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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初級法院
第二民事法庭
通常宣告案第CV2-12-0004-CAO號

判決書
通常宣告案
卷宗編號：CV2-12-0004-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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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件敍述：
　　甲公司(清算中)，葡語名稱為甲公司 (EM LIQUIDAÇÃO)，以下稱作“原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登記編號為XXX號，針對以下四名被告提出現審理的通常宣告案：
　　- 乙公司，以下稱作“第一被告”，法人住所位於美國內華達州(Entity Number XXX；NV Business ID XXX)
　　- 丙公司，以下稱作“第二被告”，法人住所位於美國內華達州(Entity Number XXX；NV Business ID XXX)
　　- 丁公司，以下稱作“第三被告”，法人住所位於美國內華達州(Entity Number XXX；NV Business ID XXX)
　　- 戊公司，以下稱作“第四被告”，葡語名稱為戊公司，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的登記編號為XXX號1。
*
　　原告在其起訴狀當中提出了以下核心理據：
　　- 2001年秋季，原告有意競投博彩經營批給，故在其取得己銀行(以下稱作“己銀行”)為有關項目提供必須的資金的保證後，便開始與庚集團接觸；
　　- 經談判，先後訂立了起訴狀附件二(協議的簽署日期為2001年10月18日，當中訂明該協議的生效期至2001年11月15日，或以書面方式提出的終止為止)及起訴狀附件三(即對簽署日期為2001年10月18日的協議的第一次“修改”；此一修改的簽署日期為2001年11月15日，有關文件的其中一項內容是將上述附件二的協議的生效期延長至2002年1月15日)兩份協議；
　　- 按照約定，所有庚集團的企業均受上述協議的約束；
　　- 2001年12月7日，原告向競投委員會提交其競投方案(起訴狀附件四)，該競投方案是由原告及一眾被告共同制作；
　　- 按原告的理解，原告及一眾被告受上述的競投方案所約束，該競投方案依其內容在原告及一眾被告之間產生合同關係。原告認為，由上述競投方案所產生的合同關係有別於起訴狀附件二及三所產生的關係，但彼此之間具互補性質。
　　- 2002年1月2日，競投委員會決定接納原告以及另外十七名競投申請人的競投方案以進入下一階段；
　　- 原告、第一及第二被告，以及己銀行準備及編製競投方案的介紹文本，其中“戊公司”重申其向政府及原告所承擔的、以及與原告參與競投程序的承諾；
　　- 在2002年1月15日之前，原告及一眾被告之間已開展起訴狀附件二所載協議進行延期的談判；
　　- 在2002年1月初，一眾被告在沒有告知原告的情況下，開始了與其他競投人尤其是與辛公司(下稱“辛公司”)的接觸及談判；
　　- 2002年1月22日，競投委員會根據第250/2001號行政長官批示通知有意作組合競投的競投人可於2002年1月31日前提出申請；
　　- 2002年1月25日，第一及第二被告的代表壬向原告發出起訴狀附件七的傳真，當中載有對起訴狀附件二進行第二次修改的要約(proposta)；
　　- 上述傳真發送至一個位於台灣的辦公室，但該辦公室並非起訴狀附件二所載的地址亦非原告的住所且也不屬於原告；
　　- 原告的代表癸(癸)僅於2002年1月30日才收到上述傳真；
　　- 2002年1月30日當天，原告的代表癸與甲甲口頭約定更新起訴狀附件二的協議，並著手準備所需文件以便以書面方式落實；
　　- 於2002年1月15至31日期間，一眾被告從沒有退出與原告一同參與的競投，亦沒有撤回競投方案，而是繼續與原告一同參與有關的競投程序；
　　- 至2002年1月31日為止，一眾被告從沒有告知過競投委員會彼等不欲維持與原告一同進行競投，亦沒有要求過原告必須從競投方案中剔除一眾被告的名字；
　　- 此等事實表明，原告與一眾被告維持一同參與競投的合作關係；
　　- 2002年2月1日，由甲甲代表的第一被告，發函告知競投委員會其與原告的合作關係已終止並會與辛公司參與競投；
　　- 屬原告所擁有的競投方案(包括當中的競投摘要Executive Summary)在一眾被告違反其負有的保密義務以及原告權利的情況下，由一眾被告交予了辛公司；
　　- 辛公司的競投方案尤其是競投摘要幾乎是完全抄寫自原告的競投方案中的競投摘要；
　　- 自2002年2月1日(包括當天)起，存在兩份本質上相同的競投方案，一份來自原告，而另一份來自辛公司；
　　- 一眾被告不法地將原告的競投方案據為己有，將其抄錄並送交給第三人；
　　- 2002年2月6日，第一被告向競投委員會提交其與辛公司的合作協議；
　　- 一眾被告僅於2002年2月6日透過起訴狀附件十二的傳真，告知原告其決定終止彼此的合作關係；
　　- 根據第26/2002號行政長官批示，辛公司為三個臨時判給人之一；
　　- 若非一眾被告的過錯及不法行為，原告將取得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批給，以及經營酒店及其他設施的准照；
　　- 若非一眾被告的損害行為，原告現時將擁有與戊公司本質上相同的盈利狀況，因此原告的損失應以戊公司的利潤進行計算；
　　- 一眾被告的行為違反了起訴狀第156至160條所列出的各項義務及法律規定(當中包括一眾被告承諾與原告一同提出並參與競投的義務；保密義務；不向第三人提供資訊的義務；起訴狀中所提及載於意向書中的義務；《民法典》第752條第1及第2款的規定)；
　　基於在起訴狀當中詳述的事實及法律理由，原告請求法院裁定其訴訟理由成立，進而判處四名被告以連帶方式向原告支付澳門幣3,000,000,000.00元，另加由傳喚起算，至完全履行為止按法定利率計算的遲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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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依法傳喚，四名被告作出卷宗第389至 442頁的答辯，當中提出了以下核心理據：
　　- 本訴訟不過是原告已在美國聯邦內華達州地區法院(案件編號XXX)針對本案第一至第三被告重覆提出的訴訟；
　　- 內華達州地區法院法官於2007年8月16日基於時效問題裁定有關訴訟不成立(“dismissed on the merits and with prejudice”)；
　　- 在針對上述裁決提出的上訴程序中，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2009年4月10日作出判決，裁定美國聯邦內華達州的時效法規(statute of limitations)適用於該訴訟並因而裁定：前述訴訟中涉及2002年1月15日前的事實，由於存在書面合同，相應的時效期間為6年，故該部份的訴訟可以繼續進行；至於涉及2002年1月15日以後的事實，因為即使存在合同其亦只是以口頭方式訂立，相應的時效期間為4年，故該部份的訴訟不得繼續進行；
　　- 有關訴訟發還美國聯邦內華達州地區法院以便就2002年1月15日前的事實進行審理。其後，於2010年4月16日，內華達州地區法院法官作出判決，基於原告在獲給予的期間內，未有委託律師代表其參與訴訟，因此對訴訟作出駁回(“DISMISSED for failure to prosecute this action and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 court’s order that it retain substitute counsel”)；
　　- 此表示，涉及發生於2002年1月15日前的事實，原告針對第一至第三被告的起訴被駁回；涉及發生於2002年1月15日後的事實，美國法院已審理實體問題，並裁定時效抗辯理由成立；
　　- 前述的裁決內容妨礙原告在美國或其他法區再次以相同事實/訴因針對第一至第三被告提出另一訴訟；
　　- 針對2002年1月15日前的事實，有關裁決內容則不妨礙原告再行提出訴訟，以討論有關事實；
　　- 第一至第三被告已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提出相應程序，要求審查及確認美國聯邦內華達州地區法院編號XXX案件所作的裁定；
　　- 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張的訴因事實發生於2001年10月至2002年2月初，而第四被告戊公司於2002年6月24日在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第四被告沒有參與原告所主張的訴因事實，故此其不具有參與本案的消極正當性；
　　- 起訴狀附件二根據其內容屬於一份意向書(carta de intenções)；
　　- 壬只是以第一被告的總裁(president)身份簽署上述意向書；
　　- 第一被告在上述意向書中並非代表整個集團，而只是有限度地因應書向書條款10及13(H)代表其子公司及條款述及的相關人士；
　　- 按照意向書的最後一段內容，意向書不過是一份表達雙方共同意向的文件，並不構成一份有約束力又或會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義務或責任的 協議(意向書最後一段內容中表明的條款1(C), 9, 10, 13(E), 13(F) 及 13(H)除外)；
　　- 雙方當事人沒有承擔訂立意向書條款12所指的最終合同(“development agreement”；“management agreement”；“stock option agreement”)的義務；
　　- 按照意向書最後一段內容當中表明具有約束力的意向書條款10，雙方當事人負有的專屬接觸及談判義務有效期直至2001年11月15日或雙方的談判以書面方式終止為止；
　　- 根據意向書條款13(G)，任一方當事人可以書面方式向他方終止意向書，有關意向書隨即不再產生效力，若相關的最終協議沒有在2001年11月15日或之前訂立，雙方當事人不再負有任何義務或責任；
　　- 於2002年1月初，一眾被告沒有與其他競投人，尤其是辛公司進行談判；
　　- 2002年1月25日，壬向癸 (癸)發出起訴狀附件七所載的傳真；
　　- 競投委員會已使各競投人知悉彼等可於2002年1月31日前按照第250/2001號行政長官批示提出組合競投申請；
　　- 根據上述批示第9條，第一被告需要成為一間競投公司的股東方可作出組合競投申請，故第一被告希望能取得相關條件，以便在機會出現時行使有關權能；
　　- 基於上述原因，壬向原告發出的“第二次修改”(“Second Amendment”)載明原告向第一被告分派一個股份，而有關股份的分派與“第二次修改”的簽署同時實行；
　　- 壬提出對意向書的有效期延長取決於在簽署“第二次修改”時，原告須同時向第一被告分派一股份，惟原告拒絕接納該等對第一被告而言屬必要的條件，因此，意向書已於2002年1月15日因沒有續期而失效；
　　- 有關意向書不論是在2002年1月30日前、於2002年1月30日當日，又或在2002年1月30日之後均沒有被續期；
　　- 第三被告以“business consortium”中“sponsor”及“partner”參與競投的背後基礎源於意向書，但該意向書在沒有被續期的情況下已於2002年1月15日失效；
　　- 上述意向書為競投委員會所知悉，其副本亦已隨競投方案交予了競投委員會，因此，競投委員會亦知悉任一名被告在競投中的參與是建基於意向書此一文件；
　　- 原告與辛公司所提出的競投方案實際上並不相同；
　　- 事實上，當事人從未以口頭方式延長意向書的有效期；
　　- 第四被告戊公司是根據與辛公司協商及簽署的轉批給合同而經營博彩活動；有關活動與第三被告根據一份與原告簽署的管理合同而開展的活動有所區別；
　　- 原告不能夠以第四被告戊公司在轉批給合同的框架下所進行的經營活動中所取得的利潤作為計算其損害賠償的基礎；
　　- 原告方的競投方案完全由原告所提交，當中原告具有競投人的身份，且當原告嬴得競投時，原告將獲得批給。在競投中，第三被告僅具有管理公司的身份。事實上，原告及第三被告從沒有訂立相關的管理合同。原告的競投方案不過是表達其聘請第三被告作為其管理公司的意圖，惟有關競投方案不能被視作意向書以外構成在原告及一眾被告之間產生合同上或債務上的義務的文件。
根據答辯中詳述的理由，一眾被告主張：
　　- 基於美國法院作出的判決所產生的既判案效力，應裁定一眾被告提出的延訴抗辯理由成立，並駁回對其起訴；
- 若不如此認為，則應裁定第四被告戊公司不具被訴正當性的延訴抗辯理由成立，並駁回對第四被告的起訴。
- 倘上述兩項主張均不成立，則宣告原告訴訟理由不成立，並就原告針對一眾被告提出之所有請求作出開釋；
- 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並就有關行為支付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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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答辯狀，原告提出卷宗第628至676頁的反駁，主張一眾被告的抗辯理由均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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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被告提交卷宗第717至751頁的再答辯，重申法庭應基於第四被告沒有被訴正當性，繼而駁回針對其提出的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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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卷宗第1092至1101頁的批示，法庭裁定一眾被告在答辯中提出，指第四被告沒有被訴正當性的抗辯理由成立，因而駁回原告針對該名被告的起訴。
就上述決定，原告提出上訴，有關上訴具移審效力並屬延遲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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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卷宗第1106頁批示，原告在反駁中要求變更訴因的聲請獲得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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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庭作出了卷宗第1092至1138頁的清理批示、對本案的既證事實以及仍受爭議的事實事宜進行篩選。雙方當事人對事實事宜篩選提出的聲明異議以及就證據所提出的聲請亦已適時獲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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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卷宗第1485至1521頁的嗣後訴訟書狀，一眾被告要求法庭審理美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對本案所可能產生的已有確定裁判的延訴抗辯。
　　簡要而言，一眾被告指出，終審法院於2015年5月6日第3/2015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維持了中級法院於2014年6月19日第599/2013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上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審查並確認了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於2009年4月10日所作的判決中，確認內華達州聯邦地區法院2007年8月16日判決的部份。根據內華達州聯邦地區法院判決，原告所主張發生於2002年1月15日以後的事實的相應時效已過。
　　透過卷宗第1860至1881頁的批示，本法庭裁定被告方提出的延訴抗辯理由不成立。
就有關決定，一眾被告提出中間上訴，有關上訴具移審效力並屬延遲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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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9年7月15日，原告透過卷宗第3068至3071頁的聲請，要求擴張其請求，並判處一眾被告向其支付澳門幣96,454,156,627.00元的款項，作為對應2004至2018年原告應得的賠償；此外，亦要求判處一眾被告支付自2019年1月至博彩批給期完結為止彼等所賺取的利潤的70% (此一部份應在執行中結算，見書狀第14條)。
簡要而言，原告的理由在於：
- 在起訴狀中，原告量化了2004至2010年期間一眾被告從其賭場及相應事業所得的利潤；
- 根據起訴狀第36及41條，以及反駁狀第98及99條，原告指出倘非一眾被告的行為，一眾被告將擁有原告27.5%的股份，亦因此，原告將收取72.5%的利潤；(書狀第2條)
- 原告是以所失收益(“lucro cessante”)的名義要求其賠償；(書狀第3條)；
- 意即，在假設合同被履行的情況下，根據《民法典》第556條計算原告應有的財產狀況；(書狀第4條)
- 按照博彩監察協調局提供的網上資料，一眾被告自2004至2018年的總利潤(lucro total)為澳門幣137,791,652,325.00元；
- 按照起訴狀及反駁狀，原告要求一眾被告向其賠償所賺取利潤(lucros)的72.5%。然而，按照合同，尚有若干百分比(pequenas percentagens)是其須向一眾被告支付的，因此，原告在此不請求72.5%，而是一眾被告所賺取的利潤的70% (不排除一眾被告提交其帳目時，原告再作調整)；(書狀第12條)
- 澳門幣137,791,652,325.00元的70%即為澳門幣96,454,156,6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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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原告要求擴張請求的聲請，第一至第三被告發表了卷宗第3705至3745頁的意見，主張不應接納原告要求變更請求的聲請；倘不如此認為，則須裁定變更的請求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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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載於卷宗第4490及背頁於2019年9月4日作出的批示，法庭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217條第2款及第426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決定接納原告的擴張請求聲請，並在調查基礎中新增相應的待證事實。
　　就上述決定，三名被告提出上訴，有關上訴僅具移審效力並屬延遲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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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透過卷宗第4506至4509頁原告於2019年9月9日提交的聲請，原告因應被告方在2002年至2003年存在虧損情況，聲明其請求應就有關虧損作出相應減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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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事人聲請，透過發出請求書，部份非居於澳門的證人證言已透過司法協助途徑被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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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的審判聽證指定於2019年9月11日、12日及18日進行。
　　於2019年9月10日，基於三名被告於2019年9月2日提交了載於卷宗第3746頁至第4294頁的文件，原告要求將審判聽證押後，以便其有足夠時間就被告方的聲請及文件作分析及回應。在三名被告亦認為未具條件進行審判聽證的情況下(見第4516至4518頁)，審判聽證改定於2020年9月16日、9月17日及9月23日進行。
　　於2020年6月18日，三名被告表示由於新冠疫情導致出入境受限，部份居於澳門以外地區的證人無法前來澳門出席審判聽證，故請求重新訂定審判聽證日期。在原告不反對的情況下，審判聽證改於2021年6月16日、17日及23日進行。
　　2021年4月16日，三名被告再基於新冠疫情導致出入境受限的理由，要求另定日期進行審判聽證。經聽取原告表示反對將整個庭審另定日期進行的意見，三名被告的聲請未獲法庭批准。就該決定以及法庭就部份身處外地的證人的聽取的安排，三名被告提出上訴，而有關上訴具移審效力並屬延遲上呈。
　　本案的審判聽證已於指定日期(2021年6月16日)召開，並在對當事人提出的證據進行審查後完結。合議庭亦已對調查基礎中的待證事實進行認定並公開宣讀相關裁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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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議庭裁決宣讀後，雙方當事人均提交了其法律陳述(第10612至第10669頁；第10676至第107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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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訴訟前提：
　　本院對此案具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當事人能力及訴訟能力，亦具備參與本案的訴訟正當性。
　　訴訟形式為適當。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延訴抗辯或妨礙審理本案實體問題的先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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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獲證事實：
對本案之實體問題而言，下列事實獲得證實：
1. A Autora é uma sociedade anónima que se encontra em liquidação, tendo por objecto social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ou outros jogos em casino. (已證事實A項)
2. No Outono de 2001 o Governo da R.A.E.M. anunciou publicamente que iria lançar um concurso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na Região. (已證事實B項)
3. A Autora decidiu apresentar-se a concurso e precisava de encontrar empresas com experiência na actividade de exploração de casinos dispostas a participar no empreendimento. (已證事實C項)
4. A Autora, formou a ideia de que teria sucesso em Macau um casino constituído segundo o Venice-themed resort que a [度假村(1)] possui e opera em Las Vegas, Nevada. (已證事實D項)
5. Na sequência de anteriores negociações – e ainda antes da abertura do Concurso do Jogo em Macau – a 1ª Ré elaborou e endereçou à Autora uma“Letter of Intent”, redigida na língua inglesa, datada de 18 de Outubro de 2001, assinada por 壬, em sua representação, junta com a Petição Inicial como documento nº 2, cujo teor aqui se dá por reproduzido e do qual consta, em tradução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designadamente que:
“Assunto: Proposta para desenvolvimento de um Casino em Macau
Exmo. Senhor 癸
　　O objectivo desta “Letter of Intent” é o de apresentar uma proposta nos termos da qual a 乙公司, uma sociedade comercial de responsabilidade limitada do Estado de Nevada, pretende,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através de uma ou mais filiais (todos, de ora em diante, colectivamente designados como “乙公司”), trabalhar em conjunto com a甲公司, uma sociedade de Macau (o “Promotor”) no sentido de obterem uma concessão par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e levarem a cabo o desenvolvimento e exploração de um casino, hotel e outras utilidades (o “Resort”) num determinado terreno descrito em baixo a ser adquirido pelo Promotor (o “Terreno”). O objectivo desta carta é o de estabelecer uma declaração geral de intenções acerca do modo como pretendemos levar a cabo o negócio (transactions) aqui contemplado:
1. Distribuição do Capital Social pelos sócios do Promotor:
Nome
Percentagem do Capital Social
Uma sociedade subsidiária totalmente dominada pelo 己銀行 (“己銀行”)
51%
乙公司 (ou filial desta)
Opcão de Compra de 27,5%
Sr. 癸
10%
Sócios locais – Sr. 甲丁 e Sr. 甲戊
11,5%

100%
… A única actividade do Promotor será titular o Resort, …. A 乙公司 é uma subsidiária da 甲己公司, proprietária e operadora do maior casino, hotel, centro comercial, centro de conferências e de facilidades de feiras comerciais no mundo, sendo um operador experiente de casinos num mercado altamente regulado.
