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779/2021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B(B)
日期：2021年12月2日
主要法律問題：
- 不合法之證據
- 遺漏審理之無效
- 欠缺說明理由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法律定性 犯罪未遂
摘 要
1. 提出宣讀請求的有效性取決於嫌犯的自由意願，而非提出的時間。申言之，即使嫌犯在審判聽證前提出宣讀請求，在沒有嫌犯本人明確撤回請求、反對宣讀其之前作出之聲明的情況下，法庭在庭審過程中宣讀嫌犯之前作出的聲明是沒有任何法律障礙的。
《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對間接證言規定的採用或排除規則，旨在保障辯論原則能夠得到遵守。因此，只要作出了法定“傳召”，相關的間接證言即可作為證據方法予以採用，而不取決“內容來源人”對相關間接證言內容予以確認。詳言之，即使“內容來源人”保持沉默或否認相關內容，仍不影響相關間接證言作為證據方法的效力。
2. 根據原審判決認定的獲證事實，本案中已有足夠事實顯示被害人的實際損失。換言之，上訴人答辯狀中所提之待證標的已獲審理及證實。因此，原審判決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在判決中遺漏審理問題。
3. 原審法院在結合案中的所有證據後，所形成認定上訴人為本案的主謀的心證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原審法院亦作了詳細的說明，不存在上訴人提出的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的規定的情況。
因此，原審判決已充分地履行了說明理由的義務，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情況。
4.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相關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以及所宣讀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有關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5.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並清楚、客觀及合理地說明了相關的理由。其後，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因為，卷宗中的其他事實和證據仍可以支持得出上訴人在本案中處於主謀的地位。換言之，控訴書第3點事實並非認定上訴人為本案主謀的必要條件。
6. 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可以清楚看到，上訴人以及本案其他嫌犯在本案中如何各自分工，一步步地執行整個計劃，而包括上訴人在內的各嫌犯最終取得及轉移了相關籌碼，使之完全脫離了被害人的掌控，並被藏匿於屬於上訴人的MK-**-**車輛內，在上訴人事後前往車內提出時，被警方起獲。
有充分的事實支持認定上訴人等人的行為已經完全滿足了詐騙罪的罪狀構成要素，即屬犯罪既遂。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779/2021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B(B)
日期：2021年12月2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1年7月16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21-0040-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被判處五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同判決中，第二嫌犯B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被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第二嫌犯B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2
檢察院對上訴人A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 （結論部分）：
1. 上訴人A否認犯罪，但從案中獲證的事實，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其曾參與本案的犯罪，且為主要的參與者。
2. 就宣讀第5嫌犯的訊問筆錄的合法性問題，根據卷宗的資料，第5嫌犯曾 自願簽署了一份聲明，鄭重請求在庭審時宣讀其在刑事警察機關及檢察院所作的訊問筆錄，且當法庭在庭上表示按其請求宣讀有關訊問筆錄時，其辯護人沒有表示反對，亦沒有提出爭議，故法庭應第5嫌犯的請求宣讀有關訊問筆錄的行為是合法的。
3. 在審判聽證時，不單上訴人未能就第5嫌犯訊問筆錄的內容作出提問，檢察院及其他嫌犯的辯護人同樣未能向其作出提問，因此，不存在違反辯論 原則而對控方有利及對上訴人一方不公平的情況。
4. 至於間接證言方面，證人C在庭上的陳述，只是講述第2嫌犯要求其駕駛的士接載第4及第5嫌犯、接載兩人去過的地方、兩人的行為狀況及攜帶的東西的外觀，以及案發後其與第2嫌犯的電話通話等的內容。
5. 其證言只是指證第2嫌犯在庭上陳述的事實的真實性，從來都不是直接指證上訴人實施了犯罪行為。
6. 此外，第2嫌犯在庭上從沒有否認證人，C的證言的真實性，故不存在間接證言的問題，不適用《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的規定。
7. 至於涉案籌碼的真實價值問題，上訴人及其他嫌犯實施犯罪行為時，聲稱同意以港幣1,000萬元與被害人兌換涉案的籌碼，故可知上訴人一方都認 為涉案籌碼的價值為港幣1,000萬元。
8. 證人D在庭上亦表示，如使用該些現金籌碼在娛樂場賭博，現金籌碼的價值與面值相等，價值港幣1,000萬元。
9. 因此，涉案的現金籌碼最少價值港幣1,000萬元，對本案的犯罪定性不會造成影響。
10. 至於上訴人是本案主謀的問題，首先，上訴人在庭上承認於2020年8月28日曾在路環媽祖文他村的山上與第4及第5嫌犯見面，而卷宗所載的錄影資料亦證實了有關的情況。
11. 根據第5嫌犯的陳述，涉案的練功卷是上訴人在路環媽祖文化村山腰涼亭附近於黑色七人車上交給他的。
12. 當時上訴人是從七人車的後排座位將三個深藍色的袋子拿到中排座位，並用手套隔著打開裝有練功巷的袋子向其及第4嫌犯展示袋中的“鈔嫌”，並曾提醒第4及第5嫌犯別用手觸摸有關的“鈔票”。
13. 第5嫌犯表示，第4及第5嫌犯稱第2嫌犯為“大佬”，而上訴人曾叫第2嫌犯到黑色七人車內30分鐘後，才讓第4及第5嫌犯進入七人車並將練功卷交給兩人，可見上訴人是該團伙的最高領導。
14. 另一方面，根據案中獲證實的事實，尤其是作案時使用的幾部車輛是上訴人所有的，涉案的玩具店是上訴人經營的，涉案的練功卷是上訴人交予第4及第5嫌犯的，作案後同日晚間上訴人與其他嫌犯在黑沙海灘停車場及 海明居停車場門口會合，之後上訴人在雅廉坊大馬路及高地烏街交界交付 金錢予第2嫌犯，犯罪所得的籌碼藏在上訴人所有的七人車內，以及最後亦由上訴人前去七人車拿取犯罪所得的籌碼等的事實，足以認定上訴人是本案犯罪的主謀。
15. 故原審法庭綜合案中所有的證據考慮，得出上訴人是主謀的心證是有依據及合理的。
16. 亦不存在上訴人所述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的情況。
17. 就紙箱中藏有涉案的練功卷的認定方面，雖然上訴人否認從涉案玩具店搬出的紙箱中藏有涉案的練功卷，但從庭上展示的錄影資料顯示，紙箱內的物品有一定的重量，而上訴人最後將紙箱內的物品放在一部黑色七人車內，且事後上訴人、第2及第3嫌犯正是乘坐該七人車前往路環媽祖文化村與其他嫌犯會面，且第5嫌犯稱上訴人在山腰涼亭附近於該車上取出涉案的練功卷交予他及第4嫌犯。
18. 因此，綜合案中的證據，原審法庭得出紙箱中藏有的是涉案練功卷的邏輯推論是正確的。
19. 對於偵查時通過辨認相片確定嫌犯身份的措施的證據效力問題，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曾指出，“「直接辨認相片筆錄」……，乃警方在偵查階段中為了查明事實的真相而進行的偵查措施，屬於事先製作的證擾，只需法 院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對該證據予以審查，即可作為形成心證的證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上訴案第532/2019號)
20. 第5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及檢察院接受訊問時確認了辨認相片筆錄程序屬實，並確認有關的措施。
21. 原審法庭在審判聽證時依法宣讀了第5嫌犯的訊問筆錄，已對該證據予以審查，故可作為形成心證的證據。
22. 另一方面，上訴人在庭上承認於2020年8月28日曾在路環媽祖文化村的 山上與第4及第5嫌犯見面，而卷宗所載的錄影資料亦證實了有關的情況，再配合第5嫌犯在訊問中的陳述，很明顯，第5嫌犯所述的涉嫌男子E確是上訴人，故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
23. 一個犯罪團伙中有人負責策劃，有人負責行動，負責策劃的人不站在前方實施犯罪，被害人因此沒有與其接觸，這是正常不過的情況，本案亦然， 故不會因為本案的被害人沒見過上訴人便代表上訴人沒有參與犯罪。
24. 至於上訴人當日打開涉案的七人車MK-**-**的目的，雖然上訴人否認，但原審法庭綜合整個犯罪經過以及在庭上證實的事實，得出上訴人被警方 拘留時正打算從涉案的七人車MK-**-**中拿取犯罪所得籌碼的邏輯推論 是正確的，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
25. 此外，雖然未能證實控訴書第28點的事實，但正如前面所述，根據案中獲證實的事實綜合考慮，足以認定上訴人是主謀，故不會因未能證實控訴 書第28點的事實而存有任何矛盾。
26. 本案能快速偵破，並起因被上訴人等人詐騙的籌碼，得益於司法警察局的努力，從而令被害人力保不失，這樣的結果與上訴人等人毫無關係，不屬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
27. 根據本案的事實，上訴人及其他嫌犯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的法律定性是正確的。
28. 上訴人強行扭曲本案犯罪的法律定性，是企圖將犯罪的責任推到第4及第5嫌犯身上，從而令自己免受法律制裁。
29. 就量刑方面，上訴人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的刑幅為2年至10年徒刑。
30. 被上訴的合議庭在量刑時，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的規定，考慮了案中對嫌犯有利情節，包括上訴人否認犯罪及為初犯的事實。
31. 合議庭亦考慮了上訴人犯罪的故意程度最高、不法性最大，及涉案財產的價值，以及預防犯罪的需要。
32. 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就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造的方式觸犯了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相當巨額詐騙罪，判處其服5年9個月實際徒刑，僅為最高刑罰的一半多一點，屬合理的範圍之內。
33. 基於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在適用法律、審查證據及量刑方面沒有瑕疵，該裁判是有依據、公正及合理的，應維持上訴人被判處的犯罪及相關的刑罰。
基於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檢察院對上訴人B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 （結論部分）：
1. 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中指出，上訴人在庭審中基本上承認被指控之犯罪事實，可見其有真誠悔悟之意願，且上訴人已被害人賠償了澳門幣10萬元，為此，對上訴人判處不多於三年實際徒刑的刑罰足以實現刑罰的目的及滿足預防犯罪的需要。
2. 針對上訴人之觀點，我們未能認同。
3. 上訴人僅不服被上訴判決中的量刑部分，可見，上訴人對被上訴判決中的已證事實沒有爭議。
4. 《刑法典》第66條第2款所列舉的情節下並不必然會出現特別減輕的效果，還需同時符合實質要件─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
5. 事實上，法律所要求的“明顯減輕”不是一般程度的減輕，換言之，需要存在一個重大的情節，而這個情節足以很大程度減輕事實之不法性、行為人之罪過，並令到法庭認定存有須減少刑罰的必要性。
6. 本案中，唯一有利的情節僅是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承認大部分指控事實及存放了澳門幣10萬元作為賠償金。
7. 然而，上訴人在庭審中沒有完整交待案情，並故意將同案第一嫌犯A排除在共犯之外，為此，難以顯示上訴人作出了真誠悔悟的行為。
8. 可見，上訴人於本案的情況不符合《刑法典》第66條的規定。
9. 在具體量刑方面，法院須遵守《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10. 按照原審法院在被上訴判決中量刑部分的表述，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原審法院在對上訴人進行量刑時，已充分考慮上訴人犯罪時的罪過程度、事實之不法性及預防犯罪的要求，以及所有對上訴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的情節。
11.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為同謀，於案中的參與程度甚高，其犯罪故意程度亦高，加上本案詐騙行為涉及的金額超過港幣一千萬元，有關行為的不法性亦高。
12. 本案中，上訴人所觸犯的犯罪的量刑幅度為2年至10年徒刑，上訴人於本案僅被判處4年9個月徒刑，只是在最低刑幅上增加2年9個月，即約為有關量刑幅度的三分之一。根據案中的犯罪情節，尤其是上訴人的罪過程度及有關行為的不法性，我們認為有關量刑已屬甚輕，更遑論有過重之嫌。
13. 基於此，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全面衡量上訴人的具體情況，且有關量刑完全在法定量刑幅度內，當中亦未發現存有任何不適當之處，可見，原審法院的有關量刑已完全符合《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故此，上訴人此部分上訴理由同樣不能成立。
