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661/2020號（刑事上訴案）
日期：2021年7月1日
重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不當扣留證件罪」之犯罪構成
- 量刑
裁判書內容摘要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之法則，或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第6/97/M號法律第6條規定：“凡扣留他人的身分或旅遊證件，意圖為自己或他人取得不法利益，或對他人造成損害或強迫他人作為或不作為或容忍某種活動者，處一至五年徒刑。”
作為「不當扣留證件罪」犯罪客體之證件，是具備身份認別功能的證件，包括：身份證件和旅遊證件。
對於澳門居民來說，身份證件為澳門居民身分證，旅遊證件則有多種，因此，得以識別一具體證件所必需的資訊或事實，例如：證件名稱、號碼、是否有效等，是裁定行為人是否構成不當扣留證件罪不可缺少的事實。
本案，控訴書中只是高度簡單概括地提及被害人被迫交出其“旅行證件”，然而，“旅行證件”屬高度概況之概念，倘若不清楚是哪一具體證件，那麼，便缺乏將之歸為“旅行證件”類別之基礎。這樣，基於不足之犯罪構成事實所作的判決，也就導致了適用法律上出現了瑕疵。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661/2020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1年7月1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0-0037-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於2020年5月28日，合議庭裁定：
1.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
《澳門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共犯），判處2年3個月的徒刑；
第6/97/M號法律第6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當扣留證件罪」（共犯），判處2年3個月的徒刑。
2.兩罪並罰，合共判處嫌犯3年3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
*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245頁至第281頁）。
上訴人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上訴人認為原審合議庭尊敬的法官閣下，在下列之事宜上，在審查證據時出現了錯誤，使判決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2.(一)關於原審判決書內針對“應嫌犯等人要求，被害人被迫交出了旅遊證件、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話給嫌犯等人保管”之既證事實(第8點)。
3.對於上述之事實，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並為著一切之法律效力提出爭議及反對。
4.根據庭審當中被害人(B)，作出如下的證人證言:
(Recorded on 14-May-2020 at 09.53.28 (3)ARKK8G00720121) -Part)(由8:53至9:22)
法官: 咁你應左佢地嘅要求交左旅遊證件啦、平板電腦啦、手提電話比嫌犯等人保管嘅。
B: 我無同意過，佢一手就搶起左。
法官: 啫係你唔同意嘅。
B: 係。
法官: 但係佢要求你交，咁係你自己拎出黎定係身上面摷啊?
B: 係我身上摷囉。
法官: 咁證件就比佢攞走左啦？
B: 係。
……
(Recorded on 14-May-2020 at 09.53.28 (3)ARKK8G00720121)- Part) (由10:14至10:24)
法官: 啫係當時係你想走佢地唔比你走個種定係你都唔想….
B:因為我所有野都比佢扣留住，身份證、電話都比佢扣留住，我根本走唔到。
5.上述的證人證言，乃是原審合議庭形成判決書內第8點既證事實之心證的重要證據。
6.根據被害人(B)的證言，指出其證件被嫌犯(上訴人)取走，並指其所有東西，包括身份證、電話都被扣留住。
7.然而，參看卷宗第46頁，顯示被害人(B)在司法警察局進行詢問措施時，是自行出示其身份證。
8.參看卷宗第118至119頁，顯示並未在嫌犯(上訴人)身上搜獲任何與本案有關的或違法的物件。
9.根據卷宗第59頁，顯示嫌犯(上訴人)於2017年7月6日、18時11分，入境澳門。
10.由此可見，倘若被害人(B)的身份證，已被嫌犯(上訴人)取走;則為何被害人(B)又能夠向司法警察局出示其身份證!
