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23/09/2021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719/2021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裁判書
上訴人A的判刑情況：
1) 於2018年11月22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18-0270-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經4/2014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2個月徒刑，暫緩1年執行，暫緩執行期間須遵守：附隨考驗制度；接受戒毒治療；及不得再接觸毒品之緩刑義務（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3頁至第68頁）。裁決於2018年12月12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2頁）。
2) 於2019年11月13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18-0270-PCC號卷宗內，法庭決定根據《刑法典》第53條d)項的規定，延長被判刑人的緩刑期多一年，合共緩刑期間為2年，自該案有關被判刑人之部分於2018年12月12日轉為確定起計算，並維持緩刑期間附隨考驗制度（見徒刑執行卷宗第69頁至第70背頁）。裁決於2019年12月5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2頁）。
3) 於2020年1月23日，在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1-19-0278-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犯身分及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一)所規定及處罰的「較輕的生產及販賣罪」，被判處1年6個月實際徒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頁至第19頁）。被判刑人不服裁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於2020年5月14日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見徒刑執行卷宗第20頁至第28頁）。裁決於2020年6月1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4頁）。
4) 於2020年7月29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18-0270-PCC號卷宗內，法庭決定根據《刑法典》第54條第1款b)項的規定廢止被判刑人的緩刑，即被判刑人須服被判處的2個月徒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71頁至第73頁）。裁決於2020年9月21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2頁）。
綜上所述，被判刑人合共須服1年8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2月12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7月22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28-20-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1年7月22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在本案中，由於上訴人已符合了假釋之形式要件，故上訴人僅在此討論假釋之實質要件是否亦告成立這一問題。
2. 首先就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自2020年6月16日開始服刑至今，獄方評價服刑期間行為良，屬信任類犯罪。
3. 從假釋報告中可見，上訴人在獄中有申請輪候職訓以培養個人技能，而由於在囚人需服刑半年後才可申請工作輪候，故此，上訴人現時仍在輪候。
4. 卷宗內容顯示上訴人在獄中沒有報名參與課程，然而，根據上訴人所述，由於疫情的影響，由上訴人入獄一直至2021年5月份期間，獄中並未開設課程，一直至2021年6月才有開設課程。
5. 亦即是，上訴人並非沒有報名參與課程，而是在其符合假釋的形式要件前，獄中並未有開設課程。
6. 事實上，即使上訴人未能報名參與獄中的學習活動，並不代表上訴人已放棄繼續學習，上訴人在獄中通過閱讀不斷學習人生道理及自我增值。（見卷宗第12頁）。
7. 此外，上訴人與家人關係良好，在其服刑期間，上訴人的父母親及妹妹經常到獄中探訪，為其提供支持及鼓勵，上訴人的家人更已替其尋找到一份司機的工作。
8. 由此可見，上訴人具有重返社會的生活計劃以及條件。
9. 而且，上訴人已繳交有關案件的司法費用，可見其已意識到自己的過錯並動承擔因其行為的而引致的責任。
10. 綜上可見，上訴人在監獄中有進行自我反省，其就所犯的違法行為已表示懊悔，亦一直向良好方面發展。
11. 再者，獄方是根據第40/94/M號法令第8條和經第8/GM/96號批示核准《路環監獄規章》第4條規定，考慮了上訴人的年齡、身心健康狀況、是否初犯、刑期的長短、獄中的學習及工作進程、紀律處分之紀錄、藥物依賴之狀況、在自由環境中與何人交往、所實施罪行之類型、有否使用暴力及重返社會之安全性等這些因素後，才會將上訴人歸入囚犯中的信任類。所以，並不能說上訴人沒有重返社會的良好因素。
12. 而假釋報告的技術員亦建議可以給予上訴人假釋之機會。
13. 基於此，上訴人已符合了實質要件中特別預防的要求。
14. 至於一般預防方面，刑事起訴法庭認為，現在將上訴人假釋未足以消除本案犯罪對社會秩序及安寧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亦可能會給犯罪份子帶來錯誤信息，也會傷害到守法人士對法律的信任。
15. 誠然，上訴人所犯罪行之嚴重性是無可否認的，對法律所要求保護的法益及在法律秩序和社會安寧方面所造成的損害和影響也是不言而喻的。
16. 但是，對於一名實施「較輕的生產及販毒罪」者，被判處徒刑及其被立即執行的嚴厲性來說，已對公眾產生了極大影響，使社會大眾均知道觸犯有關罪行所導致之後果嚴重，將來定必不敢實施相關之罪行。
17. 像上訴人般的被判刑人，在經服刑後建立一個正確及良好的心態而獲得假釋的機會，相信更能成為公眾的借鏡。
18. 從這意義來說，此個案已符合並達致了一般預防之目的。
19. 正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曾在第 319/2010號上訴案的合議庭裁判的精闢見解：“由於罪犯在犯罪特別預防方面所表現的有利因素，因此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而使人們產生“嚴重罪行不能假釋”的錯誤印象。並且，這也不符合刑法所追求的刑罰的目的。”
20. 因此，如果只是由於犯罪的嚴重性而懷疑上訴人重新納入社會並相應地推定他不能以對社會負責人的態度生活，那麼這種推定將抵觸假釋制度以及澳門《刑法典》第56條之精神。
21. 另外，對於假釋可能將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未能使社會大眾接受被判刑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對法律秩序帶來的衝擊及對社會安寧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方面，是有需要從被判刑人在服刑期間的人格轉變及重返社會的能力上作考慮。
