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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722/2020號
主 上 訴人:A
從屬上訴人: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Companhia de Seguros de B. S.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以普通訴訟程序控告嫌犯C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142條第1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並建議依據《道路交通法》第94條第(一)項之規定,中止嫌犯駕駛執照之效力。
被害人A(民事請求人)針對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被請求人)提出了民事賠償請求(載於卷宗第75頁至第81頁背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請求賠償:1)手錶及戒指的損失;2)工作損失;3)將來的損失(醫療、藥物、工資等損失);4)非財產損害;5)保留追究因傷殘率而造成的損害賠償等。此外,民事請求人提出縮減及擴張的請求(載於卷宗第376頁至第377頁背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並請求縮減已領取的工作損失賠償;此外,也請求追加嗣後工作損失的賠償及因傷殘率而造成的損害賠償等。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2-20-0078-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作出了以下的判決:
1. 嫌犯C作為直接正犯,其既遂及過失的行為已構成:
《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1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1年3個月的徒刑,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本特區政府支付10,000澳門元的捐獻。
作為附加刑,禁止嫌犯駕駛為期9個月。
為着執行附加刑的效力,倘若判決轉為確定,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0日內將所有駕駛文件交予治安警察局(交通部),否則將構成「違令罪」(第3/2007號法律所核准的《道路交通法》第121條第7款及第143條)。
2. 判處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民事被請求人)支付民事請求人(A)合共355,092.22澳門元(三十五萬五千零九十二元二角二分澳門元),作為本案交通意外對被害人所引致的(且目前可結算的)財產及非財產損害賠償,以及由判決作出之日起計直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就本案的傷害(以被害人的右髖關節及左膝關節的傷患為限)對被害人所引致的醫療、藥物、工資的損失,以及就本案對被害人所引致的長期部分無能力(IPP)的賠償,則留待將來執行時再作結算,且該等賠償應由民事被請求人(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承擔(並以卷宗第202頁的保險合同金額為限)。
判處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須向E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支付207,441澳門元(二十萬七千四百四十一澳門元),作為返還後者向被害人所墊支的並由是次交通意外所引致的相應的醫療費及工資損失的賠償,並連同由判決作出之日起計直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駁回其他民事賠償請求。

民事請求人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
關於工作損失賠償之部份
1.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載於原審法院判決書第17-18頁中指出「…根據卷宗第333頁的鑑定結果,被害人的暫時絕對無能力(ITA)時間由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4月14日;雖然證人D表示被害人自案發起一直沒有上班,但關於2019年4月14日後的缺勤原因,案中未載有相關的文件證明,尤其是醫生證明。因此,本院認為應按照第333頁的鑑定結果計算被害人的暫時絕對無能力(ITA)時間。為此,根據被害人為月薪工人及按照其工資變化,由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7月31日,暫時絕對無能力的時間為13日;由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14日暫時絕對無能力的時間為8個月零14日。…。」之裁判,並認為原審法院上述對認定工作損失賠償屬重要事實方面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瑕疵。
2. 雖然,本案獲證事實顯示,“被害人現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販毒罪,案件現處於候審期間,被害人於2019年5月9日21:35被該案件所拘留,同日被宣告成為嫌犯,翌日被採取了羈押措施;直至庭審,被害人仍在該案件維持羈押的狀態。被害人公司得悉其因刑事案件而涉案後,已終止了與被害人的僱用關係。”(粗體及底線為本人所加)。
3. 然而,上訴人於民事請求聲請書及縮減及擴張請求聲請書(見卷宗第78及其背頁、第376-377背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中提出,是次交通意外發生前,上訴人在XX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職位為貴賓服務部公關,其月薪金為HKD$20,670.00(折算為MOP$21,290.10),並於2018年8月1日起,每月薪金調升為HKD$25,670.00(折算為MOP$26,440.10)(見卷宗第151頁的工作及收入證明,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4. 是次交通意外的發生,導致上訴人在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5月10日不能上班(合共296日,見卷宗第30頁、第35頁、第37頁、第122-129頁、第230頁、第289-290頁的疾病證明,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失去原本應有的每月薪金。
5. E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訴人支付了MOP$128,293.00作為本案所引致的工資損失(見卷宗第237-290頁的資料 ,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故上訴人尚有損失薪金為MOP$130,351.00[=(20,670.00*1.03/30*13)+(25,670.00*1.03/30*283)-128,293.00]。
6. 民事證人D(被害人的丈夫)在庭審聽證中作證,亦表示,“自意外起,被害人一直未有上班工作,因為被害人感到腳部痛楚”(見原審法院判決書第11頁)。
7. 結合以上書證及人證,可以證實到上訴人於2019年5月9日21:35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販毒罪而拘留時,上訴人仍被鏡湖醫院主診醫生建議理療、門診複查及病假休養(見卷宗第289-290頁的疾病證明,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8. 而且,根據2019年7月9日所發出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所指,對於評定上訴人暫時絕對無能力(ITA)的時間方面,亦是取決於上訴人主診醫生給予其的病假單為準(見卷宗第333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9. 以上所見,上訴人的康復期(暫時絕對無能力(ITA)時間)並非只是由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4月14日,亦並非如原審法院所指關於2019年4月14日後的缺勤原因,案中未載有相關的文件證明。
