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644/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1年10月21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摘 要
1. 原審法院根據卷宗現有證據，不予採信上訴人所講述的事實版本，因此，原審法院未能認定上訴人已向嫌犯還款，及沒有認定嫌犯擅自使用上述授權書將單位出售的事實，並不存在任何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2.嫌犯所扣除的款項、利息金額是多少是對審理本案標的極其重要，尤其是為嫌犯的行為作出法律定性重要事實根據。然而，在事實認定中，原審法院卻沒有查明相關事實。
基於此，原審法院在沒有查明是否存有嫌犯及輔助人所爭論的返租以及其金額亦沒有查明相關貸款的利息為多少。因此，原審判決存在了查明事實的漏洞，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在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644/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1年10月21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1年6月2日，嫌犯B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1-0028-PCC號卷宗內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犯一項《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共犯），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
根據《刑法典》第107條第1款及《刑事訴訟法典》第38條第1款的規定，鑑於欠缺有效（適時）的刑事告訴，故針對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宣告其刑事追訴權終止。
輔助人A根據控訴書的事實而指控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的詐騙罪」（共犯），被判處罪名不成立。
輔助人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上訴人對上述被上訴裁判之裁判內容表示不服，並認為上訴判決至少沾有以下瑕疵：
I.原審法院的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第2款c項的規定，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 被上訴判決未能認定已償還款款項港幣30萬給嫌犯之事實存有審查證據錯誤：
( 遺漏審查，應增加一條事實嫌犯未經上訴人及其妻子之同意下，擅自使用了上訴人與妻子為擔保港幣300,000元之債務所簽署的授權書，將涉案單位私自賣出。
(被上訴判決以未能認定金額為由改判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信用之濫用罪明顯存有審查證據錯誤；及
II.原審法院的判決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第2款a項的規定，存有獲證明事實不足以支持的瑕疵。
I.原審法院的判決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第2款c項的規定，存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被上訴判決未能認定已償還款款項港幣30萬給嫌犯之事實存有審查證據錯誤：
1. 首先，針對被上訴判決將“被害人從XX銀行借貸所取得的港幣3,000,000元貸款費用中將港幣300,000元即時向“C貿易行”償還債務。”列作為不獲證明之事實，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審查證據明顯錯誤之瑕疵。
2. 此外，我們須指出被上訴判決的獲證明事實第8條和第9條當中存有審查證據錯誤，有關事實如下：
【···8) 2015年10月，被害人在嫌犯建議下成功將其位於澳門羅白沙街XXXXXXXX的住宅單位向XX銀行作出抵押及貸款港幣3,000,000元。被害人聲稱須向嫌犯支付港幣190,000元作為協助辦理貸款之費用。
9) 2016年7月8日，嫌犯以被害人沒有按承諾支付利息為由，以授權人身份以港幣3,950,000元將上述單位賣給澳門居民E，但嫌犯從沒有將出售單位後，並經扣除償還銀行抵押借款、手續費、被害人向“C貿易行”及嫌犯所借取的款項、相應利息後的若干餘款交還被害人。…】
3. 針對上述所指出之未獲證明之事實(關於巳償還30萬給嫌犯事實)，原審合議庭不採信的理由如下：
“對於被害人表示已從銀行貸款中償還了港幣30萬元的欠款予嫌犯說法，雖然被害人提交了銀行提取款項的文件（卷宗第633頁），顯示被害人從貸款所得的款項中提取了一筆相應的款項；然而，被害人並未有要求嫌犯開立收據（但被害人借款時卻認同需要簽署借款文件），鑑於被害人所交待的事件經過已受到質疑，且案中除被害人的聲明外，已沒有其他證據證實被害人確實已向嫌犯還款；因此，在欠缺其他更有力佐證的情況下，對於被害人還款的說法，本院未能予以採信。
4. 被上訴判決以僅以上訴人聲明，以及沒有收據為由，而不採信上訴人所陳述版，上訴人認為存有明顯審查證據錯誤。
5. 首先，根據證人D(上訴人之妻子)作證時，也表示上訴人從XX銀行所借得的款項中，有部分是用作償還向“C貿易行”之借款港幣300,000元，且其亦知悉嫌犯B協助他們向銀行借款，以及須向嫌犯支付相關協助報酬。
6. 而在卷宗第633頁至635頁載有上訴人所呈交的提款證明，以可證明自己曾提取了一筆相約的金額償還債務港幣490,000元。
7. 此外，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嫌犯一直聲稱上訴人及其妻子沒有還款才使用該授權書賣樓，但在卷宗裡卻不存在任何嫌犯B要求上訴人或其妻子儘快償還款項的通知、電話訊息、信函或文件，做法令人費解及不同尋常。
8. 另一方面，嫌犯在庭審中的聲明有多處明顯是謊言，包括嫌犯聲稱其得到上訴人同意代表簽署反租(承租)單位合約，並有支付印花稅及租約在財政局等，一方面經我們去信財政局調查顯示載於卷宗第664頁資料顯示並沒有租賃記錄，且上訴人所提交之卷宗CV2-19-0020-CPE勒遷案判決證明證實上訴人及其配偶與E等人並無租賃關係存在。(參見卷宗第639至643頁)
9. 更重要的的，卷宗第20頁至21頁(同時參見卷宗第78頁至82頁)所指之授權書有出售及出租不動產權力，但有關授權書並沒有賦予獲授權人可承租單位權力，故根本上嫌犯不可以授權書代表上訴人及其配偶簽署有關承租合約。
10. 從上述證據顯示，嫌犯所說的內容也並不可信納，可以看出嫌犯也並不是一名可被信賴之人，要知道嫌犯除涉及本案外，根據卷宗566頁至599頁及其庭審中聲稱，尚涉及其他待審案件，尤其包括了為賭博之高利貸、以及另一案件而被羈押中，可以看出，嫌犯正涉及多宗案件，尤其嫌犯從事高利貸放貸業務，熟識相關借貸流程，對規避追查應很了解。
11. 故上訴人指其在2015年10月已償還了的港幣債務30萬及19萬元的協助費用給嫌犯，但嫌犯收取了款項沒有向其發出有關收據，事實上，嫌犯熟識有關放貸業務，為著規避有關追查，故不發出相關收據是有可能的，且支付現金要求亦是嫌犯的要求，故明顯是嫌犯著手安排及從而透過這些方式避免留意已還債記錄，並不是不可能出現。
12. 且我們透過相關銀行提款記錄文件卷宗第633頁，顯示上訴人有從貸款所得款項中提取一筆相應款項，以及並有上訴人的聲明及證人D的聲明指出嫌犯協助向銀行借貸及其丈夫(上訴人)在當日提取相關款項用作支付償還給嫌犯。
13. 按照上訴人、證人D之證言互之所呈交的提款證明，完全已可證明上訴人已清償與妻子一起向“C貿易行”借入之款項港幣300,000元，這與獲證明事實第8條和第9條內容所指出之獲證明事實存有明顯差異。
14. 基於此，上訴人認為對於上指之事實審在審查證據方面存有明顯錯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未能證明的事實，即「被害人從XX銀行借貸所取得的港幣3,000,000元貸款費用中將港幣300,000元即時向“C貿易行”償還債務。」這一事實應獲得證實。
15. 倘若這一部份上訴理由成立及上述事實獲中級法院裁定獲證實，那麼，嫌犯所使用之授權書即存在濫用權利及無權代理的情況，其應負上相應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尤其是嫌犯在無權代理情況下變賣單位所造成的一切損失，亦即是按照本案卷宗第622頁所載的財政局就涉案單位進行估價的價值澳門幣伍佰零壹萬伍仟元(MOP5,015,000.00元)作為考慮適用刑罰所考慮之財產價值或損失，嫌犯的行為導致上訴人所做成的財產損失為相當巨額財產。