2. A 乙公司 celebrará um acordo de desenvolvimento com o Promotor. Este acordo de desenvolvimento estabelecerá o método de selecção de designers, incluindo o arquitecto, o designer de interiores e o empreiteiro, entre outros. … O design do Resort basear-se-á na experiência e conhecimento da 乙公司, em estudos de mercado e nas contribuições de investidores locais. A 乙公司 trabalhará em conjunto com todos os profissionais seleccionados na obtenção do design pretendido para o Resort. As equipas técnicas (para a áreas do jogo, da contabilidade e do direito), bem como os consultores jurídicos, políticos e contabilísticos da 乙公司, nos EUA e em Macau, coordenarão as respectivas actividades com as do Promotor, quer quanto ao design do Resort, quer quanto à obtenção da licença para exploração dos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O Promotor ressarcirá todas as despesas da 乙公司 realizadas no âmbito da prestação destes serviços, incluindo os salários atribuídos aos funcionários da 乙公司 (com excepção dos salários de 壬 e 甲庚), viagens, despesas correntes, consultadoria e design. Todos os planos finais estarão sujeitos a aprovação conjunta. Serão também estabelecidas conjuntamente as metas intermédias relativamente todos os procedimentos governamentais, de modo a fiscalizar a viabilidade do projecto, garantir a emissão da licença de exploração e assegurar a obtenção de todas as deliberações necessárias à sua execução. A continuidade do processo de planeamento dependerá da satisfação dessas metas intermédias. O acordo de desenvolvimento conterá uma cláusula sobre a taxa de consultadoria a ser paga pelo Promotor à 乙公司, equivalente a 3% dos custos totais do projecto, a qual não prejudicará o ressarcimento das despesas supramencionadas. …. No caso da licença de exploração do Resort ser emitida em nome da 乙公司, a taxa de consultadoria será paga, mediante opção da 乙公司, no momento do “cumprimento substancial” (noção que será definida pel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 da primeira fase do Resort ou no momento do incumprimento, pelo Promotor, em completar essa primeira fase do Resort, cuja data será estabelecida pel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A. O promotor concordará em adquirir, por termos razoavelmente aceitáveis pela 乙公司, um terreno...
B. O promotor e a 乙公司 deverão envidar todos os esforços no sentido de obterem quaisquer autorizações, licenças ou deliberações necessárias ao licenciamento do projecto. Sem prejuízos desses esforços, o Promotor e a 乙公司 deverão coordenar e comunicar com os Governos da RAEM e da R.P. da China, e fazer lobby para a obtenção da concessão de jogo e para a aprovação de leis e regulamentos de jogo de nível aceitável. O Promotor e a 乙公司 devem manter contactos regulares com vista à coordenação de todas estas actividades e comunicações.
C. O Promotor e a 乙公司 devem comprometer-se a cumprir todas imposições aplicáveis das leis da R.P. da China e dos EUA (incluindo, mas não se limitando ao “US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e ao “Nevada Gaming Control Act and Regulations”) na condução de todas as actividades de qualquer modo relacionadas com o Resort e devem contribuir, cooperar e coordenar-se mutuamente no cumprimento de tais leis. O Promotor e quaisquer dos seus funcionários, representantes, consultores ou associados devem abster-se de,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praticar quaisquer actos que possam produzir efeitos negativos sobre a 乙公司. Igualmente, a 乙公司 e quaisquer dos seus funcionários, representantes, consultores ou associados devem abster-se de,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praticar quaisquer actos que possam produzir efeitos negativos sobre o Promotor, exceptuando os actos cuja prática seja exigida da 乙公司 por entidades reguladoras.
3. A 乙公司 celebrará um acordo de gestão com o Promotor com vista à gestão do Resort. Esse acordo incluirá uma taxa de gestão a ser paga à 乙公司, a qual consistirá nos seguintes valores:
i. …
A. ...
B. ...
C. Após emissão de licença de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devidamente comprovada, ou após selecção enquanto promotor preferencial pela Comissão de Jogos de Macau, a 乙公司 recrutará e formará todo o pessoal de gestão e restantes envolvidos na exploração do casino proposto e instalações conexas. O contrato de gestão terá duração igual ao termo pelo qual a licença de exploração do Resort tiver sido emitida, incluindo renovações, e conterá as cláusulas que as partes acordarem entre si.
D. O contrato de gestão definitivo atribuirá ao Promotor o direito de fiscalização periódica das contas e registos da 乙公司.
4. A 乙公司 celebrará com o Promotor um acordo de licenciamento relativo à utilização de nomes e materiais da 乙公司, incluindo a designação “戊公司” para fins operacionais e de marketing relacionados com o Resort. Este acordo deverá prever uma taxa de licenciamento, a ser paga à 乙公司, no montante de 1,5% do total das Receitas Brutas do Resort, durante todo o período de utilização, pelo Resort, de tais nomes e materiais. O acordo de licenciamento cessará automaticamente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a 乙公司 manifeste não poder participar na gestão ou exploração do Resort.
5. O Promotor concorda desde já em conceder à 乙公司, aquando da celebração d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referidos em baixo, um direito de opção de compra de 27% das acções em circulação do Resort. Este direito poderá ser exercido dentro de dois anos após a atribuição da concessão de jogo para o Resort ou um ano após a conclusão do Resort, consoante o que for posterior (“Data de Exercício”). O preço de aquisição das acções objecto do direito de opção (“Preço de Aquisição”) será igual ao “custo” efectivo das mesmas para o Promotor, acrescido dos lucros não distribuídos. “Custo” corresponderá ao valor contabilístico líquido das verbas investidas no Resort, tal como fiscalizadas por uma empresa de auditoria internacionalmente reconhecida e designada pela 乙公司, dividido pelo número total de acções em circulação, de modo a conhecer-se o preço de aquisição por acção a pagar pela 乙公司.
A. ....
6. Estes termos estão, naturalmente, condicionados à aprovação pela Comissão de Jogo de Macau (“CJM”) e pela 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Comissão de Jogo de Nevada] (“NGCB”), bem como ao licenciamento pela CJM e NGCB de quaisquer pessoas ou entidades de algum modo relacionadas ou afiliadas com o Promotor, incluindo, nomeadamente, os seus gestores, administradores, funcionários, accionistas, mutuantes, fornecedores ou consultores do Promotor, nos termos exigidos pelas CJM e NGCB. Se a CJM e a NGCB não aprovarem a estrutura das transacções referidas nesta carta, a estrutura será modificada por forma a obter os mesmos resultados financeiros sem risco ou consequência para as licenças tituladas por quaisquer pessoas ou entidades afiliadas da 乙公司, incluindo, nomeadamente, a 丙公司. e a 丁公司 É naturalmente aceite que a entidade irá efectivamente investir deverá ser apta e licenciável de acordo com as leis dos Estados Unidos da América, Nevada, China, Macau e quaisquer outras leis ou regulamentos aplicáveis. No caso de qualquer participante no projecto proposto não ser considerado aceitável por qualquer autoridade reguladora, deverá ser imediatamente excluído de qualquer participação no projecto ser imediatamente desassociado do projecto em qualquer qualidade possível.
7. Estes termos e 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estão também condicionados à aprovação da legislação do Jogo de Macau que sejam consideradas satisfatórias pela 乙公司 e ao acordo do Promotor em cumprir todas os controles internos recomendados pela 乙公司 para facilitar as operações casino e do resort (incluindo, nomeadamente, disposições relativas a jogo responsável, crédito, contabilidade e controlo de cobranças, procedimentos e práticas, exclusão de pessoas não idóneas e outras matérias).
8. ...
9. ...
10. A partir da data da celebração desta carta, até não depois de 15 de Novembro de 2001 ou até à notificação escrita do término das negociações, o Promotor deverá negociar exclusivamente com a 乙公司 e a 乙公司 deverá negociar exclusivamente com o Promotor para realização das transacções aqui consideradas, e não solicitará ou encorajará (através da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ões ou de qualquer outra forma) quaisquer outras perguntas ou propostas, ou celebrar qualquer outro acordo, relativos ao negócio objecto deste acordo. Estas obrigações deverão ser respeitadas por todas as afiliadas, sócios, outros participantes, directos e indirectos, do Promotor ou da 乙公司.
11. A realização dos negócios aqui estabelecidos deverá ainda respeitar o seguinte:
A. ...
B. A forma e o conteúdo d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e de todos os outros documentos e instrumentos a serem entregues, nos termos do presente acordo, deverão ser objecto da concordância da 乙公司 e do Promotor.
12. Os termos e as condições básicas previstas nesta proposta deverão ser mais detalhadamente estabelecidos nos contratos de construção, exploração e de opção de compra de acções (conjuntamente designad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a ser celebrados entre a 乙公司 e o Promotor e preparados pelos respectivos advogados. 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deverá conceder às partes o poder de fazer declarações, estabelecer garantias e indemnizações, tal como é habitual em negócios similares. 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conterão os termos mutuamente aceites de resolução de conflitos, os quais determinarão que qualquer litígio que não possa ser solucionado negocialmente: i) deverá ser submetido ao Sr. 癸 e Sr. 壬, na qualidade de representantes, respectivamente, do Promotor e da 乙公司, para mediação, e se a disputa não for solucionada por esta via, deverá ser submetida a Arbitragem vinculativa, com um árbitro independente, escolhido por ambas as partes, com experiência e conhecimento do assunto em litígio. É intenção das partes preparar, negociar e executar 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logo que possível, com a celebração a ser agendada logo que todas as condições precedentes se mostrem cumpridas.
13. Assuntos Diversos
A. …
B. …
C. Esta carta “letter of intent” está sujeita à lei de Macau;
D. Os direitos e obrigações respectivos das partes aqui prescritos não serão transmitidos sem o consentimento prévio escrito da contraparte; a 乙公司 pode, porém, transmitir os seus direitos e obrigações para qualquer entidade detida ou por si controlada,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pela 丙公司. ou qualquer um das suas subsidiárias.
E. O Sr. 癸 declara e garante que tem o completo poder e autoridade para celebrar esta carta-contrato em representação do Promotor, 己銀行, do Sr. 甲丁, do Sr. 甲戊 e de si mesmo, bem como para os vincular nos termos estabelecidos em baixo.
F. A 乙公司 declara e garante que tem o completo poder e autoridade para celebrar esta carta-contrato em representação da 乙公司 e suas afiliadas, bem como para as vincular nos termos estabelecidos em baixo.
G. Qualquer Parte pode pôr termo à carta-contrato, mediante notificação escrita remetida à outra Parte a partir do que esta carta não terá força ou produzirá efeitos; e as Partes não terão quaisquer outras obrigações ou responsabilidades se 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não forem celebrados até 15 de Novembro de 2001, inclusive. Contudo, as Partes podem mutuamente acordar, por escrito, em estender o tempo para preparação dos Contratos Definitivos por períodos adicionais.
H. Ambas as partes, por si e em representação das respectivas afiliadas, agentes, representantes e consultores, concordam em manter em estrita confidencialidade e não revelar a quaisquer outra pessoa, entidade, parte, firma ou pessoa colectiva (excepto agentes ou representantes de cada uma das partes, os quais também estão vinculados pelo estabelecido neste parágrafo), sem o expresso consentimento escrito da parte contrária (excepto quando tal seja exigido em requerimentos ou por garantias ou legislação do jogo), qualquer informação confidencial da Parte contrária (“Informação Confidencial”). A expressão Informação Confidencial não inclui informação que: (i) passa a estar disponível ao público que não seja resultado de divulgação pela parte que recebe as informações ou os seus representantes, agentes ou funcionários; (ii) fosse do conhecimento da parte receptora, de um modo não confidencial, antes de sua divulgação à parte receptora; ou (iii) se torne acessível à parte receptora de forma não confidencial. Cada parte deverá limitar a divulgação e acesso a Informação Confidencial por parte dos seus administradores, gerentes, funcionários, agentes, consultores, representantes, advogado, ou autoridades reguladoras com jurisdição sobre as Partes. Antes de ser fornecida à outra Parte Informação Confidencial, tal informação deverá ser assinalada como “Confidencial”.
Esta carta não constitui um acordo vinculativo (excepto nos termos especificamente estabelecidos em baixo) e não revela que tal acordo exista. Esta carta é antes uma expressão de nossa intenção mútua que não impõe, nem deve impor, qualquer obrigação ou responsabilidade sobre as partes, excepto no que concerne ao estabelecido nas secções 1(C), 9, 10, 13(E), 13(F) e 13(H) deste documento. Se esta Carta for aceitável para si, por favor, assine a cópia em anexo e devolva-a para mim para o endereço indicado no topo da página da presente carta antes de 18 de Outubro de 2001, ou esta proposta caducará”. (已證事實E項)
6. 壬 era, em 18/10/2001, presidente 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da 1ª e da 2ª Rés. (已證事實F項)
7. A carta foi assinada por 癸 na qualidade de representante da Autora, de 己銀行 (己銀行) e de accionistas locais, bem como em seu próprio nome. (已證事實G項)
8. A seguir, a carta foi remetida à 1ª Ré, para o lugar da sua sede. (已證事實H項)
9. Pela carta referida em E) as partes acordaram negociar exclusivamente entre si, não pedindo nem prestando informações a terceiros, e não manifestando interesse por outros projectos ou neles participando, por qualquer via. (已證事實I項)
10. E acordaram não transmitir a terceiros direitos e obrigações resultantes da carta referida em E) sem consentimento prévio escrito da contraparte. (已證事實J項)
11. E submeter o acordado na carta referida em E) à lei de Macau. (已證事實K項)
12. E manter em estrita confidencialidade e não revelar a terceiros, sem o expresso consentimento escrito da parte contrária, qualquer informação confidencial. (已證事實L項)
13. Em 2 de Novembro de 2001 foi publicado, na I Série do Boletim Oficial, 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17/2001, de 1 de Novembro que declarou aberto um concurso público para a atribuição de três concessões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na R.A.E.M., pelo prazo máximo de 20 anos, a atribuir, na sequência de um acto de adjudicação, por via da celebração de contrato administrativo de concessão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a celebrar entre o Governo, em representação da Região, e a adjudicatária. (已證事實M項)
14. O nº 3 do referido Despacho determinou que a apresentação a concurso seria feita até ao dia 7 de Dezembro de 2001. (已證事實N項)
15. Em consequência da fixação do prazo para apresentação a concurso, as partes decidiram alterar o entre elas acordado, o que veio a ser concretizado por aditamento de 15 de Novembro de 2001, redigido na língua inglesa e assinado pelas mesmas pessoas e nas mesmas qualidades com que o fizeram na carta referida em E), aditamento esse que constitui o documento nº 3 junto com a petição inicial com o seguinte teor em tradução para a língua portuguesa:
“O presente aditamento vem alterar e modificar, mas somente nos termos estabelecidos adiante, os termos e condições da “letter of intent” …, datada de 18 de Outubro de 2001, celebrada entre o 乙公司(“乙公司”), 甲公司 (Promotor), Sr. 癸, em seu nome próprio, e em nome da 己銀行 (“己銀行”), do Sr. 甲丁 e do Sr. 甲戊 (os Srs. 甲丁 e 甲戊 são conjuntamente designados “Accionistas Locais”).
1. As palavras “15 de Novembro de 2001”, na secção 10 e 13 (G), constantes das “letter of intent” supra indicada, devem ser eliminadas, passando a estar substituídas pelas palavras “15 de Janeiro de 2002.
2. ….
3. A 乙公司 deverá, assim que possível, encontrar-se com os representantes do “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NGBC”), e deverá enviar todos os melhores esforços para solicitar autorização para alterar o ponto 5 da “letter of intent”, de forma a que, em vez de uma opção de compra, a 乙公司 deva, após obtenção de todas as licenças e aprovações para si e para o Resort, adquira 27,5% do capital social em circulação, do resort, pelo “Custo” actualmente definido na Carta-Contrato; desde que a 乙公司 possa ter opção de vender essa acções ao 己銀行 (“a Venda”) a qualquer momento dentro dos primeiros doze (12) meses da abertura do Resort, caso seja por si discricionariamente determinado que não é capaz de participar na exploração ou gestão do Resort. A Venda poderá ser exercida pela 乙公司, enviando ao 己銀行, com pelo menos quinze (15) dias de antecedência, e por escrito, uma notificação desse exercício. Na efectiva data dessa notícia, o 己銀行 deverá pagar à 乙公司 por transferência bancária para uma conta designada pela 乙公司, os custos da 乙公司 pelas suas acções no Resort, acrescido de juros incorridos calculados à taxa básica [prime rate] do 甲辛銀行. Imediatamente após recibo de confirmação da recepção de tal transferência, a 乙公司 deverá transferir, por via dos necessários documentos, os seus 27,5% da suas acções no Resort para o 己銀行.
A. Se a Venda for aceite pelo “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 (“NGBC”), tal deverá ser incluído no Contrato Definitivo. Se a venda não for aceite pelo “Nevada Gaming Contral Board (“NGCB”), então, deverá o Contrato Definitivo conter a opção originalmente descrita na “letter of intent”.
4. Todas as restantes cláusulas da “letter of intent”, que não sejam contrárias ao aqui estabelecido, continuarão plenamente a vigorar e a produzir efeitos.