11.參看卷宗第41至43頁，顯示於2017年7月8日，透過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在關閘邊境(珠澳跨境工業區)進行攔截，從而接觸到被害人(B);其當時是持有自己的身份證。
12.明顯地，針對被害人(B)這一部份的證人證言，與客觀事實相比較，實在存有重大疑問。原審合議庭在形成判決書內第8點既證事實的心證時，明顯是沾有違反邏輯法則的瑕疵。
13.為此，原審合議庭在獲證明事實第8點的認定上，明顯是出現錯誤，為著一切法律效力，上訴人對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第8點之事實提出爭議，並認為有關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得證實，且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不當扣留證件罪，應改判為“無罪”
14.(二)關於原審判決書內針對“在該酒店房間內，嫌犯警告被害人: 『在未支付欠款前，不准他獨自離去』”;“被害人在該酒店房間內被嫌犯、C及D繼續輪流看守或監視，即使被害人去洗手間也是”;以及“2017年7月6日，嫌犯指使C及D繼續輪流看守被害人”之既證事實(第7點、第10點、第11點)。
15.對於上述之事實，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並為著一切之法律效力提出爭議及反對。
16.根據庭審當中被害人(B)，作出如下的證人證言:
(Recorded on 14-May-2020 at 09.53.28 (3)ARKK8G00720121) - Part) (由14:51至15:17)
律師: 咁你有無去飲酒啊?
B:無，當日佢地有去飲酒，但係我身體不適，我完全唔想出去。
律師: 無，當日佢地有去飲酒，但係我身體不適，我完全唔想出去。
律師: 咁點解你唔係飲酒嗰時呢逃離現場呢?
B:因為當時我受到好大刺激，我完全成個人係頭痛，我完全係根本唔想郁，我寧願留係一個安全地方。
17.在原審判決書內有關的判案理由，指被害人(B)講述了案發經過，被嫌犯等人限制在房間內;從而認定原審判決書內有關第7點、第10點、第11點的既證事實。
18.然而，從上述由被害人(B)在審判聽證時所回答辯護人的問題，表示當日嫌犯等人外出飲酒，而被害人並未有一同前往:當其被問及為何不籍此離開現場，而被害人表示希望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19.根據被害人(B)上述的證言，其認為案發現場(房間)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20.同時，被害人(B)亦表示其不想走;相反地，希望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案發現場)。
21.分析上述的證言，我們難以毫無疑問地肯定被害人(B)，於案發時是被限制在房內;還是其自願地留在房內。
22.事實上，必須要確定被害人的主觀意願，才可以確定有否構成剝奪其人身自由之犯罪事實。
23.因此，針對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透過被害人(A)在庭審時前後矛盾的證言，從而認定原審判決書內第7點、第10點、第11點的事實，這明顯是沾有違反經驗法則及邏輯法則的瑕疵。
24.為此，原審合議庭在獲證明事實第7點、第10點、第11點的認定上，明顯是出現錯誤，為著一切法律效力，上訴人對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第7點、第10點、第11點之事實提出爭議，並認為有關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證得證實。
25.基於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 法官閣下，將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罪，改判為“無罪”。
(三)關於犯罪預防及量刑
26.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不同意上述觀點而持有相反的立場;則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 法官閣下，考慮以下的上訴理據。
27.對於原審法院所作之判決，尤其是量刑的幅度以及科處實際徒刑方面，除抱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表示不予認同，上訴人認為當中作出的量刑過重，故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規定，提起本上訴並作出闡述如下:
28.根據澳門刑事法律制度之規定，刑事制裁的適用僅具有預防性的目的，而非作為報復的手段。
29.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1款的規定，“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皆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這是本地區一如既往的刑罰根本精神。
30.在本案當中，上訴人所涉及之犯罪為“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共犯)，判處2年3個月徒刑”及“一項不當扣留證件罪”(儘管透過本上訴狀所陳述的理據，上訴人認為其在罪名的認定方面存在瑕疵)
31.而在原審判決書判案理由中僅指出“考慮到本案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屬較高、嫌犯犯罪的故意程度甚高，以及考慮了與本案有關的其他情節，尤其是嫌犯誘使被害人到內地，再聯同其他人士將被害人禁錮，發送視頻迫令被害人的父親替被害人還款（外圍賭債）且嫌犯在案中欠缺坦白悔過的表現。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32.對於原審法院所考慮的量刑情節，在應有的尊重下，上訴人表示不予認同。
33.首先，針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方面，在過程當中，明顯是存在嫌犯們一起外出，而留下被害人一人在酒店房間的情況，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認為存在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明顯地，在剝奪自由的程度方面相對較低，不法性亦相對較低。
34.在針對“不法扣留證件”方面，儘管上訴人不予認同，根據已獲證明的事實，亦僅指出“被害人被迫交出旅遊證件、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話給嫌犯等人保管”，但當中並未包括被害人的身份證明文件。
35.眾所周知，在現今資訊發達的社會，只要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亦足以在中國內地證實自己的身份，而不會造成太大的不便。
36.而一般情況下，倘若要透過扣留證件而獲取不法的利益，應當會將被害人身上的全部身份證明文件進行扣押，而已獲證明的事實當中，並未能證實嫌犯們有作出這樣的行為，明顯地，在不法性的程度上相對較低。
37.同時，在本案當中，上訴人所追討的是被害人自決而參與賭博輸掉的款項，而最終亦沒有任何實害性的結果發生。