14.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被上訴裁判沒有出現量刑過重的情況，故此，上訴人的全部上訴理由均明顯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兩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駁回相關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20年8月，嫌犯A及B因得知許多賭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業績不佳，不允許客人將大額籌碼兌換成現金，許多客人因此私下尋找他人兌換。
2. 嫌犯A及B於是計劃利用模仿港幣1,000元紙幣的“練功券”充作真港幣現鈔，並安排他人出面與有意出售籌碼的人士進行兌換，藉此騙取他們的金錢。
3. 2020年8月19日，嫌犯I從國內網購合共面值共港幣10,000,000元的模仿港幣1,000元紙幣的“練功券”。
4. 2020年8月23日晚上約10時01分，嫌犯I網購“練功券”後，經港珠澳口岸將之運載進入澳門，並運送到......街......玩具店內。
5. 其後，在......街......玩具店內，嫌犯I對上述的“練功券”重新包裝，以每498張為一大疊，每疊的底面各加上一張港幣1,000元的真鈔，外面再用透明膠袋包裝，再在膠袋上貼上印有娛樂場名稱及HKD50萬元字樣的紙條，偽裝成每疊為港幣500,000元鈔票，共20疊，並放入一紙箱內。
6. 當時，嫌犯I已清楚知道嫌犯A的計劃，打算利用該20疊“練功券”跟他人兌換籌碼，藉此騙取他人的財產。
7. 為逃避警方偵查，於2020年8月28日凌晨約3時47分，嫌犯A與I，在J及K的協助下，將包裝好的“練功券”，搬上一輛白色七人車MC-**-**(參閱卷宗第519頁的翻閱視訊筆錄及第524頁下方的截圖)。
8. 之後，應嫌犯A的要求，J駕駛MC-**-**，將該20疊“練功券”運載至高地烏街及雅廉坊大馬路交界附近後，由嫌犯A與I轉放入停泊在路旁的一輛輕型汽車ML-**-**內(參閱卷宗第519頁的翻閱視訊筆錄及第525頁上方的截圖)。
9. 其後，嫌犯I駕駛ML-**-**搭載嫌犯A，將該20疊“練功券”運載至海明居停車場，再將之轉放在停泊於該停車場的黑色七人車MT-**-**內 (參閱卷宗第519頁的翻閱視訊筆錄及第525頁下方的截圖，以及第529至531頁)。
10. 當時嫌犯A將該20疊“練功券”分別放入車上的三個印有“太陽城集團”字樣的環保袋內(參閱卷宗第23及53頁的截圖)。
11. 其後，在嫌犯A計劃下，B、I利用微信帳號“fisher****”、帳戶名稱“招財進寶 ##”在專門賣買籌碼的微信群組內發放有現金兌換籌碼的消息。
12. 同時，在嫌犯A計劃下，B、I與L加為微信好友，由L負責尋找買家，以港幣10,670,000元籌碼與嫌犯等人兌換港幣10,000,000元。
13. 其後，成功相約買家於2020年8月28日下午3時在星際銀河三樓翠華餐廳會面。
14. 嫌犯B收到上述消息後，立即安排嫌犯M及N入境澳門。
15. 於2020年8月28日中午約12時02分，嫌犯M及N入境澳門後，嫌犯B駕駛的士MY-**-**的士搭載他們到星際娛樂場三樓翠華餐廳巡視環境(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77及278頁的截圖)。
16. 其後，嫌犯B駕駛的士MY-**-**的士搭載嫌犯M及N前往媽祖文化村與嫌犯A見面(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79頁背頁及280頁的截圖，第338頁的視訊筆錄以及第339至341頁的截圖)。
17. 約十分鐘後，嫌犯等人轉到山腰附近的涼亭繼續商談，嫌犯A向嫌犯M及N展示三袋裝有合共為港幣10,000,000元的1,000元“練功券”的 “太陽城集團”字樣環保袋(現扣押在案，參閱卷宗第50至52頁的扣押筆錄以及第53至54頁的圖片)，並將三袋“練功券”交予他們帶到指定的地點與買家進行交收(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83頁的截圖)。
18. 當時，嫌犯M及N已清楚知道上述三個環保袋內的鈔票並非港幣真鈔，只是模仿港幣1,000元紙幣的“練功券”。
19. 同日下午約3時34分，嫌犯B駕駛的士MY-**-**的士搭載嫌犯M及N到星際酒店與L見面(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第283頁背頁的截圖)。
20. 當時，嫌犯M及N在星際酒店三樓翠華餐廳與L見面，並向L展示袋內的“鈔票”。
21. L看到袋內的港幣“鈔票”後不疑有詐，故聯絡買家，但對方臨時爽約，眾人只好暫停交易。
22. 同日下午約4時，被害人O受老闆“秋哥”先前吩咐，聯同友人P到星際酒店的“@@貴賓會”，從一名叫“Q”的戶口中提取港幣3,000,000元籌碼及到“%%%貴賓會”，從一名叫“R”戶口中提取港幣7,670,000元籌碼，合共106個“星際銀河”娛樂場面額100,000元的現金籌碼，並打算將之兌換成現金(參閱卷宗第179頁及第184頁)。
23. 期間，嫌犯O經朋友S介紹，找到L協助兌換現金後，L透過微信與嫌犯等人聯絡，確認以港幣10,600,000元籌碼兌換現金港幣10,000,000元，並相約於同日晚上約9時30分在台山巴波沙大馬路306號大豐銀行泰豐新邨附近的石樓梯處進行交易(參閱卷宗第741頁的報告以及第742至756頁的截圖)。
24. 同日晚上約9時24分，嫌犯B安排嫌犯M及N乘坐的士到台山太平工業大廈附近下車，並手持上述三個印有“太陽城集團”字樣的環保袋的“練功券”步行到交易地點(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86頁下方的截圖)。
25. 同日晚上約9時36分，嫌犯M及N與L會合 (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及第286頁背頁的截圖)。
26. 同日晚上約9時42分，被害人O與友人S一同到達現場(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87頁下方的截圖)。
27. 當時，嫌犯M及N表示只需要其中一人前來交收，但被被害人O拒絕，堅持與S及L同行方進行交收。
28. L檢查上述三個環保袋，在袋內看見多疊用透明膠袋綑綁的港幣“鈔票”，於是信以為真向被害人O示意可以交收。
29. 嫌犯M隨即將其中一個載有“練功券”的環保袋交予被害人O，並取去其手上裝有港幣10,600,000元籌碼的袋子時，嫌犯N亦立即把其餘兩個載有“練功券”的環保袋交予L。之後，兩名嫌犯M及N便急步離開，在華大新邨附近截乘的士到關閘下車區下車(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87背頁至288背頁的截圖)。
30. 被害人O隨即打開環保袋並發現裡面裝有大量印有“練功券”字樣的港幣1,000元假鈔，於是報警求助。
31. 同日晚上約9時59分，嫌犯M及N進入關閘出入境事務站離境大堂的男廁(參閱卷宗第105頁的視訊筆錄及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106頁、第288頁背頁及第289頁上方的截圖的截圖)。
32. 其後，嫌犯N按指示帶同籌碼進入男廁右邊第一格廁格等候其他嫌犯接收籌碼。
33. 同日晚上約10時05分，嫌犯B手持一個白色紙袋進入關閘出入境事務站離境大堂男廁的男廁(參閱卷宗第105頁的視訊筆錄及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106頁背頁及第289頁下方的截圖)。
34. 嫌犯B進入男廁第二格廁格，與嫌犯N透過廁格隔板交收籌碼後，眾人各自離開(參閱卷宗第105頁的視訊筆錄及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107頁及第289頁背頁上方的截圖)。
35. 其後，嫌犯M及N返回中國(參閱卷宗第105頁的視訊筆錄及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107頁背頁下方至108頁及第289頁背頁上方的截圖)。
36. 同日晚上約10時10分，嫌犯B開啟一輛由嫌犯I駕駛並停在關閘入境候車區等候的銀色七人車MK-**-**的車門，將上述裝有籌碼的白色紙袋放入該車的後排位置(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90頁下方的截圖)。
37. 其後，嫌犯B駕駛MK-**-**搭載嫌犯I一同前往路環芒果街並將MK-**-**停泊在附近的路旁(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90頁背頁至第292頁的截圖)。
38. 隨後，嫌犯B轉為駕駛黑色汽車ML-**-**搭載嫌犯I在路環芒果街及附近街道繞行三個圈以確定沒被人跟蹤後，再駕車一同前往黑沙郊野公園附近街道的停車位等候(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92頁下方至293頁的截圖)。
39. 同日晚上約11時16分，嫌犯A駕駛MT-**-**搭載一名不知名男子到場與嫌犯B及I會合，(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翻閱錄影光碟筆錄及第294頁的截圖)。
40. 約一小時後，嫌犯A駕駛MT-**-**搭載嫌犯B及該不知名男子離開，而嫌犯I則獨自駕駛ML-**-**離開，一同前往澳門東方明珠附近的海明居停車場入口旁會合後，嫌犯A駕駛ML-**-**搭載嫌犯B，而嫌犯I則駕駛停在路旁的MP-**-**搭載該不知名男子先後離開(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94頁背頁至第298頁的截圖)。
41. 其後，嫌犯A駕駛ML-**-**搭載嫌犯B前往觀音堂附近的一個私人停車場將車停泊後，嫌犯A與B步行至雅廉坊與高地烏街交界處。
42. 2020年8月29日凌晨約1時11分，在雅廉坊與高地烏街交界處，嫌犯A將一疊金額不詳的港幣現金交給嫌犯B作為報酬後，兩人各自離去(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299頁的截圖)。
43. 五名嫌犯的行為導致被害人O損失了港幣10,600,000元的籌碼。
44. 司法警察局接報後展開調查，並在路環聯生工業村紅柯路近燈柱932D26號的路旁發現上述七人車MK-**-**，於是派偵查員在現場附近監視。
45. 期間，於2020年8月29日凌晨約2時29分，嫌犯A駕駛輕型汽車MX-**-**在路環芒果街及附近街道繞行多圈(參閱卷宗第273至276頁的翻閱錄影光碟筆錄以及第301頁背頁至第302頁的截圖)，當確定安全並緩慢駛近MK-**-**時，嫌犯A看見一輛治安警察局的巡邏車駛近便駕駛MX-**-**離開。
46. 直至2020年8月29日早上約10時，嫌犯A駕駛輕型汽車MB-**-**再次到達MK-**-**的停車位置，並用車匙開啟MK-**-**的車門(參閱卷宗第122頁的報告以及第124頁至第126頁的截圖)，從MK-**-**最後排左邊座位腳踏位置，伸手取出上述載有被害人籌碼的白色紙袋時，司法警察局偵查員立即上前將嫌犯A截停調查。
47. 隨後，司法警察局偵查員在上述白色紙袋內發現裝有被害人的106個“星際銀河”娛樂場面額100,000元的現金籌碼 (參閱卷宗第122頁的報告以及第130頁至第134頁及第136頁至第142頁的相片)。
48. 五名嫌犯A、B、I、M及N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取得不正當利益，共同決意，分工合作，使用模仿港幣1,000元紙幣的“練功券”混集每疊底面的真鈔，充作港幣10,000,000元現鈔，與被害人O兌換港幣籌碼，令被害人產生錯誤，將港幣10,600,000元的現金籌碼交予他們，從而令被害人遭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
49. 五名嫌犯A、B、I、M及N清楚知道他們的行為是法律所不容，且會受法律制裁。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50.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第二至五嫌犯在本澳均為初犯。
51. 第一嫌犯於案發時仍為初犯，於2020/07/28，被初級法院第CR3-19-0155-PCC號卷宗(案發日為2019/3/13)判處：一項醉酒駕駛罪，判處6個月徒刑及禁止駕駛1年9個月、一項逃避責任罪，判處6個月徒刑及禁止駕駛1年；兩罪並罰，合共判處9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暫緩執行該徒刑，為期兩年；判處禁止駕駛，合共為期2年9個月。//嫌犯不服上訴，於2020/12/17中級法院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並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作重新審判。//於2021/05/07，嫌犯被另一合議庭判處：一項逃避責任罪，罪名成立，判處6個月徒刑，暫緩2年執行，並禁止嫌犯駕駛九個月的附加刑，附加刑之計算應僅考慮嫌犯處於自由之狀態下之時間。//嫌犯不服再次上訴，因此有關判決尚未轉為確定。
52. 第一嫌犯聲稱為手袋店東主，月入澳門幣150,000至200,000元，需供養父親及二名子女，具初中二年級學歷。
53. 第二嫌犯聲稱為的士司機，月入澳門幣30,000元，需供養父母，具中學一年級學歷。
第一嫌犯的刑事答辯狀中下列對判決重要之事實獲證明屬實：
54. 因屬辯護人對被害人的證言作出的個人分析或對證據之個人判定，故不存在重要事實予以證明。
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案存在與控訴書中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1. 嫌犯I購買練功券一事是由嫌犯A所吩咐。
第一嫌犯的辯護人提出之答辯狀內容，除與上述已獲證明之事實外，餘下內容屬於法律意見陳述，故不存在與刑事答辯狀中重要之未證事實。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庭審聽證時，第一嫌犯A否認被指控之事實，如下：
- 辯稱認識第二、第三嫌犯，不認識第四、第五嫌犯。於2020年8月28日中午時間，第二嫌犯致電其表示有朋友欲合作(對方詢問其有否現金碼，倘有，會向其購買)，所以第二嫌犯介紹第四、第五嫌犯予以見面。當時其駕駛MT-**-**並於路環天后山會面時，第二嫌犯載上第四、第五嫌犯，而其載上第三嫌犯。當時，第四、第五嫌犯聲稱自己有現金，表示要購買一千萬至三千萬現金籌碼。第一嫌犯表示自己沒有那麼多現金籌碼，但其有能力可以找到該等金額的籌碼。但第一嫌犯認為第四、第五嫌犯不像有錢人亦不太可靠，所以拒絕交易並各自離開。之後第二嫌犯又致電其表示尚有說話可傾，於是二人把兩車停在山腰再傾。第二嫌犯打開車尾箱，第四、第五嫌犯其中一人拉開一個黑色袋，當中尚有幾個分袋，袋內有港幣現金(但沒有檢查)。所以第一嫌犯相信他們有現金，便嘗試找朋友買賣籌碼。其朋友後來有興趣，於是促使朋友與第四、第五嫌犯作交易。第一嫌犯表示不認識本案被害人及其他涉案客人。
- 回說第三嫌犯，起初是在2020年08月28日早上約了他吃早餐。所以其在28日中午載上第三嫌犯一起到媽祖廟。在會面了第二嫌犯、第四及第五嫌犯以後，其和第三嫌犯也就離開現場了。第一嫌犯不知悉星際酒店交易一事，其否認參與當中，及否認計劃這場交易。
- 於8月28日晚上，由於第二嫌犯再聯絡其見面，於是第一嫌犯就換了車輛(ML-**-**)駕駛以會合第二嫌犯(黑沙海灘)，只為閒談。