…”(已證事實O項)
16. Por efeito de tal alteração, o prazo de 15 de Novembro de 2001 passou para 15 de Janeiro de 2002. (已證事實P項)
17. Em 07 de Dezembro de 2001 a Autora apresentou a sua Proposta de Candidatura/Adjudicação ao Concurso do Jogo. (已證事實Q項)
18. A Proposta apresentada pela Autora havia sido elaborada em conjunto por esta e pelas 1ª a 3ª Rés. (已證事實R項)
19. Na proposta de candidatura ao concurso do jogo o projecto a desenvolver seria inspirado no modelo Venice-themed resort, que a [度假村(1)] possui e operava em Las Vegas, Nevada. (已證事實S項)
20. Incluindo a Autora, apresentaram-se a concurso 21 concorrentes. (已證事實T項)
21. Em 14 de Dezembro de 2001, 甲壬, Presidente da Comissão do Concurso, criada pel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16/2001, de 31 de Outubro, comunicou a admissão, condicionalmente, de todas as concorrentes à fase subsequente, pelo que nenhum candidato ficou excluído, e concedeu prazo até 21 de Dezembro para que as concorrentes sanassem as irregularidades formais detectadas. (已證事實U項)
22. Em 28 de Dezembro de 2001 a Comissão do Concurso excluiu 3 das 21 concorrentes por não satisfazerem os requisitos exigidos. (已證事實V項)
23. Em 02 de Janeiro de 2002 a Comissão do Concurso decidiu admitir a proposta de adjudicação da Autora, bem como as de outras 17 concorrentes, à fase subsequente do Concurso. (已證事實W項)
24. Seguiu-se uma fase de consulta das concorrentes, durante a qual as 18 concorrentes fizeram perante a Comissão do Concurso uma apresentação da sua candidatura. (已證事實X項)
25. A Autora preparou e elaborou com a 1ª e a 2ª Rés e com o 己銀行 o texto da apresentação de candidatura que costa do Doc. nº 6 junto com a P.I., que aqui se dá por reproduzido, designadamente na parte em que se pergunta “quem é a 甲公司?” e se refere (Fls. 206): - 己銀行, 戊公司; 甲癸. (已證事實Y項)
26. Em todas as folhas da referida apresentação constam os logótipos da 戊公司, da Autora e do 己銀行. (已證事實Z項)
27. A apresentação da proposta teve lugar no dia 4/1/2002 e nela participaram 癸, 壬, 甲甲 e 乙甲. (已證事實AA項)
28. Entre 15 e 19 de Janeiro de 2002 a Comissão do Concurso realizou outras consultas com algumas concorrentes, tendo a Autora sido uma delas. (已證事實BB項)
29. No dia 7 de Dezembro, dia em que terminou o prazo de apresentação de candidaturas, foi proferido 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50/2001, publicado em 10 de Dezembro de 2001, que determinou o regime jurídico aplicável à associação de sociedades concorrentes. (已證事實CC項)
30. Em 22 de Janeiro de 2002, nos termos do Despach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50/2001 de 10 de Dezembro, a Comissão do Concurso notificou as sociedades concorrentes de que se podiam associar, querendo, até ao dia 31 de Janeiro de 2002. (已證事實DD項)
31. Naquela data as Rés não eram accionistas da Autora. (已證事實FF項)
32. Em 25 de Janeiro de 2002, sexta-feira, 壬 enviou um fax à Autora, na pessoa de 癸, cuja cópia consta como documento nº 7 junto com a P.I, que aqui se dá por reproduzido, propondo, designadamente, a extensão do prazo referido na carta identificada em E) de 15 de Janeiro para 15 de Fevereiro, com uma proposta de alteração da mesma carta. (已證事實GG項)
33. O formulário do fax tem um espaço para informar se se trata de uma comunicação urgente e não tinha qualquer menção de urgência. (已證事實HH項)
34. O fax foi enviado para o número de fax de um escritório de Taiwan, que não é a morada que consta da Carta referida em E), nem a da sede da Autora, não fixando aquele fax prazo para resposta, nem indicando o meio pelo qual o mesmo deveria ser respondido. (已證事實II項)
35. No dia 1 de Fevereiro de 2002 a 1ª Ré apresentou-se a concurso com a concorrente 辛公司. (已證事實JJ項)
36. Também nesse dia 01/02/2002 a 1ª ré dirigiu uma carta à Comissão do Concurso, assinada, em sua representação, por 甲甲, junta com a petição inicial como documento nº 8), onde faz constar, designadamente, o seguinte: “Nós vimos respeitosamente notificar-vos de que terminámos [severed] as nossas ligações [relationship] com a Concorrente” [甲公司, ora Autora] “e pusemos termo a qualquer outra participação com a Concorrente na candidatura a uma licença para casino”. (已證事實KK項)
37. A 1ª Ré concluiu a carta dizendo “Nós estamos a apresentarmo-nos a concurso com a 辛公司”. (已證事實LL項)
38. Na mesma data (1/2/2002) a Concorrente 辛公司, representada pelo seu Administrador 乙乙, escreveu uma carta à Comissão do Concurso em que comunica que a 辛公司 “tenciona, caso lhe seja atribuída uma concessão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em Macau, celebrar um contrato com a “乙公司” pelo qual esta assumirá poderes de gestão como sociedade gestora, relativamente à concorrente [辛公司]”. (已證事實MM項)
39. No grupo 辛公司/戊公司, a 甲丙公司 teria 48%, a 1ª Ré teria 30% das acções, 乙乙 teria 12%, e outros accionistas teriam 10%.(已證事實NN項)
40. Em 6 de Fevereiro de 2002 a 1ª Ré comunicou à Comissão do Concurso que, no seguimento da carta datada de 1 de Fevereiro de 2002, vem apresentar o Acordo com a sociedade 辛公司, o qual efectivamente apresentou. (已證事實OO項)
41. Acordo esse assinado por 壬 e 乙丙. (已證事實PP項)
42. Em 6 de Fevereiro de 2002, 甲甲, actuando, pelo menos, em representação da 1ª Ré na primeira comunicação escrita enviada pelas Rés à Autora desde o fax de 25 de Janeiro de 2002, enviou, um fax e uma carta à Autora, cujo teor aqui se dá por reproduzido e consta do documento nº 12 junto com a petição inicial, onde era referido, designadamente, que “é com muita frustração e tristeza que eu tenho de formalmente informá-lo de que a 戊公司 vem terminar as negociações com a甲公司 (甲公司) e retirar a proposta de Segunda Alteração e renovação da “letter of intent”. (已證事實QQ項)
43. O fax de 06/02/2002 não foi enviado para a morada constante da Carta referida em E) nem para a sede da Autora. (已證事實RR項)
44. A carta de 06/02/2012 foi enviada por via postal para a sede da Autora, não tendo a comunicação sido recebida nesse dia. (已證事實SS項)
45. Em 7 de Fevereiro de 2002, 癸, administrador da Autora enviou um fax a 壬, cujo teor aqui se dá por reproduzido e consta do Doc. 13 junto com a petição inicial, dizendo, designadamente, confirmar por escrito o acordo de prorrogação do contrato por mais 30 dias, até 15 de Fevereiro de 2002. (已證事實TT項)
46. Em 8 de Fevereiro de 2002, 甲甲 reagiu ao fax enviado por 癸 a 壬 dizendo, designadamente:
“Caro癸,
　　Recebi uma cópia do seu fax, datado de 7 de Fevereiro de 2002, dirigido a 乙丁. A sua carta não faz referência à nossa carta datada de 6 de Fevereiro de 2002, enviada por fax para si no dia em que a 戊公司 denunciou “the LOI”, mas eu sei que a recebeu, porque recebi um telefonema de um dos seus consultores nesse dia que me disse que você havia conversado com ele sobre isso.
　　Quanto à nossa proposta do Segundo Aditamento, relativo à “letter of intente”, cujo prazo expirou em 15 de Janeiro de 2002, primeiro, já nos havia sido dito, explicitamente, que os seus termos não eram por si aceites, segundo, não obstante ter sido recusado, nós revogámo-lo formalmente em 6 de Fevereiro de 2002, e terceiro, a proposta do Segundo Aditamento não alterou as disposições dos parágrafos 10 e 13 (H) da “letter of intent”, concedendo a cada parte o direito de denunciar a “letter of intent” por notificação escrita à outra, que foi o que a 戊公司 fez em 6 de Fevereiro.
　　A sua carta é mais um exemplo dos assuntos que levaram a 戊公司 a terminar as suas negociações com a 甲公司. Todavia está uma vez mais a ignorar as nossas comunicações.
　　A nossa relação consigo terminou e nada mais há a discutirmos relativamente à candidatura da 甲公司”. (已證事實UU項)
47. Em 8 de Fevereiro de 2002 o Chefe do Executivo proferiu o Despacho nº 26/2002, publicado no dia 11 de Fevereiro, onde Determinou o seguinte:
“as três concessões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postas a concurso público são adjudicadas provisoriamente às seguintes concorrentes do concurso público, por se considerar terem apresentado as propostas mais vantajosas para a Região:
- “辛公司”;
- “乙戊公司”;
- “乙己公司”. (已證事實VV項)
48. Se a Autora tivesse obtido a concessão, teria as funções ou o papel de adquirir o terreno para o fim pretendido e de financiar o empreendimento, através do 己銀行. (已證事實WW項)
49. Em data posterior àquela em que a 辛公司 obteve a concessão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 terminou a parceria entre o grupo 戊公司 e 辛公司, tendo aquele passado a desenvolver por si só o projecto com base na atribuição de uma subconcessão. (已證事實XX項)
50. A 4ª Ré é uma sociedade comercial anónima, de direito local, constituída em 21 de Junho de 2002. (已證事實YY項)
51. O acordo que a 1ª Ré efectuou com a 辛公司 e apresentou à Comissão do Concurso em 6-Fevereiro-2002 havia sido negociado em Hong Kong e Macau entre 1 e 6 de Fevereiro. (已證事實ZZ項)
52. Em 26 Junho 2002, foi celebrado 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com a 辛公司, que previa que a 4ª Ré seria a sociedade gestora da concessionária e como tal responsável pela gestão operacional durante o período de concessão. (已證事實AAA項)
53. Em 19/12/2002 foi celebrado o contrato de subconcessão entre a 辛公司 e a 4ª Ré. (已證事實BBB項)
54. Na sequência da celebração do contrato de subconcessão, a sociedade戊公司 vem explorando directamente os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ou outros jogos em casino desde que foi inaugurado o seu primeiro casino na RAEM, em 18 de Maio de 2004. (已證事實CCC項)
- 經審判聽證後獲得證明的事實：(相關認定事實的依據見卷宗第10459至10492頁)
55. 壬 assinou a carta referida na alínea E dos Factos Assentes em representação da 1ª Ré. (對待證事實第1條的回答)
56. Pela carta referida na alínea E dos Factos Assentes, a Autora e a 1ª Ré manifestaram a intenção de trabalhar conjuntamente para obterem uma concessão de jogo na R.A.E.M. e desenvolverem e explorarem um casino, hotel e outras utilidades denominadas “Resort”. (對待證事實第2條的回答)
57. A Autora e a 1ª Ré acordaram não praticar, directa ou indirectamente, qualquer acto que possa ter reflexos negativos na contraparte, nos termos consignados na cláusula 2(C) da carta referida na al. E dos Factos Assentes. (對待證事實第5條的回答)
58. A Autora e a 1ª Ré acordaram que a carta referida na al. E dos Factos Assentes vigoraria até 15 de Novembro de 2001, podendo qualquer uma das partes, ainda antes da referida data de 15 de Novembro de 2001, pôr termo à mesma carta, mediante notificação escrita remetida à outra parte. (對待證事實第8條的回答)
59. Na Proposta de candidatura apresentada pela Autora em 7 de Dezembro de 2001, o 己銀行 e a 3ª Ré foram designados por “sponsors” e “partners” no “business consortium”. (對待證事實第10條的回答)
60. Consta da proposta apresentada pela Autora o seguinte: (fls. 80 dos autos)
“競投公司甲公司是一家在澳門註冊的公司，如獲得娛樂場執照後，其主要股東結構如下：
股東名稱　 　 　　 　持股量
戊公司或戊公司的關聯公司 27½%
己銀行 20%
　　　　　　　常務董事 10%
其他 42½%
總計 100%”
(對待證事實第11條的回答)
61. 壬, e 甲甲 participaram, como representantes do 庚集團, na apresentação da candidatura que teve lugar no dia 4 de Janeiro de 2002 e a que respeita o documento nº 6 junto com a petição inicial. (對待證事實第15條的回答)
62. Em Janeiro de 2002, antes ainda do dia 15, iniciaram-se negociações entre a Autora e a 1ª Ré para a prorrogação do prazo de vigência da carta referida na al. E dos Factos Assentes que, por força do aditamento mencionado na al. O dos Factos Assentes, tinha sido prorrogado para 15 de Janeiro de 2002. (對待證事實第16條的回答)
63. Em 15 de Janeiro de 2002, a Autora foi chamada pela Comissão do Concurso a nova consulta, na qual acompanhou, como representante do 庚集團, 壬. (對待證事實第18條的回答)
64. A apresentação da Autora teve lugar em 15 de Janeiro de 2002, pelas 17:30 horas. (對待證事實第18-A條的回答)
65. A 辛公司 não foi chamada pela Comissão do Concurso a nova consulta que decorreu entre 15 a 19 de Janeiro de 2002. (對待證事實第19條的回答)
66. Foi em representação da 1ª Ré que, em 25 de Janeiro de 2002, 壬 enviou à Autora o fax referido na alínea GG) dos Factos Assentes. (對待證事實第19-A條的回答)
67. A Proposta de Adjudicação apresentada pela Autora em 7 de Dezembro de 2001 encontra-se junta a fls. 62 a 193 dos autos; a Proposta de Adjudicação apresentada pela 辛公司 em 4 de Dezembro de 2001 encontra-se junta a fls. 6145 a 6245v dos autos, e a proposta subsequente apresentada pela mesma em 1 de Fevereiro de 2022, a fls. 2722 a 2740 dos autos. (對待證事實第24條的回答)
68. Provado apenas o que consta da alínea R dos Factos Assentes. (對待證事實第25條的回答)
69. Provado apenas o que consta da resposta ao quesito 24º. (對待證事實第26條的回答)
70. Foi em representação da 1ª Ré que 甲甲 enviou à Autora a carta e fax, referidos na al. QQ dos Factos Assentes, em 06 de Fevereiro de 2002. (對待證事實第28條的回答)
71. A 辛公司 obteve a adjudicação provisória de uma das três concessões para a exploração de jogos de fortuna ou azar em casinos. (對待證事實第30條的回答)
72. A 戊公司 foi constituída com vista a celebrar os acordos definitivos mencionados na carta datada de 6 de Fevereiro de 2002 (fls. 2753 a 2761), entre os quais o acordo definitivo no que respeita à participação por parte da 1ª Ré ou seus filiais no capital social da 辛公司. (對待證事實第31條的回答)
73. Em consequência de a 戊公司 ter obtido a subconcessão, esta explora, entre outras actividades e estabelecimentos, o Casino XXX, em Macau, e o Casino do [度假村(1)]. (對待證事實第36條的回答)
74. Provado o que consta da resposta dada ao quesito 72º. (對待證事實第37條的回答)
75. Provado o que consta da resposta dada ao quesito 72º. (對待證事實第38條的回答)
76. Foi fixado como termo do prazo da subconcessão da 戊公司 o dia 26 de Junho de 2022, que corresponde ao prazo de duração da concessão da 辛公司, e que seria o prazo de concessão da Autora se esta tivesse ganhado o concurso e assinado com a Administração o respetiv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對待證事實第39條的回答)
77. Provado o que consta da resposta ao quesito 15º. (對待證事實第44條的回答)
78. Em 19 de Janeiro de 2002, 甲戊, por conta da Autora, informou que as moradas e contactos da Autora, tanto em Taipé como em Macau, haviam sido alterados. (對待證事實第45條的回答)
79. Essa informação foi prestada por correio electrónico, tendo 壬 como um dos destinatários. (對待證事實第46條的回答)
80. O fax datado de 25 de Janeiro de 2002 foi enviado, precisamente, para o número de fax que, em 19 de Janeiro de 2002, 甲戊 havia comunicado como sendo o contacto da Autora em Taipé. (對待證事實第47條的回答)
81. A Autora recebeu o fax de 25 de Janeiro de 2002 no próprio dia. (對待證事實第48條的回答)
82. A carta referida na al. QQ dos Factos Assentes, subscrita por 甲甲, foi remetida à Autora por fax e foi recepcionada pela Autora no próprio dia em que foi enviada. (對待證事實第49條的回答)
83. O fax referido na al. TT dos Factos Assentes, datado de 7 de Fevereiro de 2002 e remetido a 壬 por 癸 (癸) em representação da Autora, foi enviado depois de a Autora ter tomado conhecimento do fax da véspera, enviado por 甲甲. (對待證事實第50條的回答)
84. A proposta foi encaminhada à Autora em 25 de Janeiro de 2002, para os contactos que esta havia comunicado como sendo os seus, tendo sido recebida nessa mesma data, por fax. (對待證事實第53條的回答)
85. No dia 1 de Fevereiro de 2002, a 辛公司 apresentou à Comissão a proposta subsequente junta a fls. 2722 a 2740 dos presentes autos. (對待證事實第55條的回答)
86. Em 19 de Dezembro de 2002, o contrato de concessão com a 辛公司 foi alterado de forma a permitir a subconcessão à 戊公司 para a exploração directa dos jogos de fortuna e azar em casino. (對待證事實第56條的回答)
87. O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Autora, 癸, não foi destinatário do e-mail enviado por 甲戊 em 19 de Janeiro de 2002, facto que é do conhecimento das Rés. (對待證事實第63條的回答)
88. A morada de Taipei, indicada no e-mail enviado por 甲戊 em 19 de Janeiro de 2002, não foi a sede social da Autora consignada no registo comercial da Autora, facto que é do conhecimento das Rés. (對待證事實第64條的回答)
89. A Autora é uma sociedade constituída em Macau que conforme o registo comercial, tem sempre a sua sede aqui em Macau, o que as Rés conheciam. (對待證事實第65條的回答)
90. Em 18 de Janeiro de 2002, o dia anterior ao da comunicação que constitui o documento n.º 6 junto à contestação (fls. 491 dos autos), o próprio 癸,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da Autora, remeteu a 壬 uma mensagem electrónica (fls. 752 dos autos) na qual solicitava o envio, por DHL, de 4 cópias da documentação que serviu de base à apresentação feita em 15 de Janeiro de 2002, bem como 4 VCD. (對待證事實第66條的回答)
91. Na mesma comunicação electrónica, 癸 (癸) comunica a 壬 a alteração dos contactos da Autora, tanto em Macau como em Taipé. (對待證事實第67條的回答)
92. Os novos contactos são, precisamente, aqueles que 甲戊 comunica a um grupo de destinatários mais alargado no dia seguinte. (對待證事實第68條的回答)
93. Sempre a Autora, no seu papel timbrado, exibiu uma morada em Macau e uma morada em Taipé. (對待證事實第69條的回答)
94. O documento de fls. 752 é a representação impressa de uma mensagem electrónica elaborada e enviada por via informática por 癸. (對待證事實第70條的回答)
95. Desde 2002 a 2018, a 戊公司 tem os seguintes resultados do exercício, conforme a respectiva demonstração financeira apresentada periodicamente à Direcção de Inspecção e Coordenação de Jogos:
Ano
Resultado do exercício (MOP)
Fls.
