罪未遂不予處罰。
f. 倘 法官閣下不如此認為,而上訴人B懇請 法官閣下考慮被歸責的行為分別是第一嫌犯A於2003年3月24日設立涉案公司之時,又或上訴人B2011年4月12日加入成為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為既遂。
g. 而根據《刑法典》第110條第1款d)項及第111條第1款的規定,被起訴的「職務之僭越罪」的追訴時效應為五年。
h. 檢舉人律師公會僅在涉案公司已登記超逾14年及上訴人B加入成為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超逾6年後的2017年4月18日才提出檢舉。
i. 因此,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所歸責的事實已超逾追訴時效。
j. 雖然,在被上訴裁判的「未經查明之事實」中僅闡述部份載於兩份起訴批示的事實。
k. 不管是載於卷宗第398至400頁於2019年2月14日作出的起訴批示中,載有20條待證事實,還是卷宗第532至534頁背頁於2019年7月2日作出的批示,當中載有16條待證事實。
l. 然而,被上訴的裁判中僅有部分是獲認定。
m. 再者,被上訴的裁判更認定一項並沒有載於起訴批示的事實。
n. 然而,除非有充分的依據,否則起訴批示中未載於被獲認定的事實,應被視為未經查明之事實。
o. 當中包括卷宗第532至534頁於2019年7月2日作出的批示的第16條:「Os ora arguidos estão a incutir nos seus clients a ideia de que estão legalmente habilitados a prestart serviços que lhe estão vedados por lei.」。
p. 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被上訴的裁判明顯地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40條第1款「控訴書或起訴書中所描述事實之實質變更」的規定。
q. 事實上,根據已獲認定的事實,上訴人B不過是在2011年4月12日才加入早在2003年3月23日依法設立並登記的涉案公司成為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r. 申言之,上訴人B並非為涉案公司的創始人,實無法想像公司設立的程序及所營事業是法律所禁止,並在是次訴訟程序中被判決為作出「職務上之僭越罪」的事實。
s. 另外,上訴人B是在涉案公司獲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合法註冊存在的8年後才加入涉案公司成為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而根據《商法典》第329條第1款b)項的規定,檢察院有權限對不按法規定設立或營業的公司進行司法清算。
t. 對於未被檢察院進行司法清算而存在8年的公司,即使是相應的登記官及作成有關設立行為的公證員也未有知悉公司的所營事業為法律所禁止,那麼怎能要求上訴人B知悉涉案的公司所從事的業務為法律所禁止?
u. 同時,庭審中亦沒有獲認定上訴人B曾實際的參與公司的任何工作或業務,而僅能透過附於檢舉書及卷宗內的商業登記證明書推定上訴人為名義上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v. 更何況,直至2018年9月18日,檢察院承辦檢察官亦認為將本案歸檔。
w. 即使檢舉人澳門律師公會提請開立預審,並在2019年2月14日進行預審,然而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 法官閣下亦對其作出不起訴的批示。
x. 因此,就原審法院 法官閣下的自由心證,上訴人B除予以應有的尊重外,在被上訴的判決書內, 法官閣下並沒指出其於何種證據認定上訴人具主觀上的故意。
y. 而案中既未能認定上訴人B故意及以既遂方式作出被歸責的事實,則不應被裁定起訴成立。
z. 對上訴人B所起訴的罪狀「職務上之僭越罪」是一公罪,而非半公罪或私罪。
aa.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2第2款c)項及《司法組織綱要法》第56條第1款及第2款3)項的規定,檢察院具提出控訴,並在預審及審判中確實支持該控訴的權限,為刑事訴訟的主體。
bb. 然而,對上訴人B所歸責的事實,檢察院承辦檢察官早於2018年9月18日作出歸檔批示。
cc. 現在對上訴人B所作出的起訴,是基於輔助人律師公會不服包括檢察院的歸檔批示及刑事起訴法庭 法官閣下於卷宗編號PCI-099-18-1º對上訴人的不起訴批示而於2019年3月7日提出上訴。
dd. 然而,檢察院對輔助人律師公會的上訴答覆中,亦明示指出不應對上訴人B作控訴。
ee.同時,即使在庭審中,檢察院亦未表示支持輔助人律師公會的主張。
ff.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66條第1款規定:「在就檢察院之控訴作出通知後十日內,輔助人或在控訴行為中成為輔助人之人亦得以檢察院控訴之事實或該等事實之某部分提出控訴,又或以其他對檢察院控訴之事實不構成實質變更之事實提出控訴。」
gg. 因此,在尊重不同的觀點的前提下,沒有檢察院的控訴前提下,被上訴的裁判的有罪判決沾有違反[審檢分立原則]的瑕疵。
hh.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65條第4款的規定,如屬案件相牽連之情況,則僅提出一控訴。
ii. 倘 法官閣下認為刑事起訴法庭 法官閣下的起訴批示等同檢察院所提出的控訴,則本訴訟應僅依據單一份起訴批示。
jj. 然而,在被上訴的判決書中,原審法院 法官閣下則審理刑事起訴法庭 法官閣下分別是2019年2月14日及2019年7月2日作出的起訴批示。
kk. 並按照兩份起訴批示所指控的事實而出被上訴的有罪裁判。
ll. 除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的裁判沾有違反控訴單一原則。
mm. 根據《刑法典》第28條的規定,共同犯罪人各控其罪過處罰,而不論其他共同犯罪人之處罰或罪過之程度如何。
nn. 除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的裁判忽視案中各被判刑人在涉案公司的參與程度,而以[一刀切]的方式對包括上訴人B在內的各被判刑人的刑罰皆統一為三個月徒刑而暫緩執行一年。
oo. 更甚者,被上訴的裁判違反刑罰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原則。
pp. 尤其是在一般預防方面,這類案件並非常見及多發,本案只是一宗偶發的事件。
qq. 而在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B已快到65歲,相當其他各被判刑人皆年長,而在此卷宗被提起到,從沒有犯罪前科或被追究任何刑事檢控。
rr. 再者,上訴人B曾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委員會的委會,在社會上享有一定知名度及聲譽,其非涉案公司的創始人,只是僅在2011年4月12日才加入成為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但從未參與公司的具體運件。
ss. 從上可見,不論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方面,被上訴的裁判的量刑過重,違反[適度原則]。
請求:
  懇請 法官閣下充分考慮上述理由闡述中上訴人B所主張各項依據,並根據所引的法律依據及 法官閣下依職權所補足的其他法律依據,並作出如下判決:
A) 基於被上訴裁判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不足以支持該裁判]、[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違反審檢分立原則]、[違反控訴單一原則]及/或[量刑過重]的瑕疵,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從而宣告被上訴的裁決無效,並按照原審法院 法官閣下所認定的事實,裁定開釋上訴人B;
B) 基於被上訴裁判沾有[量刑過重]的瑕疵,裁定上訴理由成立,撤銷對上訴人B的量刑,並按照原審法院 法官閣下所認定的事實,對上訴重新量刑。

嫌犯A的上訴理由載於卷宗第864頁至878頁,在此視為全文轉錄。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案中,針對嫌犯(第1嫌犯),除了確定嫌犯成立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並成為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並且非註冊律師外,沒有任何事實能證明嫌犯存有職務之僭越罪行為。
2. 庭審聽證中出席的兩名證人,除了對其法律專業表示尊重外必須指出,兩名證人對案中嫌犯和涉案公司從事過什麼實質性業務和公司活動並不知悉。
3. 到這裡,我們便可以清晰了解,原審法院對案中嫌犯僅是透過審查卷書證而作出裁決。
4. 值得一提,卷宗第38和39頁,圖片只能顯示XXX兩字,該名字無法反應從事什麼業務,而簡單報告只寫出有關公司營運中,沒有指出營運什麼業務和工作性質,這樣不能牽連為想像中在從事違反《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行為。
5. 《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之構成要件:
- 未有澳門律師公會註冊;
- 作出律師職業之本身行為;
- 明示或暗示自己擁有或具備律師資格;
- 使用任何語文中與律師之相等名義;
- 使用律師標誌;
- 主觀上的一般故意。
6. 案中,嫌犯為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該公司未有在律師公會註冊。然而我們要知道,澳門絕大部分公司均沒有在律師公司註冊,因此不能以未註冊就納入該犯罪的構成要件。
7. 我們首先從涉案公司分析,審視全部卷宗資料,除弓涉案公司有「法律服務」字樣後;經庭審已審查書證,卷宗內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該公司曾實質地從事過法律性質服務,包括控訴所指的法律諮詢及商業法律諮詢服務、訂立合同、設立公司及為取得行政准照事宜上提供服務。
8. 我們僅能在涉案公司的登記註冊發現所登記的業務性質為解釋各類保險產品的利弊、投保者提供相關法律服務和給受保公司提供法律服務;也沒有資料顯示該公司明示或默示從事違反《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行為,亦沒有人表示過該公司聲稱為律師公會註冊公司而從事律師業務。
9. 針對本案上訴人,沒有任何證據指出上訴人明示或默示自己為律師的事實,也沒有證據上訴人曾從事律師業務,也欠缺任何資料上訴人曾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律師資格或使用律師標誌,卷宗內沒有任何書證能證明上訴人作出過《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行為。
10. 那麼,全案僅有涉案公司未在律師公會註冊的事實,然而這一事實不足以認定上訴人曾作出《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行為,從而作有罪裁決。
11. 《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罪」為一行為犯,案中上訴人沒有進行任何與律師專有職務相關行為的事實。
