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926/2021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訴嫌犯，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嫌犯A為共同直接正犯，以既遂方式觸犯第17/2009號法律1第8條第1款所得定和處罰的1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庭審期間，檢察院建議根據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2第21條第1款第1項第7目的規定，對嫌犯適用禁止進入澳門特區的附加刑。3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2-21-0191-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 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第17/2009號法律4第8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13年的實際徒刑。
- 作為附加刑，禁止嫌犯進入澳門特區，為期8年（實際執行徒刑的期間不計算在內）。
嫌犯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上訴人對上訴所針對之合議庭判決，除了應有的尊重之外，有以下的意見：
- 上訴人被判處十三年實際徒刑，以及禁止進入澳門特區八年，其認為，原審法院就被上訴案件中的事實結合法律適用並作出定罪及量刑時，原審法院沒有充分考慮對上訴人有利之事實。
- 上訴人與「B」之訊息對話間亦一直只提及替其接收「紅酒」，而沒有提及「紅酒」實為「毒品」或「可卡因」，更沒有提及「紅酒」的牌子及數量，可見上訴人只知悉其替「B」提取的郵包為「紅酒」，而其對需要提取的郵包之其他內容一知半解。
- 然而，卷宗內針對上訴人是否已一早知悉其來澳所提取之包裹藏有毒品，司警人員卻沒有作出更詳細之調查及取證，只單靠上訴人與「B」及「C」之間的訊息對話，即使對話中從頭到尾均沒有提及過任何有關毒品包裹的內容，但原審法官依然認定上訴人於來澳前已知悉接收藏有毒品的包裹。
- 對於一個對毒品的種類及形態都毫不認識的年輕人來說，根本不會意識到「紅酒」可用作藏有液體毒品的載體，更不會察覺到自己已淪為販毒工具。
- 兩名司警證人於庭審時講述拘捕上訴人時，從其當時的表現及反應，認為上訴人應知悉包裹裡藏有毒品，但這都屬主觀性及結論性的證言，更何況兩名證人之證言亦存有出入之處。
- 案中就上訴人之犯罪情節方面，沒有充分證據顯示上訴人與「B」一早商討來澳犯罪，反而從二人的訊息對話中，更能證明上訴人由來澳前到來澳後一直逐步接收「B」的指示而提取包裹，除被告知包裹為「紅酒」外，「B」並沒有向上訴人透露更多有關於該「紅酒」包裹的資訊，這根本不符合故意來澳犯罪的意圖。
- 上訴人同時亦認為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明顯違反法律之規定，上訴人認為即使香港海關對於包裹取證的方法雖屬香港法律容許的範圍內，但根據澳門的刑事訴訟法律規定，包裹必須由刑事起訴法庭之法官作出許可批示，方能打開；否則，該證據因取得方法未符合法律規定而變成無效。
- 澳門與香港之間並沒有任何司法協助的協定，導致澳門的刑事法律規定不適用於香港特區，同樣地，香港的刑事法律規定亦不為澳門特區所適用。
- 所以只有在法律有關的規定並同時符合法律前提下，獲法官許可或命令下，被密封之包裹才可開啟，否則，沒有相關的許可或命令下開啟之包裹，證據均屬無效。
- 為此，卷宗內整個調查程序及相關的法律規定及刑事原則均由澳門法律所規範，而卷宗內取得包裹之方法明顯違反證據之合法性原則，應不予以採納。
- 而上訴人認為包裹基於證據取得之方法而違反合法性原則，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64條及第235條之規定，應被視為無效；繼而結合卷宗內所有書證及人證後，上訴人應予以開釋。
- 然而，倘若法官 閣下認為上訴人確實觸犯所指控之事實，但上訴人仍認為原審法院合議庭在確定刑罰量刑方面是偏高（重）的。
- 原審法院忽略《刑法典》第66條及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之規定，因此，違反了所提到的法律規定。
- 即使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不符合對其適用特別減輕刑罰的要件，根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之規定，科處刑罰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