22. 否則，即使刑期屆滿後，被判刑人未能悔改，重蹈覆轍，同樣是損害了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亦同樣對法律秩序帶來極大衝擊及對社會安寧帶來負面影響。
23. 因此，只要被判刑人的人格及心理素質在被判刑後有所轉變，給予假釋是不會產生問題的，反之更能讓其提早重新接觸及適應社會。
24. 從上訴人在獄中的良好表現亦可以得知上訴人的人格及心理素質在被判刑後確實有更好的轉變，亦具備了重返社會的能力。
25. 基於此，上訴人亦已符合了實質要件中一般預防的要求。
綜上所述，和依賴 法官閣下之高見，應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廢止被上訴的批示，並給予上訴人假釋機會。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假釋並非自動及必然給予，除符合形式要件外，還須符合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實質要件。
2. 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已逾6個月，剩餘刑期不超逾5年，符合假釋的形式要件。
3. 根據《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規定，僅當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符合一般預防的要件。
4. 在刑罰的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為澳門居民，其所實施的一項「較輕的生產及販賣罪」和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兩罪均與毒品有關，尤其販賣毒品，為澳門近年經常發生，且見日益猖獗，對作為旅遊城市和健康城市澳門而言危害非常嚴重，倘現階段將上訴人釋放，令社會大眾誤以及此類犯罪後果不嚴重，不利於澳門社會治安，未符合一般預防要求。
5. 此外，查閱卷宗資料，在上訴人服刑一年時間裡，並沒有任何出色的表現，在獄中循規蹈矩乃任何囚犯應恪守的基本規定。
6. 我們認為，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方面取得平衡，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他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犯人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犯人能夠更餷適應社會，以再次完全融入這個社會生活。
7. 另一方面，法院當然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以至於人們產生某些罪行難以獲得假釋的錯誤印象。
8. 本案中，上訴人作為澳門居民，一再作出犯罪行為，並在涉及毒品的犯罪中獲得緩刑，經兩次給予機會始廢止緩刑，可見上訴人存有的反社會性和漠視法律的行為。
9. 上訴人的販賣毒品和吸食毒品行為，從其反社會性角度觀察，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澳門這個以旅遊業和倡導健康為主的城市來說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
10. 上訴人非初犯，刑事紀錄顯示過去犯罪與毒品有關。
11. 看不到上訴人存有任何出色的表現，提前釋放確實對社會和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衝擊，單就犯罪的一般預防的因素，已經看到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
12. 綜上所述，檢察院認為被上訴批示否決上訴人假釋申請之決定是正確的，並沒有違反任何法律規定，建議駁回。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XXX的判刑情況：
1) 於2018年11月22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18-0270-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經4/2014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2個月徒刑，暫緩1年執行，暫緩執行期間須遵守：附隨考驗制度；接受戒毒治療；及不得再接觸毒品之緩刑義務（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3頁至第68頁）。裁決於2018年12月12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2頁）。
2) 於2019年11月13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18-0270-PCC號卷宗內，法庭決定根據《刑法典》第53條d)項的規定，延長被判刑人的緩刑期多一年，合共緩刑期間為2年，自該案有關被判刑人之部分於2018年12月12日轉為確定起計算，並維持緩刑期間附隨考驗制度（見徒刑執行卷宗第69頁至第70背頁）。裁決於2019年12月5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2頁）。
3) 於2020年1月23日，在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1-19-0278-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以直接共犯身分及犯罪既遂的情況下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一)所規定及處罰的「較輕的生產及販賣罪」，被判處1年6個月實際徒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頁至第19頁）。被判刑人不服裁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中級法院於2020年5月14日裁定上訴理由不成立（見徒刑執行卷宗第20頁至第28頁）。裁決於2020年6月1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4頁）。
4) 於2020年7月29日，在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5-18-0270-PCC號卷宗內，法庭決定根據《刑法典》第54條第1款b)項的規定廢止被判刑人的緩刑，即被判刑人須服被判處的2個月徒刑（見徒刑執行卷宗第71頁至第73頁）。裁決於2020年9月21日轉為確定（見徒刑執行卷宗第52頁）。
綜上所述，被判刑人合共須服1年8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2月12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7月22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1年6月21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1年7月22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閱讀書籍及做運作。於2020年12月申請了參與獄中的麵包西餅、運動室、水電維修職業培，仍在輪候並等候安排中。由於上訴人刑期只有一年八個月，加上已有高中畢業，故未有申請參與學習課程。上訴人在獄中並沒有違反規則，行為總評價為“良”，被列為“信任類”。雖然，獄方社工認為可考慮給予假釋的機會，但是監獄長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提出否定的意見。這明顯顯示，上訴人的獄中表現不能得到所有部門的積極肯定，犯罪的特別預防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