12. 檢察院同意上訴人部分理據。

檢察院就上訴人B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檢察院同意上訴人部分理據,原審法院未能證明上訴人存有違反《律師通則》第25條第1款、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職務之僭越罪」之事實。
2. 綜觀全案,除了上訴人為涉案公司股東,該公司存有「法律服務」字樣,以及在登記註冊中,登記著業務性質為解釋各類保險產品的利弊、投保者提供相關法律服務和給受保公司提供法律服務外,對如何實施「職務之僭越罪」行為,無任何證據可以支持。
3. 職務之僭越為行為犯,要符合其構成要件,必須行為人有僭越職務的具體行為。綜合庭上證人和卷宗書證,上訴人除了是涉案公司股東外,找不到任何證據指出有僭越職務行為。
4. 必須明白,單憑涉案公司有「法律服務」字樣不能以此認定公司股東有僭越職務行為,這是無基礎地擴張了客觀犯罪構成要件。
5. 上訴人除了為涉案公司股東外,不存在主觀上之故意犯罪構成要件。
6. 經庭審聽證,我們連涉案公司有那些涉及法律服務性質的行為也沒有獲證,這樣確實難以裁定上訴人有罪。
7. 我們同意律師業務的專門性、應受尊敬和應予法律保護,然而對上訴人作出有罪裁判,不能單純以一間註冊公司的存在而認定其股東均屬犯罪,還必須行為人存有主、客觀構成要件,否則違反經驗法則。
8. 在定罪量刑上,倘上訴人被裁定罪名成立則原審法院的量刑是適度的。
9. 原審法院量刑時,是依照《刑法典》第40條和第65條規定,考慮了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實行方式、後果之嚴重性,所表露之情感,犯罪動機,以及行為人所作之事實及其人格。
10. 案中上訴人被判處3個月徒刑,暫緩1年,其刑罰已接近刑罰的起點,屬已無可低了,且給予緩刑一年。此外,另判處支付60日罰金,訂定每日罰金金額為澳門幣150元,合共澳門幣9,000元,這項罰金金額也屬低微,尤其上訴人職業為商人,每月收入約澳門幣50,000元,無需供養任何人,故原審法院的量刑是適度並無過重。
11. 檢察院同意上訴人部分理據。

檢察院就上訴人C、D及E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檢察院同意三名上訴人部分上訴內容。
2. 原審法院的已證事實為,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於2003年3月24日註冊登記;三名嫌犯為該公司董事,而根據已審查資料三名嫌犯於2006年3月21日成為該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2017年12月17日終止有關職務;在澳門設立公司、制定合同、就申領行政准照提供意見、以及提供法律諮詢是法律專門賦予律師提供的服務;在必須由律師參與的情況下,才會將其客戶轉介給在澳門律師公司註冊之代理人角色;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並未在澳門律師公會註冊成為一間由律師專門組成之辦公室,也不是律師事務所;三名嫌犯未有在澳門律師公司註冊成為律師。
3. 案中,針對三名嫌犯,我們認為除了能確定三名嫌犯曾成為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並且非註冊律師外,沒有任何事實能證明三名嫌犯存有職務之僭越罪行為。
4. 三名上訴人庭審聽證中保持沉默。
5. 庭審聽證中出席的兩名證人,除了對其法律專業表示尊重外必須指出,兩名證人聲明中只是專業地講解律師通則和知悉三名嫌犯並非註冊律師,對案中三名嫌犯被控訴事實完全不知道,三名嫌犯和涉案公司從事過什麼業務和公司活動全盤不知。
6. 到這裡,我們便可以清晰了解,原審法院對案中三名嫌犯僅是透過審查卷宗書證而作出裁決。
7. 值得一提,卷宗第38和39頁,圖片只能顯示XXX兩子,該名字無法反應從事什麼業務,而簡單報告只寫出有關公司營運中,沒有指出營運什麼業務和工作性質,這樣不能牽連為想像中在從事違反《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行為。
8. 《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之構成要件:
- 未有澳門律師公會註冊;
- 作出律師職業之本身行為;
- 明示或暗示自己擁有或具備律師資格;
- 使用任何語文中與律師之相等名義;
- 使用律師標誌;
- 主觀上的一般故意。
9. 案中,三名嫌犯為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該公司未有在律師公會註冊。然而我們要知道,澳門絕大部分公司均沒在律師公司註冊,因此不能以未註冊就納入該犯罪的構成要件。
10. 根據卷宗第8至12頁和206至209頁資料,三名上訴人2006年3月21日以非股東身份成為該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在澳門幣25000元注冊資本中不佔有任何股權。
11. 我們首次從涉案公司分析,審視全部卷宗資料,除了涉案公司有「法律服務」字樣後;經庭審已審查書證,卷宗內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該公司曾實質地從事過法律性質服務,包括控訴所指的法律諮詢及商業法律諮詢服務、訂立合同、設立公司及為取得行政准照事宜上提供服務。
12. 我們僅能在涉案公司的登記註冊發現所登記的業務性質為解釋各類保險產品的利弊、投保者提供相關法律服務和給受保公司提供法律服務;也沒有資料顯示該公司明示或默示從事違反《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行為,亦沒有人表示過該公司聲稱為律師公會註冊公司而從事律師業務。
13. 針對三名上訴人,沒有任何證據指出三名上訴人明示或默示自己為律師的事實,也沒有證據三名上訴人曾從事律師業務,也欠缺任何資料三名上訴人曾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律師資格或使用律師標誌,卷宗內沒有任何書證能證明三名上訴人作出過《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行為。
14.那麼,全案僅有涉案公司未在律師公會註冊的事實,然而這一事實也屬中性不具有任何違反法律性質,這顯然不足對三名上訴人以作出《律師通則》「職務之僭越罪」的有罪裁決。
15. 檢察院同意三名上訴人部分上訴理據。

澳門律師公會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2(其內容載於卷宗第902-911頁)。

澳門律師公會就上訴人B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3(其內容載於卷宗第913-918頁)。

澳門律師公會就上訴人C、D及E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4(其內容載於卷宗第920-931頁)。
而上訴人C、D及E就嫌犯A及B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針對第二上訴人B提交的上訴理由陳述,即上訴依據“II-獲證明的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第6點“在尊重不同觀點的前提下,根據《刑法典》第22條第1款的規定,有關之既遂犯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之徒刑時,犯罪未遂方予處罰。”及第7點“然而,根據《刑法典》第322條及《律師通則》第25條的規定,所規定的罪行將被處以最高二年徒刑或分別科最高二百四十日或二百日的罰金,因此,犯罪未遂不予處罰。”,第三、第四及第五上訴人是表示贊同,並請求倘這一主張在上訴階段成立時,亦應一併作出有利於第三、第四及第五上訴人的裁判。
2. 另外,針對第二上訴人B提交的上訴理由陳述,即上訴依據“II-獲證明的事實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第9點“根據《商業登記法典》第8條的規定,登記一經確定,即推定所登記之法律狀況完全按登記中對該法律狀況所作之規定存在。”、第10點“而根據《刑法典》第110條第1款d)項及第111條第1款的規定,被起訴的「職務之僭越罪」的追訴時效應為五年。”及第12點“因此,在尊重不同見解的前提下,所歸責的事實已超逾追訴時效。”,第三、第四及第五上訴人同樣是表示贊同,因為,第三、第四及第五上訴人同樣是早於出任涉案公司“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已逾五年的時間,故有關刑事追訴時效亦已完成,所以,請求倘這一主張在上訴階段成立時,亦應一併作出有利於第三、第四及第五上訴人的裁判。
3. 另外,針對第二上訴人B提交的上訴理由陳述,即上訴依據“V – 違反控訴單一原則”第39點至第43點的內容,第三、第四及第五上訴人同樣是表示贊同,並作出一些補充陳述。
4.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289條第3款規定援引第265條第4款的內容,單一案件僅可以存有一個「起訴批示」,當中不存在以補充名義存在“主起訴批示”及“補充起訴批示”的方式;
5. 所以,被上訴判決沾有違反[單一控訴/起訴批示原則]的法律瑕疵,且屬不可補正的情況,應宣告被上訴判決無效,又或可被廢止的。
6. 所以,請求倘這一主張在上訴階段成立時,亦應一併作出有利於第三、第四及第五上訴人的裁判。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
2020年1月17日,初級法院判處嫌犯A、B、C、D及E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各觸犯1項《刑法典》第322條b項結合第42/95/M號法令修改的第31/91/M號法令所核准的《律師通則》第25條第1款、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職務之僭越罪」,各判處3個月徒刑,緩刑1年,及判處五名嫌犯各支付60日罰金,訂定每日罰金額為澳門150元,合共澳門幣9,000元,如不繳納此罰金,根據《刑法典》第47條第1款的規定,須服40日徒刑。
嫌犯A、B、C、D及E不服初級法院上述判決而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的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及b項之規定。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B認為被上訴的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及b項之規定、審檢分立原則、控訴單一原則,及因量刑過重而違反適度原則。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C、D及E認為被上訴的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2款a項、b項及c項之規定。
我們認為,應裁定上訴人A、B、C、D及E的上訴理由成立。