10. 因此,原審法院僅以載於卷宗第333頁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駁回上訴人自2019年4月14日後續的工作損失賠償請求,係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瑕疵。
11. 基於此,根據卷宗第289-290頁的疾病證明,應認定為上訴人康復所需期間為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5月10日(合共296日),而在此康復期內所產生工作損失費用應計算入上訴人相應的損失之中,並改判上訴人應獲得其所喪失296日的工資賠償為MOP$130,351.00。
關於非財產損害賠償之部份
12.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載於原審法院判決書第18-19頁之關於非財產損害賠償為MOP$250,000.00之裁判,並認為原審法院在評定非財產損害賠償方面不符合《民法典》第489條及第487條之衡平原則之規定。
13.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489款規定適用衡平原則,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訂出上述金額時,除了為補償上訴人基於是次事故所受的具大痛楚外,亦應當考慮例如上訴人的年齡、受傷前的身體狀況、原來的經濟、生活條件及其在受害後對健康及身心傷害將困擾上訴人的餘生等。
14. 在結合獲證事實以及載於卷宗第289-290頁的疾病證明可以得知,上訴人於事故發生時年齡僅為26歲,身體健康,活動不受任何限制,有正當工作及穩定月收入,生活環境較為富足。
15. 然而,上訴人的身體因是次事故遭受傷害並需要在鏡湖醫院住院13日,期間需要接受右髖關節脫位手法復位、右足第2、3、4蹠骨骨折骨折手法復位石膏外固定術,左膝開放性傷口清創縫合及藥物對症治療,直至2019年5月10日仍被鏡湖醫院主診醫生建議理療、門診複查及病假休養。
16. 根據2019年7月9日所發出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所指,對於評定上訴人暫時絕對無能力(ITA)的時間方面,亦是取決於上訴人主診醫生給予其的病假單為準;以及亦指出,上訴人的右髖關節被視為醫學上的治癒,但可能遺留局部輕度疼痛及活動輕度受限之症狀,故並沒有排除上訴人必要時需要接受對症治療(見卷宗第333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7. 可見,漫長且無止盡的治療期間對上訴人造成具大的痛楚,直接影響上訴人的生活與情緒。
18. 再者,是次交通事故導致上訴人右髖關節及左膝關節出現5%的傷殘以及令上訴人手部、背面、腰部及雙腳留下多處明顯的疤痕,尤其是左膝上,留有長達10CM的永久傷疤,這必然地會影響上訴人的個人外觀及降低其工作能力。
19. 根據澳門居民女性預期壽命為86.4歲(相關數據參照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1-2036澳門人口預測第11-12頁之內容),以上訴人於事故發生時年齡僅得26歲而言,本案所導致的傷患將伙隨及困擾著上訴人繼續生活多60年。
20. 可以肯定的是,上訴人因是次意通意外受傷後餘生根本沒有像過往般自如生活及工作,使原本較好的生活質素不斷下降。因此,在考慮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時,亦應考慮上訴人原本的生活條件。
21.上述種種事實完全體現到上訴人所遭受損害的嚴重性,符合《民法典》第489條所訂立的定出非財產損害賠償的理念—損害賠償金額必須與損害嚴重性相適應。
22. 最後,討論原審法院所作對上訴人之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裁判是否合適,上訴人認為應以一般澳門居民的角度出發更為合理,澳門2020年第一季就業調查總體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MOP$16,000.00(相關數據參照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0年第一季就業調查之內容)。
23. 而原審法院所裁判之MOP$250,000.00僅為上述就業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數金額之約15.6倍,相當於一名一般澳門居民15.6個月工作收入,根本不能與上訴人上述如此長年期傷患痛楚困擾相對稱。
24.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澳門地區通脹不斷,直接導致貨幣購買力下降。這一因素亦係在定出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時所應考慮之列。
25. 在本案中,足以認定上訴人在肉體上的疼痛、精神上的不快、情緒上的悲痛,且這些都是對上訴人造成深遠的影響,而支付上訴人非財產損害賠償其中一個目的正正是補償上訴人以及使上訴人盡可能忘卻基於本案交通事故所受的嚴重傷害。
26. 因此,原審法院定出的非財產損害賠償金額MOP$250,000.00是不適當的,違反了《民法典》第489條及第487條之規定。
27. 考慮到上訴人所受的傷害及痛楚程度的嚴重性、交通意外之後其身體及精神狀況以及各項治療,為其帶來餘下人生的影響及即將面對的通脹率,請求中級法院改判上訴人獲得一項金額不低於MOP$800,000.00的非財產損害賠償至為合適。
關於傷殘率而造成的損害賠償之部份
28.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認為載於原審法院判決書第19-20頁之關於評定傷殘率而造成的損害賠償方面錯誤適用《民法典》第560條之規定。
29. 雖然,在本案已查明事實(見原審法院作出判決書第5-9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當中指出,上訴人現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販毒罪,案件現處於候審期間,上訴人於2019年5月9日21:35被該案件所拘留,同日被宣告成為嫌犯,翌日被採取了羈押措施;直至庭審,上訴人仍在該案件維持羈押的狀態。以及,上訴人公司得悉其因刑事案件而涉案後,已終上了與上訴人的僱用關係。
30. 然而,正如上述已提及,結合載於卷宗第289-290頁的疾病證明及人證,可以證實到是次交通意外的發生,導致上訴人在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5月10日期間仍不能上班,亦即上訴人於2019年5月9日21:35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販毒罪而拘留時,上訴人仍不能上班,因為上訴人仍被鏡湖醫院主診醫生建議其理療、門診複查及病假休養。
31. 事實上,與根據2019年7月9日所發出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所評定上訴人暫時絕對無能力(ITA)的時間方面亦不存在矛盾,因為該評定亦是取決於上訴人主診醫生給予其的病假單為準。而該臨床法醫學鑑定書亦指出,上訴人的右髖關節被視為醫學上的治癒,但可能遺留局部輕度疼痛及活動輕度受限之症狀,故並沒有排除上訴人必要時需要接受對症治療(見卷宗第333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2. 由此可見,造成上訴人右髖關節及左膝關節的長期部分無能力(IPP)為5%(0.05)並有權因此而獲得喪失收入能力賠償是基於本案交通事故的發生,與前僱主得悉上訴人因牽涉刑事案件後與其終止僱用關係是完全無關,因為無論上訴人在交通意外發生後是否因牽涉刑事案件而被採取羈押措施直至庭審,抑或是無論在交通意外發生後前僱主是否與上訴人終止僱用關係,上訴人仍一直受傷患困擾及病假休養,至少是次交通意外令上訴人無法繼續工作直至2019年5月10日,以及直至2019年6月11日上訴人的右髖關節仍留有局部輕度疼痛及活動輕度受限之症狀,需要對症治療。
33. 故上訴人因收入能力的喪失而有權獲得的賠償與是次交通意外是具有直接且密切的因果關係,因而有關的賠償應予支持及能夠即時作出判定。
