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51/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22年4月7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禁用證據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摘 要
1. 由於原審法院所採用的並非警員覆述上訴人的聲明內容，而是其在當時的表現，並不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37條第7款相關規定。
2. 從相關事實中，我們看到上訴人在的士拾獲被害人手提包，帶回家後稍後帶到警署報案，從相關事實中並未能夠合理且符合邏輯地得出上訴人將該包中之現金港幣陸萬圓和人民幣玖佰圓據為己有的結論。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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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51/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A)
日期：2022年4月7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0年10月29日，嫌犯A(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1-20-0220-PCS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00條第2款配合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對拾得物之不正當據為己有罪」，被科處九十日罰金，日罰額300澳門元，即合共罰金貳萬柒仟澳門元(MOP27,000.00)，若不繳付罰金或不以工作代替，須監禁六十日。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2款a)之瑕疵，其理據如下：
(1)的士司機亦不能確實憶起上訴人手中是否拿著袋，案中亦沒有由上訴人離開的士至返回家中的錄影片段，第36至39頁之錄影片段﹝上訴人位於XXX壹號之住所之電梯內﹞也不能確認上訴人手袋的質地及顏色。﹝見其結論第5至8點﹞
(2)被害人所遺失的袋比起第39頁錄影片段中的上訴人手持袋更細﹝見其結論第9點﹞，而第39頁之相片未能清楚地辨認出該袋便是第62頁背頁的袋﹝見其結論第11點﹞；上訴人在庭上堅稱自己有兩個袋，則應扣押上訴人所提及的袋以作深入調查﹝見其結論第10點﹞。
(3)上訴人認為，如果她真的取去了袋中金錢，她亦不會第二天便把袋拿到警局報案，而當天她是與其5歲女兒於第74頁及75頁之地址附近溜狗，當她現袋中有證件時便立即致電向警局報案，隨後亦前往警局接受訊問近兩小時﹝見其結論第12至16點﹞。
2. 根據上訴狀的內容，上訴人正在質疑原審法院的心證形成，即有關瑕疵應屬《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之「審查證據方明顯有錯誤」。
3. 事實上，上訴人只是重覆其在庭上的事實版本，而這些只屬於上訴人的疑問已經被原審法院在判決中「事實判斷」作出詳細的解答﹝見第144頁﹞。
4. 上訴人從XX大廈電梯出來﹝第30-32頁之錄影片段﹞，然後便乘坐案發的士﹝第25-27頁之錄影片段﹞﹞到XXX壹號﹝第35-39頁之錄影片段﹞。透過錄影片段，上訴人在XX大廈電梯內只有一個黑色手袋，其神情輕鬆，毫不迴避電梯中的鏡頭；但經過15分鐘之的士車程後，上訴人進人XXX壹號電梯的模樣變得非常奇怪，其立即留意閉路電視的位置﹝第37頁﹞，之後其故意站在電梯角落﹝但電梯根本沒有其他人！﹞，並以身體遮擋手中的袋﹝第38頁﹞。而上訴人進入XX壹號大堂的片段中可見其左右手各持壹個袋﹝第36及第39頁﹞，由此可見，在短短的十五分鐘車程後，上訴人的手中便多出一個袋。﹝
5. 上訴人庭上向法官解釋該「第二個袋」是屬於自己的，該袋是非皮革之備用袋/環保袋，且是從第一個手袋中拿出來。但是，第39頁之相片﹝XXX壹1號﹞中「第二個袋」明顯不是環保袋的形狀及質地，相反更符合第62頁背頁中被害人遺失的袋之形狀及質地；而且，如果上訴人真有額外置物的需要，為何不在XX大廈內玩樂時已拿出「第二個手袋」﹝錄像中從XX大廈出來時一個手袋已足夠置物﹞，為何要等到在的士內才拿出「第二個袋」來放置其他的物品！
