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658/2021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各嫌犯：
1. 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為直接共同正犯，彼等的既遂行為以實質競合方式觸犯：
-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四項「偽造文件罪」；
2. 第三嫌犯C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既遂行為以實質競合方式觸犯：
-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文件罪」；
3. 第四嫌犯D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
-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5-20-0245-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 第一嫌犯A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以實質競合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四項「偽造文件罪」；改判為：三項「偽造文件罪」，均罪名成立，每項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數罪競合，合共被判處第一嫌犯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
- 第二嫌犯B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既遂行為以實質競合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四項「偽造文件罪」；改判為：一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並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暫緩執行上述刑罰，為期三年；緩刑義務為：第二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0日內繳付澳門幣五萬元（MOP50,000.00）捐獻予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9條第1款c)項的規定）；
- 第三嫌犯C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其既遂行為以實質競合方式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文件罪」；改判為：一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並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暫緩執行上述刑罰，為期三年；緩刑義務為：第三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0日內繳付澳門幣五萬元（MOP50,000.00）捐獻予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9條第1款c)項的規定）；及
- 第四嫌犯D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罪名成立，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並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暫緩執行上述刑罰，為期三年；緩刑義務為：第四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0日內繳付澳門幣五萬元（MOP50,000.00）捐獻予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9條第1款c)項的規定）。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其上訴內容載於卷宗第824頁至845頁內，其內容在此視為全文轉載）。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量刑過重。
2. 在具體量刑方面，《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確立了量刑應考慮的因素和量刑的標準。
3. 被上訴裁判在量刑時指出：
“在量刑方面，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須按照行為人的過錯及預防犯罪之要求來確定，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尤其包括：
a) 事實之不法程度、實行事實之方式、事實所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以及行為人對被要求須負之義務之違反程度；
b) 故意或過失之嚴重程度；
c) 在犯罪時所表露之情感及犯罪之目的或動機；
d) 行為人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
e) 作出事實之前及之後之行為，尤其係為彌補犯罪之後果而作出之行為；
f) 在事實中顯示並無為保持合規範之行為作出準備，而欠缺該準備係應透過科處刑罰予以譴責者。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第一嫌犯A…均為初犯，…，四名嫌犯均沒有承認控罪，本次犯罪後果嚴重程度屬中等，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中等，同時考慮該類犯罪之一般預防之要求，本院認為，第一嫌犯觸犯的三項「偽造文件罪」，每項判處兩年六個月徒刑最為適合；數罪競合，合共判處第一嫌犯三年六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最為適合。
4. 可見，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經全面考慮了有關因素，也清晰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
5. 根據“自由邊緣理論”，法庭在訂定具體刑幅時會根據抽象刑幅之最低及最高限度之間訂定的。
6. 在本案中，上訴人所觸犯的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可判處2至8年徒刑。