34. 至於,原審法院考慮倘若上訴人被判罪名不成立而被前僱主重新聘用,或者上訴人被判罪名成立而被判處實際徒刑期間而無法工作,則屬於上訴人將來能否賺取工資的情況,因為收入的喪失是一項將來的損失。
35. 相反,本案中上訴人處於5%長期無能力狀態已經無法恢復假使未發生有關交通意外時應有的狀況,這是屬於一項現有及已查證的損失,而不論上訴人是否仍能收取受傷前所獲取的薪酬亦然,因為長期部分無能力而有權獲得賠償是因為其從事工作、從事一項體力或腦力工作的能力受到確定和長期的影響,是一個被永久剝奪的財富,應根據《民法典》第560條第5款及第6款規定適用衡平原則給予賠償。
36. 而就本案中關於計算上訴人因收入能力的喪失而有權獲得的賠償上,除了適用衡平原則外,僅應考慮上訴人在交通意外發生時的年齡(26歲),澳門平均退休年齡(65歲)、受傷前的身體狀況、學歷、工作、薪酬及長期部分無能力的比率。
37. 由於是次交通意外使上訴人自2019年6月11日(評定存有長期部分無能力5%之日)至2056年11月25日(65歲退休之日)(共37年5個月28日,即13683日)無法如正常人一般工作,以上訴人交通意外前的收益作計算標準,上訴人理應獲得賠償期間因工作能力受損而引致之損失為MOP$602,966.000(=25,670.00*1.03/30*13683*5%)。
38.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即時改判上訴人獲得一項金額不低於MOP$602,966.000的因“長期部分無能力”而喪失工作能力的民事損害賠償。
  綜上所述,請求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訴理由成立,並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規定,廢止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判,繼以判定:
- 被上訴人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向上訴人A支付喪失工資的損失,金額MOP$130,351.00);以及,
- 被上訴人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向上訴人A支付一項不低於MOP$800,000.00的非財產損害賠償;以及,
- 被上訴人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向上訴人A就喪失工作能力支付一項金額不低於MOP$602,966.000的財產損害賠償。

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對上述判決提起了從屬上訴,並同時對主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提出了答覆,其從屬上訴理由和答覆載於卷宗第526-551頁。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18年7月19日早上約8時04分,嫌犯C駕駛重型電單車,編號MR-XX-XX搭載同事、即被害人A由永利皇宮前往關閘(第18頁)。
2. 行車期間,被害人要求嫌犯減慢車速,嫌犯不以為然。
3. 當電單車駛至友誼大橋時,被害人目睹速度錶顯示93公里/小時或95公里/小時,嫌犯詢問被害人“你覺得我揸得快唔快?”,被害人回答“你揸得好快,我唔趕時間,你慢慢揸啦”。
4. 早上約8時17分,嫌犯駛經途經友誼圓形地,沿馬場北大馬路右車道行駛,方向往何賢紳士大馬路。
5. 當嫌犯駛至近編號173B03之燈柱,在轉彎時失控倒地,嫌犯及被害人均告受傷(第10及12頁)。
6. 根據被害人A臨床法醫學鑑定書,被害人左足第2至4蹠骨骨折,左足第1趾遠節趾骨骨折,左膝挫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共需6至9個月康復(以其主診醫生判定之康復期為準),對被害人身體的完整性造成傷害,相關臨床法醫學鑑定書在此為著適當的法律效力被視為全部轉錄(第37頁)。
7. 事件中,被害人所配戴的手錶[牌子:勞力士,2013年11月14日的購入價格為:港幣伍萬叁仟元(HKD$53,000)]及戒指(價值不詳)造成破損(第33至34、43至44頁)。
8. 意外發生時天晴,光線充足,路面乾爽,交通流量正常。
9. 嫌犯C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駕駛電單車搭載乘客,經過彎角、十字形交叉路口、T字形交叉路口、圓形地、駝峰路及其他能見度不足的地點時,應減慢速度,但仍不提高警覺及小心駕駛,而導致搭載的被害人A受傷。
10. 嫌犯明知上述行為是法律所不容及受法律制裁。
此外,還查明:
- 嫌犯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公關,每月收入為24,000澳門元,無需供養任何人。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此外,民事請求的部分還查明:
1) 在案發時,涉案之編號MR-XX-XX重型電單車的東主所投保的保險公司是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保單編號:…,賠償限額為MOP$1,500,000.00(見卷宗第18頁,其內容在此視為完全部轉錄)。
2) 卷宗第22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 重型電單車MR-XX-XX的車主為嫌犯。
4) 交通意外發生後,被害人被送往鏡湖醫院急診部救治。
5) 經鏡湖醫院檢查後,診斷被害人:1)右髖關節脫位2)左足2、3、4蹠骨遠段骨折3)左足第1趾的遠節趾骨睛折4)左膝開放性損傷5)全身多處挫擦傷(卷宗第30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6) 在住院期間,被害人需於GA麻下接受右髖關節脫位手法復位、左足第2、3、4蹠骨骨折骨折手法復位石膏外固定術,左膝開放性傷口清創縫合及藥物對症治療(卷宗第30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7) 出院後至2019年4月14日,被害人被醫生建議病假休養,暫時絕對無能力的時間為269日。
8) 被害人因是次交通意外之發生先後到澳門鏡湖醫院、XX醫療中心以及XXX綜合醫務中心進行治療,引起的住院及治療事項,截至提交民事請求聲請書之日,被害人花費的醫療和藥物費用合共為129,005澳門元。
9) 被害人已向其他保單之保險公司領取上述的賠償。
10) 是次交通意外發生前,被害人在XX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職位為貴賓服務部公關,其月薪金為港幣20,670.00元(折算為21,290.10澳門元),並於2018年8月1日起,每月薪金調升為港幣25,670.00元(折算為26,440.10澳門元)。
11) 是次交通意外的發生,導致被害人在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9月12日需住院。
12) 被害人為月薪工人。
13) 就本案所引致的交通意外,被害人已透過E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收取了合共207,441.00澳門元的賠償(當中包括128,293澳門元的工資損失,79,148澳門元的醫療費用賠償)。
14) 根據2019年2月1日所發出的醫生證明,被害人右髖及左足仍有疼痛,當時經醫生建議仍需繼續門診治療(卷宗第128頁及第129頁的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5) 根據2019年6月11日所進行的鑑定結果,由於針對被害人的右髖關節,考慮為醫學上臨床治癒,可能遺留局部輕度疼痛及活動輕度受限之症狀,必要時對症治療即可。
16) 根據2019年12月17日所進行的鑑定結果,針對被害人的左足部2、3、4蹠骨及第一足趾骨,由於被害人暫時沒有後遺症,故不需要後繼的進一步治癒。
17) 被害人於1991年11月25日出生。
18) 是次意外令被害人產生痛楚及恐懼。
19) 被害人對手錶及戒子受損感到婉惜。
20) 住院期間,被害人難以自理日常起居生活,如廁和洗擦身體均需要醫護人員或家人協助在床上處理,出院休養期間,被害人身體活動受阻,令被害人感到難受,對其情緒造成負面的影響。
21) 被害人因無法轉動身體以及傷口所帶來的痛楚而未能入睡,需要服食醫生開出的止痛藥及安眠藥協助入睡。
22) 被害人接受治療期間,出行曾需使用輔助架。
23) 是次交通意外曾令被害年部、背面、腰部及雙腳留下多處明顯的疤痕,尤其是左膝上,留有長達10CM的永久傷疤,有使用疤痕膏的需要,並因而令被害人產生負面的情緒。