6. 為此庭上還特別訊問了上訴人該備用袋是從何而來，上訴人的回答前後矛盾：上訴人首先向法官回答「第三個袋」是放在第一個手袋內，但當本檢察院訊問時又改稱該「第二個袋/備用袋」是放在褲袋內﹝更以「100%肯定」來形容，亦表示「該第二個袋肯定不在恤衫內」 )，更在庭上展示如何拿出去。但當問及為何在治安警察局的聲明中表示該備用袋是放在恤衫內﹝有關聲明內容見第45頁背頁第4段，且已於第87頁之檢察院聲明內確認﹞，上訴人時而表示：替其錄取聲明的治安警員的英文不好故他理解錯及記錄錯了，一時又表示：當時其恤衫比較長，故遮往褲才引起警員的誤會。為此，法庭亦有詢問有關的治安警員B，該警員即場向法庭展示其流利的英語，亦確認第45頁背頁之聲明是正確地反映當時上訴人的聲明內容「該黑色手提包是放在恤衫內」，警員亦能憶述上訴人當時有用言語及手勢表示上述內容，錄取過程中肯定沒有發生任何語言誤會。
7. 所以，針對上訴人在結論第15點的理由，我們認為，原審法院詢問警員旨在了解其訊問上訴人的具體情況，以便了解警員是否因為英文理解能力不足而使聲明文本不能反映當時的真實內容，以及了解上訴人當時聲明的情緒狀態，從而判上訴人在庭上的聲明是否可信；故此，警員複述當時的訊問細節並不會構成《刑事訴法典》第337條第7款的情節。
8. 由此可見，上訴人為著否認取去被害人的手袋，又鑑於XXX壹號之錄影片段中曾出現兩個手袋，為著使原審法院認定「該第二個手袋不是被害人的手袋」，其在庭審時便編造片段中出現的「第二個手袋」屬自己所有的備用袋此一事實版本。幸而庭審中透過對錄像內第二個手袋的外觀分析、上訴人在錄像內不自然的行為動作，以及上訴人在庭審中前後矛盾的聲明、以及警員的偵查過程，才能認定上訴人便是在的士上取去被害人財物及手袋之人。
9. 由被警方訊問至庭審期間，上訴人只是一直宣稱當時持有「第二個袋」，但從未向警方或檢察院或法庭提交有關證物，可見「第二個袋」這只是上訴人的一面之詞，未能任何證據予以證實。
10. 直至上訴階段，其方向法院提交一個聲稱為上訴人當天持有的袋﹝尺寸是27cm X 19cm，絲綢質地，有拉鍊﹞：首先，有關證據已屬逾時提交，則上訴階段已不可能考慮此證據；其二，即使接納有關證據，雖然此袋外形與被害人之袋相類似，亦不妨礙上訴人只是將類似款式的袋充作「第二個袋」，以便吻合庭上其聲明內容，然而，上訴人在庭上從未說出其持有的「第二個袋」有拉鍊，而且，透過庭上錄影，上訴人在XXX壹號所持有的袋之質地明顯較硬，與被害人的袋之實地﹝皮質﹞更為類似。
11. 的確，不正當據為己有的犯罪者很少會主動向警方投案，然而，本案的情節是：上訴人將袋中約6萬澳門幣取去後，假扮因女兒在第二天拾到手袋後將之交還警局。雖然這種情節不常發生，但上訴人亦知道案發當晚行跡已被錄影﹝見第37頁﹞，而身為外地人之被害人肯定會因為失去巨額財物及證件而選擇報警﹝否則被害人無法離開澳門﹞，則倘上訴人不先向警方編造拾得物之事實，警局最終亦會因監控片段﹝上訴人是透過手機程序召喚的士，則的士司機有其身份資料，且該的士司機更已接載她多次﹞而懷疑到上訴人身上；為此，上訴人可謂深思熟慮，為推卻犯罪而早一步作準備。
12. 綜上所述，上訴人現在指出的事實版本及理據僅為「自己形成的心證」，但決不能企圖以此否定「法院形成的心證」，這是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所規定的「自由證據評價原則」。
13. 因此，原審法院在事實判斷的內容中已作出了客觀的分析，從而決定取信證人的證言，而且基於一系列的錄影片段及相片下形成心證，這種做法沒有違反任何的限定證據價值原則及一般經驗法則。自然地被上訴判決沒有沾上《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的瑕疵，亦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所有上訴理由均不成立，駁回其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18年6月7日凌晨約4時30分，中國內地居民C(被害人)在氹仔望德聖母灣大馬路XX酒店XX大堂外乘搭由D駕駛MR-XX-XX的士前往氹仔佛山街XXX第一座X苑。
2. 到達目的地後，被害人下車時忘記取回其放在的士車廂後座屬其本人的一個黑色手提包。
3. 上述黑色手提包(牌子不詳，價值約人民幣500元)內有屬於被害人的下列物品：
1. 一張編號…，持證人為C的中國往來台灣通行證；
2. 一張編號…，持證人為C的中國居民身份證；
3. 一本編號…，持證人為C的中國護照；
4. 一張編號…的中國浙江省農村信用社(XX銀行)銀聯咭，持證人為C；
5. 一張編號…的XX銀行銀聯咭，持證人為C；
6. 一張編號…的中國XX銀行銀聯咭，持證人為C；
7. 一張編號…的中國XX銀行銀聯咭，持證人為C；
8.現金港幣60,001元、澳門幣11元及人民幣902元；
9. 一些雜物；
10. 一張編號…，持有人為D之中國XX銀行銀聯咭；
11. 一張編號…，持有人E之中國XX銀行銀聯咭。
4. D駕的士離去，隨後透過聊天程式接獲客人即上訴人A叫車，D於是駕車前往氹仔XX大廈門外巴士站等待上訴人。
5. 上訴人上車後，要求D駕車前往氹仔大潭山斜坡XXX壹號。
6. 上訴人在車廂內發現被害人遺留下的上述黑色手提包。當的士抵達後，上訴人要求D駕車前往氹仔XX花園海灣圍附近。到達後，上訴人再要求D折返氹仔大潭山斜坡XXX壹號。上訴人拿著該黑色手提包離開的士返回住所。