7. 特別預防方面，雖然上訴人為初犯，但缺席庭審，亦反對宣讀上訴人在檢察院及刑事警察機關的聲明，完全感受不到上訴人有任何悔意，本次犯罪後果嚴重程度中等，故意程度屬高，行為不法性屬中等。
8. 上訴人實施的假結婚行為，不單影響人們的婚姻觀，影響婚姻和家庭的穩定，也會造成取得澳門居民資格的不公平，由於涉及以「假結婚」入境的人士，主要來澳目的是來澳工作及享受本澳的福利，因而對本澳的就業市場及政府庫房造成影響，近年這類犯罪並沒有遏止的跡象，有關罪行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負面衝擊，我們認為一般預防有相當高的要求。
9. 本案中，上訴人就觸犯三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每項判處2年6個月徒刑；數罪競合，合共被判處3年6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是適量的，並無量刑過重，本院認為符合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的要求，沒有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10. 因此，本院認為上訴人這部份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1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應按照《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對上訴人被判處之徒刑給予緩刑。
12. 《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之情節，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者，法院得將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13. 給予刑罰的暫緩執行應以對行為人將來的行為作有利的預測為基礎，且令人有信心透過刑罰的威嚇，行為人能從判刑中汲取到教訓，並有理由相信其藉著將來遵守法律及符合法律的生活而不會再次犯罪。
14. 緩刑的給予取決於形式要件及實質要件。
15. 本案中，上訴人被判處3年6個月徒刑，不符合有關的形式要件。
16.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上訴人這部份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以駁回。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認為應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01年9月3日，第一嫌犯A（案發前是香港居民）與當時的妻子E生育了一名兒子F（案發前是香港居民），其後，兩人於2003年3月11日在珠海市斗門區民政局離婚（見卷宗第566至567頁及第573至578頁）。
2. 約於2007年，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B（案發前是香港居民）結婚，2011年7月25日，兩人生育了一名女兒G（案發前是香港居民）（見卷宗第568頁）。
3. 約於2013年，第一嫌犯認識了第三嫌犯C，第一嫌犯欲方便來澳工作及定居，故要求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第三嫌犯與其締結虛假婚姻，藉此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其本人、其兒子F及其女兒G來澳定居，經商議後，第三嫌犯表示同意。
4. 為此，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達成協議，兩人先辦理離婚手續，再由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締結虛假婚姻，之後，第二嫌犯再與其他澳門居民締結虛假婚姻，從而達至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兩名子女均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的最終目的。
5. 2015年5月12日，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於廣東省珠海橫琴新區人民法院離婚（見卷宗第585至589頁）。
6. 同年6月12日，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在香港登記結婚，並取得編號為DN0668的結婚證書（見卷宗第416頁）。
7. 事實上，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從沒有締結婚姻及共同生活的意願，兩人締結虛假婚姻的目的是為著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第一嫌犯、F及G來澳定居。兩人結婚後，第一嫌犯繼續先後在珠海及澳門與第二嫌犯、F及G同住，從來沒與第三嫌犯共同生活，且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仍繼續維持夫妻生活，與之前無異。
8. 同年6月24日，第一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簽署及提交一份居留許可申請表，以申請其本人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當時，第一嫌犯向當局遞交了一份結婚證書及一份維持夫妻/事實婚關係聲明書，當中聲明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仍維持法定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並由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簽署確認（見卷宗第406至背頁及第416至417頁）。
9. 同年9月7日，保安司司長在受瞞騙下透過批示批准第一嫌犯的居留許可申請，同年10月5日，第一嫌犯獲治安警察局發出編號為15-008448-FR的居留許可憑單，有效期至2016年9月6日（見卷宗第399、401、404及405頁）。
10. 同年10月7日，第一嫌犯向身份證明局申請其本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為此，第一嫌犯報稱其婚姻狀況為已婚及配偶為第三嫌犯，並在相關申請書上簽署確認，同時，第一嫌犯向當局遞交上述居留許可憑單及上述結婚證書等文件。其後，身份證明局在受瞞騙下向第一嫌犯發出編號XXX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見卷宗第191至192頁及第193背頁）。
