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
第1085/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A
B
C
D
日期：
2022年5月12日
主要法律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偽造文件罪
摘 要
1. 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及答辯狀內的事實，亦審查了相關嫌犯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而上訴人在答辯狀所提及的M/7格式按順序發出，有關患者有慢性病等事實並不足以影響相關嫌犯在M/7格式上填上不真實事實的行為，因此，原審法院沒有將相關事實逐一列出亦非遺漏審理。故此，原審判決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關於兩上訴人所提出的相關上訴理據，兩上訴人實際上是質疑原審法院在證據審查方面存有錯誤，並不屬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相關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有關事實做出判斷。
雖然三名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考慮“望、聞、問、切”的醫療程序而認定相關病人必須親自到診所求診。另外，上訴人提出M/7表格不是專門用於申請病假的用途。上訴人亦提出就診時間與病人離境時間之相差不充分可推斷病人沒有到診所求診等等。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3. 本案所涉及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可以適當地證明法律上的重要事實，而另一方面，雖然上訴人提出其不知悉患者使用M/7收據的用途，但是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上訴人便為着保險索償的效力將屬重要事實不實載於相關文件上。
從相關已證事實中可以看到，上訴人的行為已構成《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的不法罪狀要素。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
第1085/2020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
A
B
C
D
日期：
2022年5月12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0年9月30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2-20-0206-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八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每項被判處九個月的徒刑。數罪並罰，第一嫌犯合共被判處三年徒刑的單一刑罰，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第一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20,000澳門元的捐獻。
同判決中，第七嫌犯B被裁定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被判處九個月的徒刑，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第七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10,000澳門元的捐獻。
同判決中，第九嫌犯C被裁定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六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每項被判處九個月的徒刑。數罪並罰，第九嫌犯合共被判處兩年三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第九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15,000澳門元的捐獻。
同判決中，第十四嫌犯D被裁定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被判處九個月的徒刑，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條件，第十四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10,000澳門元的捐獻。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關於“原審合議庭判決”因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而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瑕疵
2. 對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針對“2014年11月27日，第二嫌犯E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1月25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二嫌犯E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25日、編號為AXXXX434、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E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43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及“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二嫌犯E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2月24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二嫌犯E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4日、編號為AXXXX505、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E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505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之既證事實(第3點、第4點、第5點、第8點、第9點及第10點)。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3. 另一方面，針對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主張之待證事實，當中包括：“於2014年11月19日，第二嫌犯E因患有肩周炎，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由第一嫌犯A為第二嫌犯E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及“於2014年11月25日，第一嫌犯A一直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432至AXXXX436。”及“針對編號為AXXXX434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之前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432及AXXXX433)及之後的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435及 AXXXX436)，均是於2014年11月25日向病人發出的收據。”及“於2014年12月24日，第一嫌犯A一直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502、AXXXX504至AXXXX507。”及“針對編號為AXXXX505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之前收據(編號為AXXXX502及AXXXX504)及之後的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506及AXXXX507)，均是於2014年12月24日看診後向病人發出的收據。”(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10點、第11點、第12點、第13點及第14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75至1176頁)未能獲得證明，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4. 根據卷宗第1188至1190頁，顯示於2014年11月25日，上訴人開出了編號為AXXXX432至AXXXX436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其屬同一天所開立的連續順序M/7格式職業稅收據。
5. 由此可見，上訴人是不可能在2014年11月27日(即兩日之後)，開立一張以連續順序方式，日期為2014年11月25日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6. 因此，針對原審判決書，在認定有關第3點、第4點及第5點的既證事實時，明顯地違反了邏輯法則。
7. 同時，針對原審合議庭，對於未能證明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辨狀內的第10點、第11點、第12點待證事實，亦明顯地違反了邏輯法則。
8. 首先，原審合議庭認為(載於原審判決書第54頁)中醫學講求的是“望、聞、問、切”，從而認為上訴人(第一嫌犯)所指的無須病人親身出診便能開藥的方式十分匪夷所思。然而，原審合議庭在採納上訴人陳述及證人證言，以及卷宗的文件(透過答辯狀所提供的一切M/7格式職業稅收據)證據時，明顯地出現錯誤及遺漏。
9. 上訴人(第一嫌犯)指出，病患者前往其診所就診，是區分有初診及複診的兩類情況。前者，病患者必須親身到場就診，亦即原審合議庭所指的“望、聞、問、切”；後者，則是按病患者的病症屬何種類別，而判斷病患者在複診或延續治療時，能否根據之前的醫囑而適當處方，並是否可以由其家人代為領取中藥。
10. 上訴人(第一嫌犯)亦指出，並非所有病症都容許用上述所指的方式處；而只有屬長期、慢性或相對穩定的病患，並根據之前初診的醫囑，可適當地延續處方開藥。反之，對於急性、複雜或不穩定病患(例如：心臟病、腦血管疾病)，則不適用。
11. 對於在卷宗內所指所(主文已逐一指出)有病患者不在澳門境內的情況，均屬於複診或延續治療的情況；只要針對相關涉案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日期及病狀，與之前病患者在初診時的日期及病狀來作比較，便可以顯而易見。