7. 2018年6月7日下午約4時16分，上訴人將上述手提包及內在物品﹝即上述第三點第1至7項及9項至11項；以及現金拾壹澳門圓(MOP11.00)、港幣壹圓(HKD$1.00)及人民幣貳圓(RMB¥2.00)﹞拿到氹仔警署，表示女兒剛在嘉模泳池附近拾獲。經被害人檢查有關手提包及放置在內的物品後，發現除損失現金港幣陸萬圓(HKD$60,000.00)及人民幣玖佰圓(RMB¥900.00)外，其餘物品均已尋回。
8. 上訴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物主不慎將一個黑色手提包及內在物品遺留在的士內，仍故意將之取走，目的是將之不正當據為己有。
9. 上訴人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在庭上還證實：
10.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上訴人無刑事紀錄。
11. 上訴人學歷為大學畢業，工程師，月入約60,000至70,000澳門元，須供養3名女兒。
未獲查明的事實：與上述既證事實不符的控罪事實。
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在審判聽證中嫌犯自願作出聲明，嫌犯否認是在涉案的士內發現被害人的手銀包。嫌犯稱該手提包是女兒在2018年6月7 日下午約3時39分於氹仔嘉模泳池附近的草叢拾獲的，嫌犯承認曾打開手提包，手提包內有證件及銀行咭，因此隨即交到警局。嫌犯在庭上亦解釋在案發當日凌晨4時30分乘坐涉案的士返回住所的經過及返回住所時手上多出一個袋的原因。
證人D於庭上作證時講述案發當日接載被害人後便接獲嫌犯叫車的要求，因此立即駕車前往指定地點接載嫌犯，過程中沒有留意嫌犯手上攜帶物品的情況。
嫌犯及上述證人作證期間，庭上播放案發當日的士內的監控錄像，以及嫌犯乘坐電梯及進出XX大廈及XXX壹號的錄像資料。
證人B在庭上講述透過被害人報失時提供的資訊，警方利用道路監控調查並截獲嫌犯，期後發現嫌犯正是較早前到警局報稱拾獲涉案手提包的女子，由於嫌犯講述拾獲該失物的經過與物主講述的情況存有明顯差異，因而對嫌犯進行調查。證人稱嫌犯在警局接受訊問時與之基本以英語溝通，嫌犯清楚明白提問內容，當其提問乘坐的士前後手提袋數目不同時，嫌犯明顯表現得很害怕。
證人E於庭審聽證上講述嫌犯報稱拾獲被害人失物的經過，證人F則講述被害人C前來警署認領失物的經過及警方處理報失的手續。
庭上審閱卷宗內書證文件，尤其報案記錄及失物交付證明書。
綜上所述，根據嫌犯的陳述及各證人的證言，結合在庭審聽證中審查的書證，根據生活常理對庭審證據作出分析及判斷，從而認定事實。
嫌犯否認在乘坐的士過程中取走之前乘客遺下後車廂內的手提包，解釋該手提包是在氹仔嘉模泳池附近拾獲。
然而，根據卷宗第12頁報案記錄及警方進行搜證的結果，本案庭審客觀證據足以證實被害人遺留手提包時正是乘坐註冊編號MR-XX-XX之的士，亦證實被害人在氹仔佛山街XXX下車後，該的士便駛至氹仔基馬拉斯大馬路XX大廈接載嫌犯。由此可見，嫌犯是被害人C於該的士遺失財物以後第一個登上的士之乘客。
同時，根據庭審上播放的錄像，顯示嫌犯離開XX大廈登上上述的士之前，手上只有一個小手提包，乘車返回住所的過程中嫌犯從未下車，亦沒有與外界有所接觸，返回住所時手上卻多出一個手提包。
比對嫌犯進出XX大廈及XXX壹號的電梯片段，不難發現嫌犯返回住所電梯時刻意留意監控鏡頭，然後將兩個手提包同時挾於左臂下，然後面朝電梯角落挨著左方身體挨牆，該舉動直至到達住所樓層為止，此行為表現與離開XX大廈時在電梯內不斷對鏡擺出多個不同身體姿態的表現有著極為明顯差異。
嫌犯解釋回家時手上多出一個黑色袋是其在手提袋內取出的備用袋，但庭審過程中嫌犯未能就回家途中仍必須取出及使用此備用袋提供合理解釋，事實上，嫌犯回答該備用袋從何而來時曾經前後矛盾，並以英語不通為由作出辯解。按照一般生活常理，倘若嫌犯屬實備用袋是一直收藏在其手提袋內，備用袋的材質應是柔軟輕薄，但錄像所見並非如此，相反，分析書證及考慮兩名警員證人的證言，法庭認為上述黑色手提包與被害人遺失的手提包顏色、大小及材質厚度相約，因此，法庭認為嫌犯的陳述不可信。
綜合本案庭審上取得的客觀證據，足以認定嫌犯在涉案的士上發現被害人遺下的黑色手提包後，將之取走帶返住所。
雖然嫌犯在案發後翌日將屬被害人的手提包及其內的證件及銀聯咭送還警局，但考慮報案證明及負責調查的警員證言，法庭認為足以證實嫌犯將手提包送交警局時未有如實將全部金錢交出。由此，法庭認為證據足以形成心證，認定嫌犯清楚知悉有關財物是屬物主不慎遺下的物品，仍故意將之取走，將當中金錢據為己有。”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禁用證據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1. 上訴人提出，原審法院採用曾對上訴人作訊問的警員B之證言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37條第7款的規定，是禁用證據。
