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編號: 第683/2021號（刑事上訴案）
日期: 2021年9月30日
重要法律問題：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犯罪故意
- 量刑
- 緩刑
- 再次調查證據
裁判書內容摘要
1. 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2. 具體而言，當被上訴判決所陳述的證據性理據指向某一事實應獲得證實，但卻認定該事實未獲證實，或者相反，當證據性理據指向某一事實應不獲得證實，但該事實被列為獲證事實，或者，某一事實同時被列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且根據被上訴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這些矛盾無法克服，那麼，被上訴判決則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3.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4.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的自由心證原則，法官在不受任何外力干擾下自主判斷，評價證據，認定事實，但不能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常理、邏輯定律及法定證據法則。法院依照證據法則，並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是不應被質疑的，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5.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6. 對於量刑時需考慮的情節，判決書可作重點闡述，並無需逐一列明，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683/2021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1年9月30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5-21-008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合議庭於2021年7月2日對作出判決，對上訴人/嫌犯A作如下判處：
- 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構成了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配合第3款再結合第196條a)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巨額詐騙罪』，罪名成立，判處一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 嫌犯A向被害人C支付賠償人民幣六萬八千六百元(RMB68,600.00)，附加該金額自判決作出至完全支付賠償之法定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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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221頁至第257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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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應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法院的判決（詳見卷宗第260頁至第273頁背頁）。
檢察院在答覆狀中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存有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2.本院並不認同有關觀點。
3.在判決書的理由說明部分中，應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4.就理由說明中，法律只要求列出形成心證的證據，並非要求法官就認定事實的過程作出解釋。
5.原審法院認定了“在收到這二疊“港鈔”後，嫌犯曾觀察這二疊“港鈔”，知道是千元面值，數額不菲，但嫌犯竟在不打開清點數額的情況下將二疊“港鈔”藏在身上，以便帶入澳門，賺取報酬。嫌犯作為長期在澳門工作和進出珠澳的外地僱員，早就聽說過“練功券”這類道具假鈔，故其已估計到陌生人士交給他的二疊“港鈔”應是“練功券”道具假鈔這一事實。在本案中並無未查明的事實。至於上訴人對有關鈔票是假鈔之認知，原審法院所作之分析符合一般經驗法則，而且有關之結論有證據予以印證。
6.根據一般經驗法則，當一個人接收陌生人交來的巨額現金(港幣200，000元)，有關款項是用作兌換，根本不可能不檢查該筆款項，儘管不會逐張檢查，但最起碼都會核實一下款項的面值及大概數量，更何況上訴人是在珠海拱北接收該筆款項，並經過內地及澳門的邊境站帶入本澳，更應該意識到隨時會被有權限當局人員的抽查。
7.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並清楚及客觀地說明了難以接納上訴人的版本之理由。經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及理由說明部分;本院認為不存有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8.基於此，本院認為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9.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0.在本案中，我們認為不存在上述瑕疵的情況。
11.原審法院對其心證進行了說明，參閱卷宗的事實判斷部份，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2.原審法院是根據嫌犯的訊問筆錄、被害人、在場證人及其他證人證言、扣押物、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形成心證。
13.法院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按照經驗法則和自由心證來予以自由評價。
14.從上述事實事宜的理由說明，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有關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本院認為原審法院沒有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亦沒有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在審查證據方面，對於一般人來說，經審視獲認定的事實以及審判者在形成心證的過程中所使用的證據方法，均沒有發現任何錯誤，更遑論顯而易見的錯誤。
15.上訴人否認作出被指控的行為，表示不知道有關鈔票是假鈔，並確認控訴書的其他事實，當時其估計收取的鈔票大約有港幣二十萬元，上訴人表示案發當日才認識“B”，上訴人在內地有透過新聞聽過有人使用練功券騙人的新聞。
16.根據被害人C的證言，其指出應上訴人的指示透過銀行先後轉帳RMB$50，000元，及RMB$18，600元到上訴人所提供的帳戶內，上訴人不停說“等一等”，拖延了約十分鐘後，上訴人才在褲子的口袋取出兩疊利用透過膠紙封住的港幣，以及自己問自己“是否是練功券”。
17.證人D的證言與被害人C的證言相脗合。
18.值得留意的是，上訴人指不知道有關鈔票是假鈔的版本這一說法很難令人信服，根據一般經驗法則，當一個人接收陌生人交來的巨額現金(港幣200，000元)，有關款項是用作兌換，根本不可能不檢查該筆款項，儘管不會逐張檢查，但最起碼都會核實一下款項的面值及大概數量，更何況上訴人是在珠海拱北接收該筆款項，並經過內地及澳門的邊境站帶入本澳，更應該意識到隨時會被有權限當局人員的抽查。
19.儘管上訴人在接收有關假鈔後進行拍照並發送給其女朋友，以及作案後沒有立即逃走，但不妨礙原審法院透過其他證據對有關事實進行認定。
20.因此，原審法院認定案中的事實，從而判處上訴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配合第3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巨額詐騙罪』，當中沒有發現有違反一般經驗法則的內容，亦沒有明顯的錯誤。
21.顯而易見的是，上訴人只是因為不認同有關事實版本，試圖通過提出質疑，但刑事訴訟程序奉行證據自由評價原則，我們不能妨礙原審法院法官 閣下綜合分析後，按照經驗法則，得出其所認定的事實版本。
22.因此，本院認為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23.上訴人認為其作出行為時不存在故意。
24.本院不認同上訴人的觀點。
25.經過庭審後，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知道有關鈔票是假鈔，以及上訴人將有關假鈔從拱北帶到澳門，並按照“B”的指示與被害人進行交易，事成後上訴人可獲得RMB$1,500元報酬，上訴人從一不知名男子手上接收有關鈔票時已收取了RMB$200元現金作為用餐之用。可見上訴人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假鈔當作是真鈔來欺騙被害人，使其作出兌換和匯款，從而使被害人蒙受巨額財產損失，上訴人明知有關鈔票是假鈔，仍與被害人進行兌換，為故意，因此，上訴人的行為符合《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配合第3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之構成要件，原審法院以『詐騙罪』論處，並無不妥。
26.因此，本院認為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27.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判處1年9個月實際徒刑違反《刑法典》第40 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亦無助於上訴人重新納入社會之目的。
28.在具體量刑方面，《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確立了量刑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的標準。
