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620/2021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21年9月23 日
一、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1-008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中，於2021年6月3日，合議庭作出裁判，判處嫌犯A如下犯罪和刑罰：
1. 指控嫌犯A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27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危險駕駛交通工具罪」，判處罪名不成立。
2. 指控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協助罪」（共犯），改判為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協助罪」（共犯），每項判處4年的徒刑。
3. 嫌犯是A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
《澳門刑法典》第31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判處2年的徒刑。
4. 數罪並罰，合共判處嫌犯7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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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145頁至第151頁背頁）。
上訴人A提出以下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首先，根據乘坐嫌犯駕駛船隻(以下簡稱“該船隻”)上的兩名證人B及C的證言，其等均否認是偷渡來澳，當時是從內地江門及中山上船前往東莞。
2.雖然正如合議庭指出“根據關員1****的證言，其按照嫌犯當時所開往的方向，認定嫌犯的目的為澳門。”
3.然而，另一名之證人海關首席關員D則指出該船隻所行駛之方向除可到達所謂的偷渡黑點外，還可以到達香港大嶼山或內地，因此其亦不能肯定該船隻司的目的地是否澳門。(詳見庭審錄音44:12至46:30)。其證言明顯比關員1****的證言更為中立以及有更合理的分析。
4.同時，兩名關員均指出當時該船隻並沒有駛向澳門海岸邊的趨勢，而且該船隻一直保達航行狀態，沒有停下或減速。
5.另外，根據卷宗第20頁之資料顯示，從發現該船隻的位置到截獲該船隻的位置可見，該船隻是從較為靠近澳門岸邊位置一直駛離岸邊，而結合卷宗第61頁資料，上訴人以及證人B及C所述只是途經澳門前往東莞亦符合事實。
6.因此，綜合上述四名證人之證言以及卷宗資料，上訴人認為並不能毫無疑問得出該船隻之目的地為澳門的結論，尤其在發現該船隻當時船隻並沒有任何靠岸的動作，以及該船隻亦極有可能如上訴人及證人B及C所述前往東莞。
7.其次，被上訴裁判指出“案中船隻的體積並不龐大，相信有條件透過貨車運回東莞，成本與安全性應遠較嫌犯所指的方式合理，且根據卷宗第11頁的估值結果，案中船隻的價值似乎較嫌犯可收取的酬勞更為廉價；從種種跡象所見，本院實在未能接受嫌犯所指需要從東莞坐的士到江門、再從江門將船駛回東莞的說法。”。
8.須指出的是，本案並沒有任何證據或資料支持合議庭上述之認定，尤其沒有任何數據顯示透過貨車運回東莞的合理性。
9.根據卷宗第10頁之資料顯示，該船隻船體為10米長X 2.8米寬。該船隻在船舶而言並不算龐大，然而，其亦非一般貨車所能運載。
10.以澳門來說，一般道路上所能看見的貨車僅為3米至5.4米長，1.6米至2.15米寬。(參見附件一)
11.即使以內地來說，倘要安全運載該船隻需使用接近最大規格的13.5米車。(參見附件二至四)
12.從上述資料可見，倘需以陸路方式將該船隻從江門運回東莞，是需要大型貨柜車才可能實現，按照上訴人在網絡上得到的資料參考，從江門到東莞約為120.5公里，單從司機的工資以及運費計算(人民幣500+1205)已超逾上訴人在案中所得到人民幣1500元的報酬，而且還未計算將該船隻從水中裝運到貨車的費用、貨車的高速費、油費等。
13.綜上所述，被上訴裁判指述之將該船隻以貨車運回東莞成本與安全性較上訴人所指的方式合理並沒有證據支持，而且亦與現實不符。
14.再者，被上訴裁判指出“另一方面，根據海關人員調查時的發現，嫌犯的船隻出現在本澳水域範圍，根據卷宗第61頁的資料，倘若嫌犯真的要從江門駛往東莞，澳門並非唯一的航道；再者，在海關人員的船隻發現並著令嫌犯停船時，嫌犯並沒有將船隻停下，嫌犯更表示沒有發現海關的船隻，不知悉被叫停下，直至踫撞的一刻才發現。對於嫌犯所作的這種解釋，本院認為是極為不合理的（海關的船隻不可能突然出現在海上，嫌犯理應不會在踫撞後才發現海關的船隻）；事實上，正因為嫌犯心知行為違法，所以才會拒絕停船受檢。”。
15.須指出的是，合議庭所作出之上述認定僅為推論而非有客觀證據支持，正如本上訴第1至6條事實所述，從本案之客觀證據並不足以毫無疑問得出該船隻之目的地為澳門，更遑論上訴人之目的為偷渡來澳。
16.按照上訴人以及兩名證人B及C所述，三人均一致表示當時並沒有聽到海關要求停船受撿，直至碰撞的一刻才發現。