11. 2016年1月8日，第一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申請其兒子F及其女兒G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同年5月10日，保安司司長在受瞞騙下透過批示批准F及G的居留許可申請，同年7月8日，F及G獲治安警察局發出編號分別為16-003399-FR及16-003400-FR的居留許可憑單，有效期至2017年5月9日（見卷宗第396至397頁、第536至背頁及第543頁至背頁）。
12. 同年7月8日，第一嫌犯向身份證明局申請F及G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同時，第一嫌犯向當局遞交上述居留許可憑單，身份證明局在受瞞騙下向F及G發出編號分別為XXX及XXX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見卷宗第532至背頁、第536頁、第541至背頁及第543頁）。
13. 同年8月9日，第一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簽署及提交一份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表，以申請其本人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續期，當時，第一嫌犯向當局遞交了一份維持夫妻/事實婚關係聲明書，當中聲明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仍維持法定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並由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簽署確認（見卷宗第384及388頁）。
14. 同年8月23日，出入境事務廳廳長在受瞞騙下透過批示批准第一嫌犯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同年9月6日，第一嫌犯獲治安警察局發出編號為16-005368居留許可續期憑單，有效期至2018年9月6日（見卷宗第378及382頁）。
15. 同年9月7日，第一嫌犯申請更換澳門居民身份證，當時，第一嫌犯向身份證明局報稱其配偶為第三嫌犯，並在該申請書上簽署確認，以及提交了上述居留許可續期憑單，身份證明局在受瞞騙下向第一嫌犯發出獲續期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見卷宗第190至背頁）。
16. 同年11月10日，第三嫌犯申請更換澳門居民身份證，其內申報自己的婚姻狀況為已婚，配偶為第一嫌犯，並在該申請書上簽署確認，同時，第三嫌犯向身份證明局遞交了上述結婚證明副本以證明兩人的夫妻關係（見卷宗第175至背頁）。
17. 2017年4月7日，第一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申請F及G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續期，同年6月29日，保安司司長作出批示，不批准F及G的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見卷宗第375至376頁）。
18. 同年8月4日，第一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簽署及提交一份居留許可申請表及一份申請人之家庭成員表，目的是申請F及G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同年9月18日，保安司司長在受瞞騙下透過批示批准F及G的居留許可申請，同年10月12日，F及G獲治安警察局發出編號分別為17-005077-FR及17-005076-FR的居留許可憑單，有效期至2018年9月17日（見卷宗第373至374頁、第547頁及第554至555背頁及第613頁）。
19. 同年10月16日，第一嫌犯向身份證明申請F及G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同時向該局遞交上述居留許可憑單，身份證明局在受瞞騙下向F及G發出編號分別為XXX及XXX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見卷宗第531至背頁及第538至背頁）。
20. 2018年8月10日，第一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簽署及提交一份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表，以申請其本人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續期，當時，第一嫌犯向當局遞交了一份維持夫妻/事實婚關係聲明書，當中聲明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仍維持法定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並由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簽署確認（見卷宗第326至背頁及第330頁）。
21. 約於2013年，第二嫌犯認識了第四嫌犯D（澳門居民），之後，第二嫌犯要求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第四嫌犯與其締結虛假婚姻，藉此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其本人來澳定居，經商議後，第四嫌犯表示同意。
22. 為此，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於2016年9月5日在澳門民事登記局辦理結婚登記，並獲發編號為2552/2016/RC的結婚證明（見卷宗第60頁）。
23. 事實上，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從沒有締結婚姻及共同生活的意願，兩人締結虛假婚姻的目的是為著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來澳定居。兩人結婚後，第二嫌犯繼續先後在珠海及澳門與第一嫌犯、F及G同住，從來沒有與第四嫌犯共同生活，且第二嫌犯與第一嫌犯仍繼續維持夫妻生活，與之前無異。
24. 2016年9月21日，第四嫌犯向身份證明局遞交了一份更改身份資料申請表，其內申報自己的婚姻狀況變更為已婚，配偶為第二嫌犯，並在該申請書上簽署確認，同時，第四嫌犯向身份證明局遞交了上述結婚證明以證明兩人的夫妻關係（見卷宗第199至背頁）。
25. 同日，第二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簽署及提交一份居留許可申請表，以申請其本人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當時，第二嫌犯向當局遞交了上述結婚證明及一份維持夫妻/事實婚姻關係聲明書，當中聲明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仍維持法定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並由第二嫌犯及第四嫌犯簽署確認（見卷宗第268至背頁及第279至280頁）。
