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第228/2022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A
B
C
日期：
2022年5月5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
- 特別減輕
摘 要
1. 原審法院客觀綜合分析了三名上訴人的聲明、各證人及參與調查的警務人員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而認定本案所查明的事實。
在被上訴判決中事實之判斷部分，原審法院亦說明了形成心證的依據，當中並無任何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或邏輯常理之處。
2. 考慮到上訴人B(第二嫌犯)持有毒品的數量以及有關毒品除供給他人外，還會自行吸食當中的部分，故行為應以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的不法持有毒品罪論處，並適用同條法律第8條第1款的規定。
3. 兩上訴人A及B在偵查階段配合警方調查的行為並不符合對瓦解販毒組織有重要貢獻的情況，因此，並不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
原審法院在量刑時，明顯已考慮到兩上訴人的有利情節。案中並不能看出兩上訴人有任何可“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的情節。故此，兩上訴人也並不適用《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的情況。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
第228/2022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A
B
C
日期：
2022年5月5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2年1月19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1-0282-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被判處六年的實際徒刑。
同判決中，第二嫌犯B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改判為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處六年的實際徒刑。
同判決中，第三嫌犯C被指控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改判為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未遂方式觸犯一項（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持有毒品罪」（未遂），被判處兩年九個月的實際徒刑。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在一審程序中，上訴人被判處：“以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上述判決判處上訴人罪名成立，對其判處六年實際徒刑……”，上訴人不服被訴判決，故提起本上訴，並認為被訴判決就適用判斷罪過及量刑過重的法律問題上存在錯誤，而有關判決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並符合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規定構成之上訴依據；
2. 對於被訴判決第27頁中認定上訴人的行為未能突顯第一嫌犯(即上訴人)其合作的關鍵性表示不同意，並強調上述認定並非必然出現；
3. 上訴人被司警捕後，第一嫌犯被捕後亦與司警合作交出其手機給予司警人員查閱及協助到其住所搜索(見本卷宗第87頁及第89頁)；
4. 上訴人被司警捕後，其知道在法律上具有緘默權，但當時並沒有行使緘默權，反而主動向司警表示毒品是要交給本案第三嫌犯(同樣內容已被司警E的證言所證實，見被訴判決第20頁)；
5. 眾所周知，當某一涉嫌人行使緘默權，意味著再不能通過涉嫌人陳述繼而取得更多協助偵查案的的資訊；
6. 要知道，上訴人並非現行犯情況下被拘捕，也不是在拘捕第一嫌犯時在現場搜獲本案的毒品，故其與司警表現合作提供第三嫌犯的真實身份及其後將其定罪在本案上是存在一定的重大價值。
7. 按照第一嫌犯於司法警察局簽署的扣押及搜查聲明書，第一嫌犯簽署的時間為2021年03月08日晚上20時40分(見本卷宗第86頁)有必要指出，在上述時間之前(即2021年03月08日晚上20時40分)，第一嫌犯與“D“的對話中，我們只見到“D”向第一嫌犯表示“今晚有无OK”、“！有。”、“比多一次面”(見本卷宗第312頁)；
8. 按一般經常法則，通過上述內容，司警根本無法識別“D”的身份，也不可能知道“今晚有无OK”、“！有。”是什麼意思，也不可能單純通過“今晚有无OK”、“！有。”就知道第三嫌犯有向第一嫌犯訂購毒品；
9. 有必要指出，在尚未拘捕上訴人前，警方根本不知悉第三嫌犯的存在；
10. 同時卷宗已證實，首先被拘捕的第二嫌犯根本不認識第三嫌犯；
11. 倘若欠缺上訴人協助警方識別第三嫌犯的身份，以及坦言供述犯罪過程的資料等，案發時司警根本不能證實第三嫌犯亦為本案其中一名向第一嫌犯訂購毒品，而其後更不可能最終將第三嫌犯定罪(見被訴判決第29頁)
12. 而上訴人上述的觀點亦得到負責本案尊敬的助理檢察長之認同─其在本案之結案陳詞時亦表示沒有上訴人的協助無法拘捕第三嫌犯，其偵查期間對上訴人提供第三嫌犯的真實資料及將其訂罪具有決定關鍵，並表示上訴人在本案的情節是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蕪物》第18條之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
13. 因此，上訴人對於本案的刑事偵查絕對是提供實質有用的資料，並且對拘捕第三嫌犯及其定罪存在關鍵的、決定性幫助，故符合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18條之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
14. 作為情況相似之案件，可參考葡萄牙最高法院於2011年3月16日宣示的第187/10.4JELSB.S1號裁判及中級法院於2020年2月13日宣示的第7/2020號裁判予以參考(為著一切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15. 由於上訴人協助警方查明背後指使的同案嫌犯，應給予特別減輕，並請求上級法院改判上訴人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18條之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理應廢止被訴判決，對上訴人重新作出量刑，並根據《刑法典》第67條規定，結合經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規定，上訴人之刑罰期間經特別減輕後，有關刑幅應為最低一年至最高十年。因此應對其科處不高於4年之實際徒刑已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16. 倘若尊敬的上級法院認為上訴人在本案的情況不同意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之特別減輕情節時，為著謹慎的答辯，上訴人認為其在本案的情節亦符合澳門《刑法典》第66條第1款及同一法典第2款c)項之特別減輕情節，從而適用同一法典第67條第1款a)項及b)項之規定減輕上訴人的刑罰，及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第66條及第67條之所規定，並認為被訴判決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17. 首先，對於違反上述法律之依據，上訴人維持上述就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18條之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的事實陳述內容(而為著一切的法律致力，上述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18. 正如前述，上訴人被捕後，其知道其在法律上具有緘默權，但當時並沒有行使緘默權，反而主動向司警表示毒品是要交給本案第三嫌犯(同樣內容已被司警E的證言所證實，見被訴判決第20頁)；
19. 上訴人對於本案的刑事偵查絕對是提供實質有用的資料，並且對拘捕第三嫌犯及其定罪存在關鍵的、決定性幫助，而上訴人上述的觀點亦得到尊敬的助理檢察長認同─其在本案之結案陳詞時亦表示沒有上訴人的協助無法拘捕第三嫌犯；
20. 有必要指出，主訴人更在本案庭審過程中主動支待案情的原因是基於其作出本案的犯罪行為而後悔，當中包括但不限於以向第三嫌犯提供毒品作為討好第三嫌犯讓其獲得更多工作的機會是錯誤的，以及承諾會改過(見被訴判決的三、判案理由，見被訴判決第20頁)；
21. 上訴人在本案庭審過程中作出之聲明除包括上訴內容外，尚包括第一嫌犯向法院坦白承認表示向第三嫌犯提供毒品作為討好第三嫌犯讓其獲得更多工作的機會的原因只是其交朋友的手段(因第三嫌犯認識很多上流人士) ，但同時其表示這是錯誤的做法，亦後悔用錯方法；
22. 此外，上訴人在本案庭審過程中作出之聲明亦表示其本身具有工作收入，過去向他人購入毒品只是個人現食之用，過去未有向他人提供毒品後再售，是次只是首次向第三人(即第三嫌犯)出售毒品；
23. 而最終，主要是依據上訴人提供第三嫌犯資料及指出其為是次毒品買家後，第三嫌犯被定罪，故沒有上訴人的指證，第三嫌犯不可能入罪；
24. 另一方面，在本案發生之前，上訴人及證人F分別都在庭審過程中表示在2019年後過去亦曾觸犯吸食毒品的前科(但有關前科都是個人自身吸食受管制毒品) ，亦被科處定期報到、參加驗尿計劃及被安排參加社會重返廳的心理輔導之強制措施，但期間從其是缺席；也沒有違反強制措施的記錄；
25. 此外，在2019年時，因上訴人的女兒剛出生，上訴人亦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不應再沉淪毒海，故亦籍此機會戒除毒癮，決心改過，而自始之驗尿報告亦是顯示陰性(當中包括卷宗顯示的推驗結果亦呈陰性反應，見本卷宗第104頁)；
26. 上述事實足以反映上訴人正在改過自新，也正在努力為其個人、家庭及其生活作出正面的改變；
27. 以上種種，上訴人調合警方調查及拘捕本案第三嫌犯並不是被訴判決所指出的“順理成章”，其坦白承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以及在偵查階段協助拘捕第三嫌犯只是來自於其對自己在案中的愚蠢行為、對家庭、子女及其自身作出行為對社會存在一定的危險性表示悔悟及達到特別預防之目的；
28. 被訴判決的“理所當然”之認定，顯然是抹殺第一嫌犯在本案作出給予收集證據的具體幫助之努力，以及其悔悟的態度；因此，上訴人認為，上訴人已符合澳門《刑法典》第66條第1款及第2款c)項所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被上訴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第66條及第67條之所規定，並認為被訴判決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故上訴人之刑罰期間經特別減輕後，有關刑福應為最低一年至最高十年。因此應對其科處不高於4年之實際徒刑已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29. 倘若尊敬的上級法院認為上訴人在本案的情況不同意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之特別減輕情節或澳門《刑法典》第66條第一款及同一條文第二款c)項之特別成輕情節時，為著謹慎的答辯，上訴人認為其在本案的情節及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第66條及第67條之所規定，並存在量刑過重的問題，並認為被訴判決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30. 眾所周知，依據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1款規定：“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而同一條文第2款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可想而知，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1款就是刑罰的目的，實際上包括了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的基本內容；
31. 本案，上訴人現被判處：“以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上述判決判處上訴人罪名成立，對其判處六年實際徒刑……；
32. 正如所述，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僅考慮到上訴人坦白交待本案大部分的 事實之合作表現，此為唯一對其有利的情節(見被訴判決第27頁)；
33. 然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完全考慮本案中所有對上訴人而言 較為有利的情節；
34. 上訴人在接受審判時承認犯案及坦白交待案情，同時深表後悔及知錯，並表明不會再犯，(見被訴判決第19頁及第20頁)；
35. 必要指出，上訴人被捕後，其知道其在法律上具有緘默權，但當時並沒有行使緘默權，反而主動向司警表示毒品是要交給本案第三嫌犯(同樣內容已被司警E的證言所證實，見被訴判決第20頁)；
36. 最終，主要是依據上訴人提供第三嫌犯的資料及指出其為是次毒品買家後，第三嫌犯被定罪，故沒有上訴人的指證，第三嫌犯不可能入罪；
37. 上訴人對於本案的刑事偵查絕對是提供實質有用的資料，並且對拘捕第三嫌犯及其定罪存在關鍵的、決定性幫助，而上訴人上述的觀點亦得到尊敬的助理檢察長認同─其在本案之結案陳詞時亦表示沒有上訴人的協助無法拘捕第三嫌犯；
38. 另一方面，在本案發生之前，上訴人及證人F分別都在庭審過程中表示在2019年後過去亦曾觸犯吸食毒品的前科(但有關前科都是個人自身吸食受管制毒品)，亦被科處定期報到、參加驗尿計劃及被安排參加社會重返廳的心理輔導之強制措施，但期間從無缺席；也沒有違反強制措施的記錄；
39. 此外，在2019年時，因上訴人的女兒剛出生，上訴人亦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不應再沉淪毒海，故亦籍此機會戒除毒癮，決心改過，而自始之驗尿報告亦是顯示陰性(當中包括卷宗顯示的檢驗結果亦呈陰性反應，見本卷宗第104頁);上述事實足以反映上訴人正在改過自新，也正在努力為其個人、家庭及其生活作出正面的改變；
40. 以上種種，上訴人調合警方調查及拘捕本案第三嫌犯並不是被訴判決所指出的“順理成章”，其坦白承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以及在偵查階段協助拘捕第三嫌犯只是來自於其對自己在案中的愚蠢行為、對家庭、子女及其自身作出行為對社會存在一定的危險性表示悔悟及達到特別預防之目的；