《刑事訴訟法典》第337條規定：
“一、在聽證中僅得宣讀下列筆錄：
a）關於依據第三百條及第三百零一條之規定作出之訴訟行為之筆錄；或
b）未載有嫌犯、輔助人、民事當事人或證人之聲明之預審或偵查筆錄。
二、輔助人、民事當事人及證人向法官作出之聲明，僅在下列情況下方得宣讀：
a）如該等聲明係依據第二百五十三條及第二百七十六條之規定而聽取者；
b）如檢察院、嫌犯及輔助人同意將該等聲明宣讀；或
c）如屬透過法律所容許之請求書而獲取之聲明。
三、亦得在下列情況下宣讀先前向法官或檢察院作出之聲明：
a）聽證中作出聲明之人記不起某些事實時，宣讀使該人能記起該等事實所需之部分；或
b）如該等聲明與聽證中所作聲明之間，存有矛盾或分歧。
四、如有關之聲明人因死亡或嗣後精神失常而不能到場，或由於使之長期不能到場之原因而不能到場，則亦得宣讀該等人已向法官或檢察院作出之聲明。
五、如第二款b項之前提成立，即使屬向檢察院或刑事警察機關作出之聲明，亦得將之宣讀。
六、聽證中曾有效地拒絕作證言之證人於偵查或預審時所作之證言，在任何情況下均禁止宣讀。
七、曾接收不可宣讀之聲明之刑事警察機關，以及曾以任何方式參與收集該等聲明之任何人，均不得就該等聲明之內容以證人身分接受詢問。
八、宣讀之容許及其法律依據須載於紀錄，否則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105條規定：
“一、違反或不遵守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僅在法律明文規定訴訟行為屬無效時，方導致有關訴訟行為無效。
二、如法律未規定訴訟行為屬無效，則違法之訴訟行為屬不當之行為。
三、本編之規定不影響適用本法典關於證據上之禁止之規定。”
原審法院在事實判斷中指出：
“證人B在庭上講述透過被害人報失時提供的資訊，警方利用道路監控調查並截獲嫌犯，期後發現嫌犯正是較早前到警局報稱拾獲涉案手提包的女子，由於嫌犯講述拾獲該失物的經過與物主講述的情況存有明顯差異，因而對嫌犯進行調查。證人稱嫌犯在警局接受訊問時與之基本以英語溝通，嫌犯清楚明白提問內容，當其提問乘坐的士前後手提袋數目不同時，嫌犯明顯表現得很害怕。
……
雖然嫌犯在案發後翌日將屬被害人的手提包及其內的證件及銀聯咭送還警局，但考慮報案證明及負責調查的警員證言，法庭認為足以證實嫌犯將手提包送交警局時未有如實將全部金錢交出。由此，法庭認為證據足以形成心證，認定嫌犯清楚知悉有關財物是屬物主不慎遺下的物品，仍故意將之取走，將當中金錢據為己有。”(劃線由我們加上)
雖然相關警員曾經對上訴人作出訊問，而上訴法院亦採用了相關警員的聲明，但是正如檢察院司法官在答覆中所分析：
“詢問警員旨在了解其訊問上訴人的具體情況，以便了解警員是否因為英文理解能力不足而使聲明文本不能反映當時的真實內容，以及了解上訴人當時聲明的情緒狀態，從而判上訴人在庭上的聲明是否可信；故此，警員複述當時的訊問細節並不會構成《刑事訴法典》第337條第7款的情節。”
因此，由於原審法院所採用的並非警員覆述上訴人的聲明內容，而是其在當時的表現，並不違反上述相關規定，而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又認為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內的事實，亦審查了上訴人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
《刑法典》第200條規定：
“一、將他人之物不正當據為己有者，而該物係由於自然力量、錯誤或偶然事件，又或由於任何非因自己意思而發生之情況，而為其占有或持有，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二、將拾得或發現之他人之物，不正當據為己有者，處相同刑罰。
三、非經告訴不得進行刑事程序。”
根據原審法院已確認之事實：
“上訴人在車廂內發現被害人遺留下的上述黑色手提包。當的士抵達後，上訴人要求D駕車前往氹仔XX花園海灣圍附近。到達後，上訴人再要求D折返氹仔大潭山斜坡XXX壹號。上訴人拿著該黑色手提包離開的士返回住所。
2018年6月7日下午約4時16分，上訴人將上述手提包及內在物品﹝即上述第三點第1至7項及9項至11項；以及現金拾壹澳門圓(MOP11.00)、港幣壹圓(HKD$1.00)及人民幣貳圓(RMB¥2.00)﹞拿到氹仔警署，表示女兒剛在嘉模泳池附近拾獲。經被害人檢查有關手提包及放置在內的物品後，發現除損失現金港幣陸萬圓(HKD$60,000.00)及人民幣玖佰圓(RMB¥900.00)外，其餘物品均已尋回。
上訴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物主不慎將一個黑色手提包及內在物品遺留在的士內，仍故意將之取走，目的是將之不正當據為己有。
上訴人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和處罰的。”