2002
(48.955.119,00 de prejuízo)
3073
2003
(94.09.508,00 de prejuízo)
3073
2004
952.407.365,00
3073
2005
2.371.660.110,00
3086
2006
2.971.919.830,00
3102
2007
1.579.576.944,00
3119
2008
1.414.469.914,00
3124
2009
1.750.000.000,00
3131
2010
5.334.000.000,00
3136
2011
9.063.000.000,00
3142
2012
10.143.000.000,00
3149
2013
17.908.000.000,00
3154
2014
20.732.000.000,00
3160
2015
12.259.000.000,00
3166
2016
10.418.000.000,00
3173
2017
13.544.000.000,00
3179
2018
16.019.000.000,00
3185
(對待證事實第72條的回答)
***
四、 法律適用：
　　本判決第三部份所羅列的獲證事實將構成法庭適用法律並解決當事人爭議的基礎。
為方便將進行的分析及論述，本院先簡要疏理案中較為重要的數個時點。
　　4.1. 按時序疏理案中較為重要的事件
- 在2001年案中提及的公開競投程序開展前，原告與被告方2開始接觸，而其後原告與第一被告簽署了日期為2001年10月18日的意向書3。(獲證事實第5及56點)
- 2001年11月2日，競投程序被宣告展開。(獲證事實第13點)
- 2001年11月15日，雙方透過“修改”(“Amendment”)，將意向書的期限延長至2002年1月15日。(獲證事實第15及16點)
- 原告於2001年12月7日向競投委員會提交其競投方案。有關競投方案僅由原告提交，當中己銀行及第三被告被稱為“business consortium”中的“sponsors”及“partners”。(獲證事實第17、25、59、60、68點)
- 2002年1月2日，連同原告合共18名競投人獲接納進入下一階段的競投程序。(獲證事實第23點)
- 被告方人員分別出席了2002年1月4日及15日由競投委員會召開的介紹會議。(獲證事實第27及 63點)
　　- 2002年1月22日，競投委員會通知一眾競投人倘欲提出組合競投申請，須於2002年1月31日或之前為之；當時，被告方並非原告的股東之一。(獲證事實第30及31點)
- 2002年1月25日，被告方的壬透過傳真方式向原告發出起訴狀附件七的文件，尤其提出將意向書的期限從2002年1月15日延長至2002年2月15日，並對意向書內容提出修改。(獲證事實第32點)
- 2002年2月1日，第一被告透過甲甲向競投委員會發出獲證事實第36點所指的函件，表明不再參與原告的競投而改為參與辛公司的競投。(獲證事實第35及36點)
- 2002年2月6日，第一被告向競投委員會提交其與辛公司的合作協議。(獲證事實第40點)
- 2002年2月6日，甲甲(其至少具代表第一被告的身份)向原告發出起訴狀附件十二的文件，告知原告終止彼此的合作關係，並撤回對意向書作出第二次修改及延期的要約。(獲證事實第42點)
- 2002年2月7日，原告方的癸(癸)透過傳真方式向壬發出起訴狀附件十三的文件，當中尤其指出原告以書面方式確認將意向書延期30天，至2002年2月15日。原告發出上述傳真前，其已收到前一天由甲甲發出的文件。(獲證事實第45及83點)
- 2002年2月8日，甲甲就癸上述傳真作出獲證事實第46點所顯示的回應。
- 2002年2月8日，三間競投公司獲給予臨時批給。(獲證事實第47點)
- 戊公司於2002年6月21日設立。(獲證事實第50點)
- 2002年6月26日，辛公司的批給合同訂立，當中規定戊公司將會成為承批人的管理公司，因而會在批給期內負責營運管理。(獲證事實第52點)
- 2002年12月19日，辛公司與戊公司訂立了轉批給合同。其後，後者於2004年5月18日在澳門開設其第一所賭場。(獲證事實第53及54點)
　　- 辛公司的批給以及戊公司的轉批給期間均於2022 年6月26日屆滿。(獲證事實第76點)
*
　　4.2. 原告的訴因；被指違反的合同義務；原告要求的損害賠償的計算基礎
　　原告提出的訴因可歸納為第一至第三名被告涉嫌不履行其與原告之間的合同關係。原告認為，三名被告違反了他們對原告負有的多項義務，當中包括保密義務及專屬與原告談判的義務。按原告主張，三名被告在違反合同的情況下與另一競投人辛公司接觸、談判並一同參與競投，此外，一眾被告亦抄襲並將原告的競投方案交予辛公司，致使在2002年2月1日以後競投程序中出現兩份實質上相同或相似的競投方案(即原告及辛公司的兩份方案)。
　　按照起訴狀所陳述的內容，原告主張其與三名被告之間存在以下有約束力的合同關係：
　　- 涉案意向書對雙方當事人而言有其約束力。按原告主張該意向書直至2002年2月15日仍有效，而即使不認同其至2002年2月15日仍有效，也應理解其在2002年2月6日甲甲發出單方終止前仍有其效力。(詳見起訴狀第142至146條)
　　- 另一方面，於2001年12月7日原告提交競投方案後，三名被告按照競投方案所載內容受合同上的約束。從競投方案的提交足以得出合同關係的存在，而該合同關係有別於、但又同時補充雙方分別於2001年10月18日及2001年11月15日所產生的合同關係。(詳見起訴狀第149至155條)
至於三名被告被指涉嫌違反的義務，原告主張其行為違反了起訴狀第156至160條所列出的各項義務及法律規定，當中包括：
- 違反與原告一同提出並參與競投的義務；
　　- 違反意向書條款13(G)，亦違反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16條
　　- 違反意向書條款10
　　- 違反所有在起訴狀當中述及載於意向書當中的義務(原告在起訴狀中提及過意向書條款1、2、2(B)、2(C)、3、4、5、7、10、11(B)、12、13(C)、13(D)、13(F)、13(H)、13(G))
　　- 違反《民法典》第752條第1及第2款的規定。
就原告所主張的賠償金額的計算基礎，分析起訴狀以及原告於2019年7月15日所提交載於卷宗第3068至3071頁的聲請，原告是以假設合同(“o contrato”)被履行的情況下，根據《民法典》第556條計算其本應擁有的財產狀況。原告是以一眾被告在批給期內從其賭場及相應事業所得的利潤的70%作為計算標準。原告主張，一眾被告自2004至2018年的總利潤(lucro total)為澳門幣137,791,652,325.00元，故一眾被告須向其支付澳門幣96,454,156,627.00元的賠償。
*
4.3. 本案雙方當事人存在的合同關係；意向書所反映的合作構想
　　從4.2.可見，原告主張意向書及競投方案的提交在本案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兩項在法律上具約束力的合同關係。
　　4.3.1. 涉案意向書具有的效力
本院先分析簽署日期為2001年10月18日的意向書。
　　原告主張根據《民法典》第228條第1款、第229條、第230條第1款，以及按照《民法典》第798條第1款及第326條的禁止性規定所存在的理由，應將簽署意向書解讀為具約束力。(尤見起訴狀第142至145條)
按原告的主張，應視雙方當事人的真正意願是希望透過意向書的簽署達成一系列的協議，且當事人願意受有關協議約束。
至於被告方則認為，按照意向書的最後一段內容，意向書不過是一份表達雙方共同意向的文件，並不構成一份有約束力又或會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義務或責任的協議。
上述內容可見，雙方當事人主要的分歧在於意向書有否法律上的約束力。
　　事實上，在交易活動中，“意向書”的內容並非總是一成不變。即使一份文件被冠以“意向書”之名，也尚不能從其標題斷言其必然屬於傳統意義上只轉述簽署者的合作意向、但對簽署者並無約束力的“意向書” 4。
比較法上，正如葡萄牙里斯本中級法院5的論述：
“Na fase preliminar da formação dos contratos podem surgir acordos pré-contratuais. Não estamos a referir-nos a acordos que têm por si só natureza contratual, como os contrato-promessa, os contrato-quadro, os pactos de preferência, mas sim a acordos não-contratuais preparatórios da celebração de um contrato.
Como refere Carlos Ferreira de Almeida a eficácia própria daqueles acordos intermédios é apenas pré-contratual. “Não sendo contratos e não originando obrigações contratuais, o regime dos acordos pré-contratuais recorta-se no âmbito dos deveres pré-contratuais ex lege. O acordo constitui porém, meio privilegiado de concretização e de reforço desses deveres, aumentando a probabilidade de justificar a confiança.
O seu regime específico tem por referência a boa fé nos preliminares e na formação dos contratos, tal como está legalmente consagrada no artigo 227.º’’ (op. cit:124).
A estes acordos preparatórios, a que subjaz o que Menezes Cordeiro chama uma “relação paracontratual’’ (Tratado de direito civil, VII, direito das Obrigações, Almedina, 2014:647), alude especificamente Ana Prata que dá como exemplo as letters of intent (O Contrato-Promessa e o seu Regime Civil, Almedina, Coimbra, 1999:133).
Esta autora lembra que a estes acordos não são estranhos “por um lado, o alongamento e complexidade dos processos negociatórios de muito contratos, com inerente vantagem em ir fixando os pontos já acordados e a obrigação de prosseguir as negociações , por outro, o desconhecimento da figura do contrato-promessa nos sistemas de common law e, finalmente , a relativa rigidez do contrato-promessa, que implica um grau de determinabilidade do objecto do contrato final ainda não alcançado ou uma segurança quanto à sua realização ainda não adquirida’’ (ibidem).
As cartas de intenção pertencem ao grupo dos chamados acordos de negociação sem natureza contratual (Mariana Fontes da Costa, Ruptura de Negociações Pré-Contratuais e Cartas de Intenção, Coimbra editora, Coimbra 2011: 108 ss e 141 ss) juntamente com, entre outas, a expressão de interesse.
Os acordos de negociação já foram definidos como acordos preliminares ou intermédios pelos quais uma ou ambas as partes se vinculam a iniciar ou prosseguir a negociação de um dado contrato, tendo em vista a sua futura celebração. No entanto dada a heterogeneidade de tais acordos – sua característica dominante – é sempre difícil senão temerário avançar no campo definitório. Podemos no entanto avançar que a diferença entre a manifestação de intenção (EOI) e a carta de intenção (LOI) residirá no grau de desenvolvimento e investimento nas negociações.
A origem destas figuras repousa no facto de que a finalidade das negociações ser fundamentalmente discutir as cláusulas e os vários pontos importantes do futuro contrato, e durante esse período vigora o princípio da autonomia privada e da liberdade contratual, razão pela qual as partes podem elaborar acordos preparatórios, bem como interromper as negociações, como vimos dentro de certos limites, se não for interessante o contrato final.
No fundo, trata-se de obter um compromisso entre o desejo ou intenção das partes de assumir o menor número de encargos possíveis mas em simultâneo consolidar as concessões já obtidas na mesa das negociações.
Como já dissemos não é fácil definir letter of intent nem existe um único tipo de letter of intent. Pode dizer-se que há tantos tipos quantas as intenções que naquelas cartas se depositam em concreto.
Há cartas que balizam as negociações em curso, há cartas que fixam os pontos consensuais entre as partes, há cartas que visam estabelecer a repartição das despesas da negociação ou com estas conexas, há cartas que estabelecem a obrigação das partes de não negociar com terceiros interessados acerca do seu objecto (pactos de exclusividade), há cartas que estabelecem um acordo de segredo, há cartas que estabelecem a divisão da prestação por lotes, há cartas em que as partes acordam em pôr em execução o contrato, mesmo antes da sua formação, e há cartas em que as partes consagram o acordo entre as partes acerca de todos, ou quase todos, os elementos do contrato, mas condicionam a eficácia do negócio jurídico a uma condição suspensiva (sobre esta tipologia, Maristela Basso, As cartas de intenção ou contratos de negociação, internet, consultado em 11.11.2019).
Tal variedade acontece devido a não ser aconselhável uma tipificação legal dos acordos de negociação, estando estes dependentes da vontade das partes. Estas fazem incluir não raras vezes nesses acordos outros acordos, tais como acordos de confidencialidade, de exclusão de oferta pública de aquisição hostil, de negociação exclusiva ou de due diligence (diligência devida).”
　　籠統而言，一份被冠以“意向書”之名的文件可屬於以下兩種情況之任一：
　　- 1. 雙方當事人將“意向書”視為正式的合同(或預約合同)。“意向書”亦記載了雙方當事人已完成談判並達成合意的各項對合同的成立屬必須的條款，因此，具備足夠的確定性及可執行性而得單獨被視為合同(或預約合同)的成立；
　　- 2. 雙方當事人將“意向書”視為準備性協議或合同前協議，當中不過是記載了雙方初步有共識的部份條款，但雙方當事人仍未就所有對於合同成立有重要性的問題完成磋商，亦不欲賦予中間條款任何約束力(但有可能賦予某些性質上僅規範談判階段的輔助性條款6在法律上的約束力，例如是約束雙方不得與第三方接洽的專屬談判條款、保密條款、談判期間的費用攤分條款等)。
　　要區分“意向書”屬哪種情況，有兩項須予以考慮的因素：1. 首先要查明及考慮的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7 – 即當事人是否認為最終合同(或預約合同)已形成及存在8，抑或只視“意向書”屬無約束力的中間性協議；2. 亦要考慮的是“意向書”當中已達成的協議(當事人欲賦予法律上約束力者)數量是否足夠支持最終合同已成立9。
　　上述第1.項因素涉及對法律行為意思表示的解釋。
　　《民法典》第228條規定：
　　“一、法律行為意思表示之含義，以一般受意人處於真正受意人位置時，能從表意人之有關行為推知之含義為準，但該含義未能為表意人所預料係屬合理者除外。
　　二、如受意人明知表意人之真正意思，則表意人所作之意思表示應以該真正意思為準。”
　　上述條文第一款第一部份要求按照一般受意人的角度去探究法律行為意思表示的客觀含義。
　　而上述條文第一款第二部份，以及上述條文第二款10則規定了兩種排除第一款第一部份所適用的情況。
　　上述條文第二款涉及表意人的真正意思的查明。按照主流以及具權威的司法見解，對“真正意思”的查明屬於事實問題11。在此過程中，除了文本的客觀內容，依法且沒有被禁用的證據包括當事人的自認、司法推定甚至證人證言(見《民法典》387條第3款)，都得作為法庭認定當事人真正意思的依據。
　　若案件的獲證事實未能顯示當事人的“真正意思”，法院將按上述第一款以一般受意人的角度解讀法律行為意思表示的客觀含義12，而在此情況下，有關解讀屬法律問題。
　　本案中，調查基礎待證事實第2至9條所要查明的，是雙方當事人簽署意向書時，有否達成各項疑問列所載、被指具約束力的協議的真正意思。
　　經過審判聽證，除了待證事實第5條及第8條，其餘載於待證事實第2至4條、第6至7條，以及第9條被指具約束力的協議均未能獲得證實。
　　換言之，按照《民法典》第228條第2款規定，應視當事人達成了待證事實第5條及第8條所指的協議(見獲得證事實第57點及第58點；對應意向書條款2(C)以及條款13(G))。此外，就待證事實第2條(對應獲證事實第56條)，應視當事人的真正意思只是意向的表達，而非達成有約束力的意向書。
本院亦不妨依照原告亦有援引的《民法典》第228條第1款探究“一般受意人”所能推知的含義。
　　經分析，意向書以下內容尤其重要：(相應譯本見獲證事實第5點)
　　- 卷宗第53頁第一段：“The purpose of this letter is to set forth a general statement of intent on which we intend to proceed with the transactions contemplated hereby…”。
　　- 卷宗第59頁最後一段：“This letter does not constitute a binding agreement (except as specifically set forth below) and does not indicate that such an agreement exists. This letter is rather an expression of our mutual intention which does not and shall not impose any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on the parties hereto except as set forth in Sections 1(C), 9, 10,13(E), 13(F) and 13(H) hereof…”。
　　- 條款11(B)的內容為：“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Definitive Agreements and all other documents and instruments to be delivered pursuant hereto or thereto shall be agreed to by 乙公司 and Developer.”
　　- 條款12：“The basic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forth in this proposal shall be more particularly set forth in definitiv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stock option agreements (collectively, the “Definitive Agreements”) to be entered into between 乙公司 and Developer and prepar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unsel. (…)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to prepare, negotiate and execute the Definitive Agreements as soon as practicable, with the closing to be scheduled as soon as all of the conditions precedent herein and therein have been fulfilled.”