24) 被害人在事故發生前在XX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貴賓服務部從事公開工作,工作上需要長時間站立,對外表儀容及衣著上有嚴格要求,女士尤其需要穿著高跟鞋上班。
25) 被害人在是次意外中,造成右髖關節及左膝關節的長期部分無能力(IPP)為5%(0.05),但鑑定時未見對其日常生活造成明確的受限。
此外,還查明:
- 被害人現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販毒罪,案件現處於候審期間,被害人於2019年5月9曰1:35被該案件所拘捕,同日被宣告成為嫌犯,翌日被採取了羈押措施;直至庭審,被害人仍在該案件維持羈押的狀態。
- 被害人公司得悉其因刑事案件而涉案後,已終止了與被害人的僱用關係。
- 本案中,嫌犯以無償的方式接載被害人。
未能證明的事實:
- (刑事部分):
- 控訴書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 (民事部分):
- 是次意外被害人曾失憶半小時。
- 倘若被害人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判處罪名不成立,其原僱用公司將會重新聘用被害人。
- 被害人在本案意外發生前有長期病患或活動能力受限。
- 民事起訴狀(包括擴張請求)中、民答辯狀、被誘發參加實體的書狀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本程序需要審理一個主上訴一個從屬上訴:主上訴為民事原告對原審法法院的判決工資損失賠償的時間計算、有關部分永久無能力的損害部分以及精神賠償的金額的決定提起的上訴理由,而從屬保險為保險公司提起的,從屬上訴人也就主上訴人所質疑的三個部分的決定提出了上訴理由,認為受害人沒有權利收取康復之後的工資損失,也沒有權利收取長期無能力方面的損害賠償,以及原審法院所確定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額過高。
我們一起看看。

(一) 工資的損失的認定
主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判決書第17-18頁中所指出的「…根據卷宗第333頁的鑑定結果,被害人的暫時絕對無能力(ITA)時間由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4月14日;雖然證人D表示被害人自案發起一直沒有上班,但關於2019年4月14日後的缺勤原因,案中未載有相關的文件證明,尤其是醫生證明。因此,本院認為應按照第333頁的鑑定結果計算被害人的暫時絕對無能力(ITA)時間。為此,根據被害人為月薪工人及按照其工資變化,由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7月31日,暫時絕對無能力的時間為13日;由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4月14日暫時絕對無能力的時間為8個月零14日」作為裁判的基礎,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瑕疵。
為了支持其上訴理由,民事原告提出:
第一,雖然,本案獲證事實顯示,“被害人現,案件現處於候審期間,被害人於2019年5月9日21:35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因涉嫌觸犯販毒罪而拘留,同日被宣告成為嫌犯,翌日被採取了羈押措施,直至庭審,被害人公司得悉其因刑事案件而涉案後,已終止了與被害人的僱用關係。”。
第二,然而,上訴人於民事請求聲請書及縮減及擴張請求聲請書(見卷宗第78及其背頁、第376-377背頁,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中提出,是次交通意外發生前,上訴人在XX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職位為貴賓服務部公關,其月薪金為HKD$20,670.00(折算為MOP$21,290.10),並於2018年8月1日起,每月薪金調升為HKD$25,670.00(折算為MOP$26,440.10)。
那麼,是次交通意外的發生,導致上訴人在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5月10日不能上班(合共296日,見卷宗第30頁、第35頁、第37頁、第122-129頁、第230頁、第289-290頁的疾病證明,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失去原本應有的每月薪金。上訴人的康復期(暫時絕對無能力(ITA)時間)並非只是由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4月14日,亦並非如原審法院所指關於2019年4月14日後的缺勤原因,案中未載有相關的文件證明。
  而由於E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向上訴人支付了MOP$128,293.00作為本案所引致的工資損失(見卷宗第237-290頁的資料 ,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故上訴人尚有損失薪金為MOP$130,35100[=(20,670.00*1.03/30*13)+(25,670.00*1.03/30*283)-128,293.00]。
  從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可見,上訴人接受其因犯罪而被拘留之日起(2019年5月10日),其沒有工作不請求得到工資損失的賠償,那麼,本案需要討論的是之前至2019年4月15日是否有因交通意外受傷而失去工資收入以及是否應該得到賠償。
  原審法院確實認為卷宗沒有載有相關的文件證明,尤其是醫生證明,證明其在那段時間沒有工作,而上訴人也僅僅提出:第一,民事證人D(被害人的丈夫)在庭審聽證中作證,亦表示,“自意外起,被害人一直未有上班工作,……”;第二,上訴人於2019年5月9日21:35被第CR3-20-0023-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販毒罪而拘留時,上訴人仍被鏡湖醫院主診醫生建議理療、門診複查及病假休養(見卷宗第289-290頁的疾病證明,相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第三,根據2019年7月9日所發出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所指,對於評定上訴人暫時絕對無能力(ITA)的時間方面,亦是取決於上訴人主診醫生給予其的病假單為準。
  上訴人這三點理由也明顯不能排除原審法院所得出的“沒有文件證明”的結論,而6月11日的臨床法醫學鑑定書所指的以必要時對症治療即可的建議也只能是顯示其之後尚有的醫療與其傷勢有因果關係而已,而不是其實際上的沒有工資收入。
  在這種前提下,原審法院也沒有停留在截止4月14日之後的工資損失,雖然一方面認為次日之後的缺勤的原因沒有文件證據證明,但是在確定4月14日之前的工資損失的賠償之後,以及根據第332-333也的鑑定結果,原審法院明確認定:“是次意外對被害人的右髖關節所造成的傷害,將來還有引致相應的治療需要,也有可能導致被害人有工資方面的損失,因此,有關損害所引致的……工資損失,被害人有權獲得相應之賠償,為此,該部分之賠償留待執行時再結算。”
  也就是說,雖然,原審法院就上訴人這部分的請求沒有直接作出判決賠償金額,已經在法律上有權得到賠償作出了認定,並將之作為“將來的工資的損失”作出判決解決上訴人的請求,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現在的損失是一回事,將來的損失又是另外一回事。既然原審法院已經認定“是次交通意外導致民事原告在2018年7月19日至2019年5月10日不能上班(合共296日)”,那麼,就應該在不存在“已經工作”的反證之前,確實決定這部分的工資損失,而無需留待判決執行之時作結算。
  因此,民事原告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成立,應該裁定其這部分的民事請求成立,作出相應的改判,將其工作損失的計算時間改為296日。

(二) 將來損失的賠償的認定
  從屬上訴人保險公司對原審法院認定將來的損失的賠償的決定提出上訴理由,認為:雖然根據2019年6月11日所進行的鑑定結果,由於針對被害人的右髖關節,考慮為醫學上臨床治癒,可能遺留局部輕度疼痛及活動輕度受限之症狀,必要時對症治療即可,但是,根據2019年12月17日所進行的鑑定結果,針對被害人的左足部2、3、4蹠骨及第一足趾骨,由於被害人暫時沒有後遺症,故不需要後繼的進一步治癒,原審法院完全不應該認定可能出現將來的醫療費用以及工資損失,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2
