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22/02/2022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130/2022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如下：
- 於2020年4月22日，在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2-20-0046-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9年6個月實際徒刑。
- 被判刑人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於2021年4月29日裁定上訴理由成立，經重審後，刑事法庭裁定被判刑人A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第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並判處3年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1月9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11月9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170-21-2-A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1年12月7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1. 於2020年4月22日，在編號CR2-20-0046-PCC之合議庭案件中，被裁定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9年6個月實際徒刑；
2. 上訴人不服上訴，中級法院於2021年4月29日裁定上訴成立，並著令重新審判；
3. 經重審後，刑事法庭裁定上訴人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第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被判處3年實際徒刑，裁決於2021年11月10日轉為確定；
4. 上訴人之刑期將於2022年11月9日屆滿，且已於2021年11月9日服滿刑期的三分之二。
5. 上訴人亦同意假釋。
6. 故此，上訴人之情況符合《刑法典》第56條之形式要件，被上訴批示亦已作此認定。
7. 除了形式要件外，按照《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及b項之規定，申請假釋還要求符合實質要件，當中包括特別預防以及一般預防兩方面。
8. 根據卷宗資料，上訴人為首次入獄，在囚期間行為的總評價為“差”，曾兩次違反監獄紀律的記錄，一次涉及與其他囚犯打架，另一次涉及自製及收藏紙牌的行為（見卷宗第7頁）。
9. 上訴人具有高中學歷，曾任職收銀及文員（見卷宗第11頁）。
10. 上訴人沒有參與職訓及活動（見卷宗第11頁）。
11. 上訴人父親因病已去世，而與丈夫亦已離婚，入獄前與女兒一同生活（見卷宗第11頁）。
12. 上訴人入獄前四十歲起於麻將館做兼職，因打麻將輸錢與家人日漸疏遠；五十九歲起開始有幻覺、幻聽等，被診斷為精神疾病，有服藥。（見卷宗第11頁）
13. 上訴人已為重新投入社會做好準備，出獄後也將返回香港與家人生活，上訴人獲分配一個公屋單位，並會靠綜援及傷殘津貼來支持。（見卷宗第11頁）
14. 對於被上訴批示指：
“被判刑人的個案中，被判刑人在獄中的表現一直不佳，被判刑人的表現尚未足以說服法官被判刑人已能夠良好地重新融入社會”；及
15. “法庭認為在獄中不違反獄規已經是最基本的要求，基於被判刑人在獄中的表現相當不穩定，而且，其所觸犯的犯罪涉及販毒，實有必要通過更長時間以矯正被判刑人的人格及價值觀，方能讓法庭可以確信其已具備重返社會的條件及不再犯罪。”
16. 實際上，上訴人在獄中大部分時候均遵守獄規。2021年8月21日發生的事件是上訴人與囚犯發生口角，其輕力掌刮另一名囚犯的面，根據醫生診斷沒有明顯新傷，亦已科處懲罰。因此，違規的情節是輕微的。（見卷宗第17頁）
17. 此外，需再次指出上訴人患有精神疾病，有幻覺及幻覺，有接受精神醫生治療，該病可能會影響上訴人之行為，因此並不能代表其人格及價值觀沒有得到矯正及重塑，在獄中的生活亦不利於其對精神疾病的治療。
18. 而上訴人亦表示出獄後將會與女兒一同居住，並由女兒照顧，相信有家人的照顧及支持將能使其更好地重新融入社會。（見卷宗第11頁）
19. 在上訴人入獄後，家人因為疫情不能前來澳門探望上訴人，但其家人有給予她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上訴人亦感謝及期待與家人會面，並表示會努力照顧好自己，以免家人擔心（見卷宗第11頁）。
20. 家人對於其入獄已接納，上訴人認為入獄之事使他對其女兒和家人感到愧疚，上訴人會定期申請致電家人及書信來往，相互支持，期望出獄後好好過退休生活（見卷宗第11頁）。
21. 如上可見，刑罰對上訴人具有正面作用，上訴人經過兩年多的徒刑，已得到其應有的懲罰，並深刻悔改及反省。
22. 然而，被上訴批示以“而且，其所觸犯的犯罪涉及販毒，實有必要通過更長時間以矯正被判刑人的人格及價值觀，方能讓法庭可以確信其已具備重返社會的條件及不再犯罪”以否決上訴人假釋的理由之一是錯誤的。
23. 上訴人透過服刑，已得到其應有的懲罰，在獄中積極進修，並於2021年1月申請參加女倉消毒電話的職訓，但因違規被否決。但其人格方面的演變正遂步改善，漸趨良好。
24. 同時，假釋機會的給予，並不代表著上訴人自始就無限制地重獲自由，上訴人仍需遵守法院訂定之行為規則，以及由社工跟進社會重返之進度。若在假釋期間違反該等規則，按《刑法典》第58條、第50條及第54條之規定，其假釋將會被廢止。
25. 因此，到底上訴人是否具備足夠的自制能力及守法意識而不再犯罪及以對社會負責的生活方式重返社會，大可從其獲假釋後的生活中得知並作出監控，被上訴批示於現時就否定上訴人這方面的人格，是言之過早及毫無依據的。
26. 如上種種，明顯很有理由相信上訴人已為重新投入社會做好充足準備，由獄後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
27. 明顯地，上訴人之情況已完全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有關特別預防方面的要求。
28. 此外，上訴批示指出：
“被判刑人在案中所涉及的毒品罪行屬嚴重犯罪，眾所周知，毒品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完整家庭的破壞及對社會的危害性都非常嚴重，而且社會上吸毒行為越趨年輕化的情況”。
29. 然而，犯罪事實的嚴重性及不法性只是定罪量刑時予以考慮，而不應作為假釋的考慮因素。
30. 對上訴人犯罪事實的嚴重性及不法性在量刑時已被考慮，因此，被上訴批示以此作為決定的基礎，是缺乏理據且有違假釋制度之原則的，不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之規定。
31. 根據上訴人有關罪行的實施期間及方式，上訴人的犯罪行為應屬於短期內的偶然犯罪。上訴人實施犯罪時亦為初犯。
32. 同時，上訴人具備足夠的自制能力及守法意識而不再犯罪及以對社會負責的生活方式重返社會，而正正因為上訴人努力改過自身的表現，更能達到對本澳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的維護作用，從而達到一般預防的目的，並不會如被上訴批示所說的“影響法律誡命在公眾心目中的執行力及威懾力”。
33. 被上訴批示在考慮一般預防方面時更應考慮的是上訴人獲得假釋後是否會影響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34. 而上訴人非為澳門本地居民，倘若獲得假釋亦回返回原居地，更不可能再對澳門社會安寧及社會經濟造成危害。
35. 上訴人積極進步，重新做人的決心，相信亦能給予社會正面訊息，並為社會接納。
36. 相信倘若提早釋放上訴人相信亦不會對維護法律秩序和影響社會安寧造成威脅而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
37. 因此，被上訴批示之理據亦是毫無依據，違反《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規定。
38. 假釋制度的原則是為了使罪犯更好地重新適應社會，給予任何接受刑罰後改過自新的罪犯提早重投社會的機會，故此，不應因為上訴人當初所犯下的罪行將導致的社會問題而剝奪此機會。
39. 上訴人因所犯之罪行被判處3年實際徒刑，至今已服刑兩年多，餘下之刑期不足一年的時間，從公眾立場看，亦相信上訴人已得到相當的教訓。
40. 對於上訴人之假釋會否繼續對社會的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負面影響，是需要從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人格轉變及重返社會的能力上考慮的。
41. 從上訴人在獄中的表現、其人格上的積極變化以及其為出獄後所作的積極準備，證明上訴人確已真心悔改，足以讓公眾接受提前釋放上訴人並不會影響社會的安寧，亦不會妨礙公眾對法律規定所持有的期望。
42. 可見其出獄後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不會再作出犯罪行為。
43. 同樣，社會大眾並不曾表示無法接受法院給予上訴人改過自新、提早投入社會的機會，而政府部門給予社會大眾的信息亦是應接納“更新人士”，釋放上訴人並不會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44. 因此，無論在積極或消極的一般預防方面，上訴人的情況應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有關一般預防方面的要求。