17.然而，合議庭並沒有針對兩名證人B及C表示沒有看到海關或聽到海關要求停船的證言作出分析，僅指出上訴人的解釋不合理。
18.誠然，海關之船隻不可能突然出現在海上，但本案發生之時正值凌晨時段，海面上的能見並不高，而且按照上訴人及海關證人D所述當時海面上的風浪較大，確實存在沒有聽到海關要求停下的命令。
19.再者，退一步而言，上訴人當時即使聽到海關的停船要求，其亦不能立即停下;從上訴人以及各名證人的證言可見，當時該船隻之方向盤以及馬達已是處於損毀的狀態，尤其海關證人D指出該船隻的馬力是大於海關之船隻，若非該船隻受損海關船隻是不可能追上該船隻的。
20. 由此可見，上訴人當時並非故意拒絕停船受檢而是由於該船隻的方向盤以及馬達受損，上訴人並不能完全控制船隻，直至海關人員最後以開槍作威嚇時，才想起拔出鎖匙可以停下船隻。
21.另外，倘以這樣的推論作事實認定，合議庭亦遺漏考慮兩名證人B及C均表示其等兩人身上並沒有攜帶任何財物以及身份證明文件，按照一般司法實踐來看，偷渡來澳的內地居民一般是為著旅遊或賭博，否則有關人士不可能在澳門生活，即使是以非法途徑進入澳門，亦會攜帶身份證明文件、手機以及足夠的金錢，而在本案中兩名證人明顯不符合這種情況，反而更符合其兩人所述的從江門到東莞的陳述，因為一般在內地生活並不需要帶備身份證明文件。
22.而海關證人D在作證指出在發現船隻當時B及C是分別坐在駕駛席之兩側，目的是協助上訴人駕駛該船隻，按一般經驗邏輯偷渡者並不會作出有關行為。(詳見庭審錄音43:28至44:10)
23.從上述的推論可見，事實上兩名證人B及C根本不是偷渡到澳門，上訴人根本不存在作出協助偷渡的犯罪。
24.綜上所述，本案中的證據並不能毫無疑問地證實上訴人所駕駛之船隻的目的地為澳門，而按照兩名證人B及C之證言，其兩人均沒有非法進入澳門之意圖。故此，按照疑罪從無原則，被上訴裁判存在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以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請求法官 閣下認定未能從獲證明之事實上毫無疑問地證實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的兩項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協助罪」，判處上訴人罪名不成立或發回重審。
25.被上訴裁判指出“針對抗拒及脅迫罪的指控，按照兩名海關人員的描述，嫌犯當時拒絕停船接受調查，並繼續開船，致使兩船發生碰撞;本院認為，嫌犯理應清楚知道被海關人員著令停船及接受檢查，但嫌犯沒有依從指示，反而以繼續駕駛船隻前行的方式離開，目的是逃離現場，過程中，在嫌犯拒絕接受調查的故意行為下，導致兩船發生碰撞，更致使海關人員的船隻傾側，反映嫌犯有關行為的故意性及暴力性。”
26.首先，正如本上訴狀第16至18條所述，上訴人在被海關船隻碰撞前並沒有發現海關船隻正在追截該船隻，更不知悉海關要求上訴人停下的命令。
27.而按照兩名海關關員之證言，其等僅是指出當時上訴人應該見到海關的船隻，但並不能肯定上訴人是否看到或聽到有關海關關員的命令，但沒有指出上訴人明示拒絕停船接受調查。
28.另外，按照證人首席關員D的證言，當時海面風浪較大，兩船行駛相當接近，有一方變向才會出現碰撞，並不能確定是上訴人主動撞向海關船隻抑或是為著避開海關船隻。(詳見庭審錄音55:07至56:00)
29.在上訴人以及各名證人的證言均表示該船隻之方向盤以及馬達已是處於損毀的狀態，因此，該船隻根本不可能主動不停下船隻以及撞向海關船隻。
30.同時，根據載於卷宗第13頁的由員D製作之錄像筆錄顯示，該關員在製作錄像筆錄時多次表示“海關巡邏快艇追截期間利用船身緊貼本案灰色纖維艇，嘗試截停及發生碰撞”，按照一般的理解應是海關巡邏快艇主動靠向嫌犯駕駛之船隻引致碰撞以達到海關關員截停該船隻的目的。
31.更甚者，在本案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兩船曾發生碰撞，客觀上兩船是否發生碰撞亦存有疑問。
32.綜上所述，本案中的證據並不能毫無疑問地證實上訴人為著拒絕海關停船之命令的目的，繼續駕駛該船隻離開以及撞向海關船隻，尤其缺乏考慮證人D之上述證言、上訴人之船隻處於損毀的狀態以及錄像筆錄中關員表示“海關巡邏快艇追截期間利用船身緊貼本案灰色纖維艇，嘗試截停及發生碰撞”。故此，被上訴裁判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請求法官 閣下認定上訴人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31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抗拒及脅迫』，判處上訴人罪名不成立或發回重審。
33.在本案中，就上訴人被控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的兩項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協助罪」，每項判處4年的徒刑，以及一項《刑法典》第311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抗拒及脅迫罪」，判處2年徒刑，數罪並罰，令共判處7年實際徒刑，本案的量刑顯然過重及不適度。