29.被上訴裁判在量刑時指出: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嫌犯A為初犯，嫌犯否認控罪，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嫌犯並非本澳居民，以外地僱員身份在澳門工作，卻故意與他人將假鈔充當真鈔的方式詐騙被害人金錢的行為，涉案金額高達人民幣六萬多元，屬巨額，嚴重擾亂本澳的社會秩序及安寧，本次犯罪後果嚴重，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高，本院認為判處就嫌犯觸犯的一項『巨額詐騙罪』，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最為適合。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基於行為人的人格，其生活方式，犯罪前後之行為表現及犯罪的有關具體情況，嫌犯故意作出以兌換金錢行為的詐騙行為，考慮到此類犯罪行為屢禁不止，且有日益增多的趨勢，本院認為僅對該事實作出譴責及監禁的威嚇不足以及適當地實現懲罰的目的。因此，本院認為不應暫緩執行上述徒刑。”
30.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經全面衡量了相關的因素，在被上訴的裁判中也清楚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
31.根據“自由邊緣理論”法庭在訂定具體刑幅時會根據抽象刑幅之最低及最高限度之間訂定的。
32.上訴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配合第3款及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可判處最高5年徒刑。
33.特別預防方面，上訴人為初犯，在庭上否認控罪，未能展現真誠悔悟，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本次犯罪後果嚴重，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高。
34.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實施的犯罪，對澳門的旅遊形象及博彩業的運作造成負面影響，嚴重損害澳門的社會秩序，自疫情以來，這類犯罪有大幅增加的趨勢，雖然警方一直大力打擊，但仍屢禁不止，我們認為在一般預防方面有更高的要求。
35.本案中，上訴人就『詐騙罪』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刑，不能謂之過重，有關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要求。
36.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觸犯的罪行所判處的刑罰份量，是適量的，並沒有過重的情況，因此，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37.上訴人提出了原審法院沒有對上訴人給予緩刑是違反了《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
38.給予刑罰的暫緩執行應以對行為人將來的行為作有利的預測為基礎，且令人有信心透過刑罰的威嚇，行為人能從判刑中汲取到教訓，並有理由相信其藉著將來遵守法律及符合法律的生活而不會再次犯罪。
39. 緩刑的給予取決於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
40.在本案中，上訴人被判處1年9個月徒別，並不超逾3年，符合形式要件。
41.然而，要對上訴人給予緩刑，還需考慮“是否能適當及充分地實現處罰之目的”。
42.誠如尊敬的中級法院在第203/2007號合議庭裁判指出:“刑罰的目的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雖然我們不能片面強調一方面的功能和需要，但是只要我們在評估我們的社會所要求的其中的一種預防不能得到滿足的話，就會使我們不能考慮緩刑來達到這個刑罰的目的。”
43.正如迪亞士教授(Prof. Figueiredo Dias)所說道，即使單純從重返社會這一特別預防的角度來考慮法院作出了對犯罪人有利的判斷，但是如果違反了譴責犯罪和預防犯罪的需要的話，法院仍然不應該宣告緩刑。這樣做並不是考慮罪過的問題，而是從維護法律秩序的最低和不可放棄的要求來考慮犯罪的一般預防。
44.上訴人作案時為初犯，在庭上否認控罪，未能展現真誠悔悟，也沒有因過去的行為而對其行為作出反省，仍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上訴人並非本澳居民，僅以外地僱員身份在澳門逗留，卻故意在本澳作出詐騙行為，嚴重擾亂本澳的社會秩序及安寧，本次犯罪後果嚴重，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高。上訴人所觸犯的『詐騙罪』屬嚴重罪行，對澳門的旅遊形象及博彩業的運作造成負面影響，嚴重損害澳門的社會秩序，近日有大幅上升的趨勢，雖然警方一直大力打擊，但仍屢禁不止，對澳門社會治安、法律秩序及旅遊形象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
45.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和澳門社會所面對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對上訴人所犯罪行進行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的迫切需要，本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徒刑作威嚇，不能適當及不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上訴人的刑罰不應暫緩執行。
46.因此，本院認為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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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282頁至第284頁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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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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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獲證事實：
1. 嫌犯A曾於其手機XX(XX號: XXX,暱稱”E”)添加了一個「XXXX群」的XX群。2020年12月10日，嫌犯A見到上述群組內一個使用XX名「F」的人士在群內表示招聘兼職。於是，嫌犯透過XX聯絡對方。「F」叫嫌犯先加一個XX號XXX(XX名:招聘兼职)為好友。加了之後，「招聘兼职」在XX上向嫌犯表示，「兼職工作」的內容是攜帶“港幣”前往澳門賭場，成功送達可收取至少人民幣一千五百元報酬。
2. 嫌犯答應後，「招聘兼职」讓嫌犯再加另一個XX號XXX(XX名: B)為好友，以便接收對方之工作安排指示。
3. 2020年12月27日晚上約7時，嫌犯按照與“B”的事先約定，去到珠海拱北「XX酒店」停車場與一名男子見面。然後，該名男子在「XX酒店」後方某一民宅的樓梯間，將二疊以透明保鮮膜包紮好的“港鈔”交給嫌犯A。當時，該名男子還給予嫌犯現金人民幣二百元，作為嫌犯用餐之費用。
4. 在收到這二疊“港鈔”後，嫌犯曾觀察這二疊“港鈔”，知道是千元面值，數額不菲, 但嫌犯竟在不打開清點數額的情況下將二疊“港鈔” 藏在身上, 以便帶入澳門，賺取報酬。嫌犯作為長期在澳門工作和進出珠澳的外地僱員, 早就聽說過“練功卷” 這類道具假鈔, 故其已估計到陌生人士交給他的二疊“港鈔” 應是“練功卷” 道具假鈔。
5. 在該名男子離去後，嫌犯按照 “B”的指示，於同日晚上約7時15分經關閘口岸進入澳門，並乘坐穿梭巴士到達XX酒店，等待“B” 的一下步指示。
6. 嫌犯在XX酒店等待期間，“B”將嫌犯拉入另一個XX群。“B”表示，此群內的其中一個XX帳號XXX（XX名「G」）是“B”使用的另一個XX號。
7. 然後，嫌犯在“B”的要求下，在XX添加了需要換錢的客戶的XX號XXX（XX名「H」）為好友。然後，嫌犯在“B”的指示下，在XX的獅子雕塑旁與換錢的客人見面。
8. 同日晚上約8時40分，嫌犯在XX的獅子雕塑旁，見到了「H」和被害人C。
9. “B”透過XX將收款銀行帳號(XX銀行帳戶號：6222623XXX41、戶主：I、開戶行：XX) 提供給嫌犯，並表示：「客人要转账人民币68600」、「见到客人先拍证件发过来，然后卡号给客人网银转账 转好了截图给我」(參見偵查卷宗第54頁的手機截圖，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0. 「H」就是D，他與被害人C是朋友關係。二人在同月26日經關閘一起進入澳門。二人在上述地方出現，是因為同日較早時間，被害人C向D表示想要兌換港幣八萬元來賭博。於是，D便使用自己的XX號XXX(XX名「H」)，在XX內與XX號XXX（XX名「G」）商談兌換港幣之事宜。當時，「G」在XX中向D表示，兌換率為人民幣0.8577元兌換港幣1元。C和D同意了此滙率後, 便按照「G」的指示，於同日晚上約8時40分在XX的獅子雕塑旁邊，與「G」指派的人士(即嫌犯)接洽，以便兌換港幣八萬元。
11. 嫌犯在XX的獅子雕塑旁邊，按照“B”的要求，先將被害人C的通行證拍照透過XX發給“B”。然後，再要求被害人將已商議的人民幣68,600元，轉帳至“B”指定的上述收款銀行帳號(XX銀行帳戶號：6222623XXX41、戶主：I)。
12. 在交易前，D曾詢問嫌犯，上述收款銀行帳號(XX銀行帳戶號：6222623XXX41、戶主：I)是否嫌犯本人的帳戶。為了取得被害人及D的信任，嫌犯向被害人及D訛稱該帳戶是自己的帳戶。
13. 被害人不虞有詐，透過自己的手機銀行，將下指兩個銀行帳戶內的兩筆款項（合共人民幣68,600元），轉帳至“B”指定的上述收款銀行帳號(XX銀行帳戶號：6222623XXX41、戶主：I)：
➢ XX銀行帳戶6222-0XX6-1XX0-8XX6-4X0中的人民幣50,000.00元；
➢ XX銀行帳戶6214-8XX3-9XX0-7XX9中的人民幣18,600.00元。
14. 被害人轉帳後，嫌犯不停說「等一等」，卻一直不肯向被害人交付所商議好的港幣八萬元。
15. 嫌犯以此方式一直在拖延，避免將身上藏有的“港鈔”交到被害人手上。
16. 在拖延了大約10分鐘後，嫌犯實在沒有其他拖延方法，最後才從褲袋拿出上述二疊“港鈔”，並且自言自語「是不是“練功券?”」，再自行拆開原本用保鮮膜包紮好的上述二疊“港鈔”，然後向被害人和D展示。