26. 2017年1月23日，保安司司長在受瞞騙下透過批示批准第二嫌犯的居留許可申請，同年3月1日，第二嫌犯獲治安警察局發出編號為17-000850-FR的居留許可憑單，有效期至2018年1月22日（見卷宗第262頁及第266至267頁）。
27. 同日（2017年3月1日），第二嫌犯向身份證明局申請其本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為此，第二嫌犯報稱其婚姻狀況為已婚及配偶為第四嫌犯，並在相關申請書上簽署確認，同時，第二嫌犯向當局遞交上述居留許可憑單及上述結婚證明等文件。其後，身份證明局在受瞞騙下向第二嫌犯發出編號XXX的澳門居民身份證（見卷宗第39頁、第208至背頁及第209背頁至第210背頁）。
28. 2018年1月15日，第二嫌犯向治安警察局簽署及提交一份居留許可續期申請表，以申請其本人的澳門特區居留許可續期，當時，第二嫌犯向當局遞交了一份結婚證明及一份維持夫妻/事實婚姻關係聲明書，當中聲明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仍維持法定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並由第二嫌犯及第四嫌犯簽署確認（見卷宗第58至60頁）。
29. 同年2月2日，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審批上述居留許可續期的申請時，發現四名嫌犯的婚姻存疑，懷疑四名嫌犯的婚姻虛假，故交調查警司處調查（見卷宗第53頁）。
30. 經治安警察局查核，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結婚後，兩人只有兩次共同出入境記錄，第二嫌犯有多次即日進出澳門記錄，第二嫌犯常居內地，第四嫌犯則常居澳門，兩人絕大部分節日分隔兩地渡過；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結婚後，兩人只有結婚當日經外港邊境站共同出境澳門的記錄，當日各自回澳，第一嫌犯經外港邊境站入境澳門後隨即經關閘邊境站出境澳門，而第三嫌犯則經氹仔客運碼頭邊境站入境澳門，婚姻期間，第一嫌犯有多次即日進出澳門的記錄，第一嫌犯常居內地，第三嫌犯則常居澳門，兩人絕大部分節日分隔兩地渡過；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離婚後，仍有62次共同出入境澳門的記錄，且兩人常居於內地，直到2017年9月起，兩人常居於澳門，節日均在同一境內渡過（見卷宗第71至78頁）。
31. 同年12月13日，警員前往第三嫌犯位於石排灣XXX住所進行調查，發現該單位只有第三嫌犯的生活用品、衣物及私人物品，並沒有任何第一嫌犯的物品（見卷宗第80至86頁）。
32. 同日，警員傳召第一嫌犯到警局接受調查，期間，警員發現第一嫌犯的手提電話內的一張圖片顯示黑沙環馬路XXX的地址，警員懷疑該單位為第一嫌犯的真實居所，故警員立即前往該單位進行調查，到達後，警員在該單位內接觸到第二嫌犯及F，調查期間，警員在該單位內發現大量屬於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私人物品，且發現供第一嫌犯、第二嫌犯、F及G使用的生活用品及衣物（見卷宗第88至103頁）。
33. 同日，警員在第四嫌犯工作的上葡京地盤尋獲第四嫌犯，並在第四嫌犯的手提電話內發現一名化名“H”的女子（姓名為H）以老公稱呼第四嫌犯，警員隨即致電H，獲H告知其與第四嫌犯同居於土地廟前地XXX，警員隨即前往該單位進行調查，並在該單位內發現大量屬第四嫌犯及其女朋友H的生活用品、衣物及私人物品，且該單位內沒有任何第二嫌犯的物品（見卷宗第105至113頁）。
34. 調查期間，經恢復第一嫌犯已刪除的手提電話微信記錄，發現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2018年4月2日至同年12月10日期間有多達509次的微信對話，當中包括兩人之間日常生活、起居飲食、照顧子女及經濟狀況的對話，與一般家庭生活無異。此外，微信記錄顯示在2018年4月2日第一嫌犯曾向第二嫌犯提供第三嫌犯的姓名及電話，且在2018年4月9日，第二嫌犯曾向第一嫌犯表示“XX叫我借兩仟”，而第一嫌犯則回應“借囉，講明唔使佢還”（見卷宗第7至9頁及第13至15頁扣押筆錄、第119至124頁截圖筆錄，以及第447至517背頁手機取證報告）。
35. 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意圖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打擊非法移民法律的效力，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第一嫌犯為著以家庭團聚為由第一嫌犯、F及G申請許可居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的法定文件，第三嫌犯為著為第一嫌犯申請許可居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的法定文件，先由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中國內地辦理離婚手續，再由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向香港婚姻登記處作出締結婚姻的虛假聲明，導致法律上重要的事實不實載於結婚證書上，以及向身份證明局出示該結婚證書，由第三嫌犯向身份證明局申請其配偶為第一嫌犯，使不實的婚姻資料載於第三嫌犯在身份證明局的身份資料檔案內，此外，為完成取得居留許可的手續，第一嫌犯及第三嫌犯向治安警察局提交載有與事實不符的結婚證書，並在維持夫妻關係/事實婚姻關係聲明書上作出不實聲明，從而使治安警察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一嫌犯、F及G發出許可居留在澳門的居留許可憑單，之後再向身份明局提交居留許可憑單、申報上述不實婚姻關係及提交上述載有不實婚姻資料的結婚證書，最後使身份證明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一嫌犯、F及G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