12. 原審合議庭(載於原審判決書第54頁)在形有罪心證時，僅考慮了中醫學講求“望、聞、問、切”，故病患者必須親自到場；而忽略了病患者是否屬於初診者，還是屬於複診或延續治療，亦忽略了病患者所涉為何等病症。
13. 另一方面，針對原審判決書內第8點、第9點及第10點的既證事實，主要以第二嫌犯E於2014年12月24日晚上8時38分才入境澳門，故認定其當晚沒有就診。然而，當中是存有極大疑。
14. 事實上，根據經驗法則，從澳門關閘口岸步行到黑沙環XXXXXXXXXXXXX地下BE地鋪；其步行時間也不超過15分鐘。
15. 原審判決書內的既證事實，亦沒認定上訴人的開診及休息時間；更沒有認定上訴人不會超時應診之事實。
16. 根據無罪推定原則，針對上訴人的不利事實，均應為控方作出證明；卷宗內並沒有任何的合法證據，可以證明在2014年12月24日晚上上訴人沒有為E看診。
17. 為此，針對原審判決書在獲證明事實第3點、第4點、第5點、第8點、第9點及第10點的認定上，明顯是出現錯誤，為着一切法律效力，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第3點、第4點、第5點、第8點、第9點及第10點之事實提出爭議，並認為有關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證得證實。
18. 另一方面，針對原審判決書內，指未能證明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的第10點、第11點、第12點、第13點及第14點待證事實，也明顯是出現錯誤。反之，該等在上訴人答辯狀內所指的事實，應當視為得以證實。
19. 對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針對“2014年10月14日，第三嫌犯F前往“XXX團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0月18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三嫌犯F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0月18日、編號為AXXXX892、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三嫌犯F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89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及“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三嫌犯F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求診日為2014年12月26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三嫌犯F的要求，簽發了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6日、編號為AXXXX648、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三嫌犯F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64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之既證事實(第15點、第16點、第17點、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20. 另一方面，針對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主張之待證事實，當中包括：“於2014年10月15日，第三嫌F因患有感冒，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第三嫌犯F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及“於2014年10月18日，第三嫌犯F有感冒、咳，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及“在“XXX國藥堂”的其他中醫生，參考有關第三嫌犯F的原有處方，為其處方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及“為著履行澳門財政局之稅務申報義務；第一嫌犯A於回澳(2014年10月19日)後，補充簽署有關於2014年10月18日 因收取開藥費用，而必須填寫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於2014年10月21日，第三嫌犯F有咳，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及“於2014年12月26日早上，第一嫌犯A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646至AXXXX647及的AXXXX649。”及“針對編號為AXXXX648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之前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646至AXXXX647)及之後的一張收據(編號為AXXXX649)，均是於2014年12月26日看診後向病人發出的收據。”(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15點、第16點、第18點、第19點，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76至1177頁)，未能獲得證明，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21. 根據卷宗第1194頁顯示，於2014年10月15日，F因患有感冒，而前來上訴人(第一嫌犯)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F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
22. 卷宗內並沒有任何合法證據顯示，於2014年10月14日F曾前往“XXX國藥堂”；亦沒有任何的合法證據顯示，F曾於要求上訴人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0月18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23. 原審合議庭針對上述事實，指出了上訴人與F之間的兩項主觀目的，其分別為：1.)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2.)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然而，上訴人認為原審合議庭在認定上述兩點事實時，顯示犯有錯誤。
24. 原審合議庭在認定上述事實時，明顯錯誤地混淆了“M/7格式職業稅收據”與“病假證明書”之功能，亦忽略了兩者之間的區別。
25. 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當病患者到“XXX國藥堂”複診時，倘上訴人不在澳門，G中醫生可以按該病患者在初診時的醫囑，及以電話方式與上訴人聯絡後為病患者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
26. 事實上，一般平常人都曾有過患感冒的經驗，從一般經驗法則，合資格的中醫生都可以知悉相關的治理流程及方案。因此，在2014年10月18日，由G中醫生，根據F於2014年10月15日所初診的醫囑，其透過電話聯絡上訴人溝通病況，從而為F開藥；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的。
27. 原審合議庭並沒有分析F所患有的病症類別，亦沒有分析F、在2014年10月15日、18日、21日，這三次的病症變化及時間，更沒有指出本澳是否有法律或衛生指引禁止中醫生以遠端方式進行會診。
28. 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均指出由於F是屬於上訴人的病人，“XXX國藥堂”的中草藥也是由上訴人所採購，而相關的開藥費用，亦屬於上訴人所收取；故此，基於報稅義務，上訴人才會在回澳後，根據收取開藥費用的日期，候補簽發相關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29. 另一方面，針對原審判決書內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的既證事實，主要是以上訴人(第一嫌犯)於2014年12月26日上午11時24分已離開澳門，故認定其當日沒有應診。然而，上訴人表示並不認同。
30. 根據卷宗第277頁、第1196至1197頁，顯示於2014年12月26日開出了編號為AXXXX646、AXXXX647及AXXXX64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31. 由此可見，於2014年12月26日上午，上訴人是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
32. 根據無罪推定原則，針對上訴人的不利事實，均應為控方作出證明；卷宗內並沒有任何的合法證據，可以證明在2014年12月26日上午上訴人沒有為F看診。
33. 為此，針對原審判決書在獲證明事實第15點、第16點、第17點、第19點、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的認定上，明顯是出現錯誤，為着一切法律效力，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第15點、第16點、第17點、第19點、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之事實提出爭議，並認為有關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證得證實。
34. 另一方面，針對原審判決書內，指未能證明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的第15點、第16點、第18點、第19點、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待證事實，也明顯是出現錯誤。反之，該等在上訴人答辯狀內所指的事實，應當視為得以證實。