38.另外，對於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中特別指出“嫌犯在案中欠缺坦白悔過的表現”，上訴人表示有關的情節不應作任何不利的考慮。
39.因為根據判決書中所載“嫌犯A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40.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50條第1款c)項、第324條第1款之規定，行使“沉默權”是屬於嫌犯的基本權利，不會因此而受到不利的後果，在應有的尊重下，原審法院在判決理由中特別載明“嫌犯在案中欠缺坦白悔過的表現”，明顯是對於“沉默權”這一基本權利的損害。
41.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規定“一、拘留或拘禁他人，或使之維持在被拘留或被拘禁狀態，又或以任何方式剝奪其自由者，處一年至五年徒刑。”
42.根據第6/97/M號法律第6條(不當扣留證件)之規定“凡扣留他人的身分或旅遊證件，意圖為自己或他人取得不法利益，或對他人造成損害或強迫他人作為或不作為或容忍某種活動者，處一至五年徒刑。”
43.從法律的規定上可以看到，不論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還是“不當扣留證件”的罪名，在量刑的幅度上較大，需要多方面考慮當中的情節，才能作適符合刑罰目的的量刑。
44.透過上文所陳述的內容可以得知，在本案當中對被害人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以及扣留證件的狀況，在過程當中，並沒有對被害人作出任何傷害，甚至還邀請被害人一同「飲酒作樂」，在被害人不願意參與的情況下，更留下被害人一人在酒店房間，這些事實，均可以顯示本案對被害人作出的行為，並沒有達到有效限制的程度。
45.而透過參考澳門中級法院第1124/2019號合議庭判決書中所載的內容，當中雖然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而維持被上訴裁決，但可以留意到當中“第一嫌犯 A 被控告為直接正犯（共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第 8/96/M 號法律第 13 條及 14 條並配合《刑法典》第 219 條第 1 款的一項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賭博高利貸），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並罰禁止進入本澳博彩娛樂場所為期三年之附加刑。第一嫌犯 A 被控告為直接正犯（共犯），以既遂行為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 152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罪名成立，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第一嫌犯上述兩罪競合，合共判處三年徒刑之單一刑罰，緩期三年執行，並判處其禁止進入本澳博彩娛樂場所為期三年之附加刑，該附加刑不予緩刑。”
46.參考澳門中級法院第849/2015號合議庭裁判案，同樣地，雖然有關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及維持原審裁決，但可以留意到當中“嫌犯 A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14-0289-PCC號卷宗內被控觸犯一項第 8/96/M 號法律第 14 條(結合同一法律第 13 條及《刑法典》第 219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文件的索取或接受罪」，改判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 8/96/M 號法律第 13 條第 1 款配合《刑法典》第 219 條第 1 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為賭博的高利貸罪」，被判處七個月徒刑；一項第 6/97/M 號法律第 6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 「不當扣留證件罪」，被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暫緩二年執行。”
47.上訴人知悉及明白，尊敬的法官 閣下在每一個獨立的案件中，均是運用其智慧及經驗，從而進行審判及衡量有關的刑罰幅度。
48.但從其他的案件進行參考，在本案當中，原審法官明顯是以較為嚴苛的尺度，來對上訴人涉嫌觸犯的罪名進行量刑。
49.但考慮到卷宗所載的情節，考慮到上訴人屬於初犯，無任何犯罪紀錄前科。
50.上訴人雖然僅具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歷，但現在任職司機，亦屬於正當職業，每月收入為10,000至12,00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一名女兒。
51.上訴人的女兒E被錄取入讀X學校幼稚園一年級，兒童在剛踏入校園學習的階段，是一個迅速成長的過程，在這個階段當中，父母的陪伴及指導是不可缺少的。(見文件2)
52.倘若現時被判處實際執行徒刑，上訴人不但無法陪伴年幼的女兒成長，亦會使家中的一切事務及經濟負擔均落在其太太一人身上。毫無疑問，這是對上訴人及其整個家庭帶來難以彌補的損害。
53.此外，上訴人的身體狀況欠佳，近日出現疴血便的症狀，由於上訴人曾經患有痔瘡及曾經進行切割手術，現時可能復發或罹患其他腸道疾病，上訴人現時已預約醫生於2020年6月20日接受診治及抽取身體組織樣本進行檢查及化驗，其似乎存在長期病患。
54.在澳門的刑法理論中，對於犯罪的預防和特別預防，儘管法律賦予審判者對刑罰確定之自由，但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受到法律約束之司法活動，對法律的真正適用;
55.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1款之規定，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56.故此，審判者在量刑時，必須考慮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之需要，同時也須考慮所有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為了預防犯罪之要求，亦需考慮上訴人在刑罰消滅後能夠重返社會的要件，且不得超過其罪過程度。
57.針對刑法中所指的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上訴人既然已侵犯了法益，自然應當對其作出處罰，至於以何種方法去教化或希望彌補，以免日後重複出現同一的問題。
58.在本案當中，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數罪並罰，實際執行三年三個月之徒刑，明顯是用一種過度嚴苛的尺度去進行量刑，有關的量刑完全違反適度原則。
59.考慮到以上所述的一切情節，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對上訴人重新進行量刑，就上訴人所觸犯之犯罪進行競合，判處一個不超逾三年徒刑之刑罰。