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在審查證據後對於採信何種證據,是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2款所規定的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證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所有的證據。
雖然,原審法院面對兩個不同的鑑定結果,而且這個鑑定證據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證,如果對此證據而形成不同的心證,必須作出理由說明(《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2款)。從第18頁的判決書的事實的判斷部分來看,原審法院確實清楚兩份鑑定證據的不同內容,但最後作出了選擇,並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雖然略顯簡單,也不失為清楚的理由說明。關鍵在於所得出的結論不存在明顯的不符合邏輯之處,並不能確定明顯到一般人就能夠發現的錯誤的存在。
因此,從屬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三) 長期無能力方面的損失的賠償的確定
我們一直認為,因永遠失去工作能力的損失,是已遭受了的損失,是現行的損失,而不是將來的損失。而對此損失的賠償,在無法確定地定出賠償的金額的情況下,由法院根據《民法典》第560條第6款所規定的衡平原則作出。
終審法院於2012 年11 月7 日在62/2012號上訴案中的判決中曾經確定:“在本案中,受害人自其出院時失去收入能力的減低,最終不可挽回地失去了,其無能力率為5%(總體無能力),這屬於一項現在的損失,而不是將來的”。
那麼,就這部分的賠償而言,那麼,既然是容許依照衡平原則定出賠償金額的司法決定,原審法院將此部分的賠償延至判決的執行之時進行結算明顯不妥,而應該直接作出裁定。基於此,本院就必須根據卷宗中所顯示的原審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包括雙方當事人的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等因素,根據法律所賦予的衡平原則,作出裁決。
我們在考慮到這部分損害雖然為現有的損害,但始終並非可以簡單物質化的損害,而仍然具有單純給予受害人“安慰”的功能,尤其是應該對人的身體完整性的價值予以重要性的考慮。在本案中,根據澳門法院的司法實踐以及慣常決定依據,由其是每一個案件的特殊性,對遭受5%的傷殘率的賠償35萬澳門元的比較合適。
因此,民事原告的這部分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

(四) 精神損害賠償的認定
《民法典》第489條規定了非財產的損害的制度:
“一、在定出損害賠償時,應考慮非財產之損害,只要基於其嚴重性而應受法律保護者。
二、因受害人死亡,就非財產之損害之賠償請求權,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子女、或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共同享有;如無上述親屬,則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受害人之父母、或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其他直系血親尊親屬共同享有;次之,由受害人之兄弟姊妹或替代其兄弟姊妹地位之甥姪享有。
三、損害賠償之金額,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而在任何情況下,均須考慮第四百八十七條所指之情況;如屬受害人死亡之情況,不僅得考慮受害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亦得考慮按上款之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
也就是說,本案所涉及的是對過失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或非物質損害賠償金額的訂定,由法官依公平公正原則作出,而法官只能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3 而不可能以其他個案或判決中某個可量化的項目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的指標,更不可能存在一計算精神損害賠償的公式。4
我們要理解,人體以及身心的健康是無價的,法律規定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也不過是通過金錢的賠償讓受害人的到一些精神安慰而已,而不能理解為完全的肉體的價值化。
我們也不能不考慮這些年來澳門社會經濟所發生的變化,物質價值的不斷增長,我們應該讓人的身心健康、精神健康的損害的“安慰價值”得到相應的體現。
在上述決定的基礎上,原審法院所確定的25萬澳門元的精神損害賠償,包括了長期無能力的損害賠償,那麼,抽出這部分之後,仍然需要獨立決定一項精神損害賠償。

從屬上訴公司與主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就這部分的決定的上訴而言,實際上提出了相同的問題。我們一起看看。

從上述的民事請求所載已證事實中顯示:
- 交通意外發生後,被害人被送往鏡湖醫院急診部救治。
- 經鏡湖醫院檢查後,診斷被害人:1)右髖關節脫位2)左足2、3、4蹠骨遠段骨折3)左足第1趾的遠節趾骨睛折4)左膝開放性損傷5)全身多處挫擦傷。
- 在住院期間,被害人需於GA麻下接受右髖關節脫位手法復位、左足第2、3、4蹠骨骨折骨折手法復位石膏外固定術,左膝開放性傷口清創縫合及藥物對症治療。
- 出院後至2019年4月14日,被害人被醫生建議病假休養,暫時絕對無能力的時間為269日。
- 被害人因是次交通意外之發生先後到澳門鏡湖醫院、廣慈醫療中心以及陸振東綜合醫務中心進行治療,……。
- 是次交通意外發生前,被害人在XX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任職,職位為貴賓服務部公關。
- 是次交通意外的發生,導致被害人在2018年7月19日至2018年9月12日需住院。
- 被害人為月薪工人。
- 根據2019年2月1日所發出的醫生證明,被害人右髖及左足仍有疼痛,當時經醫生建議仍需繼續門診治療。
- 根據2019年6月11日所進行的鑑定結果,由於針對被害人的右髖關節,考慮為醫學上臨床治癒,可能遺留局部輕度疼痛及活動輕度受限之症狀,必要時對症治療即可。
- 根據2019年12月17日所進行的鑑定結果,針對被害人的左足部2、3、4蹠骨及第一足趾骨,由於被害人暫時沒有後遺症,故不需要後繼的進一步治癒。
- 被害人於1991年11月25日出生。
- 是次意外令被害人產生痛楚及恐懼。
- 住院期間,被害人難以自理日常起居生活,如廁和洗擦身體均需要醫護人員或家人協助在床上處理,出院休養期間,被害人身體活動受阻,令被害人感到難受,對其情緒造成負面的影響。
- 被害人因無法轉動身體以及傷口所帶來的痛楚而未能入睡,需要服食醫生開出的止痛藥及安眠藥協助入睡。
- 被害人接受治療期間,出行曾需使用輔助架。
- 是次交通意外曾令被害年部、背面、腰部及雙腳留下多處明顯的疤痕,尤其是左膝上,留有長達10CM的永久傷疤,有使用疤痕膏的需要,並因而令被害人產生負面的情緒。
- 被害人在事故發生前在XX博彩中介股份有限公司貴賓服務部從事公開工作,工作上需要長時間站立,對外表儀容及衣著上有嚴格要求,女士尤其需要穿著高跟鞋上班。
- 被害人在是次意外中,造成右髖關節及左膝關節的長期部分無能力(IPP)為5%(0.05),但鑑定時未見對其日常生活造成明確的受限。
首先,我們必須強調的是,上訴人認為應該確定嫌犯的過失為重過失的主張不能予以支持,因為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沒有任何一項顯示屬於《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3款的情況,沒有符合適用重過失的條件。