35. 對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針對“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四嫌犯H前往XXX國藥堂”向第一嫌犯A求診。由於有關醫藥費超出了保險公司的索償金額上限，為著成功索取相關賠償，第四嫌犯H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數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四嫌犯H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0月14日及編號為AXXXX63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一張日期為2014年10月17日及編號為AXXXX81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7日及編號為AXXXX68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一張日期為2015年2月27日及編號為AXXXX79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分別為澳門幣22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四嫌犯H均清楚知悉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之既證事實(第27點、第28點及第29點)，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36. 另一方面，針對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主張之待證事實，當中包括：“於2014年10月1日，第四嫌H因患有感冒、咳，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第四嫌H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及“於2014年10月14日，第一嫌犯A一直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638至AXXXX641。”及“針對編號為AXXXX639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之前收據(編號為AXXXX638)及之後的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640及AXXXX641)，均是於2014年10月14日看診後向病人發出的收據。”及“於2014年10月17日，第四嫌H仍然有咳，從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及“在“XXX國藥堂”的其位中醫生，參考有關第四嫌H的原有處方，為其處方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及“為著履行澳門財政局之稅務申報義務；第一嫌犯A於回澳(2014年10月19日)後，補充簽署有關於2014年10月17日因收取開藥費用，而必須填寫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於2014年12月24日，第四嫌H因患有胃炎，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第四嫌H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及“於2014年12月27日，第四嫌H仍有胃部不適，從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及“在“XXX國藥堂”的其他中醫生，參考有關第四嫌H的原有處方，為其處方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及“為著履行澳門財政局之稅務申報義務；第一嫌犯A於回澳(2014年12月28日)後，補充簽署有關於2014年12月27日因收取開藥費用，而必須填寫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於2015年1月30日、2月2日、2月5日及2月9日，第四嫌犯H仍有胃部不適，從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治療。”及“於2015年2月27日，第一嫌犯A一直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790至AXXXX794。”及“針對編號為AXXXX792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之前的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790及AXXXX791)及之後的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793及AXXXX794)，均是於2015年2月27日看診後向病人發出的收據。”(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23點、第24點、第25點、第26點，第28點、第29點、第30點、第31點、第33點、第34點、第35點、第36點及第37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78至1180頁)未能獲得證明，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37. 根據卷宗第1198頁顯示，於2014年10月11日，第四嫌H因患有感冒、咳，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第四嫌H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
38. 根據卷宗第1199頁至第1200頁顯示，於2014年10月14日，上訴人開出了編號為AXXXX638至AXXXX641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其屬同一天所開立的連續順序M/7格式職業稅收據。
39. 由此可見，上訴人是不可能預先為H提前開立2014年10月14日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因上訴人根本無法預計由2014年10月1日(H初診之時)至2014年10月14日之間，究竟將會有多少病患者前來就診，從而須要簽發M/7格式職業稅收據。
40. 在本個案中，於2014年10月11日，H因患有感冒、咳，而前來上訴人(第一嫌犯)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根據一般經驗法則，針對感冒病症均有其治療的週期及方案；對於具有長期中醫工作經驗的上訴人而言，即使在2014年10月14日由H的家人，替其前來領取中藥，並簡單指出其現況，亦不妨礙上訴人可以參看初診時的醫囑及經驗，而為H處方開藥。
41. H的感冒病症，是始於2014年10月11日，一直延續治療而致2014年10月14日及2014年10月17日。
42. 正如前文所述，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當病患者到“XXX國藥堂”複診時，倘上訴人不在澳門，G中醫生可以按該病患者在初診時的醫囑，及以電話方式與上訴人聯絡後為病患者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
43. 原審合議庭並沒有分析H所患有的病症類別，亦沒有分析H在2014年10月11日、14日、17日，這三次的病症變化及時間，更沒有指出本澳是否有法律或衛生指引禁止中醫生以遠端方式進行會診。
44. 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均指出由於H是屬於上訴人的病人，“XXX國藥堂”的中草藥也是由上訴人所採購，而相關的開藥費用，亦屬於上訴人所收取；故此，基於報稅義務，上訴人才會在回澳後，根據收取開藥費用的日期，候補簽發相關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45. 值得注意，針對在2014年10月11日、10月14日、10月17日，H是基於感冒而需要作服用一連串的中藥；上訴人針對前述所指的三次處方開藥，每次均是以三天用量作為處方標準。根據一般經驗法則，每次都是屬於正常的處方用量；而並非為避免有關醫藥費超出了保險公司的索償金額上限而刻意分立。事實上，如果一次的中醫就診，而為病患者一次性地處方九天的中藥用量；這才是真正地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
46. 另一方面，根據卷宗第1201頁顯示，於2014年12月24日，H因患有胃炎，而前來上訴人(第一嫌犯)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H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
47. 根據卷宗第330頁顯示，涉及H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除了指出有關的日期為2014年12月27日之外，還指出了其患有胃炎；同時，根據卷宗第1202頁、第1203頁及第1205頁顯示，涉及H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除了指出有關的日期為2015年1月30日、2月2日、2月5日、2月9日及2月27日之外，還指出了其患有胃炎。
48. 正如前文所述，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當病患者到“XXX國藥堂”複診時，倘上訴人不在澳門，G中醫生可以按該病患者在初診時的醫囑，及以電話方式與上訴人聯絡後為病患者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
49. 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均指出由於H是屬於上訴人的病人，“XXX國藥堂”的中草藥也是由上訴人所採購，而相關的開藥費用，亦屬於上訴人所收取；故此，基於報稅義務，上訴人才會在回澳後，根據收取開藥費用的日期，候補簽發相關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50. 事實上，分析卷宗第1201頁、第330頁、第1202頁、第1203頁及第1205頁，可以反映H由2014年12月24日開始，便患上屬慢性的胃炎病症。
51. 根據卷宗第1204頁至1206頁顯示，於2015年2月27日，上訴人開出了編號為AXXXX790至AXXXX79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其均屬同一天所開立的連續順序M/7格式職業稅收據。
52. 由此可見，上訴人是不可能預先為H提前開立2015年2月27日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因上訴人根本無法預計由2014年10月14日前(第一張被懷疑的M/7格式收據之簽出日)至2015年2月27日之間，究竟將會有多少病患者前來就診，從而須要簽發M/7格式職業稅收據。
53. 正如前文所述，上訴人指出，病患者前往其診所就診，是區分有初診及複診的兩類情況；對於屬慢性的病患，並根據之前初診的醫囑，可適當地延續處方開藥，並可以由其家人代為領取中藥。
54. 值得注意，在2014年12月24日開始，H便患有慢性的胃炎病症，針對具有屬長期性質的慢性病患；上訴人不可能一朝一夕地把所有的治病中藥，全部一次性地盡數處方。同時，一般平常人地可以簡單察看到，針對2014年10月14日(AXXXX63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2014年10月17日(AXXXX81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2014年12月27日(AXXXX68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2015年2月27日(AXXXX79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分別為“感冒”及“胃炎”兩項病症。事實上，如果一次(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的中醫就診，而為病患者一次性地處方所有的中藥用量(包括不同病症)；這才是真正地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