17. 被害人和D見嫌犯展示的二疊“港幣”(合共200張)是“練功卷” 道具假鈔, 於是馬上報警。
18. 司警到場後, 經嫌犯同意，在嫌犯身上搜出一部手提電話(牌子：XX)及現金人民幣二百元。該電話是嫌犯作案時使用的通訊工具，而現金是嫌犯作案所得部分，故均被扣押在案(參見載於偵查卷宗第32頁的搜查及扣押筆錄，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19. 另外，警方亦將上述二疊“港鈔”(合共200張)扣押在本案中(參見載於偵查卷宗第76頁的扣押筆錄，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20. 經司法警察局檢驗被扣押的上述200張外表看似面值一千港元的紙幣，證實該200張“港鈔”均印有“練功券 票樣 練功專用 禁止流通” 字樣，編號都是DR3XXX16，全都沒有任何防偽特徵，明顯均是假鈔 (參見載於偵卷宗第75頁的檢驗筆錄，其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21. 嫌犯A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假鈔當作是真鈔來欺騙被害人，使其作出兌換和匯款，從而使被害人蒙受巨額財產損失。
22. 嫌犯A是在自願、自由及有意識之情況下故意實施上述行為，並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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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上還證實：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證實嫌犯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嫌犯聲稱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每月收入八千澳門元，需供養母親及一名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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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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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方面
除了須依職權審理的事宜，上訴法院只解決上訴人具體提出且在其上訴理由闡述的結論中所界定的問題，結論中未包含的問題已轉為確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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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上訴涉及以下問題：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犯罪故意
- 量刑過重
- 緩刑
- 再次調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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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上訴人指出，根據根據一般經驗法則，被上訴判決所陳述的證據性理據和所作出的決定不相容，此外，依照邏輯，有關的理據反而應該得出相反的決定，即，上訴人不知道有關鈔票為“練功券”，以及沒有詐騙任何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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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中指出：“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具體而言，當被上訴判決所陳述的證據性理據指向某一事實應獲得證實，但卻認定該事實未獲證實，或者相反，當證據性理據指向某一事實應不獲得證實，但該事實被列為獲證事實，或者，某一事實同時被列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且根據被上訴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這些矛盾無法克服，那麼，被上訴判決則沾有“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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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判決的“事實判斷”部分指出：
事實判斷：
嫌犯在庭審聽證中作出聲明，其表示不知道有關鈔票是假鈔，並確認控訴書的其他事實，並尤其表示收取了涉案鈔票後，曾連包裝放在手中看過，但不覺得有問題，當時其估計該等鈔票每疊有10張，估計大約有港幣二十萬元，但沒有看到“練功券”字樣。其沒有點算過涉案鈔票的原因是怕錢被人搶去。其從2019年10月開始在澳門工作，擔任廚房助理，但不知什麼是“練功券”。其曾問涉嫌人有關收款帳戶屬誰。當時其已知道收到五萬元轉帳，但其一直沒有數錢，原因是“B”一直叫其等回覆是否有收到一萬多元轉帳，故其叫被害人等一等。由於被害人一直未轉到餘下的人民幣一萬多元，故其再問“B”，但已發現被對方“拉黑”，其心想被害人應該被騙了。其在事發當日才認識“B”。其在內地有透過新聞聽過有人使用“練功券”騙人的新聞。其從未見過港幣二十萬這麼多錢，故還拍攝了該些鈔票，並發送予給其女朋友看。有關卷宗第77頁之鈔票相片，是其收到有關“練功券”的摺疊方式，故其看不到印有“練功券”的字樣。其從上述相片中，沒有看到有關“練功券”是相同號碼的。事發後，其透過“XX”將事件告訴朋友“J”。是嫌犯報案的。
在庭上，宣讀了被害人C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尤其表示於其向D表示需要港幣8萬元的賭本賭博。之後，其跟隨D到“G”指示的地點等候嫌犯協助完成兌換交易。其應嫌犯的要求給予個人通行證予嫌犯拍攝。之後，其沒有要求嫌犯展示用於交易的現金港幣，其應嫌犯指示從銀行帳號先後轉帳RMB50,000.00及RMB18, 600. 00至嫌犯提供的銀行帳戶內。嫌犯不停說“等一等”，嫌犯拖延了約十分鐘後，嫌犯從褲子的口袋取出兩疊利用透明膠紙封住的港幣，嫌犯自己問自己“是否是練功券”，嫌犯隨即自行拆開上述兩疊港幣鈔票，發現全部都是印有“練功券”字樣之道具鈔票，嫌犯當時否認詐騙其及無法賠償任何的款項，其見狀認為嫌犯故意以“練功券”道具鈔票對其進行詐騙，故隨即請求酒店附近保安協助報警求助。是次事件，嫌犯以協助兌換港幣為由，詐騙其RMB68,600.00。追究作案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
在庭上，宣讀了涉案證人D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尤其表示被害人向其表示需要港幣8萬元的賭本繼續賭博，之後，其帶被害人到“G”指示的地點等候嫌犯協助完成兌換交易。其後，被害人應嫌犯要求給予個人通行證予嫌犯拍攝，其及被害人沒有要求嫌犯展示用於交易的現金港幣。在交易前，嫌犯回應被害人的提問表示I為其自己個人銀行帳戶(當時其未核對嫌犯的證件)。其後，被害人應嫌犯的指示先後將RMB50,000.00及RMB18,600. 00轉帳至上述I的銀行帳戶。之後，嫌犯不停說“等一等”，嫌犯拖延了約十分鐘後，嫌犯從褲子的口袋取出2疊利用透明膠紙封住的港幣，嫌犯自己問自己“是否是練功券”，嫌犯隨即自行拆開上述2疊港幣鈔票，發現全部都是印有“練功券”字樣之道具鈔票，嫌犯當時否認詐騙被害人，以及無法賠償任何的款項。其見狀，故其與被害人均認為嫌犯故意以“練功券”道具鈔票對被害人進行詐騙，故隨即請求酒店附近保安協助報警求助。
證人K(司法警察局刑事偵查員)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講述製作總結報告的情況。
證人L(嫌犯的朋友)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嫌犯致電其告知被人騙了，嫌犯的女朋友也有告知其事件。嫌犯也有將鈔票拍攝給其女朋友觀看。其認為嫌犯為人很懂事。
根據被害人提交的交易紀錄截圖，顯示被害人透過手機銀行，將兩個銀行帳戶內的兩筆款項（合共人民幣68,600元），即分別將人民幣50,000.00元轉帳至XX銀行帳戶號：6222623XXX41(戶主：I)及將人民幣18,600.00元轉帳至上述同一帳戶(戶主：I)(見卷宗第8至10頁)。
經翻查嫌犯的手提電話，發現該手提電話中有嫌犯的XX帳號與“招聘精英”、“B”及“G”等人聯絡，當中顯示嫌犯應該等人士的要求將港幣鈔票帶到澳門(見卷宗第35至74頁)。
經司法警察局檢驗被扣押的上述200張外表看似面值一千港元的紙幣，證實該200張“港鈔”均印有“練功券 票樣 練功專用 禁止流通” 字樣，編號都是DR3XXX16，全都沒有任何防偽特徵，均是假鈔 (見卷宗第75頁)。
根據錄影資料，尤其顯示在案發當日，被害人、證人D及嫌犯等三人在XX酒店外圍出現，期間，被害人及證人D與嫌犯一同向該酒店門口的警員求助(見卷宗第139至143頁)。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卷宗的扣押物。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卷宗的書證。
根據嫌犯的訊問筆錄，被害人、在場證人及其他證人的證言、扣押物、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形成心證。
嫌犯否認被指控的事實，指其只是幫助其他涉嫌人與被害人兌換貨幣，但其不知道是假鈔，其沒有欺騙被害人金錢。被害人及在場證人均詳細及清楚地講述了事發的經過，尤其是有關被害人轉帳至嫌犯指定的帳戶、嫌犯交付有關假鈔及被害人發現有關鈔票是假鈔的情況。
雖然嫌犯辯稱其不知道有關鈔票是假鈔。然而，其是在案發當日才透過XX與涉嫌人士接觸，憑什麼相信有關人士的說話指該200張“港鈔”，多達港幣二十萬之鈔票是真鈔?另外，根據嫌犯的聲明，其將有關鈔票連包裝放在手中看過，但不覺得有問題，且其曾將該等鈔票拍攝並發送給女朋友。但本院在庭上查看有關錄影片段的畫面及有關鈔票的包裝情況，本院認為嫌犯應看到有關鈔票的編號相同及印有“練功券 票樣 練功專用 禁止流通” 之字樣。再者，證人D指嫌犯表示嫌犯是收款帳戶的戶主，但事實上有關帳戶戶主卻是I。綜合分析上述情況，並結合嫌犯、涉嫌人的通訊紀錄、錄影片段及警方的調查，以及根據一般經驗，本院認為嫌犯辯稱不知道有關鈔票是假鈔的版本難以令本院接納。