關於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A認為被上訴的判決僅是依據涉案公司名稱及登記所營事業,以及有固定營業場所,且上訴人A知悉有關事實,從而認定上述情況已默示或暗示屬一所律師事務所,但這並不足以認定上訴人A實施了「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而根據已證事實亦不足以得出上訴人A曾作出專屬於律師職業的行為的結論;此外,上訴人A又認為既然原審法院沒有證明到上訴人A具體作出了那些屬律師職業的行為,即沒有認明其作出任何「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最後,上訴人A認為本案所歸責的事實已超逾5年的追訴時效,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規定。
其次,上訴人A亦認為原審法院未能認定其作出專屬律師職業的行為,但同時又指出涉案公司以默示或暗示方式傳遞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是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規定。
關於上訴人B的上訴理由: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B認為「職務之僭越罪」為一行為犯,在沒有證實上訴人B有實施具體僭越律師職務的行為時,原審法院不得以涉案公司的名稱予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印象及以默示或暗示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涉案公司為一所律師事務所就說認定上訴人B實施了「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此外,上訴人B認為本案所歸責的事實已超逾5年的追訴時效,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規定。
其次,上訴人B又認為原審法院沒有認定其曾實際的參與公司的任何工作或業務,而僅能透過附於檢舉書及卷宗內的商業登記證明書推定其為名義上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而且原審法院亦沒有指出任何種證據認定其具有主觀上的故意,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規定。
此外,上訴人B又認為「職務之僭越罪」為一公罪,故在沒有檢察院的控訴前提下,被上訴的判決違反了審檢分立原則;至於原審法院審理刑事起訴法庭分別於2019年2月14日及2019年7月2日作出的起訴批示,上訴人B則認為被上訴的判決是違反了控訴單一原則;最後上訴人B亦認為原審法院因量刑過重而違反適度原則。
關於上訴人C、D及E的上訴理由:
在其上訴理由中,三名上訴人C、D及E認為已證事實“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os por lei.”從未載於針對三名上訴人的起訴批示內,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40條第1款的規定。
其次,三名上訴人C、D及E認為在2019年7月2日作出起訴批示時,彼等已不是涉案公司之行管理機關成員,而基於故原審法院沒有載明彼等何時不是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故應以2006年3月21日彼等成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之日作為行為既遂之時,故認為本案所歸責的事實已超越5年的追訴時效;此外,三名上訴人亦認為卷宗第39頁的圖片未能反應或證明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從事與法律有關的行為,故不能認定彼等存有犯罪行的主觀要件,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規定。
最後,三名上訴人C、D及E認為本案並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彼等實施了那些具體的「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但卻對彼等作出有罪判決,被上訴的判決是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或“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綜觀五名上訴人A、B、C、D及E的上訴理由,彼等最大的爭議是被上訴的判決沒有證明彼等具體實施了那些僭越專屬律師職業的行為,並不足以讓原審法院作出“涉案公司已默示或暗示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的認定,從而認定五名上訴人實施了「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
根據《刑法典》第322條的規定:
“第三百二十二條
(職務之僭越)
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a)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成員之身分,而在未經許可下,執行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之職務,或作出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成員本身之行為;
b)不擁有或不具備法律要求從事某一職業所須擁有或具備之某一資格或某些條件,明示或默示自己擁有或具備此資格或條件,而從事該職業;或
c)獲正式通知被撤職或停職後,繼續執行公共職務。”
又根據第42/95/M號法令修改的第31/91/M號法令所核准的《律師通則》第25條的規定:
“第二十五條
(職務之僭越)
a)未在本職業公共團體註冊而作出律師職業之本身行為、自稱有律師資格、使用任何語文中之相等資格或使用其標誌者,將被處以最高至兩年之監禁及最高至二百日之罰金。
二、對下列者亦得到科處上款所規定之刑罰;
a)上款所指違法者工作之事務所之領導人;
b)在該事務所工作之律師;
c)有意識允許上款所指違法者使用其事務所之人;
d)以任何方式從第十八條第三款所指之共同從事之業務中獲取利益之人。”
在本體個案中,的確,根據已證事實證實,涉案的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及作為上述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五名嫌犯A、B、C、D及E均沒有在澳門律師公會註冊為律師或實習律師,無疑是符合了「職務之僭越罪」所指的未在澳門律師公會註冊,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單憑其他已證事實,包括涉案公司名稱及登記所營事業,以及有固定營業場所,是否能得出“涉案公司至少以默示或暗示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的認定,從而滿足「職務之僭越罪」當中規定的自稱(明示或默示)有律師資格。
根據《民法典》第209條的規定:
“第二百零九條
(明示表示及默示表示)
一、法律行為之意思表示可為明示或默示;以口頭、書面或其他直接表意方法表示者為明示;從完全有可能顯露意思之事實推斷出之表示為默示。
二、意思表示之要式性不妨礙以默示形式作出意思表示,只要據以推斷意思表示之事實已符合有關要式要求。”(底線由我們劃上)
加上,正如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教授關於“默示”理論所教導,意思表示如其直接內容引伸出另一內容,亦即如其針對的是某一目的,但“從旁”(拉丁文:a latere)隱含一種在另一方面的自我規範並使之能為他人所知曉—以側面的、不立即的、從旁的途徑來這樣做(“如係從極可能準確顯示此一表示之事實中推論得出)—,則屬默示。而導致結論的事實之明確無誤,並不需求非作出默示自我規範的推論不可,只需按照社會環境的習慣極有可能明確無誤即可。5
在本具體個案中,根據卷宗第39頁的圖片所示,其僅得“XXX”兩字,單憑此字樣,又沒有任何作為公司識別的文字或字樣,特別是涉案公司的全稱(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實在不能讓人毫無疑問得出該公司所從事之職務,更枉論是專屬律師職業的事務。
事實上,原審法院亦只是從涉案公司的商業登記中的公司稱及所營事業中得悉其從事提供法律資訊及商業法律資訊的工作,而本案出席證審的兩名證人亦不知悉涉案公司從事過什麼實質性業務,即使第一名證人指出多年前曾指派一名職員到上述公司查看並從該職員報告中得知涉案公司聲稱可替客戶設立公司、制定合同及申請行政准照,而第二名證人則指出透過嫌犯A的名片知悉涉案公司對外宣稱提供法律服務,但這些證言均沒有被原審法院列為已證事實,且卷宗內亦沒有載有相關名片,這樣,按照一般經驗法則,以一般人均不會透過查看公司商業登記去了解有關公司的所營事業,且涉案公司地址僅顯示“XXX”兩字,實在沒法得出上述事實系以默示的方式,即能直接引伸出,又或以側面的、不立即的、從旁的途徑使人知曉涉案公司為一所律師事務所的認定。
事實上,「職務之僭越罪」為一單純的行為犯,其所保護的法益是行使公共職能或依賴於公共頭銜或公共當局所授權或批准的官方機構的不可侵犯性。6
而且結合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所引述的多個葡國判決,我們完全同意法律並沒有規定「職務之僭越罪」之行為人在作出有關行為時必須指明自己具有律師身份,而最低只要求其在作為時以默示方式表現出自己擁有或具備有關資格或條件繼而從事律師職業本身的行為(詳見卷宗第394頁及其背頁)。
因此,在本案沒有任何已證事實證實涉案公司曾實質地從事過任何屬於專屬律師職業的工作,尤其是原審法院將涉案公司有指供過法律諮詢及商業法律諮詢服務、訂立合同、設立公司及為取得行政准照事宜上提供服務列為未證事實,只單憑涉案公司名稱及登記所營事業,以及有固定營業場所,實在不足以認定五名嫌犯A、B、C、D及E實施了符合「職務之僭越罪」的客觀構成要件的行為,即使認同原審法院所認定的“涉案公司至少以默示或暗示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亦然。
這樣,既然五名嫌犯A、B、C、D及E的行為並不構成實施了符合「職務之僭越罪」,在此,就沒有再就其他問題進行討論的必要。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A、B、C、D及E的上訴理由成立,開釋彼等的各觸犯的1項《刑法典》第322條b款結合第42/95/M號法令修改的第31/91/M號法令所核准的《律師通則》第25條第1款、第2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之「職務之僭越罪」。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Por escritura pública de 24 de Março de 2003, celebrada no 2º Cartório Notarial, foi constituída a sociedade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A sociedade acima mencionada tem como objecto social a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o 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ão jurídico comercial.