其次,有關受害人的身體肢體以及心理的受傷程度,接受治療的時間、過程,傷殘率(5%)及其對其生活、工作的影響程度,當然還包括因過失而引起的民事責任的相對減少賠償責任的情況,但是基於上訴法院所介入對原審法院的以衡平原則為標準的決定的一般僅限於有關賠償金額存在明顯的不當或者不合適的情況,我們認為就這部分的請求原審法院所釐定的精神賠償澳門幣25萬元的賠償明顯的過低,尤其是在考慮民事原告所經過漫長的治療時間,以及在年輕時候就開始忍受因傷殘所帶來心理上的傷害和折磨,確定60萬澳門元的賠償一點都不過分。
因此,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作出符合上述決定的改判,而從屬上訴公司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
- 主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改判:
* 將民事原告的工資損失的計算時間改為296天;
* 將原審法院所確定的25萬澳門元的精神損害賠償金額改為包括因5%的傷殘率的損失的35澳門元的賠償以及60萬澳門元的精神損害賠償;
- 從屬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予以駁回。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的支付,判處主上訴的由主上訴人於主被上訴人按各自落敗的比例分別支付;從屬上訴的訴訟費用由從屬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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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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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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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本人同意裁判書內大部份的決定,但是關於精神損害賠償,本人認為應該維持原審法院確定的25萬元的裁決。)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 sentença recorrida veio condenar o arguido C, como autor material de um crime de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por negligência, sendo que a atribuição de culpa ao arguido, condutor do veículo seguro na aqui Recorrente/Demandada Cível nos autos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teve necessária implicação na procedência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deduzidos nos autos, tendo esta sido condenada a pagar à ofendida/demandante cível A (doravante designada como Recorrida) uma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patrimoniais e não patrimoniais no valor de MOP$355.092,22.
2. A Recorrente, sempre com todo o respeito, não se conforma com a douta decisão por um lado, porque entende que nenhuma responsabilidade lhe poderá ser imputada no pagamento da Incapacidade Permanente Parcial para o trabalho (IPP), nem a esta se poderá imputar o pagamento da compensação relativa à atribuição da Incapacidade Temporária Absoluta para o Trabalho (ITA) no montante que lhe foi fixada pelo Digno Tribunal, nem os danos futuros que a Recorrida venha a sofrer, cuja liquidação foi relegada para execução de sentença, sendo que a quantia fixada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à ofendida mostra-se completamente exagerada, e em clara desproporção com os critérios adoptados pela mais recente jurisprudência.
3. A decisão recorrida padece, no humilde entendimento da ora Recorrente,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o referido vício integra os fundamentos indicados no nº 1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citado artigo 400º, isto porque do texto d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si ou conjugada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resulta com toda a evidência a conclusão contrária à que chegou o tribunal.
4. Deram-se como provados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os factos 14 a 17, 25 constantes do Douto Acórdão em recurso e ainda o ponto 7 dos factos relativos ao pedido cível, os quais se dão como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para os devidos efeitos.
5. E de acordo com a jurisprudência de Macau, po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ntende-se o erro que surge na comprovação dos factos, ou seja, quando se dão como provados factos incompatíveis entre si, isto é, que o que se teve como provado ou não provado está em desconformidade com o que realmente se provou ou não provou, ou que se retirou de um facto tido como provado uma conclusão logicamente inaceitável. O erro existe também quando se violam as regras sobre o valor da prova vinculada ou as legis artis. Tem de ser um erro ostensivo, de tal modo evidente que não passa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ou seja, quando o homem de formação media facilmente dele se dá conta.