16. 故嫌犯B的行為應構成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共犯)。
倘若不認同上述上訴理由，則上訴人仍提出以下理由：
(應增加一條事實嫌犯未經上訴人及其妻子之同意下，擅自使用了上訴人與妻子為擔保港幣300,000元之債務所簽署的授權書，將涉案單位私自賣出：
17. 此外，根據本案中所審查之證據，尤其以嫌犯在庭審聲稱以上訴人及其配偶未償還款項為由，在分別上訴人反對情況下，及其配偶D不知悉情況下，嫌犯以其持有之授權書出賣涉案案單位。
18. 根據卷宗第20頁至21頁背頁(也參見卷宗第78頁至82頁)所簽署的授權書，按照獲證明事實及相關證據顯示，即使按照嫌犯聲稱實際為擔保償還有關港幣30萬借貸，上訴人及其配偶從沒有意思表示給嫌犯通過該授權書用作出售單位。
19. 根據民法典第1087條a項之規定，受任人具有“在委任人之指示，作出一切屬委任範圍內之行為”之義務。
20. 由於上訴人當時簽署該授權書之目的僅旨在取得一筆港幣300,000元的借貸，授權書中也沒有規定任何的條款可讓嫌犯在出售涉案單位後再替上訴人簽租賃合同的條款。
21. 同時，我們在此必須強調上訴人所簽署的授權書僅為單純的一般授權書，非屬不可廢止之授權書，縱使該授權書包括轉讓涉案單位的權力，根據善意原則，受權人嫌犯B在簽署涉案單位的買賣公證書前，均應事先獲得授權人即上訴人之同意。
22. 然而，嫌犯卻沒有這麼做，甚至在如下所示庭審的錄音內容中也承認在沒有得到被害人(上訴人)的同意，且上訴人早已明示反對出售其名下唯一的不動產後，仍不惜故意為之，私自把涉案單位出售予他人。(詳見上述第三十三條事實內容，以及根據2021年4月14日之庭審錄音內容)
23. 因此，嫌犯B之行為明顯與上訴人當初簽署授權書之目的相違背，嚴重違反了受任人相關之義務，尤其是民法典第1087條a項、c項及e項規定。
24. 嫌犯並沒有得到上訴人及其配偶同意的情況下，嫌犯最終故以低於市場價值出售，即最後實際出售單位之金額為港幣叁佰玖拾伍萬元(HKD3,950,000.00)。
25. 此金額遠低於上訴人所提交的於2016年9月22日作出估價書中，就涉案單位之價值為澳門幣陸佰叁拾萬元(MOP6,300,000. 00)。也低於卷宗第622頁所載的財政局就涉案單位進行估價的價值澳門幣伍佰零壹萬伍仟元(MOP5,015,000. 00元)。
26. 故應增加一條應獲證實之事實，即嫌犯未經上訴人及其妻子之同意下，擅自使用了上訴人與妻子為擔保港幣300,000元之債務所簽署的授權書，將涉案單位私自賣出，並將所獲得之金錢據為已有，並造成上訴人及其配偶相當巨額財產損失。
倘若不認為如此，被上訴判決亦沾有以下瑕疵，
(被上訴判決以未能認定金額為由改判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信用之濫用罪明顯存有審查證據錯誤：
27.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原審法院指由於未能穩妥認為嫌犯B不當據為己有的款項具體金額，故未能認定相關的剩餘金額，因而改判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
28.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上指認定明顯錯誤，沾有審查證據明顯錯誤之瑕疵。
29. 根據獲證事實第2條，「在“C貿易行”內，B（嫌犯）自稱該貿易行職員，並表示可借給被害人港幣300,000元，還款期不限，但每月需前往“C貿易行”以現金方式償還利息港幣27,000元以及需前往律師樓簽署借貸文件。被害人同意有關條件。」
上訴人透過嫌犯B向“C貿易行”借款港幣300,000元，以及上訴人每月需前往“C賀易行”以現金方式償還利息港幣27,000元。
30. 根據獲證事實第7條，「2015年9月，被害人因生意周轉不靈，再次透過“微信”向嫌犯表示想再借款港幣100,000元。嫌犯同意，但要求被害人每月支付港幣8,000元利息。被害人同意有關借款條件。嫌犯隨後將港幣100,000元現金直接交予被害人。」
31. 根據獲證事實第8條，「2015年10月，被害人在嫌犯建議下成功將其位於澳門羅白沙街XXXXXXXX的住宅單位向XX銀行作出抵押及貸款港幣3,000,000元。被害人聲稱須向嫌犯支付港幣190,000元作為協助辦理貸款之費用。」
32. 根據獲證事實第9條，「2016年7月8日，嫌犯以被害人沒有按承諾支付利息為由，以授權人身份以港幣3,950,000元將上述單位賣給澳門居民E，但嫌犯從沒有將出售單位後，並經扣除償還銀行抵押借款、手續費、被害人向“C貿易行”及嫌犯所借取的款項、相應利息後的若干餘款交還被害人。」
33. 其中，須要注意的是，上述港幣3,950,000元之售樓款項比起市價低了一成的金額。這是因為嫌犯以沒有涉案單位鎖匙，不能讓買方到單位查看為由，強行把涉案單位降價出售。
34. 另外，嫌犯更虛構一份其後已被法庭認定為根本不存在的租約，以達到企圖合理化為何上訴人仍可在涉案單位被出售後仍可在內長期居住之事實和額外收取不應收取之租金。
35. 嫌犯卻沒有這麼做，甚至在如下所示庭審的錄音內容中也承認在沒有得到被害人的同意，且上訴人早已明示反對出售其名下唯一的不動產後，仍不惜故意為之，私自把涉案單位出售予他人。(參見上述第五十四條事實及內容，2021年4月14日之庭審錄音部份內容)
36. 因此，嫌犯B之行為明顯與上訴人當初簽署授權書之目的相違背，嚴重違反了受任人相關之義務，尤其是民法典第1087條a項、c項及e項規定。
37. 而相關的出售最終以嫌犯自己所聲稱的市價約值港幣430萬元進行。同時，由於沒有涉案單位鎖匙，故以低於市場價值一成之金額出售，即最後實際出售單位之金額為港幣叁佰玖拾伍萬元(HKD3,950,000.00)。
38. 此金額遠低於上訴人所提交的於2016年9月22日作出估價書中，就涉案單位之價值為澳門幣陸佰叁拾萬元(MOP6,300,000. 00)。
39. 也低於卷宗第622頁所載的財政局就涉案單位進行估價的價值澳門幣伍佰零壹萬伍仟元(MOP5,015,000.00元)。
40. 嫌犯B除了把涉案單位出售外，還聲稱將該單位“反租”予上訴人，以收取每月港幣7千元的租金，並在有關收取款中扣除。
41. 上訴人必須強調自己從沒有簽署或同意簽署上述的租約，更枉論嫌犯可憑籍一份根本沒有賦與權力為上訴人在所謂出售涉案單位後，再簽署反租合同之授權書，以讓嫌犯B簽署所謂的租賃合同，並要求上訴人支付每月港幣7千元的租金。
42. 而上訴人與E或嫌犯之間從不存在任何的租約，載於卷宗內由上訴人所提交之卷宗CV2-19-0020-CPE勒遷案判決證明證實上訴人及其配偶與E等人並無租賃關係存在，此外，載於卷宗第664頁資料顯示並沒有租賃記錄。(卷宗第639至643頁、664頁)
43. 事實上，嫌犯B在庭審中也大致上交代了被害人所拖欠的金額，內容如下所示：(參見上述第六十三條事實，有關2020年5月22日之庭審錄音，在此視為全部轉述)
44. 從嫌犯B的庭審內容可知，儘管嫌犯聲稱被害人仍欠其數萬元款項，但我們不難發現嫌犯B在庭審上也清楚地交代把涉案單位以港幣3,950,000.00元出售後，便把款項用作償還以下用途：
1)XX銀行作出抵押及貸款港幣2,962,000.00元；
2)向“C質易行”借取的款項港幣300,000元；
3)向嫌犯借取的港幣100,000元；
4)相應還款利息港幣40,000元；及
5)反租涉案單位租金每月港幣7,000元，租期兩年(此租約或租賃關係已被卷宗CV2-19-0020-CPE證實不存在，故不應計算)。
45. 如以上訴人所提交的於2016年9月22日作出估價書金額澳門幣6,300,000.00元(相等於港幣6,116,504.85元)計算，應交還予上訴人之餘款為港幣548,000.00元，相等於澳門幣2,795,939.85元【出售單位價金澳門幣6,300,000.00元(相等於港幣6,116,504.85元)-償還銀行貸款港幣2,962,000.00元-向C質易行借取的款項港幣300,000.00元─向嫌犯借取的港幣100,000.00元-還款利息港幣40,000.00元=港幣2,714,504.85元】。
46. 如以財政局就涉案單位進行估價的價值澳門幣5,015,000.00元(相等於港幣4,868,932.04元)作計算，應交還予上訴人之餘款為港幣1,466,932.04元，相等於澳門幣1,510,940.00元【出售單位價金港幣4,868,932.04元-償還銀行貸款港幣2,962,000.00元-向C貿易行借取的款項港幣300,000.00元-向嫌犯借取的港幣100,000.00元-還款利息港幣40,000.00元=港幣1,466,932.04元】。
47. 以嫌犯實際出售單位之金額港幣3,950,000.00元作計算，應交還予上訴人之餘款為港幣548,000.00元，相等於澳門幣564,440元【出售單位價金港幣3,950,000.00元-償還銀行貸款港幣2,962,000.00元-向C貿易行借取的款項港幣300,000.00元-向嫌犯借取的港幣100,000.00元還款利息港幣40,000.00元=港幣548,000.00元】。
