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 上訴案第881/2021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上訴人A於2019年12月5日，於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CR5-19-0278-PCC號卷宗內，因：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而被判處9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8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而被判處1年3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而被判處1年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8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而被判處9個月徒刑；及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8條第1款a項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而被判處1年6個月徒刑。
- 五罪競合，合共被判處3年3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另須獨自及與同案另一被判刑人以連帶責任方式分別向兩名被害人支付賠償金，金額合共為澳門幣79,000元。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0月11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9月11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004-20-1-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1年9月10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根據《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是否給予假釋須取決於假釋的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是否同時成立；
2. 被上訴法院裁定上訴人之情況並不符合實質要件中之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因而否決上訴人之假釋聲請，對此，除卻對不同見解的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並不認同之，有關理由如下：
3. 誠言，根據上訴人在監獄的紀錄，其屬「信任類」，行為總評價為「良」，上訴人在服刑期間行為良好，表現可予接受（見卷宗第8頁）；
4. 根據監獄社會援助、教育及培訓處技術員為上訴人製作之假釋報告中指出，上訴人表示入獄前與家人感情好，家人都關心他，且上訴人亦已致電印尼駐香港領事轉告家人其入獄。由於家人都居於印尼，因此未能前來探望上訴人，但上訴人平時都會透過申請通過電話及書信與家人保持聯系及關係。因此，技術員綜合卷宗資料後亦建議給予其假釋申請（見卷宗第9頁至第15頁）；
5. 根據由澳門懲教管理局路環監獄獄長的意見中提及：在服刑期間行為良好，其患有高血壓，主要是透過書信及申請打電話與家人保持聯絡。上訴人出獄後會返回印尼與家人同住，由於年紀大而且高血壓所以沒有工作計劃。上訴人是初犯，過往行為有跡象顯示與犯罪團伙有關，但在獄中行為良好，家人的支持有利於其重返社會，因此建議給予上訴人假釋（見卷宗第7頁）；
6. 上訴人為初犯，在本案中雖然多次作出犯罪行為，但其承認了大部分的事實，而之所以作出案中盜竊財產之行為是因其來澳賭博輸了錢，一時貪念所致；
7. 上訴人是積極悔改，願意也確實地深思己過和改變自己，亦明白其行為的惡害及所產生的惡果，也表示對其當初之行為對澳門造成的傷害和構成不良示範，以及為其家人帶來不良的後果而深感後悔；
8. 事實上，監獄中大部分的課程及活動只有中文，本案上訴人的母語是印尼語，其根本不諳中文及葡文，甚至英文也只是略懂，故客觀上難以參加監獄所開辦之課程及活動（尤其原審判決中顯示需為上訴人指定印尼文之翻譯員）；
9. 上訴人本身犯案的動機就是因為財困而一時誤入歧途，從原審判決中的已證事實可見上訴人與其同夥在犯案後，其僅在事後分得很少一部分的款項，而其早已將部分款項帶回印尼給其家人生活之用。
10. 原審判決之已證事實亦顯示上訴人自最後一次犯案相隔了近三個月才在澳門機場出境時被警方截獲，按照一般經驗法則，上訴人作為外籍人士逗留澳門期間，在缺乏親戚朋友在澳門的情況下，亦可相信其已將其餘的款項用於自身生活；
11. 而且，上訴人的家人均居於印尼，因此亦未能及時替其作繳付訴訟費用及賠償；
12. 需要強調的是，上訴人絕非故意拖延及不繳付本案之訴訟費用及賠償，而是基於上述種種的因素所致其暫時未能對上述費用作出償還，而其在返回印尼後應可合理預見其將會有條件繳付上述之費用；
13. 檢察院在充分考慮上述所有因素後，亦在其意見書中表示：考慮到上訴人在獄中一直表現良好，沒有任何違反監獄規則之行為，其行為體現出對自己罪行的悔悟，我們期待上訴人一旦獲釋，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因此建議給予假釋（見卷宗第35頁）；
14. 上訴人之情況是符合在獄中有良好的行為表示，經過這些年的反思和沉澱後，其價值觀亦有正向的轉變，明白賭博及其行為的惡害和所產生的惡果，也表示當初因沉迷賭博而犯案悔不當初，其已下定決心反省及糾正自己以往的生活態度，這點從其服刑時沒有任何違反獄規的紀錄，且行為總評價為“良”可以反映出；
15. 上訴人現已年屆61歲高齡，且近期更發現其有高血壓的情況，可預見其日後亦會因年紀的增長而開始陸續出現更多的身體問題；
16. 上訴人現在唯一的冀望就是能夠獲得尊敬的法官 閣下給予之假釋機會，可以讓其早日回到家鄉治療其疾病及與其家人團聚，讓其得以安享晚年；
17. 上訴人已能適應倘能獲釋的生活且不會再實施犯罪，其只希望能與家人一同度過其晚年的生活，對於其重新納入社會不會對社會造成任何傷害，因此，其之情況無疑是符合對社會有利的預測，且可認定上訴人在獲釋後，其能以負責任的生活方式重返社會及不再犯罪；
18. 簡言之，上訴人確已符合特別預防方面，即透過刑罰對服刑人本身進行教育，使其本人作出反省，致使其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重新融入社會，不再犯罪；
19. 關於一般預防方面，即透過刑罰對犯罪行為作出譴責，從而令社會大眾相信法律制度的有效性，並重新恢復及確立因犯罪行為而對法律動搖了的信心，釋放被判刑者不影響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20. 檢察院、監獄方面及參與上訴人假釋個案的社會援助部門等各實體均對上訴人獲得假釋、重回社會持贊同意見，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上對上訴人獲得假釋持正面的意見；
21. 上訴人非為澳門本地居民，倘若獲得假釋，其將會返回其之原居地，且其已為61歲之高齡，以及身體患有高血壓等問題，有充分理由令人相信其不會再對澳門社會安寧造成危害；
22. 上訴人已服刑差不多兩年多，餘下之刑期有一年多的時間，從社會公眾立場之角度來看，相信上訴人已得到相當的教訓；
23. 上訴人之服刑期間以及其之真心悔改亦已足以回應社會就上訴人所實施之犯罪之徒刑之服刑期間適宜性之考慮，亦足以彰顯法律的威懾力，從而滿足社會大眾對法律及刑罰效力之期望，因此，上訴人的情況應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有關一般預防方面的要求；
24. 澳門的假釋制度也是一種教育制度，亦是一種考驗性制度，是一種幫助囚犯盡快融入社會的制度，使其將來能夠重返社會是澳門刑罰的目的和期許；
25. 另外，按照澳門《刑法典》第40條以及43條之規定，上訴人謹認為澳門刑罰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使行為人重返社會，即刑罰之目的及執行均應以讓囚犯重返社會為指導方針；