　　- 條款13(G)的內容為：“Either Party hereto may terminate this letter of intent upon written notice delivered to the other Party and thereafter this letter shall have no force and effect and the Parties sha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s hereunder or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with respect hereto if the Definitive Agreements are not executed on or before November 15, 2001. However, the Parties may mutually agree in writing to extend the time for preparation of the Definitive Agreements for additional periods.”。
　　- 意向書的條款9、11(A)、(B)及(E)顯示雙方當事人仍會針對對方進行盡職審查(due diligence)，從中反映出要順利完成雙方當事人有意達成的各項最終交易，雙方當事人仍須就此進行談判及商討，甚至有機會無法達成各項最終協議。
　　綜合考慮意向書的客觀內容(尤其是“This letter does not constitute a binding agreement”“sha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s”“ shall not impose any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on the parties”的部份)、意向書簽署的時點(2001年10月18日，當時原告尚未提交競投方案，即使是競投程序本身亦尚未展開)、獲證事實所能反映雙方當事人在簽署意向書前後的行為舉止以及圍繞雙方當事人的客觀情狀，本院相信，《民法典》第228條第1款所指的“一般受意人”(即一個受過中等教育並具備一般謹慎程度的、處於真正受意人位置之人)面對一份客觀內容是如斯清晰的意向書時，其不會將“意向書”視為正式的合同，而只會視其為不具法律上的約束力的文件(特定條款除外)。
　　承上分析，意向書只有下列兩類條款具有約束力：
- 1. 意向書結尾部份明示提及的條款2(C)13、9、10、13(E)、13(F)、13(H)，以及
- 2. 意向書當中無明示提及具約束力，但其本質上及邏輯上具有支配及規範整份意向書(包括意向書結尾部份一段內容)的價值的條款，例如是意向書當中的條款13(C)14、13(D)15、13(G)16等。
除上述1.及2.，意向書其餘條款均不構成法律上具約束力的協議。
4.3.2. 競投方案有否在當事人之間產生合同關係
原告同時主張，於2001年12月7日原告提交競投方案後，三名被告按照競投方案所載內容受合同上的約束。原告認為，由上述競投方案所產生的合同關係有別於起訴狀附件二及三所產生的關係，但彼此之間具互補性質。
我們知道，合同是要約及承諾兩個意思表示的滙合而產生的法律行為。涉案的競投方案僅由原告一方提交，當中是否已滙合了原告以及任一被告的要約及承諾，不無疑問。何況，經過審判聽證，原告所主張的事實版本未能獲得證實17。
　　競投方案載有涉及被告方的資料只能視作是意向書簽訂後，雙方就意向書所載各項最終協議進行的談判工作尚未有中斷前的正常事態發展，但涉案僅由原告一方簽署並提交的競投方案不取代亦不獨立於意向書，其本身亦不構成一項獨立的合同關係。
　　換言之，原告及第一被告簽訂意向書、第一被告以及與其有所關連的第二及第三被告彼此間的接洽及談判，以至競投方案的提交，均屬意向書述及的各項最終協議實際簽訂前的合同前階段。
基於上述理由，原告主張透過競投方案的提交產生的各項協議均未能被視作存在，雙方當事人亦未受其約束。
4.3.3. 意向書所展現的合作藍圖
承接4.3.1.及4.3.2.的分析，原告及三名被告之間存在法律上具約束力的，僅有涉案的意向書中的部份條款。
接續下來，本院將分析參與該意向書的當事人透過意向書所欲展示的合作藍圖。
　　按照原告以及第一被告在意向書中所顯露的意向，在雙方經過盡職審查等操作後，若然雙方對完成交易的興趣尚存，原告與第一被告(或其關連公司)將就各項最終協議18的具體條款進行談判及協商。
　　意向書條款11(B)、12及13(G)亦反映出此種必要性。
　　只有在原告與第一被告(或其關連公司)順利簽訂各項最終協議後，雙方方有可能合作經營賭場及相應業務：就發展協議，原告或第一被告(或實際上簽署發展協議的關連公司)將按照發展協議最終實際訂定的條款及方法，選任總承判商等人員，從而開展有關工作；就許可協議及管理協議，第一被告(或實際上簽署兩份協議的關連公司)將按照兩份協議最終實際訂定的條款內容，許可原告使用“戊”此一(及或其他)商業名稱及對應商標在澳門建設並營運大型綜合渡假村，並為其提供娛樂博彩業務及酒店等設施的管理服務以收取相應報酬；就股權分配協議，被告方(或實際上取得原告股權的關連公司)將按照最終實際協定及獲發的股權比例，就原告在澳門開展的業務中分享相應利潤或承擔相應虧損。
　　原告以及第一被告透過意向書所表達的合作意向的成功落實及開展是取決於兩項條件的同時符合：一方面，是原告成功獲得博彩批給合同；另一方面，是各項最終協議的成功簽署。
　　只有當原告成功取得承批人的資格，而原告又與被告方成功簽署上述各項最終協議後，彼等才會按照各項合作協議當中所載內容，對他方當事人負有相應的合同義務。
　　本案的獲證事實未能顯示被告方負有單純協助原告獲得批給的義務。箇中理由不難理解。對於簽署意向書的第一被告而言，單單由原告贏得競投程序，但原告與第一被告所屬集團無法簽訂各項最終協議的話，對其所屬集團而言並無任何利益可言，因為欠缺最終協議的簽署，第一被告所屬集團根本無法透過發展協議、許可協議、管理協議以及股權認購協議分享有關經濟成果。
本案中，並無爭議的是，原告與被告方最終沒有按照意向書所展現的合作意向――一同完成整個競投程序，且亦沒有簽署意向書所指的各項最終協議。
*
4.4. 原告及第一被告協商及談判的中斷
進行4.3.的分析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儘管涉案意向書的簽訂，以及原告於2001年12月7日提交了競投方案，且被告方的甲甲及壬被委任為原告其中兩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但考慮到雙方當事人最初構想的各項最終協議從沒有訂立，原告與被告方自2001年開始接觸直至雙方的關係中斷為止，雙方仍然處於各項最終協議的談判及預備階段。
*
4.5. 本案要解決的問題
第4.3.1.及4.3.2.的分析所得結論是，意向書僅部份條款具約束力。以該等具約束力條款為出發點，本案要處理的問題，有以下三大部份：
　　- 1. 三名被告(或其任一)有否違反任何具約束力的合同義務或法定義務；
　　- 2. 義務的違反是否支持原告所主張的損害賠償；
　　- 3. 原告方以及被告方均有提出，要求宣告對方為惡意訴訟人的請求是否成立。
*
4.6. 三名被告(或其任一)有否違反具約束力的合同義務或法定義務
如上所言，基於當事人之間的合意而產生、在法律上具約束力的協議，只有以下兩部份：
　　- 1. 意向書結尾部份明示提及的條款2(C)、9、10、13(E)、13(F)、13(H)條，以及
- 2. 意向書當中無明示提及具約束力，但其本質上及邏輯上具有支配及規範整份意向書，包括其結尾部份的條款，例如是意向書當中的條款13(C)、13(D)、13(G)等。
基於此一結論，考慮到意向書條款1、2、2(B)、3、4、5並未在簽署意向書的當事人之間形成法律上具約束力的協議，不能視第一被告(又或其餘兩名被告)違反了合同義務。而就意向書條款2(C)、7、11(B)、12、13(C)、13(D)、13(F)(姑勿論有關條款是否具約束力)，本案的獲證事實未能顯示該等條款的違反。
　　因此，上段所列條款不能用以支持原告要求的損害賠償。
此外，就原告在其法律陳述第55及56條首次提出，三名被告被指違反的法律規定，原告既沒有說明及論證該數十項法條如何被違反，且本院亦未見本案的獲證事實足以支持有關條文確實被違反的情況下，在此不多作論述。
4.6.1. 對意向書條款10，以及條款13(G)的違反
簡要而言，意向書條款10(意向書結尾部份明示提及具約束力的條款)的目的是令簽署文件的當事人的子公司、股東、其直接或間接的參與人不得在意向書仍生效的期間內與第三人接洽。
有必要先分析涉案意向書的有效期。
根據本案的獲證事實，尤其是第16、32、45、58、62、81、83點，按照原告及第一被告的約定，若各項最終協議無法於2001年11月15日前順利完成，意向書便會自動失效。本案中，雙方當事人透過“第一次修改”，將上述意向書的有效期延長至2002年1月15日。
本案中，有鑑於意向書所提及的最終協議並沒有完成，按照經修訂的意向書條款13(G)，原則上整份意向書於2002年1月15日自動失效。
仍須分析的是，壬於2002年1月25日發出的要約能否使意向書的有效期延長至2002年2月15日。就此，按照獲證事實尤其第32點結合當中所提及的文件(卷宗第275至280頁)，壬並非單單提出延期。作為延期的條件，其同一時間要求被告方要獲發原告的一股19。
　　本案中，未有證據顯示壬就其要約所附同的條件已得到滿足。另一方面，本案的獲證事實也未能顯示雙方當事人已透過口頭方式就意向書的延期達成合意。
　　亦要指出的是，獲證事實第45點所提及的、原告方的代表癸於2002年2月7日所發出的傳真不能使意向書的有效期重生或延長，相關理由有以下兩點：
　　- 1. 根據獲證事實第83點，在原告於2002年2月7日發出上述傳真，表示以書面方式確認有關意向書延期30天(即直至2002年2月15日)之前，原告已收到前一天由甲甲代表第一被告發出的文件(獲證事實第42點)，而透過該文件，第一被告聲明撤回壬於2002年1月25日發出的要約。
　　- 2. 另一方面，即使假設原告於2002年2月7日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發出及到達相對人的時間早於甲甲代表第一被告20發出的意思表示到達原告，鑑於壬的要約所附同的條件並未得到滿足，原告的意思表示也未能產生將意向書的有效期重生或延長的效果。質言之，原告於2002年2月7日的傳真是表示意向書在所有條款不變的情況下續期，這等同於拒絕了壬的要約(並充其量構成反要約；見《民法典》第225條)，亦因此，在雙方未達成合意的情況下，有關期間不能視作重生或延長至2002年2月15日。
綜合上述理由，須視涉案意向書已於2002年1月15日失效。
按照原告的陳述，被告方與辛公司的接觸早於2002年1月15日。一眾被告則否認曾於2002年1月初與其他競投人包括辛公司接觸。
　　經過審判聽證，原告所陳述的事實版本未能獲得證實21。
有鑑於原告所主張的訴因事實(被告方在意向書生效期內與第三人接洽)一旦獲得證實，將構成被告方客觀上對具約束力的義務的違反，原告按照《民法典》第335條第1款負舉證責任，證明確曾發生客觀上構成違反合同義務的行為。然而，由於原告無法證明被告方之任一與辛公司的接觸早於2002年1月15日（即意向書生效期間），因此本案不能得出被告方違反22意向書條款10的結論。
至於意向書條款13(G)，透過該條款簽署意向書的當事人約定在條款設定的期間過後，若雙方當事人仍未有簽署各項最終協議，意向書便會自動失效。如上可見，涉案意向書於2002年1月15日失效。本案的獲證事實也未能顯示上述條款有被違反。
　　4.6.2. 對意向書條款13(H)23的違反
　　原告指控三名被告違反了意向書條款13(H)的理由在於後者抄襲並將原告的競投方案交予辛公司。
　　按照上述條款，簽署意向書的當事人(以及其分公司、代理人、顧問等)不得將他方的機密資料(“confidential information”)向第三方披露。
　　條款13(H)將三種情況(見條款中i、ii及iii三種情況)排除在機密資料範圍外。此外，條款亦表明，在一方向他方提供機密資料前，有關資料應標示為 “機密”(confidential)。
　　要認定被告方客觀上違反意向書條款13(H)的義務，原告負有舉證責任，證明三名被告在沒有其許可的情況下，將原告方所給予的機密資料向第三人作出披露。
　　本案中，經過審判聽證，原告未能證明被告方曾將原告提供的機密資料交予第三者，亦未能證明被告方將原告方的競投方案(包括其中的競投摘要)交予辛公司24。
　　按照獲證事實第67點，經比對原告提交的競投方案，以及辛公司於2002年2月1日提交的續後競投方案，可以發現兩份方案均有提及擬在澳門建設臨時設施(“temporary facility”)，以及擬在其後興建[度假村(1)]。原告的競投方案以及辛公司的續後競投方案與上述兩項內容有高度相似性，某些內容甚至有相同的表述25。
　　合議庭進行事實認定時曾指出：
　　“接續將分析待證事實第25及27條相關的事實。
　　待證事實第25條由兩部份組成，分別是原告提交的競投方案的所有權，以及被告方有否將原告提交的競投方案交予“辛公司”。
　　就上段第二部份，首先要指出的是，卷宗第6141、6776至6890頁文件充份顯示，第三被告於2001年10月19日已提交日期標示為2001年10月16日的“意向表達書”(“expression of interest”；“EOI”)。另外，“意向書”條款11(D)也提及“EOI”的提交。
　　經仔細對比原告的競投方案(尤其是競投摘要部份)，以及“辛公司”的續後競投方案(“subsequent proposal”)，兩者確實存在相似之處。兩者相似之處在於均有提及擬在澳門建設的臨時設施(“temporary facility”)，以及擬在其後興建的[度假村(1)]。
　　然而，原告及“辛公司”的競投方案中，就臨時設施以及[度假村(1)]的說明，事實上都是源於第三被告於2001年10月19日提交的“EOI”。
　　在此情況下，要令“辛公司”具備條件將臨時設施以及[度假村(1)]納入其續後競投方案，可能發生的是被告方將原告的競投摘要交予“辛公司”，亦可以是被告方將“EOI”交予“辛公司”，甚至是“辛公司”的續後競投方案涉及臨時設施及[度假村(1)]的部份由被告方人員制作。
　　但是，“辛公司”的續後競投方案同樣包含在澳門先興建一臨時設施並其後興建[度假村(1)]的理念，不必然表示被告方肯定有將原告的競投方案中並非由被告方所編制(尤其是“EOI”以外)的全部或部份文件或資料直接交給“辛公司”。
　　……
　　至於上述第一個問題，即原告所提交的競投方案的所有權相關的問題，按照已證事實第R項，原告提交的競投方案由原告以及三名被告一同制作。“意向書”條款11(D)也提及“EOI”的提交。
　　經比對“EOI”以及原告提交的競投方案，同時考慮到證人的證言(尤其是甲甲書面證言問題34、35、88至90)；考慮到卷宗第2572至2576、2586至2589、第9688及9689頁；考慮到競投摘要當中存在的編碼並連繫證人乙庚指編號的含義，法庭相信 “EOI”由被告方所制作且當中內容尤其是“Schedule F”有被納入到原告提交的方案當中。因此，法庭無法認定原告提交的方案中所有的意念或智力成果都完全屬於原告。”
　　正如上述內容所能反映，按照已證事實R項(即獲證事實第18點)，原告提交的競投方案由原告以及三名被告一同制作。
　　然而，並不能把所有記載於原告的競投方案中的資料都識別為原告的機密資料。舉例而言，原告的競投方案中為一般公眾所知悉的公開事實，或屬於三名被告自願向原告提供而放置到方案中但屬於三名被告之個人事實或由其準備的資料，不論按照其本身性質抑或按照意向書條款13(H)中規定三種排除機密性的情況，都不構成對該條款的違反。
　　本案中，除非原告能夠證明三名被告有將屬於原告所擁有的機密內容提供予他人，否則，如果被告方只是於2002年1月15日以後將他們所製作及擁有的、載於其在2001年10月19 日向博彩監察協調局提交的“意向表達書”(“expression of interest”；見卷宗第6776至6890頁由博彩監察協調局發出的證明書)中的內容交予辛公司，又或使用有關資料協助辛公司製作續後競投方案，都難以視作違反意向書條款13(H)。除應有尊重外，本院認為原告法律陳述所主張，只要被納入競投方案中的內容都屬其所有此一論述，並無有效理據支持26。
　　再者，一如上方4.6.1.的分析，涉案意向書設有有效期以及設有專屬談判條款，有關條款約束簽署意向書的當事人在限期前(2002年1月15日)不得與第三人接洽。進一步而言，在雙方當事人沒有訂立最終協議而導致意向書失效的情況下，不論是原告又或第一被告於2002年1月15日以後便不再受到意向書條款10的限制及約束27，而在此情況下，不論是原告抑或第一被告均得依據合同自由原則決定是否與第三人開展洽談，從而覓得更好的發展空間及商業利益。若然原告或第一被告在2002年1月15日意向書失效後有權如此為之，本院未見任何理由彼等之任一不能將本來已是屬於其一方的發展方案或智力成果用於與第三人成功達成的合作方案當中。
　　何況，就本具體個案而言，獲證事實未能顯示辛公司的續後競投方案中涉及臨時設施以及擬興建的[度假村(1)]的相關內容是由原告創作，又或是原告交予三名被告。
　　綜合上述理由，由於原告無法成功證明辛公司的續後競投方案中涉及臨時設施以及擬興建的[度假村(1)]的相關內容是由其創作，以及是由其交予三名被告，並因而構成屬其一方所擁有且他方在未得其同意下不能使用的機密資訊，有關資訊被用於辛公司的方案中不構成意向書條款13(H)的違反。
4.6.3. 對第16/2001號法律《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16條的違反
上述條文規定：“競投卷宗，包括其內所載之文件及資料，以及有關競投之全部文件及資料均屬機密文件，第三人不得查閱，為此，不適用十月十一日第57/99/M號法令核准之《行政程序法典》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七條以及第九十三條至第九十八條之規定。”
透過上述條文，立法者目的在於保持競投卷宗的機密性，而無意限制當事人將屬於其個人的資訊向第三人提供。故此，被告方與辛公司之間的行為並非上述條文所要規範的對象，有關行為不構成對上述條文的違反。
再者，即使假設被告方與辛公司間的行為違反了上述條文規定，有關條文的違反也不能構成《民法典》第477條第 1款規定的“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28的違反，因此，對上述條文的違反也不能支持原告所要求的損害賠償請求的成立。
4.6.4. 對《民法典》第752條第1及第2款的違反
《民法典》第752條規定：“一、債務人作出其須為之給付者，即為履行債務。二、不論履行債務或行使債權，當事人均須以善意為之。”
按照《民法典》第219條及第752條，不論在合同的磋商及形成階段抑或在合同成立後的履行階段，當事人均須按照善意原則行事。
原告所主張的《民法典》第752條第1及第2款涉及合同成立後的債務履行或債權行使。
合同成立後，在其履行過程中，當事人除了承擔主給付義務外，尚有次給付義務(dever secundário de prestação)，以及根據《民法典》第752條第2款所要求並從善意原則所派生的，一方對他方當事人就提供資訊、忠誠及他方安全所負有的附隨義務(dever acessório)。一如終審法院2003年4月30日於第2/2003號卷宗所作的合議庭裁判所指出：附隨義務“與主要給付及其實現並無直接關係，但與債務關係的正確發展有關，可以是照管、通告、通知、合作、保護和照顧等方面的義務。”
　　分析原告在起訴狀所提出的訴因及理據，三名被告被指違反的，俱為原告所主張在其與三名被告之間具約束力的協議所產生的主義務，然而，原告沒有陳述亦沒有論證按照善意原則在各項其認為具約束力的協議中應產生何種內容的附隨義務的情況下，本案無法斷定被告方有違反《民法典》第752條第1及第2款的規定29。
　　基於此，原告此部份理由不成立。
*
　　4.7. 原告的請求
　　在4.6.對三名被告被指違反的各項合同義務及法定義務進行分析後，本案已有條件對原告的請求進行審理。
　　本案中，按照原告的請求內容以及計算損害賠償的基準，儘管原告未有明言，但其請求本質上是要求被指違約的一方就(最終協議得以訂立並履行時所產生的)積極利益作出賠償，具體而言是積極利益中的“所失收益(lucros cessantes)”(見起訴狀第127及130條，以及原告於於2019年7月15日提交的書狀第3條)。30
　　一如4.3.3.的分析，按照意向書所展現的合作藍圖，原告以及第一被告透過意向書所表達的合作意向的成功落實及開展是取決於兩項條件的同時符合：1. 原告成功獲得博彩批給合同；2. 各項最終協議的成功簽署。
　　本案中，毫無爭議的是，雙方當事人從未就相關的各項最終協議作出簽署。由於意向書提及的各項最終協議從未訂立，故被告方沒有可能違反一些從未訂立的合同。是故，原告所提出屬於履行利益或合同積極利益的損害賠償也不可能建基於上述各項並未成功訂立的最終協議。
　　當然，正如4.2.所作的引介，原告的請求也並非建基於三名被告對意向書所述及的發展協議、許可協議、管理協議以及股權認購協議的違反。按原告理解，三名被告所違反的，是原告稱具約束力的意向書，以及原告隨競投方案的提交而被指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合同關係。
　　即使按照原告所主張的理據及思路進行分析，從4.6.的分析可見，在不能認定三名被告有違反原告所指出的合同義務或法定義務的情況下，原告以三名被告違反相關義務而提出的損害賠償請求不可能成立。
　　除更佳見解外，綜觀原告所陳述的訴因事實，在意向書所提及的各項最終協議並未有成功簽署的情況下，與原告簽署意向書的第一被告(以至原告指同樣有責任的第二及第三被告)在四項最終協議的磋商階段與原告接觸而或有的責任，充其量只可構成法定的合同前責任。
