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1051/2021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嫌犯：
第一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以既遂方式觸犯了：
- 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 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 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以及
- 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結合第77/99/M號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6條第1款b)項及第1條第1款d)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
第二嫌犯B為直接正犯，其以既遂方式觸犯了：
- 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第（一）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以及
- 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第三嫌犯C為直接正犯，其以既遂方式觸犯了：
- 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4-21-0208-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第一嫌犯A的判處：
1.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觸犯經由第4/2014號法律、第10/2016號法律及第10/2019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特別減輕），判處六年六個月徒刑；
2.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觸犯經由第4/2014號法律、第10/2016號法律及第10/2019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四個月徒刑；
3.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經由第4/2014號法律、第10/2016號法律及第10/2019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判處四個月徒刑；
4. 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62條第1款結合第77/99/M號法令《武器及彈藥規章》第6條第1款b)項及第1條第1款d)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持有禁用武器罪」，判處二年三個月徒刑；
5. 數罪並罰，合共判處七年六個月實際徒刑。
第二嫌犯B的判處：
1. 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第10/2016號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第(一)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2.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觸犯經由第4/2014號法律、第10/2016號法律及第10/2019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四個月徒刑；
3. 二罪並罰，合共判處一年八個月徒刑，緩刑二年執行。
第三嫌犯C的判處：
- 以直接正犯及既遂行為觸犯經由第4/2014號法律、第10/2016號法律及第10/2019號法律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四個月徒刑，緩刑二年執行。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上訴人認為在其被裁定觸犯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方面，原審法院的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
2. 在本案之審判聽證中，可見上訴人於庭審中已清楚講述了事發的經過，亦坦承被控之犯罪事實。
3. 結合卷宗內其所作出之筆錄等資料，可見上訴人無論於就刑事警察機關之調查工作抑或於法院之審判中均顯露出其相當合作、悔悟及承認犯罪的態度。
4. 上訴人為初犯，從已證事實第12條及第21條中所搜獲的毒品最終未有轉讓予第三人或在本澳流通，因此上訴人的行為對澳門所造成的社會損害是相對較低的，而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亦較小。
5. 被上訴之裁判中已證實上訴人須供養年邁的父母及外婆，事實上其父母已沒有工作及收入，從上訴人所提交之答辯狀可見上訴人的父親為一名殘疾人且被鑒定為完全喪失或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
6. 因此，倘若上訴人需按原審判決執行長期的實際徒刑，將使其家人頓時失去唯一的經濟支柱，且長期失去照料。
7. 另外，透過卷宗的嫌犯訊問、第763頁及第769頁之辦認相片筆錄、上訴人答辯狀，可見上訴人供出與D、E及F（阿X）有關之一切事情，對國內警方抓獲D、E、對澳門警方認別上述人士及搜出更多毒品提供了幫助，為發現毒品供應者帶來正面的結果，作出了重大貢獻。
8. 因此，原審法院亦認為上訴人情節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特別減輕之規定，在量刑時加以考慮。