48. 因此，綜觀上述的各個計算得出之結果，不論是以上訴人所提交的於2016年9月22日作出估價書的價值澳門幣6,300,000.00元，抑或財政局就涉案單位進行估價的價值澳門幣5,015,000.00元，還是以嫌犯實際出售單位之金額港幣3,950,000.00元作計算，在扣除相關的償還給銀行抵押借款、手續費、上訴人向C貿易行及嫌犯所借取的款項、相應利息後，總是存有可交還予上訴人之餘款，且金額均是多於澳門幣15萬元【分別對應為澳門幣2,795,939.85元、澳門幣1,510,940.00元及澳門幣564,440元】。
49. 由於以不同涉案單位之樓價所計算得出的返還款項金額均多於澳門幣15萬元，按《刑法典》第196條b項之規定，屬相當巨額之款項。
50. 故此，我們從嫌犯之目的和犯罪意圖，以及涉及之返還款項金額多於澳門幣15萬元，可以得出嫌犯直接故意實施《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的一項相當巨額之「信任之濫用罪」，而非《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
51. 基於在本案中涉及的是《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的一項相當巨額之「信任之濫用罪」，為公罪，不受《刑法典》第107條第1款之六個月告訴期之限制，故本案並未非如被上訴判決所說因未有適當期間內行使告訴權而消滅。
最後，倘若不認同上述所有請求，我們後補請求，認為被上訴之判決沾有：
II.原審法院的判決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第2款a項的規定，存有獲證明事實不足以支持的瑕疵
52.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上訴人不認同被上訴判法的見解，即使按照被上訴判決所認定之事實，也無法得出被上訴判決最終的裁決內容。
53. 尤其是被上訴判決及其在說明理由當中以未能認定被嫌犯不當據為己有的具體金額為由，因而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以及被上訴判決認為被害人等欠缺適時有效的刑事告訴而宣告本案刑事追訴權終止的問題。
54. 事實上，即使按照被上訴判決所獲證明之事實及相關證據，尤其是即使按照嫌犯所定出的買賣價港幣395萬元，扣除銀行抵押款項及手續費港幣2,962,000.00元，以及嫌犯所聲稱被害人欠款港幣40萬元、嫌犯所聲稱仍欠利息約港幣40,000.00元，該數經扣除後(HKD3,950,000-HKD2,962,000.00元-HKD400,000.00-HKD40,000. 00)，應尚餘至少港幣548,000.00元(相等於澳門幣564,440元)。
55. 故按照上述所計算所得，嫌犯在出售涉案物業後，至少沒有將變賣所剩下的款項港幣HKD 548,000. 00元(相等於澳門幣564,440元)歸還給上訴人，故並非如被上訴判決所指不可能計算之數目。
56. 因此，毫無疑問地，足以證實嫌犯在收取相關樓款後，扣除上述所指出相關開支，至少嫌犯仍未歸還的款項為港幣HKD 548,000.00元(相等於澳門幣564,440元)，並將相關款項據為己有，該金額超逾澳門幣十五萬元，屬相當巨額，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96條規定。
57. 故嫌犯的行為應觸犯了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所規定正之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共犯)，應裁定罪名成立，由於有關罪名屬公罪，有關控罪並不取決於被害人行使告訴權。
58. 倘若不認同上述見解，上訴人亦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另一獲證明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上訴理由存在。
59. 被上訴判決指稱由於被害人沒有在2016年9月至10月知道涉案單位的貸款戶口已被取消、月結單改為E的名字、被害人當時曾向嫌犯及銀行了解事件等理由，使警方當時未能介入調查，因此基於被害人的這種放任行為，有關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信用之濫用罪屬半公罪，其刑事追訴權基於欠缺有效和適時的告訴而終止。
60. 首先，根據獲證明事實第10條指“2016年9月，被害人接獲XX銀行信函通知，指其名下物業的貸款帳戶被取消，著其無需再償還貸款。同年10月，被害人接獲以E之名義申請的貸款月結單。被害人曾向嫌犯了解事件，但被害人當時沒有報警或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事件也不了了之。”
61. 然而，根據被上訴判決獲證明事實第10條內容，並不能證明上訴人自2016年9月或10月起就知悉其物業已被出售，而該等事實中亦沒有提及或證明嫌犯有將出售該物業的內容告知上訴人，上訴人當時並不清楚當時其物業已出售的狀況。
62. 因為根據獲證事實第1至第4條可知，上訴人為了取得嫌犯B自稱所任職的公司“C貿易行”之借貸，簽署了一份可對上訴人位於澳門羅白沙街XXXXXXXX的住宅單位出租或出售之授權書。
63. 以及根據獲證明事實第5條證實，由於上訴人當時簽署該授權書之目的僅旨在取得一筆港幣300,000元的借貸，完全不涉及任何可就涉案不動產進行買賣之行為。故此，縱使該授權書包括轉讓涉案單位的權力，根據善意原則，受權人嫌犯B在簽署涉案單位的買賣公證書前，應事先獲得授權人即上訴人之同意。
64. 然而，根據獲證明事實第9條內容，嫌犯B非但沒有這樣做，更加將涉案單位以遠低於市價之金額出售予他人，並私自訂價以港幣3,950,000.00元出售他人。在審庭中，嫌犯承認在出售前，沒有徵得上訴人及其配偶D同意下，將涉案單位出售。
65. 因此，嫌犯B從私下決定將上訴人的單位出售予他人，到律師樓簽署正式買賣公證書，收取相關的買賣售金價，再替上訴人還清XX銀行之貸款等一連串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行為中，根本沒有告知過上訴人，也從沒有想過要讓上訴人知道，甚至乎在上訴人親自致電查詢時，運用一些花言巧語的“語言藝術”，利用上訴人對銀行借貸手續和程序的不熟識，試圖掩飾上訴人的物業已被出售之事實，不想讓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
66. 單純的上訴人在面對嫌犯的這種輪番操作下，尤其是在已向其明確表示不可以出售涉案單位，以及自己也有向其償還借貸款項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料想到嫌犯已經出售了自己的單位。換句話說，上訴人在此時此刻根本仍未意識到有罪案的發生，且不論是在心素上(認為自己是涉案單位的所有人)，抑或體素上(事實上也正常地對涉案單位享益)均仍以業主自居。
67. 根據獲證明事實12條及第13條事實，在2019年2月25日，上訴人的住所即涉案單位被人在門外貼上紙條，指其非法佔用單位多時，著其向劉生聯絡，否則七天後透過法律程序處理和拆除水電錶。上訴人此時才恍然大悟，自己名下的物業可能已被人出售，然後與妻子馬上前往“F律師事務所”和要求取回先前於2015年所簽署的文件。
68. 上訴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應或態度是很正常性，因為試想下如果涉案單位已被出售，為何仍可以長時間居住在內，且不用交任何的租金？難道這種情況又會是一個正常的商業社會的運作嗎？
69. 同時，根據案中嫌犯的聲明顯示，涉案單位在交易前，沒有人到涉案單位內「睇樓」，再者，嫌犯在出售涉案單位後，也從來沒有將收到任何定金或價金交給上訴人，更沒有把相關的文件，包括支票或借款文件直接交回上訴人手上。嫌犯自己也從沒有正式通知上訴人涉案單位已出售他人。
70. 上訴人一家在嫌犯出售涉案單位後長達約三年多的時間裡，仍一直在涉案單位內居住，從沒有人登門要求其搬離開涉案單位，尤其是包括所謂的新業主/買家。以上的種種跡象均明顯地與一般交易有異，並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上訴人會有在案件中的表現態度和處理方式。
71. 根據刑法典第107條第1款之規定，告訴權“自告訴權人知悉事實及知悉作出事實之正犯之日起計，或自被害人死亡時起計，或自被害人成為無能力之人之日起計，經過六個月期間，告訴權消滅。”(下劃線為我們所加)
72. 在本案中，上訴人僅於2019年2月份被人在家門口張貼紙張時，才知道涉案單位被人出售，其告訴權應該在知悉這事實此時才開始計算。及後，上訴人於2019年4月4日向檢察院檢舉嫌犯可能觸犯《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所規定的信任之濫用罪。(參見卷宗第1至4頁)
73. 因此，原審法庭不能單憑指稱上訴人於2016年9月至10月已知悉其物業的貸款戶口已被取消、月結單改為E的名字，且上訴人於2015年6月26日向嫌犯簽署了出售涉案單位的授權書等理由，便認定基於上訴人存在放任行為，導致案發當時沒有適時提出刑事檢舉，繼而基於根據《刑法典》第107條第1款及第38條第1款之規定，宣告規定在《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其刑事追訴權終止。