41. 此外，上訴人為澳門居民及有固定職業及收入，亦需要照顧三名未成年子女，存在家庭負擔(見判決書第13頁)，亦為家庭唯一的經濟支柱(見判決書第31頁)；
42. 最終，被訴判決以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觸犯一項第 17/2009號法律(經由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的「販毒罪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共犯)，上述判決判處上訴人罪名成立，對其判處六年實際徒刑之決定顯然過於偏重一般預防而忽略了特別預防的情況，顯然違反適度及適當原則；
43. 另一方面，被上訴裁決存有違反公平原則的瑕疵，本案，鑑定報告顯示上訴人持有物質含“可卡因”，經定量分析含量分別為合共1.43克及1.51克，合共為2.94克(相同內容見本卷宗第481頁及第488頁)。
44. 參考同類參考案件，如中級法院於2019年11月29日第1216/2019號合議庭裁決、中級法院於2019年7月30日第778/2019號合議庭裁決及於2020年5月14日在第334/2020號上訴案件中對應判處的刑罰，當中涉及的“可卡因”份量多於本案三至四倍以上，但量刑部份與本案相差不多於壹年；
45. 上訴人認為其行為的過錯和不法性均較上述案例的上訴人為輕，且造成的損害亦輕很多，根據法律解釋的邏輯要素( Elemento lógico)，允許“多”的法律，一定允許“少”；
46. 因此，上訴人被裁定觸犯僅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由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規定和處罰的「販毒罪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本案涉及之“可卡因”，經定量分析含量2.94克(相同內容見本卷宗第481頁及第488頁)，卻被判處了六年實際徒刑，與過往同類型案件的裁決作比較，原審法院的決定違反公平原則，應宣告廢止被上訴裁決，並對上訴人的刑罰重新量刑。
47. 而在其體量刑方面，上訴人認為，現行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販毒罪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其法定刑幅為5年至15年徒刑，在不同意存在特別減輕情節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對上訴人的判決並非接近最低的量刑起點，故並未遵守澳門《刑法典》第65條的規定，理應廢止被訴判決，對上訴人重新作出量刑；而我們認為原審法院以販毒罪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這部分理應判處不多於5年實際徒刑。
請求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上級(中級)法院法官閣下：
(1)接納本上訴；
(2)裁定上訴理由成立，即由於上訴人協助警方查明背後指使的同案嫌犯，應給予特別減輕，並請求上級法院改判上訴人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禁止不法生產、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第18條之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理應廢止被訴判決，對上訴人重新作出量刑，並根據《刑法典》第67條規定，結合經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規定，上訴人之刑罰期間經特別減輕後，有關刑幅應為最低一年至最高十年。因此應對其科處不高於4年之實際徒刑已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3)倘不同意上述觀點時，則裁定上訴人已符合澳門《刑法典》第66條第1款及第2款c)項所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之上訴理由成立，即被上訴判決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第65條及第66條及第67條之所規定，並認為被訴判決存在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故上訴人之刑罰期間經特別減輕後，有關刑幅應為最低一年至最高十年。因此應對其科處不高於4年之實際徒刑已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4)倘不同意上述兩項觀點時，則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條之規定，裁定被訴判決錯誤適用澳門《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內容之瑕疵，對判處上訴人六年實際徒刑之決定存在量刑過重之問題的上訴理由成立，理應廢止被訴判決，對上訴人重新作出量刑且判處不多於5年之實際徒刑。
懇請尊敬的上級法院一如概往作出公平裁決！
第二嫌犯B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第三嫌犯C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i)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
1. 本案中，原審法院是完全相信第一嫌犯的聲明，從而認定上訴人所欲購買的是裝有“可卡因”的其中一個包裹。
2. 然而，作為案中的其中一項證據─上訴人的手提電話筆錄 (載於卷宗第118頁至第123頁、第309頁至第322頁)，卻有着與第一嫌犯聲明互相矛盾的內容，產生出四項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
3. 第一項明顯錯誤是，上訴人從未向第一嫌犯表示要購買涉案的其中一個包裹。而上訴人也不知道在案發當日，第一嫌犯是否有“可卡因”出售。
4. 事實上，在上述頁數的上訴人與第一嫌犯的Whatsapp對話中，上訴人一開首便詢問第一嫌犯“今晚有无OK”，有關的對話時間是案發當日的下午8:09。
5. 從時序上分析，上訴人如果知道第一嫌犯當日有“可卡因”出售，並且與第一嫌犯已事先商議好要購買其中一個裝有“可卡因”的包裹，那麼，上訴人何需於案發當日詢問第一嫌犯是否有毒品可供售賣。
6. 第二項明顯錯誤是，關於上訴人打算取得涉案毒品“可卡因”的份量。
7. 首先，第一嫌犯在庭審上的說法是首次在案件中出現，在之前的實況筆錄、司法警察局的訊問嫌犯筆錄及首次司法訊問筆錄，均未提及。(見卷宗第4頁、第77頁和第574頁、第209頁至210背頁)
8. 在兩人的Whatsapp對話中，亦未曾發現上訴人向第一嫌犯表示要購買涉案的其中一個包裹，亦未曾表示購買“可卡因”的份量。
9. 從卷宗第3頁第三段可見，在案發當日下午8:20，第二嫌犯在收取涉案的兩個包裹時，已經被司法警察局警員當場截查。
10. 卷宗第27頁顯示，在下午8:25，第二嫌犯已經身處司法警察局內，被警方扣押了涉案的兩個包裹及手提電話和配合搜查工作。
11. 經司警人員初步了解，第二嫌犯供稱是協助第一嫌犯拿取涉案的兩個包裹，並會在下午8:30左右將兩個包裹交予第一嫌犯。
12. 第二嫌犯在司警人員的監控下，致電第一嫌犯到包裹的交易地點，司警人員隨之將第一嫌犯截獲。
13. 從卷宗第86頁及第87頁可見，在案發當日下午8:40，第一嫌犯已經身處司法警察局內，被警方扣押了手提電話及進行搜查工作。換言之，至少從該刻起，第一嫌犯已失去行動自由。
14. 失去行動自由的第一嫌犯之所以在下午8:42仍能使用Whatsapp 向上訴人發出對話，完全是在司警人員監控下進行。
15. 第一嫌犯當時主動向上訴人表示：“一次過”，有關說話似乎在暗示將全部而不是其中一個包裹的毒品與上訴人進行交易。但是，上訴人沒有接受有關的交易，並向第一嫌犯表示：“我購定數量”，隨後亦向第一嫌犯詢問：“那边总數多少，”，“滴”。
16. 從上述的時序發展和對話內容可以看到，上訴人如果真的與第一嫌犯已事先商議好要購買其中一個裝有“可卡因”的包裹，那麼，上訴人根本無需向第一嫌犯表示由其確定購買數量，並詢問第一嫌犯究竟持有多少“可卡因”。
17. 因此，合符邏輯的結論是：1)上訴人不知道第一嫌犯在案發當晚是否有“可卡因”可供出售；2)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並無任何事先約定，交易一個裝有15粒“可卡因”的包裹；3)上訴人由始至終都不知道第一嫌犯所持的“可卡因”份量；4)上訴人打算購買一個裝有15粒“可卡因”的包裹。
18. 事實上，在庭審中，出庭作證的司警證人E亦表示，除了第上訴人的聲明外，案中未有其他客觀證據顯示上訴人購買多少毒品，印象中在拘捕上訴人時未有在其身上發現大量金錢。
19. 可以斷言，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購買涉案的其中一個包裹的證據，除了出自第一嫌犯的庭審聲明外，就再沒有其他證據佐證。
20. 至於第三項明顯錯誤，仍然是關於上訴人打算取得涉案毒品“可卡因”的份量。
21. 退一步而言，在本案中，有可能用來衡量上訴人打算取得多少(份量)“可卡因”的證據，是上訴人在卷宗第320頁的微信群組內提及等一下拍攝十滴可卡因的聊天記錄。
22. 在上述微信群組內，上訴人向群組內的兩名朋友稱：“陣間影給你睇丫，10滴”。上述說話的發出時間為案發當日的下午10:07，即上訴人被拘捕之前(司警拘捕上訴人的時間為下午10:30，見卷宗第4頁)。
23. 對於10滴的含意，第一嫌犯在庭審中表示，“10滴”即10粒可卡因。(見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第19頁〉
24. 根據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的第8點和第9點已證事實可知，涉案兩個包裹都裝有15粒“可卡囡”；其中一個包裹的15粒“可卡因”的含量為1.43克，另一個包裹的15粒“可卡因”的含量為1.51克。
25. 正如本上訴所一再強調，除第一嫌犯的庭審聲明外，案中就再沒有其他客觀證據證明上訴人要購入一個包裹共的粒的“可卡因”。
26. 事實上，我們不能夠將第一嫌犯自身打算出售一個“可卡因”包裹的個人意思，強加在上訴人身上，要上訴人接受。因為上訴人由始至終都沒有想過及向第一嫌犯表示過要購入一個包裹共15粒的“可卡因”。
27. 也就是說，交易15粒“可卡因”從來都不是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之間的共識。
28. 本案附件(即羈押上訴卷宗第1冊第26頁)所載的專家意見書指出，現時每一小包的“可卡因”價格，由港幣800元至1,000元，上升至港幣1,000元至1,500元。
29. 而司警證人E在庭上稱拘捕上訴人時未有在其身上發現大量金錢，且是次的交易價金為港幣10,000元。
30. 所以，即使法庭要確定上訴人打算取得“可卡因”的份量，充其量，也只是10粒，而不是15粒。如此才符合案件的客觀證據和邏輯。
31. 而第四項明顯錯誤是，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定第二嫌犯知悉涉案的其中一個包裹是交給上訴人。
32. 然而，這里又一次出現第二嫌犯的庭審聲明與案發時序和客觀的手提電話筆錄證據相違背的情況。
33. 首先，在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的手提電話筆錄中，從未提及過關於將涉案的其中一個包裹交給上訴人的對話記錄。
34. 其次，上訴人並無配帶眼鏡，與第二嫌犯所指的“XXX”特徵不符。
35. 第三，第二嫌犯所謂知悉將其中一個包裹交給上訴人的說法，消息僅來自第一嫌犯的個人講法，再無其他證據支持。因此，上述所指的審查第一嫌犯之聲明與客觀證據不符的理由，這里亦完全適用。
36. 所以，不可以憑藉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的聲明，便認定上訴人打算取得其中一個裝有15粒“可卡因”的包裹。
37. 正如上述，即便法庭要確定上訴人打算取得“可卡因”的份量，充其量，也只是10粒。
38. 載於卷宗第481頁至第487頁的鑑定報告並無明確指出案中的 “可卡因”是可卡因(苯甲酰芽子鹼甲酯)，還是鹽酸可卡因。
39. 因此，遵循終審法院在第11/2020號刑事上訴案的理解，法庭應該以對上訴人更為有利的鹽酸可卡因來計算上訴人打算取得“可卡因”的份量。
40. 事實上，上訴人取得10粒“可卡因”的份量，係不會超過鹽酸可卡因5日的份量。
41. 因為，將第1個包裹1.43克和第2個包裹1.51克的“可卡因”都除以15粒的話，每粒“可卡因”的份量只是0.0953克及0.1006克。
42. 上訴人取得任一個包里中的10粒“可卡因”，都不會超過鹽酸可卡因5日的份量，即1克。即使超過，也只是超過非常少的份量。
43. 綜上所述，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認定已證事實第10點、第23點及第24點中，上訴人打算取得涉案其中一個毒品包裹，屬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
44. 故中級法院應該開釋上訴人所被判處觸犯的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持有毒品罪」(未遂)，改判上訴人只是觸犯同一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毒品罪」。
45. 倘有不同見解，則請求中級法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規定，命令將本案移送初級法院，以便由新組成的合議庭對本案重新進行審判。
(ii)緩刑
46. 即使中級法院不認同上述見解，上訴人仍然會提出原審法院不施予緩刑之決定是有違《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
47. 對於緩刑的形式前提方面，上訴人無疑是具備的。因為上訴人所被判處的刑罰為2年9個月徒刑，屬3年徒刑以下，故這方面無需作出更多的論述。
48. 而就實質前提方面，我們必須找到使被判罪者在受徒刑的威嚇下，已能滿足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這兩項刑罰目的之理由。
49. 事實上，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立法者對緩刑的實質前提設定了多方面的綜合考慮，包括行為人的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的行為及犯罪的情節等因素。
50. 正如我們所知，上訴人屬初犯，在本案發生前，無任何刑事不法記錄。換言之，在本案發生前，上訴人屬守法之人。
51. 上訴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任售貨員，每月收入為25,000澳門元，與沒有工作的妻子育有三名子女。由此可見，上訴人的個人經濟狀況和家庭狀況都是正常和良好。
52. 雖然原審法院指毒品犯罪的嚴重性及對社會安寧所帶來的最重負面影響，然而，我們認為，應該考慮上訴人所觸犯的並不是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所規定及處罰的「販毒罪」，而是第14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因為份量超過法定5倍數量的「加重不法吸食毒品罪」。