綜上，經過庭審，結合庭審所得的證據，本院認為足以認定嫌犯A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假鈔當作是真鈔來欺騙被害人，使其作出兌換和匯款，從而使被害人蒙受巨額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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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研判被上訴判決，在獲證事實與事實判斷理由說明方面，並未見存在明顯矛盾。
原審法院綜合上訴人的聲明、兩名證人的聲明、警方證人的聲明、上訴人XX通話紀錄以及卷宗其他證據而認定控告事實屬實。根據卷宗所得之該等證據，特別是，上訴人在收到二疊“港鈔”後，其曾觀察這二疊“港鈔”；上訴人接受“老闆”指派去協助兌換金錢，違反常理地，“老闆”不給上訴人、上訴人也不要求將金額點算清楚；上訴人作為長期在澳門工作和進出珠澳的外地僱員，早就聽說過用“練功券”道具假鈔詐騙兌換金錢人士的情況；從有關“港鈔”包裝情況、上訴人拍攝的相關“港鈔”的視頻，顯示上訴人可以見到有關“港鈔”上的編號和“練功券”等字樣；可見，一系列證據均指向上訴人知悉有關“港鈔”為道具“練功券”並與“B”合謀實施詐騙的事實。我們認為，被上訴判決在說明證據性理據和事實判斷決定之間並無不可補救的矛盾。
上訴人列舉多個可能出現的情況來質疑被上訴判決如何得出對事實判斷之決定，認為根據邏輯原則被上訴判決應該得出相反的判斷。我們看到，這些假設性的情況並沒有出現，沒有邏輯上須考慮的而被上訴判決遺漏的邏輯前提，自然不能如上訴人所主張的結論。
被上訴判決的證據性理據之說明與事實判斷之間並無矛盾，也沒有出現某一事實同時被認定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經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及理由說明部分，合議庭認為被上訴判決不存有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因此，被上訴判決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之瑕疵。
事實上，上訴人以一般經驗和邏輯規則來評價原審法院對證據的分析及對事實的判斷，基於有可能出現的多個可能性的情況，以及對上訴人行為表現的不同理解，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判斷，這一理據並不屬於“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實際上是屬於“審查證據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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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存在“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上訴人指出，原審法院根據上訴人拍攝並發送給女友的涉案“港鈔”包裹的視頻，認定上訴人應看到有關的“鈔票”號碼相同，且印有“練功券”等字樣，然而，根據該等“港鈔”的折疊方式，並不能看見“港鈔”的號碼和有關字樣，此外，相關的視頻也不能看到包裹內裡的“練功券”字樣，再者，“港鈔”用塑膠袋包裹並用膠帶封住，不可能看到內裡“練功券”的字樣。只有打開之後才能發現相關的“港鈔”為“練功券”，因此，在上訴人當著被害人和證人面打開之前，其並不知道有關“鈔票”為“練功券”。因此，被上訴判決認定上訴人知悉有關“港鈔”為“練功券”，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另外，從上訴人接受“港鈔”包裹後曾經查看，以及其為非本地工人，聽說過“練功券”詐騙案，並不能直接得出已證事實第4點事實，此外，該點事實最後部分為結論，應視作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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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簡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違反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規定，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的證據之證明力，並認定獲證明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誠然，訴訟當事人出於不同的立場、經驗，對於涉案事實會作出各自不同的價值判斷。但是，上訴人不能以其個人對證據之評價強加於審判法院，更不能要求審判法院必須作出與其個人價值判斷相一致的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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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上訴人的聲明、宣讀了被害人和證人的供未來備忘用聲明、警方證人的聲明、上訴人的XX通訊紀錄、觀看視頻、以及卷宗中的其他證據。原審法院客觀、綜合及批判地分析了上述種種證據，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被控告的事實做出判斷。
我們一貫認為，法院在形成心證過程中，必須綜合分析證據並判斷事實，不能切割式孤立看待某一證據和事實。
經細讀被上訴裁判，合議庭認為，被上訴判決客觀、綜合及批判地分析了卷宗所得證據，對於有利及不利上訴人的證據均作出客觀分析和判斷，並沒有發現違法一般經驗法則、違反常理、違反證據價值法則、違法職業準則的情況，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按照自己對證據的理解和判斷，表達其對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以此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經驗法則、常理、法定證據價值規則、職業準則，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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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罪故意
上訴人指出，根據證據，上訴人不知道有關“港鈔”是偽鈔，且堅信其幫忙帶來澳門交給他人的該等“港鈔”不是偽鈔，且非用於詐騙他人。因此，上訴人並無任何犯罪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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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基於其本人對證據的分析和事實的判斷而認為其不具備犯罪故意，這只是在堅持和重申其上述、不被支持的觀點。
其次，確實犯罪之主觀故意是透過客觀一系列事實體現出來的。
本案中，根據獲證事實，從上訴人“應聘”、接收有關的“港鈔”、對該等“港鈔”不作金額點算、將“港鈔”帶來澳門、進行交易的過程中諸多拖延、被發現之後所持的“自己為被利用的工具”的理由，凡此種種，仍然足以顯示上訴人，至少符合《刑法典》第13條第2款規定的“行為時明知行為之必然後果係使符合一罪狀之事實發生者，亦為故意。”的情形。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自己不存在犯罪故意的理據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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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刑過重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48條、64條和65條規定，對其量刑過重。基於上訴人為初犯，根據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要求，應判處低於1年9個月徒刑，並且應給予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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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量刑過重”
《刑法典》第 40 條、64條和第65條規定了刑罰的目的、刑罰的選擇以及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
根據《刑法典》第 40 條第1款規定，刑罰之目的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即：從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兩個方面作考量。
《刑法典》第40條第2款規定了刑罰之限度，確定了罪刑相當原則。根據該原則，刑罰的程度應該與罪過相對應，法官在適用刑罰時不得超出事實當中的罪過程度。
根據《刑法典》第64條規定，如對犯罪可選科剝奪自由之刑罰或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則只要非剝奪自由之刑罰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須先選非剝奪自由之刑罰。
《刑法典》第65條規定了確定具體刑罰份量的準則，在確定刑罰的份量時，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同時，亦須考慮犯罪行為的不法程度、實行之方式、後果之嚴重性、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故意之嚴重程度、所表露之情感、行為人之動機、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節。