26. 值得強調，上訴人提早出獄有助其離開本澳，返回原居地，從而使其能盡早履行家庭及社會應有之責任，以及能與家人在往後的生活中得以團聚及讓其安心養病，此才是真正有助於其重新融入社會，並使其出獄後的生活能重返正軌；
27. 提早釋放已洗心革面之上訴人出獄，能使其早日回歸家庭及社會，並可讓其可在自己的家鄉安心養病，也可使一個六旬老人能有機會儘快與家人在其往後之余生中早日團聚；
28. 因此，除卻應有之尊重，上訴人不認同原審法院所作之否決上訴人假釋聲請之被上訴批示，反之，上訴人之情況應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之假釋全部要件 - 形式條件及實質條件；
29. 基於上述，除對不同見解之應有尊重外，上訴人謹認為基於被上訴之批示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所規定之理解法律錯誤之瑕疵，從而錯誤解釋適用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規定，亦有違澳門《刑法典》之刑罰所追求教育行為人和令行為人重返社會之目的。
請求，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接納本上訴陳述及裁定如下：
1) 宣告原審法院所作出之被上訴的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至第59條關於假釋制度的立法精神，尤其是第56條第1款a)及b)之規定，因而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規定之“理解法律錯誤而出現之瑕疵”；
2) 基於上指瑕疵；被上訴批示應被裁定廢止之；並
3) 應根據澳門《刑法典》第56條規定，給予上訴人假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根據《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假釋須要符合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的形式要件，以及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兩個實質要件。
2) 毫無疑問，上訴人已達成給予假釋的形式要件。
3) 在實質要件當中的特別預防方面，考慮到除單純循規蹈矩之外，沒有任何其它元素，比如參與其力所能及的活動之類，可供我等檢視上訴人的人格演變狀況。
4) 另外，上訴人儘管聲稱已感到後悔，但對於賠償可能性方面在是次上訴前卻一直隻字不提，在無合理解釋的情況下，不免使人懷疑其自省流於片面而缺乏實際行動。
5) 是故原審法庭法官 閣下未能僅靠上述情節來認定上訴人已徹底向善，並沒有任何問題。
6) 針對一般預防的部分，上訴人觸犯的盜竊罪行，侵犯他人財產，損害社會安寧，而使用載有不實資料的證件進出境，亦屬常見規避打擊非法出入境的手段，此兩類犯罪至今仍未能有效大幅遏止，過早釋放實不利於公眾對法律的信任，對預防犯罪將帶來消極作用。
7) 基於此，我們同意原審法院的決定，上訴人現時並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的給予假釋之要件，上訴應裁定為不成立。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19年12月5日，於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CR5-19-0278-PCC號卷宗內，因觸犯：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而被判處9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8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而被判處1年3個月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而被判處1年徒刑；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8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而被判處9個月徒刑；及
- 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由澳門《刑法典》第198條第1款a項結合第196條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加重盜竊罪」而被判處1年6個月徒刑。
- 五罪競合，合共被判處3年3個月實際徒刑之單一刑罰，另須獨自及與同案另一被判刑人以連帶責任方式分別向兩名被害人支付賠償金，金額合共為澳門幣79,000元。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0月11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9月11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1年7月26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1年9月10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沒有參與學習課程及職訓工作上訴人在獄中並沒有違反規則，行為總評價為“良”，被列為“信任類”，獄方的社工及監獄長都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提出肯定的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甚至可以認為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然而，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誠然，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另一方面，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以至於人們產生某些罪行難以假釋的錯誤印象。而在本案中，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並以持有他人旅行證件在澳門非法居留，夥同他人在澳門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有預謀地無色盜竊對象進行多次的盜竊行為，從其犯罪的“反社會”性來看，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對於澳門這個以旅遊業為主的城市來說有著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對此類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尤其是，在短短的兩年多的獄中服刑期間，囚犯沒有更出色的表現以消磨其犯罪行為給這個社會帶來的影響，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單就犯罪的一般預防的因素，就已經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訴的決定應該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並且支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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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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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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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o