53. 依據終審法院在第11/2020號及第112/2018號刑事上訴案中對第14條第2款的解讀，即使上訴人以供個人吸食為目的而持有“可卡因”的數量超過每日參考用量的五倍，從而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和第8款第1款的規定，但在法律定性上，仍然屬「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只是在刑罰部分，會適用第8款第1款規定的刑幅。
54. 因此，在本質上，上訴人只是觸犯「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只不過在刑罰上有所加重。
55. 也就是說，上訴人現在所被判處的罪名，相較於「販毒罪」而言，其不法程度並不是非常嚴重。
56. 另一方面，上訴人取得涉案“可卡因”之目的，僅作個人吸食之用，沒有作出任何販賣行為。事實上，已證事實第29點表示，案中沒有發現上訴人有販賣毒品的工具。
57. 因此，上訴人供個人吸食的毒品份量，雖然超過法定5倍份量，但是，毒品始終未流向社會，吸毒的行為，亦只是影響個人健康，故在社會安寧方面，上訴人未有造成嚴重的破壞後果。
58. 同樣不應忽略的是，上訴人在未有接觸涉案毒品前，已被警方拘捕，其行為屬犯罪未遂狀態。
59. 在行為的不法性角度來說，犯罪未遂必然比犯罪既遂來得更輕，這也是有利於上訴人的情節，在決定是否適用緩刑前，應加以考慮。
60. 事實上，上訴人雖然在庭上保持沉默，但其自身在獄中已感到非常後悔，愧對家人和妻子，更自責自己成為三名孩子的壞榜樣。
61. 正如上述，上訴人與沒有工作的妻子育有三名子女，與他們同住。平日的起居飲食和生活所需都是由上訴人照顧。
62. 自上訴人入獄後，妻子經常以淚洗臉，要獨力照顧分別4歲半、3歲及1歲的未成年子女，陪感吃力，又要每週前來監獄探訪，身心俱疲。
63. 上訴人作為家中的經濟支柱，對於沒有工作的妻子，以及三名子女，確實需要上訴人去照顧。
64. 本案的發生，對於上訴人來說，是一生也不會忘記的慘痛教訓。
65. 作為初犯，無犯罪前科之人，上訴人的主觀惡性應較之同案其他嫌犯更輕，法院應該給予上訴人一個改過自身的機會，重回生活正軌。
66. 《刑法典》立法精神的犯罪後果學說告訴我們，不應該將處罰的理由偏重於一般預防，使被判刑之人成為示範刑法威力的工具。因此，我們亦需要考慮刑法中的特別預防。
67. 對於本案，我們相信，考慮以上種種情況，僅對上訴人施以徒刑作威嚇，已經足夠令上訴人警惕日後行為，不再犯罪。
68. 基於此，上訴人經已符合了《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的緩刑要件。故敬請中級法院對2年9個月的實際徒刑作出改判，給予上訴人緩刑機會。
綜上所述，敬請法官閣下裁定上訴理由成立：
(1)開釋上訴人被原審法院判處的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持有毒品罪」(未遂)，改判上訴人只是觸犯同一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毒品罪」；或命令將本案移送初級法院，以便由新組成的合議庭對本案重新進行審判。
(2)將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2年9個月的實際徒刑作出改判，適用《刑法典》第48條第1款規定，給予上訴人緩刑機會。
檢察院對三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2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各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並維持原審法院所作出的判決。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至少自2021年1月30日起，第一嫌犯A與第二嫌犯B達成協議，共同分工合作，決定從香港將毒品“可卡因”以郵寄包裹方式運入本澳用作販賣，從而獲得利益。
2. 第一嫌犯負責向身處香港的涉嫌人“XX”洽購郵寄毒品“可卡因”，第二嫌犯負責在本澳接收藏有毒品“可卡因”的包裹，之後由彼等分別在本澳提供予他人。
3. 2021年3月1日，第二嫌犯向第一嫌犯提供兩個在本澳的收件地址及收件人，分別為“澳門路環XXX，XXX，XXX”及“澳門路環XXX，XXX，XXX”，並由第一嫌犯將該等資料告知“XX”，以便將藏有毒品“可卡因”的包裹透過郵寄快遞方式送交第二嫌犯。
4. 2021年3月6日，“XX”以“XXX”名義透過“XX速遞”將兩個提單號碼分別為XX及XX且藏有毒品“可卡因”的包裹從香港寄到澳門，有關包裹的收貨人分別為第二嫌犯所提供的“XXX”及“XXX”。
5. 司警於2021年3月初接報有香港販毒集團以快遞郵寄電腦鍵盤作為掩飾將毒品運入澳門，經排查分析後發現上述兩個包裹的資料與情報吻合，並將於2021年3月8日送到澳門“XX速遞”，遂展開部署。
6. 2021年3月8日晚上約8時，第二嫌犯到達澳門“XX速遞”領取了上述兩個包裹，司警人員隨即上前截停第二嫌犯，並將第二嫌犯帶返司法警察局進行調查。
7. 在司法警察局內，司警人員對第二嫌犯進行搜查，並在第二嫌犯身上搜獲一部手提電話。有關手提電話是第二嫌犯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8. 接著，第二嫌犯在司法警察局內打開上述包裹，經司警人員對該包裹進行搜查，並搜獲以下物品：
( 一個印有“XX速遞”且貼有一張編號XX的貼紙的郵包膠袋，內裝有一個印有“Verbatim”字樣的白色紙盒，紙盒內載有一個黑色電腦鍵盤及一個黑色滑鼠，並在有關黑色電腦鍵盤內部發現了：
1. 15粒以紙張包裹著的乳白色顆粒體，連紙張合共約重5.37克；
( 一個印有“XX速遞”且貼有一張編號XX的貼紙的郵包膠袋，內裝有一個印有“Verbatim”字樣的白色紙盒，紙盒內載有一個黑色電腦鍵盤及一個黑色滑鼠，並在有關黑色電腦鍵盤內部發現了：
2. 15粒以紙張包裹著的乳白色顆粒體，連紙張合共約重5.29克。
9. 經鑑定證實，上述第八點事實的毒品檢驗資料如下：
( 第1項的乳白色顆粒淨重1.820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B中所列的“可卡因”，經定量分析後，“可卡因”的百分含量為78.7%，含量為1.43克；
( 第2項的乳白色顆粒淨重1.840克，當中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B中所列的“可卡因”，經定量分析後，“可卡因”的百分含量為82.2%，含量為1.51克。
10. 上述第八點事實的毒品是第一嫌犯向“XX”購買，並將之透過郵寄包裹方式運送到澳門，再由第二嫌犯負責接收有關包裹。第一嫌犯打算將第八點已證事實的其中一個裝有毒品的包裹出售予第三嫌犯C，另一個裝有毒品的包裹則是給予第二嫌犯的。第二嫌犯知悉其所取得的、第八點已證事實的包裹裝有毒品，知悉其中一件包裹是交予第三嫌犯的，另一件包裹則是自己（第二嫌犯）取得作為其個人吸食及提供予第四嫌犯吸食之用。
11. 隨後，在司警人員的安排下，第二嫌犯自願聯絡第一嫌犯，並按原定計劃相約在黑沙環龍園商場附近交收上述兩個包裹。
12. 於是，司警人員帶同第二嫌犯前往黑沙環龍園商場，並發現第一嫌犯已在商場外等候，遂上前截查第一嫌犯，並將第一嫌犯帶返司法警察局進行調查。
13. 在司法警察局內，司警人員對第一嫌犯進行搜查，並在第一嫌犯身上搜獲一部手提電話。有關手提電話是第一嫌犯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14. 接著，在司警人員的安排下，第一嫌犯自願聯絡第三嫌犯，並按原定計劃相約在提督馬路XXX百佳超級市場附近進行毒品交易。
15. 隨即，司警人員帶同第一嫌犯前往上述地點，期間，一輛編號為XX的白色七人車駛至，司警人員遂上前截查，並在車廂內發現前來準備進行毒品交易的第三嫌犯，故將第三嫌犯帶返司法警察局進行調查。
16. 在司法警察局內，司警人員對第三嫌犯進行搜查，並在第三嫌犯身上搜獲兩部手提電話。有關手提電話是第三嫌犯從事販毒活動時所使用的通訊工具。
17. 經調查發現，於2021年3月8日晚上約8時，第三嫌犯透過手機通訊軟件“Whatsapp”向第一嫌犯以港幣10,000元購買毒品“可卡因”。
18. 第三嫌犯打算取得及持有上述毒品的目的是為了供自己個人吸食之用。
19. 另外，經調查發現，自2021年2月下旬起，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曾三次在本澳以每次澳門元5,000元將份量不詳的被稱為毒品“可卡因”的物質售予第四嫌犯I。
20. 經調查發現，於2021年3月3日至3月5日，XXX聯絡第二嫌犯並有疑似購買毒品“可卡因”的訊息，第二嫌犯與第一嫌犯有相應的溝通。
21. 第一、第二及第三嫌犯的手機內存有與毒品的訊息。
22.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23. 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分工合作，明知不可仍從香港將受法律管制之毒品以郵寄包裹方式運入本澳，第一嫌犯負責與香港的販毒集團洽購毒品並將之郵寄到本澳，第二嫌犯負責在本澳接收藏有毒品的包裹，第一嫌犯知悉案中所扣押的兩個裝有毒品的包裹，其中一個是要出售予第三嫌犯，另一個交予第二嫌犯；第二嫌犯也知悉案中所扣押的兩個裝有毒品的包裹，其中一個是要交予第三嫌犯，另一個屬其本人持有，以便作個人（第二嫌犯）吸食及提供予第四嫌犯吸食。
24. 第三嫌犯明知不可仍在本澳持有及向他人提供受法律管制之毒品，並打算取得第八點已證事實的其中一個包裹的毒品，目的是作其個人吸食之用。
25. 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26. 案發時，第三嫌犯認識第一嫌犯。
27. 第三嫌犯在本案被捕時，警方未有在其身上搜獲毒品。
28. 第三嫌犯知悉會取得相應為港幣1萬元的毒品“可卡因”。
29. 警方是次未有在第三嫌犯的住所內發現販賣毒品的工具。
30. 第三嫌犯被捕前，其仍未有接觸到案中所扣押的兩個裝有毒品的包裹。
此外，還查明：
31. 第一嫌犯A表示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地產中介，每月收入為2萬至3萬澳門元，與前任的未婚妻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
32.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一嫌犯有以下判刑記錄：
1)第一嫌犯曾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第4/2014號法律及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品及精神藥物罪，於2019年11月21日被第CR2-19-0318-PCC號卷宗判處5個月的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嫌犯於緩刑期間須附隨考驗制度及遵守戒毒的義務，判決於2019年12月11日轉為確定；其後，有關刑罰被第CR2-19-0351-PCC號卷宗所競合。
2)第一嫌犯曾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的）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於2019年12月17日被第CR2-19-0351-PCC號卷宗判處5個月的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嫌犯於緩刑期間需附隨考驗制度及遵守戒毒的義務，該案與第CR2-19-0318-PCC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合共判處嫌犯7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嫌犯於緩刑期間需附隨考驗制度及遵守戒毒的義務，判決於2020年1月20日轉為確定；該等刑罰及後被第CR3-19-0338-PCC號卷宗所競合。
3)第一嫌犯曾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於2020年1月23日被第CR3-19-0338-PCC號卷宗判處5個月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條件為須遵守附隨考驗制度，接受社工跟進及接受戒毒治療，該案與第CR2-19-0318-PCC號及第CR2-19-0351-PCC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合共判處嫌犯9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條件為須遵守附隨考驗制度，接受社工跟進及接受戒毒治療，判決於2020年2月20日轉為確定；該等刑罰及後被第CR4-19-0414-PCC號卷宗所競合。
4)第一嫌犯曾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經第4/2014號法律及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於2020年5月22日被第CR4-19-0414-PCC號卷宗判處4個月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條件為緩刑期間內需遵守戒毒治療的附隨考驗制度，該案與第CR3-19-0338-PCC號卷宗（當中已競合第CR2-19-0318-PCC卷宗及第CR2-19-0351-PCC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合共判處嫌犯11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條件為緩刑期間內需遵守戒毒治療的附隨考驗制度，判決於2020年6月15日轉為確定；該等刑罰及後被第CR1-19-0384-PCC號卷宗所競合。
5)第一嫌犯曾因觸犯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於2020年7月17日被第CR1-19-0384-PCC號卷宗判處4個月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該案判處的刑罰與第CR2-19-0318-PCC號卷宗、第CR2-19-0351-PCC號卷宗、第CR3-19-0338-PCC號卷宗及第CR4-19-0414-PCC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合共判處嫌犯1年2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但作為緩刑義務，嫌犯須附隨考驗制度，由社會重返廳跟進，在考驗期內須遵守如下義務：1.不得再次吸毒及與吸毒者接觸；2.不得與不良份子為伍及作出任何違法行為；3.須接受戒毒治療，判決於2020年8月6日轉為確定；該等刑罰及後被第CR3-20-0186-PCC號卷宗所競合。
6)第一嫌犯曾因觸犯（經第4/2014號法律、第10/2016號法律及第10/2019號法律所修改的）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於2020年10月16日被第CR3-20-0186-PCC號卷宗判處6個月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該案與第CR1-19-0384-PCC號卷宗、第CR2-19-0318-PCC號卷宗、第CR2-19-0351-PCC號卷宗、第CR3-19-0338-PCC號卷宗及第CR4-19-0414-PCC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合共判處嫌犯1年6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嫌犯須附隨考驗制度（包括被競合案件中具體須遵守的考驗制度的義務），接受社工跟進及戒毒治療；判決於2020年11月5日轉為確定。