- 再於08月29日凌晨約02時許第一嫌犯再轉換MX-**-**車輛駕駛。但第一嫌犯表示當次在路環芒果街附近行駛，只是迷路行駛，否認是為了 “冷場”，也否認是因為看到警車而離開現場。
- 第二次則是8月29日(星期六)早上10時許，第一嫌犯再一次在路環芒果街附近駕車行駛。但第一嫌犯解釋，其駕駛七人車(MB-**-**)外出是為了繳交女兒交書簿費及買早餐，並順道前往聯生工業村附近檢查他的個人車輛。原因是過往其朋友使用完他的個人車輛後均會停泊在路環聯新工業村附近，且因近日有颱風及水浸，以及想起較早前父親叮囑其需檢查車輛，所以他才到了芒果街案發現場。當其駕車駛近MK-**-**車輛時，發現該車貼了封膠紙(懷疑損毀)，於是泊好自身的車輪，當他用車匙(搖控)去打開MK-**-**車輛時，其甚至未完全打開車門時已被拘捕，其沒有看到白色紙袋，不知悉車內有白色紙袋。只是司警表示在其車內搜出一個白色紙袋，打開後有一百多個籌碼，面額10萬的現金籌碼，合共大約價值港幣一千萬元，但其不知悉這些籌碼是誰，也不知道誰放在車上，也不清楚為何涉案籌碼會在涉案車內。
- 最後，回說8月28日凌晨3時許一事，第一嫌犯、第三嫌犯和女性朋友T搬了一盒玩具手套放入車內(MC-**-**)，由T駕車將該紙箱移至ML-**-**的車上(當時該車由第三嫌犯駕駛)。由於紙箱已壓扁，客人可能不滿，所以第三嫌犯說稍後便將該紙箱放回店舖。然而，第一嫌犯否認上述紙箱內載有練功券。
-關於短時間內已換了多輛車駕駛，第一嫌犯表示這是他的習慣。第一嫌犯表示持有案中多部車輛，包括發現涉案現金籌碼的車輛（車牌編號MK-**-**），但其已沒有駕駛該車輛數月，而該車輛大約有3條車匙，除了他保管其中一條車匙外，其他車匙在店舖可找到。至於車牌ML-**-**的七人車，其已長期借給予第三嫌犯駕駛。
- 第一嫌犯稱其有十二、十三部車輛登記在其名下，又稱有將其名下的車輛借出店舖工作人員及朋友使用。第一嫌犯稱有將MK-**-**借給第三嫌犯使用。
- 第一辯護人向第一嫌犯展示一張相片，其解釋這是群組通訊照片，是其的家庭群組，當中父親交待因颱風關係，其要查看自己的個人車輛。
- 第一嫌犯表示自己不在“招財進寶”的群組內。
*
庭審聽證時，第二嫌犯B(職業為的士司機，駕駛車牌MY-**-**的士)，其就被指控之事實作出部份自認，其聲明本次所述內容是真實，且未有向警方交待過，如下：
- 案發時第二嫌犯有與第一嫌犯在路環見面，因其有換碼客人介紹予第一嫌犯。第二嫌犯稱在內地認識第四嫌犯，再透過第四嫌犯而認識第五嫌犯。其稱第四、第五嫌犯初期對案發計劃毫不知情，但其本人是知道第三嫌犯所設計的計劃。
- 第二嫌犯解釋，第三嫌犯的計劃是，由第三嫌犯負責找來練功券，設計去詐騙他人。第二嫌犯負責找來兩個內地人扮買家(但又指該二人初期不知道這是練功券)，亦由其聯絡第一嫌犯找賣家(但又指第一嫌犯不知情，甚至計劃中曾打算詐騙第一嫌犯，倘若找不到其他客人便會詐騙第一嫌犯)。第二嫌犯稱不是自己策劃犯罪活動，其只是協助第三嫌犯執行犯罪計劃，其負責去關閘收取籌碼的角色。
- 第二嫌犯不知悉 “招財進寶”的群組，也沒加入該群組，也不認識被害人O和涉案客人。客人是由第三嫌犯負責找來的，且是第三嫌犯聯繫這些客人，以促成被害人與第四、第五嫌犯作出交易。第三嫌犯稱第一嫌犯也是目標之人，因為他是有錢之人，也認識不少人，所以有說服力，但最後第一嫌犯沒有答應購買籌碼。第三嫌犯只好自己找來客人。
- 於8月28日中午時份，第二嫌犯稱應第三嫌犯的指示，先駕駛的士（MY-**-**）前往關閘口岸上落客區接載兩名涉嫌人(即第四、第五嫌犯)，之後按指示前往媽祖廟最高頂的停車場。之後，第一嫌犯駕駛一台黑色七人車，接載著第三嫌犯到來。其本人、第一嫌犯與第四、第五嫌犯交談了一段時間後。再於山腰期間，雙方曾停下車來再談，第四、第五嫌犯就向第一嫌犯展示這些金錢(放在一個印有“太陽城”標示的環保袋)，但第一嫌犯沒有仔細查看這些現金。其後，雙方離開現場。第二嫌犯便接載第四、第五嫌犯到星際娛樂場以會面客人。第二嫌犯稱，第三嫌犯指示其於當晚20時前往關閘口岸等候第四、第五嫌犯出現。為此，於8月28日20時許，其自行乘坐的士前往關閘口岸等待，期間，其看到第三嫌犯駕駛一台銀白色七人車在關閘的上落客區等待。約21時許，第二嫌犯看到第四、第五嫌犯，故其立即跟隨兩人進入關閘離境口岸的洗手間，之後，第四、第五嫌犯把一批籌碼交予其本人，便各自離開。其返回銀白色七人車(MK-**-**)後，把一個白色大袋子(載有籌碼)放置於該七人車後座，之後其駕車與第三嫌犯前往路環金峰南岸後方、水泥廠附近位置停泊好銀白色七人車，而白色大袋子及所有籌碼亦放在車上。之後，其把銀白色七人車車匙交予第三嫌犯，並應第三嫌犯指示轉坐上一台停泊在附近的黑色“本田車”，並由第三嫌犯駕駛前往黑沙海灘與第一嫌犯會合。
關於 “練功券”，於8月26日第三嫌犯從其車上移送過來其的士內，並說這是練功券。當時第三嫌犯在車上交待了部份計劃內容，第三嫌犯向其表示這些是“練功券”，並著他負責接載二名內地人(第四、第五嫌犯)前往星際娛樂場去與客人交易。
關於涉案一千萬籌碼，於8月28日晚上9時許，第二嫌犯在收到了來自第四、第五嫌犯的籌碼後，第三嫌犯駕駛MK-**-**車輛接載著他前往路環芒果街，他本人隨之將這一袋籌碼放在MK-**-**的車尾箱，第三嫌犯是有MK-**-**的鎖匙。之後二人再轉乘其他車輛離開。
第二嫌犯稱沒有人建議要將收到的籌碼放在銀白色七人車(MK-**-**)內。當時第三嫌犯駕駛MK-**-**駛到路環芒果街，之後將MK-**-**停泊在路環芒果街，二人再駕ML-**-**(也屬第一嫌犯)到黑沙海灘，以會合第一嫌犯。第三嫌犯原意想將這批籌碼買給第一嫌犯，但第一嫌犯已開口問他們(關於新聞，或是否他們詐騙了其他人)，所以沒有將原來計劃告訴第一嫌犯。第一嫌犯也懷疑是他們所犯的案，之後各自離開。據其所知，第三嫌犯之後返回了內地。
- 第二嫌犯沒有想過第一嫌犯倘發現MK-**-**上有一大筆籌碼時會有甚麼行動，但他實在沒有告訴第一嫌犯他們放置了本案籌碼於MK-**-**的車上。
- 第二嫌犯稱第四、第五嫌犯未有收到報酬，其本人也未收取報酬，因為第三嫌犯也被捕了，之前第三嫌犯向其表示事成後有3萬元報酬。第二嫌犯稱在2020年8月29日晚上曾與第一嫌犯見面，第一嫌犯在雅廉訪中國銀行取錢後，有給其一筆金錢(8,000元)，但稱這只是舊債，是第一嫌犯較早前拖欠其的酒錢的還款，不是本案犯罪報酬。
- 第二嫌犯稱其角色是接載第四、第五嫌犯去犯案，第三嫌犯才是主謀。其表示很後悔其所作犯罪行為。
- 第二嫌犯稱認識第四嫌犯有一年多，他初期並不知悉這犯罪計劃，只是來到澳門以後，第二嫌犯再向第四、第五嫌犯交待部份計劃內容，但其沒有直接向第四、第五嫌犯展示這些現金是練功券。
*
庭審聽證時，合議庭不批准宣讀第三嫌犯I在司法警察局的訊問筆錄，理由參見庭審筆錄內容。
庭審聽證時，合議庭不批准宣讀第四嫌犯M在司法警察局的訊問筆錄，理由參見庭審筆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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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同意庭審聽證時宣讀的第五嫌犯N在檢察院的訊問筆錄(見卷宗第935頁至背頁)，為著適當的效力，在此視為全文轉錄，如下：
- 首先，嫌犯N否認詐騙，表示事前不知道鈔票是練功券假鈔。辯稱於2020年08月28日（案發當日）中午，其本人與嫌犯M經關閘入境後乘坐由嫌犯B駕駛之黑色的士，之後約同日14許，嫌犯B接載他們到路環媽祖廟停車場，與一名駕駛黑色七人車的涉嫌男子E（嫌犯A）會面。嫌犯A過來與嫌犯B交談，並表示“就是這兩個靚仔”。嫌犯B回覆“就是他們!”。隨後第二嫌犯跟隨該名男子返回黑色七人附近交談，未幾，二車下山。下山期間，兩車在山腰一處停車位停下。之後嫌犯A讓其和嫌犯M進入A的黑色七人車的車廂內，嫌犯A從後排拿出三個深藍色袋子，並以一隻手套隔著把其中一個袋子的拉鏈拉開給其及嫌犯M展示，展示後便拉回拉鏈，當時他們已看到袋子內都是裝著黃色的鈔票並且一疊疊以透明膠袋包好（但沒有注意金額及幣種），接著嫌犯A告訴彼等其中兩袋是300 萬元現金，另一袋是400萬元現金，三袋都是從賭場拿出的錢，袋子也是賭場的袋子，並著彼等不要觸摸袋內的現金，只要求其與嫌犯M把該三袋現金拿到案發地點交換籌碼。之後，其本人與嫌犯M便拿著這三個深藍色袋子返回的士，再返回第二嫌犯所駕駛之的士，並駕駛的士返回早前踩點的星際酒店。
- 在交易前(當日約17時許)，嫌犯B載其本人及M到星際酒店的一間茶餐廳內與兩名男子(男子A及男子B)進行過一宗兌換籌碼交易，當時對方表示要看一下現金，故此，其打開三個深藍色袋子並告訴男子B兩袋是300萬元，另一袋是400萬元，之後，男子B伸手入袋子作簡單點算後，男子A及男子B向其及嫌犯M在茶餐廳等待他們去拿籌碼。在茶餐廳等候約兩小時後，不知名男子A返回現場及表示未籌集足夠籌碼，繼而各自離開。
- 之後，嫌犯B便安排另一部黑色的士載他們到一處設有高架橋的路上，再與第一、第二嫌犯會合，第一、第二嫌犯收回三袋港幣現金(練功券)及手機。後來，的士司機一直載第四、第五嫌犯到處遊車河以等候指示，直至晚上案發前不久，的士司機載他們到某處停車，與此同時，有一輛七人車在旁經過及停留，留下三袋練功券在地上，再丟入一部手機於“的士”內。第五嫌犯表示接了電話後，再與電話另一邊的人通話(是第二嫌犯的聲音)，的士司機稍後便載他們到案發地點(台山附近)。
- 隨後，第四、第五嫌犯按照手機的另一邊的人對話的指示，與後來前來案發地點的二名不知名男子(其中一名為男子B)進行交易。過程中，其本人將三袋深藍色袋子給予對方點算。嫌犯M向對方表示兩袋是300萬元，另一袋是400萬元，是否合數？對方在簡單點算後，便把該袋籌碼交予嫌犯M，隨即其與嫌犯M立即離開及截了一台黑色的士離開，並讓司機前往關閘，嫌犯M提醒其坐低點，不要給監控拍到。
- 不久後，的士來到關閘口岸落客區，交由其本人拿著該袋籌碼後，其並跟隨嫌犯M來到關閘離境大堂的男洗手間，其應嫌犯M指示進入了右邊第一個廁格等待交收，不久後廁所側邊有人敲隔板，並發出“咳，咳，咳”聲音，由於聲音疑似第二嫌犯的聲音，故其便把該袋籌碼通過隔板交予對方。當其從廁格出來，看到第二嫌犯背著一個白色袋子與嫌犯M交談，之後第二嫌犯離開，而其及嫌犯M隨即出關。嫌犯聲稱在返回內地期間，在拱北口岸的某電梯，嫌犯M從第二嫌犯給予的手機中拿出SIM卡並扭斷扔掉，之後在珠海拱北關口附近，嫌犯M拿石頭把手機弄爛後，交予嫌犯扔掉在附近的垃圾桶。
*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被害人O的證言，其講述了案件之發生經過，被害人表示不認識第一、第二嫌犯。由於S表示認識有客人想將籌碼換成現金，所以告知老闆秋哥(香港人)此事。證人稱其是協助老闆辦理此事。//事發當天(8月28日約12時30分)，其告知老闆秋哥(S的客人欲進行交易)，於是老闆指示其可從星際@@賭廳戶口：7****（Q）取款300萬港元籌碼及到星際%%%賭廳戶口：25****（R）取款767萬港元籌碼。於同日約16時，其自行前往該二個賭廳戶口取出合計1,067萬港元現金籌碼。同日晚上約21時，S表示客人已準備好交易，而他也提取了合共1,067萬港元籌碼，並將之放在一個深色的星際%%%紙袋內，及後，S表示L已約好兌換現金的客人，並在台山大豐銀行上面老地方大牌檔交易，於是，其本人、S、L及P四人一起前往。約21時30分，其到達關閘天地對開工廈，L便走到車旁並表示客人只需兌換港幣1,060萬元籌碼，故其抽起其中港幣7萬元籌碼作是次中介費用。之後，其本人、S跟隨L到老地方大牌檔，當時第四、第五嫌犯已在大牌檔等待，且他們當中一人手持3個黑色太陽城賭廳的環保袋，及後，該二名嫌犯自行走到附近樓梯位置交易（樓梯近台山大豐銀行）。其當時眼見該樓梯位置環境昏暗，且沒有任何閉路電視裝置，本想拒絕一人與他們交易的形式，後來，其本人、S及L也有前往交易現場。於交易期間，其見L曾蹲下及打開該二名嫌犯手持的三個太陽城賭廳環保袋查看，其本人亦見到袋中有很多疊用透明膠紙細綁的現金。之後該兩名嫌犯快步跑開，他們甚至沒有打開籌碼點算，由於感到情況可疑，所以證人再次打開這三個紙袋作檢查，方發現內載為“練功券”假鈔。//被害人稱雖然損失的籌碼不屬其本人，但若事件有損失應由其承擔，其聲稱事件中損失了10,600,000.00港元，折合約10,918,000.00澳門元，要求追究本案嫌犯的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表示已收回大部份的籌碼，已取回7,600,000元籌碼，但尚有港幣3,000,000.00元籌碼未有收回(因授權書問題)。證人稱有在司法警察局處認人，有認出該二人為照片上之人(卷宗第58至59頁)。證人表示因為信任L，過往也有與L成功交易的經驗，今次也相信對方才同意交易。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證人L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證人表示不認識在場第一、第二嫌犯。證人稱於2020年08月26日，於一個兌換港幣的微信群組內認識了某一微信號(招財進寶-##)，該微信號持有人表示有客人欲以港幣1,000萬元購買港幣1,060萬元現金籌碼。經聯絡後，對方自稱“##”並表示可以進行交易。於是，證人將此事告知證人O，所以其相約了“##”約於08月28日15時在星際酒店三樓翠華餐廳見面及洽談交易細節。於現場，“##”與一名男子同行，其目賭該二男子手持三個太陽城貴賓會黑色環保袋，當時，其中一名男子簡單展示一下他們的港幣現金，是以透明膠袋包裝好成一疊疊，但沒有打開。後來，由於O要到賭廳去取籌碼，花了比較長時間(等候了2小時)，所以當日下午對方等不及交易就取消。於同日晚上，對方“##”又說可以在晚上交易並相約交易時間及地點(晚上9時許在老地方餐廳見面)。於21時30分，其本人、S與O、U等到來，當時O手持一個裝有籌碼的星際黑色環保袋，由於“##”表示交易可能見不了光，不想太多人參與，故只有其、S陪同O前往案發地點(大豐銀行泰豐新邨附近的石樓梯處)與“##”和上述男子交易，而S則在遠處守候。交易過程中，O先將裝有籌碼的環保袋交予“##”和上述男子作點算，證人則接收了對方交來的三袋現金。當時，其本人與O隨即打開該三紙袋內的港幣現金，該些港幣現金是以透明膠袋包裝成一疊疊（膠袋上有銀河1期(銀1)字樣，每疊金額為港幣伍拾萬元，其與O誤以為這些現金可能是從銀河太陽城貴賓會提取，故他們當時只是簡單點算了合共有20疊港幣鈔票，便以為沒有問題）。由於“##”和上述男子也沒點算便即時跑離現場，S表示感到可疑，隨即將一捆捆港幣拆開點算，結果發現這些為練功券。他們被騙後報警求助。證人稱有在司警局處認人，亦認出該二人為照片上之人，亦是與他們在樓梯位換錢之人(卷宗第78至79頁)。
庭審聽證時，證人S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其稱從事中介，認識O及L，本次其是透過L而接觸兌碼客人。於2020年08月28日16時00分左右，得悉L有賭客有意兌換港幣1,000萬元現金籌碼，故其通知O向秋哥滙報。由於O手上只有300萬港元現金籌碼，故秋哥指示其及P一同前往星際娛樂場的@@貴賓廳提取767萬港元現金籌碼。之後二人會合O及U，四人一同駕車前往台山CTM附近交易。到步後，證人見到第四、第五嫌犯已在場。L表示客人要求落車交易，故O便手持一個裝有現金籌碼的黑色袋下車，而其亦跟隨O走到台山老地方食店附近的樓梯交易。雙方交換所需後，證人拿著那袋現鈔，感到比正常的輕，於是打開來看。與此同時，第四、第五嫌犯手持該袋籌碼後，也不點算下便立即離開現場。於是引發他們疑心，再檢查下便發現那些現鈔是練功券。證人稱有在司法警察局處認人，有認出該二人為照片上之人(卷宗第70至71頁)。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證人C(的士司機)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證人表示有辨認照片，其於司法警察局能認出兩名內地人的照片，第853頁上的相片第9及第12號人物正是該兩名內地人。證人表示於8月28日有應第二嫌犯的指示而接載二名內地人，有接載該二人在氹仔MGM附近，之後隔了一段時間第二嫌犯再致電其去接載該二人回新濠峰酒店。再之後，再接他們到青洲跨境工業區等候，有一部七人車在旁經過(證人稱當日見到駕車的人便是第一嫌犯)，並向其的士內丟下一個電話。該二名內地人就用電話作聯繫，之後他們便下車去取回二至三袋東西。該二人隨後將電話交給其接聽，證人聽到是第二嫌犯的聲音，第二嫌犯要求其駕駛的士兜了幾圈，之後證人在案發地點附近位置停下該二名內地人。//於8月29日凌晨證人看到新聞，有懷疑該二內地人可能涉案，於是其致電第二嫌犯。第二嫌犯稱等錢用，又欠別人外債，且透露他本次犯罪是接受阿~的指示，證人表示知道第二嫌犯口中的阿~正是第一嫌犯。第二嫌犯稱作案能分幾十萬元，又稱第四、第五嫌犯已出關，有可能拆掂。第二嫌犯向證人表示，若第二嫌犯承擔所有案件責任，第一嫌犯會給他一百萬元。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三名司警人員V、H、G之證言，其講述案件發生經過及所參與調查措施：
