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355/2020號（刑事上訴案）
日期：2021年7月29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簽發空頭支票罪」
- 依職權裁定彌補
摘 要
1.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或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2. 當然，不同的人對於證據的理解和事實的價值判斷均有不同，但是，上訴人不能將其心證代替原審判決的心證，同樣，上訴法院也不能以上訴法院的心證改變被上訴法院的心證，只有原審法院明顯違背了一般經驗法則或邏輯、法定證據價值規則、職業準則的情況下，方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3. 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是指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4. 支票的表面關係是支付關係，其所依托的基礎關係為履行給付一項債。
5. 本案，原審法院已經認定支票上的金額即為上訴人應向輔助人履行支付的一債項，因此，並無阻礙依職權裁定彌補。原審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裁定有關彌補金額，沒有錯誤。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355/2020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被上訴人/輔助人：B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21年7月29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18-0425-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中，於2019年2月28日，合議庭作出判決，裁定：
嫌犯A作為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澳門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及《澳門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判處2年的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
依職權裁定嫌犯須向輔助人B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港幣14,850,000元（港幣一千四百八十五萬元）的財產損害賠償，並須連同由判決作出之日起計直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
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以下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刑事部分
1.在本案，有關支票的金額及開票日期並非由上訴人填寫，因此，上訴人認為根據澳門《商法典》第1212條及第1213條的規定，該支票欠缺了法定支票的要件，不構成澳門《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及澳門《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之簽發空頭支票。
2.另一方面，根據普遍司法見解，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又或者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又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但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被一般留意的人所發現。在本案，原審法庭違反以上的規定及準則，故在審查證據方面存有明顯的錯誤。
3.在本案庭審中，上訴人缺席審判，且在偵查階段已一直下落不明，整個案件由始至終祇是依賴輔助人單方面的陳述。
4.首先，讓法院了解一般博彩娛樂公司與博彩中介人(上訴人)的借貸模式:博彩公司會審議博彩中介人的能力後向中介人批出信貸額度，為此，中介人要與博彩公司簽署由後者提供的「信貸申請合同」，其中合同已列明中介人須於借款後某特定期限內還款，博彩公司還會要求，中介人簽署一份責任聲明書及交出一張僅已簽名的支票。
5.當中介人沒有於合同期限內還款，博彩公司便會透過各種方法要求中介人還錢，倘不成功及經過一定時間後，博彩公司的行政部門便會自行填寫上述的支票的金額、日期及收票人的部份，及往銀行承兌之;
6.當支票未能成功承兌，博彩公司會啟動其法律程序，即向司法部門檢舉中介人觸犯「簽發空頭支票罪」。
7.但在本案中，輔助人並沒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證實上訴人於簽署卷宗第20、21、22、24及25頁文件時的財政狀況文件，致使原審法院難以了解輔助人當時願意向上訴人批出巨額借貸的原因，亦難以了解上訴人當時的財政能力能否支付所結欠金額，則原審法院難以認定上訴人在簽署卷宗第20、21、22、24及25頁文件時已存在不還款的故意，亦即作出「簽發空頭支票罪」的動機。
8.根據卷宗第22頁及25頁資料顯示，輔助人曾增加上訴人的借貸金額由港幣1,200萬至港幣1,500萬，而該支票的金額港幣14,850,000元是輔助人將上訴人結欠的金額扣除上訴人所得佣金後計算所得，即是說上訴人在簽署支票時並不會知道輔助人所填寫之金額是多少。
9.根據原審法院合議庭的裁判內容，在庭審中，輔助人的證人C表示只在旁聽到其同事成功致電予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所欠金額，並表示倘若未能在2011年12月5日前還款，便會將有關支票作承兌;
10但證人C並非直接致電子上訴人的當事人，非親身行為，不能確保其所聽的就是事實的全部，況且同事之間不會如此無時無刻留意其他同事的工作，其證言內容只是指出聽到其同事電話這邊的說話，而對方在電話回應的內容不能聽到，同時之後亦沒與其同事核對完整的通話內容，加上其陳述內容只是在旁聽到同事所說之事，屬間接證言，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6第1款規定，「…法官得傳召該人作證言，如法官不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則該部分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方法，...」;
11.因直接致電予上訴人的職員沒有出庭作證，證人C亦沒法說出致電予上訴人的職員之名稱，故法庭不應採信證人C的證言;加上輔助人亦沒有向法庭提供客觀證據(如致電予上訴人是誰人，何時何日致電予上訴人，以固定電話或以手提電話致電給上訴人，亦沒有提供電話通話紀錄時間等)，單憑證人C的間接證言，不能完全毫無合理疑問地認定上訴人已獲輔助人通知及對輔助人填寫及兌現支票呈接受態度。
12.本案的情節如一般博彩娛樂公司與博彩中介人的一貫合作經營模式，即如果上訴人不願意簽署一張空白的支票予輔助人，則輔助人就不會與之簽署合同，亦不能批出借貸額。
13.輔助人為了保障債務的履行，便會利用較為便捷的方法去收回債務，例如以支票作為執行名義向民事法庭進行執行之訴及查封。
14.根據博彩娛樂公司的實際做法，由於這些支票的出票日及金額是空白的，博彩娛樂公司亦會不在還款期限過後立即承兌支票，他們往往是先透過其他方式追收欠款，而這個追收款項的期限是不確定的。
15.正如本案中，上訴人簽署聲明日期為2011年9月7日與輔助人承兌支票的日期為2011年12月5日相差超過三個月，本案卷宗亦無資料顯示上訴人承諾於何日期前支付債務，更不知道證人C所指的職員由何時開始向上訴人催告還款，上訴人的電話一直開通，但卻從沒接到輔助人職員要求還款的電話通知、短訊又或信函通知告知其所結欠的具體金額及還款期限(2011年12月5日)，及告誡上訴人該限期前不償還欠款便會將支票作承兌一事，同時，輔助人在這方面是完全沒有向法庭提供資料的。