　　《民法典》第219條規定，“一人為訂立合同而與他人磋商，應在合同之準備及形成階段內按善意規則行事，否則須對因其過錯而使他方遭受之損害負責。”
根據合同自由原則，在當事人尚未訂立合同前，任一當事人均得自由中斷仍在進行的協商及談判，有關決定原則上屬合法31。然而，當擬進行交易的當事人開始接觸及進行磋商後，根據善意原則，彼等之間便會產生關顧對方的權利或其他利益的附隨義務。雖然開展接觸及磋商的雙方當事人都應知道，並非每一單談判工作的展開均能夠取得成果，彼等甚至不得不預見有關談判會有失敗的可能，但是，隨著談判工作的細化、當事人就若干次要問題取得共識、並逐漸就雙方有較大分歧的一些問題取得共識的情況下，意味著雙方當事人之間會隨著談判的正面進展而漸漸產生信任――相信有關交易能夠順利完成。若然談判中任一方的行為或陳述令對方產生合理信任，相信雙方擬進行的交易會順利完成，但前者在違背客觀善意的情況下無理中斷雙方的聯繫或談判，則有機會須對他方基於信賴而引致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主流司法見解及學說認為，由於仍處於談判階段的擬訂立合同最終未有成功簽訂，要求無理中斷聯繫或談判的一方，對積極利益作出賠償此一做法，有悖於合同從未產生的事實，故此，相關的賠償責任限於信賴損害或消極利益32。
事實上，在擬訂立的合同尚未簽訂前，雙方當事人均未能享受有關合同所產生的權利，同時亦未需要承擔相應的義務。在此情況下，當一方當事人選擇退出談判、不簽訂有關合同時，該方當事人並沒有不履行任何合同義務，他方當事人自然也不能要求其就“不履行”所造成的“損害”作出賠償。
故此，本院認為，本案原告充其量只可以信賴損害為基礎，要求消極利益的賠償。
為穩妥起見，本院仍將進一步分析有關問題。
有司法見解33及學說34主張，在例外情況下，若然談判工作已發展至一定程度，並足以結論雙方當事人負有“訂立合同義務”(dever de contratar/dever de contratação)的責任，此時，無理中斷談判的一方將負有按照本會訂立的合同內容賠償履行利益或積極利益的責任35。
比較法上，葡萄牙最高法院2019年9月10日在第462/15.1T8VFR.P1.S2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中曾作出以下論述：
　　“Não deixa de ser verdade que alguma doutrina e jurisprudência têm admitido, em casos contados, a indemnização pelo interesse positivo ou de cumprimento, designadamente nas situações em que a culpa in contrahendo se traduz na violação do dever de conclusão de um contrato quando já existe consenso sobre as cláusulas do mesmo. Segundo esta orientação[14], o dever de conclusão do contrato encontra apoio no esbatimento da distinção entre a configuração de um abuso do direito na invocação da nulidade imputável ao interessado e a falta de preenchimento da forma. Afastando-se, embora, desta orientação, Almeida Costa e Henrique Antunes[15] admitem a indemnização dos danos pelo critério do interesse contratual positivo nas hipóteses em que as partes, pelo seu comportamento, satisfazem os fins que o legislador entendeu prosseguir com o dever de formalização do negócio, pelo menos dos fins que são dissociáveis da estrita exigência documental, como sucede na realização antecipada das prestações características do contrato negociado, em que essa execução antecipada assume a força da ‘vinculatividade alternativa’ à celebração do negócio. Só nestas situações, como também defende Baptista Machado[16], é que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deveria referir-se ao interesse de cumprimento, dando-se o contrato por concluído e vinculante, equivalendo o resultado à sanção correspondente à proibição do 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
根據上引裁判內容進行推敲，要認定雙方當事人負有“訂立合同義務”，要麼是雙方當事人已就擬訂立合同的全部條款達成合意(《民法典》第224條第1款)，雙方只不過是尚未正式簽署合同36；要麼是當事人已提前開始履行給付義務，因而在當事人之間產生了合理信任，故此，應視彼等仿如受擬訂立的合同所約束(類同於《民法典》第224條第2款)。
姑勿論認同“訂立合同義務”(一種有別於由預約合同所產生的訂約義務)此一理論與否37，本案的獲證事實不足以支持原告有權要求被告方向其賠償積極利益的損害。相關理由有以下四項：
- 1. 首先，本案當事人未有主張且本案的獲證事實亦未能顯示“訂立合同義務”的存在。即使先不理會意向書是否已於2002年1月15日失效，亦不理會意向書當中只有部份條款具約束力，以及雙方當事人須就各項最終協議的條款進行談判及落實此等因素，觀乎意向書及原告提交的競投方案中的所有內容，並假定當中全屬擬訂立的最終協議將包含的條款，本案的獲證事實未能支持，就各項最終協議的成立對任一方當事人而言屬必要的條款都已完成談判(見《民法典》第224條第1款)38，因而亦無法結論雙方當事人僅欠落筆以書面方式簽署各項最終協議這一步。
- 2. 要論證“訂立合同的義務”的存在，在談判中斷一事中自認為受害的一方須證明其基於他方的行為或陳述(例如他方敦促受害方實質性履行原應在合同成立後才須作出的給付，而後者確應其要求為之)，合理地相信最終合同必然能夠完成(這種信任並非其主觀的確信，而是要按照所有客觀的景象、雙方之間已發生的交往、陳述、行為，從具一般合理及謹慎程度之人的角度去審視這種確信有否合理性)。亦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在所有條款均完成談判的基礎上，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明示或默示的協議，承諾合同的締結(比如以上援引的案件情節，雙方已約定於某時間到特定公證署簽訂條款已確定的公證書)，雙方當事人只不過是差正式簽署合同(按法定或意定方式)這一步而已。申言之，在事實上尚未簽署最終合同的情況下，要證成積極利益損害的存在，門檻極高，甚至可以認為，“訂立合同義務”使“最終合同”仿如已訂立一般。
　　觀乎本案的具體情節，雙方當事人在2002年1月15日前已開始了意向書的續期談判。
　　考慮到本案雙方在商業領域均非初生之犢，且雙方均有跨地域的律師團隊輔助，亦鑑於雙方早早已就意向書的續期開展談判，雙方當事人顯然沒有忽略意向書是將雙方綁定於專屬談判及保密義務框架的文件，也沒有忽略各項最終協議的簽訂是意向書所指向的目標。
　　及後，於2002年1月25日，被告方的壬透過傳真方式向原告發出起訴狀附件七的信件，尤其提出將意向書的期限從2002年1月15日延至2002年2月15日，並對意向書內容提出修改，當中要求被告方要取得原告的一股。
　　立於2002年1月15日意向書失效，以至1月25日壬附條件地要約對意向書進行延期此一時點，無論雙方有何商業考慮或盤算，只要一方無法就他方要求的條件取得令雙方滿意的共識，都應要預期他方會有離開談判桌的可能性。如果任一方希望繼續綁定對方，並令其無法中途離開，那麼，該方當事人實應滿足他方的要求，以冀雙方取得共識，當事人甚至應促成具更大約束力的文件的簽署，例如是預約合同(甚至是附生效條件的最終協議)，或至低限度將意向書的期限延長至競投有結果後的若干時間(當中甚至一併延長專屬談判條款的期限，以及一併記載那些將要納入最終協議並已完成談判的條款)，以防雙方之任一與第三者洽談甚至轉為與該第三者合作。
　　回歸本具體個案，考慮到壬於2002年1月25日發出的傳真，在無其他事實依據支持的情況下，不論考慮原告的個人主觀層面，抑或從具一般合理注意程度的第三人的角度，本案都無法論證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如斯的信任基礎：雙方無須再就最終協議進行談判，且只差正式簽署合同這一步。
- 3. 《民法典》第558條第1款規定，“損害賠償義務之範圍不僅包括侵害所造成之損失，亦包括受害人因受侵害而喪失之利益。”
　　一如終審法院2022年2月16日於第158/202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所闡明的，可能獲得的損害賠償取決於對所遭受之損害和所喪失之收益的陳述及證明。
　　本案中，按照意向書所展現的合作藍圖，原告以及第一被告透過意向書所表達的合作意向的成功落實及開展，同樣取決於原告成功獲得博彩批給合同。
　　經過審判聽證，原告無法證明倘非三名被告的行為，其必定能夠取得博彩批給(見待證事實第29條，其不獲證實39)。此外，原告亦無法證明倘非三名被告的行為，其將會作出與第四被告戊公司內容及數量上相同的經營項目(並作出相同甚至更高的投資額)，並因此可以獲得相同的經營成果及財產狀況(見待證事實第35條，其不獲證實40)。
　　損害的發生、其程度及範圍，以及有關損害與侵害人行為之間的(事實層面上的)因果關係，都屬於創設權利之事實，應由受害人負責舉證。(《民法典》第335條第1款)
　　在無法證明原告將能夠順利取得博彩批給的情況下，即使有相反意見認為被告方負有“訂立合同義務”，但原告始終無法證明有關“損害”，亦無法證明三名被告的行為與原告所主張的損害兩者之間存在“適當因果關係41”。
　　申言之，有鑑於原告無法證明倘非三名被告的行為，其與三名被告將能夠開展博彩及相關業務42，並從各項(假設已成功訂立的)最終協議中獲得及分享收益，原告未能論證其有權要求三名被告向其支付第四被告歷年利潤中的70%。
　　- 4. 仍然圍繞原告所主張的“損害”，要指出的是，有關“損害”具不確定性。事實上，原告與一眾被告經過談判後最終會達成甚麼內容的協議、原告願意投入多少資金、原告及被告方同意就多少個渡假村項目開展合作(尤其是，項目的數量及投資額會否與第四被告在轉批給框架下獨自經營的投資狀況相同)、原告及一眾被告的合作關係是否必然能夠從2002年一直順利維持至2022年批給期完結為止，以上種種均具有不確定性。除更佳見解外，本院認為不能夠將一些猜測或純粹具可能性的預判當作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及邏輯，從而假定第四被告至現時為止的經營成果，必然與原告認為其應有的經營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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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理由，即使假設被告方在2002年2月1日起中斷與原告的合作，並其後在2002年2月6日通知原告的行為 – 儘管沒有違反已於2002年1月15日失效的意向書當中具約束力的條款 – 不排除有構成《民法典》第219條所指的情況的可能，要求三名被告仿如發展協議、許可協議、管理協議以及股權認購協議已成功訂立並得以履行般向原告賠償合同積極利益的請求，並無有效的法理依據支持，概因或有的損害賠償原則上僅限於合同的消極利益(相應的損害在於“信賴”受到破壞)，即，倘若原告從沒有與一眾被告開展接觸及談判的話，其本會處於的狀況。
　　簡言之，無論認為三名被告有否違反《民法典》第219條，本案的具體情況未能及至上引司法見解及學說所提及的、可例外給予合同積極利益損害賠償的門檻。故此，亦考慮到原告並沒有主張信賴受損作為賠償基礎的賠償請求，應判處原告的訴訟請求不成立。在比較法上，一如葡萄牙最高法院2019年11月7日在第153/13.8TCGMR.P1.S1卷宗的合議庭裁判所持觀點：
“Da leitura das alegações da A. resulta evidente ter esta peticionado uma indemnização resultante da soma dos valores que teria auferido (isto é, lucros cessantes) se o contrato de fornecimento de … tivesse sido cumprido pelas RR. Trata-se daquilo que a doutrina vem qualificando como reparação do interesse contratual positivo ou dano de cumprimento.
Não oferece dúvida que esses danos seriam ressarcíveis numa acção que tivesse como causa de pedir o incumprimento contratual, isto é, numa acção de responsabilidade contratual. Mas será que também o são numa acção, como a presente, que tem como causa de pedir a violação de deveres pré-contratuais?
Socorremo-nos, também aqui, das palavras da anotação ao artigo 227º supra citada:
“VIII. Uma das questões mais controvertidas acerca do regime jurídico da responsabilidade pré-contratual consiste na determinação da forma de cálculo d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ção, designadamente no que se reporta à opção entre o ressarcimento do interesse contratual negativo do lesado ou do seu interesse contratual positivo. A posição maioritária da doutrina e da jurisprudência tem sido no sentido da defesa da indemnização pelo interesse contratual negativo, abrangendo, não apenas danos emergentes, tais como, por exemplo, despesas tidas com as negociações, como também lucros cessantes, tais como a perda de oportunidades de negócio. Posição diversa é a dos que analisam os diferentes tipos e subtipos de responsabilidade pré-contratual e, em função dos deveres violados, concluem pela ressarcibilidade do interesse contratual positivo, ao menos na modalidade de contratos válidos e eficazes (cfr. o Ac. STJ 23.03.2012) ou na modalidade da rutura de negociações para quem defenda que esta se estende mesmo a casos em que existe uma obrigação de contratar” (cit. pág. 514).
Quer isto dizer que, na presente acção, a A. poderia ter alegado e provado que a ruptura injustificada das negociações lhe causara lucros cessantes por perda de oportunidade de realização de (outros) negócios, exigindo uma indemnização que a colocasse na situação em que estaria se tais negociações não tivessem tido lugar (o denominado interesse contratual negativo ou dano de confiança).
Contudo, não foi isto o que fez a A.
Antes invocou a perda dos lucros que teria auferido com a celebração e cumprimento do contrato de fornecimento, exigindo uma indemnização que a colocasse na situação em que estaria se tal cumprimento tivesse ocorrido. Ora, tal pedido indemnizatório não é compatível com o fundamento da acção, a ruptura injustificada das negociações contratuais; a não ser que (e mesmo assim apenas para alguns - ver, por todos, Paulo Mota Pinto, Interesse contratual negativo e interesse contratual positivo, Vol. II, Coimbra Editora, Coimbra, 2008, págs. 1321 e segs., especialmente págs. 1342 a 1349) tivesse sido invocado – e não o foi – a existência, no caso dos autos, de um verdadeiro dever de contratar, e respectiva violação pelas RR.
Numa acção como a presente, fundada em responsabilidade por violação de deveres pré-contratuais, não pode senão concluir-se pela inviabilidade da ressarcibilidade dos lucros cessantes peticionados, aqueles lucros que a A. teria obtido se o contrato tivesse sido cumprido pela contraparte e que correspondem afinal, em princípio, a uma acção de responsabilidade contratual.
12. Devendo a pretensão da Recorrente proceder pela razão enunciada (não serem os lucros cessantes peticionados ressarcíveis na presente acção de responsabilidade pré-contratual), fica prejudicada a necessidade de conhecer das questões relativas ao alegado desrespeito por regras de direito probatório e por normas processuais que regulam os poderes da Relação na reapreci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enunciadas supra, ponto 10).