55. 為此，針對原審判決書在獲證明事實第27點、第28點及第29點的認定上，明顯是出現錯誤，為著一切法律效力，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第27點、第28點及第29點之事實提出爭議，並認為有關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證得證實。
56. 另一方面，針對原審判決書內，指未能證明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的第23點、第24點、第25點、第26點，第28點、第29點、第30點、第31點、第33點、第34點、第35點、第36點及第37點之待證事實，也明顯是出現錯誤。反之，該等在上訴人答辯狀內所指的事實，應當視為得以證實。
57. 對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針對“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五嫌犯I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1月30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五嫌犯I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30日、編號為AXXXX754、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五嫌犯I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75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之既證事實(第35點、第36點及第37點)，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58. 另一方面，針對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主張之待證事實，當中包括：“於2014年10月9日，第五嫌I因患有腰痛，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第五嫌I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及“於2014年11月30日，第五嫌I因腰部不適，從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及“在“XXX國藥堂”的其他中醫生協助診斷，並參考有關第五嫌I的原有處方，為其處方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及“為著履行澳門財政局之稅務申報義務；第一嫌犯A於回澳(2014年12月1日)後，補充簽署有關於2014年11月30日因收取開藥費用，而必須填寫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38點、第39點、第41點及第42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80至1181頁)未能獲得證明，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59. 根據卷宗第1207頁顯示，於2014年10月9日，I因患有腰痛，而前來上訴人(第一嫌犯)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I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
60. 根據卷宗第266頁顯示，涉及I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除了指出有關的日期為2014年11月30日之外，還指出了其患有腰痛。
61. 正如前文所述，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當病患者到“XXX國藥堂”複診時，倘上訴人不在澳門，G中醫生可以按該病患者在初診時的醫囑，及以電話方式與上訴人聯絡後為病患者開藥，並於當日收取開藥費用。
62. 原審合議庭並沒有分析I所患有的病症類別，是屬於具有長期性質的腰痛病症。G中醫生所主理針灸、推拿，對治理腰痛亦具有一定經驗，故其參看初診的醫囑及透過手機與上訴人(第一嫌犯)聯絡後，為I開藥，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的。
63. 根據上訴人陳述及G的證人證言，均指出由於I是屬於上訴人的病人，“XXX國藥堂”的中草藥也是由上訴人所採購，而相關的開藥費用，亦屬於上訴人所收取；故此，基於報稅義務，上訴人才會在回澳後，根據收取開藥費用的日期，候補簽發相關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64. 為此，針對原審判決書在獲證明事實第35點、第36點及第37點的認定上，明顯是出現錯誤，為着一切法律效力，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第35點、第36點及第37點之事實提出爭議，並認為有關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證得證實。
65. 另一方面，針對原審判決書內，指未能證明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的第38點、第39點、第41點及第42點之待證事實，也明顯是出現錯誤。反之，該等在上訴人答辯狀內所指的事實，應當視為得以證實。
66. 對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針對“於其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六嫌犯J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1月29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六嫌犯J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29日、編號為AXXXX649、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30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六嫌犯J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64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及“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六嫌犯J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分別為其及其女兒K簽發於2014年12月26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及“第一嫌犯A應第六嫌犯J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6日、編號為AXXXX639及求診人為K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6日、編號為AXXXX638及求診人為第六嫌犯J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為澳門幣30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及“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六嫌犯J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639及編號為AXXXX63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之既證事實(第42點、第43點、第44點、第47點、第48點及第49點)，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67. 另一方面，針對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主張之待證事實，當中包括：“於2014年11月25日，第六嫌犯之女兒K因患有成冒、咳，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K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及“於2014年11月29日，第一嫌犯A一直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650至AXXXX651。”及“針對編號為AXXXX649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之後的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650及AXXXX651)，均是於2014年11月29日看診後向病人發出的收據。”及“編號為AXXXX649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病人姓名為K(即第六嫌犯之女兒)。”及‘K於2014年11月29日中午12日寄34分才離開澳門。”及“於2014年12月11日，第六嫌犯之女兒K仍然有咳，從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及“於2014年12月20日，第六嫌犯J因患有腰痛，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第六嫌犯J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及於2014年12月23日，第六嫌犯J因腰痛，從而前來第一嫌犯A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及於2014年12月26日早上，第一嫌犯A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636至AXXXX641。”及“針對編號為AXXXX638及AXXXX639之兩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之前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636至AXXXX637)及之後的兩張收據(編號為AXXXX640及AXXXX641)，均是於2014年12月26日看診後向病人發出的收據。(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43點、第44點、第45點、第46點、第47點、第48點、第49點、第50點、51點及第52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81至1183頁)未能獲得證明，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同意。