- 同時在刑罰份量之確定方面，根據澳門《刑法典》第65條之規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為之，同時也須考慮所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罪狀之情節。
- 故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法官能對上訴人重新量刑，並處以較輕之刑罰。
- 按上訴人的犯罪性質及犯罪故意程度客觀地分析，以及上訴人之個人狀況、其在已證事實及卷宗所載資料的有利事實情節，存在減刑空間，應判處其不多於六年之徒刑更為適合。
綜合所述，懇請尊敬的 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提出的事實依據及法律理由成立，開釋上訴人；
倘若法官 閣下認為上訴人確實觸犯所指控之事實，亦可按上訴人的犯罪性質及犯罪故意程度客觀地分析，重新對科處上訴人的刑期作出量刑。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5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認為裁定上訴人A所提出的量刑過重的上訴理由部份成立，改判處不高於11年的徒刑。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21年1月10日前，嫌犯A在香港同意協助一名叫「B」的人士來澳門接收一個郵包後再轉寄香港，後者同意先向其支付港幣二萬元用作在澳門支付食住開銷，以及於成功將郵包寄回香港後再向其支付港幣二萬元的報酬。
2. 當時，嫌犯已知道上述郵包為一箱「紅酒」，也知道「紅酒」中混有含受第17/2009號法律（案發時所生效的版本）附表一B所管制的「可卡因」成份的毒品，且清楚知道該毒品的性質、特徵。
3. 為此，嫌犯將其香港居民身份證的照片和來澳門後的聯絡電話號碼「97XXXX05」提供予「B」，用作填寫郵包的收件人資料。
4. 2021年1月11日晚上，嫌犯從「B」的一名同伙處收取了第一筆費用港幣二萬元。
5. 2021年1月12日下午4時15分，嫌犯進入澳門，隨即被送往D酒店接受強制醫學觀察隔離。
6. 2021年1月13日，嫌犯答應收取的上述包裹從法國透過快遞公司「E」寄出，收件地址為澳門XX街XX號XX園地下XX鋪「E」快遞公司，並已按嫌犯於第3點所述提供者填寫收件人資料。
7. 2021年2月2日下午，嫌犯獲解除隔離後前往「E」快遞公司領取上述郵包並帶着它離開時，被司警人員截獲。
8. 上述，即第2點所述郵包中的「紅酒」淨重共5,142.7克，其中經定量分析後，當中受第17/2009法律（案發時所生效的版本）附表一B所管制的「可卡因」含量共2,468克。嫌犯打算將之寄予香港的同伙。
9. 卷宗所扣押的金錢屬嫌犯在案中用作實施上述事實的資金。
10.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與他人共同協議，分工合作，未經法定許可而作出上述行為。
11. 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犯法，會受法律制裁。
12. 嫌犯目前不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此外，還查明：
- 嫌犯A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羈押前任職於F快遞及為職業樂手，每月收入為港幣11,000元，暫未育有子女。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紀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
- 沒有。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上訴人A指出原審法院在定罪及量刑時，沒有充分考慮以下事實，而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一方面，上訴人在庭審中已就其與朋友”C”的訊息對話逐一解釋，對話中無直接明確指出上訴人來澳是為了接收毒品。而與“B”對話只提及接收“紅酒”，沒有提及為“毒品”或“可卡因”，亦沒有提及“紅酒”的牌子及數量。上訴人表示其對“紅酒”的牌子、價值及數量一概不知，但原審法院只靠上訴人與上述兩人的訊息對話，認定上訴人已預先知悉其所提取之郵包為“毒品”或“可卡因”。上訴人辯稱其對毒品種類及形態都毫不認識，並不意識到“紅酒”可用作藏有液體毒品。上訴人一直都認為涉案包裹為“紅酒”，其只是被“B”利用。其來澳的目的只是為“B”走水貨而提取“紅酒”，若上訴人一早知悉包裹內的“紅酒”是液態毒品，不可能只收取港幣20,000報酬而以身犯險。
第二，上訴人認為兩名司警證人均非第一批拘捕上訴人的警員，對上訴人被捕時的表情有不同證言，認為該等證言是主觀性及結論性的。而且，不能因上訴人被拘捕後表現而認定其是否知悉包裹內藏有毒品。上訴人表示，由於原審法院在定罪時沒有考慮案中所存在的疑點，及沒有考慮案中證據是否足以認定上訴人實施所指控之事實，主張應開釋上訴人。