36. 第二嫌犯及第四嫌犯意圖妨礙澳門特別行政區打擊非法移民法律的效力，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為著以家庭團聚為由第二嫌犯申請許可居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的法定文件，先由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中國內地辦理離婚手續，再由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向民事登記局作出締結婚姻的虛假聲明，導致法律上重要的事實不實載於結婚記錄上，以及向身份證明局出示該結婚記錄，由第四嫌犯向身份證明局申報其配偶為第二嫌犯，使不實的婚姻資料載於第四嫌犯在身份證明局的身份資料檔案內，此外，為完成取得居留許可的手續，第二嫌犯及第四嫌犯向治安警察局提交載有與事實不符的結婚記錄，並在維持夫妻關係/事實婚姻關係聲明書上作出不實聲明，從而使治安警察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許可居留在澳門的居留許可憑單，之後再向身份證明局提交居留許可憑單、申報上述不實婚姻關係及提交上述載有不實婚姻資料的結婚記錄，最後使身份證明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
37. 四名嫌犯的行為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之利益，以及損害居留許可憑單及澳門居民身份證之真實性及公信力。
38.四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之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是法律所不容，會受法律制裁。
在庭上還證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四嫌犯均為初犯。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第三嫌犯並非初犯，有以下刑事紀錄：
- 於2017年7月28日，於第CR3-16-0214-PCC號卷宗內，因第三嫌犯觸犯之一項毀損罪，判處三個月徒刑，該徒刑緩期一年執行。判決已於2017年11月06日轉為確定。有關刑罰已被消滅。
- 證實第三嫌犯及第四嫌犯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 第三嫌犯聲稱具有中學三年級學歷，每月收取社保澳門幣三千七百元，無需供養任何人，
- 第四嫌犯聲稱具有中學二年級學歷，每月收入澳門幣一萬四千三百元，需供養妻子。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 控訴書第三十五點：第二嫌犯為著以家庭團聚為由為第一嫌犯、F及G申請許可居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的法定文件，第三嫌犯為著為F及G申請許可居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的法定文件。第二嫌犯使身份證明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一嫌犯、F及G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
- 控訴書第三十六點：第一嫌犯為著以家庭團聚為由為第二嫌犯申請許可居留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的法定文件。第一嫌犯使身份證明局在受欺瞞下向第二嫌犯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
- 其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中，僅就原審法院的量刑部分提出上訴理由，認為，首先，由於其缺席審判，不能因此判定其沒有承認控罪，因而指責原審法院的量刑不適當。其次，上訴人只是小學程度及需供養兩名子女，因而認為原審法院的量刑過重，主張改判每項「偽造文件罪」2年1個月的徒刑，刑罰競合後判處2年11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並適用《刑法典》第48條的規定給予3年的緩刑。
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被上訴判決書中指出，“四名嫌犯均沒有承認控罪”，是由於上訴人缺席審判聽證，且沒有在庭上宣讀任何其所作的筆錄。誠然，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是指原審法院不能就嫌犯是否承認控罪的事實作出衡量，因為其缺席審判，不能作為一個衡量的因素。但是，我們認為被上訴判決書中“四名嫌犯均沒有承認控罪”是客觀陳述，事實上並沒有代表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是承認或否認控罪，何況，即使是承認控罪的情節，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對法院的量刑所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從原審法院僅判處稍高於法定最低刑幅的徒刑就可見一斑。因此，原審法院作出這種的客觀敘述，並不構成任何的適用法律錯誤的情事，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觀點不能得到支持。
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認定的已證事實中，上訴人A雖為初犯，其故意程度高及行為不法性也不低。另一方面，為了不法獲得澳門居留許可澳門居民身份證，假結婚此等犯罪活動近年來仍然嚴重，屢禁不止，對澳門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在一般預防方面的要求亦相當高。
原審法院已按照《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考慮到上訴人A的罪過程度，以及刑事預防的要求及目的（參見卷宗第804頁背頁至第805頁），才決定在抽象刑幅為2年至8年徒刑的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配合第1款及《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偽造文件罪」中，判處上訴人每項犯罪2年6個月的徒刑，並將3項犯罪競合，在2年6個月至7年6個月的抽象競合刑幅中，判處上訴人3年6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
按照上訴人A所實施的行為所顯示出的罪過程度及行為的不法性，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在上述刑罰裁量跟上訴人A應受譴責的程度相適應，量刑並無逾越上訴人A的罪過程度，並無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
加上，一如我們所堅持認為的，法律給予法院在刑法規定的刑幅間有選擇合適刑罰的自由，只有當原審法院明顯違反法律或罪刑相適應原則時，上級法院才有介入原審法院的量刑空間。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無量刑過重，尤其無違反了《刑法典》第64條及第65條的規定。