此外，第一嫌犯還有以下待決卷宗：
(1) 第一嫌犯現被第CR1-21-0178-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共犯），案件正在審理中，並訂於2022年1月14日進行續審。
(2) 第一嫌犯現被第CR5-21-0279-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5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勒索罪及《澳門刑法典》第322條a項所規定的兩項職務之僭越罪，案件訂於2022年4月25日進行審判聽證。
33. 第二嫌犯B表示具有大學畢業的學歷，賭場中介及美容師，每月收入為港幣50,000元，育有兩名子女，子女跟隨嫌犯生活。
34.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二嫌犯有以下判刑記錄：
1)第二嫌犯曾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於2020年7月3日被第CR3-20-0056-PCC號卷宗判處4個月的徒刑，暫緩1年執行，判決於2020年7月23日轉為確定。
此外，第二嫌犯還有以下待決卷宗：
(1) 第二嫌犯現被第CR1-21-0178-PCC號卷宗指控其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4款a項及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相當巨額詐騙罪（共犯），案件正在審理中，並訂於2022年1月14日進行續審。
35. 第三嫌犯C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售貨員，每月收入為25,000澳門元，與沒有工作的妻子育有三名子女。
36.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三嫌犯屬於初犯。
37. 第四嫌犯I表示具有初中的學歷，營業員，每月收入為15,000澳門元，與沒有工作的妻子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
38.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四嫌犯有以下判刑記錄：
1)第四嫌犯曾因觸犯《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1款結合《道路交通法》第93條第1款及第94條第1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因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於2011年6月16日被第CR1-10-0072-PCS號卷宗判處135日罰金，罰金日額訂定為80澳門元，即合共10,800澳門元，倘若不繳付罰金或不以勞動代替，則須服70日徒刑，另禁止駕駛為期6個月，判決已於2011年9月7日轉為確定，嫌犯已繳納該罰金。
2)第四嫌犯曾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同一法律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及《道路交通法》第90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受麻醉品或精神科藥物影響下駕駛罪，於2013年6月4日被第CR5-13-0018-PSM號卷宗（原第CR4-13-0099-PSM號卷宗）分別判處2個月的徒刑、2個月的徒刑、5個月徒刑，作為附加刑，禁止嫌犯駕駛為期1年6個月，數罪並罰，合共處7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維持禁止駕駛的附加刑，判決獲中級法院第420/2013號裁決所確認，並於2013年12月12日轉為確定；該案所判處的刑罰及後被第CR5-13-0060-PCC號卷宗（原第CR3-13-0096-PCC號卷宗）所競合。
3)第四嫌犯曾因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同一法律第15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於2013年11月27日被第CR5-13-0060-PCC號卷宗（原第CR3-13-0096-PCC號卷宗）分別判處2個月徒刑、2個月徒刑，兩罪並罰，合共判處3月的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2年執行，判決於2014年1月16日轉為確定；及後，該案與第CR5-13-0018-PSM號卷宗（原第CR4-13-0099-PSM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競合，合共判處嫌犯9個月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維持第CR5-13-0018-PSM號卷宗（原第CR4-13-0099-PSM號卷宗）對嫌犯所判處的禁止駕駛為期1年6個月的附加刑（實際執行徒刑的時間不計算在內），競合決定已於2014年2月12日轉為確定，嫌犯已服滿所被判處的徒刑。
4)第四嫌犯曾因觸犯《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結合第221條及第20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已吸收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於2021年1月29日被第CR3-20-0015-PCC號卷宗判處5個月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條件為須於裁判確定後2個月內向本特別行政區支付澳門幣8,000元捐獻，卷宗現處於上訴階段。
39. 此外，第四嫌犯確認其於第CR1-01-0063-PCC號卷宗及第CR1-11-0343-PCS號卷宗的判刑記錄，但有關的判刑資料已沒有再顯示在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當中。
未能證明的事實：
1. 第三嫌犯曾向他人出售或提供毒品“可卡因”。
2. 第三嫌犯將會把上述第八點已證事實的部分毒品出售或提供予他人。
3. 第四嫌犯向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取得毒品後便在本澳吸食。
4. 第四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5. 案發時，第三嫌犯認識第二嫌犯。
6. 第三嫌犯從未要求第一嫌犯替其購買毒品“可卡因”。
7. 在購買毒品“可卡因”前，第三嫌犯知道第一嫌犯會以上述已證的途徑取得毒品“可卡因”。
8. 第三嫌犯需要依靠販賣毒品賺取金錢。
9. 控訴書及答辯狀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原審法院在判案理由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嫌犯A承認與第二嫌犯實施案中所指的郵寄毒品行為，收件地址由第二嫌犯提供，其（第一嫌犯）將資料告知“XX”後，“XX”將藏有毒品的郵包寄到本澳，第二嫌犯負責提取郵包，案中的其中一件郵包是要交給第三嫌犯的，第三嫌犯沒有提及購買的份量，其（第一嫌犯）只知交易價是港幣1萬元（原本是需要15,000元的），不知道第三嫌犯取得毒品有何用途，其知悉第三嫌犯有吸食毒品，但不知悉第三嫌犯有否售賣毒品，另一件郵包則交予第二嫌犯處理，第一嫌犯表示“10滴”即10粒可卡因，當日其被警方拘捕後，剛好第三嫌犯致電給他（在警方面前），故其應警方要求接聽電話，第三嫌犯表示要付款，所以其便約第三嫌犯出來，第三嫌犯在警方介入前已提出了購買是次毒品的要求，第三嫌犯被捕時仍未支付毒品的款項；第一嫌犯表示後悔，承諾會改過，解釋因為第三嫌犯的社交圈子較廣，為討好第三嫌犯讓其獲得更多工作的機會，其因而犯案。
第二嫌犯B承認接收案中所指的兩個郵包，承認有關地址均由其提供予第一嫌犯，第二嫌犯解釋當郵件發出後，第一嫌犯才告知她郵包內藏有毒品，第二嫌犯承認知悉是毒品後仍前往接收，但不知悉當中毒品的份量，第一嫌犯表示其中一個郵包（整件）是要交到XXX給“XXX”，但對方應該仍未接收郵包，第一嫌犯只著其放下郵包，不知道對方會如何使用有關毒品，另一個郵包的毒品則是其（第二嫌犯）打算與第四嫌犯一同吸食，第二嫌犯表示過往也曾與第四嫌犯一同吸食毒品，第四嫌犯有時有夾錢，有時沒有，第二嫌犯表示為了融入第四嫌犯的圈子、爭取工作機會才會與第四嫌犯一同吸食毒品，第二嫌犯表示知錯及後悔。
第三嫌犯C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四嫌犯I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證人J表示認識第一嫌犯，但不太熟落，不知悉第一嫌犯有否販賣毒品，也不知悉第二嫌犯有否販賣毒品。
司警證人E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警方在拘捕第一嫌犯後，其表示毒品是要交予第三嫌犯，並相約第三嫌犯，警方繼而拘捕第三嫌犯，第一嫌犯在調查期間表現合作；此外，警方在調查第二嫌犯與第四嫌犯的電話通訊記錄中，發現他們有提及與毒品有關的內容，警方是在第二嫌犯提取了包裹後才採取拘捕行動，除了第三嫌犯的聲明外，案中未有其他客觀證據顯示第三嫌犯購買多少毒品，印象中在拘捕第三嫌犯時未有在其身上發現大量金錢。
（第一嫌犯的辯方證人）司警證人K表示第一嫌犯在調查期間表現合作，並提供了“阿波”（即第三嫌犯）的資料。
（第一嫌犯的辯方證人）F（第一嫌犯的前任未婚妻）講述了第一嫌犯的家庭及經濟環境，知悉第一嫌犯曾有吸食毒品，第一嫌犯有參與驗尿措施，第一嫌犯有經濟收入，相信第一嫌犯並非基於金錢而犯案。
（第二嫌犯的辯方證人）L表示看著第二嫌犯長大，並講述了第二嫌犯的為人及家庭環境。
（第三嫌犯的辯方證人）M（第三嫌犯的妻子）講述了第三嫌犯的為人及其家庭環境。
8月10日第17/2009號法律（經第4/2014號法律、第10/2016號法律及第10/2019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規定：
“一、在不屬第十四條所指情況下，未經許可而送贈、準備出售、出售、分發、讓與、購買或以任何方式收受、運載、進口、出口、促成轉運或不法持有表一至表三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者，處三年至十五年徒刑。＂
8月10日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經第10/2016號法律修改）規定：
“一、不法吸食表一至表四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者，或純粹為供個人吸食而不法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表一至表四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者，處三個月至一年徒刑，或科六十日至二百四十日罰金；但下款的規定除外。
二、如上款所指的行為人所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的植物、物質或製劑為附於本法律且屬其組成部分的每日用量參考表內所載者，且數量超過該參考表內所載數量的五倍，則視乎情況，適用第七條、第八條或第十一條的規定。
三、在確定是否超過上款所指數量的五倍時，不論行為人所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的植物、物質或製劑屬全部供個人吸食之用，抑或部分供個人吸食、部分作其他非法用途，均須計算在內。”
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經作出綜合的分析後，考慮到第一嫌犯、第二嫌犯的聲明，結合證人的證言及卷宗的資料，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均承認向他人提供毒品，但兩人表示案中的其中一個郵包（整個）是交予第三嫌犯的，另一個則是第二嫌犯的，第二嫌犯更表示另一個郵包的毒品是留給自己以便與第四嫌犯共同吸食之用。
司警證人E講述了警方如何逐一拘捕案中各名嫌犯的過程。
卷宗第8頁至第13頁載有提取案中包裏及簽收的資料。
卷宗第14頁至第18頁載有對扣押包裏所拍攝的相片。
根據卷宗第34頁至第35頁的檢驗結果，當時驗出第二嫌犯對受管制毒品呈陰性反應。
卷宗第37頁至第54頁、第355頁至第415頁、第669頁至第680頁載有翻看第二嫌犯手提電話的筆錄，當中發現與本案有關的內容。
卷宗第55頁及背頁載有第二嫌犯的認人筆錄，當中，其認出第一嫌犯。
卷宗第90頁至第102頁、第323頁至第352頁載有翻看第一嫌犯手提電話的筆錄，當中發現與本案有關的內容。
根據卷宗第104頁及背頁的檢驗結果，當時驗出第一嫌犯對受管制毒品呈陰性反應。
卷宗第105頁及背頁載有第一嫌犯的認人筆錄，當中，其認出第三嫌犯。
卷宗第118頁至第123頁、第309頁至第322頁載有翻看第三嫌犯手提電話的筆錄，當中發現與本案有關的內容。
根據卷宗第128頁至第129頁的檢驗結果，當時驗出第三嫌犯對受管制毒品呈陰性反應。
卷宗第481頁至第488頁載有對扣押的藥物製劑所進行的化驗報告，有關的性質、重量及百分比含量與控訴書描述相符。
卷宗第521頁至第530頁載有相關的觀看光碟筆錄，當中拍攝了有關人士到快遞公司提取包裹的情況。
卷宗第571頁載有翻看第四嫌犯手提電話的筆錄，當中未有發現與本案有關的內容。
根據卷宗第601頁至第609頁的鑑定結果，在第一嫌犯至第三嫌犯的頭髮中被發現含有受第17/2009號法律（經修改）所管制的物質。
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針對第一嫌犯A的指控，考慮到第一嫌犯承認聯絡“XX”將案中兩個藏有毒品的包裹郵寄至澳門，並由第二嫌犯前往提取，以便將其中一個包裹的毒品出售予第三嫌犯，另一個包裹則交由第二嫌犯使用，結合案中的客觀調查結果，尤其是化驗報告的結果（即使按照“鹽酸可卡因”的每日用量來計算，案中被扣押的毒品仍明顯超出5日的法定用量），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以共犯的方式犯案，由於第二嫌犯已成功提取了包裏，故第一嫌犯是否接觸過案中的包裏對犯罪的既遂已沒有影響；因此，本院認為證據充分且足夠，足以認定第一嫌犯實施了對其所指控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
針對第二嫌犯B的指控，其承認拿取包裹已知悉當中藏有毒品，並知悉其中一個包裹要交予他人，另一個包裹則作其個人吸食及提供予第四嫌犯吸食，結合案中的客觀調查結果，尤其是化驗報告的結果（即使按照“鹽酸可卡因”的每日用量來計算，案中被扣押的毒品仍明顯超出5日的法定用量，其中提供予他人的毒品也超出5日的法定用量）；考慮到第二嫌犯除將該等毒品提供予他人外，還會自行吸食當中的一部分，因此，按照上級法院就同類案件的理解，針對第二嫌犯的行為，應按照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來論處。
針對第三嫌犯C的指控，關於販賣毒品的部分，考慮到該名嫌犯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故案中源於該名嫌犯的聲明，在未允許宣讀的情況下，不能作為心證的依據；雖然警方在第三嫌犯的手提電話當中發現了一些可疑的訊息，但在欠缺其他更有力佐證的情況下，本院認為未足以認定第三嫌犯打算將案中毒品提供予他人的指控。