6. Ora, dos factos provados, resulta que a ora Recorrida foi submetida a uma primeiro exame médico em 2019 tendo sido emitido um relatório médico em 1/02/2019 (cfr. fls. 128 e 129 dos autos) e em 11/06/2019 a Recorrido foi submetida a outro exame de pericial e no qual lhe foi atribuída uma IPP de 5% e uma ITA de 269 dias (cfr. fls. 332 e 333) e não satisfeita com o resultado a Recorrida reclamou do mesmo e solicitou novos esclarecimentos (cfr. fls. 338), ao que o Tribunal a quo aceitou e requereu nova avaliação, facto que o digno Tribunal a quo se esqueceu de esclarecer e relatar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tendo da mesma resultado que em 24/10/2019 o médico do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São Januário, nomeado pelo Tribunal, veio a considerar que a Recorrida não tinha ficado com qualquer sequela do acidente dos autos e que a ITA seria de cerca de 6 meses (Cfr. fls. 357), sendo que também este facto foi omitido dos Factos provados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7. Solicitados mais esclarecimentos ao referido médico, nomeado pelo Tribunal, e após novo exame pericial à ofendida, veio este a emitir novo relatório médico em 17/12/2019 onde de forma criteriosa e directa determina uma IPP de 0% à Recorrida, afirmando ainda que a Recorrida estava perfeitamente capaz para andar normalmente e com salto alto (Cfr. fls. 371). Ora, da sequência temporal de factos se verifica que em 11/06/2019 a Recorrida tinha uma IPP de 5%, mas que 6 meses depois, em 17/12/2019, essa IPP, desapareceu.
8. Ou seja, a ofendida, devido aos tratamentos médicos efectuados e devido até à sua idade, já que era uma jovem de 25 anos e com maior facilidade de recuperação, recuperou totalmente, ficando sem sequelas, sendo que esta conclusão por ser lógica e aceitável poderia ter sido retirada facilmente pelo Digno Tribunal a quo da acima sequência temporal de exames médicos a que a ofendida foi submetida e não poderia tal raciocínio ter passado despercebido ao Tribunal, já que o homem de formação média facilmente do mesmo se daria conta.
9. Aliás, o próprio Tribunal a quo escreve n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que “(…) a vítima sofreu uma incapacidade parcial permanente (IPP) no quadril direito e na articulação do joelho esquerdo 5%, mas não foram identificadas claras restrições à sua vida quotidiana durante a peritagem.” (Sublinhado nosso), não se percebendo a posição do Tribunal na atribuição da IPP de 5%, já que face ao acima aduzido, e salvo melhor e douta opinião, deveria o Digna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ter fixado a IPP de 0% e uma ITA de 6 meses à ora Recorrida.
10. Na sequência do mesmo não poderia o Digno Tribunal decidir também pela condenação da ora recorrente pelos danos futuros, ou seja, em despesas médicas e perdas salariais que a Recorrida venha a sofrer, cuja liquidação foi relegada para execução de sentença, já que como já em cima transmitido considera a Recorrente que deveria o Digno Tribunal ter aferido uma IPP de 0% à Recorrida.
11. E se não existem sequelas, não existem danos futuros em termos de despesas médicas e perdas salariais a apurar, pelo que também aqui, por consequência, não deveria o Digno Tribunal a quo ter relegado para execução de sentença a liquidação de tais danos, verificando-se assim um clar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que deverá o Acórdão recorrido ser revogado por violação do nº 1 e na alínea c)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e, em consequência, ser proferida decisão que determine a atribuição à Recorrida de uma IPP de 0% e uma ITA de somente 6 meses.
12. A ora Recorrente não se conforma ainda com os montantes indemnizatórios fixados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atribuídos à ofendida no montante de MOP250.000,00, mostrando-se tal montante completamente exagerado e desadequado face às circunstâncias concretas do caso em apreço, e ao que tem vindo a ser decidido pelos tribunais da RAEM em casos semelhantes.
13. Se é certo e inquestionável o sofrimento que resulta de um acidente de viação, não restam dúvidas de que tais danos, pela sua natureza, merecem a tutela do direito, no entanto, a decisão recorrida ignorou por completo os ditames previstos nos números 1 e 3 do artigo 489º do Código Civil, não associando à sua decisão à prática de um prudente arbítrio posto que tal como ficou provado nos presentes autos “(…) a vítima sofreu uma incapacidade parcial permanente (IPP) no quadril direito e na articulação do joelho esquerdo 5%, mas não foram identificadas claras restrições à sua vida quotidiana durante a peritagem.” E por outro lado, não se verificou qualquer alteração psicológica na ofendida em resultado do acidente, já que não foi sequer alegado nem provado que as dores que sofreu foram fortes, lancinantes ou até incapacitantes de tal modo que a tenham deixado deprimida, infeliz e angustiada.
14. Pelo que mesmo que seja de admitir a existência de uma IPP de 5%, o que só por mera hipótese académica se admite, entende-se que tal quantia de MOP250.000,00, na qual foi condenada a ora Recorrente, é excessiva, estando estes valores reservados para casos mais graves e que merecem um maior tempo de recuperação à vítima, considerando-se, sempre com todo o respeito, que o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mais adequado a arbitrar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se situa entre os MOP175.000,00 e MOP200.000,00, tendo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ou de forma clara o disposto no artigo 489º do Código Civil.
15. Quando ao Recurso interposto pela Ofendida do Douto Acordão proferido veio esta alegar para tanto, que existe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que o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não se mostra adequado, considerando que o Digno Tribunal deveria ter fixado à Recorrente uma ITA de 296 dias.
16. A aqui Recorrida/demandada cível não pode deixar de responder ao mesmo discordando com o seu teor, já que o exame pericial realizado constitui um exame técnico e médico que determina perante a perícia feita na pessoa da ofendida qual o seu período de incapacidade temporária para trabalhar e a ora Recorrente teve a virtualidade de se submeter a várias perícias médicas nos presentes autos.