Desde a constituição dessa companhia, o arguido A desenvolve a sua actividade na RAEM, na Estrada ......, nº ..., Edifício **, R/c.
Para além de ser um dos sócios 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o arguido A também é um dos administradores dessa Companhia.
Os arguidos B (desde 12 de Abril de 2011), C, E e D (a partir de 21 de Março de 2006) são administradores 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não se encontra inscrita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Os arguidos A, B, C, E e D também não se encontram inscritos como advogados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s por lei.
另外,本院亦查明以下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五名嫌犯無刑事紀錄。
- 嫌犯A聲稱具中學畢業學歷,職業為商人,每月收入約澳門幣100,000元,需要供養一名兒子。
- 嫌犯B聲稱具大學二年級學歷,職業為商人,每月收入約澳門幣50,000元,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C聲稱具中學畢業學歷,職業為文員,每月收入約澳門幣15,000元,無需供養任何人。
- 嫌犯D聲稱具大學畢業學歷,職業為文員,每月收入約人民幣20,000元,需要供養兩名女兒。
- 嫌犯E聲稱具中學畢業學歷,職業為司機,每月收入約澳門幣13,000元,需要供養兩名子女。
未經查明之事實:
No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dessa sociedade, o arguido A, como administrador, e de outro pessoal administrativo, apoia os seus clientes na constituição de sociedades, elaboração de contratos, aconselhamento tendente a obtenção de licenças administrativas, aconselhamento jurídico.
Fazendo-se pagar pela prestação de tais serviços.
Só quando é absolutamente necessária a intervenção de advogado, o arguido A transfere os seus clientes para advogados inscritos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O arguido A desempenha o papel de agente, quando transfere os processos dos seus clientes para os advogados inscritos em Macau.
Ao fazer-se constar do objecto social da sociedade acima mencionada a prestações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o 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ão jurídico comercial, e ao prestarem-se serviços relativos à elaboração de contratos e à prática de actos tendentes à constituição de sociedades e de obtenção de licenças administrativas.
A COMPANHIA YY MOTORES LIMITADA, é um dos clientes 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No início do ano de 2016, por existir alguns problemas financeiros entre a COMPANHIA YY MOTORES LIMITADA e o seu parceiro de Hong Kong, ou seja, COMPANHIA ZZ MOTOR, essa companhia de Hong Kong através 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contactou F, sendo sócio e também administrador da COMPANHIA YY MOTORES LIMITADA, para intervir no caso, para efeitos de negociação.
Depois, com a intervenção do arguido A, realizou-se no dia 11 de Janeiro de 2016, uma reunião de trabalho na sede 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na qual, estavam presentes o arguido A, como interveniente, F e um representante da COMPANHIA ZZ MOTOR, para discutir sobre a divisão da percentagem das quotas entre as duas companhias (COMPANHIA YY MOTORES LIMITADA e COMPANHIA ZZ MOTOR) e a forma de pagamentos de dívidas em causa.

三、法律部份
本程序需要審理五名上訴人所提起的三個上訴。其等的上訴理由歸納如下:
第一,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被上訴的判決僅是依據涉案公司名稱及登記所營事業,以及有固定營業場所,且上訴人A知悉有關事實,從而認定上述情況已默示或暗示屬一所律師事務所,但這並不足以認定上訴人A實施了「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而根據已證事實亦不足以得出上訴人A曾作出專屬於律師職業的行為的結論;此外,上訴人A又認為既然原審法院沒有證明到上訴人A具體作出了那些屬律師職業的行為,即沒有認明其作出任何「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最後,上訴人A認為本案所歸責的事實已超逾5年的追訴時效,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規定。
上訴人A亦認為原審法院未能認定其作出專屬律師職業的行為,但同時又指出涉案公司以默示或暗示方式傳遞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是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規定。
第二,上訴人B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職務之僭越罪」為一行為犯,在沒有證實上訴人B有實施具體僭越律師職務的行為時,原審法院不得以涉案公司的名稱予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印象及以默示或暗示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涉案公司為一所律師事務所就說認定上訴人B實施了「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此外,上訴人B認為本案所歸責的事實已超逾5年的追訴時效,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規定。
上訴人B又認為原審法院沒有認定其曾實際的參與公司的任何工作或業務,而僅能透過附於檢舉書及卷宗內的商業登記證明書推定其為名義上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而且原審法院亦沒有指出任何種證據認定其具有主觀上的故意,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之規定。
此外,上訴人B又認為「職務之僭越罪」為一公罪,故在沒有檢察院的控訴前提下,被上訴的判決違反了審檢分立原則;至於原審法院審理刑事起訴法庭分別於2019年2月14日及2019年7月2日作出的起訴批示,上訴人B則認為被上訴的判決是違反了控訴單一原則;最後上訴人B亦認為原審法院因量刑過重而違反適度原則。
第三,上訴人C、D及E在其共同提出的上訴理由中,認為已證事實“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os por lei.”從未載於針對三名上訴人的起訴批示內,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40條第1款的規定。
其次,三名上訴人C、D及E認為在2019年7月2日作出起訴批示時,彼等已不是涉案公司之行管理機關成員,而基於故原審法院沒有載明彼等何時不是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故應以2006年3月21日彼等成涉案公司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之日作為行為既遂之時,故認為本案所歸責的事實已超越5年的追訴時效;此外,三名上訴人亦認為卷宗第39頁的圖片未能反應或證明XXX法律服務(澳門)有限公司從事與法律有關的行為,故不能認定彼等存有犯罪行的主觀要件,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規定。
最後,三名上訴人C、D及E認為本案並沒有任何事實證明彼等實施了那些具體的「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但卻對彼等作出有罪判決,被上訴的判決是沾有“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或“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綜觀五名上訴人A、B、C、D及E的上訴理由,無論是主張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所做出的裁判的瑕疵也好,還是主張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的錯誤或者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也好,其提出的上訴問題很簡單,簡單得正如原審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那樣的簡單,彼等所提出的所有上訴理由均圍繞一個問題:那就是被上訴的判決在單純證實嫌犯組成一個法律服務公司的事實,而並沒有證明彼等具體實施了哪些僭越專屬律師職業的行為,並不足以讓原審法院作出“涉案公司已默示或暗示方式向一般大眾傳遞其為一所律師事務所的信息”的認定,從而認定五名上訴人實施了「職務之僭越罪」的行為,因為:
第一,不能確定某些犯罪的構成要件不屬於事實不足的問題,而是法律適用的問題。上訴人A提出的唯一切題的論點是“原審法院錯誤地判處上訴人有罪因為證實了其等成立了一個公司的事實”,但也不當地歸納為事實不足的瑕疵這個事實層面的問題之中。
第二,原審法院在認定了未證事實的基礎上仍然判處上訴人有罪,這不是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也不是說明理由方面的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的問題,而是真真正正的對事實的解釋而作出的法律適用的問題。
第三,嫌犯上訴人並非指責原審法院認定未證事實出現明顯的錯誤,或者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之間存在矛盾,或者認定的事實存在漏洞,以致不能作出合適的法律適用,更不是意圖改變原審法院的已證事實或者未證事實,而是原審法院對已證事實作出的錯誤的解釋,並作出了錯誤的法律適用,錯誤地作出了有罪判決。
那麼,我們就看看上訴人請求本院解決的這個法律層面的問題。
原審法院認定的已證事實僅僅顯示:
“1、Por escritura pública de 24 de Março de 2003, celebrada no 2º Cartório Notarial, foi constituída a sociedade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2、A sociedade acima mencionada tem como objecto social a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o 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ão jurídico comercial.