16.輔助人利用該支票作為債的擔保，所以輔助人持有該支票已可對自己帶來民事保障;須注意的是刑事法律欲保護的是支票可自由流通的法益，而非單純保護債權人的債權;尤其當法律容許由支票受益人填寫支票的其他內容時，法院就需要更多的證據去認定出票人(上訴人)是否存有犯罪的故意，否則出票人就會處於不確定的狀況之中，例如其需要無限期將欠債金額存於帳戶內才可排除其刑事責任。
17.除了證人C間接證言外，再沒有其他客觀事實、證據去支持證明上訴人已獲輔助人通知案中所指的結欠金額，加上上訴人缺席審判，且在偵查階段已一直下落不明，原審法庭在欠缺及未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下，不應認定輔助人成功致電予上訴人，且上訴人已獲通知在案中所提出的結算金額，原審法庭未能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知悉該欠款，故未足以反映上訴人的犯罪故意。
18.雖然，上訴人向輔助人簽署了有關責任聲明書("Liabi1ity Statement")及授權書，讓輔助人在其未能還款的情況下填上日期與金額，但被上訴的判決未有足夠證據顯示上訴人知道及認同其拖欠輔助人填上在涉案支票上的港幣數額，即其拖欠的金額。
19.因此，不能毫無疑問一致認定上訴人故意簽發空頭支票，即在庭審中，未能證明上訴人存有故意，明知其銀行存款不足以讓被害實體兌現有關支票，仍向其簽發相關支票，以侵犯其財產。但本案不排除可循民事訴訟途徑處理。
20.亦因此，認為本案經過庭審，對於上訴人是否故意實施簽發空頭支票罪仍存有疑問，故應根據“疑點歸被告”原則(Principio de in dubio por reo)開釋嫌犯。
21.“疑點歸被告”原則又稱為“存疑從無”原則，是指在刑事訴訟中遇到事實無法查清的情況，依有利於被告的原則判決。即當所獲取的證據都不能達到使人們消除合理懷疑的程度，理所當然作出有利於被告的判決。
22.基於上述理由，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23.綜上所述，原審法院對構成「簽發空頭支票罪」的主、客觀要件的法律理解是不正確的，亦即不能單憑上訴人曾簽署聲明書及在支票上簽名的證據便足以認定上訴人是故意實施了有關的罪行。
24.原審法院合議庭在欠缺足夠證據證明上訴人簽發空頭支票罪，錯誤形成心證而視某部份事實獲證實，明顯違反限定證據價值的規則，以及疑罪從無原則(in dubio pro reo)，因而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25.因此應按照疑罪從無原則(in dubio pro reo)視有關事實不獲證實。
26.在欠缺足夠事實認定的情節下，有關的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及《澳門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不應處罰，並開釋上訴人該控罪。
27.上訴人亦認為，簽發空頭支票罪是親手犯。刑法理論中的親手犯，是指構成要件的行為只能由行為人本人親自實施、而不能透過他人實施或與他人共同直接實施的犯罪。
28.在本案中，上訴人的確簽發了一張“空白支票”給輔助人，但這是一張“空白支票”，而不是“空頭支票”。
29上訴人簽發的“空白支票”由輔助人填上了簽發日期和金額後到銀行進行承兌，被銀行 “彈票”，成了“空頭支票”。但是，法律要求承擔簽發空頭支票罪法律責任的是簽發人，事實是，上訴人簽發的是一張“空白支票”。如果認定其簽發的是“空頭支票”，不是事實認定錯誤，就是類推適用了刑法。
30.在本案中客觀上存在一張“空頭支票”，但它不是簽票人(上訴人)簽發的。換言之，上訴人在本案中，並沒有簽發“空頭支票”的行為。
31.載於本案判決書的經公開審理查明之事實:2011年11月1日，嫌犯透過支票兌換或信貸便利限額轉換申請表向上述輔助人的娛樂場申請轉換信貸限額至港幣一千五百萬元(HKD$15,000,000.00)，並聲明同意有關原支票兌換或信貸便利之條款及規則將應用於任何支票兌換/信貸便利限額更改。
32.同時，嫌犯簽立一張支票編號為34XXXX及帳戶編號為212-213XXX-XXX的香港恆生銀行支票子輔助人，作為上述信貸額的擔保，而該支票除簽名外，其餘內容均按上述責任聲明留空。(即指控事實第三及第四點)
33.即原審法院合議庭經公開審理查明上訴人於2011年11月1日簽立一張支票編號為34XXXX及帳戶編號為212-213XXX-XXX的香港恆生銀行支票予輔助人，作為上述信貸額的擔保。但
34.正確是，上訴人只於2011年8月11日向上述娛樂場申請信貸額時，曾簽立一張“空白支票”編號為34XXXX及香港恆生銀行支票帳戶編號為212-213XXX-XXX(詳見卷宗第23頁，由輔助人提供的附件4，文件右上角清楚寫有該文件是2011年8月11日透過電郵收取的received on 18/8/11，via cage email」);
35.上訴人於2011年9月7日獲輔助人通知其申請獲批准，信貸額為港幣12,000,000元，上訴人向輔助人簽發一份責任聲明書時，將先前簽立的一張支票編號為34XXXX及帳戶編號為212-213XXX-XXX的香港恆生銀行“空白支票”交給輔助人。
36.於2011年11月1日上訴人申請加大信貸額限額至港幣15,000,000元而填寫的支票兌換或信貸便利限額轉換申請表，是以原“空白支票”(即編號為34XXXX之支票)作為擔保條件;(詳見指控事實第三點及卷宗第22頁，同意有關原支票兌換)
37.上訴人從來沒有於2011年11月1日另再簽立任何新的“空白支票”予輔助人，作為加大上述信貸額的擔保，只是以原已存放於輔助人處的“空白支票”(即編號為34XXXX之支票)作擔保;
38.這是博彩娛樂公司的一貫經營模式，即上訴人以先前已簽署給予輔助人的原空支票作為加大信貸額的擔保，否則輔助人不會批出加大信貸額。
39.同時，可透過輔助人證人周可瑩在庭審之證言作引證:「...嫌犯當時僅在支票上簽名，其他內容留空，...」，若上訴人簽新的一張“空白支票”予輔助人，理應回答為二次都在支票上簽名;加上
40.輔助人在聲請預審狀中，有關證據措施之書證第ii部分，明確清楚聲請要求香港恆生銀行澄清該一張“空白支票”的帳戶於2011年9月7日該帳戶內有否足夠存款以支付HKD$12,000,000.00及於2011年11月1日該帳戶內有否足夠存款以支付HKD$14,850.000,00(詳見卷宗第105頁)
41.從上述的事實足以引證上訴人只在2011年9月7日交付或簽立一張支票編號為34XXXX及帳戶編號為212-213XXX-XXX的香港恆生銀行“空白支票”予輔助人，作為上述信貸額的擔保，從來沒有於2011年11月1日再簽立任何新的支票予輔助人。
42.因此原審法院合議庭判決獲證之事實第4點，「同時，嫌犯簽立一張支票編號為34XXXX及帳戶編號為212-213XXX-XXX的香港恆生銀行支票予輔助人，作為上述信貸額的擔保，而該支票除簽名外，其餘內容均按上述責任聲明留空。」不應視為被獲證事實;
43.原審法院合議庭判決的未能證明中，載明未能證明於2011年11月3日，嫌犯為逃避上述債務，便向香港恆生銀行結清上述支票帳戶，亦即將該戶口結束。未能證明上述212-213XXX-XXX恆生銀行帳戶於2011年10月8日起至2011年11月3日結束日時，該帳戶之結餘一直為零。
44.另一重點是，支票開立是早於2011年9月7日，並交予輔助人進行審批行政手續，儘管偵查期間案件曾透過司法協助的方式在香港調查取證，但其所取得的相關資料所顯示，香港恆生銀行並沒有提供上述212-213XXX-XXX帳戶，於2011年9月7日起至2011年10月7日該帳戶之沒有足夠的結餘，故不能準確地認定或推定為上訴人明知存款不足而故意開出支票。
45.簽發空頭支票罪乃故意犯罪，任何犯罪的故意或過失，均指的是人在行為時刻的心理態度，而不是行為前或行為後的心理態度。
46.就本案而言，我們的疑問是: 上訴人何時故意簽發的空頭支票，即簽發空頭支票的故意形成的時間是何時?
47.看不出原審合議庭是如何認定上訴人故意形成的時間的。其根本原因在於，因為本案中並不存在簽發空頭支票的行為。行為都不存在，何以判斷行為時間呢?更何以判斷行為時的主觀故意呢?
48.根據被上訴之判決認定的獲證事實，未能清楚地知悉上訴人在簽出“空白支票”之時就已具備了簽發“空頭支票”的故意。因此，原審法院合議庭獲證明之事實第10及11點，不應視為獲得證實;
49.基於上訴人的行為未能符合《刑法典》第214條所規定的「簽發空頭支票罪」之構成要件，因此，原審法院在獲證明事實之事宜不足以支持其對上訴人作出判處《澳門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及《澳門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的既遂判決。