首名偵查員稱有參與2020年8月28至29日關於各嫌犯用練功券對被害人進行詐騙的案件。偵查員有翻閱多個錄影光碟。於錄影片段中，於案發時已確認各嫌犯之間的位置，有發現第四、第五嫌犯入境澳門後，在8月28日中午時份該二名嫌犯有與第一、第二嫌犯有交雜的狀態(在媽祖像)。於其他錄影片段中，第四、第五嫌犯也曾前往星際酒店。於其他錄影片段中，接近8月28日傍晚時份，第四、第五嫌犯乘坐了一部的士前往青洲，過程中曾與一部七人車並排，及後第四、第五嫌犯曾下車、上車，再之後第四、第五嫌犯再前往台山(案發現場)。於其他錄影片段中，第四、第五嫌犯前往關閘洗手間(手持東西)，之後第二嫌犯於差不多時間也入洗手間。後來，第二、第四及第五嫌犯前後腳離開洗手間，之後雙方分別離開，第四及第五嫌犯走往離境大堂。第二嫌犯此時手持一紙袋，上了一部七人車，第三嫌犯也在車內。該七人車隨後去了金峰南岸附近，即芒果街附近便轉換了汽車離開。於其他錄影片段中，於作案後，眾人在海名居聚集，之後分車前往黑沙海灘。過程中，有見第一嫌犯在路環金峰南岸附近“冷車”。
第二名偵查員稱也參與2020年8月28至29日關於各嫌犯用練功券對被害人進行詐騙的案件。偵查員負責在芒果街位置監視一部車輛(自8月29日早上7時至拘捕行動之時)。另稱也翻閱關閘錄影片段，攝有8月28日晚上9時許，第四、第五嫌犯與第二嫌犯曾在關閘洗手間內疑似交收過一袋東西，而第二嫌犯離開廁所後、手持一袋東西及登上了一部MK-**-**的七人車。及後根據天眼影片，顯示該七人車泊在芒果街。於是上司派人前往芒果街監視該輛MK-**-**的七人車的動靜。另稱有同事透過監視下發現，第一嫌犯於8月29日凌晨2時許曾駕駛一輛車輛MX-**-**並在芒果街冷車二、三次。於8月29日早上10時許，第一嫌犯將自己的保時捷泊近MK-**-**，下車後走到MK-**-**七人車，用搖控打開該七人車後座車門，正當第一嫌犯伸手進入車廂並欲取出物品時，警方立即上前表露身份及將第一嫌犯拘捕，當時第一嫌犯應該未取到物件。之後，警方發現該七人車後左邊車廂有一個白色紙袋盛有一個深藍色袋(袋內發現有籌碼，卷宗第130頁)。經搜查再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物件。警員解釋了報告見卷宗第122至147頁的報告及相片，當中第122頁的文字表述，報告是他書寫的，他的意思正是在庭上表述的意思。證人表示，芒果街是否有很多閒車在泊，其不清楚，但稱第一嫌犯在打開MK-**-**車門之前，是直接走向MK-**-**的車輛側門及按搖控開，第一嫌犯並沒有前後翻看該車輛的四周或查看車上玻璃。
第三名偵查員稱負責偵查整個案件，簡述如下:
- 於被害人報案後，司警馬上翻閱監控，治安警也翻閱了關閘的片段，於8月28日晚上9時許，有第四、第五嫌犯與第二嫌犯曾前後腳進入關閘洗手間的片段。第四或第五嫌犯手上有持一袋東西，警方懷疑他們會在廁所內疑似交收過物件。而當第二嫌犯離開廁所後發現他手持了一袋白色紙袋，第四、第五嫌犯手上已沒有物件，之後，第四、第五嫌犯尚與第二嫌犯有眼神交流，隨後各走各路。之後，第二嫌犯便登上一部MK-**-**的七人車。及後根據天眼影片，顯示該七人車前往路環聯生工業村，最終該車輛停泊在芒果街，而車上的人(第二、第三嫌犯)換了另一車輛離開現場，並前往黑沙海灘。第一嫌犯也出現在黑沙海灘，此時，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以及K再次見面及聚集，及後各自離開。後來又前往海名居、御景灣聚集。再之後，第一嫌犯駕駛ML-**-**接載著第二嫌犯到觀音堂附近的提款機提款及交了一疊錢予對方。
- 警方為此安排了其他警員在芒果街對MK-**-**車輛進行監視。偵查員表示，於29日凌晨2時許，第一嫌犯有駕駛另一車輛(MX-**-**)前往路環聯生工業村冷場。於29日早上10時許，第一嫌犯再駕駛另一車輛再往芒果街。上述過程與筆錄內容相同。
- 另外，於較早的案發前，警方透過錄影片段發現，第四、第五嫌犯是由第二嫌犯先從關閘接載了他們二人，隨即駕駛的士前往媽祖像。第一嫌犯也駕駛了MT-**-**前往媽祖像，疑似眾人在山上見面。於下山後，第二嫌犯載了第四、第五嫌犯到星際酒店，他們下車時手持三袋太陽城的環保袋。幾小時後，有一輛的士接回第四、第五嫌犯，之後他們去了青洲跨境工業區，再輾轉去了與被害人等交易現場。交易現場沒有錄影系統，沒影到第四、第五嫌犯與各被害人進行交易之情況。
- 另外，於更早的案發前(8月28日凌晨3時許)，警方透過錄影片段發現，第一、第三嫌犯在J和K的配合下，再將一個紙箱(面積大、需要二個人搬)從玩具店內提出來，並搬上MC-**-**車上。J駕走該車，將於轉角位置停下車輛，再由第一、第三嫌犯將該紙箱轉移至另一輛車ML-**-**。及後，該車輛駛入海名居停車場，再轉到另一車輛MT-**-**。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第一嫌犯辯方證人W(司警人員)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偵查員表示在涉案練功券的包裝上發現了S的指紋。沒有發現其他指紋。
庭審聽證時，第一嫌犯辯方證人P就本案之事實發生經過作出陳述。證人表示於案發日8月28日下午，其有應O的要求而協助到星際%%%賭廳戶口：(R)取款767萬港元籌碼，並交予O。當晚，當O已準備合共1,067萬港元籌碼並將之放在一個深色的星際%%%紙袋內，及後，S指L已約好客人在台山大豐銀行上面老地方大牌檔交易，於是，其本人駕車，載上O與S及L三人一起前往案發現場，但其因駕車而沒有目擊案發經過。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第一嫌犯辯方證人X(星際%%%賭廳帳房職員)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證人表示其在星際%%%帳房工作，當天有人在戶口：7****（Q）取款300萬港元籌碼。另外，證人講述了現金籌碼的規則，因為客戶是存現金碼，故只可提現金碼。即不可拿現金籌碼直接兌換為現金，必須用於賭博。
庭審聽證時，第一嫌犯辯方證人Y(酒吧經理)就本案之事實發生經過作出陳述。證人講述第一嫌犯是熟客，其也認識第二嫌犯，他們二名嫌犯似曾在酒吧一同消遣。另外，於8月14日第一嫌犯曾交付他幾千元，是找舊帳。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第一嫌犯辯方證人D(星際@@賭廳帳房職員)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證人表示其在星際@@賭廳帳房工作，當天有人在戶口：25****（R）取款767萬港元籌碼。另外，證人講述了現金籌碼的規則，因為客戶是存現金碼，故只可提現金碼。即不可拿現金籌碼直接兌換為現金，必須用於賭博，且只有贏的部份才可以拿取現金。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一嫌犯辯方證人Z(第一嫌犯之朋友)就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證人表示第一嫌犯的名下至少有10輛車，第一嫌犯經常將車輛借給朋友使用，車輛鎖匙一般放在店內，歸還也是在店內進行。另外，證人表示第一嫌犯很大方，借車只需簡單交代一聲便可。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一嫌犯辯方證人AA(第一嫌犯之姐姐)就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證人表示第一嫌犯經營玩具店，也有在賭場內搵錢，也有炒樓及投資，故第一嫌犯的經濟環境很好，屬於有錢，不相信弟弟會因金錢而犯罪。證人亦表示，第一嫌犯的玩具店除了門面零售外，亦會送貨予客人，經常打包玩具及送貨予客人。又稱於8月尾父親有在家庭群組中提醒，因屬打風時節，尤其提醒第一嫌犯需查看其泊在路環的車輛。
庭審聽證時，聽取了第一嫌犯辯方證人F(第一嫌犯的玩具店客人)就嫌犯的生活狀況及人格特徵作出了聲明。證人表示經常幫襯第一嫌犯的玩具店，也曾多次要求第一嫌犯送玩具到他的家。另稱2020年8月證人有在第一嫌犯的玩具店訂玩具，是一個MARVEL鋼鐵俠，約20吋高，超合金。當時有約好送貨，但第一嫌犯最終沒有送貨。
書證：
卷宗的所有文件書證，包括辯方提交的證據，尤其指出:
卷宗第122頁、第134、136至145頁、162頁載有警方偵查行動報告; 搜查車輛及扣押筆錄;
卷宗第13至35頁的台山案發現場環境的照片;
卷宗第50至54頁關於扣押練功劵的筆錄;
卷宗多份針對各嫌犯的搜查及扣押筆錄;
卷宗多份辨認相片之筆錄及翻閱各嫌犯之手提電話筆錄;
卷宗第246-266頁、741-756載有“招財進寶 ##”與被害人、涉案證人之間的群組對話內容;
卷宗第1249-1250頁由第一嫌犯辯護人提交的申訴書。
錄影片段：
卷宗第105-108頁、273-302頁、第338至341頁載有翻閱錄影光碟筆錄，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並因應案發時間和地點，製作重要事件列，並作出說明：
08月28日，約12:02分，第四嫌犯M及第五嫌犯N入境澳門。
12:05:54-12:32:29，第四、第五嫌犯登上由第二嫌犯B駕駛的MY-**-**的士，從關閘駛至星際酒店;二人隨後進入星際酒店。
12:55:09-13:27，第二、第四、第五嫌犯到達路環，並稍作停留。
13:42:24，第二嫌犯駕駛的士(載有第四、第五嫌犯)至路環媽祖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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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8日，12:39:22，第一嫌犯A駕駛車輛MT-**-**(黑色七人車)從海名居停車場駛出(第三嫌犯也在車上); 於12:46:24已駛至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停靠，1時許才前往路環媽祖文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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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8日，13:47:19，發現黑色的士MY-**-**到媽祖文化村對出停車場停靠，約六分鐘後，黑色七人車MT-**-**隨後亦停靠於上述停車場。此時，第一、第二嫌犯曾有接洽，而13:54-13:56，第三嫌犯也下車，第四及第五嫌犯也同在二車附近，六人有在洽談。
約至14:00:05-14:01:31，第一嫌犯返回MT-**-**後便離開，而黑色的士MY-**-**亦尾隨離開。
其後眾人轉到山腰附近停下以繼續商談，直至15:02:54，黑色的士MY-**-**(由第二嫌犯駕駛)及黑色七人車MT-**-**(由第一嫌犯駕駛)一同經路環媽祖文化村下山及離開現場。
15:34:41，第二、第四及第五嫌犯離開路環後，第二嫌犯接載他們兩人去到星際酒店下車時，第四、第五嫌犯手上已持有三個太陽城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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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8日，20:09:23，銀色七人車MK-**-**出現在環宇天下(第二、第三嫌犯在車上)。
20:24-20:25，銀色七人車MK-**-**出現在廣福祥(往關閘方向，隨後駛向青洲方向)。
20:41:11，銀色七人車MK-**-**駛至青洲跨境區，當時第三嫌犯下車，及後一輛MG-**-**的士亦駛至，以會合該七人車(車上的人有在交談)。
21:03:05-21:36:58，銀色七人車MK-**-**駛至太平工業大廈(近台山作案地點)，第四及第五嫌犯便在台山等候交易，手上持有三個黑色大袋。
21:38:49-21:45:59，之後L、O、S等人出現，開始交易。
21:46:46，L、O、S等人發現被騙，欲追尋第四、第五嫌犯。
21:46:59-21:58:28，第四及第五嫌犯在華大新村截的士離開，在關閘下車，並步往關閘離境大堂。
21:59:41，第四及第五嫌犯進入關閘出入境大堂，第五嫌犯手持一個懷疑裝有籌碼的深藍色袋子。
22:04:22，第二嫌犯左背著一個白色紙袋進入出入境大樓。
22:07:33，第二嫌犯左背著一個白色紙袋離開出入境大樓; 同一時間，第四及第五嫌犯乘扶手電梯上出入境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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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50-22:11:07，第三嫌犯駕駛銀色七人車MK-**-**在關閘入境候車區等候，第二嫌犯上車並將白色紙袋放在後排位置，第三嫌犯去洗手間。
22:15:04-22:19:07，由於交通警員驅趕，由第二嫌犯先駕駛七人車離開，再稍後接回第三嫌犯上車。
22:24:13-22:34:38，銀色七人車MK-**-**去了氹仔，科大，再去芒果街。
23:02:15，第二嫌犯駕駛銀色MK-**-** (第三嫌犯在車上)疑似在路環芒果街停泊，並轉為駕駛另一車輛ML-**-**。
23:02:15後，第二嫌犯駕駛(第三嫌犯同在車上)ML-**-**在附近圍繞了三圈。
23:11，第二嫌犯駕駛(第三嫌犯同在車上)ML-**-**駛至黑沙公園附近。
23:16:44，第一嫌犯駕駛車輛MT-**-**(男子F同在車上)到黑沙公園，泊在ML-**-**旁邊，此時，第一嫌犯、男子F、第二及第三嫌犯均在現場，聊天約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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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凌晨00時26分52秒 第二嫌犯上了MT-**-**(由第一嫌犯駕駛、男子F同在車上)，第三嫌犯駕走車輛ML-**-**。
00時52分04秒，第一嫌犯駕駛車輛MT-**-**駛入海名居停車場，而ML-**-**也駛回到海名居入口附近。
00:55:53，上述四人(即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及男子F)再次聚在一起。
00:58:35-00:58:59，第一及第二嫌犯登上黑色ML-**-**，第三嫌犯及男子F上了金色四驅車MP-**-**。
00:59:29，第一及第二嫌犯駕駛車輛ML-**-**到御景灣，第三嫌犯、K駕駛MP-**-**往港珠澳大橋方向。