3、Desde a constituição dessa companhia, o arguido A desenvolve a sua actividade na RAEM, na Estrada ......, nº ..., Edifício **, R/c.
4、Para além de ser um dos sócios 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o arguido A também é um dos administradores dessa Companhia.
5、Os arguidos B (desde 12 de Abril de 2011), C, E e D (a partir de 21 de Março de 2006) são administradores 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6、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não se encontra inscrita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7、Os arguidos A, B, C, E e D também não se encontram inscritos como advogados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8、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s por lei.”
第一點,說的是有關公司成立的時間和依據、公司的名稱。
第二點,公司的宗旨和業務範圍。
第三點,嫌犯A從事公司業務的場所,也就是法人的住所。
第四點,嫌犯A作為股東之一,也是公司的董事。
第五點,其他四名嫌犯也是公司的董事。
第六點,公司並沒有在澳門律師公會中註冊。
第七點,所有嫌犯沒有在澳門律師公會的註冊律師。
第八點,顯示嫌犯們對行為自由和不法性的意識方面的結論性事實。
嫌犯們所成立的公司在澳門以公證書的方式成立,其合法性應該在成立之時得到承認,因為公證員在審查其公司提交的文件已經對公司是否符合《商法典》第179-185條所規定的條件作出了合法性審查,而商業登記局也依照《商法典》第186條之後幾條的規定予以登記。而經過登記的公司自然具有法律所規定的固有效力,如《商業登記法典》第二章第8條規定的那樣的效力。
《商業登記法典》第八條(由登記產生之推定)規定:
“登記一經確定,即推定所登記之法律狀況完全按登記中對該法律狀況所作之規定存在。”
那麼,僅證實嫌犯們單純一個成立公司的行為如何可以構成一個犯罪的行為?
《刑法典》第322條(職務之僭越)
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
a)明示或默示自己具有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成員之身分,而在未經許可下,執行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之職務,或作出公務員或公共保安部隊成員本身之行為;
b)不擁有或不具備法律要求從事某一職業所須擁有或具備之某一資格或某些條件,明示或默示自己擁有或具備此資格或條件,而從事該職業;或
c)獲正式通知被撤職或停職後,繼續執行公共職務。
很明顯,嫌犯們被歸罪的行為正是第b項所指的不具有某職業的資格或者條件而從事該職業的行為。
而嫌犯們被認為不具有的資格乃第42/95/M號法令修改的五月六日第31/91/M號法令所規定的資格,並構成該法律所規定的職業僭越行為。
第31/91/M號法令第11條以及第25條規定:
“第11條 (職業本身行為及註冊義務)
一、唯在澳門律師公會具有效註冊之律師及實習律師方可在整個地區,以及在任何審判機關、審級、當局、公共或私人實體作出職業本身行為,尤其是在有報酬之自由職業制度內從事訴訟委任或法律諮詢之職務。
二、僅發表書面法律意見之大學法學教員不視為從事律師業,故沒有義務在本公共團體註冊。
三、作為公務員之法學士從事法律諮詢不使之有義務在本公共團體註冊。
第25條 (職務之僭越)
一、未在本職業公共團體註冊而作出律師職業之本身行為、自稱有律師資格、使用任何語文中之相等資格或使用其標誌者,將被處以最高至兩年之監禁及最高至二百日之罰金。
二、對下列者亦得科處上款所規定之刑罰:
a)上款所指違法者工作之事務所之領導人;
b)在該事務所工作之律師;
c)有意識允許上款所指違法者使用其事務所之人;
d)以任何方式從第十八條第三款所指之共同從事之業務中獲取利益之人。”
我們先不去看嫌犯所登記的“serviços jurídicos法律服務”業是否上述法律所指的“職業本身行為”,我們只需要知道,要使得嫌犯的行為受到“僭越”罪的懲罰必須是“從事該職業的行為”。很顯然,這裡所謂的“從事”的行為必須是具體的行為,而不能僅僅是公司的登記行為,因為其登記行為已經得到公證員的登記局局長的合法性的審查,而控告書所要令嫌犯們的行為受到懲罰的事實依據正是原審法院所認定的未證事實。
檢察院以及輔助人並沒有對未證事實的認定提出質疑,我們不能在嫌犯們提起的上訴中對其作出審理,並作出對嫌犯不利的結果的決定。
無需更多的闡述,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原審法院的有罪判決予以廢止,並開釋所有嫌犯被判處的罪名。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決定,開釋所有嫌犯被判處的罪名。
無需判處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的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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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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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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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健雄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decisão supra referida que condenou o arguido A (A),ora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p. e p. pelo art.º 322º , b) do C.P., conjugado com o art.º 25º, nºs 1 e 2 a) do Estatuto dos Advogados, na pena de 3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razo de 1 ano; e na multa de 60 dias à taxa de MOP$150.00 por dia o que perfaz a quantia de MOP$9,000.00, correspondente a 40 dias de prisão, em caso de não pagamento voluntário da multa.
b. Insurge-se o arguido recorrente quanto à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porquanto, com o devido respeito, a mesma padece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verificando-se que, nos termos da matéria assente, ocorreu também 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e,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há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c. Dã-se aqui por reproduzidos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bem como os não provado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 Nos termos do art.º 322º do C.P., sob a epígraf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Quem
a) (…)
b) exercer profissão para a qual a lei exige título ou preenchimento de certas condições, arrogando-se, expressa ou tacitamente, possuí-lo ou preenchê-las, quando o não possui ou as não preenche, ou
c) (…)
é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até 2 anos ou com pena de multa até 240 dias.”
Por outro lado,
e. O art.º 25º do Estatuto dos Advogados, também sob a epígraf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rez o seguinte:
“(…)
1. Quem praticar actos próprios da profissão de advogado, se intitular advogado, utilizar título equivalente em qualquer língua, ou usar insígnia sem estar inscrito na associação pública profissional, será punido com prisão até 2 anos e multa até 200 dias.
2. (…):”
f. Entendeu o Tribunal “a quo”, basicamente, que o simples factos da denominação social e do objecto da sociedade em causa; e também de ter um estabelecimento fixo; factos que os arguidos conheciam, então, tal situação transmite, expressa ou tacitamente, que se trata de um escritório de advogados.