而基於上訴人A被判處高於3年實際徒刑，不符合《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的前提條件，因此不能給予刑罰暫緩執行。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分別繳付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共同支付本程序的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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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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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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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Imputa o ora recorrente à decisão recorrida, com a ressalva do muito respeito devido pelo Ilustre Colectivo, os vícios de erros de direito integrado no fundamento indicado no art.º 400º, nº 1,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 “quaisquer questões de direito de que pudesse conhecer a decisão recorrida” - no que concerne sobre sobre vício na dosimetria da pena condenada; se em consequência no que concerne sobre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2. Resulta do acórdão condenatório relativo ao processo supra identificado a conden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trê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o art. 18º nº 2 da Lei nº 6/2004 conjugado com o art.º 244º nº 1 b) do Código Penal, na pena parcelar de cada crime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em cúmulo jurídico condenado na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e global de 3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3. Afigura-se desproporcionada as penas concretas aplicadas aos referido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Tratam-se de crimes punidos, respectivamente, com penas abstractas parcelares que tem como escalão abstracto aplicável n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de 2 a 8 anos de prisão.
4. 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o seu art.º 40º dtermina que: a aplicação de pena e medidas de segurança visa a protecção de bens jurídicos e a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a pena não pode ultrapassar em caso algum a medida da culpa; a medida de segurança só pode ser aplicada se for proporcionada à gravidade do facto e à perigosidade do agente.
5. O art.º 65º nº 2 do mesmo diploma legal determina que o Tribunal, na medida da pena, atenda todas as circunstâncias que depuserm a favor ou contra do agente, considerando nomeadamente: o grau de ilicitude do facto, o modo de execução deste a gravidade das suas consequências, bem como o grau de violação dos deveres impostos ao agente; a intensidade do dolo ou da negligência; os sentimentos manifestados no cometimento do crime e os fins ou motivos que o determinaraml; as condições pessoais do agente e a sua situação económica; a conduta anterior ao facto e posterior a este, especialmente quando esta seja destinada a reparar as consequências do crimes; a falta de preparação para manter uma conduta lícita, manifesta no facto, quando essa falta deva ser censurada através da aplicação da pena. Sem quebra do devido respeito, não pode deixar de manifestar a sua dscordâsncia em relação à decisão da condenação da pena.