60.同時，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亦根據《刑法典》第48條第1款之規定，考慮上訴人之人格良好，過往沒有犯罪紀錄前科，現時在澳門有穩定的家庭，有年幼的女兒需要扶養，為重要的家庭經濟支柱，該案件發生至今已近三年的時間，上訴人亦已有穩定的職業及收入，重新過著正常及守法的生活。可見，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
61.為此，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在判處不超逾三年徒刑的同時，亦給予上訴人暫緩執行徒刑的機會。
62.綜上所述，基於上訴人被判處合共三年三個月徒刑，違反適度原則，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對上訴人重新進行量刑，並判處一個較低的刑罰;就上訴人所觸犯之犯罪進行競合，合共判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並給予暫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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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應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並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285頁及288頁背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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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改判一較輕刑罰並給予緩刑。（詳見卷宗第352頁至第3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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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了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本合議庭兩名助審法官亦相繼檢閱了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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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本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1) 2016年初，一名男子F向被害人B（澳門居民）借取澳門幣四萬元。F其後介紹了嫌犯A給被害人認識。
2) F向被害人推介了一個外圍足球投注網站。結果，被害人在該網站賭博中輸掉了二十萬元港幣。為此，嫌犯多次向被害人催收前述的賭博債務。
3) 為此，嫌犯與被害人於2016年11月28日在澳門簽署了一份借貸合約聲明書，嫌犯向被害人追收貳拾貳萬伍仟元港幣的債務（合約副本見卷宗第64頁）。
4) 2017年5月某日，嫌犯透過不明的途徑，以F在內地從商兄長的名義，通過“微信”提出F向被害人還款。被害人信以為真，答應到中國江門收款。
5) 2017年7月5日，被害人經關閘離開澳門前往江門。
6) 同日晚上約8時30分，嫌犯及兩名中國內地男子王文斌及D將被害人帶往江門市蓬江白沙大道東橋鄉“XX酒店”830號房間。
7) 在該酒店房間內，嫌犯警告被害人：「在未支付欠款前，不准他獨自離去」。
8) 應嫌犯等人要求，被害人被迫交出了旅遊證件、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話給嫌犯等人保管。
9) 在該酒店房間，嫌犯、C及D以長途電話（號碼：…）致電被害人父親G說：「你個仔問我們借了錢，而家你要幫佢還三十萬」。
10) 被害人在該酒店房間內被嫌犯、C及D看守或監視，即使被害人去洗手間也是。
11) 2017年7月6日，嫌犯指使C及D繼續輪流看守被害人。當日嫌犯離開XX酒店返回澳門。
12) 2017年7月7日下午2時30分，江門市公安局接到報案，派民警前往江門市蓬江白沙大道東橋鄉XX酒店830號房救出被害人，當場截獲C及D。
13) 嫌犯與其他人士在共同意願及分工合作，且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誘使被害人前往中國內地，乘機剝奪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並扣留了被害人的證件，目的是強迫被害人及其父親償還被害人欠下已證事實第二點的賭債。
14) 嫌犯知悉其行為乃本澳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此外，還查明：
嫌犯A表示具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歷，司機，每月收入為10,000至12,00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一名女兒。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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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證明的事實：
控訴書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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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宜，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且由其上訴理由闡述結論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已轉為確定。（參見中級法院第18/2001號上訴案2001年5月3日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103/2003號上訴案2003年6月5日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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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的問題為：
- 在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
- 不當扣留證件罪
-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 量刑過重
- 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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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針對「不當扣留證件罪」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認定“應嫌犯等人要求，被害人被迫交出了旅遊證件、平板電腦及手提電話給嫌犯等人保管”為既證事實(第8點)，然而，被害人返回澳門時被警方攔截，接著，其在司法警察局進行詢問措施時，自行出示了身份證。這說明被害人的證件並無被扣留。因此，原審法院在認定相關事實時，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之瑕疵。