50.綜合上述的法律及事實依據，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對其判處一項「簽發空頭支票罪」是缺乏事實依據。因此，有關的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結合第2款a)項及《澳門商法典》第1240條所規定及處罰的簽發空頭支票罪，不應處罰，並懇請法官 閣下開釋上訴人該控罪。
51.倘上級法院不如此認為，上訴人亦懇請法官 閣下宣告被上訴判決因上指的瑕疵而無效，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命令移送卷宗以便重新審判。
民事部分:
52.根據原審法院合議庭判決，輔助人沒有提出正式的民事賠償請求，但D及輔助人律師均要求法院依職權裁定有關的賠償，金額為港幣1,485萬元。
53.上訴人認為輔助人只向原審法院合議庭提供卷宗第20、21、22、24及25頁文件，而沒有提供其他具體的相關欠款的單據，因此，原審法院合議庭在審判中未得到充分證據，不足以審理有關民事賠償請求，須知道信貸額並不代表上訴人實際收取的金額，那就無法知道上訴人實際取去港幣1,485萬元、港幣10,000萬元又或港幣500萬元;
54.基於輔助人未有向原審法院合議庭提供具體的欠款的單據，原審法院合議庭亦無法審理欠款金額是否屬實，因此，原審法院合議庭應暫不審理有關民事賠償請求，不應依職權裁定上訴人向輔助人賠償，金額為港幣1,485萬元。
55.綜上所述，懇請法官 閣下開釋向輔助人B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港幣14,850,000元(港幣一千四百八十五萬元)的財產損害賠償，並須連同由判決作出之日起計直至完全支付為止的法定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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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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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人就上訴人的上訴作出回覆，見卷宗483頁至492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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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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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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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公開審理認定以下事實：
查明的事實：
1) 2011年9月7日，嫌犯A（以下簡稱“嫌犯”）到輔助人澳門B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的娛樂場（以下簡稱“輔助人”），並向該娛樂場申請現金支票或信用便利，信貸額為港幣一千二百萬元（HKD$12,000,000.00）。（參見卷宗第20及21頁）
2) 同時，嫌犯向輔助人簽發一份責任聲明書，當中載明：嫌犯聲明保證完全及按時承擔由輔助人在任何時候已給予或將給予的直接或間接信用便利所生的一切債務的責任，而不論其來源、性質、根據或名義為何者。為擔保上述責任，嫌犯特簽立借據本票（Cheque）一張，收款人為輔助人，金額及到期日均為空白，嫌犯即時同意輔助人在自由決定有關債務清償時自行填上上限為所給予便利金額的欠債金額及還款日期。有關聲明書載於卷宗第24頁，為著適當的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3) 2011年11月1日，嫌犯透過支票兌換或信貸便利限額轉換申請表向上述輔助人的娛樂場申請轉換信貸限額至港幣一千五百萬元（HKD$15,000,000.00），並聲明同意有關原支票兌換或信貸便利之條款及規則將應用於任何支票兌換／信貸便利限額更改。（參見卷宗第22頁）。
4) 同時，嫌犯簽立一張支票編號為34XXXX及帳戶編號為212-213XXX-XXX的香港恒生銀行支票予輔助人，作為上述信貸額的擔保，而該支票除簽名外，其餘內容均按上述責任聲明留空。
5) 其後，輔助人批准嫌犯的信貸申請，並向嫌犯貸出港幣一千五百萬元（HKD$15,000,000.00）進行賭博（參見卷宗第25頁），惟賭博後，嫌犯一直未有向輔助人清還所有欠款。
6) 至2011年12月5日，由於嫌犯一直未向輔助人清還所有欠款，合共港幣一千四百八十五萬元（HKD$14,850,000.00），輔助人的人員便按嫌犯的責任聲明內容自行在上述支票填上日期為2011年12月5日、金額為港幣一千四百八十五萬元（HKD$14,850,000.00）（參見卷宗第26頁）。
7) 2011年12月6日，輔助人持上述支票到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進行承兌，惟不果，原因是上述嫌犯支票的帳戶已關閉“ACCOUNT CLOSED”（參見卷宗第27頁）。
8) 案件曾透過司法請求書取證。
9) 上述212-213XXX-XXX恒生銀行帳戶屬嫌犯“A”。
10) 嫌犯至少在2011年12月5日或之前，清楚知悉其簽立支票的戶口沒有足夠金錢支付其向輔助人的信貸金額，及明知其支票帳戶內沒有足夠存款以保證支票的兌現，導致輔助人在法定期限內兌現時，因相關帳戶已關閉而無法兌現該支票。
11)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並清楚知道其行為的違法性，且會受法律所制裁。
此外，還查明：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
經庭審未查明的刑事事實：
2011年11月3日，嫌犯為逃避上述債務，便向香港恒生銀行結清上述支票帳戶，亦即將該戶口結束。
上述212-213XXX-XXX恒生銀行帳戶於2011年10月8日起至2011年11月3日結束日時，該帳戶之結餘一直為零。
控訴書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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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以下問題：
- 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簽發空頭支票罪」
- 依職權裁定賠償
*
（一）關於“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上訴人指出，根據原審法院合議庭的裁判內容，在庭審中，輔助人的證人C表示只聽到其同事成功致電予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所欠金額，並表示倘若未能在2011年12月5日前還款，便會將有關支票作承兌；而證人並非直接致電上訴人，不能確保其所聽的就是事實的全部，其所聽到的是同事這邊的說話，而對方在電話回應的內容不能聽到，且其之後也沒有與同事核對整個通話內容。該名證人的證言是旁聽而來，為間接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方法。
直接致電上訴人的員工沒有出庭作證，且證人C不能說出致電員工的姓名，因此，法庭不應採信證人C的證言，加之輔助人沒有向法庭提供客觀證據，諸如何人、何日何時、以那個電話致電上訴人、通話時間紀錄等，因此，不能完全毫無合理疑問地認定上訴人已經通知及對輔助人填寫即兌現支票呈接受態度。