即使不考慮這些，我們同樣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上訴人多次被判刑，尤其是從其所實施的涉及毒品的犯罪的行為的“反社會”性來看，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就應該相應有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對於多次犯罪以及沒有在獄中顯示更出色的表現以消除其犯罪行為對這個社會帶來的惡果的上訴人來說，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任何一項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並且支付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並且支付《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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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na íntegra,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Consta a fls. 154 das anotaçõe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dos Drs. Manuel Leal-Henrique e Manuel Simas Santos o seguinte: “Nas sessões de trabalho entre os representantes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e do Executivo discutiu-se amplamente a temática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ndo os deputados chamado à atenção para a necessidade de se imprimir maio rigor na aplicação do instituto.”, citando o respectivo registo do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Ainda sobre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foram apresentadas desconcordâncias quanto ao estipulado no …, e no nº 4, que consagra a concessão ope Legis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a situação aqui regulada. (in Relatório das Sessões)”.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evidente, em consonância com o vigente C.P.M., ser a última ponderação a influência à ordem jurídica e tranquilidade social trazida pela decisã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condenado.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condenado 2 vezes, pela prática de crimes,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e Consumo de droga, mostrando assim a sua fraca capacidade de se afastar da prática de actos ilícitos.
Mesmo que seja especulativo de aferir a intenção da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recorrente, bem como a verificação do seu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entendemos que não são preenchidos completamente os pressupostos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conseguirmos chegar, nem conseguiu o Sr. Director do E.P.M. (fls. 7),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confiando que este, uma vez em liberdade, conduzirá a sua vida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ou seja,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saúde públic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geral a criminalidade relacionado como o tráfico de produtos estupefacientes tem criado muitos e sérios problemas sociais, relevando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relativamente a este tipo de actividades ilícitas,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saúde pública e a paz social.
In casu,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do aos tipos de crimes praticados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como um recluso reincid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manifestamente improcedente.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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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719/2021 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