至於第三嫌犯在案中所取得毒品的份量，第一嫌犯表示在警方介入前，第三嫌犯已向其商議好要購買港幣1萬元（原售價是15,000元）的毒品“可卡因”，且將會把案中的其中一個包裏整個交予第三嫌犯；根據對第三嫌犯的頭髮所進行的鑑定報告，第三嫌犯被驗出有“可卡因”成份，第一嫌犯表示知悉第三嫌犯有吸食毒品，第三嫌犯在其答辯狀當中也承認吸食毒品；因此，按照一般的經驗法則及行為邏輯，本院認為足以認定第三嫌犯打算取得案中所扣押的其中一個包裹的毒品，以便作其個人吸食之用。
根據有關化驗報告的結果，即使按照“鹽酸可卡因”的每日用量來計算，第三嫌犯欲取得作個人吸食的毒品（不論是哪一個包裹）仍明顯超出5日的法定用量。
然而，考慮到第三嫌犯仍未成功接收有關毒品；因此，指控第三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應合共改判為第三嫌犯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並應以犯罪未遂來論處（因第三嫌犯並非以共犯方式參與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運送及接收毒品的行為）。
針對第四嫌犯I的指控，考慮到該名嫌犯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故案中源於該名嫌犯的聲明，在未允許宣讀的情況下，不能作為心證的依據；儘管第二嫌犯表示曾與第四嫌犯一同在本澳吸食毒品，但鑑於案中未有驗出第四嫌犯對法律所管制的毒品呈陽性反應，第二嫌犯聲稱要與第四嫌犯一同吸食的毒品也未交到第四嫌犯的手上，且不清楚第二嫌犯要將多少毒品交予第四嫌犯（也欠缺相關的事實），考慮到案中欠缺足夠的事實，尤其是未有在第四嫌犯身上扣押到法律所管制的毒品，控訴書也未有對第四嫌犯所吸食的所謂“可卡因”的物質作完整的事實描述（因案中欠缺相關的檢驗證據）；因此，在對不同理解給予應有的尊重的情況下，本院認為無論從事實層面還是證據層面，也不足以支持對第四嫌犯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的指控。
此外，根據相關的翻看手提電話筆錄，由於分別在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被扣押的手提電話當中發現與犯罪活動有關的內容，故足以認定該等電話分別為他們實施犯罪活動的聯絡工具。
綜上，控訴書大部分的事實均獲得證實，根據有關的既證事實，第一嫌犯A是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判處罪名成立。
根據有關的既證事實及上述理由，指控第二嫌犯B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改判為第二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了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判處罪名成立。
根據有關的既證事實及上述理由，指控第三嫌犯C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改判為第三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未遂的方式觸犯了（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未遂），判處罪名成立。
根據有關的既證事實及上述理由，指控第四嫌犯I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判處罪名不成立。”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
- 特別減輕
- 量刑
- 緩刑
1. 上訴人C(第三嫌犯)提出，其從未向上訴人A(第一嫌犯)購買其中一涉案包裹內的15粒“可卡因” 卷宗內亦沒有資料得以證實，其與上訴人A的WhatsApp對話中僅表示需要確定數量，根據涉案可卡因的淨含量計算，其取得的份量不會超過5日份量，即便超過，也是非常少的份量。因此，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具有購買毒品數量的主觀意圖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部分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各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正如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分析：
“庭審中，第三上訴人保持沉默，但這並不妨礙原審法院在綜合所有呈堂證據後，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和邏輯常理，得出所認定的事實版本。
首先，關於購買毒品約定，卷宗內第345頁至第351頁中第一上訴人與第三上訴人的WhatsApp截圖聊天可見，兩人於司警介入前已商談關於毒品買賣事宜，有關內容顯示，關於購買數量上，第一上訴人著第三上訴人打電話予其商談，而根據第一上訴人電話的通話記錄，兩人確實有數量眾多的通話。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彼等在警方介入前已達成了買賣的意向。
至於數量方面，從庭審中兩名上訴人所作證言，我們亦可以得出結論。第一上訴人在庭審中承認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並講述了案發的經過，包括：涉案的兩個郵包中的毒品是由其向“XX”購買，並由“XX”郵寄來本澳，後由第二上訴人前往提取郵包。其中一包是交給第二上訴人處理，另一個則是交予第三上訴人。其與第三上訴人已達成有關毒品以一萬元交易。而當日被捕後，恰好第三上訴人致電其欲付款，是以其按警方要求接聽有關電話，並約第三上訴人出來。而第二上訴人則聲明，涉案的兩個郵包是其前往提取的，其中一個郵包中的毒品是與第四上訴人一同吸食的，而另一個郵包，第一上訴人則著其交到XXX給“XXX”，而且，有關郵包只需整個放下。可見，兩名上訴人所作聲明是吻合的。
再來，結合參與調查的警員證人E所作證言來看，警員在庭上講述參與的調查情況，尤其指，在拘捕第一上訴人後，第一上訴人告知其中給一個郵包內的毒品是要交予第三上訴人，並按警方要求接聽第三上訴人的電話及相約第三上訴人見面，警方正是其後在約定地點拘捕到第三上訴人。不難看出，兩名上訴人與警員證人所講述的情況亦是吻合。
可見，涉案的兩個郵包，第二上訴人會拿取其中一個，另一個是給予第三上訴人的說法是可信的。而且，卷宗內也沒有資料顯示第一上訴人有將是次毒品出售他人的打算。換言之，若非被警方揭發案件，第二上訴人亦將是按照第一上訴人的指示，將另一包毒品送至約定位置放下，待第三上訴人前去領取。也就是說，若非事件被揭發，第三上訴人將實際取得的毒品就是整個包裹內的15出粒可卡因。
退一步來說，第一上訴人為賺取金錢利益而販毒，若第三上訴人與第一上訴人達成的一萬元交易金額對應的毒品不是郵包內的15粒可卡因，而是更少的毒品量，第一上訴人又豈會指示第二上訴人將整個郵包放於指定位置予第三上訴人。如此作法，明顯不符合一般常理邏輯。
關於事實的認定，原審法院客觀綜合分析了三名上訴人的聲明、各證人及參與調查的警務人員的證言，並結合在審判聽證中審查的書證及扣押物證後，而認定本案所查明的事實。
在被上訴判決中事實之判斷部分，原審法院亦說明了形成心證的依據，當中並無任何違反一般經驗法則或邏輯常理之處。”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B(第二嫌犯)在上訴狀理由闡述中指，其在庭審中已作出聲明，承認絕大多數被指控的犯罪事實，而僅僅在知悉涉案毒品數量方面作出否認，這是因為其過往曾數次與第四嫌犯共同吸食毒品，每次均涉及澳門幣5,000元毒品，是次其也是打算訂購與之前相同份量的毒品，因此，其欠缺不法持有或販賣超過5日吸食量的毒品的主觀要素，應改判其觸犯第17/2009號法律第11條第1款結合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較輕的生產和販賣罪，並判處其一年五個月徒刑。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規定：
“一、不法吸食表一至表四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者，或純粹為供個人吸食而不法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表一至表四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者，處三個月至一年徒刑，或科六十日至二百四十日罰金；但下款的規定除外。
二、如上款所指的行為人所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的植物、物質或製劑為附於本法律且屬其組成部分的每日用量參考表內所載者，且數量超過該參考表內所載數量的五倍，則視乎情況，適用第七條、第八條或第十一條的規定。
三、在確定是否超過上款所指數量的五倍時，不論行為人所種植、生產、製造、提煉、調製、取得或持有的植物、物質或製劑屬全部供個人吸食之用，抑或部分供個人吸食、部分作其他非法用途，均須計算在內。”
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1條規定：
“一、如經考慮犯罪的手段，行為時的方式或情節，植物、物質或製劑的質量或數量，又或其他情節，顯示第七條至第九條所敍述的事實的不法性相當輕，則行為人處下列刑罰：
（一）如屬表一至表三、表五或表六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處一年至五年徒刑；
（二）如屬表四所列植物、物質或製劑，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按上款規定衡量不法性是否相當輕時，應特別考慮行為人所支配的植物、物質或製劑的數量是否不超過附於本法律且屬其組成部分的每日用量參考表內所載數量的五倍。”
根據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上訴人B(第二嫌犯)與上訴人A(第一嫌犯)達成協議，分工合作，由上訴人A(第一嫌犯)向香港毒販購買涉案毒品，有關毒品以快遞方式寄入本澳後，上訴人B(第二嫌犯)負責前往提取裝有毒品的兩個包裹，按原計劃，其中一個包裹由其擁有，用作自己與案中第四嫌犯吸食之用，另一個包裹則按第一上訴人指示交至指定地點。唯第二上訴人在提取涉案毒郵包時，被警方以現行犯方式拘捕，其提取的兩個郵包中各被搜獲15粒含有“可卡因”成分的白色顆粒。經鑑定，其中一個郵包內的“可卡因”淨含量為1.43克，另一郵包內的“可卡因”淨含量為1.51克，參照『每日用量參考表』，即使以較有利的“鹽酸可卡因”計算(每日參考用量為0.2克)，也約為15日用量，即約為五日用量參考值的3倍。
考慮到上訴人B(第二嫌犯)持有毒品的數量以及有關毒品除供給他人外，還會自行吸食當中的部分，故行為應以第17/2009號法律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定的不法持有毒品罪論處，並適用同條法律第8條第1款的規定。
因此，上訴人B(第二嫌犯)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3. 上訴人A(第一嫌犯)在其上訴理由闡述中指，其在偵查階段配合調查，協助司警人員拘捕上訴人C(第三嫌犯)，若非其提供協助，單憑其與暱稱為D之人在WhatsApp中僅有的對話，警方根本無法確認D的身份即是上訴人C(第三嫌犯)。可見，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資料對警方拘捕上訴人C(第三嫌犯)有關鍵性及決定性的幫助。因此，其行為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應改判其不高於四年實際徒刑。即使該理由不獲認同，其基於對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感到後悔，已主動交代其中部分毒品是交予上訴人C(第三嫌犯)，若非其指證，上訴人C(第三嫌犯)不可能成功入罪；再者，其有吸毒前科，但從尿檢結果均為陰性可見，其已改過自新，因此，其在本案中提供的幫助及悔悟態度也符合《刑法典》第66條第1款及第2款c)項所規定的特別減輕。按該法典第67條的規定，也應改判其不高於四年實際徒刑。
上訴人B(第二嫌犯)提出，考慮到案中，其承認了幾乎全部的控罪，協助警方逮捕上訴人A(第一嫌犯)及上訴人C(第三嫌犯)，其也應受惠於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結合《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兩項特別減輕。
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規定：
“屬實施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所敍述的事實的情況，如行為人因己意放棄其活動、排除或相當程度減輕該活動所引起的危險或為此認真作出努力，又或對在收集證據方面提供具體幫助，而該等證據對識別其他應負責任的人的身份或將其逮捕起著決定性作用，尤其屬團體、組織或集團的情況者，則可特別減輕刑罰或免除刑罰。”
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規定，屬實施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一條所敍述的事實的情況，如行為人因己意放棄其活動、排除或相當程度減輕該活動所引起的危險或為此認真作出努力，又或對在收集證據方面提供具體幫助，而該等證據對識別其他應負責任的人的身份或將其逮捕起著決定性作用，尤其屬團體、組織或集團的情況者，則可特別減輕刑罰或免除刑罰。
在該條文的適用上，本澳司法見解認為：“只有行為人在收集證據方面提供具體幫助，而該等證據對識別或逮捕其他對販賣毒品應負責任的人尤其是屬販毒團夥、組織或集團的情況起著決定性作用，或者說，該等證據應屬非常重要，能識別或促使逮捕具一定組織結構的販毒團夥的負責人，使有關組織可能被瓦解時，這些幫助才具有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規定的特別減輕刑罰的效力。”（參見終審法院第39/2015號刑事上訴案）
助理檢察長在意見書中分析：
“根據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上訴人A(第一嫌犯)明知不可，仍透過聯絡香港的販毒集團購買毒品，有關的毒品被藏匿於電腦鍵盤內，並分作兩個包裹以快遞寄入澳門。司警在每個郵包內各搜獲15粒白色顆粒，經鑑定，該等白色顆粒含有第17/2009號法律附表一B所管制的“可卡因”，其中一個郵包內的15粒“可卡因”淨含量為1.43克，另一郵包內的15粒“可卡因”淨含量為1.51克，參照『每日用量參考表』，該等“可卡因”即使以較有利的“鹽酸可卡因”計算(每日參考用量為0.2克)，也約為15日用量，即五日用量參考值的約3倍。
的確，在上訴人A(第一嫌犯)被警方拘捕後，其按照警方指示接聽了上訴人C(第三嫌犯)的電話並約定見面地點，協助了警方更為快速地逮捕上訴人C(第三嫌犯)歸案。但其實我們可見，上訴人C(第三嫌犯)的WhatsApp是以其手提電話號碼登記的，若依法透過向電訊公司索取資料，警方仍然是可以掌握到上訴人C(第三嫌犯)的資料並將之逮捕歸案的。
正如被上訴判決所指，上訴人A(第一嫌犯)的行為並無法突顯其合作的關鍵性，未足以受惠於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8條所規定的刑罰的特別減輕。”