-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64條及第235條，只有法律規定並同時符合法律前提下，並獲得法官許可或命令，被密封之包裹才可開啟，否則證據均屬無效。上訴人認為澳門的刑事法律規定不適用於香港特區，反之亦然。卷宗內整個調查程序均由澳門法律所規範，因此卷宗內取得包裹取得之方法明顯違反證據的合法性原則，照上述條文的規定應被視為無效，因此，原審法院不應對此證據作出評價及考慮。
- 其實施犯罪時只有19歲，未有使用任何暴力手段，被司警截停時無逃走或強烈反抗舉動，且如實提供對偵查有幫助的資訊內容，主張應獲得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之特別減輕。此外，上訴人指出其為初犯，且對整件事的資訊有限，只是為他人所利用來澳收取紅酒包裹並寄回香港。其獲得之報酬與毒品數量之大不成正比，因此認為原審法院的判刑屬明顯量刑過重，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我們看看。
（一）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6
出於相同理由，《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亦明確規定，上訴得以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祇要這涉及事實審的瑕疵“係單純出自卷宗所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在審查證據後對於採信何種證據，是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2款所規定的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證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所有的證據。
唯有通過法院的這些分析以及對證據的衡量的具體說明發現其存在明顯到一般心智的人就可以發現的錯誤的時候才能確定這項事實認定方面的瑕疵。
從卷宗可見，被上訴合議庭是審查本案所有證據，包括上訴人A的聲明、證人的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書證、筆錄及扣押物等所有證據一一進行審查後，才形成心證的，進而認定上訴人A作出被控訴的犯罪事實的。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之規定，審判法院對事實所形成的心證，是受到“自由心證”原則所保護，上訴人試圖以其個人對證據的判斷強加於審判法院的做法實沒有半點法律可依，不可能被採納。
具體來說，雖然上訴人A強調其由始至終都不知道接收的包裹是毒品，但對此辯解我們實在不能認同。正如原審法院在判案理由中所述“雖然嫌犯表示不知悉包裹中藏有毒品，但考慮到嫌犯是次來澳所付出的時間、金錢成本，加上其將可獲得的報酬，與其所指“走水貨”可節省數千至一萬稅款的說法根本不成比例；此外，嫌犯還表示案中的紅酒需要適當的溫度保存，所以要多租用一個房間獨立擺放紅酒，自己則租用另一個房間。對於嫌犯所作的解釋，明顯有違常理、非常不合邏輯，故其解釋未足以獲得本院採信。”
原審法院的分析及認定並不存在明顯的錯誤。如果真的是為了“走水貨”，上訴人需特地從香港來澳接受21日醫學隔離，再在澳門接收紅酒後將之轉寄香港，並能收取2萬元的報酬及2萬元的開支，而這樣做的目的真的只是為了節省稅金（先不考慮根據香港法例第109章《應課稅品條例》，進口紅酒到香港是免稅的事實），這樣的“紅酒”必然十分貴重。此外，沒有考慮包裹運送過程的溫度變化，而單單為了收貨後的保存溫度，而需多租用一間酒店房專門存放紅酒。我們認為上訴人就以上接收及轉運有關“紅酒”包裹的解釋充滿矛盾，完全不合常理。正如原審法院所指“按照常人的智慧，理應知悉所販運的東西屬違法物品。”
此外，配合卷宗第347頁至第349頁上訴人與朋友”C”的訊息對話記錄，亦可佐證其是知悉包裹內容是毒品。事實上，上訴人的觀點是主觀的，忽略了對各種證據的評價都屬於自由心證之範圍（除了限定證據）。如果我們根據上訴人的邏輯，不採納對上訴人不利的部分而只採納對其有利的部分，唯一的結果就是缺乏證據對上訴人作出有罪裁判，但這樣的思維並不正確。法院對案中證據的審視與判斷是依據對一般生活經驗的了解，結合對各證據所作出的內心評價，最後結合邏輯形成最終的一個答案。
因此，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二）非法證據
上訴人質疑卷宗內整個調查程序及相關的法律規定及刑事原則均由澳門法律所規範，而卷宗內取得包裹之方法明顯違反證據之合法性原則，應不予以採納。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164條及第235條的規定，應被視為無效；繼而結合卷宗內所有書證及人證後，上訴人應予以開釋。
卷宗載明以下的證據取得程序：
- 卷宗第27頁載有刑事起訴法庭法官批准司法警察局在香港海關協助下，確保郵包完整性、原始性、不受外物污染、完好無缺及安全。及許可司法警察局監控郵包之運送及轉移，在現有法律規定下進行監控遞送，並許可司法警察局對郵包進行監控。