34.上訴人在本案前並不存在任何的犯罪前科。
35.事實土，上訴人的家庭僅靠上訴人一人維持家庭開支，上訴人尚需供養妻子及兩名未成年兒子，整個家庭實在非常需要上訴人各方面的參與及支持。
36.七年的實際徒刑極可能為其家庭帶來不可想像及不可恢復的後果。
37.上訴人為初犯。
38.考慮到上訴人在案中從未針對任何人或人身權利作出任何類型之侵犯，及上訴人如實交待案情以及在已認知犯罪的錯誤，且上訴人之家庭經濟狀況在欠缺上訴人的支持屬非常困難階段，判處上訴人七年實際徒刑實為過量。
39.基於此，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在考慮上述的闡述後，判處上訴人6年或以下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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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應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詳見卷宗第166頁至第170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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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原審之競合刑罰過重，建議改判為不超過六年之實際徒刑（詳見卷宗第181頁至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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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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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一）獲查明屬實的事實：
1) C及B均是中國內地居民，案發時彼等沒有合法證件進入及逗留澳門。
2) 案發前，嫌犯A與涉嫌人達成協議，決定由嫌犯駕駛船隻運載兩名未獲准合法逗留或居留在本澳的人士C及B偷渡進入澳門，事成後，嫌犯可獲得人民幣壹仟伍佰元（RMB1,500.00）的報酬。
3) 2020年12月24日晚上約9時，嫌犯按上述涉嫌人指示，先後接載C及B在中國內地上船（一艘灰色纖維艇）及出發來澳。
4) 同日晚上約11時30分，嫌犯駕駛上述纖維艇載著C及B向澳門方向航行。
5) 2020年12月25日凌晨1時03分，嫌犯駕駛的纖維艇到達澳門科學館對開的海面，該水域範圍的管轄權屬澳門特區所擁有。
6) 同一時間，海關關員發現上述由嫌犯駕駛的可疑纖維艇，於是作出追截並示意停船，但嫌犯沒有理會，並繼續駕駛上述纖維艇試圖擺脫攔截，導致該纖維艇多次撞及海關的巡邏快艇，令海關的巡邏快艇傾側，並短暫失去操控船隻的主動性。
7) 海關關員即時進行轉軚動作，並繼續追截嫌犯所駕駛的纖維艇。之後，海關關員更施放胡椒噴霧及一枚催淚彈。最終，海關關員在氹仔客運碼頭對出海面成功截獲嫌犯。
8) 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9) 嫌犯與他人共同分工合作，故意駕駛纖維艇運載兩名無合法證件進入澳門之人士不經出入境事務站進入澳門，而嫌犯事成後可從中獲得財產利益作為報酬。
10) 嫌犯明知在巡邏快艇上的關員為正在執勤的海關關員且正在要求其停船接受檢查，但嫌犯仍對彼等施以暴力性反抗，明知海關關員向其作出停船檢查的命令時仍然逃走，致使其船隻撞及有關海關巡邏快艇，使巡邏快艇傾側，意圖阻止該等關員作出與執行職務有關之行為。
11)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此外，還查明：
嫌犯表示具有初中一年級的學歷，水手，每月收入為7,000至8,00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兩名未成年兒子。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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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能證明的事實：