9. 雖然根據「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之法定刑幅為五年至十五年，但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結合《刑法典》第67條特別減輕之規定下，本案的刑幅已下降至一年至十年，在結合上述一切有利於上訴人的情節後，上訴人認為判處其六年六個月徒刑實屬明顯過高。
10. 綜上所述，被上訴之裁判未有充分考慮上訴人之態度、上訴人作出有關事實所造成後果之嚴重性、上訴人之家庭及經濟狀況，以及上訴人對發現毒品供應者作出的貢獻（已認定符合特別減輕之規定），故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第1款與第2款之規定。
11. 基於此，懇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本部分之上訴理由成立，就上訴人被裁定觸犯之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特別減輕）之規定改判處上訴人五年之徒刑，且在與本案上訴人所觸犯之其他犯罪並罰的情況下，應僅合共判處上訴人六年之徒刑。
12.另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認定控訴書第18條之事實屬全部已證實明顯存在錯誤，從而令上訴人被扣押於本案且與犯罪無關的物品被裁定充公歸澳門特區所有。
13. 就上訴人於本案中被扣押的部分物品（本案卷宗第76至78頁之第1項（手錶）、第7項（手提電話）、第22項（平板電腦）及第24項（手提電話）），上訴人認為綜觀所有證據，均不能證實上述物品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的犯罪所得，又或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14. 通過上訴人在庭審中所作的聲明、卷宗第149頁之翻閱流動電話及智能卡筆錄、卷宗第793頁之翻閱法證光碟筆錄及卷宗第794頁之翻閱法證光碟筆錄，均可顯示上述被扣押的物品並非犯罪所得或從事犯罪時使用的通訊工具。
15. 在被上訴之裁判中沒有對如何認定這些物品是與犯罪有關作出任何判斷分析。
16. 原審法院是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認定了控訴書第18條事實全部屬實。
17.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之裁判在審查證據時存有明顯的錯誤，因為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明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之規定。
18. 倘若缺乏事實證明相關之扣押物是與本案犯罪有關、為犯罪工具或犯罪所得，便須將扣押物歸還給上訴人。
19. 基於此，被上訴之裁判在認定控訴書第18條事實獲證實之決定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20. 事實上，控訴書第18條的部分內容，即第1及第22項的物品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所得，以及第7及第24項的手提電話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之部分，應列為本案之未證事實。
21. 故此，懇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裁定本部分之上訴理由成立，並根據《刑法典》第101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171條之規定，把載於本案卷宗第76至78頁之第1項(手錶)、第7項(手提電話)、第22項(平板電腦)及第24項(手提電話)扣押物歸還給物之所有權人即上訴人。
基於上述所有事實及法律理由，現懇求各尊敬的法官 閣下作出如下裁決：
1) 裁定第一部分之上訴理由成立，就上訴人被裁定觸犯之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特別減輕)之規定，改判處上訴人五年之徒刑，且在與本案上訴人所觸犯之其他犯罪並罰的情況下，合共判處上訴人六年之徒刑；
2) 裁定第二部分的上訴理由成立，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71條之規定，把載於本案卷宗第76至78頁之第1項(手錶)、第7項(手提電話)、第22項(平板電腦)及第24項(手提電話)扣押物歸還給上訴人。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雖然上訴人協助國內警方抓獲D、E以及就澳門警方的偵查提供了幫助，原審法庭亦認為上訴人的情節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特別減輕的規定，並在量刑時加以考慮,但量刑時亦須考慮其他的犯罪情節。
2. 本案屬國際跨境販毒行為，雖然上訴人最終未能成功將該批毒品出售或交予他人，但其行為對澳門社會所造成的潛在損害是非常嚴重的。
3. 上訴人亦承認於2020年11月17日至2021年1月17日的2個月內，曾先後4次，每次向E購買約人民幣3萬元的氯胺酮，並從國內帶入本澳，大部份用作販賣用途。
4. 加上其手機內存有大量的販毒訊息、被扣留後警方在其住所內亦搜獲其他的毒品2小包以及其承認曾提供氯胺酮予第2及第3嫌犯吸食的事實，可見上訴人並非販毒新手。
5. 根據獲證的事實，該些液態的毒品中含淨量為2.92克的二甲苯乙胺，為每日參考用量0.15克的19.47倍，以及34.51克的甲基苯丙胺，為每日參考用量0.2克的172.55倍。
6. 上訴人犯毒的時間及毒品的數量，均反映了其販毒行為的持續性及嚴重性。
7. 此外，上訴人從沒交待購買本案液態毒品的價格、將用何方法將液態毒品製成固體以、如何包裝出售及售價。
8. 根據卷宗的資料，上訴人就其購買氯胺酮的數量、價格、向誰購入以及運輸來澳的方式亦前後不同。
9. 上訴人亦沒有交待2020年11月30日一個持有人為G的手機號碼曾聯絡其購買1萬元冰毒的事實。
10. 可見上訴人其實並沒有坦白交待所有的犯罪事實，並不算完全的真誠悔悟。