針對「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上訴人認為，根據被害人在審判聽證中回答法官及辯護人提問時所作之聲明，一方面，被害人表示，其行動被上訴人等限定在酒店房間內，並被看守；另一方面，其表示，當日上訴人等邀請被害人一同外出飲酒，而被害人並未有一同前往，而是留在酒店房間，是希望留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這樣，被害人是被限定在酒店房間，還是自願留在酒店房間，存在疑問，而被害人的主觀意願，是確定上訴人有否構成剝奪其人身自由之犯罪事實。因此，針對上訴人被判處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透過被害人在庭審時前後矛盾的證言，從而認定原審判決書內第7點、第10點、第11點的事實，這明顯是沾有違反經驗法則及邏輯法則的瑕疵。因此，獲證明之事實第7點、第10點、第11點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獲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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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之法則，或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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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的理據不能被支持。
綜觀被上訴判決，原審法院綜合分析了所得的全部證據，包括：被害人及其他證人的證言，上訴人等人發送給被害人父親的訊息和視頻，被害人和上訴人的同伙被內地公安警截查的文件資料，以及其他證據，而認定上訴人等扣留了被害人的某一證件（是否是旅行證件我們在下一個問題分析），以及將被害人的行動限定在酒店房間，沒有清還借款不得離去之事實，並不存在違反經驗法則、邏輯法則的情形。
在分析證據時，我們要全面整體地進行分析，充分考慮事件的整個過程。
被害人被上訴人等扣留了某一證件（是否是旅行證件我們在下一個問題分析），隨後，内地警方解救了被害人並同時截獲了上訴人的其他同伙，因此，被害人回澳門時，可以出示其澳門居民身份證，並不能從根本上説明被害人的其他某一證件完全不曾被扣留。
我們不但對所得的全部證據，具體到其中一項證據，諸如證人的證言，都應全面整體地分析，不能將證人所述之事實經過切割獨立開來，更不能將所切割的其中一段陳述當作就整個事實過程的陳述。
本合議庭認為，上訴人將各種證據予以切割獨立，其不僅將被害人的證言切割獨立出來，還將被害人的證言内容分段切割獨立，只選取了對其有利的部分。
實際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於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之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客觀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藉此，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其上訴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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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當扣留證件罪」之犯罪構成
事實上，本案存在一個法律適用方面的問題，即：控訴事實和經庭審之後所認定的事實，是否符合不當扣留他人證件罪的全部構成事實。
這一點是屬於依職權審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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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7/M號法律第6條規定：“凡扣留他人的身分或旅遊證件，意圖為自己或他人取得不法利益，或對他人造成損害或強迫他人作為或不作為或容忍某種活動者，處一至五年徒刑。”
作為「不當扣留證件罪」犯罪客體之證件，是具備身份認別功能的證件，包括：身份證件和旅遊證件。
對於澳門居民來說，身份證件為澳門居民身分證，旅遊證件則有多種，護照、海員證、專門往來內地澳門的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回鄉證）、漁民證等等，因此，能夠顯示有關證件是什麼證件、證件的號碼、證件的有效期之事實，是裁定行為人是否構成不當扣留證件罪不可缺少的事實。
本案，控訴書中只是高度簡單概括地提及被害人被迫交出其“旅行證件”，然而，澳門居民身份證並不包含在旅行證件類別中，“旅行證件”所包括的證件種類很多，“旅行證件”屬高度概況之概念，倘若不清楚是哪一具體證件，那麼，便缺乏將之歸為“旅行證件”類別之基礎。
此外，雖然已證事實第5點指被害人從關閘進入內地，但這並不足以顯示嫌犯等人扣留的是被害人的港澳居民往來內地身分證（回鄉證）；根據第82頁至第85頁的資料，內地公安在營救被害人時拘捕了涉案人C及D，當中，也沒有顯示被害人的“回鄉證”被扣留。
雖然被害人在庭審時提及上訴人等取走其所有物品，包括身份證，但是，無論如何，相關被扣留證件的必需且具體之資料並沒有在控訴書中出現，也沒有透過《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之規定更正控訴書，將相關的事實納入訴訟標的，那麼，基於不足之犯罪構成事實所作的判決，也就導致了適用法律上出現了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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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由於上訴人被控告的“不當扣留他人證件罪”之事實不足，不能發回重審，故此，應開釋上訴人被控之一項第6/97/M號法律第6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當扣留他人證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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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量刑
由於上訴人獲開釋一項「不當扣留證件罪」，那麼，須就餘下的「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進行重新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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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 40 條和第65條規定了刑罰之目的及量刑準則。