17. Dos factos provados, resultou que a ora Recorrente foi submetida a um primeiro exame médico em 2019 tendo sido emitido um relatório médico em 1/02/2019 (Cfr. fls. 128 e 129 dos autos), a um outro em 11/06/2019 e no qual lhe foi atribuída uma IPP de 5% e uma ITA de 269 dias (Cfr. fls. 332 e 333) e não satisfeita com o resultado a Recorrente reclamou do mesmo e solicitou novos esclarecimentos (Cfr. fls. 338), ao que o Tribunal a quo aceitou e requereu nova avaliação, tendo da mesma resultado que em 24/10/2019 o médico do Centro Hospitalar Conde São Januário, nomeado pelo Tribunal, veio a considerar que a Recorrida não tinha qualquer sequela do acidente dos autos e que a ITA seria de cerca de 6 meses (Cfr. fls. 357), sendo que este facto foi também omitido dos Factos provados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18. Solicitados mais esclarecimentos pela Recorrente ao referido médico nomeado pelo Tribunal e após novo exame pericial à ofendida, veio este a emitir novo relatório médico em 17/12/2019 onde de forma criteriosa e directa determina uma IPP de 0% à Recorrente, afirmando ainda que a esta se encontrava perfeitamente capaz para caminhar normalmente e com salto alto (Cfr. fls. 371), demonstrando-se que a vítima retomou sem problemas a vida normal.
19. Pelo que nem sequer deveria o Tribunal a quo reger-se pelo exame pericial de 11/06/2019, mas sim pelos exames periciais de 24/10/2019 e de 17/12/2019, os quais fixam à Recorrente uma ITA de 6 meses, não tendo razão a ora Recorrente já que, a contemplar-se qualque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seria na não fixação por parte do Tribunal a quo de uma IPP de 0% e numa ITA de 6 meses.
20. Subsidiariamente a Recorrente vem dizer que o valor fixado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por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é demasiado baixo, e de uma forma desrazoável, e sem qualquer ponderação pelos valores que têm vindo a ser praticados pela jurisprudência da RAEM, a Recorrente vem reclamar o montante de MOP$800,000.00.
21. Não se mostrou provado que a Recorrente foi vítima de um sofrimento excruciante, que a tenha levado a deixar de fazer a sua vida normal em consequência do acidente, não se tendo logrado provar que as dores que sofreu forma fortes, lancinantes ou até incapacitantes de tal modo que a tenham deixado deprimida, infeliz e angustiada.
22. Recorde-se ainda que valor quase semelhante atribuem os Tribunais Superiores de Macau a situações de acidentes mais trágicos em que os ofendidos têm uma recuperação mais lenta e são submetidos a tratamentos médicos mais prolongados, sendo que o próprio Dano Morte não fica muito atrás do valor peticionado pela ora Recorrente. (Cfr. Acórdão do TUI de 13/04/2016, proc. Nº 86/2015).
23. Pelo que, a determinação de uma indemnização na ordem dos MOP$800,000.00 a título de danos não patrimoniais seria sem dúvida exagerada e desprovida de qualquer fundamento legal e factual, para além de que feriria uma justa decisão e uma criteriosa ponderação da realidade da vida, que como se sabe não se conjugam com a determinação de indemnizações exacerbadas, afastando-se completamente da jurisprudência da RAEM emitida para situações semelhantes. (Cfr. Acordão do TSI de 9/03/2017, Proc. Nº 471/2016).
24. Vem a Recorrente também reclamar que deveria o Tribunal a quo fixar desde já e não relegar para execução de sentença o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decorrente da IPP para o trabalho atribuído à ofendida, ora, a Recorrida reitera que não concorda sequer que a Recorrida padeça sequer de uma qualquer IPP para o Trabalho.
25. Isto porque, tal como justificado pelo Tribunal a quo “(…) Ao determinar o montante indemnizatório, temos de ter em conta os factores, tais como a idade, o local de trabalho, a natureza do trabalho, a idade de reforma (número de anos que ainda consegue trabalhar) e a percentagem de incapacidade parcial a longo prazo; dado que a ofendida se encontra actualmente em prisão preventiva, e que o caso está actualmente em fase de espera de julgamento, tendo a ofendida já cessado a relação de trabalho por causa do processo criminal que lhe foi instaurado; daí que a decisão final do processo penal em causa sobre a ofendida afectará a determinação do montante indemnizatório (designadamente, se a ofendida foi condenado pelo crime? (Fim de transcrição, tradução a cargo da Recorrida)
26. E se a Recorrente for condenada a uma pena de prisão, quando sair em liberdade de que forma vai a sua vida profissional ser afectada? Será que voltará a conseguir trabalhar? E se for absolvida, quem pode garantir que a sua capacidade de empregabilidade não esteja também estigmatizada? E com isto afecte a sua possibilidade de conseguir emprego? Não existindo, por isso, elementos suficientes para que o Tribunal possa de forma concreta e certa, no presente momento, determinar o quantum indemnizatório a título de IPP da ofendida.
27. No entanto, mesmo que fosse admitido pelo Venerando Tribunal ad quem que se deveria fixar já a indemnização a este título, o que só por mera hipótese académica de concede, nunca deveria ser o mesmo obtido através da fórmula utilizada pela ora Recorrente, isto porque a fórmula mais justa, e largamente utilizada pelos Tribunais de Macau, na ausência de outra, é a que se encontra estipulada na Lei laboral, mais propriamente a usada, por analogia, nos processos de acidente de trabalho e ao abrigo o Decreto – Lei 40/95/M, mais propriamente nos termos do artigo 47º, nº 1, alínea d), para apuramento de montante indemnizatório relativo à IPP, sendo que o montante a arbitrar a título de IPP não deveria ultrapassar as MOP154,020.00 (MOP25.670,00 x 120 x 5% = MOP154,020.00).
   Nestes termos, Concedendo-se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subordinado alteran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em conformidade com o alegado, e dando provimento à resposta às alegações de recurso apresentadas pela ofendida A farão v. Exas. a costumada Justiça.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3 參見中級法院2000年6月15日第997號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4 參見中級法院2005年4月7日第59/2005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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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722/2020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