11. 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品及精神藥物罪的刑幅為5年至15年徒刑，經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規定作特別減輕後為1年至10年徒刑。
12. 被上訴的法庭在量刑時，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65條的規定，考慮了案中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情節，尤其上訴人為初犯、毒品的種類及數量、預防犯罪的需要以及特別減輕等的情節，判處其6年6個月徒刑，輕微少於最高刑罰的三分之二，屬合理的範圍之內。
13.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對上訴人因以直接正犯及既遂的方式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1項不法販賣麻醉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其6年6個月徒刑是合法、有依據、公正及合理的。
14. 上訴人被拘留後，從首次司法訊問開始，一直聲稱自己是無業，但其使用的手錶等物品及租住的地方卻反映其生活富裕。
15. 考慮到其取得的毒品數量（包括D給予其抵消債務的毒品及持有人為G的手機聯絡其購買的毒品）、其手機內存有的大量販毒訊息、以轉折的方式收取快遞的毒品這熟練的反偵查手法，以及有能力借錢予D的事實，根據經驗法則作出合理的邏輯推論，上訴人是通過販毒取得的大量金錢利益以支付其富裕的生活。
16. 於此，原審法庭根據庭審及卷宗內的證據，裁定獲證事實第 12點中第1及22項的扣押物為犯罪所得是有依據及合理的。
17. 此外，上訴人在被捕前已從事販毒一段時間，雖然警方在獲證事實第12點第7及24項的扣押物中未能查獲與販毒有關的訊息，但該兩部手機極可能也曾是販毒的聯絡工具。
18. 原審法庭根據庭審及卷宗內的證據，認定該兩項扣押物為犯罪工具也是有依據及合理的。
19. 基於此，被上訴的裁判在認定控訴書第18條事實獲證實的決定是有依據，公正及合理的，不存有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基於此，檢察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一如概往作出公正的裁決。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案發前，第一嫌犯A透過其微信號為…且暱稱為“…”與涉嫌人“阿X”聯絡（見卷宗第105至107頁），以便購買毒品“冰”供其本人及他人吸食。
2. 另外，第一嫌犯亦透過其聊天軟件“Sugram”內的帳號“…”與涉嫌人E聯絡（見卷宗第108至122頁），以便購買毒品包括“氯胺酮”、“冰”及“可卡因”供其本人及他人吸食。
3. 2021年1月初，第一嫌犯向“阿X”購買毒品“冰”，“阿X”便著第一嫌犯提供在本澳的住址，以便將藏有毒品“液態冰毒”的包裹透過郵寄快遞方式送交第一嫌犯。
4. 2021年1月11日，“阿X”以“Mr. …”名義透過“Z”物流公司（下稱“Z”）將一個提單號碼為…且藏有毒品“液態冰毒”的包裹從泰國經香港寄到澳門，有關包裹的收貨人為第一嫌犯（見卷宗第38至40頁）。
5. 2021年1月20日，司警接報上述包裹被香港海關截獲，並發現有關包裹內藏有毒品“液態冰毒”（見卷宗第2至4頁）。於是，司警於2021年1月21日按法定程序從香港海關處接收上述包裹（見卷宗第36至37頁），並對上述包裹及運送過程進行監控。
6. 2021年1月21日早上約10時，第一嫌犯使用電話號碼…致電“Z”要求將收件地址由澳門…更改為澳門…地下大堂，以及將收件人電話由…更改為…。
7. 2021年1月22日早上9時48分，第一嫌犯使用電話號碼63268137致電“Z”要求將收件地址更改為澳門XX酒店大堂（見附件6第2頁）。
8. 同日上午約10時58分，在警方的監控下，由“Z”快遞員協助正常派件，該名快遞員按程序撥打上述包裹收件人的電話…，並成功聯絡第一嫌犯（見附件6第7至8頁）。
9. 同日早上約11時，第一嫌犯從XX大廈大堂步行前往澳門XX酒店大堂，接著，快遞員將上述包裹交給第一嫌犯並進行簽收續，司警人員隨即上前截查第一嫌犯。
10. 司警人員當場對第一嫌犯進行搜查，並在第一嫌犯身上搜獲一張澳門XX酒店第3786號客房房卡、XX大廈26樓H室的鎖匙及兩部手提電話。有關手提電話是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見卷宗第66頁）。
11. 接著，司警人員帶同 第一嫌犯前往澳門XX酒店第3786號客房進行調查，但未發現任何涉及犯罪的物品。
12. 其後，司警人員帶同 第一嫌犯前往其位於XX大廈26樓H室的住所進行搜索，並搜獲以下物品（見卷宗第76至78頁）。
- 在客廳上的手提包內發現了：
1) 一隻印有“AUDEMARS PIGUET”字樣的手錶；
2) 三十三張面值為港幣壹仟元的鈔票；
3) 兩張面值為港幣伍佰元的鈔票；
- 在客廳的茶几上發現了：
4) 一個盛有白色粉末的木盤；
5) 兩支吸管；
6)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白色粉末，連袋約重1.6克；
- 在客廳的窗台上發現：
7) 一個印有“I PHONE”字樣的手提電話，機身編號：…；
8)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白色粉末，連袋約重4.9克；
9)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白色粉末，連袋約重4.5克；
- 在客廳的魚缸櫃內發現：
10)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白色粉末，連袋約重4.9克；
11)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白色粉末，連袋約重4.7克；
12)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白色粉末，連袋約重2.3克；
13)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白色粉末，連袋約重2.4克；
14) 一個透明包裝袋，內藏有一粒橙色藥丸；
15) 四粒藥丸；
16) 一包印有“忘忧草”字樣的小包，內有淺棕色粉末，連袋約重1.9克；