控訴書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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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以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以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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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以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 針對兩項「協助罪」的裁定，上訴人認為，案中證據不能毫無疑問地證實上訴人所駕駛之船隻的目的地為澳門，兩名證人B及C均沒有非法進入澳門之意圖，按照疑罪從無原則，被上訴判決存在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的矛盾以及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上訴人請求改判其被裁定的兩項「協助罪」罪名不成立，或將案件發回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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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表示：“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關於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指出：“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關於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明顯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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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案卷宗資料，2020年12月24日晚上約9時，上訴人先後接載涉案證人C及B在中國內地登上涉案之纖維艇；約晚上11時30分，上訴人駕駛該纖維艇向澳門方向航行；12月25日凌晨1時03分，上訴人駕駛的纖維艇到達澳門科學館對開海面，該水域範圍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海關關員發現由上訴人駕駛的可疑纖維艇後，作出追截並示意其停船，但上訴人未予理會並繼續駕駛纖維艇行駛，其間，纖維艇多次撞與海關的巡邏快艇碰撞；海關關員施放胡椒噴霧及一枚催淚彈後，最終在氹仔客運碼頭對出海面成功截獲上訴人、纖維艇及兩名證人；上訴人否認協助兩名證人偷渡進入澳門；兩名證人否認偷渡來澳。
本合議庭注意到，儘管，對於上船地點、時間及目的，上訴人與兩名證人的說法之間存在矛盾；上訴人搭載兩名證人的纖維艇在澳門科學館對開海面被海關關員發現，而該水域恰恰是偷渡進入澳門的黑點；在海關關員示意停船檢查後，上訴人未予理會而繼續駕船行駛；上訴人聲稱受託將纖維艇由江門駕往東莞，但澳門並非唯一航道，且澳門與東莞處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訴人選擇該航線的合理性令人懷疑。但是，凡此種種，僅能證明上訴人駕駛著搭載兩名證人的纖維艇駛入澳門水域、且沒有遵循海關關員指示接受停船檢查，而無法充分及必然地認定上訴人當時負責駕駛船隻並接載兩名證人偷渡來澳的事實。
進言之，證人B否認欲偷渡來澳，表示只是想體驗一下出海的感覺，其當日身上沒有帶證件；證人C否認偷渡來澳，表示因為可以免費回東莞才上了上訴人的船隻，其沒有帶手提電話；案中沒有其他證據顯示兩名證人曾因偷渡事宜而與上訴人或其他涉案嫌疑人進行聯繫；控訴事實和獲證事實沒有顯示纖維艇有靠岸意圖，僅顯示上訴人駕駛的纖維艇到達澳門科學館對開的海面，而海關關員發現該由上訴人駕駛的可疑纖維艇，於是作出追截並示意停船，但上訴人沒有理會，並繼續駕駛（控訴及獲證事實第5及第6點）；而兩名海關證人對於上訴人駕駛的船隻當時是駛向澳門岸邊還是香港有不同的描述。可見，卷宗資料欠缺認定上訴人實施兩項「協助罪」犯罪之基礎事實，即：兩名證人欲偷渡進入澳門，而上訴人明知其等為內地居民、不具有可以逗留澳門的合法證件卻仍作出協助的行為。
針對上訴人所觸犯的兩項「協助罪」的指控，原審法院在獲證事實中指出：“案發前，嫌犯A與涉嫌人達成協議，決定由嫌犯駕駛船隻運載兩名未獲准合法逗留或居留在本澳的人士C及B偷渡進入澳門，事成後，嫌犯可獲得人民幣壹仟伍佰元（RMB1,500.00）的報酬；2020年12月24日晚上約9時，嫌犯按上述涉嫌人指示，先後接載C及B在中國內地上船（一艘灰色纖維艇）及出發來澳”，而實際上，這只是一結論，針對兩名證人是否企圖偷渡來澳的事實，被上訴判決缺乏充分證據和相應的客觀基礎事實。
本合議庭認為，原審法院經審理查明的事實，雖足以證明上訴人駕駛著搭載兩名證人的纖維艇駛入澳門水域、且沒有遵循海關關員指示接受停船檢查，但是，尚不足以從邏輯上推導出上訴人實施了被指控的「協助罪」罪行之結論；同時，上訴人否認運載兩名證人偷渡計入澳門，兩名證人也否認意圖進入澳門，雖然上訴人的聲明與兩名證人之間存在矛盾，原審法院認為其等聲明內容令人難以信服，但是，亦無法藉此反向得出結論，即：兩名證人欲偷渡進入澳門，而上訴人明知其等為內地居民、不具有可以逗留澳門的合法證件卻仍作出涉案之協助行為。
此外，上訴人是否意圖協助兩名證人“不經出入境事務站進入澳門”，合議庭認爲，被上訴判決亦缺乏足夠的證據。