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及最高刑刑幅之間，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同時一併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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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具體刑罰應在最低刑幅及最高刑幅之間，以罪過及刑罰目的作出決定，而法律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 既然法律容許法院自由在法定的刑幅之間決定一個合適的刑罰，簡單引用《刑法典》第65條的量刑情節，已經足以表明法院確實考慮了這些因素，只不過是在衡平的原則下選擇一個自認為合適的刑罰，而上訴法院的審查也僅限於原審法院的最後選擇的刑罰明顯過高或者刑罰不合適的情況。（中級法院2019年7月11日合議庭裁判，上訴案第23/2019號）
換言之，對於量刑時需考慮的情節，判決書可作重點闡述，並無需逐一列明，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入具體刑罰的確定。
被上訴判決在量刑部分重點指出：
“……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嫌犯A為初犯，嫌犯否認控罪，未對被害人作出賠償，嫌犯並非本澳居民，以外地僱員身份在澳門工作，卻故意與他人將假鈔充當真鈔的方式詐騙被害人金錢的行為，涉案金額高達人民幣六萬多元，屬巨額，嚴重擾亂本澳的社會秩序及安寧，本次犯罪後果嚴重，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高，本院認為判處就嫌犯觸犯的一項『巨額詐騙罪』，判處一年九個月徒刑最為適合。”
根據被上訴判決，可見，原審法院依照《刑法典》第40條、第64條及第65條的規定，綜合考慮了案中所有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量刑情節，包括上訴人非為初犯，其個人和經濟狀況，上訴人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上訴人否認犯罪，上訴人犯罪的故意程度、嚴重性及不法性，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犯罪的需要，選擇剝奪自由的徒刑，並在1個月至5年徒刑的法定刑幅內作出量刑，判處上訴人1年9個月徒刑，符合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要求，不存量刑過重、量刑失衡的錯誤，沒有減輕的空間。
基於此，上訴人的理據不成立。
*
2. 關於緩刑
上訴人認為，法律建立了優先選擇非剝奪自由刑罰的機制，即使法院選擇了剝奪自由的徒刑，亦應考慮給予緩刑。此外，就不給予緩刑的決定，被上訴判決只作了簡單陳述，並無指出相關的具體情節。
*
澳門《刑法典》第48條（前提及期間）規定：
一、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
*
給予刑罰的暫緩執行應以對行為人將來的行為作有利的預測為基礎，且令人有信心透過刑罰的威嚇，行為人能從判刑中汲取到教訓，並有理由相信其藉著將來遵守法律及符合法律的生活而不會再次犯罪。3
緩刑是行為人承擔其刑事責任的一種獨立的刑事法律制裁方式，而並非一種放寬處理刑罰責任的措施。在符合法定前提的條件下，法院針對個案“可以”（而並非“必須”）裁定徒刑的暫緩執行。
緩刑的前提要件包括形式要件（針對不超逾三年的徒刑）及實質要件（存在正面的社會期盼）。在符合緩刑的形式要件的前提下，仍須仔細考量相關的實質要件是否得到確認，包括特殊預防及一般預防兩個層面。
是否具備給予緩刑所需的有利因素，需綜合考察當事人的人格、生活狀況、犯罪情節等多種因素。
被上訴判決指出：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基於行為人的人格，其生活方式，犯罪前後之行為表現及犯罪的有關具體情況，嫌犯故意作出以兌換金錢行為的詐騙行為，考慮到此類犯罪行為屢禁不止，且有日益增多的趨勢，本院認為對該事實作出讉責及監禁的威嚇不足以及適當地達致懲罰的目的。因此，本院認為不應暫緩執行上述徒刑。
我們認為，緩刑的實質要件為符合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之要求，兩者需同時滿足，缺一不少。
本案，根據卷宗證實之事實所展現的上訴人的人格、生活方式和犯罪前後的表現，特別是，上訴人沒有認罪悔罪的表現，缺乏對上訴人將來的行為作有利的預測為基礎，無法令法院相信上訴人會從判刑中汲取到教訓，可藉著將來遵守法律及符合法律的生活而不會再次犯罪。
另外，眾所周知，上訴人所作之行為，目前十分猖獗，嚴重影響了澳門的社會治安和安寧；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要求高。
被上訴判決扼要闡述了不給予緩刑的依據，而具體的情節在獲證事實中列出，不存在缺乏說明理由的情況。
本案，被上訴判決根據《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綜合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要求，決定不給予上訴人緩刑，並無違反《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
*
（五）、再次調查證據
上訴人基於被上訴判決存在“審查證據有明顯錯誤”之瑕疵，要求再次調查證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415條（再次調查證據）規定：
一、在曾將以口頭向獨任庭或合議庭作出之聲明予以記錄之情況下，如發現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且有理由相信再次調查證據可避免卷宗之移送者，則中級法院容許再次調查證據。
二、容許或拒絕再次調查證據之裁判為確定性裁判，該裁判中須定出已在第一審調查之證據可再次調查之條件及範圍。
三、如決定再次調查證據，則傳召嫌犯參與聽證。
四、按規定被傳召之嫌犯缺席並不導致將聽證押後，但法院另有裁判者除外。
本院裁定被上訴判決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各項所規定的瑕疵，不存在重新調查證據之必要。
基於此，否決上訴人該項請求。
*
綜上，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
本案沒有出現可導致上訴人須遵守之強制措施變更、代替、廢止、中止或消滅的情形。
由於決定羈押之要件沒有改變，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86條、第188條及第197條規定，維持對上訴人適用羈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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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訴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其中，司法費定為10個計算單位。
著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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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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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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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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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附表決聲明)
上訴案第683/2021號
表決聲明
本人不同意大多數的意見，特作出以下聲明：
本上訴的問題為審查原審法院在審理證據方面是否存在明顯錯誤，而我們需要面對的在於，在遵守法律所賦予法院的自由心證的前提下，法院所作出的事實的認定以及所賴以形成心證的證據之間能夠搭起合理的橋樑。
誠然，我們也在不少的案件中見過類似的情況，也有嫌犯聲稱只是受僱前來澳門交付兌換外幣的，並無清楚所包裝的貨幣是假鈔，但由於調查到位，嫌犯的托詞並沒有得逞，“僱用者”的“棄卒”企圖也沒有得逞。當然，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情況可能不同，也不是千篇一律。要揭示事實的真相就取決於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以及所依據的證據的內容，以及法院所作出的合乎情理的推斷。
首先，毫無疑問的是，上訴人在網上看到“兼職招聘”而認識了微信號“L默森”的涉嫌人，並在其安排下，來澳門為其將“港幣”交與擬兌換港幣用於賭博的人士，並收取一定的報酬（見警方對上訴人的手機的微信通訊截圖）。
按照上訴人提供的微信通訊的內容以及其中所顯示的時間連結點，上訴人從涉嫌人手中直接接到被多層保鮮膜厚厚包裹的，要拆開也並不容易涉案練功券是完全可能的。而嫌犯沒有打開包裝查看相關款項不代表嫌犯事先知道其中為偽鈔，同樣，也並不能顯示上訴人不知道裡面的內容為假鈔。
其次，雖然，上訴人也應該清楚這是非法的事情，可以合適地認為上訴人接受任何的結果，包括所需要兌換的紙幣為假幣的可能，但是，得出這個結論必須認定具體的事實作為形成心證的依據。可惜，卷宗並沒有這些具體的客觀事實，而原審法院得出的結論也純粹是其推論。
再次，雖然上訴人在兌換貨幣之前堅持不打開包裹好貨幣，可以認為上訴人刻意迴避偽裝在其“老闆”收到金額之前被揭穿，但是，很難說明上訴人看到假錢時候的平淡反應以及與受害人前往警察局報案的具體行為所顯示的對事態度；更難於說明上訴人如果已經知道事實真相仍然甘願充當僅是朋友推薦的卻沒有見過面的“老闆”的“死士”，因為受害人在點算假錢的時候肯定會發現事實真相的，上訴人是沒有逃離的可能的。
最後，根據被害人的聲明及微信記錄，上訴人只是單純按照指示，將錢帶到客人所在位置，在拍下客人證件照片及確認轉帳後，再將錢交予客人。這種特別的情況的唯一比較合乎邏輯的解釋只能是：上訴人是其“老闆”招募的“搬運工”，並不知道所兌換的貨幣為假幣，並交代了兌換的程序要求，並在得到金額的轉入之後即刻拉黑這些“搬運工”。至於他們是否也是受害人難以肯定，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肯定，已證事實並沒有顯示上訴人存在與“老闆”的任何詐騙合謀的行為。
更重要的是，卷宗內上訴人與“L默森”之微信對話中，不存在有明示或暗示存在詐騙的內容，涉案的內地銀行的賬戶的戶主于新民與上訴人或其餘涉案人的關係亦未能查明，因此，庭審中並無發現任何上訴人與他人協議合作詐騙的具體證據。這些被拘留的嫌犯是否清楚所攜帶的是假幣，視乎具體案件的偵查情況，至少，在本案中沒有跡象顯示嫌犯事先知悉假幣的情況。