在上述已證事實中未見明確指出上訴人將包中現金港幣陸萬圓和人民幣玖佰圓據為己有，而只是在第8條事實中籠統地指出“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明知物主不慎將一個黑色手提包及內在物品遺留在的士內，仍故意將之取走，目的是將之不正當據為己有。”
從相關事實中，我們看到上訴人在的士拾獲被害人手提包，帶回家後稍後帶到警署報案，從相關事實中並未能夠合理且符合邏輯地得出上訴人將該包中之現金港幣陸萬圓和人民幣玖佰圓據為己有的結論。
因此，原審基於有事實而作出有罪判決的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
“一、如因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而不可能對案件作出裁判，則接收上訴之法院決定將卷宗移送，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標的，或重新審判命令移送卷宗之裁判中具體指明之問題。
二、如所移送之卷宗為獨任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合議庭。
三、如所移送之卷宗為合議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另一合議庭，此合議庭由無參與作出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之法官組成。”
由於本院未有條件對本案作出裁決，故此，須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作重新審判。
上述裁決免除本院審理其餘上訴理由及其餘上訴。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合議庭決定判處上訴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規定，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的作重新審判。
判處上訴人繳付3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三分之一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2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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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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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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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crime de crime de apropriação ilegítima em caso de acessão ou de coisa achada tem, no nosso ordenamento jurídico-penal, os seguinte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a) apropriação ilegítima de coisa alheia; (b) coisa alheia que entra na posse ou detenção do agente por qualquer maneira independente da sua vontade.
2. O cotejo dos factos dados por provados não identifica, na modesta opinião da ora recorrente, nem o elemento objectivo nem 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tipo legal de crime.
3. A sentença recorrida incorre em erro de direito (como consequência da insuficiência da matéria de facto para a decisão), ao não apurar (na factualidade provada) o elemento objectivo do crime, a apropriação ilegítima, por que veio a condenar o recorrente.