6. Conforme reproduzido no acórdão um dos fundamentos da avaliação da pena do tribunal a quo é “按照上述量刑標準，同時考慮到本個案中的具體情節，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及第四嫌犯D均為初犯，第三嫌犯C並非為初犯，四名嫌犯均沒有承認控罪”。Ou seja,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que o ora recorrente não confessou as acusações.
7. O recorrente não pode conformar com esta tese, uma vez que o recorrente foi julgado a revelia, e por isso não podia ajuizar o recorrente como não tivesse confessado ou negado as causações.
8. Entendemos que o tribunal a quo agravou a pena por o recorrente não ter confessado e assim condenou o recorrente por pena de prisão privativa.
9. É verdade que para quem confessar está beneficiado uma pena atenuada, mas em caso algum não poderá agravar a pena para quem que não tenha confessado.
10. Provado o recorrente é primário e tem como encargos dois filhos (Doc. nº 1 e 2, e fls. 422, 537, 540 e 623 dos autos nº 1 e 2).
11. Ponderado com o grau da gravidade da consequência, propugna-se uma pena parcelar para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uma pena parcelar de 2 anos e 1 mês de prisão
12. E em cúmulo jurídic, aplicando os critérios de escolha do ponto da moldura penal da pena aplicada ao recorrente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entende-se que usando os mesmos critérios que deveria sser aplicada uma pena de 2 anos e 11 meses de prisão.
13. Foi a perspectiva que se deixou supra expressa quanto à medida da pena encontrada para os crimes condenados.
14. No que concere, porém, ao critério da escolha da pena, a tendência na doutrina e jurispridência vai no sentido de que os Tribunais Superiores devem, em sede de recurso, sindicar as operações de determinação ou aplicação dos princípios gerais de determinação da pena e a falta de indicação de factores relevantes para esta, por parte dos tribunais.
15. N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que definitivamente deve ser aplicada do deliquente, o tribunal, após identificar 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e verificar a modura penal encontrada para cada um dos crimes tem que ser modificada deveida a existência de uma circuntância modificativa atenuante ou agravante aplicando a pena em sentido restrito, tem que forçosamente confrontar-se com a escolha da espécie da pena a aplicar seguindo o critério que a lei lhe dá.
16. Prescreve o artº 48º do Código Penal “O tribunal pode supender 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aplicada em medida não superior a 3 anos se, atendendo à personalidade do agente, às condições da sua vida, à sua conduta anterior e posterior ao crime e às circuntância deste, concluir que a simple censura do facto e a ameaça de prisão realizam de forma adequada e suficiente as finalidades da punicão”.
17. Como atrás exposto, o recorrente é primário e tem como encargos dois filhos, sendo um menor e ambos estão a estudar sob encargos do recorrente (Doc. nº 1 e 2, e fls. 422, 537, 540 e 623 dos autos nº 1 e 2).
18. Perante assim especialmente as condições da sua vida, é adequada à culpa do agente e suficiente para realizar a tutela dos bens jurídicos protegidos, crendo-se que seja suspensa a exec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agoa proposta modificada (2 anos e 11 meses) por um período de 3 anos.
Pedido, termos em que, e contando o doutr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ser:
a) Dados por verificados os imputados vícios de violação de lei, na dosimetria da pena condenada, devendo julgado 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e condenado o recorrente pelos trê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na pena parcelar de 2 anos e 1 mês de prisão, e em cúmulo jurídico condenado na pena de 2 anos e 11 meses de prisão.
b) E em consequência, suspender a sua execuç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48º do Código Penal.
Procedendo que se rquer, farão V, Exas, no entendimento da recorrente, boa e sã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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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658/2021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