17) 一個金色圓柱帶有吸管的器具；
18) 一個電子磅；
19) 十五個6x8cm印有圖案的透明密封包裝袋；
20) 一個5.1x7.2cm印有圖案的透明密封包裝袋；
21) 四十一個4x6cm的透明密封包裝袋；
- 在房間的窗台上發現：
22) 一部印有“I PAD”字樣的平板電腦，背面印有“serial …”字樣；
- 在房間的床頭櫃內發現：
23) 一枝黑色電槍；
24) 一部黃色印有“NOKIA”字樣的手提電适連電池，機身編號分別為…及…；
25) 一個白色手提式的熱熔膠封口器。
13. 經鑑定證實，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的毒品檢驗資料如下（見卷宗第824至829頁及第913至918頁）：
- 第14項的橙色藥丸淨重為0.21克，當中分別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四中所列的“硝西泮”及“硝甲西泮”；
- 第16項的淺棕色粉末淨重為1.104克，當中分別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A中所列的“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甲氧基甲基安非他明”、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氧苯丙胺”及附表四中所列的“芬納西泮”，經定量分析後，“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的百分含量為18.7%，含量為0.206克；
- 第17項的金色器具及組裝管上沾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的痕跡。
14. 經調查發現，第一嫌犯至少於2020年11月17日、2020年12月2日、2020年12月24日及2021年1月17日，每次以人民幣30,000元向涉嫌人E購買毒品（見卷宗第472頁及附件五第7、10、12及13頁，以及卷宗第578頁及附件五第20頁），並透過他人或親身將毒品從珠海運送到澳門（見卷宗第360、384、467及534至535頁），而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的毒品是第一嫌犯從涉嫌人E處購買所剩餘的。
15. 第一嫌犯取得及持有上述毒品的目的是將上述其中大部份毒品作販賣之用，少部份毒品供第一嫌犯個人吸食之用。
16. 第一嫌犯購買了上述毒品後，其在XX大廈26樓H室的住所使用第十二點事實第4、第5及第17項的器具吸食部份毒品。
17. 另外，經調查發現，於2020年11月30日，涉嫌男子G使用電話號碼…致電第一嫌犯以澳門幣10,000元購買毒品“冰”（見卷宗第368頁），而第一嫌犯於同日凌晨1時30分於XX大堂將其從涉嫌人E處取得的毒品當中的數克毒品“冰”交予G（見卷宗第371頁及附件二第1至3頁）。
18. 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1及第22項的物品，以及第2及第3項的現金為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的犯罪所得；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4、第5及第17項的物品為第一嫌犯用作吸食毒品的器具；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6及第8至13項的透明包裝袋連白色粉末、第18項的電子磅、第19至第21項的透明密封包裝袋，以及第25項的熱熔膠封口機均為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的工具；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7及第24項的手提電話均為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19. 經鑑定，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23項的黑色電槍的電擊功能正常，並能產生電弧放電現象，且能輸出電壓約八百九十伏特（890V）（見卷宗第613至618頁）。
20. 上述電槍能以放電方式影響他人軀體或心理，屬違禁武器。
21. 接著，第一嫌犯在司警局內打開上述包裹，經司警人員對該包裹進行搜查，並搜獲以下物品（見卷宗第70至71頁）：
1) 一個紙箱（提單號碼為…）；
2) 3包印有BIG SHEET字樣的零食，分別約重44.8克、36.8克及40.5克，其中一包內含有一個透明膠袋，內藏有綠色粉末；
3) 1包印有LuLuLun字樣的白色面膜，內藏有液體的吸水布，約重186.7克；
4) 1包印有LuLuLun字樣的粉紅色面膜，內藏有液體的吸水布，約重183.6克；
5) 1包已開封且印有LuLuLun字樣的金色面膜連透明膠袋，內藏有液體的吸水布，約重161.4克；
6) 1包印有LuLuLun字樣的金色面膜，內藏有液體的吸水布，約重192克；
7) 2包印有GARNIeR字樣的粉紅色面膜，內藏有啫喱狀物的吸水布，分別約重31.1克及35.2克；
8) 2包印有GARNIeR字樣的紫紅色面膜，內藏有啫喱狀物的吸水布，分別約重42克及41.9克；
22. 經鑑定證實，上述第二十一點事實的毒品檢驗資料如下（見卷宗第824至829頁及第913至918頁）；
- 第2項的綠色粉末淨重7.321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A中所列的“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經定量分析後，“二甲（甲烯二氧）苯乙胺”的百分含量為39.9%，含量為2.92克；
- 第3項的液體淨重108.77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8.41%，含量為9.15克；
- 第3項的吸水布提取所得的結塊狀物淨重4.992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23.8%，含量為1.19克；
- 第4項的液體淨重85.24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6.25%，含量為5.33克；