除了證人C間接證言外，再沒有其他客觀證據去支持證明上訴人已獲輔助人通知案中所指的結欠金額，加上上訴人缺席審判，且在偵查階段已一直下落不明，原審法庭在欠缺及未有足夠的證據支持下，不應認定輔助人成功致電予上訴人，且上訴人已獲通知在案中所提出的結算金額，原審法庭未能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訴人知悉該欠款，故未足以反映上訴人的犯罪故意。因此，被上訴判決違反了“存疑從無”原則，應開釋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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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或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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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涉案證據之證明力，以及認定獲證明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誠然，訴訟當事人出於不同的立場、經驗，對於涉案事實會作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上訴人不能以其個人對證據之評價強加於審判法院，更不能要求審判法院必須作出與其個人價值判斷相一致的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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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罪從無原則，也被稱作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原則，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中級法院第368/2014上訴案之合議庭判決）。
並不是任何對上訴人有利的證據均可構成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有關的懷疑必須是法官的，而非上訴人的，是在法官形成心證之前就對相關證據欲證明的事實是否屬實存有的懷疑，這種懷疑必須是合理及無法彌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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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認為證人C的證言是間接證言，不應採納作為證據方法。
《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間接證言）規定：
一、如證言之內容係來自聽聞某些人所說之事情，法官得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如法官不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則該部分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方法，但因該等人死亡、嗣後精神失常或未能被尋獲而不可能對其作出詢問者，不在此限。
二、上款之規定適用於內容係來自閱讀某文件之證言，而有關證人非為該文件之作者。
三、拒絕指出或不具條件指出透過何人或從何來源知悉有關事實之人，其所作之證言，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作為證據。
本案，顯而易見，證人C所陳述的內容並非是聽聞他人所說的事情，而是其親身經歷，不屬於間接證言。
另外，原審法院並非只是基於C之陳述而認定本案的事實，是在綜合卷宗的書證、扣押物及其他證人的聲明之後予以認定的。
當然，不同的人對於證據的理解和事實的價值判斷均有不同，但是，上訴人不能將其心證代替原審判決的心證，同樣，上訴法院也不能以上訴法院的心證改變被上訴法院的心證，只有原審法院明顯違背了一般經驗法則或邏輯、法定證據價值規則、職業準則的情況下，方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未見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和邏輯，也未見違反法定證據價值規則，亦未見不遵守職業準則的情況。
基於此，被上訴判決並無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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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中指出：“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本案，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對於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宜均進行了調查，其間並沒有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之情形，亦未發現存在任何遺漏。
被上訴判決並不存在“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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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據，實際上，上訴人是不同意被上訴判決對已證事實4）、10）以及11）的認定，認為該等事實應為未獲證實，並以此為據，認為應開釋其控罪，直接質疑原審法院的法律適用。
《刑法典》第214條（簽發空頭支票）規定：
“一、簽發一支票者，如該支票係依據法律之規定及法律所定之期限被提示付款，但因欠缺存款餘額而不獲全部支付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如屬下列情況，則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ａ）所簽發之金額屬相當巨額者；
ｂ）被害人在經濟上陷於困境；或
ｃ）行為人慣常簽發空頭支票。
三、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簽發空頭支票罪」的客觀構成要件包括：1）行為人簽發出一張符合商法概念的支票；2）有關支票係依據法律之規定及法律所定之期限被提示；3）有關帳戶欠缺存款餘額而不獲全部支付。
支票作為等同於現金的支付手段進入市場，簽發支票時支票戶口内尚未有足夠現金支持還不是犯罪，而出票人不能依時保證其得到承兌即構成了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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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指出，其只在2011年9月7日交付或簽立一張支票編號為348XXX號“空白支票”予輔助人，而從來沒有於2011年11月1日簽立任何支票，故此，獲證事實4）不應為被獲證事實。
根據被上訴判決所認定事實之整體，特別是獲證事實1）、2）、3）和4），不難理解，獲證事實4）所指的支票是在2011年9月7日開立信貸額時簽立的，正如已證事實3）所指，在2011年11月1日轉換信貸限額時，將原支票應用於信貸額轉換之後的信貸。
雖然已證事實4)的表述有些不清晰，但仍不會造成對事實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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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指出，根據被上訴判決的未證事實，未能證明上訴人為了逃避債務故意將涉案支票的支票戶口結清，且結合銀行支票戶口，未顯示其帳戶於2011年9月7日至2011年10月7日沒有足夠的結餘，故不能準確地認定或推定上訴人明知存款不足而故意開出支票。因此，不能證明上訴人簽發“空白支票”之時便具備了簽發“空頭支票”的故意。故獲證明事實第10）及11）點不能獲得證實。
我們重申，支票作為等同於現金的支付手段進入市場，簽發支票時支票戶口内尚未有足夠現金支持還不是犯罪，而出票人不能依時保證其得到承兌即構成了犯罪。