01:06:34，第一嫌犯駕駛車輛ML-**-**前往觀音堂，於01時11分46秒，在雅廉訪和高地烏街交界，第一嫌犯在櫃員機處提取一疊金錢，並交予第二嫌犯，之後各自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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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58-01:53:33，第一嫌犯到了其玩具店舖。
01:58:33-02:03:21，第一嫌犯從ML-**-**取出一個手袋，並轉了車，駕駛MX-**-**離開。
02:07:59-02:19:11，第一嫌犯駕駛MX-**-**駛至氹仔聯生工業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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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9:29-02:37:18，第一嫌犯駕駛MX-**-**在路環芒果街一帶圍繞了三個圈。
02:46:12，第一嫌犯駕駛MX-**-**駛至科技大學附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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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第518至528頁
8月23日21時49分，第三嫌犯I駕駛車輛MP-**-**，從港珠澳大橋進入澳門，去玩具店放下紙箱，I下車取出一個大膠袋進入玩具店。第一嫌犯及一名女子也在玩具店內。翌天早上三人才離開店舖。
8月28日凌晨3時許，K、第三嫌犯協助把紙箱放在車輛MC-**-**內，再兜一圈，轉了車輛ML-**-**。第一及第三嫌犯再從車輛ML-**-**放下紙箱，再轉移它至MT-**-**，其後，第一嫌犯載著第三嫌犯駕車駛回原處(玩具店)，由第三嫌犯單獨把該個已打開、已變得輕巧的大紙箱搬回玩具店內。
***
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本庭依照經驗法則，對第一、二嫌犯在庭上之聲明、對依法宣讀的第五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及檢察院的訊問筆錄、多名證人及警員之證言、多名辯方證人的聲明，以及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明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綜合分析並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本案中，第一嫌犯否認控罪，第二嫌犯自稱承認控罪，但他交代的事實與控訴書不完全相同，其刻意把第一嫌犯排除在共犯之列。第五嫌犯的聲明交待了其本人及第四嫌犯、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之間的事實。
雖然卷宗因法律程序之限制不能宣讀第三、第四嫌犯的檢察院聲明，亦因法律程序之限制而不能使用第三嫌犯於內地被判刑的判決書，但即使如此，我們卷宗仍存有不少證據可以分析。
首先，從卷宗錄影片段可見(如前所述的，不再一一敍述)，可以將整個事件發生經過，以圖片、錄影片段展現了8月28日至29日這兩天的事件流程，以作為本案事實的客觀描述。
第二，結合第二、第五嫌犯、以及證人C之證言可以反映，第一嫌犯與本案第二至第五嫌犯皆為共犯。雖然第二嫌犯積極排除第一嫌犯在外，但第二嫌犯交出的解釋，是與客觀證據是矛盾的，若然其一直强調自己只是司機角色，負責接載第四、第五嫌犯去犯案，但其卻又帶同第四、第五嫌犯去見第一嫌犯，而在會面過程中，第五嫌犯所描述的對頭人(即第一嫌犯)，當時，第一嫌犯讓他們登上他的黑色七人車，及從後排拿出三個深藍色袋子，並以一隻手套隔著把其中一個袋子的拉鏈拉開給其及嫌犯M展示，展示後便拉回拉鏈，當時他們已看到袋子內都是裝著黃色的鈔票並且一疊疊以透明膠袋包好。接著第一嫌犯告訴彼等其中兩袋是300 萬元現金，另一袋是400萬元現金，更吩咐他們不可觸摸袋內現金，以及指示他們如何與客人交易。第五嫌犯從無提及第三嫌犯之存在，甚至沒有與第三嫌犯接觸。此外，第二嫌犯的朋友C，也交待了第二嫌犯被捕前向他透露的內容，當中內容反而更具可信性。
另外，從錄影片段顯示，第三嫌犯在8月23日、28日均出現......玩具店附近，亦曾與第一嫌犯在一起(從店內將練功券搬運上車，再輾轉換了幾輛車，以轉移練功券的過程)。這明顯反映了第三嫌犯若是第二嫌犯口中的唯一策劃人，那麼，第三嫌犯為何會把練功券放在第一嫌犯店內，第一嫌犯又為何利用自身多部車輛將練功券搬來又搬去。可見，證據反映第一、第三嫌犯和K都是為了計劃而做預備工作。
最後，第一嫌犯否認8月29日早上10時許前往路環芒果街是為了取回涉案籌碼。我們認為，第一嫌犯的辯解是無力的，因為錄影片段是8月29日凌晨第一嫌犯已曾在芒果街“冷過場”，而8月29日早上又再到芒果街，他是直接奔向MK-**-**車輛及開車門之動作，反映了第一嫌犯行為是為具目的性，是為了取回車上的物品。再者，第一嫌犯的家人群組訊息雖提及台風，但警員證言顯示第一嫌犯前往芒果時，他沒有察看車輛四周或檢查玻璃的動作，實在沒有連繫性。至於第一嫌犯的客人講及第一嫌犯給他送貨(超合金鋼鐵俠)一事，與第一嫌犯解釋8月28日凌晨2至3時搬運玩具手套並不相同，不足以顯示上述事件與8月28日的搬紙箱事件有關連，相反更符合警方的分析。
綜合來說，警方的分析是合理的，各嫌犯之間是各自分工，各人負責一部份，一步一步地執行整個計劃，而第一嫌犯在計劃內提供了不少個人車輛作轉移視線，且被害人(兌換現金的客人)顯示是由第一嫌犯計劃下，由第二、第三嫌犯找來，再由第二嫌犯安排第四、第五嫌犯與客人交易，再細緻到第二嫌犯將贓物從第四、第五嫌犯手上取過來後，放在MK-**-**車輛，再由第一嫌犯找機會取出來。只是警方的介入下而不成功取回贓物，但這不影響本案犯罪的既遂。最後，這明顯是詐騙案而非盜竊案，因為，被害人是被人用練功券騙去籌碼而非單純地被盜取。
綜上所述，卷宗證據已充份認定各嫌犯被指控的罪名。”
三、法律方面
上訴人A(第一嫌犯)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不合法之證據
- 遺漏審理之無效
- 欠缺說明理由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
- 法律定性 犯罪未遂
- 量刑
上訴人B(第二嫌犯)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量刑
1. 上訴人A提出，宣讀第五嫌犯N之證言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的規定，以及將之用作針對上訴人作出證據價值衡量，是違反辯論原則以及武器平等原則；另外，控方第四證人C之證言為第二嫌犯B向其陳述的內容，因此屬於間接證言，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的規定。
1.1 首先，上訴人質疑初級法院在庭審中宣讀第五嫌犯N在司法警察局和檢察院作出的訊問筆錄的合法性，因為第五嫌犯並未到庭親自申請宣讀，況且第五嫌犯在作出聲明時上訴人亦未能行使其辯論權。
我們看看是否如此。
《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規定：
“一、僅在下列情況下，方得宣讀嫌犯先前作出之聲明：
a）應嫌犯本人之請求，不論該等聲明係向何實體作出者；或
b）如該等聲明是向法官或檢察院作出，且與聽證中所作聲明之間，存有矛盾或分歧。
二、上條第七款及第八款之規定，相應適用之。”
本案中，第五嫌犯N於2021年1月6日在檢察院簽署了聲明書(詳見卷宗第940頁)，明確同意可在其缺席的情況下進行審判聽證，並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第1款a)項的規定，請求在庭上宣讀其本人在檢察院所作的訊問筆錄，而在審判聽證中，雖然第五嫌犯並未出席，其辯護人亦沒有撤回有關請求。
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作出如下分析：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第1款a)項的規定，應嫌犯之請求，可在審判聽證中宣讀其在訴訟階段中向任何實體作出的聲明，而該聲明可成為供法庭評價的證據之一。
應指出的是，法律並未限定嫌犯何時可提出該宣讀請求。由此可以認為，嫌犯既可以在審判聽證之前提出請求(主要是針對缺席審判的情況)，也可以於案判聽證中提出。本案即屬前一情形。
上述請求的有效性取決於嫌犯的自由意願，而非提出的時間。申言之，即使嫌犯在審判聽證前提出宣讀請求，在沒有嫌犯本人明確撤回請求、反對宣讀其之前作出之聲明的情況下，法庭在庭審過程中宣讀嫌犯之前作出的聲明是沒有任何法律障礙的。這正是本案的情況。由此可見，上訴人對宣讀第五嫌犯的聲明提出質疑顯然是欠缺法律依據的。”
本院同意助理檢察長上述的意見，因此，原審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8條之規定，宣讀第五嫌犯作出的聲明具有證據價值，並未違反相關規定。
另一方面，雖然第五嫌犯並未出席審判聽證，但其所作之聲明依法在審判聽證中宣讀，而上訴人及其辯護人在審判聽證中亦已有充分機會就該聲明作出辯論。在第五嫌犯缺席審判的情況下，顯然不可能要求其到庭與上訴人直面辯論，藉此認為辯論原則及武器平等原則未得到遵守是欠缺理據的。
1.2 上訴人又認為第四名證人C的證言是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的規定間接證言，不應列作證據。
現在分析有關問題。
《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規定：
“一、如證言之內容係來自聽聞某些人所說之事情，法官得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如法官不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則該部分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方法，但因該等人死亡、嗣後精神失常或未能被尋獲而不可能對其作出詢問者，不在此限。
二、上款之規定適用於內容係來自閱讀某文件之證言，而有關證人非為該文件之作者。
三、拒絕指出或不具條件指出透過何人或從何來源知悉有關事實之人，其所作之證言，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作為證據。”
關於這一點，本院同意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的見解，並抄錄如下：“本案中，從原審判決書中對證人C的證言的記述可見(詳見卷宗第1278頁背頁)，證人C的證言內容實際上包括三個部分：1.其個人所為及所見；2.第二嫌犯向其承認參與犯罪；3.第二嫌犯向其透露其受“阿~”(第一嫌犯)指示，第四、五嫌犯亦有參與，且若其承擔所有案件責任，第一嫌犯會給他一百萬。
上述證言中的第1、2部分內容均屬證人直接參與、目睹和耳聞之事實，故其證言當認為是直接證言。至於第3部分的內容本質上是C從第二嫌犯口中得知之他人的犯罪事實，因此可歸入《刑事訴訟法典》第 116 條第1款規定的“如證言之內容係來自聽聞某些人所說之事情”，即應認定為間接證言。
那麼根據第 116 條第1款之規定，法官須傳召“該等人”(在本案中應為第二嫌犯)作證言(在本案中屬嫌犯聲明)，方可將證人C證言的第3部分內容作為證據方法予以審查。
事實是，第二嫌犯在庭審中在場，亦沒有反駁證人C的證言。因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第1款的規定，即便證人C證言的第3部分內容屬間接證言，仍可作為證據方法予以採用。
既然如此，原審判決中引用證人C證言的第3部分內容，並結合其他證據形成心證，認定各嫌犯(特別是第一嫌犯)共同犯罪及第一嫌犯的主謀地位並未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的規定。
一般認為，《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對間接證言規定的採用或排除規則，旨在保障辯論原則能夠得到遵守。因此，只要作出了法定“傳召”，相關的間接證言即可作為證據方法予以採用，而不取決“內容來源人”對相關間接證言內容予以確認。詳言之，即使“內容來源人”保持沉默或否認相關內容，仍不影響相關間接證言作為證據方法的效力。”
上述的證據並未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6條的有關規定。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A認為其在答辯狀中，已就被害人交予第四及第五嫌犯籌碼的實際價值及其性質提出疑問，亦即就被害人的實際損失問題提出待證標的，然而原審法院未有審理上述事宜，因此，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所容許援引的《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d)項之規定，患有遺漏審理的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4條規定：
“如出現未有規定之情況，而本法典之規定亦不能類推適用，則遵守與刑事訴訟程序相協調之民事訴訟程序規定；如無此等規定，則適用刑事訴訟程序之一般原則。”
《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規定：
“一、遇有下列情況，判決為無效：
ａ）未經法官簽名；
ｂ）未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
ｃ）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
ｄ）法官未有就其應審理之問題表明立場，或審理其不可審理之問題；
ｅ）所作之判處高於所請求之數額或有別於所請求之事項。
二、對於上款ａ項所指之遺漏，只要仍可取得作出有關判決之法官簽名，得依職權或應任何當事人之聲請予以補正，但該法官須在卷宗內聲明其簽名之日期；在任何情況下，均得向作出判決之法院提出該判決無效之爭辯。
三、如對判決不得提起平常上訴，則第一款ｂ項至ｅ項所指無效之爭辯僅得向作出該判決之法院提出；如對判決得提起平常上訴，則上訴得以上述任一無效情況作為依據。”
經翻看卷宗第1099至1103頁的答辯狀，上訴人提出了相關籌碼只可在賭桌上使用，不可兌換現金，因此不應以籌碼面值計算損失，而相關的損失價值亦會影響有關行為的法律定性。
本案中涉案的籌碼金額為一千萬港元。正如檢察官在答覆中所述：
“上訴人及其他嫌犯實施犯罪行為時，聲稱同意以港幣1,000萬元與被害人兌換涉案的籌碼，故可知上訴人一方都認 為涉案籌碼的價值為港幣1,000萬元。
證人D在庭上作證時，涉案的是現金籌碼(即一般俗稱的生碼)，但由於疫情的關係，目前娛樂場拒絕直接將客戶存在帳房中的現金籌碼換成現金，但容許從帳房提取現金籌碼及將之用於賭博，賭博中再贏取的現金籌碼方可兌換成現金。
但證人D在庭上亦表示，如使用該些現金籌碼在娛樂場賭博，現金籌碼的價值與面值相等。
換言之，涉案的現金籌碼用於娛樂場賭博時，價值港幣1,060萬元。