- 卷宗第50頁至第76頁的報告，載有郵包從香港海關人員交予司法警察局人員的過程，郵包在此過程中並沒有打開。
- 卷宗第141頁的報告，記載了是由上訴人自行開啟涉案郵包；而第142頁的聲明書顯示，上訴人是同意警方作出相關搜查。搜查的詳細情況載於卷宗第143頁至第148頁。
- 在卷宗第206頁，亦載有刑事起訴法官閣下宣告警方的搜查、搜索及扣押有效的批示。
從上可知，郵包是在密封的情況下送到澳門，並是由上訴人自願打開供警方檢查，整個過程完全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64條及第235頁的規定（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63條第4款及第195條第4款，在嫌犯的書面同意下即可進行扣押，並且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已就扣押宣告有效）。
根據本案已證事實及卷宗內資料，相關郵包的“處理”是由港、澳兩地警方分別進行的。具體說，香港海關拆開郵包及取樣檢驗，在確定當中物質屬違禁毒品後，澳門司警得到刑事起訴法庭法官的批示許可（第27頁）作出措施，由香港海關人員攜同該郵包到澳並移交至司法警察局（第50頁至第51頁、第62頁至第63頁）。及後，司警人員將郵包帶到快遞公司。上訴人到快遞公司收取郵包後，由警員對其作出截查並在上訴人同意下由其本人開啟該郵包，再由警方搜查及扣押相關郵包（第130頁至第136頁、第137頁至第138頁）。整個過程由多名司警人員見證及製成筆錄下，可以說，整個過程都是透明並有記錄。我們實在不明白，在兩地警方如此清楚、透明的處理下，上訴人如何能繼續質疑取證的合法性。
因為上訴人迴避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司警人員接收來自外地的可疑包裹並對之進行相關偵查措施是完全合法的，而把包裹還原並僅把包裹遵從其原來的路徑運送，實屬刑偵技巧的一種。明顯地，警方人員所採取的一切措施，只在於要確定真正的犯罪行為人身份，僅此而已，過程中並無破壞任何證據獲得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就相類似的證據的取得方式以及其有效性的問題，終審法院在相似的證據取得程序的事實基礎上，已於第14/2018號刑事上訴案件中表達了主場，確認了相關證據的合法性及有效性。
故此，上訴人A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三）販毒行為中的刑罰的特別減輕的適用
眾所週知，基於打擊販賣麻醉品的刑事政策理由，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一如已被廢止之第5/91/M號法令）考慮對販毒罪之正犯作刑罰的特別減輕，是一種例外性質的措施，是必須具備“行為人在扼制販毒，尤其在搗破及瓦解旨在販毒的組織或網絡中的重要貢獻”的要件方能成立的（參見中級法院第134/2004號上訴案件於2004年6月24日之裁判）。
而在本具體個案中，我們認為，在逮捕嫌犯A時，在其取得的包裹內的毒品數量已起著決定性證據作用；此外，雖然嫌犯A提供了手機的不同通訊對話內容，但沒能起到決定性作用之證據，尤其無資料顯示其曾向當局告發，從而對搜集作為認別或拘捕其他負責人方面之決定性證據提供協助者，尤其是從事販賣毒品的結夥、組織或集團的情形，可見其對揭示「販毒罪」的所有實質真相未有作出任何貢獻，使其得受惠於減輕或免除刑罰的優惠。加上，在庭審中上訴人沒有承認被指控的事實，一直辯稱自己不知包裹內藏有毒品。
顯然，嫌犯A在偵查期間所表現出的態度，並不能以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作為特別減輕刑罰的法律依據，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理由完全不能成立。
（四）量刑
就量刑方面，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刑罰的確定須“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及“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無論是一般預防還是特別預防之要求）來作出，並要考慮所有在卷宗內查明的相關因素，尤其是那些於該條文第2款所列明確的因素。
然而，從獲認定之事實、刑罰幅度和《刑法典》第65條為確定具體刑罰所規定的準則看來，我們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訂定的刑罰似乎並不適當。
的而且確，已證事實顯示，被上訴的合議庭認定上訴人A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施有關犯罪行為，可見其法律意識薄弱，守法能力低下，特別預防的要求較高。