74.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因此，應裁定上訴人上訴理由成立。
請求部份：
綜上所述，按照以上依據及法律規定，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各位法官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裁定上訴人提出之的上訴理由成立，由於本訴訟程序及被上訴裁判出現上指瑕疵，因此，宣告撤銷/廢止被上訴裁判，並裁定嫌犯B罪名成立，並判處其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共犯)，又或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第1款之規定作重新審判。
檢察院及嫌犯均沒有對上訴作出答覆。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並維持原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由於裁判書製作人提交予合議庭評議的上訴解決方案在表決時不獲通過，本合議庭現須根據2021年10月15日的評議表決結果，透過本份由第一助審法官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7條第1款末段規定編寫的裁判書，對上訴人提起的上訴作出判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5年5月某天，A（被害人）透過朋友M（英文名為RAY）介紹得知一間位於宋玉生廣場XXXXXXX的“C貿易行”可提供借貸服務。在M帶領下，被害人與其太太D當日一同前往該貿易行。
2. 在“C貿易行”內，B（嫌犯）自稱該貿易行職員，並表示可借給被害人港幣300,000元，還款期不限，但每月需前往“C貿易行”以現金方式償還利息港幣27,000元以及需前往律師樓簽署借貸文件。被害人同意有關條件。
3. 按雙方商定，被害人與其太太D於2015年6月26日一起前往“F律師事務所”。
4. 在該律師事務所內，被害人及D應一名屬“C貿易行”的人士與律師事務所一名職員要求，兩人在一份文件上（包括一份可對屬被害人位於澳門羅白沙街XXXXXXXX的住宅單位出租或出售的授權書）簽署。之後，被害人及D隨同黃姓女子前往第一公證署認定簽名筆跡。
5. 在第一公證署內完成認筆跡後，一名人士將一張港幣300,000元的支票交予被害人。
6. 之後，被害人表示曾有按上述借款條件到嫌犯的公司“C貿易行”交付港幣27,000元的利息。
7. 2015年9月，被害人因生意周轉不靈，再次透過“微信”向嫌犯表示想再借款港幣100,000元。嫌犯同意，但要求被害人每月支付港幣8,000元利息。被害人同意有關借款條件。嫌犯隨後將港幣100,000元現金直接交予被害人。
8. 2015年10月，被害人在嫌犯建議下成功將其位於澳門羅白沙街XXXXXXXX的住宅單位向XX銀行作出抵押及貸款港幣3,000,000元。被害人聲稱須向嫌犯支付港幣190,000元作為協助辦理貸款之費用。
9. 2016年7月8日，嫌犯以被害人沒有按承諾支付利息為由，以授權人身份以港幣3,950,000元將上述單位賣給澳門居民E，但嫌犯從沒有將出售單位後，並經扣除償還銀行抵押借款、手續費、被害人向“C貿易行”及嫌犯所借取的款項、相應利息後的若干餘款交還被害人。
10. 2016年9月，被害人接獲XX銀行信函通知，指其名下物業的貸款帳戶被取消，著其無需再償還貸款。同年10月，被害人接獲以E之名義申請的貸款月結單。被害人曾向嫌犯了解事件，但被害人當時沒有報警或追究嫌犯的刑事責任，事件也不了了之。
11. 2018年5月，一名陳姓男子前往被害人經營的車行，要求複印其本人身份證及要求其在一張空白的紙上簽名，否則對其家人不利。被害人擔心對家人不利，於是按該名男子指示作出了簽署及複印證件。
12. 2019年2月25日，被害人的住所（澳門羅白沙街XXXXXXXX）門外被張貼一張紙條，其上寫有被害人非法佔用其單位多時，著其與劉先生聯絡，否則7天後透過法律程序作出追討及拆除水電錶。
13. 被害人於是與其太太D一同前往“F律師事務所”要求取回他們於2015年所簽署的文件，包括一份授權書，當中載有可讓嫌犯單獨處理位於澳門羅白沙街XXXXXXXX的住宅單位的買賣手續的內容。
14. 2019年4月4日，被害人向檢察院作出檢舉。
15.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沒有將出售被害人單位並經扣除相應費用及欠款後的若干餘款交還予被害人，目的是將該等款項不正當據為己有。
16. 嫌犯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17. 上述不動產在XX銀行的抵押已於2016年7月21日因還清欠款而被取消抵押，但該欠款並非由被害人償還。
18. 此外，還查明：
19. 嫌犯表示具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歷，羈押前為商人，每月收入為20,000至80,000澳門元，與沒有工作的未婚妻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
此外，嫌犯有以下待決卷宗：
(1) 嫌犯現被第CR3-18-0457-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第8/96/M號法律第13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為賭博之高利貸罪（共犯），案件訂於2021年6月7日進行審判聽證。
未能證明的事實：
1. 被害人從XX銀行借貸所取得的港幣3,000,000元貸款費用中將港幣300,000元即時向“C貿易行”償還債務。
2. 檢察院控訴書、輔助人控訴書、刑事答辯狀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嫌犯B講述了案發的經過，確認曾先後兩次借款予被害人（輔助人A），當中附有支付利息的條件，嫌犯表示到律師樓簽署授權書時，其（嫌犯）也在場，當時簽了三份文件，包括授權書、消費借貸合同及支票（債紙），印象中沒有去公證處，文件均在律師樓簽署，且律師樓職員有說明文件的內容才讓被害人簽署，當時沒有一名黃姓女子，印象中控訴書第五點的支票是其（嫌犯）親自交予被害人的；由於被害人之後沒有再依時還款（嫌犯表示被害人會將利息存到其中國銀行的戶口），所以致電予被害人，並告知被害人會將其樓宇出售，單位屆時會返租予被害人，但被害人表示等其從泰國回澳再處理，對於反租一事，被害人曾表示“OK”（當時無提及反租多長時間），由於被害人後來仍沒有處理，故其（嫌犯）將被害人的單位出售，由於沒有鎖匙（買家不能到單位查看），且需要返租兩年予被害人，所以其（嫌犯）以平於市價一成出售，嫌犯表示當時該不動產市值約430萬港幣（因為這是嫌犯當時曾提出的售價），樓宇出售後，由其與買家簽訂租約（在G律師樓），兩年的租金（每月7,000港元，合共168,000港元）在樓價中扣除，被害人沒有與買家簽租約，在收取樓款後，其（嫌犯）已清還該樓宇在銀行的欠款，應該沒有餘款；嫌犯表示沒有安排且不知悉被害人向匯款銀行抵押樓宇，否認派人到被害人的車行要求其簽一張白紙；嫌犯表示由於被害人不想讓其妻子知悉，所以被害人妻子不知悉被害人向其（嫌犯）借取第二次的金錢（港幣10萬元）；嫌犯表示經扣除所有費用（包括還款）後，已沒有餘款再給予被害人，且仍欠數萬元也沒有向被害人追收。
被害人A（輔助人）講述了向嫌犯借款的情況（並表示借款沒有抵押、沒有擔保），被害人表示不知悉其在律師樓所簽署的為授權書，只知悉是借貸文件，關於當中以葡文繕立的文件，當時沒有人向其作出翻譯，也沒有人向其解釋文件的內容，被害人表示借款並非與賭債有關，不清楚為何當時要其妻子一同到律師樓簽署文件，律師樓的人員只著其在文件簽名頁上簽名，其（被害人）也沒有翻看當中的內容，且很匆忙簽署便算，印象中當時嫌犯沒有到律師樓，控訴書第5點的支票是一名黃姓女子交給他的，其後在嫌犯指示下將物業轉按予XX銀行，收取了300萬港幣後連息以現金方式向嫌犯返還了港幣49萬元（未包括之後所借取的10萬港元），被害人表示之前的利息以現金方式支付予嫌犯，偶爾會存入銀行，但沒有任何單據，也沒有想過還款後要取回之前所簽署的借貸文件（包括“債紙”），也沒有想過要求嫌犯發出憑證；2016年9月期間，其突然收到銀行通知不用還款，經向銀行了解後，銀行僅表示戶口被取消，其曾向嫌犯了解事件（因嫌犯當時協助他進行轉按），但嫌犯著其先等等，結果事件便不了了之，其（被害人）沒有再向銀行查證，也沒有理會為何不用還款，不知悉其樓宇被出售；到了2018年5月時，突然有人到其車行要求其在白紙上簽名，雖然其不知悉原因，也不知對方的目的，但因對方稱會對其家人不利，所以便簽了名，被害人表示只曾向嫌犯借款，沒有意識到事件與欠債有關；被害人表示於2016年期間，按照鄰居樓宇的價格，市值為600多萬港元，被害人表示其單位約60平方米，30年樓齡左右，被害人表示直至居所被貼紙條，方知悉居所被出售，不知悉反租一事；就有關的賠償，已透過民事法庭追討，無須本案處理；被害人表示19萬元的款項是嫌犯辦理銀行手續的費用，雖然銀行向其表示再無須供款，但其仍有入數，直至2016年9月至10月才發現月結單轉了名，由於未有意識事件的嚴重性，所以在2019年才報案；被害人表示因案發期間其妻子經歷流產的傷痛，為免再造成刺激，所以有些事情沒有告訴她。