故此，被上訴判決中在認定獲證事實時，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認定了與所依據的證據所能證明的事實不相容的事實，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因此，在確認被上訴判決的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指“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的情況下，本院只能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的規定，將卷宗發回原審法院，由沒有介入的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重新作出審理，然後作出決定。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9月30日
1 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據如下（上訴理由闡述結論部分）：
I.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a dout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Tribunal a quo que condenou a ora Recorrente por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elevado, p.p. pelo nº 1 e n.2º do art. 211º，conjugado com o art. 196º al. a), todos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doravante "CPM").
II. Na sentença criminal agora colocada em crise foi determinado aplicar ao aqui Recorrente a pena de 1 ano e 9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em autoria material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elevado, conforme melhor consta da referida sentença que aqui se dá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a para todos os legais efeitos.
III. A douta sentença em causa, pese embora a devido respeito – que é muito pelo Tribunal a quo -，está ferida d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tudo nos termos das alíneas b)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erro de direito,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1, do CPP, pelo facto de se entender não ter existido dolo por parte do recorrente e de o Tribunal a quo ter efectuado uma incorrecta aplicação dos artigos 40.º，48.º，64.º e 65.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doravante "CPM") e dos artigos 211.º，nº 1 e n.º 3, conjugado com o art. 196º al. a) do CPM.
IV. Discutida a caus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eu a Tribunal a quo como provados todos as fact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pública que, por economia processual, se dão aqui por integralmente reproduzidos, bem como toda a fundamentação, na íntegra, do douto Tribunal a quo.
V. Numa primeira análise, e considerando as referidas declarações do ofendido e da testemunha supra referenciadas, efectuada na vertente de leitura para memória futura, não se deixa de achar muito estranho que as declarações de ambos sejam precisamente iguais, e quando se diz iguais quer dizer-se caracter por caracter, frase por frase.
VI. Na verdade, o Tribunal a quo efectua um raciocínio partindo do princípio que o que o arguido referiu não merece credibilidade, tendo o mesmo negado saber que as notas eram falsas, contudo, relatando o que foi dito pelas testemunhas foi que o arguido entregou as notas e o Ofendido é que veio a verificar que as mesmas eram falsas.
VII. Acresce que o tribunal é ainda claro ao afirmar que o arguido teve as notas na mão com a respectiva embalagem, ou seja, estavam fechadas e seladas em plástico, tendo o mesmo referido que não tinha encontrado problema nenhum, fotografou e filmou as notas, tendo enviado o vídeo para a namorada, tudo corroborado por uma testemunha, tendo ainda o Tribunal a quo visionado o respetivo vídeo e a embalagem das notas, e concluiu que na óptica do Tribunal seria possível ao arguido saber que as notas tinham números idênticos e que estavam impressas com as palavras "notas de treino", ou seja, por outras palavras, o Tribunal entendeu ser difícil admitir a versão do arguido de que não sabia que as notas em causa eram notas falsas, tudo após o visionamento do vídeo apresentado pelo arguido em audiência, a investigação da polícia e aplicando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VIII. Mas vejamos se faz sentido, de acordo com a prova produzida e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com a lógica das "coisas", este raciocíni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elo tribunal a quo:
IX. Se o arguido teve as notas na mão (desde que as recebeu em Zhuhai e até as trazer para Macau), fechadas em plástico, seladas, sem se ver a inscrição das letras "notas de treino" (como se pode constatar do vídeo ao contrário do que o tribunal declara);
X. Se filmou as notas e enviou o filme - junto aos autos - para a namorada, pelo facto de nunca ter estado com tanto dinheiro na mão;
XI. Se revela não saber o que eram "notas de treino";
XII. Se a posição das notas não permitia ver que as mesmas tinham a inscrição de "notas de treino";
XIII. Se o arguido chamou a polícia à porta do hotel onde se encontrou com o ofendido e a testemunha, após ter aberto os dois pacotes de dinheiro contendo as notas;
XIV. Se as testemunhas afirmam que as notas estavam seladas em plástico, com fita adesiva transparente e que, só depois de abertos os dois maços é que viram, naquele preciso momento, que as notas tinham a inscrição de "notas de treino".