- 第4項的吸水布提取所得的結塊狀物淨重6.214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17.4%，含量為1.08克；
- 第5項的液體淨重64.167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8.48%，含量為5.44克；
- 第5項的吸水布提取所得的結塊狀物淨重5.38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23.1%，含量為1.24克；
- 第6項的液體淨重120.95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8.23%，含量為9.95克；
- 第6項的吸水布提取所得的結塊狀物淨重3.559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B中所列的“甲基苯丙胺”，經定量分析後，“甲基苯丙胺”的百分含量為31.8%，含量為1.13克；
23. 上述第二十一點事實的毒品是第一嫌犯向“阿X”購買，並將之透過郵寄方式運送到澳門。第一嫌犯取得及持有上述毒品的目的是將上述其中大部份毒品作販毒之用，少部份毒品供第一嫌犯個人吸食之用。
24. 其後，司警人員發現第一嫌犯曾於2021年1月21日下午6時進入XX酒店第5382號房間，於是司警人員前往該房間調查，並在房間內發現第二嫌犯B及第三嫌犯C。
25. 經調查發現，第一嫌犯於2021年1月21日下午6時進入XX酒店第5382號房間，並在該房間內免費提供之前從涉嫌人E處取得且經包裝的一包毒品“氯胺酮”予第二嫌犯吸食。其後，第二嫌犯再找來第三嫌犯前往上述第5382號房間，並免費提供上述毒品“氯胺酮”予第三嫌犯吸食，之後二人便在房間內使用吸管一起吸食上述毒品“氯胺酮”。
26. 接著，司警人員將三名嫌犯送往仁伯爵綜合醫院進行藥物檢驗，檢驗結果證實第一嫌犯的尿液對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A中所列的“MDMA, Ecstasy”及“Benzodiazepines”呈陽性反應；第二及第三嫌犯的尿液均對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二A中所列的“MDMA, Ecstasy”及“Benzodiazepines”及附表二B中所列的“Amphetamines”及“Methamphetamine”呈陽性反應（見卷宗第213、215及217頁）。
27. 第一嫌犯的手機內存有大量販賣毒品的訊息（見卷宗第99至148及780至791頁）。
28. 三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29. 第一嫌犯明知不可仍在本澳持有及向他人販賣受法律管制之毒品，同時第一嫌犯亦會將當中小部份毒品用作個人吸食之用。
30. 第一嫌犯清楚知悉上述電槍的性質及特徵，且無法對持有上述電槍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釋。
31. 第二嫌犯明知不可仍在本澳將受法律管制之毒品提供予第三嫌犯吸食。
32. 三名嫌犯明知不可仍在澳門吸食受法律管制之毒品。
33. 第一嫌犯明知不可仍在本澳持有及使用用於吸食受法律管制之毒品的器具吸食毒品。
34. 三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 第一嫌犯聲稱無業無收入，需供養父母及外婆，具高中畢業學歷。
-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三名嫌犯均為初犯。
未證事實：
- 經庭審聽證，本案不存在與控訴書已證事實不符之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在其上訴中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 在審判聽證中，上訴人清楚講述了事發的經過，亦坦承被控之犯罪事實，結合卷宗資料，可見上訴人無論於就刑事警察機關之調查工作抑或於法院之審判中均顯露出其相當合作、悔悟及承認犯罪的態度，且為初犯，所搜獲的毒品最終未有轉讓予第三人或在本澳流通，對澳門所造成的社會損害是相對較低的，而造成之後果之嚴重性亦較小。上訴人的父親為一名殘疾人且被鑒定為完全喪失或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倘若上訴人需按原審判決執行長期的實際徒刑，將使其家人頓時失去唯一的經濟支柱，且長期失去照料。因此，在原審法院認定其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的特別減輕的情況下，對上訴人判處六年六個月徒刑實屬明顯過高，應該改判處上訴人五年之徒刑，且在與本案上訴人所觸犯之其他犯罪並罰的情況下，應僅合共判處上訴人六年的徒刑。
- 上訴人於本案中被扣押的部分物品（本案卷宗第76至78頁之第1項（手錶）、第7項（手提電話）、第22項（平板電腦）及第24項（手提電話）），均不能被證實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的犯罪所得，又或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而在被上訴的裁判中沒有對如何認定這些物品是與犯罪有關作出任何判斷分析，卻在無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認定了控訴書第18條事實全部屬實，患下在審查證據時存有明顯的錯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事實上，控訴書第18條的部分內容，即第1及第22項的物品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所得，以及第7及第24項的手提電話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之部分，應列為本案之未證事實。故此，應根據《刑法典》第101條及《刑事訴訟法典》第171條之規定，把載於本案卷宗第76至78頁之第1項(手錶)、第7項(手提電話)、第22項(平板電腦)及第24項(手提電話)扣押物歸還給物之所有權人即上訴人。
我們看看。
（一）販毒罪中的量刑