68. 根據卷宗第315頁顯示，編號為AXXXX649之M/7格式職業稅收據，病人姓名為K(即：第六嫌犯之女兒)，而並非第六嫌犯J；這與原審判決書第42點、第43點及第44點，存有明顯的錯誤。
69. 根據卷宗第139頁顯示，K於2014年11月29日中午12時34分才離開澳門。
70. 對於原審合議庭針對上述所形成的有罪心證時，似乎並未有更多的實質詮據，足以證明上訴人並沒有在當日(2014年11月29日上午)為K看診。
71. 根據無罪推定原則，針對上訴人的不利事實，均應為控方作出證明；卷宗內並沒有任何的合法證據，可以證明在2014年11月29日上午上訴人沒有為K看診。
72. 根據卷宗第1209頁顯示，於2014年12月11日，第六嫌犯之女兒K仍然有咳，從而前來上訴人(第一嫌犯)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
73. 根據卷宗第1210頁顯示，於2014年12月20日，J因患有腰痛，而前來上訴人(第一嫌犯)所經營的“XXX國藥堂”求診；並為J處方開藥，收取藥費，且開立收據；以及於2014年12月23日，J因腰痛，從而前來上訴人(第一嫌犯)所經營的“XXX國藥堂”作續後療程。
74. 根據卷宗第1211頁至1213頁顯示，於2014年12月26日早上，上訴人(第一嫌犯)在診所工作，而當日亦有為其他病人診症且發出M/7格式職業稅收據，收據編號為AXXXX636至AXXXX641
75. 由此可見，上訴人是不可能在2014年12月26日後，補充開立兩張以連續順序方式，日期為2014年12月26日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76. 上訴人是不可能預先為J提前開立兩張2014年12月26日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因上訴人根本無法預計由2014年12月23日(J離澳之日，參看卷宗第133頁)至2014年12月26日之間，究竟將會有多少病患者前來就診，從而須要簽發M/7格式職業稅收據。
77. 根據卷宗1212頁顯示，針對編號為AXXXX63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指出J因腰痛而需要開藥，從而作延續治療。參看其於2014年12月20日及2014年12月23日，均曾於“XXX國藥堂”就診，對於這種具長期性質的慢性病症(亦具有一定穩性)，可見由上訴人根據其早前的醫囑為其開藥，而無須患病者親臨，並容許由其家人代為領取，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的。
78. 根據卷宗1212頁顯，針對針對編號為AXXXX63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指出K因咳而需要開藥，從而作延續治療。參看其於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1月29日及2014年12月11日，分別基於感冒、咳及續後有咳嗽而在“XXX國藥堂”就診，對於這種感冒、咳嗽之病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及週期變化，尤其在入冬季節；上訴人已於早前就K的情況作出了相關的診斷及開立了醫囑，倘患病者的家人於2014年12月26日表述K仍有咳嗽，而希望處方相同的中藥，根據經驗法則，是具有合理性的。
79. 再次強調，上訴人於2014年12月26日上午11時24分才離開澳門。原審合議庭根本沒有任何的合法證據，足以證明於上述日期之早上，上訴人並未有開診營業。
80. 為此，針對原審判決書在獲證明事實第42點、第43點、第44 點、第47點、第48點及第49點的認定上，明顯是出現錯誤，為着一切法律效力，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書”內獲證明之事實第42點、第43點、第44點、第47點、第48點及第49點之事實提出爭議，並認為有關之事實應當視為未能證得證實。
81. 另一方面，針對原審判決書內，指未能證明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的第43點、第44點、第45點、第46點、第47點、第48點、第49點、第50點、51點及第52點之待證事實，也明顯是出現錯誤。反之，該等在上訴人答辯狀內所指的事實，應當視為得以證實。
82. 原審合議庭在形成有罪心證時所沾有的錯誤；參看原審合判決書第53頁及54頁，其判案理由且屬原審合議庭形成有罪心證之部份。
83. 原審合議庭根據卷宗第469頁的資料，指上訴人(第一嫌犯)於 2015年10月30日已以嫌犯的身份被警方訊問，並質疑上訴人(第一嫌犯)當時為何未能向警方提交手寫記錄；且認為病人的求診資料及病歷對於醫療診所而言屬重要的文件，指上訴人處理輕率；且沒有其他的文件、證據作佐證。然而，上訴人對此表示並不認同。
84.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336條、第1款的規定，未在聽證中調查或審查之任何證據，在審判中均無效，尤其是在法院形成心證上為無效力。
85. 事實上，當上訴人收到相關的控訴書之時，才清楚知道被指控的事實及各涉案患病者的相關文件資料。而上訴人亦聯絡其所聘用的會計師樓，盡力尋找對發現案件事實真相的相關M/7格式職業稅收據；並非如原審合議庭所指，沒有其他的文件、證據作佐證。
86. 再次強調，澳門刑事訴訟制度，適用無罪推定原則，直接採證原則，以及疑罪從無原則，證明嫌犯有罪之責任永遠在於控方；不能因為被指控者沒有提供證據的行為，而對其有不利之考慮。
87. 即使欠缺相關的“手寫記錄”，亦不代表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內所主張的事實不能成立。因為其形成心證的重點，是在於把所有證據，包括相關答辯狀內的文件(尤其M/7格式職業稅收據)內容，所有患病者的初診、複診日期，患病者所罹患的病症種類，結合證人證言及當事人陳述，根據經驗法則及邏輯法則，從而獲得認定事實的心證。
88. 原審合議庭認為上訴人(第一嫌犯)及辯方證人G表示其診所會向所有求診者發出M/7(不論求診者有否要求)也是有這一般的經驗法則的。對此上訴人表示並不認同。
89. 根據2/78/M號法律通過的《職業稅章程》(經第26712003號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報)，其中第15條、第1款規定，“第二組納稅人，當以酬勞，備用金，預支或任何其他名義收取其顧客款項目守，必須在收款日發回M/7式收據，並指出有關稅務編號。
90. 按照上述法律規定，顯示第二組稅人在收取顧客款項時，是“必須”在收款日發回M/7式收據。前述所指的“必須”不具有任意性質；這是屬於澳門法律，上訴人依法履行是屬合法合規的。
91. 上訴人難以理解，原審合議庭何以認定上訴人依法向所有求診者發出M/7是有違一般的經驗法則呢！
92. 原審合議庭在形成上述心證時，只簡單考處了“望、聞、問、切”四個字；而根本未有仔細地參考上訴人(第一嫌犯)在答辯狀所提交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93. 亦基於所有的涉案患病者均有初診的詳細醫囑，上訴人才可以按照相關的醫囑來判斷，在複診或延續治療時，是否能讓患病者的家屬代為領取中藥。
94. 根據上述所指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相關的病症分別為：感冒、咳、肩周炎、胃炎、腰痛，前述所指的病症皆具有穩定週期成屬慢性病患。
95. 事實上，上訴人(並獲特區政府嘉許長期服務)及證人G才是具備資格的中醫生；原審合議庭亦沒有提出任的合法證據(尤其中醫學等證人)，從而否定上訴人的陳述及G中醫生的證言。
96. 原審合議庭僅以正望、聞、問、切四個字的有限經驗，而忽略了上訴人就上述所指的所有證據；這明顯在運用經驗法則時沾有嚴重的錯誤。
97. 根據上訴人陳述及證人證言，均指出G中醫生是按患病者初診時的醫囑及以手機與上訴人聯絡後為患病者開藥。
98. 事實上，證人也是具備資格的中醫生，通過以手機方式且由兩名中醫生會診的情況，在現今的資訊科技時代，並不足為奇。
99. 基於患病者是屬於上訴人的病人，“XXX國藥堂”的中草藥也是由上訴人所採購，而相關的開藥費用，亦屬於上訴人所收取；故此，基於報稅義務，上訴人才會在回澳後，根據收取開藥費用的日期，候補簽發相關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100. 綜上所指，原審合議庭在判案理由內，指出其形成有罪證的過程，所運用的經驗及理由說明，明顯地違反了一般經驗法則及邏輯法則。
101. 關於“原審合議庭裁判”因錯誤適用法律問題而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
102. 根據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的規定，“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
103. 根據2/78/M號法律通過的《職業稅章程》(經第26712003號行政長官批示重新公報)，其中第15條、第1款規定，“第二組納稅人，當以酬勞，備用金，預支或任何其他名義收取其顧客款項時，必須在收款日發回M/7式收據，並指出有關稅務編號。
104. 立法者從沒有為上述所指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賦予其他的功能或法律性質；亦沒有容許其可以作其他的法律用途。
105. 相關法律規定了，第二組納稅人以任何名義(包括配製中藥)收取顧客款項，都必須按收取款項的日期填寫。
106. 為此，即使患病者自行手持其已有之中醫處方，而前來要求中醫生按方配製中藥，相關的第二組納稅人也必須發出收款日的M/7式收據；其目的也在於覆行稅務申報義務。
107. 上訴人從沒有過問涉案的患病者屬何等職業、員工福利等私隱問題。上訴人亦沒有過問患病者是否有把相關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作為其他用途。
108. 因此，上訴人並不具有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主觀法律要素。
證據措施：
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15條、第402條第3款之規定，鑒於“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出現同一法典第400條第2款之瑕疵，且再次調查證據具有必要性，為着發現事實真相及使案件有良好裁判，上訴人現尊敬的法官 閣下申請再次調查下列之證據：
(一、關於涉及E部份)
為看澄清“原審合議庭判決書”第3點、第4點、第5點、第8點、第9點及第10點的獲證明之事實，以及上訴人(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10點、第11點、第12點、第13點及第14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75至1176頁的未能獲證明之事實，上訴人請求再次調查下列證據：
CR2-20-0206-PCC/12.00-12.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0.18.51 (32DCH%2G00720121)-Part由37分56秒至45分57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1Z9G00720121)_join由1分16秒至1分20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 (32DM1Z9G00720121)_ join由2分42秒至7分09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4分54秒至24分58秒