pressuposto formal e do pressuposto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o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a-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s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Em relação à reintegração social do condenado, nunca podemos deixar de ponderar, mesmo que resulte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mesmo em referência às circunstâncias da sua ressocialização, que “…se ainda aqui deve exigir-se uma certa medida de probabilidade de, no caso da libertação imediata do condenado, estes conduzir a sua vida em liberdade de modo socialmente responsável. Sem cometer crimes, essa medidas deve ser a suficiente para emprestar fundamento razoável à expectativa de que o risco da libertação já possa ser comunitariamente suportado.” (cf. Jorge de Figueiredo Dias,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 As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2ª Reimpressão, §850).
Apesar do comportamento adequado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pena de prisão, ou seja, do “bom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o recorrente não cumpriu na íntegra a decisão judicial que lhe condenou, nomeadamente a parte relativa ao pagamento de indemnização aos ofendidos.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 relevante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furto qualificado, são evidentes, a gravidade do crime, o prejuízo para a ordem da economi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tudo consequência do acto ilícito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já que a gravidade dos crimes e o demais circunstancialismo envolvente, deve ser projectado no sentido de apuar s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sendo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i como risco sério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Devidamente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ou seja, um imigrante ilegal, veio a Macau com o exclusivo intuito de concretizar a sua actividade ilícita, condenado, na pena de 3 anos e 3 meses pela prática além de um (1)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ainda em comparticipação e com premeditação de três (3) crimes de furto e furto qualificado, e em sendo local de estação de autocarro, e no autocarro, envolvendo-se em actividades de “carteirista”, violando o direito de privacidade e a tranquilidade das pessoas e criando sentimentos de inquietude e de insegurança, perturbando assi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A gravidade dos crimes se os demais circunstancialismos envolventes, deve ser projectado no sentido de apurar s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com o consequente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É, assim, relevante a exigência de prevenção geral dessa criminalidade que se constituem como riscos sérios para a economia e a paz social.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a digna resposta do M.P.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enxergamos qualquer conclusão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se entender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a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coem no disposto do art.º 56 nº 1 alíneas a) e b)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dada improcedência ao recurso interposto do recorrente.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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