本院同意上述分析。
另一方面，上訴人B(第二嫌犯)確實在偵查階段配合警方調查，協助警方順利拘捕A(第一嫌犯)，在庭審中承認大部分犯罪事實，然而，其行為僅可構成對量刑有利的情節，並不符合對瓦解販毒組織有重要貢獻的情況，因此，並不適用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
因此，兩上訴人的行為均不符合第17/2009號法律第18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我們再看看彼等行為是否符合《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
《刑法典》第66條規定：
“一、除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外，如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法院亦須特別減輕刑罰。
二、為著上款之規定之效力，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ａ）行為人在嚴重威脅之影響下，或在其所從屬或應服從之人之權勢影響下作出行為；
ｂ）行為人基於名譽方面之原因，或因被害人本身之強烈要求或引誘，又或因非正義之挑釁或不應遭受之侵犯而作出行為；
ｃ）行為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尤其係對造成之損害盡其所能作出彌補；
ｄ）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
ｅ）事實所造成之後果特別對行為人造成損害；
ｆ）行為人在作出事實時未滿十八歲。
三、如情節本身或連同其他情節，同時構成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以及本條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則就特別減輕刑罰，該情節僅得考慮一次。”
《刑法典》第67條規定：
“一、如有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在可科處之刑罰之限度方面，須遵守下列規定：a)徒刑之最高限度減三分之一；b)徒刑之最低限度為三年或超逾三年者，減為五分之一；少於三年者，減為法定之最低限度；c)罰金之最高限度減三分之一，而最低限度則減為法定之最低限度；d)徒刑之最高限度不超逾三年者，得在第四十五條第一款所指之限度內，以罰金代替徒刑。
二、特別減輕之刑罰經具體定出後，可依據一般規定代替及暫緩執行之。”
根據《刑法典》第66條第1款的相關規定，刑罰的特別減輕是以“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為必然的實質要件。
《刑法典》第66條第2款所列舉的情節並不必然導致刑罰的特別減輕。
法律所要求的“明顯減輕”並不是一般或普通程度的減輕。在具體個案中，唯有通過某些情節的存在而反映出事實的不法性、行為人的罪過或刑罰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減輕才能為特別減輕刑罰提供正當的理由。
載於中級法院2010年3月18日第1082/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指出：“至於《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而言，法律要求者是行為人在犯罪時及犯罪後曾作出積極可相當減輕事實不法性的舉動。”
上訴人A(第一嫌犯)在偵查過程中表現合作，在庭審中承認大部分犯罪事實，該等情節在量刑時可作為對行為人有利的情節，經閱讀卷宗可知，原審法院在量刑時，明顯已考慮到該等對其有利的情節。然而，考慮到其過往所涉及眾多的毒品類犯罪，而且，是次犯罪更是在前案的緩刑期間實施，該上訴人行為明顯難以符合《刑法典》第66條第2款c項所規定特別減輕，甚至，也不符合第66條第2款規定的任一情況。
此外，卷宗中亦無其他資料顯示可“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
上訴人B(第二嫌犯)非為初犯，也非第一次吸毒，是次犯罪中其以現行犯被警方拘捕，其持有的可卡因數量，即使以對其更有利的“鹽酸可卡因”計算，也明顯超過法定五日的用量。從案發時其正處於前案的緩刑期也可見，其並未從過往的犯罪中汲取教訓，在法院給予其緩刑的情況下，仍肆無忌憚地實施犯罪活動。我們並不能看出有任何可“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的情節。故此，對上訴人B(第二嫌犯)也並不適用《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的情況。
故此，兩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3. 三名上訴人A(第一嫌犯)、B(第二嫌犯)及C(第三嫌犯)均提出原審判決量刑過重，違反《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之規定。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A(第一嫌犯)觸犯的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共犯），可被判處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上訴人B(第二嫌犯)觸犯的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持有毒品罪」，可被判處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上訴人C(第三嫌犯) 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未遂方式觸犯的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經第10/2016號法律所修改）第14條第2款及第3款結合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持有毒品罪」(未遂)，可被判處一年至十年徒刑。
上訴人A(第一嫌犯)及B(第二嫌犯)非為初犯，上訴人C(第三嫌犯)為初犯。
在考慮保護法益及公眾期望的要求時需知道，販毒罪，特別是軟性毒品的不法販賣行為屬當今社會常見的犯罪類型，該類犯罪活動在本澳越來越活躍，行為人亦漸趨年青化，有關犯罪行為亦直接危害到公民，特別是年青一代的身體健康，由此更加突顯預防此類犯罪的迫切性。
因此，經分析有關事實及上述所有對三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尤其是涉案毒品的種類和份量，本案中，原審法院裁定：
上訴人A(第一嫌犯)所觸犯的一項販毒罪判處六年徒刑，
上訴人B(第二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判處六年徒刑。
上訴人C(第三嫌犯)所觸犯的一項不法持有毒品罪(未遂)，判處兩年九個月徒刑。
上述量刑接近刑幅下限，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基本要求，並不存在過重的情況，亦無減刑的空間。
故此，三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4. 上訴人B(第二嫌犯)及C(第三嫌犯)提出原審法院沒有對上訴人處以緩刑是違反了《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
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緩執行。”
換言之，法院若能認定不需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行為人吸收教訓，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則可將對行為人所科處的徒刑暫緩執行。因此，是否將科處之徒刑暫緩執行，必須考慮緩刑是否能適當及充分地實現處罰之目的。
然而，由於上訴人B(第二嫌犯)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上訴人被判處的徒刑超過三年，根據《刑法典》第48條之規定，上訴人並不具備條件暫緩執行被判處的徒刑。
關於上訴人C(第三嫌犯)方面，本案中，原審法院認為：“考慮到嫌犯犯罪前後的表現、犯罪的情節，雖然第三嫌犯屬於初犯，但考慮到案中未見第三嫌犯有充份的坦白悔過表現，也考慮到毒品犯罪的嚴重性及對社會安寧所帶來的嚴重負面影響；因此，本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未能適當及未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現決定實際執行對第三嫌犯所判處的徒刑（《澳門刑法典》第48條）。”
雖然上訴人C(第三嫌犯)為初犯，但從本案的具體情節考慮，其明知不可，卻仍打算持有涉案毒品，有關毒品淨含量超過法定五日用量，只是礙於其犯罪行為被警方揭發而導致其未有實質取得有關毒品。
考慮到澳門社會的現實情況，同時也考慮立法者以刑罰處罰不法持有毒品行為所要保護的法益及由此而產生的預防和打擊同類罪行的迫切要求，需要重建人們對被違反的法律規定及正常的法律秩序的信任和尊重。
因此，考慮到本案的具體情況，本案對上訴人C(第三嫌犯)處以緩刑並不能適當及充分實現刑罰的目的，尤其不能滿足特別預防的需要。
故此，兩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三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A(第一嫌犯)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B(第二嫌犯)繳付12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C(第三嫌犯)繳付9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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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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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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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Imputa a ora recorrente à decisão recorrida, vícios de erros de direito integrado no fundamento indicado no artº. 400º, nº.1,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aisquer questões de direito de que pudesse conhecer a decisão recorrida” - no que concerne a violação do art.º 14.º n.º 2 e 3, conjugado com o art.º 8.º n.º 1, todos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e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sagrado no artigo 114.º do Código do Processo Penal e a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no que concerne a violação do art. 18.º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conjugado com 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todos do Código Penal; e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todos do Código Penal.
2. Ressalvado o devido respeito, a recorrente não se pode conformar, considerando incorrectamente julgada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 cometimento do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3. A recorrente não se pode conformar que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que, embora apenas provado, que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foi receber as duas encomendas postais que contendo estupefacientes, mas que não ficou provado que a recorrente estava ciente a sua quantidade de droga no interior, e mesmo assim, julgou como a recorrente fosse cognoscente da quantidade da droga e consequentemente considerado como um crime de tráfico ilícito de estupefacientes (mais de 5 dias de quantidade para consumo), em vez que em caso de dúvida condenar por um crime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de estupefacientes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º 11.º n.º1 1) conjugado o art.º art.º 14.º n.º 2 e 3, todos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4. No caso concreto, a recorrente embora tenha confessado quase todas as imputações que lhe eram movidas, mas negou de ter conhecimento sobre a quantidade de droga contida nas duas encomendas postais, e só o soube quando agentes de polícia O confrontaram depois nas instalações políciais.