第6/2004號法律第14條規定及處罰的「協助罪」，規定行爲人協助他人於第2條所規定的情況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而該法律第2條所規定的情況，包括本案所控告的不經出入境事務站入境的情況；以及以虛假身份，又或持偽造的身份證明文件或旅行證件入境和在被禁止入境期間內入境的情況。
本案，上訴人駕駛的纖維艇意圖在澳門什麽地點靠岸，證據有所匱乏，被上訴判決的獲證事實，特別是第5點，在沒有其他事實支持的情況下，難以得出獲證事實第9點的上訴人故意運載兩名無合法證件進入澳門之人士“不經出入境事務站進入澳門”的判斷。
故此，本合議庭認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針對裁定上訴人觸犯兩項「協助罪」的部分，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規定之瑕疵，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之規定，決定將涉及上訴人觸犯兩項「協助罪」的部分發回重審，並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3款之規定由初級法院全新的合議庭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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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一項「抗拒及脅迫罪」的裁定，上訴人認為，案中證據不能毫無疑問地證實上訴人為著拒絕海關停船之命令的目的，繼續駕駛該船隻離開以及撞向海關船隻，被上訴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上訴人請求改判其被裁定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罪名不成立，或將案件發回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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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身為水手，理應知道行船過程中需要時刻留意周邊的水域狀況以及附近是否有其他船隻，正如機動車駕駛者需要注意周邊路況而謹慎駕駛一樣。尤其案發時是深夜時分、海面風浪較大，按照常理而言，作為船隻駕駛者的上訴人更應盡到謹慎駕駛義務，不可能發現不了海關船隻的靠近，亦不可能意識不到海關關員要求其停船接受檢查的指令。故此，上訴人關於“在被海關船隻碰撞前並沒有發現海關船隻正在追截該船隻，更不知悉海關要求上訴人停下的命令”的主張，不足以採信。
同樣的，在海關關員施放胡椒噴霧及催淚彈之後，上訴人關掉發動機而將纖維艇停下來。上訴人身為水手，負責駕駛涉案的纖維艇，理所當然的知道如何在突發狀況下緊急停船的方法。上訴人有關“被撞了兩次，第一次踫撞後，其船隻被撞壞，所以無法停船”的主張，本合議庭亦不予採信。
原審法院指出：
針對抗拒及脅迫罪的指控，按照兩名海關人員的描述，嫌犯當時拒絕停船接受調查，並繼續開船，致使兩船發生踫撞；本院認為，嫌犯理應清楚知道被海關人員著令停船及接受檢查，但嫌犯沒有依從指示，反而以繼續駕駛船隻前行的方式離開，目的是逃離現場，過程中，在嫌犯拒絕接受調查的故意行為下，導致兩船發生踫撞，更致使海關人員的船隻傾側，反映嫌犯有關行為的故意性及暴力性。
因此，本院認為案中的證據充分且足夠，足以認定嫌犯實施了對其所指控的抗拒及脅迫罪。
縱觀被上訴判決，原審法院適當闡述了對證據之分析，體現了自由心證的形成，透過分析案中證據，依照經驗法則，裁定上訴人觸犯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其間，未見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亦未發現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之結論，同時，也不存在任何違反常理和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之情形。針對上訴人被裁定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指稱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其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故此，上訴人基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規定請求改判其被裁定的一項「抗拒及脅迫罪」罪名不成立或將案件發回重審，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被上訴判決針對上訴人觸犯一項「抗拒及脅迫罪」之定罪以及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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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刑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確定刑罰量刑時明顯過重及不適度，並沒有考慮到上訴人為初犯、如實交待案情以及其家庭情況。