證人D（輔助人的妻子）表示知悉被害人向嫌犯的公司借款，印象中嫌犯當日沒有上律師樓，針對卷宗第79頁至第82頁的文件，證人表示以為只是借款文件，不知悉是授權書，也沒有查看當中的內容，關於當中的葡文文件，當時只有一名人士向其核對身份資料，並沒有向其解釋文件的內容，雖然是被害人向嫌犯借款，但因其為被害人妻子，以為債務是共同承擔，所以要她一同簽名，對方有提及如不還款會以其所簽署的借貸文件來告他們，證人表示從XX銀行所借得的款項，有部分用作償還之前銀行的欠款，有部分給予被害人用作償還嫌犯的欠款（證人表示被害人還款時其沒有在場，且不知悉被害人後來再借了10萬元），證人表示由於之前問過多間銀行也無法可以借款，而嫌犯表示識人可以轉按，所以才透過嫌犯協助，19萬元是嫌犯用作處理有關借款事宜的費用及茶錢，證人表示直至門外被貼上通知，再查問才知悉單位已被出售，證人表示不知道單位後期無須供款一事；此外，證人表示被害人沒有賭博，借款是用作車行周轉。
司警證人K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包括錄取口供。
辯方證人H表示其負責翻譯卷宗第81頁至第82頁的文件，按照一般工作流程，其一定會將客人所簽署文件當中的重要訊息內容以口頭方式告知對方，以本案而言，其必定會向客人核實授權予嫌犯出售案中單位的內容。
司警證人I表示曾參與過嫌犯所涉及的其他兩個與本案相類似的案件，有部分已審結，證人就不涉及司法保密的部分作出了說明，此外，證人表示案中被害人所接收的港幣30萬元借款是出於J的戶口。
《澳門刑法典》第196條b項規定：
為著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下列各詞之定義為：
“b) 相當巨額：在作出事實之時超逾澳門幣十五萬元之數額；”。
《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規定：
“一、將以不移轉所有權之方式交付予自己之動產，不正當據為己有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
四、如第一款所指之物：
……
b) 屬相當巨額者，行為人處一年至八年徒刑。＂
《澳門刑法典》第196條b項規定：
“為著本法典之規定之效力，下列各詞之定義為：
……
b) 相當巨額：在作出事實之時超逾澳門幣十五萬元之數額；”。
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經作出綜合的分析後，考慮到嫌犯的聲明，結合證人的證言及卷宗的資料，嫌犯講述了案發的經過，但表示被害人沒有按承諾還款，所以才將物業出售，出售前其已知會被害人，被害人也知悉返租一事。
被害人（輔助人）A及其妻子D均表示不知悉到律師樓所簽署的為授權書，兩人均表示過程中沒有人向其解釋文件的內容，只以為是借款文件，兩人均表示一直不知悉其物業被出售，直至2019年2月25日被張貼紙條。然而，被害人表示2016年9月至10月發現月結單轉了名，由於未有意識事件的嚴重性，所以在2019年才報案。
卷宗第5頁至第18頁、第90頁至第158頁、第644頁至第645頁載有涉案不動產的物業登記資料及借貸文件資料。
卷宗第19頁載有控訴書第12點事實所指的紙條。
卷宗第20頁至第21頁背頁（也參見卷宗第78頁至第82頁）分別載有被害人夫婦所簽署的授權書及確認文件，當中顯示被害人夫婦授權嫌犯出租及出售案中不動產；證人H表示當時有將前述的確認文件翻譯予被害人夫婦知悉，且倘若涉及授權書的不動產買賣事宜，也會告知簽署人。
卷宗第83頁至第86頁載有嫌犯將涉案不動產出售予E的公證書資料。
卷宗第181頁至第182頁載有被害人所提交的存入支票（案中向嫌犯所借取的30萬港元）及提款資料；經警方調查後，證實該支票由L（又名J）的帳戶所開出。
卷宗第610頁至第614頁載有滙豐銀行所提交的關於案中不動產的取消抵押及還款資料。
卷宗第622頁載有財政局就案中不動產所進行的物業估價，相關評定決議於2021年4月22日作出。
卷宗第632頁至第635頁載有被害人所提交的提款證明。
卷宗第637頁載有源於第CV1-20-0026-CAO號卷宗的一份有關涉案單位的估值資料。
根據卷宗第664頁的回覆，財政局表示沒有涉案單位的租賃記錄。
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首先，針對簽署授權書一事，考慮到卷宗第79頁至第80頁的授權書以中文書寫，當中清楚顯示了“授權書”的標題，且明確載明被害人及其妻子授權嫌犯出售案中的物業，文件在律師樓簽署；因此，對於被害人及其妻子均表示無人提及文件的內容、沒有查看文件內容，應現場職員要求便簽名，因而不知悉為一份授權書的說法，本院認為是匪夷所思且是無法接受的。
因此，對於被害人及其妻子表示不知悉為一份授權書且不知悉其內容的說法，本院認為欠缺說服力，無法予以採信。
事實上，針對於控訴書第10點事實所提到的被害人收到銀行通知指其貸款帳戶已被取消（被害人表示銀行告知其不用還款）及第11點事實所提及的被要求在白紙上簽署等事件（但庭審過程中未能證實控訴書第11點的事實與嫌犯的關係），被害人所作解釋的處理方式均不合常理、有異於常人，令法院質疑被害人仍對事件有所隱瞞，沒有如實交待事件的經過，因而使法院難以接受被害人聲明的可信性。
在此情況下，對於被害人表示已從銀行貸款中償還了港幣30萬元的欠款予嫌犯說法，雖然被害人提交了銀行提取款項的文件（卷宗第633頁），顯示被害人從貸款所得的款項中提取了一筆相應的款項；然而，被害人並未有要求嫌犯開立收據（但被害人借款時卻認同需要簽署借款文件），鑑於被害人所交待的事件經過已受到質疑，且案中除被害人的聲明外，已沒有其他證據證實被害人確實已向嫌犯還款；因此，在欠缺其他更有力佐證的情況下，對於被害人還款的說法，本院未能予以採信。
關於控訴書指嫌犯以遠低於市價出售案中不動產的事實，考慮到案中單位當時無法即時交吉，且根據辯方所提交的於2016年9月22日所作出的估價書，以及卷宗第622頁的估值文件，本院對於控訴書所指的“遠低於”市場價的港幣600萬元存有疑問。
另一方面，根據嫌犯所交待的事實版本，結合案中的書證，足以證實嫌犯以被害人未有按承諾還款為由，以授權人的身份出售被害人的單位，結合XX銀行取消抵押的文件，本院認為足以認定嫌犯在收取相關的樓款後，曾將大部分的款項用作清還XX銀行的抵押借款（根據卷宗第614頁的文件，截至2016年7月22日，涉案不動產仍有港幣283萬多元的銀行欠款）。
雖然嫌犯表示經扣除銀行的貸款、所需的手續費、被害人的欠款及利息後，所得的款項（樓款還需減去兩年合共港幣168,000元的返租金額）已沒有餘款，其後更表示所得的餘款仍不夠抵銷被害人的欠款（尚欠數萬元），但根據案中可確認的金額進行計算後，本院相信經扣除上述所指的款項後，應該仍有餘款（倘若真的如嫌犯所指仍有欠款，難道嫌犯會不向被害人追收嗎？），但嫌犯卻沒有將餘款交還予被害人，並將之據為己有。
然而，由於欠缺其他更具體的佐證，因此，基於存疑無罪的原則，本院未能穩妥認為被嫌犯所不當據為己有的金額具體為多少？
綜上，檢察院及輔助人的控訴書中的部分事實獲得證實，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嫌犯B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沒有將出售被害人單位並經扣除相應費用及欠款後的若干餘款交還予被害人，目的是將該等款項不正當據為己有，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然而，由於未能認定嫌犯所侵吞的具體金額（也欠缺可以判定為共同犯罪的證據），因此，指控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共犯），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
此外，由於未能證實嫌犯存在控訴書所指的詭計，故輔助人根據控訴書的事實而指控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的詐騙罪（共犯），判處罪名不成立。”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1. 上訴人提出原審判決以其所作的聲明及沒有收據為由，不採信其所陳述版本，且未能認定其已償還款項港幣30萬元給嫌犯之事實。因此，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本案中，根據上訴人在庭上所作的證言，其不知悉在律師樓所簽署的為授權書，承認向嫌犯借取了一筆港幣30萬元及一筆港幣10萬元借款，相關借款涉及利息，而嫌犯曾協助其將涉案單位抵押予銀行進行貸款，上訴人因而需向嫌犯支付19萬元的手續費用，其後，在收取從銀行貸出的港幣300萬元後，便連息以現金方式向嫌犯返還了港幣49萬元，但未包括之後所借取的港幣10萬元，且沒有任何收據。