因此，涉案的現金籌碼最少價值港幣1,000萬元，對本案的犯罪定性不會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根據原審判決認定的獲證事實第3、5、6、12、17、18、22、23、28、29、30、43、47及48點，本案中已有足夠事實顯示被害人的實際損失。換言之，上訴人答辯狀中所提之待證標的已獲審理及證實。因此，原審判決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在判決中遺漏審理問題。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未就認定其為有關罪行的主謀的結論提出適當的事實及法律依據，因此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之缺乏理由說明的瑕疵，屬於判決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規定：
“一、判決書以案件敘述部分開始，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認別嫌犯身分之說明；
b）認別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身分之說明；
c）指出根據起訴書，或無起訴時，根據控訴書對嫌犯歸責之犯罪；
d）如有提出答辯，則摘要指出載於答辯狀之結論。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三、判決書以主文部分結尾，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適用之法律規定；
b）有罪決定或無罪決定；
c）說明與犯罪有關之物或物件之處置；
d）送交登記表作刑事紀錄之命令；
e）日期及各法官之簽名。
四、判決須遵從本法典及有關訴訟費用之法例中關於司法費、訴訟費用及服務費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規定：
“一、屬下列情況的判決無效：
a）凡未載有第三百五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b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或
b）在非屬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四十條所指之情況及條件下，以起訴書中，或無起訴時，以控訴書中未描述之事實作出判罪者。
二、判決的無效須在上訴中爭辯或審理，法院亦可對有關無效作出補正，並經作出必需的配合後，適用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原審法院在判決中列舉了已經證明及未證明的事實，而在事實判斷方面中，已詳細地說明了形成心證的理由。
根據獲證實之事實，自2020年8月23日凌晨起，上訴人在其經營的玩具店開始搬運裝有練功券的紙箱出入，之後上訴人在路環媽祖文化村山上約見第四嫌犯及第五嫌犯，將練功券交予第四嫌犯及第五嫌犯，並指示第二嫌犯接載彼等到星際酒店，案發後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和第五嫌犯(手持裝有籌碼的袋子)分別進入關閘離境大堂，其後，第二嫌犯手持裝有籌碼的袋子離開關閘離境大堂。隨後，上訴人與案中其他嫌犯在黑沙海灘和海名居停車場會合，上訴人在雅廉坊和高地烏街交界將一疊金錢交予第二嫌犯，上訴人獨自前往涉案車輛拿取籌碼，司警人員在涉案車上搜獲籌碼，更巧合的是，在本案中嫌犯們在本案所駕駛的幾部車輛均是上訴人名下所有，涉案的玩具店是上訴人經營的。
基於以上客觀事實，原審法院在結合案中的所有證據後，所形成認定上訴人為本案的主謀的心證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原審法院亦作了詳細的說明，不存在上訴人提出的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的規定的情況。
因此，原審判決已充分地履行了說明理由的義務，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情況。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4.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認定上訴人搬運的紙箱內載有練功券，接受警方偵查階段的「直接辨認相片筆錄」，為形成心證的證據而認定上訴人為第五嫌犯所述的涉嫌男子E，甚至為案中主謀，以及原審法院採信第四證人C的證言，因此，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相關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以及所宣讀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就相關問題，本院同意並引用檢察官在答覆中的分析，並抄錄如下：
“就紙箱中藏有涉案的練功卷的認定方面，雖然上訴人否認從涉案玩具店搬出的紙箱中藏有涉案的練功卷，但從庭上展示的錄影資料顯示，紙箱內的物品有一定的重量，而上訴人最後將紙箱內的物品放在一部黑色七人車內，且事後上訴人、第2及第3嫌犯正是乘坐該七人車前往路環媽祖文化村與其他嫌犯會面，且第5嫌犯稱上訴人在山腰涼亭附近於該車上取出涉案的練功卷交予他及第4嫌犯。
因此，綜合案中的證據，原審法庭得出紙箱中藏有的是涉案練功卷的邏輯推論是正確的。
對於偵查時通過辨認相片確定嫌犯身份的措施的證據效力問題，中級法院的合議庭裁判曾指出，“「直接辨認相片筆錄」……，乃警方在偵查階段中為了查明事實的真相而進行的偵查措施，屬於事先製作的證擾，只需法 院在審理案件的時候對該證據予以審查，即可作為形成心證的證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上訴案第532/2019號)
第5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及檢察院接受訊問時確認了辨認相片筆錄程序屬實，並確認有關的措施。
原審法庭在審判聽證時依法宣讀了第5嫌犯的訊問筆錄，已對該證據予以審查，故可作為形成心證的證據。
另一方面，上訴人在庭上承認於2020年8月28日曾在路環媽祖文化村的 山上與第4及第5嫌犯見面，而卷宗所載的錄影資料亦證實了有關的情況，再配合第5嫌犯在訊問中的陳述，很明顯，第5嫌犯所述的涉嫌男子E確是上訴人，故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
一個犯罪團伙中有人負責策劃，有人負責行動，負責策劃的人不站在前方實施犯罪，被害人因此沒有與其接觸，這是正常不過的情況，本案亦然， 故不會因為本案的被害人沒見過上訴人便代表上訴人沒有參與犯罪。
正如前述，原審法庭綜合案中所有證據考慮，得出上訴人是主謀的心證是有依據及合理的。
至於上訴人當日打開涉案的七人車MK-**-**的目的，雖然上訴人否認，但原審法庭綜合整個犯罪經過以及在庭上證實的事實，得出上訴人被警方拘留時正打算從涉案的七人車MK-**-**中拿取犯罪所得籌碼的邏輯推論 是正確的，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錯誤。”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5.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一方面將控訴書有關其吩咐嫌犯I購買練功券一事視為未證事實(控訴書第3點事實)，另一方面在判決的理由說明部份將上訴人視為犯案主謀，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之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理由說明中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指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以及已認定的事實中或已認定的與未認定的事實之間的矛盾。矛盾必須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也就是說，依靠被上訴的判決的整體內容和一般經驗法則不能克服。”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說明理由部分已說明其形成心證的過程，並清楚、客觀及合理地說明了相關的理由。其後，分析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未經法院認定的事實以及相關的判決及理由說明，原審法院在説明理由方面並未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因為，卷宗中的其他事實和證據仍可以支持得出上訴人在本案中處於主謀的地位。換言之，控訴書第3點事實並非認定上訴人為本案主謀的必要條件。
因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6. 上訴人認為其被判處的罪名應為詐騙未遂，原因是被害人並未檢查第四及第五嫌犯交付袋內的物品是否為真鈔，即在詐騙既遂之前，第四及第五嫌犯已以盜竊方式取走籌碼並逃離交易地點。
《刑法典》第211條規定：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三、如因詐騙而造成之財產損失屬巨額，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四、如屬下列情況，則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ａ）財產損失屬相當巨額者；
ｂ）行為人以詐騙為生活方式；或
ｃ）受損失之人在經濟上陷於困境。”
《刑法典》第21條規定：
“一、行為人作出一已決定實施之犯罪之實行行為，但犯罪未至既遂者，為犯罪未遂。
二、下列行為為實行行為：
ａ）符合一罪狀之構成要素之行為；
ｂ）可適當產生符合罪狀之結果之行為；或
ｃ）某些行為，除非屬不可預見之情節，根據一般經驗，在性質上使人相信在該等行為後將作出以上兩項所指之行為。”
詐騙罪的構成要件為兩客觀要素：以詭計使人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令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以及一主觀要素：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
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可以清楚看到，上訴人以及本案其他嫌犯在本案中如何各自分工，一步步地執行整個計劃，而包括上訴人在內的各嫌犯最終取得及轉移了相關籌碼，使之完全脫離了被害人的掌控，並被藏匿於屬於上訴人的MK-**-**車輛內，在上訴人事後前往車內提出時，被警方起獲。
有充分的事實支持認定上訴人等人的行為已經完全滿足了詐騙罪的罪狀構成要素，即屬犯罪既遂。
因此，原審判決對上訴人犯罪既遂的法律定性完全正確，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之錯誤。
7. 關於量刑方面，上訴人A指出卷宗沒有證據顯示其為主謀及比起其他共同犯罪者有更高的罪過，而且其為初犯、被害人損失已獲全部補償以及涉案籌碼的性質等情節，因此，原審法院對其量刑過重，應改判其不超過四年九個月的刑罰。
上訴人B指出其已承認犯案事實、已顯示真誠悔悟以及已自願向被害人支付澳門幣十萬圓作為損害賠償，因此認為原審法院對其量刑過重且不利於其重返社會之目的，應改判其不超過3年的徒刑。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兩名上訴人各自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可被判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根據已證事實，上訴人A、B以及嫌犯I、M及N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為取得不正當利益，共同決意，分工合作，使用模仿港幣1,000元紙幣的“練功券”混集每疊底面的真鈔，充作港幣10,000,000元現鈔，與被害人O兌換港幣籌碼，令被害人產生錯誤，將港幣10,600,000元的現金籌碼交予他們，從而令被害人遭受相當巨額的財產損失。
兩名上訴人為初犯。
另一方面，需考慮對犯罪一般預防的要求。
另外，在考慮保護法益及公眾期望的要求時需知道，相當巨額詐騙罪屬本澳常見犯罪，兩名上訴人犯罪故意程度甚高，情節嚴重，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負面影響。
經分析有關事實及上述所有對兩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本案中，原審法院對上訴人A所觸犯的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判處五年九個月實際徒刑；對上訴人B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詐騙罪（相當巨額），判處四年九個月實際徒刑。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要求，並不存在過重情況。
因此，兩名上訴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兩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A繳付21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B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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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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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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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io o 1.º Arguido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º 211.º, n.º 4, al. a), do Código Penal,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na pena de 5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havendo-se dado como comprovados a maioria dos factos da acusação, conforme factos provados 1.º a 49.º da douta Sentença.