就量刑方面，根據《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刑罰的確定須“在法律所定之限度內”及“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之要求”（無論是一般預防還是特別預防之要求）來作出，並要考慮所有在卷宗內查明的相關因素，尤其是那些於該條文第2款所列明確的因素。
首先，原審法院根據上訴人供出其他重大的毒販子並令其在中國內地以及澳門被警方抓獲以及對澳門警方搜出更多毒品提供了幫助的事實，對其在量刑中符合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並已經在量刑時加以考慮。
其次，正如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上訴人為初犯，對所犯事實供認不諱，這個情節在結合上述所適用的特別減輕的基礎上，在量刑中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誠然，法律賦予法院有在法定的刑幅內選擇一合適的刑罰的自由，但是，從獲認定的事實、刑罰幅度和《刑法典》第65條為確定具體刑罰所規定的準則看來，即使我們充分考慮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所顯示的嫌犯販賣的毒品的數量（第22點事實）以及持續的時間（第14點事實），我們同樣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訂定的刑罰明顯不適當。
我們理解，已證事實顯示，被上訴的合議庭認定上訴人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實施有關犯罪行為，可見其法律意識薄弱，守法能力低下，且非為澳門居民，以旅客身份來澳門通過郵寄或者親自販運的方式將毒品來如澳門圖利，特別預防的要求較高。並且，上訴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不單止是本澳，更是全球致力打擊的犯罪行為，其性質、不法性及後果相當嚴重，毒品活動對於吸毒者的個人健康乃至公共健康及社會安寧均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此外，從事跟毒品有關的行為在澳門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十分嚴重，一般預防的要求極高，但是，根據《刑法典》第65條所規定的量刑規則以及衡量因素，尤其應考慮其事後的突出表現，被上訴的合議庭所作出在「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經特別減輕之後的1年至10年徒刑的法定刑幅中決定判處上訴人A6年6個月的徒刑的刑罰，明顯屬於過重之列，應該予以糾正。
在此基礎上，我們認為上訴人所主張的判處5年徒刑的主張應該予以支持，並作出改判，改判上訴人5年徒刑；數罪併罰，共判處上訴人6年3個月徒刑。
因此，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成立，予以相應改判。
（二） 扣押品的充公
《刑法典》第101條第一款規定了關於“物件之喪失”的制度和規則：
“一、用於或預備用於作出一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物件，或該不法事實所產生之物件，如基於其性質或案件之情節，係對人身安全、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構成危險，或極可能有用於再作出符合罪狀之不法事實之危險者，須宣告喪失而歸本地區所有。
被上訴的決定是這樣寫的：
“判決確定後，依據《刑法典》第101條之規定，將與本案犯罪有關、為犯罪工具或犯罪所得的扣押物，充公歸澳門特區所有。此外，將扣押毒品、包裝袋和工具連同化驗袋即無價值物銷毀，其餘扣押物返還所有權人。”
原審法院是這樣認定第18點的事實的：
“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1及第22項的物品，以及第2及第3項的現金為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的犯罪所得；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4、第5及第17項的物品為第一嫌犯用作吸食毒品的器具；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6及第8至13項的透明包裝袋連白色粉末、第18項的電子磅、第19至第21項的透明密封包裝袋，以及第25項的熱熔膠封口機均為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的工具；上述第十二點事實第7及第24項的手提電話均為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然而，上訴人認為控訴書第18條的部分內容，即第1及第22項的物品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所得，以及第7及第24項的手提電話為上訴人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之部分，應列為本案之未證事實，而原審法院沒有這樣作，其事實的認定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裁判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2
從原審法院審理事實的部分可以看到，其對第18點的事實的認定是在警方的搜查活動中對包括毒品在內所扣押的物品的認定，並從中得出結論，部分物品屬於犯罪所得，部分屬於犯罪的工具，並不能存在明顯的違反證據規則以及違反一般生活經驗法則之處，應該予以支持。
那麼，既然原審法院在認定這部分的事實不存在明顯的錯誤，其在判決書的最後部分，由事實本身作決定的做法而宣告“已經被認定為犯罪工具或者犯罪所得的扣押品”充公的決定也沒有任何的不合法之處，應該予以維持。