首先，關於授權書的部分，從卷宗第79頁至第80頁的授權書內容可知，該授權書由中文作成，內容載明上訴人及妻子授權嫌犯可出售或出租涉案物業，且由上訴人及妻子兩人簽署，根據律師樓職員證人H在庭上所作的證言，其表示一定會將客人所簽署文件當中的重要訊息內容以口頭方式告知對方，及必定會向客人核實授權予嫌犯出售案中單位的內容。根據一般邏輯和常理，上訴人理應知悉其所作出的行為，另按上訴人在上訴狀所言，其也是清楚明白簽署該授權書是為了擔保上述債務的，而非不知悉其簽署的是授權文件以及授權內容。
另一方面，上訴人於2016年9月收到銀行通知其貸款帳戶已被取消，即上訴人已無須繼續向銀行償還貸款，還收到E的銀行月結單據的情況下，倘如上訴人所言該單位是其唯一物業，其又明知簽署了授權書擔保上述債務，在突然收到銀行通知不用還款，上訴人竟然是不了了之，甚至沒有向銀行查證，其處理方式的確有違常理。
因此，原審法院質疑上訴人聲明的可信性這一認定並未違反任何經驗法則。
儘管上訴人提交了卷宗第633頁的文件作為依據，主張其曾從銀行提款償還予嫌犯。然而，上訴人並沒有任何還款收據、銀行轉帳或通訊記錄以作證明，甚至未在還款後廢止上述授權，來保障其正在居住的單位及其業主的權利。而且，卷宗也沒有其他證據支持上訴人所講述的事實版本。
故此，原審法院根據卷宗現有證據，不予採信上訴人所講述的事實版本，因此，原審法院未能認定上訴人已向嫌犯還款，及沒有認定嫌犯擅自使用上述授權書將單位出售的事實，並不存在任何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又指出，按照原審判決所獲證明之事實及相關證據，即使按照嫌犯所定出的單位買賣價為港幣395萬元，扣除嫌犯聲稱被害人所欠款項港幣40萬元、利息港幣4萬元，應尚餘至少港幣54萬8千元，但嫌犯並沒有將相關餘款歸還給上訴人，並將相關款項據為己有，指嫌犯的行為已觸犯《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由於該罪屬公罪，不取決於告訴。上訴人還指，倘不如此認為，原審法院亦不能單憑上訴人於2016年9月10日已知悉其物業的貸款戶口已被取消、月結單改為E的名字、上訴人於2015年6月26 日向嫌犯簽署了出售涉案單位授權書等理由，便認定上訴人存在放任行為，導致案發當時沒有適時提出刑事檢舉，繼而根據《刑法典》第107條第1款及第38條第1款之規定，宣告《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的刑事追訴權終止。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以未能認定嫌犯不正當據為己有的具體金額為由，改判為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以及認為被害人欠缺適時有效的刑事告訴而宣告本案刑事追訴權終止的問題。因此，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第9點，“2016年7月8日，嫌犯以被害人沒有按承諾支付利息為由，以授權人身份以港幣3,950,000元將上述單位賣給澳門居民E，但嫌犯從沒有將出售單位後，並經扣除償還銀行抵押借款、手續費、被害人向“C貿易行”及嫌犯所借取的款項、相應利息後的若干餘款交還被害人。”
因此，嫌犯所扣除的款項、利息金額是多少是對審理本案標的極其重要，尤其是為嫌犯的行為作出法律定性重要事實根據。然而，在事實認定中，原審法院卻沒有查明相關事實。
基於此，原審法院在沒有查明是否存有嫌犯及輔助人所爭論的返租以及其金額亦沒有查明相關貸款的利息為多少。因此，原審判決存在了查明事實的漏洞，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在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
“一、如因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而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判，則接收上訴之法院決定將卷宗移送，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或重新審判命令移送卷宗之裁判中具體指明之問題。
二、如所移送之卷宗為獨任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合議庭。
三、如所移送之卷宗為合議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另一合議庭，此合議庭由無參與作出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之法官組成。”
故此，須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由另一合議庭對上述已證事實第9點內的扣除款項，特別是返租金額及利息金額作重新審判。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由另一合議庭對上述已證事實第9點內的扣除款項，特別是返租金額及利息金額作重新審判。
判處上訴人繳付2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二分之一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1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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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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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二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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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原裁判書製作人)
(附不用意見書)
Declaração de voto vencido ao
Acórdã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no
Processo n.º 644/2021
Por acórdão proferido a fls. 679 a 687v do Processo Comum Colectivo n.o CR2-21-0028-PCC do 2.o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o arguido B, aí já melhor identificado, inicialmente acusado pelo Ministério Público como co-autor material de um crime consumado de abuso de confianç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do art.o 199.o, n.os 1 e 4, alínea b), do Código Penal (CP), e acusado (com base na factualidade descrita na acusação pública) pelo assistente A como co-autor material de um crime de burl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do art.o 211.o, n.os 1 e 4, alínea a), do CP, ficou apenas condenado como autor material de um crime consumado de abuso de confiança simples do art.o 199.o, n.o 1, do CP (por materialmente entendida falta de prova concreta suficiente sobre qual o montante pecuniário concreto de que o arguido se apropriou ilegitimamente, em prejuízo da parte ofendida dos autos), e, apesar disso, ficou finalmente declarado extinto o direito de queixa criminal (por entendida falta de apresentação tempestiva da queixa desse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simples, por parte do ofendido ora assistente).