2. O Tribunal recorrido fundou a sua condenação, essencialmente, com (i) as gravações de CCTV recolhidas durante a investigação (ii) as declarações do 5.º Arguido prestadas junto da PJ e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foram lidas em audiência e (iii) os testemunhos dos agente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feitos em audiência e ainda da 4.ª testemunha da acusação.
3. Nas suas declarações, o 5.º Arguido declarou ter-se encontrado com um “indivíduo E”, que reconheceu como sendo o 1. Arguido através de uma fotografia que lhe foi mostrada pelas autoridades policiais, arguido esse que não compareceu em audiência, havendo as suas declarações sido lidas ao abrigo do art.? 338.º, n.º 1, al. a) do CPP.
4. Essas declarações não podiam ter sido lidas em audiência, ou, pelos menos, não podiam ser valoradas contra o 1.º Arguido, pois nos termos do art.º 338.º do CPP, a leitura de declarações anteriormente prestadas por arguido só é permitida em 2 situações: 1) a sua própria solicitação e 2) quando, tendo sido prestadas perante juiz ou o MP, houver contradições entre essas declarações e as prestadas em audiência.
5. O 5.º Arguido assinou uma declaração requerendo a leitura das suas declaraçõe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o entanto, afigura-se que tal declaração, à priori, não pode fundamentar a leitura das declarações de arguido ausente em audiência, sendo que a própria expressão "solicitar' é indiciadora de que o normativo está pensado para as situações em que o Arguido está presente em audiência e “solicita” a leitura de tais declarações.
6. A situação é agravada porquanto não houve sequer autorização do mandatário do 5.º Arguido em audiência a permitir a leitura de tais declarações, tal como aliás decorre da análise da acta de julgamento desse dia, na qual inexiste qualquer solicitação ou permissão da defesa do 5.º Arguido nesse sentido, pelo que foi violado o disposto no art.º 338.º do CPP.
7. Mesmo que se julgue que a leitura foi processualmente lícita, tais declarações nunca podiam ser valoradas contra o 1.º Arguido, por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o contraditório e da igualdade processual entre defesa/acusação.
8. O 1.º Arguido não teve qualquer possibilidade de questionar as palavras proferidas pelo 5.º Arguido contra si, o que é um dos corolários do direito processual penal: o de os arguidos poderem contrapor, directamente, as declarações dos restantes sujeitos processuais.
9. Em bom rigor, aquilo que foi sujeito ao contraditório foram somente os documentos contendo as declarações do 5.º Arguido, sem qualquer possibilidade de a defesa do 1.º Arguido o interrogar com vista ao esclarecimento cabal das declarações contra si proferidas.
10. O princípio do contraditório divide-se em três vertentes: (1) o direito a ouvir; (2) o direito a ser ouvido e (3) o direito a intervir, sendo que foi nesta terceira vertente que a valoração das declarações do 5.º Arguido lidas em audiência violaram o princípio do contraditório, por terem sido prestadas - e valoradas - sem qualquer possibilidade de o 1.º Arguido intervir na sua recolha.
11. Está também em causa a igualdade de armas entre a defesa e a acusação, pois que, se por um lado o Ministério Público teve, para sustentar a sua acusação contra o 1.º Arguido, a possibilidade de interrogar o 5.º Arguido, já aquele não gozou da mesma faculdade, que seria essencial para poder contradizer as graves afirmações em que foi nelas visado.
12. Pelo que se afigura que a leitura das declarações do 5.º Arguido em audiência consubstanciou uma violação de lei processual em dupla vertente; na primeira, por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 art.º 338.º do CPP, e, na segunda, por terem sido valoradas contra o 1.º Arguido em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contraditório e da igualdade de armas entre a defesa e a acusação, o que se trata efectivamente de prova proibida.
13. A 4.a testemunha da acusação declarou que o 2.º Arguido lhe havia dito que podia receber alguns milhares se cometesse o crime, e que o 1.º Arguido esteve de facto envolvido no crime e havia pedido ao 2.º Arguido para assumir as culpas.
14. Esse depoimento é, verdadeiramente, um depoimento indirecto, o que, em processo penal, é manifestamente proibid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º 116.º do CPP, tratando-se de prova proibida, salvo quando as pessoas determinadas não tenham pedido comparecer por morte, anomalia psíquica ou ausência em parte incerta, o que não sucedeu in casu, porquanto essa pessoa foi precisamente o 2.º Arguido, que compareceu em audiência e inclusivamente prestou declarações na mesma, nas quais referiu o 1.º Arguido não comparticipou com ele no crime sub judice.
15. A testemunha C limitou-se a relatar em audiência, em relação ao 1.° Arguido, aquilo que lhe foi transmitido pelo 2.º Arguido, e sendo que este prestou declarações, não está em causa nenhuma das excepções em que o depoimento indirecto é admissível.
16. Pelo que incorreu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entendimento em sentido diverso, em violação do art.º 116.º do CPP, por valorar prova proibida contra o 1.º Arguido, devendo ser revogada nessa parte.
17. Na sua contestação, o 1.º Arguido levantou a questão da natureza e valor efectivo das fichas de jogo que foram entregues pelas vítimas do crime aos 4.º e 5.º Arguidos, uma vez- que se tratavam de fichas que não podiam ser trocadas por numerário, introduzindo desse modo no processo um thema probandum: o valor real do prejuízo causado às vítimas do crime.
18. A questão é essencial porquanto, como se sabe, o crime de burla tem por bem jurídico o património, sendo que a moldura penal varia consoante o valor do prejuízo causado ao património alheio.
19. Conforme declarou a testemunha D em audiência, em testemunho que foi claro, conciso e coerente, as fichas trocadas pelas vítimas não podem ser avaliadas tendo o seu valor facial, visto que era impossível serem trocadas por numerário, o que abre a possibilidade, fruto do in dúbio pro reo, de se inserir a conduta dos arguidos nestes autos num dos crimes de burla menos gravosos.
20. Crê-se que, no mínimo, a interpretação e resolução dessa tese tinha que ter sido abordada pel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algo que não foi feito.
21.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nada deixou consignado a este respeito, não conhecendo da questão, pelo que está em causa a nulidade prevista no art.º 571.º, n.º 1, al d) do CPC, aplicável ex. vi do art.º 4.º do CPP, devendo, consequentemente, ser declarada nula por omissão de pronúncia de questão essencial da causa.
22. Nestes autos foi o 1.º Arguido condenado enquanto instigador do crime, seu planeador e organizador, sendo que tal conclusão fundamentou a sua condenação em medida bastante superior aos restantes arguidos: 5 anos e 9 meses contra as penas oscilando entre 4 anos e 4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23. Para esse efeito, foi alterada,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a factualidade vertida nos artigos 6.º, 11.º e 12.º da Acusação, para ficar a constar que o crime foi cometido “sob o planeamento” do 1.º Arguido.
24. No entanto, e analisada meticulosamente a douta Sentença, não se compreendem as razões de facto ou de direito que levaram a que o 1.º Arguido tenha sido condenado como o instigador/mentor do crime sub judice.
25. E tal questão não é, evidentemente, despicienda, porquanto culminou com a conden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a uma pena bastante superior à dos restantes arguidos nestes autos.
26. Uma das razões para a exigência do dever de fundamentar as Sentenças penais é precisamente a de se poder apurar se, no caso concreto, o direito foi bem ou mal aplicado.
27. Uuma vez que o douto Tribunal a quo, quanto à conclusão neste segmento do recurso sub judice - de que o 1.º Arguido foi o instigador do crime - não expôs as razões de facto e de direito das quais ela derivou, não pode o 1.º Arguido, pelo menos de forma cabal e exaustiva, recorrer dessa parte.
28. Pelo que se afigura estar em causa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prevista no art.º 360.º, n.º 1, al. a) do CPP, devendo ser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declarada nula, por vício na fundamentação.
29.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é feita uma análise minuciosa das gravações das câmaras de videovigilância recolhidas pela Polícia Judiciária, em vários momentos no tempo, tanto antes, como após a prática do crime, tendo daí resultado que fossem dados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3.º a 10.º da acusação, tal como descritos da factualidade provada na Sentença.
30. No entanto, tal conclusão, no sentido de nas filmagens se vê que o 1.º Arguido transportou as notas de treino da loja para o carro, e entre os seus carros, não tem qualquer suporte probatório sólido, uma vez que das filmagens não resulta minimamente o que está dentro da caixa que está a ser transportada pelo 1.º Arguido.
31. As imagens de CCTV são apenas indiciadoras de que o 1.º Arguido se encontrou com os restantes arguidos, mas tudo o restante apenas se pode concluir,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em sentido contrário, se tratar de meros juízos conclusivos, sem suporte probatório verdadeiramente concreto que aponte a participação do 1.º Arguido no crime dos autos.
32. Também os agentes da PJ que testemunharam em audiência, confirmaram que essa caixa não foi apreendida, e como tal a asserção daquilo que estava lá dentro não passa de uma mera conclusão subjectiva.
33. O 1.º Arguido explicou em audiência o transporte da caixa retirada da loja de brinquedos, declarações corroboradas pela testemunha da defesa F, resultando que o objecto transportado na madrugada do dia 28 de Agosto de 2020 era um brinquedo do iron man, e nenhuma prova verdadeiramente conclusi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monstrou o contrário.
34. Urge explicitar que as luvas em questão eram luvas do “Iron Man” objecto bastante famoso para apaixonados por brinquedos da Marvel, sendo que essa personagem pertence ao universo da Marvel, pelo que, ao contrário do que é consignado na fundamentação da Seniença, inexistiu qualquel discrepância entre o declarado pelo 1.º Arguido e essa testemunha.
35. Sendo que também o investigador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G, confirmou em audiência que não houve possibilidade de confirmar com segurança o que continha a tal caixa
36. É certo que o Tribunal é, naturalmente, por força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livre de acreditar ou não na versão dos fados avançada pelo 1.° Arguido pela testemunha da defesa, no entanto, a prova dos factos acusatórios tem de partir de prova segura dos acontecimentos, o que se afigura não ter ocorrido neste segmento do Aresto, havendo erro notório na sua apreciação.
37. As imagens recolhidas pela CCTV não comprovam o que foi transportado pelo 1.º Arguido para o carro, e nenhum elemento de prova produzido em audiência aponta algo seguro nesse sentido, sejam as declarações de coarguidos lidas, ou qualquer prova testemunhal produzida.
38. No julgamento resultou prova em contrário da participação do 1.º Arguido no crime, nomeadamente das declarações do 2.º Arguido que confessou integralmente o crime e declarou que o 1.° Arguido não sabia do enredo montado pelos restantes.
39. Refere-se na Sentença que o objecto transportado da loja de brinquedos para o automóvel com a matrícula ML-**-** era pesada, e tinha de ser transportada por 2 pessoas, no entanto, tal conclusão vai contra o que resulta dos autos, conforme aliás se retira da fotografia constante de fls. 788 dos autos, onde se vê claramente o 3.º Arguido a carregar a caixa sozinho, com notória facilidade.
40. Foi ademais dado como provado na Sentença recorrida que o 1.º Arguido entregou as notas de treino aos 4.º e 5.º Arguidos, no alto de Coloane, tal conclusão partiu também das imagens de CCTV analisadas em audiência e ademais das declarações lidas pelo 5.º Arguido.
41. No entanto, das imagens é impossível comprovar se algo foi efectivamente entregue pelo 1.º Arguido aos restantes.
42. O 5.º Arguido declarou que em Coloane “um indivíduo” lhe entregou 3 sacos supostamente contendo numerário para proceder à troca por fichas, mas urge frisar que ele não conhece o 1.º Arguido, sendo que ele se refere sempre a um “indivíduo E”.
43. Esse indivíduo E, na tese das autoridades judiciárias, é o 1.º Arguido, porquanto assim foi ele reconhecido através de uma fotografia que foi exibida ao 5.º Arguido para reconhecimento, forma essa de reconhecimento de pessoas na qual não foram seguidas as formalidades impostas pelo art.º 134.º do CPP.
44. Não podendo esse reconhecimento valer enquanto identificação cabal daquele para efeitos de se concluir, com toda a certeza, que o 5.º Arguido se referia à pessoa do Recorrente como aquela que lhe entregou as notas de treino em Coloane.
45. Nos termos do art.º 134.º, n.º 4, do CPP, o reconhecimento de pessoa que não obedecer ao disposto nesse artigo não tem valor como meio de prova.
46. Pelo que se afigura que o Tribunal não podia ter concluído das declarações do 5.º Arguido que este se referia ao 1.º Arguido, porquanto aquele não compareceu em audiência e o reconhecimento anteriormente feito, junto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não tem valor probatório.
47. Além disso, nas suas primeiras declarações, o 5.º Arguido nada referiu quanto ao 1.º Arguido, no entanto, quando prestou declarações em Macau, alterou a sua versão dos factos, pelo que a falta de credibilidade das suas declarações é manifesta.
48. O 5.º Arguido declarou que nem sequer chegou a analisar o que estava dentro dos sacos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em Coloane, apenas dizendo que viu “numerário”, não se podendo concluir se continham notas de treino ou que foram as mesmas malas usadas na prática do crime.
49. Como tem a melhor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entendido, 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ão se confunde com a prova arbitrária e afigura-se que, in casu, salvo o muito tido e devido respeito pelo dout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quanto à valoração das declarações do 5.º Arguido, e conclusões delas retiradas, incorreu a douta Sentença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50. As imagens de CCTV produzidas nos autos em nada aludem a uma participação mais profunda do 1.º Arguido em relação aos restantes, pelo que não podia ter sido ele condenado enquanto autor principal ou instigador do crime.
51. Resulta dos autos que a PJ não logrou apreender qualquer material do crime seja na loja de brinquedos explorada pelo 1.º Arguido, seja na sua residência, no seu telefone móvel (entregue voluntariamente no JIC) não foi encontrado qualquer indício de participação na prática do crime sub judice.
52. O 1.º Arguido nem sequer fazia parte do grupo de WeChat denominado “fisher****”, referido no art.º 11.º da acusação, grupo esse através do qual foi planeado o crime e nem sequer foram encontradas as impressões digitais do 1.º Arguido em qualquer material apreendido relacionado com os autos.
53. Todas as vítimas em audiência todas declaram não conhecerem o 1.º Arguido, nem alguma vez terem falado com ele, tendo também o investigador da PJ, G, testemunhado em audiência que não conseguiram colher mais prova contra o 1.º Arguido tirando a resultante das imagens de CCTV.