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作出符合上述決定的改判。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1/2，並支付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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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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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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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o abrigo do disposto no artigo 406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CPP), vem o Ministério Público junto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ronunciar-se nos termos que seguem:
1. Inconformado com o douto acórdão proferido nos presentes autos pelo Tribunal Colectivo do 4º Juízo Crimina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o condenou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8º, nº 1 da Lei nº 17/2009, na pena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que cumulada com as penas de 4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e consum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ou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previsto e punido pelo nº 1 do artigo 14º da Lei nº 17/2009, de 4 meses de prisão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detenção indevida de utensílio ou equipamento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15º da Lei nº 17/2009 e com a pena de 2 anos e 3 meses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detenção de arma proibida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262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em conjugação com os artigos 6º, nº 1, alínea b) e 1º, alínea d) do Regulamento de armas e Munições aprovado pelo Decreto-Lei nº 77/99/M, de 8 de Novembro, resultado na pena única de 7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veio o Arguido A, melhor identificado nos autos, dela interpor recurso para 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2.
(i) A primeira questão que se coloca é a de saber se 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enferma de erro de julgamento de direito na parte atinente à determinação da concreta medida da pena relativa a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que o Recorrente considera ser excessiva. Em seu entender a pena a aplicar deve ser a de 5 anos de prisão, devendo resultar dessa redução de uma as penas parcelares uma redução da pena única para os 6 anos de prisão.
O nosso ilustre Colega junto do Tribunal recorrido respondeu a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Arguido, demonstrando, de modo muito bem fundamentado, as razões que justificam respectiva improcedência no que à questão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plicada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doz respeito, pelo que tal resposta sópode merecer a nossa inteira adesão.