Inconformado, veio recorrer o ofendido assistente para este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ara pedir, na sua motivação apresentada a fls. 698 a 723 dos presentes autos correspondentes, a condenação directa do arguido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material, de um crime consumado de abuso de confianç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ou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assacando, para o efeito, à acima referida decisão final da Primeira Instância, a título principal,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ludido no art.o 400.o, n.o 2, alínea c),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principalmente na parte em que o Tribunal recorrido julgou não provado que através do montante de HKD3.000.000,00 financiado pelo Banco XX, o ofendido já tinha devolvido ao arguido o montante de HKD300.000,00 então emprestado por este ao próprio ofendido, juízo de valor judicial esse que fez com que o mesmo Tribunal tenha acabado por considerar não haver provas concretas a sustentar que o prejuízo pecuniário causado ao ofendido assistente pela conduta delitual penal de abuso de confiança tenha sido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 ainda subsidiariamente 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mo fiquei vencido, na qualidade de relator, na solução do recurso do ofendido assistente, passo a expor nos termos seguintes a solução que proporia para este recurso.
Do exame dos autos, sabe-se o seguinte:
1. Segundo os factos provados 1 a 5 descritos no acórdão recorrido: foi emprestada em finais de Junho de 2015 (mas sem prazo definido para a devolução do capital emprestado) pela Companhia do arguido ao ofendido a quantia de HKD300.000,00, que o ofendido já recebeu através do correspondente cheque, e como condições do empréstimo convencionadas o ofendido teria que pagar os juros mensais no valor de HKD27.000,00.
2. Segundo o facto provado 7: o ofendido, em Setembro de 2015, voltou a pedir emprestar a quantia de HKD100.000,00, montante que o ofendido já recebeu em numerário entregue pelo arguido, e como condições do empréstimo o ofendido teria que pagar os juros mensais convencionados no valor de HKD8.000,00.
3. Segundo o facto provado 8: em Outubro de 2015, a sugestão do arguido, o ofendido hipotecou com sucesso ao Banco XX 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referida nesse facto provado e obteve assim o montante de HKD3.000.000,00 emprestado por esse Banco; o ofendido declarou que tinha que pagar ao arguido a quantia de HKD190.000,00 como despesas da ajuda que o arguido prestou a ele no tratamento desse assunto de empréstimo bancário.
4. Segundo o facto provado 9: em 8 de Julho de 2016, o arguido, com fundamento na falta de pagamento de juros por parte do ofendido, vendeu, na qualidade de procurador deste, por HKD3.950.000,00 a outrem aquela fracção autónoma, mas o arguido nunca chegou a entregar ao ofendido um determinado montante que restava do preço de venda, depois de descontados o montante de empréstimo bancário hipotecário em dívida, as despesas de tratamento, e os montantes que o arguido tinha pedido emprestar à Companhia do arguido e ao arguido e os respectivos juros.
5. Segundo o facto provado 10: em Setembro de 2016, o ofendido recebeu a notificação do Banco XX, no sentido de que a conta de empréstimo referente àquela fracção autónoma já ficou cancelada e ele já não tinha necessidade de amortizar o empréstimo.
6. Na contestação escrita apresentada em nome do arguido a fls. 579 a 580v do presente processo penal, foi impugnado o montante de HKD6.000.000,00 indicado no facto acusado 9 como valor do mercado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na altura de Julho de 2016, mas não foi alegada qualquer relação de arrendamento entre a parte compradora (em Julho de 2016) dessa fracção autónoma e o ora ofendido e a sua esposa, nem ficou invocado que o ofendido tinha que pagar a quantia total de HKD168.000,00 de rendas a essa parte compradora da fracção, nem foi especificado qual o montante total concreto de juros devidos pelo ofendido à Companhia do arguido e ao arguido na altura em que o arguido vendeu, em 8 de Julho de 2016, como procurador, essa fracção a outrem pelo preço de HKD3.950.000,00.
7. Consta de fls. 639 a 643v dos autos a certidão da sentença proferida (já transitada em julgado em 16 de Julho de 2020) na Acção de despejo n.o CV2-19-0020-CPE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segundo a qual não foi possível provar a relação de arrendamento nem o acordo de arrendamento entre a parte comprador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também em causa no presente processo penal) e o ora ofendido assistente e a sua esposa.
8. Conforme o facto provado 17: a hipoteca daquela fracção autónoma já foi cancelada, devido à liquidação total, em 21 de Julho de 2016, da respectiva dívida.
9. O Tribunal ora recorrido referiu na parte final do segundo parágrafo da página 15 do texto do seu acórdão (a fl. 686 dos autos), em jeito de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que conforme o teor de fl. 614 dos autos, em dados reportados até 22 de Julho de 2016, ainda existia a quantia de HKD2.830.000,00 e tal em dívida ao Banco XX como credor hipotecário do ofendido.
10. Consta dessa fl. 614 dos autos a quantia total (montante do capital emprestado ainda em dívida e juros) exacta ainda em dívida em dados reportados até 22 de Julho de 2016: HKD2.833.656,56.
Imputou o ofendido assistente à decisão final da Primeira Instância ora recorrida, a título principal,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a parte respeitante à decidida não comprovação judicial do facto de ter sido devolvida, através do montante financiado pelo Banco XX, a dívida de HKD300.000,00. Sustentou o assistente isto, para defender a possibilidade de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em sede do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O Tribunal recorrido entendeu haver dúvida acerca do montante concreto não devolvido pelo arguido ao assistente após a vend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Entendo, para efeitos de condenação no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que basta que o montante não devolvido pelo arguido tenha sido superior a cento e cinquenta mil patacas (cfr. o art.o 196.o, alínea b), do CP).
E antes do mais, cabe observar que a questão de necessidade de desconto no preço de vend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do montante de dois anos de renda no valor total de HKD168.000,00 que o ofendido não pagou ainda à parte compradora da mesma fracção, como tal suscitada pela própria pessoa do argui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o Tribunal recorrido nunca pode fazer questão no presente processo penal, dado que para além de na contestação então apresentada em nome do arguido não ter sido alegada a existência dessas rendas, nos presentes autos já consta uma certidão da sentença cível proferida, e já transitada em julgado em 16 de Julho de 2020, na Acção de despejo n.o CV2-19-0020-CPE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a qual já julgou não ser possível provar a relação de arrendamento nem o acordo de arrendamento entre a parte compradora, em 8 de Julho de 2016, da fracção autónoma aí causa (e também em causa no presente processo penal) e o ora ofendido assistente e a sua esposa como dois arrendatários.