Mas, com o devido respeito, não bata estes factos para que 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tenha sido cometido.
g. O Código Penal (artº 322 b)) faz referência a quem “exercer profissão” e não a quem constituir uma sociedade – cujo o objecto social seja incompatível com a não inscrição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h. Com o devido respeito, os factos provado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são, por isso, insuficientes para concluir que o arguido A (A)(bem com os demais arguidos) exerciam uma actividade que era exclusiva de advogados ou advogados estagiários.
i. Bem pelo contrário, deu-se como não provado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exercia aquela actividade, ou seja, “actos próprios da profissão” de advogado, tendo a sentença recorrida até enumerado diversos serviços típicos e exclusivos de um advogado que, reitera-se, 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praticou.
j. E muito menos se provou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transferia alguns dos seus clientes para advogados inscritos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que funcionava como “agente da profissão de advogado”; e que, não obstante o objecto da sociedad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as e jurídico comerciais”) alguma vez tenha prestado “serviços relativos à elaboração de contratos e à prática de actos tendentes à constituição de sociedades e à obtenção de licenças administrativas.”
k. Ora, se se deu como não provado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exercia actos próprios da profissão de advogado, afigura-se-lhe que se deu exactamente como não provada qualquer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da sua parte.
l. E não é pelo facto de o arguido recorrente ter constituído a sociedade dos autos – que, aliás, passou pelo crivo notarial e registral, em 2003, e tem subsistido sem que alguma vez tenha sido requerida a respectiva liquidação nos termos do art.º 329º, nº 1 c) do Código Comercial – que, tal acto, só por si, possa constituir o crime por que foi sentenciado.
m. Finalmente, no tocante à matéria dada como provada em audiência, diz-se então que “os 5 arguidos agiram livre conscientemente, sabendo que as suas condutas eram proibidas por lei.”
n. Perguntar-se-á: quais condutas?
Forçosamente, aquelas que se deram como provadas.
E não outras.
E, então, deu-se como provado que os arguidos, no que se inclui o ora recorrente tinham consciência:
- de que foi constituída a sociedade em causa;
- do objecto social da sociedade;
- de que, desde a constituição da sociedade, o arguido A (A) desenvolvia a sua actividade na R.A.E.M. na sede da sociedade;
- de que os arguidos eram administradores da sociedade; e
- de que, nem os arguidos nem a sociedade estavam inscritos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o. Repare-se que o que ficou assente foi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A (A), “desenvolvia a sua actividade” na sede da sociedade dos autos.
Não se diz que a sociedade, na sua sede, desenvolvia qualquer actividade relacionada com o respectivo objecto social; nem que actividade era aquela. Logo, o que “todos” os arguidos tinham consciência era, pura e simplesmente, de que em 24/03/2003, foi constituída aquela sociedade.
E não mais.
p. Ora, mesmo admitindo, sem conceder, que tal acto de constituição, em virtude do alegado “objecto ilegal”, constituía o crime dos autos, então, tal crime ocorreu na data da constituição (24/03/2003), uma vez que, como supra se referiu, não se provou em audiência que a sociedade ou os arguidos alguma vez tenham praticado qualquer “acto próprio da profissão de advogado”.
q. Aqui chegados e tendo em conta aquele facto – a data de constituição da sociedade –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º 110º, nº 1, al. d) do C.P., verifica-se que se encontra há muito prescrito o procedimento criminal pelo crime dos autos.
É, pois, o que se requer em consequência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ando assim se não entenda o que se admite sem conceder,
r. Os elementos estruturantes d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são o exercício de uma profissão para a qual a lei exige título ou o preenchimento de certas condições, arrogando-se o agente, expressa ou tacitamente, possuí-lo ou preenche-las, quando as não possui ou as não preenche.
s. No caso o arguido recorrente não praticou actos próprios da profissão de advogado – tanto bastaria, como se disse, para que não fosse condenado pelo crime! - mas, pela mera constituição de uma sociedade em 2003, cujo o objecto indiciaria a prática de actos da advocacia, ter-se-ia arrogado tacitamente como advogado, sem estar inscrito na associação pública profissional, 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t. Ora, como supra se referiu, aludindo-se expressamente à fundamentação do Tribunal “a quo”, os factos 18º e 19º d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de 14/02/2019, aquele do arguido A (A), o ora recorrente, não devem ser considerados como provados.
u. Isto é, não se provou que o arguido A (A), ao agir deste modo, “está implicitamente a arrogar-se na posição legal de prestar os serviços jurídicos referidos” (art.º 18º); e que ele “…está a incutir aos seus clientes que (…) está legalmente habilitado a prestar serviços que lhe estão vedados por lei.”(art.º 19º).
v. Ao dar como não provados estes factos, o Tribunal, com o devido respeito, entra em contradição com a sua própria fundamentação quando, não obstante não ter dado como provado que o arguido recorrente alguma vez tenha praticado “actos próprios de advogado”, refere expressamente que “deste modo, esta sociedade transmitia, expressa ou tacitamente, a ideia de ser um escritório de advogado”; e que os cinco arguidos, administradores da sociedade, seja o fundador ou os que posteriormente à sociedade se juntaram, tinham conhecimento da denominação e objecto da sociedade, pelo que a conduta de todos preenche 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tradução nossa)
w. Esta manifesta contradição entre factos não provados e a fundamentação poderá determinar que o Tribunal “ad quem”, nos termos do artº 418º, nº 1 do C.P.P., reenvie 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relativamente à totalidade do objecto do processo”.
x. Mas tal só deverá ocorrer se, como se espera, o arguido recorrente (e os demais arguidos) não venham a ser absolvidos d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por força do que se alegou na primeira parte da presente motivação.
É, pois, o que se requer à cautela.
Termos em que, deverá ser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nos termos em que se requer.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Recorrente A insurgir-se cont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no âmbito dos presente autos, invocando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e, por último, assaca 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2. A Assistente dá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todos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constantes da douta decisão, bem como a fundamentação do Tribunal a quo, nomeadamente para efeitos de formação d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3. O Recorrente discorda d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do Tribunal a quo, invocando como fundamentos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artigo 400º, nº 2, al. a) e b)), porquanto entende que o Tribunal a quo andou mal ao ter decidido condenar o qui recorrente, alegando, num primeiro plano, qua o Tribunal a quo nunca poderia condenar o recorrente apenas pelos factos que ficaram provados, nomeadamente com a denominação social e objecto da sociedade, estabelecimento fixo – que os arguidos conheciam – concluindo que desta forma transmitiam, de forma expressa ou tácita, que se tratava de um escritório de advogados, tendo assim o arguido, aqui recorrente, usurpado funções nos termos do artigo 322º, alínea b) do Código Penal, conjugado com o artigo 25º, nº 1 e 2 do Estatuto dos Advogados.
4. Ora, é de salientar que ficou igualmente provado que o aqui recorrente desenvolvia a actividade na RAEM desde a constituição da Sociedade (companhia) com aquele preciso e determinado objecto social e com um preciso e determinado nome que, no entender da Assistente, não deixa qualquer margem de dúvida sobre a actividade que era exercida.
5. E qual era então a actividade que o recorrente desenvolvia?
6. Precisamente a que estava inscrita no objecto social da referida sociedade, ou seja, prestava informações jurídicas e prestava informações jurídico comerciais, na sociedade denominada “”Companhia Lex e lus serviço Jurídico (Macua) Limitada”.
7. O que não ficou provado, como bem salienta o recorrente foram os serviços em especial e de forma concreta que eram prestados, mas provado e claro ficou que se tratavam de serviços jurídicos pela actividade que desenvolviam.
8. Com o devido e necessário respeito, jamais se procederia à constituição de uma sociedade com este nome e com este objecto se fosse destinada ao fomento predial, ao comércio a retalho de bens ou serviços diversos que não jurídicos, ou até mesmo à venda de quaisquer produtos.
9. Nesse sentido, não se quer crer que os factos sejam insuficientes para concluir que o aqui recorrente, sócio e administrado da referia sociedade, exercia uma actividade que era, e é, exclusiva de advogados ou advogados estagiários.
10. Mas mais, o aqui recorrente optou por se remeter ao silencia em pel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um direito que lhe assiste, contudo, sabendo que não pode ser prejudicado por essa postura, não deve o mesmo ser igualmente beneficiado.
11. A prova foi essencialmente documental, a par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as testemunhas indicadas n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tendo o referido tribunal formado a sua convicção.