XV. Se a polícia judiciária, com as notas abertas, é que viu e analisou que a numeração das mesmas era igual;
XVI. Perante toda esta análise, pergunta-se, como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pode dar como firmado, formando assim a convicção -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a lógica -, de que o arguido sabia efectivamente que as notas eram falsas no momento em que as recebeu em Zhuhai e as trouxe para Macau até as ter entregue ao ofendido na presença da testemunha? Acrescido do intuito (intenção) de burlar quem quer que fosse?
XVII. A resposta só pode ser negativa! Não podia o Tribunal a quo ter chegado a esta conclusão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a lógica, aliada a toda a prova que foi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 saber, as declarações do arguido, a leitura das declarações para memória futura, o apreendido, bem como o vídeo que foi retirado do telemóvel do arguido - que o mesmo enviou para a namorada e no qual se constata efectivamente que as notas estão todas seladas, não se vendo sequer a inscrição de notas de treino, pela forma como as notas estão dobradas -.
XVIII. Acresce, por outro lado, que, diz-nos a experiência, quem tem um maço de notas na mão, ou apenas duas notas na mão, não olha nem presta atenção para saber se a numeração das notas é a mesma. Eventualmente fará isso se se tratar de um funcionário de um banco (caixa), precisamente no balcão do banco devido à actividade profissional que desenvolva e por uma questão de segurança do próprio banco.
XIX. Como nos diz igualmente a experiência da vida, da lógica e as regras de vida em sociedade, que quem quer burlar outro não chama a polícia que está de guarda à porta de um hotel/casino;
XX. Como nos revelam ainda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da vida e da lógica que alguém que é enganado, se o souber, não será certamente enganado.
XXI. Pois o arguido referiu à testemunha, que foi ouv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tinha sido enganado.
XXII. De igual forma, jamais teria chamado a polícia, à porta do Hotel, se não estivesse de facto convicto que tinha sido, ele próprio - o aqui recorrente - enganado.
XXIII. Ora, como é bom de ver,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e aliando ess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à prova produzida, o Tribunal a quo proferiu uma decisão na qual, quando analisada, existe uma incompatibilidade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e a decisão, bem como, através de um raciocínio lógico se pode concluir -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elo tribunal a quo - que a fundamentação sempre levaria a uma decisão contrária aquele que foi proferida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tudo através de um raciocínio lógico, raciocínio esse efectuado pelo Tribunal, mas que sempre teria de concluir de uma forma diametralmente oposta, ou seja, que, de facto, o aqui Recorrente não sabia que as notas que trouxe para Macau eram notas de treino e, consequentemente, eram notas falsas, bem como, pelo facto de o mesmo nunca ter tido a intenção de burlar quem quer que fosse, por tudo o que foi exposto supra.
XXIV. Neste sentido, entende-se que o acórdão ora colocado em crise padece do vício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ínsi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 b) do CPP, vicio esse que pode ser fundamento do recurso, desde que o vício resulte d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XXV. O Tribunal a quo dá como assente que através do vídeo que o arguido apresentou em Tribunal, o mesmo vídeo que o aqui recorrente tinha enviado à namorada em Zhuhai, após ter recebido as notas, que seria possível ver "[ ... ] que as pertinentes notas têm números idênticos e estão impressas com as palavras de "notas de treino, amostra de notas, treino exclusivo, proibição de circulação. "
XXVI. Ora, na verdade, não se podia ver a inscrição dos caracteres "notas de treino".
XXVII. As notas estavam dobradas de forma a que esses caracteres ficassem escondidos, tapados pela dobra de uma nota colocada a envolver cada conjunto de nove notas, tal como está fotografado a fls. 77 dos autos.
XXVIII. Acresce ainda que, a pedido do arguido foi visionado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um vídeo que o aqui Recorrente tinha no seu telefone, o mesmo vídeo que enviou para a namorada após ter recebido o dinheiro em Zhuhai, no qual não se consegue, de facto, vislumbrar a inscrição dos caracteres de "notas de treino".
XXIX. Mas, na verdade, o Tribunal a quo veio a dar como assente, formando assim a convicção, na ideia de que o arguido/recorrente bem podia ter visto a inserção daqueles caracteres e, se assim foi, o mesmo sabia necessariamente que se tratavam de notas de treino e de pouco lhe valia dizer que desconhecia as notas de treino.
XXX. O vídeo foi extraído do telemóvel do argui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m 24/5/2021, e foi mandado juntar aos autos pela Mma. Juiz Presidente do Tribunal a quo.
XXXI. Nesse mesmo vídeo bem se pode ver que a inscrição de notas de treino não é visível.
XXXII. Antes pelo contrário, vêem-se as notas embrulhadas em plástico, seladas, sobrepostas, não sendo, de facto, possível a leitura ou visionamento de qualquer inserção nas notas.
XXXIII. Acontece que apenas quando os pacotes de notas são abertos à porta do hotel, pelo arguido e perante o ofendido e a testemunha, é que se sabe, efectivamente que as notas tinham essa inscrição.
XXXIV. Contudo, até os pacotes de notas serem abertos à frente do ofendido, jamais o arguido sabia que as mesmas tinham a inscrição de notas de treino, e esse facto foi analisado em Tribunal,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XXXV. Assim, mal se percebe como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pode verter na decisão que "Depois de verificar o respectivo vídeo e a embalagem das notas em causa no julgamento pelo presente Tribunal, na óptica do presente Tribunal, o Arguido seria possível ver que as pertinentes notas têm números idênticos e estão impressas com as palavras de "notas de treino, amostra de notas, treino exclusivo, proibição de circulação".
XXXVI. Pelo exposto, existe um verdadeir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igo 400.º, n.º 2 al. c) do CPP).
XXXVII. Mas acresce ainda que, como ficou provado (facto 4º da acusação), o Tribunal a quo deu como provado que "Após receber estas duas pilhas de "HKD", o arguido verificou-os, sabendo que eram de $1,000 e que o montante era substancial. No entanto, o suspeito escondeu as duas pilhas de "HKD" na sua pessoa sem as abrir e contar, de modo a trazê-las para Macau para recompensa. Como TNR que trabalha em Macau e desloca entre Zhuhai e Macau durante muito tempo, o arguido tinha ouvido falar de notas falsas conhecidas como "notas de treino", e por isso adivinhou que as duas pilhas de "HKD"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pelo estranho deveriam ser "notas de treino".