5. Conforme reproduzida da sentença, e no ponto 10) da [actualidade provada ficou assente que “上述第八點事實的毒品是第一嫌犯向“G”購買，並將之透過郵寄包裹方式運送到澳門，再由第二嫌犯負責接收有關包裹。第一嫌犯打算將第八點已證事實的其中一個裝有毒品的包裹出售予第三嫌犯C，另一個裝有毒品的包裹則是給予第二嫌犯的。第二嫌犯知悉其所取得的、第八點已證事實的包裹裝有毒品，知悉其中一件包裹是交予第三嫌犯的，另一件包裹則是自己（第二嫌犯）取得作為其個人吸食及提供予第四嫌犯吸食之用。
6. Conforme ainda na factualidade provada, e no ponto 19) que aqui reproduzida do acórdão “另外，經調查發現，自2021年2月下旬起，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曾三次在本澳以每次澳門元5,000元將份量不詳的被稱為毒品“可卡因”的物質售予第四嫌犯H。”
7. Decorre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concretamente declarou em audiência, devidamente documentadas, na gravação de audiência reduzido no disco, file CR2-2l-0282-PCC, subfile CH, AM, 3P-UUOMG00720121 - Part, nos seguintes momentos, do interrogatório feito pela Meritíssima Presidente do Tribunal a quo, a 2.ª arguida declarou dos seguintes:
“09:16合議庭主席：咁你明知可卡因都去收？
09:19B：因為我唔知入面有幾多，因為我自己搵佢買係愛黎吸食嘎咋，因為比C嗰個件其實我係完全唔知情嘎。
09:28合議庭主席：啦，起碼你收郵件嘅時候你知道依家去收毒品吖嘛，不過你話唔知裡面有幾多咋嘛。
09:35B：因為我，事實上係，我知我有錯嘅，我唔應該去吸食呢樣毒品。”
8. Decorre ainda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concretamente declarou em audiência, devidamente documentadas, na gravação de audiência reduzido no disco, file CR2-21-0282-PCC, subfile CH, AM, 3P-UU0MG00720121 - Part, nos seguintes momentos, do interrogatório feito pelo seu defensor, a 2.ª arguida declarou dos seguintes:
“21:48第二嫌犯辯護人：唔好意思，我，我繼續。啦，咁意思呢，你啱啱講呢，你已經承認咗，好坦白啦，就話呢，嗰個包裹，其中一個包裹你就可能你自己同呀第四被告啦就分享係咪先、咁，哎，啫係好像正如頭先講呢，講番控訴書第二十點，你就會，如果成功你可能就會提供呢D可卡因比呢個第四被告同你自己哎享用，啱唔啱先？
22:15B：係。
22:16第二嫌犯辯護人：咁會唔會正如頭先我哋講呢，你每一次呢提供比佢呢嗰個量呢即係呢好似卷宗入面D資料呢，哎，2、3滴。
22:25B：係，其實次次都係得好少，因為我好驚比警察拉。
22:28第二嫌犯辯護人：我，我再重新問你， 1滴嘅意思係大概0.2克的可能，比如嗰D鹽酸可卡因，你同唔同意？
22:36B：0.2我有幾多我都唔知，好少，每一次都係得少，(20:40第二嫌犯辯護人：OK，OK。)一支煙度嘎咋。
22:41第二嫌犯辯護人：另外一個問題呢，係卷宗度呢，因為你依家係回答問題吖嘛，卷宗度呢，尤其是實況筆錄度嗰度呢，你曾經提及過呢，當年嘅2月上旬呀，有一日呢係你屋企呢第一被告呢就上你屋企傾計呢，傾D生意問題吓嘛，吹吓水呢，但突然間就攞咗一D毒品出黎就同你一齊享用，係咪呀？
23:07B：唔。
23:08第二嫌犯辯護人：確實吖嘛，OK，咁我依家講呢，依家已經踏入2022年，你係咪2021年嘅2月頭咁上下呀？
23:16B：係。
23:17第二嫌犯辯護人：咁當時呢，攞出黎嘅吸食嘅有幾多呀？
23:22B：好少，開一支煙都唔夠。
23:23第二嫌犯辯護人：OK，你有食過啦吓呀？
23:24B：我有。
23:25第二嫌犯辯護人：如果唔係都唔會驗到頭髮啦吓嘛？
23:26B：係。
23:26第二嫌犯辯護人：OK，咁即係你接觸過，同呀X呀，即條第四被告同呀第一被告呢每一次結束呢，都係，就係咁多啦吓嘛？
23:36B：好少。
23:37第二嫌犯辯護人：好啦，直接問題啦，今次你嗰包嘢入面有幾多？
23:41B：我唔知。
23:44第二嫌犯辯護人：你收你有咩理由唔知呀？
23:45B：我唔知，我淨係搵A打電話訂大約像4、5千蚊度，但寄幾多過黎我完全唔知。
23:53第二嫌犯辯護人：4、5千蚊嘅意思係咪即係控訴書第十點嗰度嗰個分量，啫係之前講嗰D分量啦吓，啫係可能都係3滴左右啦。
24:04B：係。
24:05第二嫌犯辯護人：你覺得係？
24:06B：係。
24:06第二嫌犯辯護人：但事實上係幾多你知唔知呀？
24:07B：我唔知呀，因為我係去，我一攞咗就比警察拉咗。
24:11第二嫌犯辯護人：但依家事實上，事實依家有幾多你知唔知呀？
24:13唔知。”
9. A ora recorrente é consumidora de droga, havendo a arguida declarado que, três vezes e em diferentes ocasiões, a recorrente e o 4.º arguido consumiram estupefacientes conjuntos.
10. Decorre ainda das declaracões da aqui recorrente que ela é consumidora de droga e que foi condenada, em 3/7/2020, na pena de prisão de 4 meses, supensa a execução por um ano como consumidora de estupefaciente referente ao processo CR3-200056-PCC.
11. Decorre ainda das declaracões da recorrente, donde ficou provado, que anteriormente tinha tido contacto três vezes com a droga, e que estava implicado, cada vez, pela importância de MOP$5,000, mas contudo não ficou provado as quantidades de droga envolvidas dessas três vezes.
12. Decorre das declaracões prestadas pela recorrente em audiência. devidamente documentadas, que duma das encomendas postais em questão que foi apreendida pela polícia destinava para ela e o 4.º arguido consumir.
13. Decorre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a recorrente que apenas tencionava encomendar a mesma quandidade de cocaína como nas três vezes anteriores, ou seja Mop5,000 patacas de cocaína a que, como das outras vezes, correspondia uma quantidade de duas ou três dias para consumo.
14. A ora recorrente, foi levantar as duas encomendas postais, uma delas com finalidade para consumir própria e juntamente com o 4º arguido.
15. A ora recorrente quando foi buscar as duas encomendas postais, tinha esperança que a quantiade de droga era mais ou menos equiparado como as ultimas três vezes (Mop$5,000).
16. Não ficou provado então qual era a quantidade de Mop$5,000 cocaína que a recorrente cedeu ou consumiu juntamente como 4.º arguido, nas últimas três vezes.
17. Apesar que agora a droga apreendida nos autos foi superior a 5 dias para consumo, mas a intenção volitiva da recorrente era de ir levantar uma droga de quantidade diminuta, como as últimas três vezes.
18. Assim, estando faltar d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ou trafico de estupefaciente (superior a 5 dias para consumo) impõe-se dizer que o Tribunal a qua ao qualificar a conduta da ora recorrente, não tomou uma decisão segura, especialmente o porquê de não considerar o depoimento da ora recorrente.
19. Com a falta de suporte d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crime agora imputado, nunca é seguro dado como provado que a recorrente estava ciente na altura sobre o quantum de cocaína existente no interior das duas encomendas postais.
20. Por força d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seus limites, e 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que em sede probatória se concretiza no principio in dubio pro reo resulta que: quanto a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pelo Tribunal a qua, evidenciando dúvidas, designadamente, que a recorrente sabendo perfeitamente o quantum cocaína continha no interior nas duas encomendas postais.
21. Todos sabemos que a actividade de julgar,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lica uma actividade algo subjectivante, muito embora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tenha de assentar em critérios objectivos que forneçam credibilidade ao julgamento dos factos.
22. Face ao acervo probatório alcançado, deve o tribunal assumir a posição que mais favorece a arguida. Na dúvida, deve decidir a favor do arguida.
Somos, naturalmente, compelidos a concluir qu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que fundamentaram 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pelo crime de detenção ilicita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º 14.º n.º 2 e 3, conjugado com o art.º 8.º n.º 1, todos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numa pena de 6 anos de prisão da recorrente não possuem sustentação probatória suficiente, em razão que, concretamente, se colocam sobre o “não possam ser subtraídos à dúvida razoável do tribunal”, a garantia do tribunal a quo que a recorrente sabia perfeitamente que as duas encomendas postais apreendidos nos autos, continham no interior cocaína com quantidade para consumo maior que 5 dias.
23. Devendo assim, na dúvida, condenar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nos termos do art.º 11.º n.º1 1) conjugado o art.º art.º 14.º n.º 2 e 3, todos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pel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24. Aplicando os critérios de escolha da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à recorrente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dentro da moldura penal de um 5 a 15 anos de prisão com que aplicou a pena de 6 anos de prisão, no seu entendimento, por ser a correcta nos termos dos raciocínios desenvolvi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 entende-se que a pena a aplicar com o crime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à arguida aqui recorrente, usando os mesmos critérios que, no aludido quadro levaram à sua fixação para 6 anos de prisão, deveria ser a de 1 ano e 5 meses de prisão ao invés da pena aplicada de 6 anos.
25. A recorrente entendeu ainda que o Tribunal a quo ao condenar a arguida devia aplicar as circuntâncias atenuantes previstas e consagradas pelo art. 18.º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conjugado com a alíneas c)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do Código Penal; e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todos do Código Penal.
26. A circuntância atenuante prevista pelo art. 18.º da Lei n.º 17/2009 conjugado com a alíneas c)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do Código Penal, porque segundo o art. 18.º da Lei n.º 17/2009 “No caso de prática dos factos descritos nos artigos 7.º a 9.º e 11.º, se o agente abandonar voluntariamente a sua actividade, afastar ou fizer diminuir consideravelmente o perigo por ela causado ou se esforçar seriamente por consegui-lo, auxiliar concretamente na recolha de provas decisivas para a identificação ou captura de outros responsáveis, especialmente no caso de grupos, de organizações ou de associações, pode a pena ser-lhe especialmente atenuada ou haver lugar à dispensa de pena.”
27. E por sua vez dispõe na alínea c) do n.º 2 art.º 66.º do Código Penal, “Ter havido actos demonstrativos de arrependimento sincero do agente, nomeadamente a reparação, até onde lhe era possível, dos danos causados”; e d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 do Código Penal “Ter o agente sido especialmente afectado pelas consequências do facto”.
28. Conforme o acórdão do Tribunal a qua, apesar de ter sido comprovado que - a arguida tendo admitido quase todos os facto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momento anterior colaborou com a Polícia Judiciária para a detenção dos 1.º e 3.º arguidos - a arguida se sente agora muito arrependida e triste, mas o Tribunal a quo não aplicou as atenuantes especiais à recorrente.
29. Na realidade, a arguida para além de ter considerado pelo Tribunal a quo que confessou as acusações, e sentiu-se muito arrependida (Doe. n.º 1), e colaborou na descoberta da verdade no decorrer de todo o processo, desde a sua detenção até em pleno julgamento.
30. Por isso entende a arguida que estava beneficada com duas atenuantes especiais nos termos do art. 18.º da Lei n.º 17/2009 conjugado com a alíneas c)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do Código Penal.