12. Ora, nos termos do artigo 336º do CPP, não valem em julgamento, nomeadamente para o efeito d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quaisquer provas que não tenham sido produzidas ou examinadas em audiência, sendo que o Tribunal a quo, como qualquer tribunal, se baseia legalmente n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13. E este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já teve a oportunidade de se pronunciar, por diversas vezes, em diversos processo, nomeadamente no âmbito dos autos processo nº 528/2016, de 22/09/2016, que o princípio do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significa uma ausência de critérios legais que pré-determinam ou hierarquizam o valor dos diversos meios d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ssupondo o apelo à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que funcionam como argumentos que ajudam a explicar o caso particular com base no que é “normal” acontecer.
14. Ora, terá sido com base neste princípio fundamental e estruturante que o Tribunal a quo decidiu pela condenação do aqui recorrente, perante as provas que foram analisadas e produzida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omeadamente a prova documental e as declarações das testemunhas.
15. Acresce que o aqui recorrente não está inscrito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como advogado ou advogado estagiário, era sócio e administrador de uma sociedade que prestava, de acordo com o objecto social, informações jurídicas e jurídicos comerciais, denominada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e desenvolvia a sua actividade na RAEM desse a constituição da companhia.
16. Em suma, se exercia a actividade, exercia a profissão, pois de outra forma não podia ser com as regras da experiencia humana numa situação normal, vista por uma pessoa normal, pelo olhar do homem médio.
17. Por último, neste aspecto, como decidiu este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no âmbito do processo nº 817/2014 de 17/05/2018, “Só existe 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 quando tiver havido alguma lacuna ou omissão, por parte do Tribunal sentenciador, no apuramento da veracidade de algum ponto do tema probando”, algo que aqui não ocorreu.
18. Neste sentido, quer-se crer que a decisão colocada em causa não padece do vício a que alude 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vício apontado pelo recorrente.
19. Num Segundo plano, invoca ainda o recorrente 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porquanto ter ocorrido 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crime pelo qual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20. Mais uma vez, neste capítulo, teremos de nos socorrer do facto dado como provado, em suma, “desde a constituição desta companhia, o arguido A desenvolve a actividade na RAEM […]”
21. Logo, 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ão não decorre do acto constitutivo da sociedade, nem na data em que o foi, decorrendo, antes pelo contrário, da actividade que o aqui recorrente sempre desenvolveu desde o início até ao momento em que foi apresentada a queixa-crime, procedendo depois, o recorrente e os seus pares, à alteração do objecto social da sociedade.
22. Assim sendo, não se regista 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tal como alegado pelo recorrente apenas em sede de recurso, facto que nunca foi analisado, invocado ou produzido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23. Por último, invoca o recorrente o vício d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previsto na alínea b)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24. “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tem sido definido como aquele que ocorre quando se constata incompatibilidade, não ultrapassável,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entre estes e os não provados ou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e a decisão.
25. Em síntese, quando analisada a decisão recorrida através s de um raciocínio lógico se verifique que a mesma contém posições antagónicas ou inconciliáveis, que mutuamente se excluem e que não podem ser ultrapassadas.” (Autos de Recurso Penal nº 1127/2018 de 21/02/2019 do TSI)
26. Ora, alega ao recorrente que na decisão colocada em causa exist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sendo que essa contradição existe entre os “factos não provados e a fundamentação”.
27. Na verdade, não se vislumbra qualquer contradição, muito menos manifesta,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ou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e a decisão.
28.Pois que como se alegou, e provado ficou, o aqui recorrente desenvolvia a sua actividade na RAEM, na sociedade Companhia XXX Jurídico Serviço (Macau) Limitada, tendo como objecto social a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o 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ão jurídico comercial.
29. De facto, não se vislumbra de forma alguma onde possa estar a contradição tal como é entendida ou definida.
30. Não existe contradição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nem entre os factos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nada foi antagónico nesta vertente inultrapassável ou incompatível, nem mes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e a decisão, pelo que é fácil de se concluir que não existe o vício assado pelo recorrente na dout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31. E se assim é, não deve ser determinado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tal como é alegado pelo recorrente, muito menos para, certamente, mais uma vez, o recorrente se manter em silêncio, de resto um direito que lhe assiste, não podendo ser prejudicado por essa decisão.
32. Nestes termos, deve o Recurso interposto improceder e manter-se, na ínteg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a quo.
3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Recorrente B insurgir-se cont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no âmbito dos presente autos, invocando uma questão de direito,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2. A Assistente dá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todos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constantes da douta decisão, bem como a fundamentação do Tribunal a quo, nomeadamente para efeitos de formação d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3. O Recorrente discorda d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do Tribunal a quo, invocando como os vícios supra referidos (artigo 400º, nº 1 e 2, al. a) e b)), porquanto entende que o Tribunal a quo andou mal ao ter decidido condenar o qui recorrente, alegado 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4. Alega o recorrente que a AAM apenas apresentou a queixa-crime 14 anos após o registo da sociedade, da sua constituição, em 24/03/2003.
5. Pois bem, o recorrente tornou-se sócio e administrador da referida sociedade, a “Companhia XXX serviço Jurídico (Macau) Limitada” em 12/4/2011 e manteve-se como sócio e como administrador até à apresentação da queixa-crime e subsequentemente também.
6. 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é, como já se alegou numa outra resposta, um crime duradouro e não um crime de execução instantânea, e comete o crime quem, ao longo do tempo, vem usurpando funções, como foi o caso do recorrente.
7. Arrogou-se, expressa ou tacitamente, de título e de certas condições que não tinha, pois não estava inscrito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desempenhava funções numa sociedade denominada “Companhia XXX serviço Jurídico (Macau) Limitada”, que tinha inscrito no objecto social a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as 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o comerciais, não estando a referida companhia inscrita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nem o aqui recorrente inscrito como advogados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8. E agiu de forma livre e consciente, sabendo que não o podia fazer, que a sua conduta era proibida por lei.
9. Não existe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devendo improceder este vício.
10. Por outro lado, alega ainda o recorrente que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violou claramente o artigo 340º do CPP, sem indicar, em concreto, o porquê dessa violação ou quais os factos não descritos na pronúncia que alega que devem ser considerados como não escritos.
11. Alega ainda o recorrente que o mesmo não foi fundador da sociedade e desconhecia que não era permitido a constituição de uma sociedade com o objecto social da sociedade aqui em causa.
12. A ignorância ou a má interpretação da lei não justifica a falta do seu cumprimento nem isenta as pessoas das sanções nela estabelecidas (artigos 5º Código Civil).
13. Mas mesmo que assim não fosse legalmente estabelecido, o recorrente sabia qual era o ramo de negócio desta sociedade, bem como tinha perfeito conhecimento do seu objecto social, tanto mais que era sócio e administrador desde 2011.
14. Deve improceder a alegação deste vício.
15. Alega ainda o recorrente que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violou o princípio da unidade, não especificando porque, apenas fazendo uma resenha histórica dos vários momentos destes autos, para concluir que existiam dois despachos de pronúncia.
16. Esta é a matéria alegada que no entender da Assistente, aqui recorrida, é essencial para se responder às alegações deste recurso.
17. Por último, é consabido que as conclusões, deduzidas por artigos, demarcam as questões a resolver, sendo também, a partir delas, que se delimitam os poderes de cognição do Tribunal de recurso e que se devem limitar a ser um resumo dos fundamentos invocados no contexto da motivação, pelo que, assim como irrelevante é a matéria alegada mas não incluída nas conclusões, irrelevante terá que ser considerado o que se apresenta como síntese do que não existe porque não alegado. (ac. 83/2002 de 27/6/2002 TSI), pelo que os assaca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e facto provada e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invocados apenas por remissão ao artigo 400º do CPP no cabeçalho das alegações de recurso, mas de todo excluídos em sentido material das mesmas conclusões, não devem ser atendidos.
4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s Recorrentes C, D e E insurgir-se cont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no âmbito dos presentes autos, invocando uma questão de direito,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 A Assistente dá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todos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constantes da douta decisão, bem como a fundamentação do Tribunal a quo, nomeadamente para efeitos de formação d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3. Os Recorrentes discordam d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do Tribunal a quo, invocando os vícios supra referidos, salientando ab initio uma questão de direito, ou seja, que foi violado o artigo 340º do CPP por que os factos contra os recorrentes foram extraídos d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datado de 2/7/2019, sendo que os factos provados em que se baseia a decisão não constam d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contra os aqui três recorrentes.