卷宗第1187至1190頁之文件
(二、關於涉及F部份)
為著澄清“原審合議庭判決書”第15點、第16點、第17點、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的獲證明之事實，以及上訴人(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15點、第16點、第18點、第19點，第20點、第21點及第22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76至1177頁的未能獲證明之事實，上訴人請求再次調查下列證據：
CR2-20-0206-PCC/12.00-12.0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0.18.51 (32DCH%2G00720121)-Part由37分56秒至45分57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 (32DM1Z9G00720121)_join由1分16秒至1分20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 (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分42秒至7分09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 (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4分54秒至24分58秒；
卷宗第20頁、第277頁、第280頁、第1194頁至第1197頁之文件
(三、關於涉及劉光部份)
為着澄清“原審合議庭判決書”第27點、第28點及第29點的獲證明之事實，以及上訴人(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23點、第24點、第25點、第26點，第28點、第29點、第30點、第31點、第33點、第34點、第35點、第36點及第37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78至1180頁的未能獲證明之事實，上訴人請求再次調查下列證據：
CR2-20-0206-PCC/12.00-12.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0.18.51 (32DCH%2G00720121)-Part由37分56秒)至45分57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 (32DM1Z9G00720121)_join由1分16秒至1分20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Z9G00720121)_join由2分42秒至7分09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4分54秒至24分秒
卷宗第324頁、第330頁、第1198頁至1206頁之文件
(四、關於涉及I部份)
為着澄清“原審合議庭判決書”第35點、第36點及第37點的獲證明之事實，以及上訴人(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38點、第39點、第41點及第42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80至1181頁的未能獲證明之事實，上訴人請求再次調查下列證據：
CR2-20-0206-PCC/12.00-12.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0.18.51(32DCH%G00720121)-Part由37分56秒至45分57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 (32DM1Z9G00720121)_join由1分16秒至1分20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 (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分42秒至7分09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4分54秒至24分58秒
卷宗第266頁、第1207頁之文件
(五、關於涉及J部份)
為著澄清“原審合議庭判決書”第42點、第43點、第44點、第47點、第48點及第49點的獲證明之事實，以及上訴人(第一嫌犯)答辯狀內第43點、第44點、第45點、第46點、第47點、第48點、第49點、第50點、51點及第52點之待證事實，載於卷宗第1181至1183頁的未能獲證明之事實，上訴人請求再次調查下列證據：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1Z9G00720121)_join由1分16秒至1分20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分42秒至7分09秒；
CR2-20-0206-PCC/15.05-16.50/CH/Recorded on 16-Sep-2020 at 15.06.43(32DM1Z9G00720121)_join由24分54秒至24分58秒
卷宗第133頁、第139頁、第315頁、第1188頁、第1208頁至1213之文件
請求
基於上述之理由，按照上述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上訴人懇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裁定：
1.批准上訴人(A)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15條之規定所申請之再次調查證據措施；及
2.改判上訴人(A)被指控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偽造文件罪不成立。
第七嫌犯B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第九嫌犯C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2
第十四嫌犯D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被上訴裁判經進行公開審理後，原審法庭認為除了針對第十五嫌犯的部份事未獲證實之外，控訴書內所載的所有事實均視為獲得證實；
2. 上訴人在本上訴中僅針對涉及第十四嫌犯的上述部份事實進行上訴，當中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方面出現明顯錯誤，因為結合卷宗所載之證據以及庭審聽證中所獲取之證言，根本不足以得出已證事實中所列出之事宜，尤其是已證事實第106點：第十四嫌犯D應第十六嫌犯T的要求，簽發兩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當中包括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15日、編號為AXXXX626、診金連藥費為澳門幣30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以及已證事實第107點：第十四嫌犯D、第十六嫌犯T均清楚知悉上述編號為AXXXX626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當然地，亦無法得出第111點的結論性事實；
3. 被上訴裁判中，上訴人被判處的是一項偽造文件罪，就該罪名的作案方式，現時社會上比較普遍及常見的方式，要不就是本身文件是假的，要不就是文件為真實但背後所載的事實為虛假。而本上訴裁判所面對的便是後者；
4. 在被上訴裁判中，毫無疑問卷宗所載由上訴人簽署的一張2014年11月15日之M/7收據在形式上是一份真實的文件，那麼，要判處上訴人觸犯了偽造文件罪，必須要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上訴人與第十六嫌犯之間就該張被扣押於卷宗的M/7收據之間，存有一個虛假的事實關係；
5. 案中上訴人保持沉默；
6. 第十六嫌犯在庭上承認指控，表示因超出保險賠償限額，故曾要求第十四嫌犯分開兩張單據(參見判決書第52頁)；
7. 案中警方扣押了眾多的文件，包括第十四嫌犯的M/7申請賠償紀錄、相關2014年11月15日簽發的一張M/7收據、2014年11月15日簽發的一張藥單；
8. 警方調查之出入境紀錄證明上述時期第十六嫌犯不在本澳；
9. 單憑上述證據，是否足以令到法庭產生心證並判處第十四嫌犯觸犯相關的偽造文件罪呢？當然不足夠；
10. 首先，我們留意到原審法庭曾在裁判書第54頁中表示中醫學所講求的是“望、聞、問、切”，故無須病人親身出診便能開藥的方式十分匪夷所思；
11. 傳統中醫學的角度，醫治的是人的慢性疾病或者調理身體，當中的治療往往需要一段十分漫長的時間，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若然醫生曾經為病人作出首診，那麼病人在覆診時不前往診所而僅僅要求醫師開出中藥的方式在本澳實屬常見，尤其是本澳眾多賭場工作的員工，日夜顛倒，無法親身前往診所而要求醫生直接開出中藥的情況十份普通；
12. 我們希望向上訴法庭強調的是，上訴人沒有質疑第十六嫌犯在庭上所作之證供，但縱觀其所作之聲明，其僅表示曾於就診時要求第十四嫌犯分開,簽發兩張M/7表格，至於簽發的是哪一張表格，是否就是案中扣押在案的2014年11月15日那張呢，根本不得而知；
13. 需知道，偽造文件罪不同於其他的虛假聲明罪，其最終所指向的，作為判處行為人有罪的基礎，仍然是那一張被視為虛假的文件，若然證人或行為人在庭上所作之陳述無法完全地對應互相關被扣押之形式上合法的文件，那麼在證據上根本不足以判定第十四嫌犯觸犯有關控罪；
14. 第十六嫌犯即使在庭上承認了事實，但其承認的是曾要求第十四嫌犯分單開出2張M/7收據，但另一方面第十六嫌犯在法庭上接受詢問時，其根本無法肯定其要求第十四嫌犯開出的是否就是案中所扣押的，2014年11月15日的那一張；
15. 我們難以理解若然第十六嫌犯僅要求第十四嫌犯開出單據去保險公司索賠，為什麼還要求第十四嫌犯開出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15日的藥單(參見卷宗第261頁)；
16. 財政局的M/7薄冊每一頁都有其固定的編號，一般形式下使用者要每一頁順序使用，並填上日期及金額等資料，一旦填寫，當中薄冊的編號及日期應該是順序的；那麼好了，透過卷宗第65頁所載之資料，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第十四嫌犯曾經在2014年11月18日已經為一名叫W的人士診治並開出M/7收據；
17. 若然第十四嫌犯已於2014年11月18日為上述人士診治並開出M/7收據，那麼如同已證事實第105點所述，於2014年12月中旬為第十六嫌犯診治時，開出一張2014年11月15日的M/7收據？原審法庭完全沒有審理過讓問題，因有關M/7薄冊從來沒有被扣押於案中及被調查過；
18. 2014年11月15日第十六嫌犯雖然不在澳門，但是否就代表，由第十四嫌犯簽署的該張M/7表格，便是第十六嫌犯在庭上所述，其曾要求第十四嫌犯分單發出的那張呢？需知道，第十六嫌犯為上述中醫診所之熟客，無論是其本人或丈夫即第十五嫌犯，均曾多次在該診所就診；