Assim, independentemente do demais, no caso dos autos seria de ver que poderia o arguido passar a ser condenado directamente no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or seguintes razões:
Desde logo, da fundamentação fáctica do acórdão, sabe-se o seguinte:
– o ofendido chegou a pedir empréstimo, por duas vezes, um no montante de HKD300.000,00 (em finais de Junho de 2015, com pedido de empréstimo dirigido à Companhia do arguido), e outro no de HKD100.000,00 (em Setembro de 2015, com pedido de empréstimo dirigido ao arguido), tendo que pagar, conforme as correspondentes condições de empréstimo, HKD27.000,00 e HKD8.000,00 como juros mensais respectivos;
– o ofendido, em Outubro de 2015, com ajuda prestada pelo arguido, pediu com sucesso ao Banco XX um empréstimo hipotecário no valor de HKD3.000.000,00, e o próprio ofendido declarou que tinha que pagar ao arguido a quantia de HKD190.000,00 como despesas de ajuda prestada;
– o arguido, em 8 de Julho de 2016, com fundamento na falta de pagamento de juros por parte do ofendido, vendeu, na qualidade de procurador deste, por HKD3.950.000,00 a outrem 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mas o arguido nunca chegou a entregar ao ofendido um determinado montante que restava do preço de venda, depois de descontados o montante de empréstimo bancário hipotecário em dívida, as despesas de tratamento, e os montantes que o arguido tinha pedido emprestar à companhia do arguido e ao arguido e os respectivos juros;
– o Tribunal recorrido, em sede d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sua decisão, referiu que conforme o teor de fl. 614 dos autos, em dados reportados até 22 de Julho de 2016, ainda existia a quantia de HKD2.830.000,00 e tal em dívida ao Banco XX como credor hipotecário do ofendido.
Portanto, em face desses dados fácticos fixa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seria de considerar – com recurso também às presunções judiciais tiradas a partir desses dados fácticos provados nos termos permitidos pelos art.os 342.o e 344.o do Código Civil, e por comando do art.o 1073.o, n.os 1 e 3, deste mesmo Código (segundo os quais, e respectivamente, é havido como usurário o contrato de mútuo em que sejam estipulados juros superiores ao triplo dos juros legais, e se a taxa de juros estipulada exceder o máximo fixado, considera-se reduzido a esse máximo, ainda que seja outra a vontade dos contraentes), conjugado com o previsto no art.o 1.o da Ordem Executiva n.o 29/2006 que fixou a taxa de juros legais em 9,75% ao ano – que no momento em que o arguido vendeu, em Julho de 2016, na qualidade de procurador, 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a outrem, pelo preço de HKD3.950.000,00, o assistente:
– a) ainda deveria ao credor hipotecário Banco XX a quantia de HKD2.830.000,00 e tal;
– b) ainda deveria à Companhia do arguido a quantia de HKD300.000,00 (como capital emprestado por esta em finais de Junho de 2015);
– c) ainda deveria ao arguido a quantia de HKD100.000,00 (como captital emprestado por este em Setembro de 2015);
– d) ainda deveria ao arguido a quantia de HKD190.000,00 (a título de despesas da ajuda prestada pelo arguido ao assunto do ofendido de pedido de empréstimo hipotecário ao Banco XX);
– e) e deveria HKD104.812,50 (na melhor das hipóteses para a posição de defesa do arguido), como soma de onze meses de juros mensais máximos permitidos legalmente (nos termos conjugados do art.o 1073.o, n.os 1 e 3, do Código Civil e do art.o 1.o da Ordem Executiva n.o 29/2006), de Setembro de 2015 a Julho de 2016, do empréstimo aludido em b), e de dez meses de juros mensais máximos permitidos legalmente, de Outubro de 2015 a Julho de 2016, do empréstimo referido em c) (i.e., HKD7.312,50 x 11 meses + HKD2.437,50 x 10 meses = HKD104.812,50). (De notar que da própria factualidade descrita como provada n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oderia resultar que o ofendido tenha faltado pagar, antes de Setembro de 2015, juros mensais do empréstimo de HKD300.000,00 à Companhia do arguido (porque o ofendido apenas voltou a pedir emprestar HKD100.000,00 em Setembro de 2015), nem que ele tenha faltado pagar, antes de Outubro de 2015, juros mensais deste empréstimo de HKD100.000,00, porque este empréstimo somente foi concedido em Setembro de 2015).
De maneira que os montantes que o arguido tirou por conta do preço que obteve da venda da fracção autónoma dos autos e como tal referidos apenas nominalmente no facto provado 9 só poderiam ter sido os seguintes, na melhor das hipóteses para o arguido:
– HKD2.830.000,00 e tal (quantia essa aqui arrendondada, na melhor das hipóteses para o arguido, para HKD2.840.000,00, ainda que conste da fl. 614 dos autos a quantia total exacta de HKD2.833.656,56 então ainda em dívida ao Banco XX);
– HKD300.000,00;
– HKD100.000,00;
– HKD190.000,00;
– e HKD104.812,50.
E por isso, haveria que considerar (e frisa-se, através da interpretação em global e de modo crítico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em primeira instância e das presunções judiciais tiradas a partir dessa mesma factualidade sob aval dos art.os 342.o e 344.o do Código Civil, e por comando mormente do art.o 1073.o, n.os 1 e 3, deste mesmo Código) que o arguido teria retido para si, sem respectiva devolução ao ofendido, pelo menos, um total de HKD415.187,50 (i.e., HKD3950000 – HKD2840000 – HKD300000 – HKD100000 – HKD190000 – HKD104812,50 = HKD415187,50), como quantia total que teria restado da subtracção das diversas dívidas do ofendido acima referidas em a) a e).
Portanto, em correcção do julgado jurídico final feito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haveria que passar a condenar o arguido como autor material de um crime consumado de abuso de confianç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 e p. pelo art.o 199.o, n.os 1 e 4, alínea b), do CP,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o 196.o, alínea b), do mesmo CP.
Este crime é punível com pena de um a oito anos de prisão. Ponderadas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fácticas apuradas em primeira instância com pertinência à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os padrões dos art.os 40.o, n.os 1 e 4, e 65.o, n.os 1 e 2, do CP, seria de impor dois anos e seis meses de prisão ao arguido, que não se suspenderia na sua execução, dadas as elevadas exigências da prevenção geral do delito penal em causa, cometido no caso dos autos concretamente por motivos ligados, a montante, à conduta de concessão de empréstimos usurários de que se ocupa materialmente a norma do art.o 1073.o do Código Civil (cfr. o critério material exigido no art.o 48.o, n.o 1, do CP para efeitos de decisão sobre a suspensão ou não da pena de prisão).
Em suma, ainda que com fundamentos algo diversos dos veiculados na motivação do recurso, deveria proceder o pedido do assistente de condenação directa do arguido no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em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não obstante ser este apenas autor material do crime, e não co-autor, em face da factualidade dada por provada no acórdão recorrido), sem mais indagação por ociosa ou prejudicada.
Em sintonia com o exposto, deveria o arguido passar a ser condenado directamente, em sede do presente recurso, como autor material de um crime consumado de abuso de confianç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 e p. pelo art.o 199.o, n.os 1 e 4, alínea b), do CP, em conjugação com o art.o 196.o, alínea b), do mesmo CP, na pena de dois anos e seis meses de prisão efectiva, devendo o arguido pagar as custas do processo no Tribunal recorrido (as vinte UC de taxa de justiça por que vinha condenado o assistente na Primeira Instância teriam que passar a ser suportadas pelo arguido), e não havendo custas do processo no presente recurso (devido ao provimento do recurso do assistente no pedido de condenação do arguido, por um lado, e, por outro, por o arguido não ter chegado a deduzir oposição ao recurso).
Macau, 21 de Outubro de 2021.
O re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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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Kuong Seng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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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021 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