XXXVIII. Logo, mal se percebe também como é que pode ser dado como provado que as notas estavam fechadas, embaladas e seladas, tendo o suspeito escondido as mesmas sem as abrir, para se fundamentar, posteriormente, que o aqui recorrente sabia que as notas tinham a inscrição de notas de treino.
XXXIX. Mas ainda na senda do artigo 4.º dado como provado, salienta-se, desde já, que a parte final do referido artigo é conclusiva e, por esse facto, deve ser dada como não escrita, não podendo a mesma ser dada como provada.
XL. Na verdade, o facto de já ter ouvido falar em notas de treino, notas falsas, não pode levar à conclusão imediata, que o mesmo tenha "adivinhado "que se tratavam de notas de treino.
XLI. E muito menos se pode retirar essa conclusão aliada a toda a prova que foi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esse sentido, existe, igualmente,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esta vertente.
XLII. O crime de burla pelo qual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é um crime que tem sempre de ser cometido com dolo e se o Recorrente desconhecia que estava a transportar dinheiro falso para ser entregue a um terceiro, numa tentativa de o burlar, ou até mesmo burlar, não tinha o mesmo a plena consciência de estar a cometer qualquer crime e, se assim é, não transportava o mesmo qualquer dolo na sua acção.
XLIII. Como se sabe, o dolo é um dos elementos subjectivos do crime, caso esse elemento não esteja preenchido, ao lados dos elementos objectivos, não se pode efectivamente falar na prática de um crime.
XLIV. De resto, só é punível o facto praticado com dolo ou, nos casos especialmente previstos na lei com negligência (artigo 12.º CPM) , sendo que o artigo 13.º enquadra legalmente os vários tipos de dolo: o dolo directo, necessário, ou eventual.
XLV. No caso em apreço, excluído está, na nossa modesta opinião, o dolo directo bem como o dolo necessário. Restando, apenas, eventualmente, o dolo eventual.
XLVI. Ora, da prova produzida, das declarações do arguido, do ofendido e da testemunha que acompanhava o ofendido, cremos que excluído fica também o dolo eventual, porquanto o recorrente desconhecia que o dinheiro que transportava era falso.
XLVII. Esta conclusão é retirada da análise conjunta de toda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omeadamente das declarações do arguido, do ofendido e testemunha que acompanhava, bem como dos vídeos exibidos.
XLVIII. Na verdade, nem se pode afirmar que o aqui recorrente representou como consequência possível da sua conduta uma actuação conformadora com aquela realização.
XLIX. É que caso o tivesse feito, jamais teria aberto o pacote de notas em frente do ofendido, jamais teria dado os dois pacotes de notas para as mãos do ofendido e nunca teria chamado a polícia em seu auxílio.
L. Neste sentido, quer-se crer que a actuação do Recorrente foi despida de qualquer dolo e, assim sendo, não está preenchido 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crime de burla, pelo que o acórdão ora colocado em crise padece de um erro de direito, que se invoca,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1 do CPP, existindo violação do artigo 211.º e 196.º do CPM.
LI. Sem conceder, sempre se alegará no que respeita à medida da pena e a suspensão da sua execução que as finalidades da pena s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40.º n.º 1 do CPM, a protecção de bens jurídicos e a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LII. Nos termos do artigo 65.º, n.ºs 1 e 2, do CPM,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dentro dos limites fixados na lei, é feita em função da culpa do agente e d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atendendo-se, em cada caso concreto, a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não fazendo parte do tipo de crime, deponham a seu favor ou contra ele.
LIII.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a aplicar ao arguido, ora Recorrente, haveria, pois que ponderar, nomeadamente, a intensidade do dolo, o grau superior ao médio da ilicitude da conduta do arguido e a gravidade do crime cometido, aqui em apreciação, atendendo ao modo de actuação e consequência da respectiva conduta.
LIV. Dispõe ainda o artigo 65.º do CPM que também as condições pessoais do agente e a sua condição económica, bem como o seu comportamento posterior, são circunstâncias que devem ser tidas em conta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LV. Parece-nos, com o devido respeito, que a pena aplicada em concreto ao Recorrente, peca pelo seu exagero, considerando as circunstâncias em o crime ocorreu e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LVI. Entende o Recorrente que uma pena inferior a 1 ano e 9 meses,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no caso em apreço, visto ser a primeira vez que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qualquer crime, responderia de forma eficaz à prevenção especial e geral neste caso em apreço.
LVII.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pena que foi aplicada ao recorrente é excessiva e viola o disposto nos artigos 40.º, 65º e 71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CPM"), violando assim a sentença recorrida o disposto no artigo 400.º, n.º 1 do CPP.
LVIII. Mais se refira que tal pena deveria ter sid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or estarem reunidos os pressupostos objectivos para que tal aconteça.
LIX. O legislador previu parâmetros temporais amplos para a suspensão de execução da pena, dentro de uma "moldura" que vai de 1 a 5 anos (artigo 48.º, n.º 5 CPM), reconhecendo desse modo ao julgador instrumentos legais bastantes para conseguir modelar agilmente, caso a caso, a duração da suspensão.
LX. Sucede que a operação que devia ter sido levada a cabo pelo Tribunal a quo para determinar ou não da aplicação d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ao ora Recorrente, deveria ter sido mais elaborada e fundamentada, tal como disposto no artigo 48.º, n.º 1 CPM;
LXI. A sentença recorrida incorreu num erro de julgamento nos termos do art. 400.º, n.º 1, do CPP, ao ter feito incorrecta aplicação dos artigos 40.º, 48.º, 64.º e 65º do CPM.
LXII. Pelo alegado, mormente em relação a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a prova, existindo gravação vídeo que o Tribunal interpretou de forma diferente, e, como se alegou, encontrando-se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ivada dos vícios d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é admissível a renovação;
LXIII. Porquanto tais vícios podem ser supridos, recorrendo à análise dos docu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em especial do vídeo retirado do telemóvel do aqui Recorrente, junto aos autos no decorrer da sessão de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 pedido do próprio, vídeo esse que está apenas junto aos autos porquanto o mesmo estava guardado no telemóvel do Recorrente aquando da sua detenção, tendo sido extraído por ordem da Mma. Juiz Presidente na sessão de julgamento, estando junto aos autos após fls. 193.
LXIV. Devem, pois, a apreciação do documento ser renovado perante esse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or objectivamente, se considerar que tanto a análise do documento permite eliminar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utado à decisão recorrida.
LXV. Renovação de prova essa, a qual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2°, n.º 3 do CPP, deverá incidir na análise do documento referido na decisão.
LXVI. Sendo certo que a renovação da prova ora requerida se justifica pela necessidade de comprovar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utados à decisão recorrida, que conduziu à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na autoria material e de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burla de elevado valor.
2 參見中級法院第18/2001號上訴案2001年5月3日合議庭裁判、中級法院第103/2003號上訴案2003年6月5日合議庭裁判。
3 1991年7月10日葡萄牙最高法院合議庭裁判，《司法見解匯篇》，第16期，第4卷，第14頁（摘自《澳門刑法典註釋及評述》 第二冊， 盧映霞、陳曉疇 譯， 第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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