19. 被上訴裁判中，針對第十四嫌犯被控訴之部份，其核心問題便是查明，第十六嫌犯到底何時前往第十四嫌犯的診所求診、以及何時要求第十四嫌犯開出兩張M/7收據，並應向法庭確認載於卷宗第那張2014年11月15日的M/7收據是否為其本人要求第十四嫌犯發出的，而非簡單地向法庭承認曾經要求第十四嫌犯分單開出兩張M/7收據，便將相關罪名歸責於第十四嫌犯；
20. 事實上，第十六嫌犯於庭上，對於自己何時前往第十四嫌犯診所求診時要求其開出2張M/7收據已無法記起，其時而表示是2014年12月，時而又表示是2014年11月19日，但無論哪一個日期也好，基於第十四嫌犯已於2014年11月18日在其M/7薄冊上簽發了收據，根本無可能再於該張M/7表後加插一張2014年11月15日的M/7收據；
21. 事實上，既然第十六嫌犯是要求第十四嫌犯分單開出兩張M/7收據，為何在卷宗內僅僅扣押一張2014年11月15日的M/7收據，而缺了另一張，需知道兩張收據的比較亦是將本案所控之罪名歸責於第十四嫌犯的重要依據；
22. 案中從沒有扣押過第十四嫌犯簽發之M/7薄冊，以便查明上訴人於上訴陳述第26點所述之疑問；
23. 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在本宗案件，原審法庭所作裁判依據的證據其實只有兩方面，一便是第十六嫌犯在法庭上所作含糊不清的自認，二便是警方所主持相關M/7收據的簽發日，第十六嫌犯不在澳門；
24. 但是，建基於上述兩項證據，遠遠不足以認定2014年11月15日由第十四嫌犯發出之M/7收據便是一張虛假的文件，因為，在本案的調查中，沒有比對於第十四嫌犯之M/7薄冊，沒有第十六嫌犯聲稱分單的另一張M/7收據，沒有查明為何第十六嫌犯既然僅為索貼，但卻要求第十四嫌犯開發藥單、且第十六嫌犯所作之簡單認定，並不足以認定扣押在案中的文件便是其聲明所指的那一張文件；
25. 單憑簽發M/7收據時第十六嫌犯不在本澳絕對不是作為直接推斷相關文件是虛假文件的主要依據；
26. 總結來說，在被上訴裁判中，涉及上訴人的部份，原審法庭僅僅依據第十六嫌犯毫不完整的自認以及相關日期不在澳門便判處上訴人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但原審法庭沒有理會在偽造文件罪中，最終判定上訴人有罪的依據永遠是以文件這份載體作為依歸，而非背後的事實；尤其本案面對一張形式上合法的文件，若然無法完全證明背後的事實是虛假的話，同樣地亦不能說相關文件為虛假，進一步推論便是不能說上訴人觸犯相關犯罪，而在被上訴裁判中，涉案的另一名嫌犯無法在庭上清楚指明扣押在案中的文件便是其要求上訴人簽署的文書，案中亦沒有出現其所指的另一張M/7收據，至於其是何時前往診所要求上訴人簽發兩張收據，其亦無法憶起，那麼到底扣押在案中的這張2014年11月15日的M/7收據，是否就是第十六嫌犯T所指的那張？是否其於上述日期不在澳門，就可以直接判斷有關文件為虛假呢？毫無疑問，當然是不能；
27. 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在綜合上述理由下，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時明顯出現錯誤，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直接將相關犯罪事實歸責於第十四嫌犯，這一行為同時違反了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之原則；
28. 綜上所述，原審法院依據所載之資料，明顯不足以作出有關裁判中的法律決定，故明顯違反澳門《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之瑕疵；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接納本上訴並裁定上訴人之上訴理由成立，並針對原審法院對上訴人判處之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和處罰之「偽造文件罪」開釋上訴人；
請求上級法院作出一如既往的公正。
檢察院對四名嫌犯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3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四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第一嫌犯A為衛生局註冊醫生，其在澳門黑沙環XXXXXXXXXXXXX地下BE地舖“XXX國藥堂”任職中醫師。
2. 案發時，第二嫌犯E於XXX娛樂場任職莊荷，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第二嫌犯E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220元，每日限一次。
3. 2014年11月27日，第二嫌犯E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1月25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4. 第一嫌犯A應第二嫌犯E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25日、編號為AXXXX434、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5.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E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43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6. 事實上，第二嫌犯E於2014年11月25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7. 2014年11月29日，第二嫌犯E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43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8.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二嫌犯E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2月24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9. 第一嫌犯A應第二嫌犯E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4日、編號為AXXXX505、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10.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E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505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11. 事實上，第二嫌犯E於2014年12月24日晚上8時38分才入境澳門。
12. 2014年12月29日，第二嫌犯E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505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13. 第二嫌犯E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向所屬的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同時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14. 案發時，第三嫌犯F於XXX娛樂場任職保安員，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第三嫌犯F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220元，每日限一次。
15. 2014年10月14日，第三嫌犯F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0月18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16. 第一嫌犯A應第三嫌犯F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0月18日、編號為AXXXX892、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17.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三嫌犯F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89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18. 事實上，第一嫌犯A於2014年10月18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19. 2014年10月22日，第三嫌犯F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89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20.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三嫌犯F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求診日為2014年12月26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21. 第一嫌犯A應第三嫌犯F的要求，簽發了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6日、編號為AXXXX648、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22.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三嫌犯F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64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23. 事實上，第一嫌犯A於2014年12月26日上午11時24分已離開澳門。
24. 2015年1月8日，第三嫌犯F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64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25. 第三嫌犯F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向所屬的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同時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26. 案發時，第四嫌犯H於XXX路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任職廚師，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第四嫌犯H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220元，每日限一次。