45. 綜上所述，無論從假釋的形式要件還是實質要件方面，上訴人的情況均已符合《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其假釋申請理應獲批准！
請求：
綜上所述，謹請求中級法院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撤銷被上訴的刑事起訴法庭否決給予上訴人假釋之批示，並批准上訴人的假釋申請。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基於被訴批示具有充分之事實及法律依據，而上訴人提出上訴之理據明顯不足，應駁回上訴。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的判刑及服刑如下：
- 於2020年4月22日，在第二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2-20-0046-PCC號卷宗內，被判刑人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9年6個月實際徒刑。
- 被判刑人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於2021年4月29日裁定上訴理由成立，經重審後，刑事法庭裁定被判刑人A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第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並判處3年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2年11月9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11月9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1年12月2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1年12月7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下棋和看小說。由於上訴人已高中畢業，故沒有參與獄中的學習活動。於2021年1月申請參加女倉消毒電話的職訓，因違規而被否決。上訴人於2020年8月21日，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a)、n)及d)項，而被處罰收押紀律囚室及並剝奪放風權利7日。於2021年5月27日，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f)及h)項，而被處罰收押紀律囚室及並剝奪放風權利15日。雖然被列為“信任類”，但其行為總評價為“差”，監獄長和獄方的社工均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表示否定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仍然沒有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已向良好的方向發展，根本談不上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已經不能滿足《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的條件。
即使不考慮這些，我們同樣認為，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即使像上訴人自己所說的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但以旅客身份來澳實施販毒這個嚴重的犯罪行為，從一般犯罪預防方面就應該相應有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這就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刑法典》第56條所規定的任何一項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三、決定
綜上所述，裁判書製作人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並且支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支付《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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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à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e pressupostos de natureza formal e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a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pesar de a recorrente satisfazer em absoluto o pressuposto de natureza formal, tendo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não vemos uma conclusão paralela em relação ao pressuposto material previsto no art.º 56 nº 1 al. b) do C.P.M.. Duvidamos assim da possibilidade de incompatibilidade da ordem jurídica co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antecipada.
In casu, face ao comportamento e à vida prisional da recorrente, não lhe foi merecido parecer favorável pelo Director do E.P.M., por ter em conta o seu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irregular e o seu modo de vida anterior que revela hábito de jogo. Po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igualmente, a avaliação global prisional de grau “Mau” e os dois registos de punição disciplinar que à recorrente foram imputados no dia 08/09/2020 e bem recentemente, no dia 16/08/2021.
Por outro lado,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que o Tribunal a quo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gravidade do crime de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cometido pela recorrente e a sua personalidade, pesando ainda, a análise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caso concreto e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o seu comportamento em reclusão em termos globais, concluímos que até ao momento existem razões para crer que a libertação antecipada da recorrente irá por em causa a confiança da comunidade no sistema jurídico e, consequentemente, provocar impacto social negativ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º 56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 a digna resposta do M.P. à motivação do recurso, não enxergamos conclusão favorável à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se entender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a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coem no disposto no art.º 56 nº 1 do C.P.M..
Termos em que deve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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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30/2022 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