根據獲證事實，上訴人於2011年9月7日簽署了涉案“空白支票”用作抵押借貸，允許輔助人自行填寫日期及輔助人結算之信貸結欠金額，將支票兑現；隨後，上訴人與輔助人達成協議，提高了信貸額，將原支票用作擔保新的信貸額度，並沿用該支票的原適用規則。涉案支票在2011年9月7日發出之後，其帳戶結餘自2011年10月8日便歸零，該支票於2011年11月1日為信貸額調整後的信貸作擔保，第3天（2011年11月3日），支票帳戶便被結清；根據獲證事實，原審法院認定輔助人已經適當通知了上訴人將填寫支票並且將兌現的時間和金額；輔助人在支票日期8日內向銀行提示付款，因帳戶結清而未能兌現。
“帳戶結清”等同於“存款不足”之後果，上訴人在簽立了支票之後，支票戶口結清，有關的支票已經不能保證兌付，理應採取措施告知輔助人，予以妥善解決信貸問題，然而，上訴人並沒有及時處理，此外，在輔助人通知了上訴人之後，上訴人亦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可見，已經很明確，上訴人最晚在收到被輔助人通知之時，已清楚知悉其所簽發的支票存款不足而不能兌現及知悉其行為違反刑事法律。
基於此，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觸犯《刑法典》第214條第1款及第2款a項之簽發空頭支票罪，並無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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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依職權裁定賠償
上訴人認為，信貸額並非上訴人實際收取的金額，輔助人並沒有提交任何欠款單據，原審法院無法審理有關民事請求，原審法院能依職權待定賠償。
《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依職權裁定給予彌補）規定：
一、如無依據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在有關刑事訴訟程序中或透過獨立之民事訴訟提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則當出現下列情況時，即使有關判決為無罪判決，法官亦須在判決中裁定給予一金額，以彌補所造成之損害：
a）該金額係為合理保護受害人之利益而須裁定者；
b）受害人不反對該金額；及
c）從審判中得到充分證據，證明依據民法之準則而裁定給予之彌補之前提成立及應裁定給予有關金額。
二、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下，就調查證據方面，法官須確保尊重辯論原則。
三、上條之規定，相應適用於裁定有關彌補之判決。
的確，支票的支付金額取決於支票的基礎關係，即：上訴人尚欠之借款及利息。
欠款金額並非唯一由賬目所證明，原審法院根據證人證言及卷宗中其他證據認定輔助人欠款金額，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明顯錯誤。
本案，原審法院已經認定支票上的金額即為上訴人應向輔助人支付的欠款，因此，並無阻礙依職權裁定彌補。原審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74條裁定有關賠償，沒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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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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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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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及其他訴訟負擔。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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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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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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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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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1 檢察院在答覆中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 - Imputam, n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arguido, ao acórdão recorrido 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as aI. c) e a) do n.° 2 do artigo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2 - Antes de mais, invoca o arguido que tanto o montante do cheque como a data do cheque não foram preenchidos por ele próprio, assim, ele não pode ser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um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Entendemos que argumento esse não pode proceder dado que o arguido, ao assinar o termo de responsabilidade a fls. 24 dos autos, sabia já que o montante e a data do cheque iriam ser preenchidos pela assistente B Limited no caso de acontecer situação referida no termo de responsabilidade.
3 - Relativamente ao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tende o arguido, mediante o presente recurso, demonstrar que está inocente d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por que foi condenado, condenação que não tem suporte n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m primeira instância. Vem o arguido dizer que por se encontrar ausente no caso, é dificil para o tribunal saber se o arguido ao assinar os docu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20, 21, 22, 24 e 25 tinha já a pretensão de não devolver o dinheiro em dívida. Diz ainda que o depoimento prestado pela testemunha C se trata de depoimento indirecto e depoimento esse não pode servir como meio de prova nos termos do n.