Por outras palavras, a apreciação de tais questões fica prejudicada pela decisão de direito uma vez que, qualquer que fosse a solução das mesmas, sempre a presente acção teria de improceder.”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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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雙方當事人提出要求判處他方為惡意訴訟人的各項聲請
　　就本案的實體問題作出分析後，本院現對雙方當事人在案件的不同階段所提出、要求判處他方當事人為惡意訴訟人的各項聲請作出審理。
　　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1款及第386條，當事人出於惡意進行訴訟者，須判處罰款，且他方當事人得請求判處惡意訴訟人作出損害賠償。
　　在具對抗性質的司法訴訟中，經常會發生一方當事人反對他方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請求以至程序性聲請的情況，此外，亦不乏當事人不滿意他方在書狀或庭審上的用詞、語氣，甚至質疑他方某項訴訟行為背後帶有不良動機等情況。訴訟當中，勝訴的當事人往往只有其中一方，但是，即使某一當事人就案件的實體問題敗訴，又或某一程序問題提出的中間聲請理由不成立，這並不必然代表該方當事人是故意或具嚴重過失地提出沒有理由的聲請，否則每一敗訴的當事人都要承擔被判處為惡意訴訟人的後果。
　　一如終審法院所指出，“處罰惡意訴訟的前提是對訴訟參與人採取的違背公正和誠實程序的行為作出譴責的判斷，目的是使司法爭訟道德化和要求當事人在進行訴訟時更負責任44。” “裁定一方當事人構成惡意訴訟，是對其訴訟態度的一種譴責，其目的在於彰顯對法院的尊重，使司法活動符合道德標準，同時維護司法的聲譽” 45。
　　應指出的是，並非所有不獲法庭接納的請求或訴訟聲請都必然引致惡意訴訟的判處，而是只有在當事人故意或嚴重過失下作出惡意訴訟行為時，其方應遭受譴責。
　　另一項要指出的是，由於當事人的惡意訴訟行為屬於法院得依職權作出處理的問題，原告在卷宗第10931至10935頁提出的適時性問題並無道理。46
本院亦留意到原告在對一眾被告提出的惡意訴訟聲請作答覆時，不止一次指出後者的意圖在於令原告的司法援助被廢止。儘管法庭無法(亦沒有需要)肯定或否定一眾被告提出有關聲請的動機何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司法援助或會被廢止此一附隨後果並不是法庭是否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的考慮因素47。事實上，若然原告或三名被告之任一確曾作出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的行為，法庭便應對其在故意或嚴重過失下作出的惡意訴訟行為予以譴責，並對其作出相應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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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方已闡述的判定標準，卷宗第1287至1296頁、第4836至4841頁、第4843至4846頁、第4847至4864、第5516至5518頁、第5731至5738頁、第6754至6760頁，以及三名被告在其法律陳述中第309至314點提出的各項涉及證據措施、文件提交、原告被指拖延其清算程序並濫用司法援助機制、雙方對他方的惡意訴訟聲請反指對方為惡意訴訟人的聲請、一方當事人質疑他方當事人無理及不當地爭執文件真實性等的聲請，當事人被指摘的相關行為顯然難以構成故意或嚴重過失情況下作出的惡意訴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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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載於卷宗第5013至5037頁當中涉及惡意訴訟聲請的部份，卷宗第5753背頁至5754頁已有批示作出處理，因此無須在此進行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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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一眾被告於答辯狀中(卷宗第389至442頁)指出原告明知在涉案事實發生時，第四被告戊公司尚未成立，且原告在美國已進行的訴訟中亦沒有針對該名被告提起訴訟，足以證明原告明知其在本案中不具正當性。故此，一眾被告認為原告是在故意或嚴重過失、且在沒有妥善調查的情況下，針對第四被告提起是次訴訟，故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2款a項，要求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
　　透過卷宗第1092至1101頁的批示，持案法官裁定一眾被告在答辯中提出，指第四被告沒有被訴正當性的抗辯成立，因而駁回原告針對該名被告的起訴，而就上述決定，原告提出上訴，有關上訴仍待決。由於原告被指惡意作出的行為發生於一審程序，有關問題應由一審法院審理(但當然不妨礙任一當事人可就本惡意訴訟聲請的審理結果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以期惡意訴訟的問題能夠連同第四被告的正當性一同交由上級法院處理)。
　　雖然原告在美國進行的訴訟中，只是針對第一至第三名被告而沒有針對第四名被告提出，但當原告在澳門提出是次訴訟時，選擇將設立於澳門的第四被告羅列為被告之一，以期在訴訟理由一旦成立後可以在澳門執行其財產，似乎難以認定原告存在不正當意圖。至於其針對第四被告提出訴訟，並主張第四被告具被訴正當性的理據是否充份，以及是否應被定性為故意或嚴重過失下提出的無依據之主張，從卷宗第1092至1101頁的批示可見，持案法官已嚴謹地就此一毫不顯淺的問題作分析。回顧原告所提出的請求的計算基礎，原告認為倘非一眾被告的行為，其將能夠在博彩批給期內從其賭場及相應事業賺取利潤，因此其有權獲賠償一眾被告在有關活動中賺取的利潤的70%。原告所要求的利潤，客觀上是由第四被告所獲取。考慮到上述理由，雖然第四被告(直接經營有關業務並獲取利潤的主體，儘管其在後來成立)被認定在本案中不具被訴正當性，本院認為不應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
　　4.8.2. 一眾被告於再答辯中(卷宗第717至751頁)，指出原告在其反駁中對答辯狀文件六提出之爭執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2款b項所指的惡意訴訟行為。
　　首先，答辯狀文件六(卷宗第491頁)表見是一封由甲戊發出的電郵。透過該電郵，甲戊告知被告方的人員以及其他收件人士原告在澳門以及台北的地址的變更。上述電郵提及原告在台北的傳真號碼為XXX，而相應的電郵地址為 [電郵(1)]。
　　卷宗第491頁的電郵是否屬實對本案的審理有明顯的重要性。事實上，該封電郵，以及載於卷宗第752頁(此一電郵的真確性也為原告所爭執)表見以“癸”署名的電郵是否真確，直接影響壬於2002年1月25日以傳真方式作出的通知(有關傳真正正是發送至011-XXX此一傳真號碼)何時被原告接收，繼而影響壬的要約保有效力的期間(見《民法典》第220條第1款)，並最終影響原告於2002年2月7日的意思表示能否將意向書的有效期延長至2002年2月15日。
　　上述兩封電郵表見上均以屬於原告的電子郵箱發出，原告有義務知悉有關郵件是否屬實。
　　一如合議庭在事實事宜的裁判中已作出的分析(詳見裁決第51至54頁第2.3.部份)，卷宗有穩妥證據支持第491頁及第752頁兩封電郵的真確性。事實上，該兩封電郵是由原告方人員所發出，以表達並反映原告的意思，而壬於2002年1月25日發出的傳真正正是發送至原告透過上述兩封電郵所提供的傳真號碼。
　　基於上述理由，原告明顯歪曲對案件裁判屬重要之事實之真相，意圖誤導法庭，有關行為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2款b項所指情況。
　　就有關行為，本院判處原告20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4.8.3. 美國已進行的訴訟所引起的延訴抗辯雖然一如第四被告的訴訟正當性問題般，已由一審法院作出決定且相關的上訴正處於待決階段，但雙方提出的惡意訴訟聲請中涉及他方在一審程序中作出的行為的相應部份應由一審法院處理。
　　在一審程序涉及已有確定裁判的延訴抗辯的處理過程中，本院認為雙方均未有作出惡意訴訟行為。
　　就原告方面，待證事實第42條(見事實事宜裁判第67頁第8部份)最終未能認定。在此情況下，亦考慮到卷宗第1860至1881頁的批示已裁定被告方提出的既判案効力之延訴抗辯理由不成立，在有關決定未被上級法院所廢止前，不能視原告為惡意訴訟人。
　　至於被告方面，本院認為，當一方當事人與他方當事人已在另一司法區的法院進行某一訴訟，而其後他方當事人再在另一司法區提出相關連甚至是有可能是相同的訴訟時，前者會提出既判案的抗辯實屬無可厚非(況且，一眾被告非憑空提出有關抗辯，其亦提交了兩份法律意見書支持其觀點，儘管持案法官並未採納一眾被告的立場)。另外，經考慮被告方在本案中尤其是答辯狀、第1485至1521頁以及第1623至1626頁就既判案問題所陳述的內容，本院認為當中理據清晰，不存在扭曲事實、誤導，又或超逾限度且不能接受的攻擊性，因此不判處一眾被告為惡意訴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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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就原告於2019年7月15日，要求將其訴訟請求擴張至澳門元96,454,156,627.00的聲請，被告方亦有針對原告提出惡意訴訟人聲請(詳見第4638頁；第10287至10314頁；第10861至10864頁)。
首先，要指出的是，原告的擴張請求申請已被持案法官所接納及批准。因此，雖然被告方針對原審法官的決定提出了上訴，站在“擴張請求”此一程序性聲請本身，現階段不可能認定原告故意或嚴重過失地提出了一項明顯沒有理據支持的程序性聲請。
　　至於原告要求擴張的請求金額的實質，即有關請求的全部或部份金額是否明顯不能成立的問題上，原告的擴張請求申請是要求判處一眾被告向其支付2004年至博彩批給期完結為止一眾被告所賺取的利潤的70%。
　　從4.6.的分析可見，原告在本案中無法證明三名被告有違反其所指出的合同義務或法定義務。而從4.7.的分析可見，無論三名被告的行為是否構成《民法典》第219條所指的情況，原告不具有充份理據按照合同積極利益針對三名被告主張賠償請求。
　　一如上方所言，並非所有被法庭裁定理由不成立的請求都必然引致惡意訴訟的判處。按此思路，除非證明原告是明知其理據不實及其請求實質上無道理的情況下提出經擴張的請求，否則，即使原告按照合同積極利益而主張的賠償請求被判理由不成立，也不應視原告為惡意訴訟人。
　　縱然一眾被告力指原告刻意不將其擁有的“具理由說明的報告書(relatório fundamentado)”副本附入卷宗，是因為原告清楚知道上述文件的評分標準足以顯示無論被告方有否改為與辛公司合作，原告的競投方案均不會取得成功，然而，這不過是一眾被告的猜測，尚不能穩妥支持原告事實上明知其以所失收益(“lucro cessante”)的名義，要求判處一眾被告向其支付若干比例的利潤的請求明顯無道理。
　　上述理由表明，不論是“擴張請求”此一程序性聲請本身，抑或是原告的最初請求或經擴張請求的實質可行性(即抽象層面上按照積極利益主張相應賠償請求是否不當)，此兩項問題均不足以支持將原告視作惡意訴訟人。
　　然而，除應有尊重及更佳見解外，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澳門元96,454,156,627.00此一具體金額本身，確存在惡意訴訟的情況。讓我們說明相關理由。
　　原告的擴張請求的首個立足點是博彩監察協調局提供的網上資料，即一眾被告自2004至2018年的總利潤(lucro total)，合共澳門元137,791,652,325.00。
　　原告提出的上述總利潤存在兩項問題。
　　一方面，原告在考慮第四被告計至2018年的總利潤時，並沒有考慮博彩監察協調局同樣有在網上提供的、涉及第四被告於2002及2003年度的虧損(雖然原告事後提交了卷宗第4506至4509頁聲明)。原告此一做法顯然有所不妥，因為即使假設原告有權分享有關收益，在有虧損的情況下原告同樣需要承擔相應的虧損。
　　另一方面，在無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原告使用了第四被告的“經營利潤”(lucro operacional)作為其計算基礎，而非按照第四被告經扣除年度開支，包括稅務開支後的“年度利潤”(resultado do exercício)。事實上，即使假設原告有權分享第四被告所賺取的72.5%(或另一百分比，例如是原告指出經修正的70%)的經濟成果，原告亦僅能分享被告從業務中扣除所有開支，當中包括稅務開支後的“年度利潤”。
　　第四被告自2002年至2018年的“年度利潤”(resultado do exercício)及虧損的淨值應為澳門元126,316,769,536.00。
　　上述金額按照原告指其有權分享的70%計算，應得結果為澳門元88,421,738,675.00，然而，原告所要求的澳門元96,454,156,627.00卻比此一金額高出了澳門元8,032,417,952.00。
　　上述80多億澳門元的鉅額誤差理應要避免。更何況，原告的計算基礎完全是基於博彩監察協調局所提供的網上資料，原告絕對有條件留意且事實上亦絕不應忽略第四被告在2002至2003年存在虧損，以及有關資料已清楚列明“年度利潤”(resultado do exercício)的存在。
　　除了上述問題外，尚要指出的是，原告以70%的利潤作為計算其應得賠償的方法亦存在明顯瑕疵。
　　按原告所述，倘非一眾被告的行為，被告方將擁有原告27.5%的股份，亦因此，原告將收取72.5%的利潤。原告尚指出，按照合同，尚有若干百分比(pequenas percentagens)是其須向一眾被告支付的，因此，原告在此不請求72.5%，而是一眾被告所賺取的利潤的70% (不排除一眾被告提交其帳目時，原告再作調整)。
　　不得不指出的是，原告所使用的70%的計算標準一如一眾被告所質疑般，確實並非基於實際的經濟或財務準則而釐定。該標準不單具武斷性，客觀上亦嚴重誇大了有關數值。
　　根據卷宗第9758及9800頁由原告於2021年12月提交的兩份報告內容(分別稱作乙辛報告及乙壬報告)，當中提及了第四被告於2019及2020年的經營狀況，有關數字分別為澳門元16,799,000,000.00的正值(2019年)，以及澳門元12,661,000,000.00的負值(2020年)。
　　將原告所主張的第四被告自2004至2018年的總利潤澳門元137,791,652,325.00，先減去2002及2003年第四被告事實上錄得的虧損後，再一併計算上述201948及2020年度的數值，第四被告由2002計至2020年度的總利潤淨值應為澳門元141,786,387,698.00。
　　將上述總利潤淨值按照原告所使用的標準，即70%作計算，原告將有權收取的賠償金額應為澳門元99,250,471,389.00。
　　然而，上述數值明顯高於乙辛報告中所估算的澳門元62,286,757,913.00 (見第9770頁)，亦高於乙壬報告中的澳門元57,884,000,000.00 (見第9800頁)。
　　即使以上述計算標準較為寬鬆的乙辛報告作計算，該報告也只能支持原告請求標準中約62.7%。換言之，原告方嚴重高估了其請求金額。
　　上述差別的箇中原因是由於原告沒有在事前盡其應有的謹慎及調查義務，索取應有的專業意見，並在無合理理據的情況下，選用了“經營利潤”(lucro operacional)以及“70%”此一百分比作為其計算基礎，忽略意向書(假定其具約束力)所記載被告方將要收取的一系列給付，包括：相應於發展項目開支3%的發展費用、相應於總收入（gross revenue）2%的管理費及1.5%的許可費，以及相應於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簡稱EBITDA)之10%的管理費。
　　約370億澳門元 (99,250,471,389.00減去62,286,757,913.00)此一金額在訴訟費用的層面上，足以令最終訴訟費用中的司法費部份增加約澳門幣74,000,000.00元。
　　原告獲批免交訴訟費用包括預付金的司法援助，原則上無須繳納案件最終的司法費以及訴訟進行過程中的預付金；然而，這不代表原告方可以無須盡其應有的謹慎義務，避免提出並無合理依據支持的賠償金額。更何況，其所要求的賠償金額竟高出數百億澳門元。
　　除應有尊重外，原告方嚴重地將其請求金額高估顯然是不應發生而且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面對一宗接近一千億澳門元的索償案件，本院實在無法理解原告有何合理理據，可以在清楚了解意向書(假定其具約束力)記載了被告方將要收取的一系列給付的情況下，簡單地以“若干百分比”(pequenas percentagens)的名義，將72.5%的應占比例輕率地改為70%。
　　原告選擇如此為之，其可以預見亦應當預見有可能嚴重高估相應的賠償金額。故此，當原告在應能預見但沒有採取適當措施避免有關問題發生的情況下，應當認為原告接受了其請求或會出現相當一大部份被嚴重高估並構成無依據支持的賠償金額的風險(《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2款a項)，此表示，即使原告不是故意作出有關行為，至少亦是在嚴重過失的情況下為之49。
　　基於上述理由，本院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並按照《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第101條第2款判處其支付80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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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透過卷宗第9890至9898頁，三名被告指出原告於2021年12月17日提交載於卷宗第9114至9117頁的一份“關係聲明書”(“Declaration of Relationship”)時，刻意只附入該份文件的首四頁，而並沒有將文件的最後一頁，即原本應由原告方簽署的一頁附入卷宗。
　　三名被告亦指出，原告所提交載於卷宗第9118及9119頁的一份“協議備忘錄”(“Memorandum of Agreement”)屬偽造，該文件上屬壬的簽名是有人將其載於另一文件上的簽名複製而成。
　　此外，三名被告稱，原告於2021年7月1日的審判聽證上已聲明持有上述的“關係聲明書”，但一直等待至所有證人均已被聽取，即延至2021年12月17日才將有關文件附入卷宗，目的是為了令被告方無法透過聽取證人的證言以質疑上述兩份文件。
　　讓法庭作出分析。
　　本案中，原告一方顯然於2021年7月1日之前已持有上述的“關係聲明書”。而就“協議備忘錄”，本案雙方並無爭議的是，本案的原告曾經在2009年，為著當時在美國進行的訴訟，在披露(discovery)過程中，將上述“協議備忘錄”的一份副本送交第一至第三被告身處美國的代表律師。
　　故此，在客觀上，原告確有條件早於2021年12月17日提交上述兩份文件。
　　表見而言，不論是上述“關係聲明書”抑或“協議備忘錄”，均對本案有明顯的重要性。假設“關係聲明書”確已先後由第一被告(由甲甲所代表)及原告50簽署並送交競投委員會，而上述“協議備忘錄”亦確是在壬代表第一被告簽署並確認後送交予原告的話，兩份文件有可能在雙方當事人之間構成具約束力的協議；又或在按照《民法典》第228條第1款或第2款對意向書進行解釋時，構成解釋的周邊及客觀素材；又或甚至取代意向書本身而令雙方之間的關係不單單以意向書為基礎，並因此或有證明待證事實第2至第14條部份內容屬實的效用。
　　本案的爭議焦點正正是雙方當事人到底有否達成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上述兩份文件對本案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儘管該兩份文件在起訴狀當中從未被提及，但有關文件僅於2021年12月17日審判聽證的尾聲階段方被提交，客觀上亦的確令到一眾被告無法就該兩份文件向證人發問。由於原告並非嗣後才獲得上述兩份文件，難怪一眾被告會認為原告是刻意為之，目的是為了令被告方無法再以證人方式質疑上述兩份文件。
　　除應有尊重及更佳見解外，從合理以及具一般注意程度的訴訟者的視角作考慮，本院認為，即使原告並非故意為之，其至少也屬嚴重過失下延誤至2021年12月17日才將上述兩份文件附入卷宗，客觀上令到一眾被告於2021年12月17日以後才可以對有關文件組織相應的防禦。
　　就“關係聲明書”本身，一如合議庭在事實事宜的裁決的分析(見裁決第32至33頁)，案中證據充份顯示，在甲甲簽署“關係聲明書”後，原告一方沒有簽署有關文件，導致有關文件最終沒有得到雙方的確認，也未曾向競投委員會提交。故此，原告在卷宗第9112頁就一項其有義務知悉且對本案而言屬重的事實(即其一方有否簽署該文件以及該文件有否送交競投委員會)作出了不實陳述，因此須視原告故意地扭曲了相關的事實真相。
　　至於“協議備忘錄”，一如合議庭在事實事宜的裁決所指出(見裁決第 33至37頁)，雖然法庭認同“協議備忘錄”確有可疑之處，但考慮到法庭正審理的是一宗由商業糾紛所引起的民事訴訟，法庭並沒有輕率地結論上述“協議備忘錄”屬偽造。由於“協議備忘錄”從未被明確地認定為偽造，不應以文件中的壬的簽名屬偽造而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
　　綜合上述理由，原告於2021年12月17日才將上述兩份文件附入卷宗，且歪曲事實指“關係聲明書”已由其一方簽署並送交競投委員會的行為，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385條第2款b項及c項所指的惡意訴訟行為。
　　就此，判處原告支付20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4.8.6. 三名被告於卷宗第9923至9926頁表示原告在法庭指定聽取所有證人後(即2021年12月15日後)，才要求將69份文件及兩份意見書(上述乙辛報告及乙壬報告)附入卷宗，並要求給予被告方5天期間就有關文件發表意見。三名被告認為，原告在得悉法庭已指定2022年1月6日聽取雙方當事人就事實事宜作陳述的情況下，有關行為目的在於阻礙被告方行使辯護權。
　　透過卷宗第10287至10314頁、第10337至10353頁、第10377至10394頁，以及第10396至10402頁的書狀，三名被告亦指出原告於2021年12月17日至2022年1月17日合共將126份文件附入卷宗，意圖干擾案件的有序進行。此外，三名被告亦指出，其一方因原告方遲交兩份意見書而在辯護上受到影響。
　　《民事訴訟法典》第450條規定，“一、用作證明訴訟或防禦依據之文件，應與陳述有關事實之訴辯書狀一同提交。二、如不與有關訴辯書狀一同提交，得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提交；但須判處當事人繳納罰款，除非其證明有關文件不可能與該訴辯書狀一同提供。”
　　按照上述規定，原告提交文件的行為本身是在上引條文所容許範圍。事實上，原告於2021年12月15日以後提交的文件，其已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450條第2款被判處相應罰款，因此，有關文件的遲交原則上已得到處理。在司法實務中，不乏原告或被告基於種種原因而僅能在最後一刻才將為數不少的文件附入卷宗的情況(當然，如屬可行，這種情況應予以避免)；遇有有關情況，即使有關文件是在聽取所有證人後，但在口頭辯論前提交，經審慎評估，法庭亦得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6條第3款以及第548條規定，經任一方當事人誘發或主動地作出額外的證據措施，以釋除提交文件的他方當事人就附入卷宗的文件的真確性或證據價值的疑慮。在本具體個案中，除更佳見解外，本院相信不能僅僅因為文件的數量便猜測及斷言原告帶有惡意(再者，雖然文件量較多，但有關文件顯然不如“關係聲明書”及“協議備忘錄”般具表見重要性)。
　　就原告方提交的兩份意見書，考慮到《民事訴訟法典》第452條的規定，本院認為不能因為該兩份意見書的提交時點而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儘管倘原告及早為之，4.8.4.所提到的情況可以有效地得到避免)。
　　最後，就原告方要求只給予被告方5天期間就有關文件發表意見的部份，雖然此等申請在司法實務中確不常見，但考慮到原告的聲請必然取決於法庭的批示，惟法庭最終並沒有限制三名被告只能於2002年1月6日前就有關文件發表意見，故此，原告方的申請沒有對三名被告造成影響。
　　基於上述理由，三名被告此一部份的聲請理由不成立。
*
4.8.7. 在三名被告的法律陳述中(見第315條)，其要求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386條第1款，判處原告向其作出賠償，有關賠償應按照第386條第2款a項，至少應包括一眾被告已支付合共澳門元4,511,360.00的預付金。
　　《民事訴訟法典》第386條規定：
“一、他方當事人得請求判處惡意訴訟人作出損害賠償。
　　二、上述損害賠償得為：
　　ａ）償還因訴訟人之惡意導致他方當事人所作之開支，包括訴訟代理人或技術員之服務費；
　　ｂ）償還上述費用及因訴訟人之惡意而對他方當事人造成之其他損失。
　　三、法官根據惡意訴訟人之行為選擇認為最適當之賠償方式，且必須訂定一定金額。
　　四、如未具備立即在判決中訂定損害賠償金額所需之資料，則在聽取雙方當事人之意見後，作出謹慎裁斷，訂定認為合理之金額，並得將當事人提出之開支及服務費之款項縮減至合理範圍。
　　五、服務費須直接向訴訟代理人支付，但當事人指明已向其代理人支付者除外。”
　　從上引條文第2款可見，有關賠償旨在償還因訴訟人之惡意導致他方當事人所作之開支及其他損失。
　　換言之，只有在他方當事人的損失與惡意訴訟行為之間存在適當的因果關係時51，作出惡意訴訟行為之當事人方須就有關損害作出賠償。
　　本案中，就本判決第4.8.2.及4.8.5.部份，原告並非因為案件的實體問題又或正在待決的中間上訴所涉及的問題被認定是明顯無理據而被裁定為惡意訴訟人，故此，原告的惡意訴訟行為與三名被告因為要進行本訴訟以及有關中間上訴而要提交的預付金並無適當的因果關係，因此不能判處原告按三名被告要求向其賠償有關預付金。
*
　　至於本判決第4.8.4.部份，一旦原告最終被認定是實體問題的敗訴方，且亦沒有自願繳納案件的訴訟費用，就一眾被告已提交的防禦預付金及審判預付金(尤其本判決第4.8.4.部份所提及，原告至少在嚴重過失下將其請求金額高估而額外增加的部份)，一眾被告或未能以當事人費用的名義獲全數返還相關預付金。然而，至今為止，一眾被告尚未支付上述防禦預付金及審判預付金(就有關問題的上訴正處待決)。此外，《法院訴訟費用制度》本身設有專門的機制處理勝訴當事人就預付金的返還機制 – 見其中第22條第2款、第46條第3及第4款、第112條第3款，此等機制的存在亦令本院認為不存在應予考慮的理由須判處原告向三名被告賠償相應的已支付或上述的中間上訴敗訴後將要支付的預付金。
　　基於上述理由，一眾被告要求損害賠償的聲請理由不能成立。
***
五、裁決：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
　　1. 原告針對第一至第三名被告所提出的訴訟理由不成立，並就原告所提出的全部請求，開釋第一至第三被告。
　　2. 基於本判決第4.8.2.、4.8.4.及4.8.5的理由，判處原告為惡意訴訟人，並判處其支付合共120個計算單位的罰款。
　　3. 第一至第三被告要求就原告的惡意訴訟行為判處原告作出賠償的聲請，理由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原告承擔。
　　著令登錄本判決及依法作出通知。
澳門，2022年4月28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級法院合議庭主席
盛銳敏
1 按照卷宗第1092至1101頁批示，法庭裁定戊公司沒有被訴正當性，因此駁回針對其起訴；原告就有關決定提出了中間上訴，該上訴具移審效力，並延遲上呈。
2 以下提及的“被告方”或“一眾被告”僅是籠統地指向原告所面對的對立方，而並不具體指向本案其中一名或所有三名被告；當涉及某名具體的被告時，本院會明確指明，若是具體指向三名被告時則會稱其作“第一至第三被告”或“三名被告”。
3 以下將一如文件當中所使用的名稱“letter of intent”，稱其為“意向書”。
4 “意向書”雖源自於普通法法系，但現今社會中，眾多屬大陸法系的法區的區內交易或跨區交易都不乏“意向書”的使用。學術上亦已有眾多就意向書約束力問題進行的分析，例如，可參見许德风，《意向書的法律效力問題》，載《法學》2007年第10期；杨良宜，《合約的解釋 – 規則與應用》，法律出版社，2015，第69及背頁；杨代雄，《法律行為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第61至62頁。另外，亦參考Luís Menezes Leitão, Negociações e Responsabilidade Pré-contratual nos Contratos Comerciais Internacionais, Revista de Ordem dos Advogados, Ano 60, Janeiro 2000, p. 58, 62, 63；Patrícia Afonso Fonseca, As cartas de intenções no processo de formação do contrato. Contributo para o estudo da sua relevância jurídica, O DIREITO, 2006, V, Almedina, p. 1105, 1121 a 1129。
5 葡萄牙里斯本中級法院2019年11月21日第1541/11.0TVLSB.L3-8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6 亦有學者將之稱作工具條款或程序性條款。
7 在本具體個案中，按照雙方當事人協議(獲證事實第11點)，意向書受澳門法所規範，故此應根據《民法典》所定規則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
8 在比較法上，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14年2月18日在第934/11.7TBOAZ.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當中尤其指出：
“A questão acima enunciada, de saber se, no caso, estamos em presença de um verdadeiro contrato (contrato-promessa) ou apenas de um acordo pré-contratual levanta essencialmente e, em primeira linha, um problema de interpretação da vontade declarada pelos contraentes e, depois, de qualificação.