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第1款規定，刑罰之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即：從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個方面作考量。前者，主要從一般預防的積極方面考慮，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取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刑法典》第40條第2款規定了刑罰之限度，確定了罪刑相當原則。根據該原則，刑罰的程度應該與罪過相對應，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得超出事實當中的罪過程度。
《刑法典》第65條規定了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在確定刑罰的份量時，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每一項情節都不應被孤立評價，需綜合所有情節作出整體判斷，從而決定適合的具體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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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可被判處一年至五年徒刑。
上訴人與他人合謀、合力，以軟禁方式將被害人的行動自由限定在酒店房間內，未見使用暴利或以重大惡害相威脅；上訴人係初犯，家庭、經濟和職業建基在澳門且穩定。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經考慮行為人的罪過和預防犯罪的要求，以及不屬罪狀的加重或減輕情況，尤其是：犯罪事實的不法程度、實施犯罪事實的方式、犯罪事實所造成的後果、犯罪的故意程度、犯罪時行為人的情緒狀態、犯罪的目的或動機、嫌犯的個人及經濟狀況和犯罪前後的表現等，就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共犯），判處2年3個月徒刑，並無過度、過重、罪與罰不符的情形，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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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刑法典》第48條（前提及期間）規定：
一、 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
經綜合考察上訴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結合特別預防以及一般預防的綜合考量，本合議庭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徒刑作威嚇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故此，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予以暫緩執行所判之徒刑，為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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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裁定：
1. 上訴人A被控告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第6/97/M號法律第6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當扣留證件罪」（共犯），改判：罪名不成立；
2. 上訴人A被控告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觸犯《澳門刑法典》第152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共犯），維持判處2年3個月徒刑，但是，予以緩期3年執行。
3. 維持原審判決的其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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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須支付其敗訴部分的訴訟費用，其中司法費定為3個計算單位，其他訴訟費用及負擔減半。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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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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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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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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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但本人認為應維持原判)。
1 檢察院答覆之理據如下（結論部分）:
1 - Vem o arguido, na sua motivação ora apresentada, invocar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padece d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e de erro de direito pel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proporcionalidade.
2 - Relativamente ao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tende o arguido, mediante o presente recurso, demonstrar que está inocente dos crimes de sequestro e de retenção indevida de documento por que foi condenado na forma consumad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o n.º1 do artigo 152.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no artigo 6.º da Lei n.º 6/97/M.