° 1 do artigo 116.°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4 - Face a isto, entendemos que, para além do exposto n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constante de fls, 409 e ss. dos autos, é de salientar que, no nosso modesto entendimento, o depoimento prestado pela testemunha C não se trata de depoimento indirecto, ela depô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quilo que ela tinha ouvido na altura em que a sua colega contactou com o arguido por via telefónica para devolver o dinheiro em dívida, tal como consta de fls. 409. E consideramos que a ausência do arguido no caso nada impede que o tribunal condenar conforme as provas existentes no caso.
S - No nosso entendimento, conform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nstant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 tribunal chegou a um entendimento lógico e razoável de que o arguido praticou 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ora acusado e julgamos que, neste caso, não há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ora invocado.
6 - Nestes termo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que a "questão" em causa se nos mostra relacionada com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não com o imputa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7 - Neste caso,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ssentou no resultado d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disponíveis nos autos e produzidos em julgamento, convicção essa que é livre, está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8 - Assim, no nosso modesto entendimento, não existe qualquer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e prova previsto na al. c) do n.° 2 do artigo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nem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9 - Sobre a matéria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vem o arguido invocar que não devem ser considerados provados os factos referidos nos pontos 10) e 11) dos factos provados a fls. 408 dos autos, deve assim o mesmo ser absolv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ora acusado.
10 - Neste caso, não se vê que o facto de preenchimento do montante do cheque e da data do cheque pela assistente violou o acordo celebrado entre o arguido e a assistente, designadamente o estipulado no termo de responsabilidade em fls. 24 dos autos.
11 - E o arguido assinou em 01/11/2011 o pedido a fls. 22, entregou o cheque em causa à assistente como garantia do crédito HKD$15.000.000,00 e levantou logo HKD$15.000.000,00 em fichas para jogar por conta do casino da assistente. Afinal, ele não procedeu ao pagamento do dinheiro em dívida e ainda pediu ao banco para fechar a sua conta bancária que servia para garantir o pagamento do dinheiro em dívida. Face ao isto, entendemos que, pelo menos, no momento em que o arguido pediu ao banco para fechar a sua conta bancária, tinha já a ideia de não devolver o dinheiro em dívida à assistente.
12 - Neste caso, os fact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foram já pondera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e dados como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tal como se consta nos "FACTOS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entendemos que o tribunal se pronunciou sobre toda a matéria objecto do processo, assim, não ocorre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perfilando-se todos os elementos permissivos de concluir pela subsunção encontrada.
13 - Não entendemos que ocorre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de matéria de facto para a decisão, perfilando-se todos os elementos permissivos de concluir pela subsunção encontrada.