Na verdade, em matéria de aferição do acerto da concreta fização das pens, esse douto TSI tem vindo a entender que,《não se vislumbrando qualquer injustiça notória na fixação,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da duração da pena de prisão dos arguidos recorrentes, há que respeitar esse juízo de valor do tribunal sentenciador, em sede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nos termos dos artigos 40º, nºs 1e 2, e 65º, nºs 1 e 2, do Código Penal》(cfr., entre outros, o Acórdãodo TSI de 21/11/2019, processo nº 1138/2019).
Portanto, em princípio, o tribunal de recurso apens deve intervir para corrigir uma pena fixa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quando tal pena se mostre notoriamente desadequada ou injusta.
Ora, no caso em apreço, do correcto enquadramento jurídico-penal dos factos que foi efectuado pelo douto acórdão recorrido resulta, como já antes referimos, que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igo 8º, nº 1 da Lei nº 17/2009, na pena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O tribunal a quo atenuou especialmente a pena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17/2009 pelo que a moldura penal abstracta correspondente ao crime em cusa situa-se entre um mínimo de 1 ano e um máximo de 10 anos de prisão [cfr. artigo 67º, nº 1, alíneas a) e b) do Código Penal].
Sendo esta a moldura abstracta parece-nos que, não obstante ter sido aplicada uma pena situada acima do ponto médio dessa moldura, o tribunal a quo procedeu a uma pertinente e adequada ponderação dos factos relevantes em sede de determinação da medida pena, não padecendo esta do excesso que lhe vem apontado pelo Recorrente. Ao invés, parece-nos que a dita pena de 6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se mostra em inteira conformidade com os critérios legais emergentes da norma do aratigo 65º do Código Penal.
Além disso, também se nos afigura que a pena única se mostra em conformidade com o critério legal consagrado no artigo 71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que, como se sabe, manda atender, em conjunto, aos factos e à personalidade do agente.
Não vemos, pois, como passa, neste ponto do recurso, acolher-se a pretensão impugnatória do Recorrente.
(ii) A segunda questão suscitada no recurso respeita à parte da decisão que determinou a perda de objectos apreendidos pertencentes ao Recorrente e que este pretende que lhe sejam restituídos, nomeadamente um relógio, dois telemóveis e um iPad.
Neste ponto, respeitando embora a opinião contrária, parece-nos que o Recorrente tem razão.
Vejamos.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igo 101º, nº 1 do Código Penal ,《são declarados perdidos a favor do Território (leia-se: RAEM) os objectos que tiverem servido ou estivessem destinados a servir para a prática de um facto ilícito típico, ou que por este tiverem sido produzidos, quando, pela sua natureza ou pelas circunstâncias do caso, puserem em perigo a segurança das pessoas ou a moral ou ordem públicas, ou oferecerem sério risco de ser utilizados para o cometimento de novos factos ilícitos típicos》.
Exige a lei, com o se vê, que a decisão que declare determinados objectos perdidos a favor da Região, para além de proceder a uma concretização ou especificação de tais objectos proceda a um juízo sobre a verificação dos pressupostos legais da referida declaração: por um lado que os objectos serviram ou destinavam-se a servir para a prática de um facto ilícito ou foram por este produzidos e, por outro lado, que tais objectos representam um perigo para a segurança das pessoas ou a moral ou ordem públicas ou que os mesmos oferecem risco sério de ser utilizados para o cometimento de novos factos ilícitos típicos.
Da leitura d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resulta que a mesma, se bem a lemos, é totalmente omissa relativamente à especificação dos bens que foram declarados perdidos a favor da Região e bem assim à formulação do juízo relativo à verificação daqueles pressupostos legais indispensáve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declaração de perda. Por isso, a admitir-se, sem conceder, que a decisão abrangeu os bens referidos pelo Recorrente, é patente que tal declaração de perda dos mesmos a favor da Região é, em nosso modesto entendimento, ilegal por falta de verificação dos respectivos pressupostos, não pondendo, assim, manter-se na ordem jurídica.
3.
Face ao exposto, parece-nos, salvo melhor opinião, que o recurso deve ser parcialmente provido nos termos que antecedem.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6月19日在第191/2014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6月19日在第116/2012號及第65/2012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6月5日在第623/2013號上訴案件、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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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051/2021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