4. Com o devido respeito, estão equivocados os recorrentes, porquanto o facto 13º, dado como provado e relativo aos aqui três recorrentes está bem explicito no despacho de pronuncia datado de 2/7/2019.
5. Mas mais, não se vislumbra a questão de direito levantada pelos três recorrentes, porquanto, no decorrer da audiência não resultou fundada suspeita da verificação de factos não descritos na pronúncia.
6. De resto, existem dois despachos de pronúncia, sendo que os dois foram julgados conjuntamente, tão só porque a aqui assistente interpôs recurso para o TSI do despacho de não pronúncia contra alguns dos arguidos neste processo que não tinham sido, numa primeira fase pronunciados pel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contudo, em ambos os despachos, as referencias a todos os arguido são inúmeras e diversas.
7. E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ão surgiu nenhum facto que pudesse permitir a alteração substancial d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ou na pronúncia, pelo que é manifesto que este vício assacado não existe na douta decisão ora posta em causa.
8. Assim, deve improceder a alegação desta vício, não devendo ser declarada a nulidade parcial da decisão, nem os 3 recorrentes serem absolvidos, tal como requerido em sede e recurso.
9. Num segundo plano, invocam os recorrentes que exist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0. Como é consabido, e citamos este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que já teve a oportunidade de se pronunciar, por diversas vezes, em diversos processos, nomeadamente no âmbito dos autos processo nº 528/2016, de 22/09/2016, que
11. “Erro” é toda a ignorância ou falsa representação de uma realidade. Daí que já não seja “erro” aquele que possa traduzir-se numa “leitura possível, aceitável ou razoável, da prova produzida”.
12. Sempre qu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recorrido se mostre ser uma convicção razoavelmente possível e explicável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deve a mesma ser acolhida e respeitada pelo Tribunal de recurso.
13.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xiste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isto é, que o que se teve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está em desconformidade com o que realmente se provou, ou que se retirou de um facto tido como provado uma conclusão logicamente inaceitável. O erro existe também quando se violam 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o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ou as legis artis. Tem de ser um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14. É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se produzem e avaliam todas as provas (cfr. Artº 336º do C.P.P.M.), e é do seu conjunto, no uso dos seus poderes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jugados com o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fr. Artº 114º do mesmo código), que os julgadores adquirem a convicção sobre os factos objecto do processo.
15. Não se percebe, pela alegação que é feita em consonância com a decisão posta em causa, onde terá existi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udo acrescido e conjugado com a posição que este Veneran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já teve a oportunidade de efectuar em relação a este vício, por diversas e inúmeras vezes.
16. Por outro lado, invocam igualmente os recorrentes 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17. E apesar de parecer fastidioso, porquanto se repete, de cera forma, o que já foi alegado no recurso relativo ao recorrente A, optou-se, em termos de resposta aos recursos, por se responder a cada recuso de forma separada para uma melhor análise dos vícios assacados e das complementares alegações que, na óptica dos recorrentes sustentam os vícios invocados.
18. Nesse sentido, alegam os recorrentes que existe uma grande diferença entre os factos relativos à data em que os recorrentes eram administradores, sendo que no despacho de pronúncia não foi indicado de forma clara a data em que os recorrentes deixaram de ser administradores, por isso, alegam ainda os recorrentes, preto no branco, que “cometeram o crime em 21/03/2006”, sendo que entre esta data e 2/7/2019, se passaram 13 anos, 3 meses e 12 dias, logo existe 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19. Não podiam estar mais equivocados os recorrentes, pois que o crime não foi cometido, de forma instantânea, na data em que assumiram o cargo de administradores.
20. O crime de usurpação de funções é um crime duradouro, comete o crime quem, ao longo do tempo, vem usurpando funções, como foi o caso dos recorrentes que o cometeram até 17/12/2017.
21. Arrogaram-se, expressa ou tacitamente, de título e de certas condições que não tinham, pois não estavam inscritos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numa sociedade denominada “Companhia XXX Serviço Jurídico (Macau) Limitada”, que tinha no objecto social a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as 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jurídico comerciais, não estando a referida companhia inscrita n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nem os aqui recorrentes inscritos como advogados na única Associação pública de Macau, a Associação dos Advogados de Macau.
22. E todos agiram de forma livre e consciente, e sabiam que essa conduta era proibida por lei.
23. Acresce quinda que, em 13/04/2011 ainda eram administradores e se mantiveram nesses cargos até à data da apresentação da queixa-crime e mesmo depois da apresentação da queixa crime, ou seja, até 17/12/2017.
24. De resto, porque também estes arguidos, aqui recorrentes, se remeteram ao silêncio, esta questão não foi analisada, nem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25. Caso tivessem prestado declarações, certamente que teriam tido a oportunidade em explicar ao Tribunal a quo esta situação, algo que não fizeram porque optaram pelo silêncio, um direito que lhes assiste e que deve ser sempre respeitado.
26. O que não se deve á levantar em sede de recurso a prescrição, tentando-se colocar as “coisas” como não são, apenas porque dá jeito e por que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lhes foi, necessariamente, desfavorável.
27. Em suma, invocam, mais uma vez,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8. Vale o supra alegado, pois que não existe erro nem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penal
29. Vícios que devem, assim, improceder.
30. De resto, ao contrário do que é alegado,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não violou o princípio da imparcialidade, não devendo os recorrentes ser absolvidos do crime pelo qual foram condenados em primeira instância.
31. Mas mais, o recurso não é a sede para os recorrentes tirarem dúvidas e nem o local apropriado para se alegar que todos os documentos estavam escritos em português e os recorrentes não sabem ler português.
32. Pois, alguém lhes terá explicado, e certamente que bem, qual o objecto social da sociedade, qual o nome, e a que ramo do negócio se propunha, aso contrario jamais aceitariam ser administradores e não tinham assinado a declaração de aceitação do cargo, legalmente obrigatória, e que foi entregue a registo soba apresentação AP 11/22032006.
33. A tudo isto acresce quinda que no ano de 2011 ocorreu nova alteração parcial do pacto social e os aqui recorrentes mantiveram-se como administradores e mesmo sem saberem ler português, mantiveram-se como administradores.
34. Certamente que lhes foi explicado, bem explicado e traduzido, o que estava nas declarações de aceitação do cargo e na relação d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ciais, a nova composição societária e o mesmo objecto social.
35. Por outro lado, cumpre salientar que os documentos devem ser juntos aos autos no decurso do inquérito ou da instrução e, não sendo possível, deve sê-lo até ao encerramento da audiência, tudo nos termos do artigo 151º do CPP.
36. Pois bem, juntamente com as alegações de recurso, vêm os recorrentes juntar aos autos um documento que não foi analisado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37. Diga-se, legalmente inadmissível, pelo que o mesmo deve ser desatendido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pois foi junto numa fase processual em que não é admitida a junção de documentos, tanto mais que nem sequer é superveniente e nem sequer ficou demonstrado o facto de o mesmo não poder ter sido oferecido no momento da realizaç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38. Por último, é consabido que as conclusões, deduzidas por artigos, demarcam as questões a resolver, sendo também, a partir delas, que se delimitam os poderes de cognição do Tribunal de recurso e que se devem limitar a ser um resumo dos fundamentos invocados no contexto da motivação, pelo que, assim como irrelevante é a matéria alegada mas não incluída nas conclusões, irrelevante terá que ser considerado o que se apresenta como síntese do que não existe porque não alegado. (ac. 83/2002 de 27/6/2002 TSI), pelo que os assaca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invocados apenas por remissão ao artigo 400º do CPP no ponto 2 das conclusões, mas de todo excluídos em sentido material das mesmas conclusões, não devem ser atendidos.
39. Nestes termos, deve o Recurso interposto improceder e manter-se, na íntegr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a quo.
5 參見《民法總論》中譯本,澳門大學法院院法律翻譯辦公室出版,第239頁及其背頁。
6 見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著《Comentário de Código Penal》第1120頁第2點:原文:O bem urídico protegido pela incriminação é a intangibilidade do sistema official de provimento no exerírcio de função pública ou dependents de título público ou de autorização ou homologação da autoridade públ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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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310/2020 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