4. O Tribunal deu como provado como facto a apropriação ilícita por parte da ora recorrente sem ter aprofundado com rigor esse facto.
5. A ora recorrente negou que alguma vez tivesse pegado no saco, alegadamente deixado no táxi.
6. A testemunha, o taxista, interrogado em audiência disse não se lembrar se a ora recorrente tinha algum saco na mão.
7. Não há registo de gravação de imagem da ora recorrente a sair do táxi para casa, situada no complexo habitacional One X, na Taipa.
8. Há, efectivamente, registo de gravação de imagem da ora recorrente a fls 36 a 39 dos autos, na entrada do Edifício do complexo habitacional One X e no elevador e, das referidas imagens, pode ver-se a ora recorrente com um saco debaixo do braço, mas não é possível determinar a cor ou o material do saco.
9. Pode-se com alguma certeza dizer que o saco perdido é mais pequeno que o saco que a ora recorrente apresenta nas imagens, designadamente a fls. 39 dos autos.
10. Por outro lado, havendo a ora recorrente negado que alguma vez se tivesse apropriado do saco do ofendido e, tendo afirmado que tinha dois sacos, devia ter-se aprofundado a investigação requerendo a apreensão dos sacos que a ora recorrente menciona.
11. Não o tendo feito, e não sendo as amostras de gravação de imagem suficientemente claras para dizer com certeza que o saco que a ora recorrente carrega a fls. 39 dos autos é o mesmo referido a fls. 62, mal andou o tribunal em condenar a ora recorrente.
12. Por outro lado, não faz muito sentido alguém apropriar-se indevidamente de um saco com dinheiro e documentos e no dia a seguir ir com uma criança de 5 anos e um cão à polícia reportar o “achamento da coisa”.
13. Assim, no dia 7 de Junho de 2018 à tarde a ora recorrente foi passear o seu cão perto de casa, na zona da lusofonia havendo a sua filha de 5 anos encontrado o saco, cfr. fls. 74 e 75 dos autos, depois de ter verificado que saco continha documentos de identificação decidiu a recorrente telefonar para a polícia a reportar o facto,
14. A polícia aconselhou a ora recorrente a entregar o objecto na esquadra, e assim foi, depois da polícia ter percebido que a ora recorrente terá estado no mesmo táxi do ofendido, voltou a chamá-la à esquadra para interrogatório, tendo a recorrente passado duas horas com uma criança de 5 anos e um cão, na esquadra da polícia.
15. Segundo 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o polícia Paulo M.M. Moita, a recorrente demonstrou estar com medo quando lhe foi perguntado porque carregava dois sacos, contdo essa prova deve ser considerada nula para efeitos do artigo 337.º n.º 7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16. Por outro lado, é pouco provável que alguém se aproprie ilegitimamente de um saco e depois vá entregá-lo à polícia, correndo o risco de se expor a uma eventual e, no caso, efectiva, investigação criminal.
17. Finalmente, o Tribunal a quo refere também que a ora recorrente apresentou uma versão inconsistente acerca da necessidade de carregar dois sacos, mas acaba por atribuir essa inconsistência à barreira linguística uma vez que a ora recorrente se exprimiu na língua inglesa.
18.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 tribunal é livre de formar a sua convicção desde que não contrarie as regras comuns da lógica, da razão, das máximas da experiência e dos conhecimentos científicos.
19. 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sendo emanação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surge como resposta ao problema da incerteza em processo penal, impondo a absolvição do acusado quando a produção de prova não permita resolver a dúvida inicial que está na base do processo. Se, a final, persiste uma dúvida razoável e insanável acerca da culpabilidade ou dos concretos contornos da actuação do acusado, esse non liquet na questão da prova tem de ser resolvido a seu favor, sob pena de preterição do princípio da inocência.
20. Não surge, em consequência da factualidade apurada, qualquer prova de apropriação ilegítima por parte da ora recorrente.
21. Ao condenar a recorrente pelo aludido crime de apropriação ilegítima em caso de acessão ou de coisa achada, 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incorreu em erro de direito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1 e.º n.º 2 a), pois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ão resulta o elemento objectivo e subjectivo do crime.
TERMOS EM QUE, e contando com o indispensável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ser dado provimento ao recurso, revogada a decisão recorrida e absolvido a recorrente do crime por que foi condenada.
Assim procedendo, farão Vossas Excelências boa e sã JUSTIÇA.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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