54. As declarações do 5.º Arguido também em nada apontam para a conclusão de que o 1.º Arguido foi o cabecilha do crime, uma vez que ele se limitou a declarar que uma pessoa parecida com o 1.º Arguido lhe entregou 3 sacos contendo dinheiro, sendo que daí não se pode retirar que o Recorrente tenha sido o mentor do crime.
55. Assim, e salvo o muito tido e devido respeito pelo Tribunal a quo, afigura-se que incorreu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este segmento da Sentença, ao ter retirado uma conclusão - de que o 1.º Arguido foi o principal autor do crime dos autos - contra aquilo que de facto saiu prova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56. Já o testemunho da 4.ª testemunha da acusação, C, está ferido por falta de credibilidade, visto que alterou frontalmente o seu depoimento, bem como declarou factos não correspondentes à verdade.
57. Foram dados como provados na Sentença recorrida os factos 45.º e 46.º da acusação, o primeiro referindo que o Recorrente tentou ir ao veículo com a matrícula MK-**-** buscar as fichas de jogo objecto destes autos, já no segundo deu-se como provado que o 1.º Arguido regressou ao local, abriu a porta do carro para ir recolher as fichas, tendo sido detido pela Policia.
58. A versão dos factos avançada pelo 1.º Arguido é corroborada por 2 documentos: uma primeira trata-se da mensagem que lhe foi enviada pelo pai, referindo para ter cuidado com o tufão que se estava a aproximar de Macau, e um recibo demonstrando que esse veículo havia há pouco tempo sido alvo de reparação por danos causados por ventos fortes.
59. No relatório de fls. 122 é referido que o 1.º Arguido foi detido logo aquando se preparava para abrir a porta do carro, não passando a conclusão de que o 1.º Arguido se preparava para pegar nas fichas de um mero juízo subjectivo, tendo também o investigador da PJ H declarado em audiência que o 1.º Arguido foi detido imediatamente aquando abria a porta do carro.
60. Por outro lado, a conclusão ínsita no facto 45.º comprovado, e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afigura-se que também vai contra o que efectivamente se comprovou, isto porque se demonstrou através das câmaras de vigilância que o 1.º Arguido já após o carro da PSP abandonar ao local regressou ao local. tal facto aliás resulta também do relatório da polícia constante de fls. 121 dos autos.
61. Assim, afigura-se que quanto aos factos provados 45.º e 46.º incorreu também a douta Sentença e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62.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foi dado como não provado o artigo 28.º da Acusação, onde se afirmava “o arguido I adquiriu as notas de treino sob instruções de A”, por seu lado, foi dado como provado, na fundamentação da Sentença, que o 1.º Arguido A foi o instigador e mentor do crime dos autos.
63. A nosso ver, 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diferente parecer, afigura-se que tais factos estão em choque frontal, pois se o instigador, organizador e impulsionador do crime foi o 1.º Arguido, em que medida poderá ter o arguido I adquirido as notas de treino, no Interior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de vontade própria?
64. Assim, afigura-se que, nesse segment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o Tribunal ficou com dúvidas patentes quanto ao facto de o 1.º Arguido ser o instigador do crime, e por força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não podia ter sido o 1.º Arguido condenado como instigador, até porque, como supra já se disse, d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resulta uma mera comparticipação entre todos os envolvidos, incorrendo ainda em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65.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as 4 vítimas em audiência, resulta que a factualidade no momento da consumação do crime não resultou como descreve a acusação, nem como resultou comprovado na douta Sentença.
66. Em bom rigor, as próprias vítimas confirmaram que nem sequer tiveram tempo de inspecionar devidamente o conteúdo das malas que lhe foram entregues pelos 4.º e 5.º Arguidos, e já estes se haviam colocado em fuga, a correr, do local, levando com eles as fichas que lhe haviam sido entregues.
67. Para a acusação, as três vítimas entregaram a mala contendo as fichas de jogo por terem visto e acreditado que o dinheiro que lhes havia sido entregue era numerário verdadeiro, estando aí identificado o elemento da astúcia na prática do crime, daí consubstanciarem os factos o crime de burla, já nas palavras das próprias vítimas, o que ocorreu foi que ainda antes de se poder consumar a “burla”, os 4.º e 5.º Arguidos fugiram a correr com as suas fichas.
68. Assim, em bom rigor, ainda antes sequer de se consumar o crime de burla, os 4.º e 5.º Arguidos furtaram as fichas de jogo detidas pelas três vítimas, pegando no saco e correndo para longe do local da transacção.
69. Na dicotomia entre os crimes de burla e de furto (sendo ambos crimes contra o património), há que aferir se a razão de ser da transferência do património da vítima para o agente do crime ocorreu por acção voluntária por parte do primeiro (fruto da astúcia do segundo) ou se por subtração directa por parte do agente do crime.
70. E face às declarações das vítimas nos autos, afigura-se que no caso sub judice o que se passou foi a segunda hipótese, a de subtracção de coisa móvel alheia.
71. Pelo que face aos argumentos aqui esgrimidos, e mesmo que se condenasse o 1.º Arguido, hipótese que se abre subsidiariamente por mera cautela de patrocínio, devia ele ter sido condenado meramente pelo crime de tentativa de burla, havendo, portanto, sido violados os art.os 21.º e 211.º do Código Penal.
72. Subsidiariamente, sempre se diga que, e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em sentido contrário, a pena de 5 anos e 9 meses aplicada ao Recorrente é exagerada, e violadora das normas que regem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a aplicar.
73. Nos termos do art.º 65.º do C.P.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dentro da moldura penal aplicável (no caso, 2 a 10 anos de prisão) é feita em função da culpa e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e especial).
74. N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justificou-se a pena de 5 anos e 9 meses aplicada (1 ano e 3 meses mais elevada do que a aplicada aos restantes arguidos, com excepção do 5.º Arguido, que foi condenado a 4 anos de prisão) com o facto de o 1.º Arguido ter sido o instigador e impulsionador do crime.
75. No entanto, de nenhuma prova nos autos resultou cabalmente que esse tenha sido o caso, pelo que não podia ter sido a pena do 1.º Arguido agravada, por esse motivo, em 1 ano e 3 meses em relação aos seus comparticipantes.
76. Não se vislumbra nos autos qualquer prova que aponte em qualquer medida que algum dos comparticipantes tenha tido uma culpa superior à dos restantes.
77. Resulta da Sentença que (1) O 1.º Arguido é arguido primário e (2) O dano resultante para as vítimas encontra-se totalmente reparado, a esses factos há que ajuntar outros factores como o facto de que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foi praticado o crime não são particularmente alarmantes a nível comunitário, não existindo, portanto, especialmente elevadas necessidades de prevenção geral.
78. O crime envolveu fichas de casino, num meio de troca particularmente suis generis, em que as próprias vítimas se deixaram envolver num enredo pouco salubre, tentando trocar fichas de jogo fora dos locais legalmente autorizados para o efeito.
79. Mau grado a gravidade necessariamente inerente ao crime em causa,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dentro da moldura de 2 a 10 anos de prisão aplicável, não se afiguram ser particularmente muito elevadas no caso sub judice.
80. A gravidade das consequências do crime é reduzida, porquanto as fichas foram desde logo apreendidas, e devolvidas aos seus legítimos possuidores, não havendo um dano efectivo para as vitimas, havendo ademais que tomar em conta que as fichas a serem trocadas se tratarem de fichas semimortas, que como as próprias vítimas confirmaram em audiência, não podiam ser trocadas por numerário, apenas jogadas em mesas de jogo.
81. Tendo em conta todos estes factores, afigura-se que a pena aplicada foi exagerada face à moldura-penal aplicável, afigurando-se que violou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o art.º 65.º do Código Penal, n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por exagerada face às circunstâncias do crime e do 1,º Arguido, devendo ser consequentemente revogada e alterada por outra na qual seja ele condenado a uma pena nunca superior a 4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TERMOS EM QUE, pelos fundamentos expost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que Vossas Excelências suprirão,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sendo consequentemente declarada a nulidade d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advindas, ou, subsidiariamente, devem, ser reconhecidos 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a fundamentação invocados, ou, ainda subsidiariamente, deve ser o Recorrente condenado somente pela prática do crime na forma tentada ou, mantendo-se a sua condenação in totum, deve ser a pena aplicada reduzida para uma pena nunca superior a 4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assim se fazendo a tão costumada,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presente recurso vem interposto do douto Acórdão de 16 de Julho de 2021, que condenou o 2º Arguido B, ora Recorrente, n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de 4 (quatro) anos e 9 (nove) meses, por ter cometido, em co-autoria imediata e na forma consumada, um crime de burla qualificada, p. e p. pelo artigo 211.º, n.ºs 1 e n.º 4, alínea a), ex vi artigo 196.º, alínea b), ambos do Código Penal.
2. 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que lhe foi aplicada é manifestamente excessiva, desadequada e desproporcionada, quer em face do circunstancialismo do caso concreto, mormente o circunstancialismo atenuativo da culpa do Recorrente, quer em face da correspondente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do crime a que foi condenado, i.e., pena de prisão de 2 a 10 anos.
3. O presente recurso circunscreve-se unicamente ao segmento decisório relativo à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imposta ao Recorrente, a qual não colhe a aquiescência da Recorrente.
4. Outra deveria ter sido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atentos os factos provado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a prova produzida nestes autos.
5. As finalidades da pena s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40º, nº1 do CP, a protecção de bens jurídicos e a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6. O artigo 65º do CP dispõe quais os critérios que devem presidir à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nos termos do qual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a pena é feita “dentro dos limites fixados na lei” e “em função da culpa do agente e d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criminal”, atendendo-se, em cada caso concreto, a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não fazendo parte do tipo de crime, deponham a seu favor ou contra ele.
7. A dosimetria da pena aplicada em concreto ao Recorrente, pelo seu exagero, olvidando todos os elementos pessoais e circunstancialismos atenuantes e em manifesta violação da medida da culpa, parece resultar de um retorno, por parte do Tribunal a quo, à velha e anti-social teoria da retribuição, ao invés de se prosseguir os fins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positiva, adequando-se a pena à sua função ressocializadora.
8. A política criminal que está na raiz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é a de prosseguir os fins de prevenção especial positiva de reinserção social do agente, o que não foi almejado com a pena concreta aplicada ao Recorrente.
9. A pena que foi aplicada ao Recorrente é excessiva e viola o disposto nos artigos 40º, 65º, e 66º do CP, pois que, o douto Tribunal a quo, no momento em que aplicou ao Recorrente uma pena de 4 anos e 9 meses prisão, efectivamente, não tomou em consideração 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e adequação que nitidamente se patenteiam em todo o texto legal dos nºs 1 e 2 do artigo 65.º do CP.
10. A pena aplicada ao Recorrente representa quase metade da respectiva moldura penal máxima abstracta, p.p. pelo artigo 211º, nºs 1 e n.º4 do CP, não contribuindo minimamente para realizar as finalidades da reinserção social do Recorrente.
11. De acordo com o artigo 40.º, n.º 1 do CP, a finalidade de punição consiste também na salvaguarda dos bens jurídicos da sociedade e do agente, incluindo os interesses públicos, a segurança social e a paz social, ou seja, não só determinar a pena concreta em função do grau e gravidade do crime, mas também, e o mais importante, educar o próprio criminoso para o mesmo não voltar a cometer crimes e no futuro poder reinserir-se na sociedade.
12. Uma pena de prisão de longa duração será desfavorável à reintegração do Recorrente, e, por conseguinte, não poderá realizar a finalidade de punição, violando assim o disposto nos n.ºs 1 e 2 do artigo 40.º do CP, isto é, o objectivo de reinserção do Recorrente e o princípio de que em qualquer das situações a pena não pode ultrapassar o grau de culpa.
13. A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de pena prevista no artigo 65.º do CP é a reflexão do princípio de que a pena não pode ultrapassar a culpa, conjugado com o espírito do artigo 40.º, n.º 2, ou seja, quando houver circunstâncias concretas que mostrarem mais favoráveis ao Recorrente, devem as mesmas ser atendidas, o que não sucedeu sub judice.
14. Nos presentes autos foram violados os princípios da proporcionalidade, da necessidade e da adequação das penas, pois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envolveram os factos, nomeadamente os circunstancialismos atenuantes que militam a favor do Recorrente, bem como as características pessoais do Recorrente, imporiam uma pena menos gravosa.
15. O Recorrente confessou a prática dos factos em sede de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ese embora não tenha confessado a versão dos factos conforme descrita na douta acusaçã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16. O Recorrente mostrou arrependimento sincero e verdadeiro.
17. O Recorrente pagou os Ofendidos o valor de MOP100,OOO.OO (cem mil patacas) pelos danos que lhes causou, o que fez de livre e espontânea vontade e na tentativa de minorar os efeitos e reparar o mal causado pelo crime que cometeu.
18. As consequências dos factos perpetrados pelo Recorrente são diminutas ou mesmo inexistentes.
19. Em face da moldura penal do crime em causa e ponderado todo o circunstancialismo atenuativo da culpa do Recorrente (artigos 65.º e 66.º do CP), de que se destaca o facto do Recorrente ter confessado a prática do crime que cometeu, ter mostrado arrependimento sincero e ter reparado, de livre e espontânea vontade, os danos que causou aos Ofendidos, afigura-se excessiva, desadequada e desproporcionada a pena de 4 (quatro) anos e 9 (nove) meses aplicada ao Recorrente.
20.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deve ser revogada no segmento decisório relativo à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plicada ao Recorrente,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condene o Recorrente numa pena concreta mais próxima do limite mínimo d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aplicável ao crime a que foi condenado, mas nunca superior a 3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Termos em que, deverá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e, consequência, ser o Recorrente condenado na pena concreta mais próxima limite mínimo d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aplicável ao crime de burla qualificada, mas nunca superior a 3 anos de prisão efectiva, pela prática em co-autoria imediata e na forma consumada de um crime de burla qualificada, p. e p. pelo artigo 211.º, n.ºs 1 e n.º4, alínea a), ex vi artigo 196.º, alínea b), ambos do CP, pena que se revela adequada e proporcionada.
Assim se fazendo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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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2021 p.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