14 - O acórdão recorrido também não padece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 na aI. a) do n.° 2 do artigo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
2 輔助人在回覆中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 Foi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com fundamento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as alíneas c) e a) do n.° 2 do artigo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2. Porém, o Recorrente limita-se a por em causa o princípio da livre d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Tribunal, defendendo que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veria ter sido valorada de maneira diferente, e impondo a sua versão dos factos sem que esta tenha qualquer base n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3. O Recorrente começa por invocar que a data e o montante foram preenchidos no cheque pela Assistente, e como tal, não estão preenchidos os elementos do cheque.
4. Nos termos conjugad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1214.° e artigo 1224.° do Código Comercial, a falta de montante ou data apostas no cheque no momento da sua entrega ao beneficiário não determina a sua invalidade enquanto tal, desde que seja tal informação aposta no cheque antes da sua apresentação a pagamento, e esse preenchimento seja efectuado em observância dos acordos realizados para o efeito.
5. Provado que está nos autos que o Recorrente entregou o cheque à Assistente acompanhado de um pacto de preenchimento, e que aquele cheque foi completado pela Assistente em cumprimento das instruções constantes daquele pacto de preenchimento, não pode prover o argumento apresentado pelo Recorrente, e tem de se considerar que o cheque é provido de validade e eficácia, não existindo qualquer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este aspecto.
6. O facto de o Recorrente não ter estado presente n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não tem qualquer relevância para os autos, e o processo foi conduzido não pela Assistente, como aquele invoca, mas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7. A fase de recurso não é o momento indicado para as partes apresentarem novas versões dos factos.
8. O Recorrente foi representado em audiência, e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pelo seu defensor nomeado, e era neste momento que lhe cabia apresentar a sua defesa, incluindo a relativa à falsidade de documento ou assinatura, sendo esse o caso.
9. O Ilustre Tribunal formou a sua convicção tendo por base a prova documental e testemunhal apresentada, que foi sujeita ao devido contraditório em audiência e devidamente apreciada e valorada pelo colectivo de Juízes, inexistindo qualquer motivo para duvidar da assinatura constante dos documentos.
10. Aliás, o próprio Recorrente diz que a Assistente não apresenta prova de ter sido ele a assinar os documentos, mas também não nega tê-los assinado, reconhecendo, ao invés a sua existência.
11. Da mesma maneira, o Recorrente põe em causa a prova produzida quanto aos contactos feitos pela Assistente antes da apresentação do cheque a pagamento, mas não nega os montantes que lhe foram concedidos a título de crédito, e pelos quais era responsável.
12. Apesar de não ser o momento adequado para se discutir se o Recorrente sabia ou não qual o montante que iria ser aposto no cheque, sempre tem de se considerar que, atendendo a que o Recorrente sabia qual o montante de crédito utilizado, tinha obrigação de saber qual o montante máximo pelo qual o cheque poderia ser utilizado, estando obrigado a colocar fundos na conta suficientes para o seu pagamento.
13. O depoimento prestado pelas testemunhas em audiência não pode ser considerado um depoimento indirecto, e como tal, desconsiderado pelo Tribunal, uma vez que estas testemunhas relataram ao Tribunal os factos de que tiveram conhecimento por força das funções que desempenham na estrutura da Assistente.
14. Acresce que C relatou ao Tribunal ter estado presente e ouvido a conversa na qual um outro funcionário da Assistente informava ao Recorrente que iria apresentar o cheque a pagamento e qual o seu montante, pelo que esta testemunha tomou conhecimento destes factos directamente, porque os ouviu, e não por interposta pessoa, pelo que não pode o seu depoimento ser considerado um depoimento indirecto.
15. O Recorrente reconhece ter celebrado o contrato de crédito, e tratando-se de uma quantia tão elevada, o Recorrente sabia certamente quanto é que utilizou, pelo que sabia igualmente qual o limite da sua responsabilidade, e, consequentemente, qual o valor pelo qual o cheque poderia ser apresentado a pagamento, independentemente de qualquer interpelação ou aviso prévio.
16. Alem disso,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emitiu o cheque e assinou o pacto de preenchimento o Recorrente estava obrigado a prover a conta com fundos suficientes para o pagamento do montante do crédito, independentemente de nova interpelação quanto ao seu montante.
17.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entendimento diverso, a necessidade de interpelação não é elemento do tipo de crime, nem releva para se apurar se o mesmo se verificou.
18. Ao longo das suas motivações, o Recorrente reconhece ter celebrado o contrato de crédito, que entende ser um contrato de cooperação (embora não explique em que consiste essa cooperação), reconhece ter emitido o cheque e o pacto de preenchimento, e reconhece ter usado o crédito.
19. Invoca porém não existir prova da intenção, ou seja, d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tipo de crime, invocando não se poder considerar a prova de que ele foi informado do montante que iria ser aposto no cheque.
20.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melhor entendimento não pode este argumento proceder, sendo a interpelação de todo irrelevante, porquanto, bem sabendo que tinha emitido aquele cheque e ter usufruído do credito concedido pela Assistente, ainda assim, voluntariamente encerrou a conta bancária associada aquele cheque, desprovendo-a de fundos que permitissem o pagamento daquele cheque.
21. Sendo a prova suficiente não existe nenhuma situação de in dúbio pro reu.
22. Sendo absolutamente irrelevante que do documento n.° 4 junto aos autos a fls. 23 conste a menção received on 18/08/11 via cage email,_sem qualquer indicação de que documento fora recebido nesse dia e por essa via, quando daquele documento consta a cópia de 3 documentos.