上訴人請求改判其6年或以下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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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本合議庭裁定，維持原審判決針對上訴人觸犯一項「抗拒及脅迫罪」之定罪及所判之徒刑（其量刑非為上訴標的）；針對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觸犯兩項「協助罪」的部分，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規定之瑕疵，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及第3款之規定，將涉及上訴人觸犯兩項「協助罪」的部分發回重審；隨後，進行或有的競合之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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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裁定：
1. 維持原審判決針對上訴人觸犯一項「抗拒及脅迫罪」之定罪以及所判之徒刑（其量刑非為上訴標的）；
2. 針對上訴人被控告觸犯兩項「協助罪」的部分，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由新合議庭進行重新審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及第3款）；
3.如需要，與上述一項「抗拒及脅迫罪」之量刑作競合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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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上訴人須負擔其敗訴部分之訴訟費用和負擔。上訴人須支付的司法費定爲3個計算單位，其他訴訟費用和負擔減半。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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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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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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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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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但本人認為，原審的自由心證結果並無違反法定證據的效力、也無抵觸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更無違反法官在審理事實時應遵守的專業守則，故上訴庭不應把案件發回重審，而的確，在本案中，控方已提交了充份的證據，嫌犯和兩名無證人士所說的事實版本均全不合理，嫌犯的拒絕澳門海關的截查行為更印證了控方的指控。最後，本人主張可把嫌犯的單一刑罰減為五年徒刑）。
1 檢察院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 - Imputam, no presente recurso, ao acórdão recorrido os vícios de direito, bem com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o n.° 1 e n.° 2, al. a), b) e c), do artigo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E o arguido não concorda ainda com 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única que lhe foi aplicada, requer assim que seja reduzida a mesma para não superior a 6 anos de prisão.