就過錯而言，上訴人A否認實施販賣品事實，且其不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特意從香港來澳並作醫學隔離21天的情況下實施本案所針對之犯罪行為，其故意程度亦高。
但是，上訴人A沒有前科，犯案時是一名剛剛高中畢業投身社會的年青人（事實發生時年齡為19歲），職業為快遞員及樂手，每月收入為11000港元。縱然沒有直接證據，但根據社會報告、家人及師長尤其小提琴導師的信函所列舉的事實及從類似個案所得的經驗，上訴人A過往未有與犯罪份子為伍，有可能因父母離異想法、DSE成績不佳考大學失利，家中遭遇突變而離家在外獨立居住，因而結交損友被人利用、又或因收入不足應付生活而企圖運毒。
另一方面，上訴人A如實提供了其手機內不同通訊對話內容，雖然沒能起到決定性作用之證據，我們也不能過於看重這一情節，但這樣至少顯示其有與偵查機關合作的態度。
再者，本案中涉及的可卡因淨重2468克。該份量即使以鹽酸可卡因為每日0.2克計算（按相關法律定訂的每日用量參考表中所載），亦達到法律所規定的12340日之用量。由此可見上訴人A在是次犯罪行為中的不法程度甚高，因為這些毒品所帶來的禍害必然與其數量成正比。
上訴人A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不單止是本澳，更是全球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其性質、不法性及後果相當嚴重，毒品活動對於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乃至公共健康及社會安寧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此外，從事跟毒品有關的行為在澳門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十分嚴重，一般預防的要求極高。
然而，由於上訴人A是香港居民，一直居住在香港，從澳門取得毒品包裹後，將轉寄香港，澳門僅為中轉站，似乎看起來，該犯罪對澳門所造成的社會損害是相對較低，對澳門社會所造成的損失只是治安、司法及監獄機關運作所需的費用。7
加上，考慮到上訴人A在本案販毒的可卡因數量，被上訴的合議庭所作出在「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5年至15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決定判處上訴人A13年的徒刑的刑罰，明顯屬於過重之列。
考慮到上訴人A年輕、與當局合作的態度及沒有任何前科，即使被扣押的毒品數量相當可觀，按照行為人的過錯及預防犯罪的目的，確定施以11年徒刑的刑罰比較合適，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
因此，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理由成立，予以改判。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在原審法院的定罪的基礎上，改判處上訴人11年徒刑。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2/3支付，並支付5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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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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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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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經第10/2016號及其它法律修改。
2 經第10/2016號及其它法律修改。
3 就有關刑罰的增加，詳見相關的庭審筆錄。
4 經第10/2016號及其它法律修改。
5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arguido, na sua motivação ora apresentada, invocar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a 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e o princípio de legalidade, bem como viola o artigo 66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e requerer que seja reduzida a sua pena de prisão para não superior a 6 anos.