Trata-se de uma "interpretação preliminar, para apurar da existência ou não de um contrato final ou definitivo e não para apurar o sentido final de todas as cláusulas do mesmo". Isto é, visa "apurar qual haja sido a intenção das partes: se foi a de se vincularem ou não num contrato definitivo"[9].
...
Como elementos essenciais, haverá a considerar na interpretação "a letra do negócio, as circunstâncias de tempo, lugar e outras, que precederam a sua celebração ou são contemporâneas desta, bem como as negociações respectivas, a finalidade visada pelas partes, o próprio tipo negocial, a lei e os usos e costumes por ela recebidos"[11].
Importa ainda referir que a interpretação das declarações contratuais constitui matéria de facto da exclusiva competência das instâncias.
Constitui matéria de direito, sindicável pelo Supremo, determinar se na interpretação das declarações foram observados os critérios legais impostos pelos citados arts. 236º e 238º[12].”
　　此外，亦見上引里斯本中級法院2019年11月21日於第1541/11.0TVLSB.L3-8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以及該上訴法院2013年10月24日於第1300/11.0TVLSB.L1-2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9 《民法典》第224條第1款規定：“如就任何一方當事人認為必須達成協議之條款，各當事人仍未全部達成協議，則合同不成立。”按照此一規定，即使非合同的必要要素，但屬“任何一方當事人認為必須達成協議之條款”尚未達成合意，合同也不能視作成立。故此，在合同成立與否的問題上，《民法典》第224條第1款所考慮的是任一方當事人對條款的主觀必要性而非客觀必要性。
　　就此問題，亦可見三名被告在其法律陳述中所援引Oliveira Ascensão(Direito Civil – Teoria Geral, Vol. II., p.376 e 377)的觀點：“esses acordos parcelares não são juridicamente vinculativas. Só ganham essa força com a conclusão do contrato. Até lá, podem a todo momento ser repostos em discussão e caducam se acordo total não for obtido”; “Se as partes já chegaram a acordo sobre 18 pontos, mas ainda resta um dos considerados essenciais, ainda não estão vinculadas a nada.”
10 見Pires de Lima e Antunes Varela, Código Civil Anotado, Vol. I, 4ª edição revista e actualizada, Coimbra Editora, Limitada, 第223及224頁第1及第6點。關於條文第2款所肯定的“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亦可參見Karl Larenz的觀點(《法律行為解釋之方法 – 兼論意思表示理論》，范雪飞、吳訓祥譯，邵建東校，法律出版社，2018，第77頁)：“…一旦相對人認識到表示另有所指，則他對客觀上可理解含義的善意就消失了。即使在沒有意識到詞語表述錯誤的情況下，如果相對人即刻在表意人的原意上理解其意義，他的這種善意也自始不存在。因此，如果表示的相對人領會了或認識到了表示如其所指的含義，那麼他就必須承認該含義的效力。如果雙方當事人表達了共同的東西，那麼他們的實際見解就取代了理解可能性，進而規定具有法律上決定性的表示含義。這就是法諺‘誤言不害真意’的內容，主流學說也是在這個意義加以理解的。”
11 終審法院2019年11月29日及2013年6月14日分別在第111/2019號及第7/2013號卷宗所作的合議庭裁判；比較法上，例如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19年11月7日及2019年11月12日在第314/11.4TCFUN.L2.S1及第1494/17.0T8MMN-A.E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12 見上引各個裁判。
13 經過審判聽證，本院認定意向書中所述及的1(C)屬筆誤，當事人的真正意思為2(C) – 見獲證事實第57點。
14 意向書適用澳門法條款 – 見獲證事實11點。
15 簽署方不可將地位讓予他人條款 – 見獲證事實第10點。
16 意向書的有效期條款 – 見獲證事實第58點。
17 見待證事實第10至14條當中未能獲得證實的部份；相關理由詳見合議庭就事實事宜作出的裁判第45至50頁，當中第2.2.部份。
18 包括發展協議、許可協議、管理協議以及股權認購協議；development agreement, licensing agreement, management agreement, stock option agreement。
19 壬 要求：“distributes one share to the 戊公司 to give us ownership status for any merger discussions that might take place in the future.”。在壬 向原告送交的“Second Amendment”的文本中，也表明：“in consideration of the issuance by Developer of one share of Developer’s stock to 乙公司, which is being transferred to 乙公司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execu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agree as follows”
20 與此問題有所關連的待證事實第41條不獲證實。
21 相關理由詳見合議庭就事實事宜作出的裁判第58至59頁，當中第3.3.部份
22 在意向書失效後任一被告與辛公司的接觸不能視作對意向書條款10的違反。任一被告與辛公司的接觸及合作只可能在合同前責任(締約過失責任)的層面作探討。
23 其原文為：“Each Party agrees for itself and its respective affiliates, agents, representatives and consultants to hold in the strictest confidence and not to disclose to any person, entity, party, firm or corporation (other than agents or representatives of either Party who are also bound by this paragraph) without the prior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Parties (except as such disclosures are required in applications or by applicable securities or gaming laws) any of the other Partie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e term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does not include information which (i) becomes general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ther than as a result of disclosure by the party receiving the information or its representative, agents or employees. (ii) was known to the receiving party on a non-confidential basis prior to its disclosure to the receiving party, or (iii) becomes available to the receiving party on a non-confidential basis. Each Party shall limit the dissemination of, and access to, the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o its directors, officers, employees, agents, consultants, representatives or legal counsel, o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having jurisdiction over the Parties. Prior to providing the other party with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such information shall be marked “Confidential.””。
24 見待證事實第25至27條當中未能獲得證明的部份；亦見合議庭就事實事宜作認定的裁定第59至61頁第3.4.部份。
25 就此問題，可參考原告在其法律陳述中就其一方及辛公司所提交的競投摘要的內容的比較表。
26 具參考價值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2.1.16 條及《歐洲示範民法典草案》第II – 3:302條均規定，保密訊息是由一方當事人在協商合同的過程中向他方提供的資訊。另外，亦見《歐洲合同法原則》第2:302條。
　　若然雙方當事人希望他方就所有在談判過程中曾出現(即使是屬他方所擁有及提供)的資訊，都不可以再向第三者提供，並用作與第三者發展合作之用，此種“保密協議”應透過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協定資訊保密所達到的範圍，甚至是以專屬談判條款約束他方不能與第三者接觸。然而，本案意向書條款13(H)顯然沒有禁止他方使用屬自己一方的資訊。
27 分析獲證事實第32點以及相關文件，壬僅提出透過“第二次修改”對意向書條款13(G)進行延期，但延長期限的對象不包括意向書條款10。
28 通說認為，“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所引致的不法性，取決於三項要件的同時成立：1.個人利益的損害是因為違反了一項法律規範；2.個人利益的保護實際上體現於被違反之規範的目的之中；3.損害必須處於法律所旨在保護的個人利益之內。
29 如下分析，無合理理由的過錯不法中斷談判屬於對《民法典》第219條所設置的附隨義務的違反。
30 合同的積極利益又或合同的消極利益的區分(兩者對應不同“類型”的損害：履行損害，以及信賴損害)，與“遭受之損害(danos emergentes)”及“所失收益(lucros cessantes)”(兩者屬於賠償的“範圍”)的區分，並不相互混淆。不論是積極利益又或消極利益的賠償都可能出現“遭受之損害(danos emergentes)”及“所失收益(lucros cessantes)”的損害。
　　就該問題，參見中級法院2003年7月24日在第225/200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比較法上，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17年12月20日及2019年11月7日分別於第1299/11.2TBPVZ.P1.S1及153/13.8TCGMR.P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此外，亦見Almeida Cost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pela Ruptura das Negociações Preparatória de um Contrato, Coimbra Editora, 1984, p. 76 (12.2.)。
31 作為比較法參考，例如見葡萄牙最高法院分別於2021年6月8日及2012年12月18日，在第1541/11.0TVLSB.L3.S1及1610/07.0TMSNT.L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32 中級法院2015年7月23日於第161/2014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以及相應的一審法院裁判。在比較法上，例如見葡萄牙里斯本中級法院2019年11月21日第1541/11.0TVLSB.L3-8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葡萄牙最高法院2017年4月27日第4154/15.3TBLSB.L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葡萄牙最高法院2018年12月6日第3407/15.5T8BRG.G1.S2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學術上，例如見Vaz Serra, RLJ Ano 110.º, p. 276；Dário Moura Vicente在其著作Da Responsabilidade Pré-Contratual em Direito Interncionacional Privado, Almedina, 2001, 第322頁註腳1163所列出眾多學者的觀點；亦見João Gil de Oliveira及José Cândido de Pinho所著的Código Civil de Macau Anotado e Comentado, Jurisprudência, Livro I, Volume III, CFJJ, 2018, 第357及358頁。
33 在比較法上，例如見葡萄牙波爾圖中級法院2018年06月27於第3093/16.5T8AVR.P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以及葡萄牙最高法院2013年7月11日在第5523/05.2TVLSB.L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34 例如，Paulo Mota Pinto(Interesse Contratual Negativo e Interesse Contratual Positivo, Vol. II., Coimbra Editora, 2008, p. 1346)提出：“Só em casos assumidamente excepcionais, quando se possa afirmar a existência de um verdadeiro dever de conclusão de contrato – ou, de outra perspectiva, um direito a essa conclusão –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ção de quem rompeu as negociações, recusando-se a prossegui-las, ou de quem se recusou a celebrar o contrato, poderá corresponder ao interesse positivo (na conclusão do contrato).”；亦見上引Vaz Serra上述著作中提出的可能情況。
35 有意見甚至認為，在上述情況中，問題的癥結或已非單純談判終止的問題，而是涉及違反訂立合同義務的問題 – 見Almeida Cost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pela Ruptura das Negociações Preparatória de um Contrato, Coimbra Editora, 1984, p. 76。
36 例如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09年4月28日在第09A0457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指出：
　　“Na verdade, as negociações tinham percorrido todo o seu caminho, estavam concluídas, nada mais havendo a negociar, pois nenhuma cláusula negocial estava em aberto, nem subsistia qualquer dúvida sobre os termos exactos do negócio.
Apenas faltava a concretização/celebração do acordo através da forma legal, mediante a outorga da competente escritura pública, que os réus, já em pleno Cartório Notarial, ilícita e culposamente, se recusaram a celebrar, o que impõe aos réus a obrigação de indemnizar pelo interesse contratual positivo.”
　　相類似觀點可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13年7月4日及2012年10月25日在第2625/09.0TVLSB.L1.S1號卷宗所作出的兩個合議庭裁判。亦見該法院2013年7月11日及2010年12月16日在第5523/05.2TVLSB.L1.S1(尤其當中註腳第13點)及44/07.1TBGDL.E1.S1號卷宗所作的合議庭裁判。
37 對違反“訂立合同義務”產生積極利益賠償此一觀點有所保留的，可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18年11月22日在第1156/12.5TVLSB.L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亦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17年4月27日在第4154/15.3TBLSB.L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第III部份第6點及第7點所作論述，尤其是當中提出的以下分析：“Um forte argumento neste sentido pode ser extraído dos arts. 898º e 908º do CC que, relativamente ao contrato de compra e venda afectado por dolo, prescrevem apenas a indemnização pelo dano contratual negativo. Trata-se de casos paralelos que não podem deixar de ser ponderados quando se trata de extrair do art. 227º do CC o seu verdadeiro alcance para processos negociais interrompidos.
　　Outro argumento pode ser obtido a partir do regime do contrato-promessa, na medida em que representando um elevado comprometimento das partes, sem embargos dos casos em que é admitida a execução específica, a indemnização pelo incumprimento ou é fixada através do regime do sinal ou cláusula penal, ou obedece à regra geral que apenas pondera o interesse contratual negativo.”
　　此外，亦見該法院2011年03月31日在第3682/05.3TVSLB.L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中提出“訂立合同的義務”的爭議性，並提出訂立合同的義務一般而言只由法律或意定所產生(例如是預約合同)，當中指出：“Ora, é este dever de conclusão do contrato que, inexistindo convenção formalizada em contrato-promessa, não descortinamos em qualquer disposição legal aplicável.
…
E que saibamos, mesmo que todas as condições e cláusulas do negócio hajam sido acordadas nas negociações preparatórias – o que, em si, constitui matéria de facto, independentemente do conhecimento do respectivo conteúdo - e só falte a respectiva formalização documental, ninguém sustenta a susceptibilidade de execução específica de tal acordo…”
38 最終協議的訂立將在雙方當事人之間產生長期及穩定的關係及給付內容，可以預期就該等涉及重大經濟利益的合同，雙方會仔細規範雙方各項權利義務，故此案中僅有十餘條款的意向書似乎難以與之比擬。
　　此外，原告除了沒有陳述亦沒有證明四項最終協議的所有條款都已完成談判外，單單分析意向書本身，至少以下的問題在意向見簽署時雙方當事人尚未達成協議：
　　- 意向書條款2所述的選擇設計專業人員的方法、
　　- 意向書條款2所述的最終方案(final plans)、
　　- 意向書條款2(A)條所涉問題、
　　- 意向書條款3(D) 所涉問題、
　　- 意向書條款12的保證條款、賠償條款、爭議解決機制條款。
39 見合議庭就事實事宜作認定的裁決第61至64頁，第5部份。獲得判給的期望屬於事實問題，見Paulo Mota Pinto的上引著作第1353及1354頁。
40 見合議庭就事實事宜作認定的裁決第64至65頁，第5部份。
41 就此問題，同樣涉及競投情況因而有其參考價值的，見葡萄牙最高法院2007年03月06日在第07A138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此外，亦見該法院2010年7月14日在第3684/05.0TVLSB.L1.S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42 就此，情況有相似性及有其參考價值的，可見上引葡萄牙最高法院2017年4月27日在第4154/15.3TBLSB.L1.S1的合議庭裁判中所面對的情況。
43 認同合同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屬不同賠償基礎的，亦見里斯本中級法院2005年1月13日於第7480/2004-6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以及科英布拉中級法院2012年1月24日於第3841/07.4TBAVR.C1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44 終審法院2010年1月13日於第42/2009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45 終審法院2021年6月18日於第200/2020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
46 José Lebre Freitas, A. Montalvão Machado e Rui Pint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 Vol. 2., 2ª Edi., 2008, p.221 a 222.
47 否則，將等同於任何享有司法援助之當事人都能夠任意且無須承擔任何不利後果的情況下，作出惡意訴訟行為。
48 此一金額為“年度利潤”(resultado do exercício)，而非原告一貫使用的“經營利潤”(lucro operacional)，但我們在此先不理會這一分別。
49 一如上引終審法院2021年6月18日於第200/2020號卷宗的合議庭裁判，“未能採取在日常生活習慣中應當具備的最起碼的謹慎態度或預見能力所要求的預防措施亦符合嚴重過失的概念”。
50 原告方在卷宗第9112頁表示有關文件已由癸簽署並送交競投委員會。
51 主張損害與惡意訴訟行為間須存在因果關係的，參見 Cândida Pires 及 Viriato Lima，《澳門民事訴訟法典 – 註釋與評論》，第二冊，第367及3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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