23. Conforme é reconhecido pelo Recorrente nas suas conclusões, e para o que aqui interessa, o Recorrente emitiu um cheque para garantia do crédito que lhe foi concedido pela Assistente, e foi esse o cheque que não foi honrado, consubstanciando 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24. Entende-se have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ando for patente que a decisão probatória do tribunal violou as leges artis, e isso resulte claramente dos elementos dos autos por si só ou conjugados com a regra de experiência comum.
25. De tudo o exposto,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limitando-se o Recorrente a por em causa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pelo tribunal, e a contar a sua versão dos factos, sendo que este não é o momento nem o local indicado para o efeito.
26. Só há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ando se verifica uma lacuna no apuramento desta matéria que impede a decisão de direito ou quando se puder concluir que sem ela não é possível chegar-se à conclusão de direito encontrada.
27.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tem que decorrer da própria decisão recorrida, sem recurso a quaisquer elementos que lhe sejam externos, e há-de ser tão notoriamente evidente que não passe despercebido ao comum dos observadores, isto é, que o homem médio facilmente se dê conta dele.
28. No caso em apreço não se verifica tal vício, e conforme supra foi demonstrado, todos os elementos do tipo de crime foram devidamente provados em audiência.
29. 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é definido pelo artigo 214.° do Código Penal, que pune a actuação daquele que "emitir um cheque que, apresentado a pagamento nos termos e no prazo legalmente fixados, não for integralmente pago por falta de provisão".
30. Por sua vez, são condições de punibilidade: i) a apresentação do cheque a pagamento no prazo legal; e ii) a verificação do não pagamento por falta ou insuficiência de provisão.
31. Porque o presente recurso apenas versa sobre a emissão do cheque e acerca do dolo, porquanto o Recorrente invoca faltarem elementos do tipo de crime e refere não estar provada a intenção, só nos pronunciaremos sobre estes requisitos, considerando porém que todos os outros se encontram verificados.
32. Provado que foi o Recorrente quem assinou o cheque que voluntariamente entregou à Assistente, acompanhado por um pacto de preenchimento nos termos do qual a autorizava a completar a informação em falta e apresenta-lo a pagamento, nos termos e condições que entendesse, resulta provado o preenchimento do primeiro elemento do tipo de crime.
33. À luz da lei da RAEM, em especial, nos termos do previsto pelos artigos 1212.° e 1224.° do Código Comercial, para que exista um cheque válido enquanto tal e com a força de um título de crédito, não é exigível o seu preenchimento integral no momento em que o mesmo é emitido, considerando-se que o cheque é emitido no momento em que o sacador o assina e entrega ao beneficiário.
34. Nos termos daqueles preceitos legais resulta que um cheque incompleto no momento em que é emitido que tiver sido completado em estrito cumprimento dos acordos realizados ("pacto de preenchimento") goza de plena validade e eficácia e consequentemente, de toda a protecção jurídico-criminal concedida ao cheque.
35. Assim, no caso dos autos, apesar de o cheque ter sido parcialmente preenchido pela Assistente, tal preenchimento é legítimo porquanto estava munida do pacto de preenchimento junto aos autos, instrumento legal que lhe permitia preencher, por si só, os elementos essenciais do cheque sem que para tal precisasse de novo consentimento do Recorrente.
36. Assim, ainda que alguma informação tenha sido aposta no cheque pela Assistente, não deixa de se considerar que o cheque foi emitido pelo Recorrente no momento em que o assinou e entregou à Assistente, não obstando a que se verifique a prática do crime, ainda que ele seja considerado crime de mão própria.
37. Elemento subjectivo d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é o dolo, e é unanimemente aceite que o dolo exigido para este tipo de crime é um dolo genérico, na sua componente intelectual, enquanto conhecimento da falta ou insuficiência de fundos na sua conta bancária para satisfação da ordem de pagamento dada ao banco, e na componente volitiva, consubstanciada na vontade de, consciente da falta ou insuficiência de fundos, emitir e entregar esse cheque à Assistente.
38. E é indiscutível que esse dolo existe, uma vez que, ao emitir e entregar aquele cheque à Assistente, o Recorrente estava obrigado a partir desse momento, a manter a conta provisionada para efeitos do seu pagamento, e ao não o fazer, o Recorrente bem sabia que aquela ordem de pagamento não seria cumprida, e que, com isso, cometia 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39. Assim, 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melhor entendimento, não se verificam os vícios invocados pelo Recorrente nas suas motivações de recurso, devendo o mesmo ser considerado improcedente, e mantendo-se a condenação penal nos termos em que foi proferida.
40. Ainda que assim não fosse, e sem conceder, nos termos do n.° 1 do artigo 358.°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a sentença, ainda que absolutória, condena o arguido em indemnização civil sempre que o pedido respectivo vier a revelar-se fundado, sem prejuízo do disposto no n.° 2 do artigo 71.° e no artigo 74.°"
41. Através de prova documental e testemunhal produzida nos autos, está provada não só a prática do crime de emissão de cheque sem provisão como a relação material subjacente a esse cheque, designadamente, 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de crédito, a utilização do crédito, o seu não reembolso, e o montante que permanece em dívida, e que foi arbitrado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à Assistente.
42. Em momento algum das suas motivações o Recorrente invoca não ter utilizado o crédito, ou ter procedido ao seu reembolso.
43. Pelo que tendo o arbitramento sido requerido, e verificados que estão os pressupostos na sua fixação, deve manter-se a condenação no pagamento daquele montante a título de indemnização ainda que a decisão penal seja alterada, o que não se es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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