3 - Quanto ao crime de retenção indevida de documento, invoca o arguido que existe dúvida quanto ao destino do documento de identidade do ofendido por este, na sua volta para RAEM, conseguir apresentar o seu documento de identidade aos agentes policiais, isto mostra que nunca ocorreu o facto de o seu documento de identidade ter sido retido pelo arguido, assim, deve o arguido ser absolvido do crime de retenção indevida de documento ora acusado.
4 - Face a isto, entendemos que, para além do exposto n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constante de fls. 224 v. a 225 v. dos presentes autos, é de salientar que, no nosso modesto entendimento, não existe tal dúvida ora invocada. Confirmou o ofendi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o arguido lhe obrigou a entregar o seu documento de identidade, i-pad e telemóvel e, na altura, estavam no quarto de hotel não só o arguido, mas também outros dois indivíduos que mais tarde foram detidos pela entidade policial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assim, deve ser os agentes policiais da RPC encontraram objectos esses e entregaram os mesmos ao ofendido (com excepção do seu telemóvel por ter sido retido pela entidade policial da RPC, cfr. fls. 44), daí que o ofendido conseguiu apresentar o seu documento de identidade aos agentes policiais na altura da volta para RAEM.
5 - No que respeita ao crime de sequestro, invoca o arguido que não devem ser considerados provados os factos n.º 7, 10.º e 11.º constante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Dado que, conforme o depoimento prestado pelo ofendi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foi apenas o ofendido não queria sair do quarto de hotel e não foi o arguido que privou a liberdade do ofendido, assim, deve o arguido ser absolv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sequestro.
6 - Nestes termos, entendemos que o depoimento do ofendido presta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eve ser interpretado duma forma coerente, não se deve avaliar parte do depoimento sem atender à restante parte, facto é que o tribunal conjuga o depoimento do ofendido com as demais provas existentes no caso para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da respectiva condenação.
7 - No nosso entendimento, conform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nstant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 tribunal chegou a um entendimento lógico e razoável de que o arguido praticou o crime de retenção indevida de documento e de sequestro em co-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8 - Nestes termo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que a "questão" em causa se nos mostra relacionada com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não com o imputa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9 - Neste caso,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ssentou no resultado d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disponíveis nos autos e produzidos em julgamento, convicção essa que é livre, está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10 - Por outro lado, manifesta o arguido a não concordância sobre a pena única que lhe foi aplicada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sequestro e de retenção indevida de documento, entende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a o princípio de proporcionalidade, requer assim que seja reduzida a sua pena única para inferior a 3 anos e que seja concedida a respectiva suspensão de execução.
11 - Nestes termos, tendo em conta os factos que, se provou o arguido ter praticado, os mesmos consubstanciam um crime de sequestro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igo 152.° do CPM e um crime de retenção indevida de documento previsto no artigo 6.° da Lei n.º 6/97/M, o arguido é condenado, por cada crime, na pena de 2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Em cúmulo jurídico dessas penas parcelares, é condenado o arguido numa pena única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12 - Invoca o arguido, para 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outro caso para servir de referência, no entanto, entendemos que cada caso é um caso, não se pode comparar directamente a pena aplicada no nosso com a pena aplicada noutro processo.
13 - Facto é que as penas parcelares e a pena única de 3 anos e 3 meses de prisão aplicadas ao arguido situam-se dentro das molduras abstractas dos crimes em causa legalmente previstas e não são muito acima dos seus limites mínimos.
14 - Face ao caso, consideramos que já não é adequada a redução da pena única do arguido.
15 - E pena essa, cuja execução não pode ser suspensa face ao disposto no n.º 1 do artigo 48.°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por ultrapassar já pena de prisão de 3 anos.
16 - Neste caso,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foi já ponderada e analisada pelo tribunal, atendendo especialmente ao facto de ser primário,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de silêncio,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tanto geral como especial, o grau de ilicitude do facto, o modo de execução destes, a intensidade do dolo, bem como a conduta anterior ao facto e a posterior a este, tal como consta do acórdão recorrido.
17 - Entendemos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adece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e de erro de direito pel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proporcionali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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