2 - Sobre a matéria de insuficiência, para que haj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é indispensável qu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não permita uma decisão de direito, necessitando de ser completada.
3 - Nestes termos, invoca o arguido que não existem provas suficientes para comprovarem a sua comparticipação na prática dos crimes de auxílio ora postos em causa, no entanto, não entendemos que assim seja.
4 - Neste caso, os fact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foram já pondera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e dados como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tal como se consta nos "FACTOS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entendemos que o Tribunal se pronunciou sobre toda a matéria objecto do processo, assim, não ocorre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perfilando-se todos os elementos permissivos de concluir pela subsunção encontrada.
5 - No que respeita a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a contradição a que se reporta esse vício é só aquela que, como expressamente se postula, se apresente como insanável, irredutível, que não possa ser ultrapassada com recurso à decisão recorrida no seu todo e à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6 - A contradição pode ser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7 - Face ao caso e feita uma análise d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constante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se verifica a alegada contradição entre os mesmos.
8 - Relativamente ao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ntende o arguido que existe erro por parte do Tribunal ao considerar os factos acusados como provados. E vem dizer que não tinha intenção de praticar os factos de auxílio e de resistência.
9 - Face à questão ora levantada, entendemos que é de notar qu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tem com base naquilo que o arguido disse na noss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mas também nas provas documentais (cfr. o auto de visionamento a fls. 13 a 18 dos autos) e testemunhais ora existentes no caso, bem como o depoimento dos agentes dos Serviços de Alfândega .
10 - Nestes termos, é de salientar ainda que não devem ser entendidas isoladamente as declarações do arguido e 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ora prestada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evem as mesmas serem interpretadas duma forma coerente, conjugando com as demais provas existentes no caso.
11 - E foi com base nos elementos acima expostos, conjugando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entende o Tribunal que o arguido participou na prática dos factos de auxílio e de resistência.
12 - No nosso entendimento, conform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nstant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 Tribunal chegou a uma conclusão lógica e razoável de que o arguido praticou os crimes de auxílio e de resistência.
13 - Nestes termo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que a "questão" em causa se nos mostra relacionada com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e não com o imputa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14 - Neste caso,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ssentou no resultado d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probatórios disponíveis nos autos e produzidos em julgamento, convicção essa que é livre, está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15 - Manifesta o arguido a não concordância com a pena única que lhe foi aplicada, requer que seja reduzida a mesma para não superior a 6 anos de prisão.
16 - Nestes termos, tendo em conta os factos que se provou o arguido ter praticado, os mesmos consubstanciam dois crimes de auxílio previstos no n.° 1 do artigo 14.° da Lei n.° 6/2004, cabendo "pena de prisão de 2 a 8 anos" e um crime de resistência e coacção previsto no artigo 31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cabendo "pena de prisão até 5 anos".
17 - Facto é que a pena única de 7 anos de prisão aplicada ao arguido situa-se dentro da moldura abstracta do cúmulo jurídico e não é muito acima do seu limite mínimo.
18 - Face ao caso, consideramos que não é adequada a redução da pena única do arguido.
19 - Neste caso,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única, foi ponderada e analisada pelo Tribunal, atendendo especialmente o de ser primário,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tanto geral como especial, o grau de ilicitude dos factos, o modo de execução destes, a intensidade do dolo, bem como a conduta anterior ao facto e a posterior a este, tal como consta do acórdão recorrido, daí que improcede ainda esta parte do recurso.
20 - Entendemos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adece dos vícios de direito, bem com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o n.° 1 e n.° 2, al. a), b) e c), do artigo 400.°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com que o arguido deve cumprir as penas imposta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Assim se fazendo a habitual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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