2. Relativamente à alegad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pretende o arguido, mediante o presente recurso, demonstrar que ele é inocente.
3. Vem o arguido invocar que não deve o Tribunal dar como provado que o arguido tem a intenção de praticar os factos acusados por ele não saber que os vinhos apreendidos se tratam de droga.
4. Face à questão ora levantada, é de notar que, para além das provas testemunhais e documentais existentes no caso, foi o próprio arguido que declarou, no primeiro interrogatório judicial, que antes de vir par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ical de Macau pensou já a encomenda a receber se trata de droga. E perante a divergência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o arguid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no primeiro interrogatório judicial, o Triubnal decidiu por ler a declaração prestada anteriormente pelo arguido nos termos da al. b) do nº 1 do artigo 338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5. Facto é que o arguido pode manter a sua versão dita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sobre o que aconteceu, mas versão essa tem que ser, objectivamente, aceitável face as provas existentes nos presentes autos.
6. Relativamente à questão de legalidade da prova invocada, entende o arguido que a prova no caso é nula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164º e 23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7. Sobre argumento esse, apesar de nãoexistir acordo expresso de cooperação judicial entre 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Hong Kong, no entanto, nada impede a procedência de cooperação policial entre elas.
8. Face ao caso, consideramos que os Serviços de Alfândeg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Hong Kong e a Polícia Judiciári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sseguraram, sob a autorização do Departamento de Justiç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Hong Kong e o Juízo de Instrução Criminal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genuinidade e a integridade na entrega do objecto apreendido à ordem dos nossos autos, não se vê situação de violação de lei ora invocada (neste sentido, podem servir de referência o acórdão nº 1113/2017 do TSI e o acórdão nº 14/2018 do TUI).
9. Manifesta ainda o arguido a não concordância com a pena de prisão que lhe é aplicada por entender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viola o artigo 66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requer ainda que seja reduzida a sua pena de prisão para não superior a 6 anos.
10. Segundo os factos provados constante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foram encontradas substâncias proibidas (cocaína) na posse do arguido, após o exame laboratorial levado a cabo pela Polícia Judiciária, provou-se que o quantitativo de cocaína com o peso líquido de 2,468 gramas.
11. E de acordo com o mapa da quantidade de referência de uso diário da Lei nº 17/2009, a quantidade de referência do uso diário da cocaína (cloridrato) é de 0,2g e da cocaína (éster metílico de benzoilecgo-nina) é de 0,03g, a substância encontrada no caso é muito superior a cinco vezes da quantidade de referência de uso diário.
12. Tendo em conta os factos que se provou ter praticado, os mesmos consubstanciam um crime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igo 8º da Lei nº 17/2009, alterada por Lei nº 10/2016, cabendo “pena de prisão de 5 a 15 anos”.
13. Consideramos que o presente caso não tem nada a ver com as circunstâncias previstas no artigo 66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n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14. A pena ora aplicada ao arguido foi já ponderada e analisada pelo Tribunal, atendendo especialmente as suas declarações, sem antecedentes criminais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a quantidade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a e a natureza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ora encontradas, à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tanto geral como especial, ao grau de ilicitude dos factos, ao modo de execução deste, à intensidade do dolo, à conduta anterior ao facto e a posterior a este, tal como consta do acórdão, entendemos que não há lugar a redu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que lhe foi aplicada.
15. Neste caso, entendemos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viola 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nem o princípio de legalidade, também não viola o artigo 66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lu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com que o arguido deve cumprir a pena de prisão impost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6 參見中級法院第191/2014號上訴案件、第116/2012號及第65/2012號上訴案件、在第 623/2013號上訴案件、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7 參見終審法院第49/2013號上訴案件於2013年9月18日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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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926/2021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