31. Até que o Dignissímo Procurador Adjunto nas suas justiças alegações também pronunciou que seja aplicada a atenuante do art. 18.º da Lei n.º 17/2009 para a recorrente conforme documentada na audiência no momento, na gravação de audiência reduzido no disco, file CR2-21-0282- PCC, subfile CH, PM, 3P-_7ONG00720121 - Part, nos seguintes momentos dos seguintes:
“15:38助理檢察長：尊敬嘅法官大人，辯護人閣下，咁今日呢，A同埋B呢係被指一項呢個17/2009號法律第8條1款嘅販毒罪呢，C係一項販毒同一項吸食毒品罪呢，H一項吸食毒品罪嘅，咁就第一同第二嫌犯呢都已經係承認咗個犯罪事實啦，咁哎判處呢我哋，唔係，應該判處罪名成立，咁我諗就考慮呢個是否有一個第18條特別減輕情節呢呢個問題嘅時候呢，我認為都符合有關嘅要求，啦，兩個人呢都像向哎警方提供咗呢，係另外一個對於呢件事要負責嘅人，嗰個一個決定性嘅哎，協助啦，故此呢應該係符合呢個第18條嘅特別減輕情節。”
32. Infelizmente, o Tribunal a quo desconsiderou ambas as atenuantes.
33. O Tribunal a quo também desconsiderou a atenuante prevista pel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igo 66.º, que apesar provado que após a detenção, a arguida, como divorciada e única pai (mãe) que encarregava o poder paternal dos dois filhos menores (Doe. n.º 2 a 8) ela perdeu oportunidade de continuar assumir o poder-dever de tomar cuidados das suas crianças, criando uma situação inrecuperável porque enquanto seus filhos de tenra idade que exige uma especial amor e educação contínua, a ora recorrente porque cometeu o crime não pode de facto cuidar os filhos durante o período do cumprimento da sua pena, pelo que das consequências do cometimento do crime afectou especialmente à recorrente.
34. Decorre 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concretamente declarou em audiência, no seu interrogatório, devidamente documentadas, na gravação de audiência reduzido no disco, file CR2-21- 0282-PCC, subfile CH, PM, 3P-_7ONG00720121 - Part, nos seguintes momentos, do interrogatório feito pelo seu defensor, a 2.a arguida declarou dos seguintes:
“24:28第二嫌犯辯護人：問你屋企啦，頭先法官都問過啦，你就同你先生以前，幾，幾時離吖婚嘎，幾多年前？
24:37B：唔，唔記得17定18年。
24:40第三嫌犯辯護人：OK。當時嗰D仔女，啦，依家對仔女好似係咪一個9歲，一個11歲吖？
24:46B：其實由細到大個女都係跟我，都係我屋企養同我屋企揍，我自己搞措嘅。
24:53第二嫌犯辯護人:：OK。佢哋依家讀幾多年班呀？
24:55B：一個五年班，一個六年班。
24:58第二嫌犯辯護人：咁依家你入咗冊邊個揍呀？
24:59B：我媽咪62歲一個人揍住佢兩個。
25:04第二嫌犯辯護人：咁你明知販毒有咁嘅結果點解你要販毒呀？
25:07B：我唔想嘎，我一個人揍住D小朋友養…
25:12第二嫌犯辯護人：回答問題吖，你明知販毒有可嘅結果點解你揍仔女都要去販毒呀？
25:18B：我想識多人D做多D生意…
25:20第二嫌犯辯護人：識多D人，識多D人，你販毒都得嘎啦咩？
25:24第二嫌犯辯護人：有無後悔呀？
25:24B：有…
25:25第二嫌犯辯護人：你咪咎由自取呀？
25:26B：係…
25:27第二嫌犯辯護人：自食其果係咪呀？
25:28B：係…
25:34第二嫌犯辯護人：以後敢唔敢呀？
25:35B：唔敢啦…
25:38第二嫌犯辯護人：法官我無嘢問啦。”
35. Nesse sentido nas alegações, o defensor da 2ª arguida, ora recorrente, também propôs as respectivas atenuantes para a recorrente conforme documentada na audiência no momento, na gravação de audiência reduzido no disco, file CR2-21-0282-PCC, subfile CH, PM, 3P-_7ONG00720121 - Part, no momento 20:15.
36. Infelizmente, o Tribunal a quo também não atendeu isso como a recorrente ter sido especialmente afectado pelas consequências de facto.
37. A recorrente também não pode conformar com essa decisão, porque não deixa assim, na realidade, que da detenção e punição da recorrente já lhe afectou essas consequências - como divorcida e munido com poder paternal não pode cuidar os seus filhos durante o cumprimento da pena.
38. Entende assim a recorrente que viável é 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atento também o estatuído na al. e) do n.º 2 do art. 66º do C.P., onde se prevê como circunstância para tal atenuação “ter o agente ficado especialmente afectado pelas consequências do facto”.
39. O crime de detenção ilícita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previsto e punido pelo art.º 14.º n.º 2 e 3 da Lei n.º 17/2009, se a sua quantidade exceder cinco vezes a quantidade, aplicam-se, consoante os casos, as disposições dos artigos 7.º,8.º ou 11.º.
40. Por ter sido condenada conjugado com o art.º 8.º n.º 1 da Lei n.º 17/2009., assim a pena será punido com pena de pri-são de 5 a 15 anos.
41.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7.º do Código Penal, a atenuação especial: “Sempre que houver lugar à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observa-se o seguinte relativamente aos limites da pena aplicável: a) O limite máximo da pena de prisão é reduzido de um terço; b) O limite mínimo da pena de prisão é reduzido a um quinto se for igualou superior a 3 anos e ao mínimo legal se for inferior”.
42. Para o caso sub judice, havendo atenuação especial a moldura abastracta da pena parcelar passaria para um ano a dez anos de prisão.
43. Aplicando os critérios de escolha da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à recorrente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dentro da moldura penal de 5 a 15 anos de prisão com que aplicou a pena de 6 anos de prisão, no seu entendimento, por ser a correcta nos termos dos raciocínios desenvolvi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 entende-se que a pena a aplicar com atenuação especial à arguida aqui recorrente, usando os mesmos critérios que, no aludido quadro levaram à sua fixação para 6 anos de prisão, deveria ser a de 2 anos de prisão ao invés da pena aplicada de 6 anos.
44. Na procedência do entendimento esboçado pela recorrente, a nova pena concreta por que se propugna dentro da nova moldura penal encontrada - justificar-se-ia a questão adicional de saber se, permitindo a lei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limite máximo não superior a 3 anos (art.º 48.º do CP) o facto de ter colaborado para a detenção dos outros arguidos e confessado plenamente os factos que lhe foram imputados nos trâmites do processos, nomeadamente na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amento.
PEDIDO
TERMOS EM QUE, e contando o doutr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julgado procedente e, em consequência:
a) Julgar violação do art.º art.º 14.º n,º 2 e 3, conjugado com o art.º 8.º n.º 1, todos da Lei n.º 17/2009, e em vez de condenar a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detenção ilicita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devendo assim, na dúvida, pelo princípio in dubio pro reo condenar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nos termos do art.º11.º n.º1 1) conjugado o art.º art.º 14.º n.º 2 e 3, todos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Aplicando os critérios de escolha da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à recorrente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dentro da moldura penal de um 5 a 15 anos de prisão com que aplicou a pena de 6 anos de prisão, no seu entendimento, por ser a correcta nos termos dos raciocínios desenvolvi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 entende-se que a pena a aplicar com o crime de produção e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à arguida aqui recorrente, usando os mesmos critérios que, no aludido quadro levaram à sua fixação para 6 anos de prisão, deveria ser a de 1 ano e 5 meses de prisão ao invés da pena aplicada de 6 anos;
b) E se assim não entender, julgar procedente para aplicação à recorrente as circuntâncias atenuantes previstas e consagradas pelo art.18º0 da Lei n.º 17/2009 de 10 de Agosto conjugado com a alíneas c)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do Código Penal todos do Código Penal; e/ou da alínea e) do n.º 2 do art.º 66.º e 67.º todos do Código Penal. Aplicando os critérios de escolha da medida da pena aplicada à recorrente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dentro da moldura penal de 5 a 15 anos de prisão com que aplicou a pena de 6 anos de prisão, no seu entendimento, por ser a correcta nos termos dos raciocínios desenvolvi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 entende-se que a pena a aplicar com atenuação especial à arguida aqui recorrente, usando os mesmos critérios que, no aludido quadro levaram à sua fixação para 6 anos de prisão, deveria ser a de 2 anos de prisão ao invés da pena aplicada de 6 anos;
c) Na procedência do entendimento esboçado pela recorrente, as novas penas concretas por que se propugna dentro da nova moldura penal encontrada - permitindo a lei a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de limite máximo não superior a 3 anos, e em consequência, suspender a sua execuç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48.º do Código Penal.
Procedendo de um dos modos por que se requer, farão V, Exªs, no entendimento da recorrente, boa e sã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prevista no art. 18º dai Lei 10/2016 não se opera automaticamente;
2. Também não é de atenuar especialmente a pena do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do arguido recorrente nos termos do art.o 18.o da Lei n.o 17/2009, por não estar em causa o desmantelamento de uma organização ou rede de traficantes;
3. A atenuação especial só pode ter lugar em casos “extraordinários” ou “excepcionais”, ou seja, quando a conduta em causa “se apresente com uma gravidade tão diminuída que possa razoavelmente supor-se que o legislador não pensou em hipáteses tais quando estatuiu os limites normais da moldura cabida ao tipo de facto respectivo;
4. Devido aos antecedentes criminais e a premente necessidade de prevenção dos crimes relacionados com a droga, também não se deve atenuar a pena nos termos gerais do CPM;
5. A jurisprudência entende que “ “Erro” é toda a ignorância ou falsa representação de uma realidade. Daí que já não seja “erro” aquele que possa traduzir-se numa “leitura possível, aceitável ou razoável, da prova produzida”, Sempre qu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recorrido se mostre ser uma convicção razoavelmente possível e explicável pel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comum, deve a mesma ser acolhida e respeitada pelo Tribunal de recurso.” (Ac. do TS1 de 26/09/2019, proc. no. 870/2019);
6. In casu, o douto Tribunal a quo ouviu as declarações dos arguidos e das testemunhas, considerou as mensagens entre o 3º e 1º Recorrente, o auto da PJ que descreveu a ocorrência da operação e formou a tal convicção é totalmente razoável e lógica segundo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no exercício do poder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 114º do CPPM;
7. N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vigora no nosso regime a teoria de margem de liberdade, bastando a pena concreta se situa dentro da moldura penal;
8. In casu, para além da pena concreta se situa dentro da moldura penal de 5 a 15 anos, a medida concreta de 6 anos é muito baixa sem qualquer margem de redução;
9. Se a 2ª. Recorrente aceitou em receber 2 pacotes de postais que contem droga sem procurar saber a sua quantidade, quer dizer que aceita qualquer quantidade que seja, representando o dolo eventual que é punível;
10. Pelo que não se pode qualificar como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devido ao alegado desconhecimento da quantidade traficada;
11. Não havendo lugar à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nem a alteração da qualificação do crime para tráfico de menor gravidade, mantendo a actual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não pode haver suspensão da execução da pena para a 2ª. Recorrente, pois o art. 48º do CPM, exige o requisito formal da pena concreta não superior a 3 anos de prisão;
12. E mesmo em relação ao requisito material, a 2ª arguida já tinha sido condenada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consumo de estupefaciente suspensa na execução da pena e acabou por cometer outro crime do mesmo âmbito com maior gravidade, dificilmente podia chegar a prognose favorável de comportamento futura da 2ª. Recorrente;
13. Em relação ao 3ª Recorrente, embora seja primária, no entanto considerando as prementes necessidades de prevenção tanto geral como especial dos crimes relacionados com a droga, entendemos justo e adequado a aplicação da pena efectiva;
14. A quantidade que o 3º Recorrente pretendia adquirir é matéria de facto que o Tribunal pode e deve apreciar segundo 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15. Analisado as provas em conjunto e tendo chegado a conclusão que o 32 Recorrente pretendia adquirir uma quantidade superior a 5 dias de consumo pessoal, a qualificação do crime é totalmente correcta.
Ness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ossas Excelências Venerandos Juízes julgar improcedente o recurso fazendo a habitual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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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2022 p.6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