27.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四嫌犯H前往“XXX國藥堂”向第一嫌犯A求診。由於有關醫藥費超出了保險公司的索償金額上限，為著成功索取相關賠償，第四嫌犯H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數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28. 第一嫌犯A應第四嫌犯H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0月14日及編號為AXXXX63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一張日期為2014年10月17日及編號為AXXXX81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7日及編號為AXXXX68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一張日期為2015年2月27日及編號為AXXXX79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分別為澳門幣22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
29.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四嫌犯H均清楚知悉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30. 事實上，第四嫌犯H分別於2014年10月14日及於2015年2月27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31. 事實上，第一嫌犯A分別於2014年10月17日及於2014年12月27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32. 第四嫌犯H分別於2014年10月19日、2014年12月30日及2015年3月15日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上述編號為AXXXX639、AXXXX814、 AXXXX688及AXXXX79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33. 第四嫌犯H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34. 案發時，第五嫌犯I於XXX娛樂場任職清潔工，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第五嫌犯I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220元，每日限一次。
35.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五嫌犯I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1月30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36. 第一嫌犯A應第五嫌犯I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30日、編號為AXXXX754、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37.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五嫌犯I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75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38. 事實上，第一嫌犯A於2014年11月30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39. 2014年12月11日，第五嫌犯I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參閱卷宗第265頁）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75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40. 第五嫌犯I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41. 案發時，第六嫌犯J於XXX娛樂場任職區域經理，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且惠及員工家屬（包括父母、配偶及子女），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300元，每日限一次。
42.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六嫌犯J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1月29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43. 第一嫌犯A應第六嫌犯J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29日、編號為AXXXX649、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30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44.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六嫌犯J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64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45. 事實上，第六嫌犯J於2014年11月29日上午10時48分已離開澳門。
46. 2014年12月1日，第六嫌犯J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64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47.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六嫌犯J前往“XXX國藥堂”，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一嫌犯A分別為其及其女兒K簽發於2014年12月26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48. 第一嫌犯A應第六嫌犯J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6日、編號為AXXXX639及求診人為K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6日、編號為AXXXX638及求診人為第六嫌犯J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為澳門幣30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
49. 當時，第一嫌犯A及第六嫌犯J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639及編號為AXXXX63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50. 事實上，第六嫌犯J及K於2014年12月26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51. 事實上，第一嫌犯A於2014年12月26日上午11時24分已離開澳門。
52. 2014年12月30日，第六嫌犯J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639及編號為AXXXX63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53. 第六嫌犯J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54. 第七嫌犯B為衛生局註冊醫生，其在澳門XXXXXXXXXX地下“N中藥房”任職中醫師。
55. 案發時，第八嫌犯L於XXX娛樂場任職莊荷，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第八嫌犯L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220元，每日限一次。
56.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八嫌犯L前往“N中藥房”，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七嫌犯B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2月1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57. 第七嫌犯B應第八嫌犯L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1日、編號為AXXXX502、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58. 當時，第七嫌犯B及第八嫌犯L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50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59. 事實上，第八嫌犯L於2014年12月1日上午9時31分已離開澳門。
60. 2014年12月28日，第八嫌犯L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上述編號AXXXX50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61. 第八嫌犯L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62. 第九嫌犯C為衛生局註冊醫生，其在澳門XXXXXXXXXXX地舖“P藥行”任職中醫師。
63. 案發時，第十嫌犯Q於XXX娛樂場任職區域經理，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第十嫌犯Q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300元，每日限一次。
64.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十嫌犯Q前往“P藥行”向第九嫌犯C求診。由於有關醫藥費超出了保險公司的索償金額上限，為著成功索取相關賠償，第十嫌犯Q要求第九嫌犯C為其簽發兩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65. 第九嫌犯C應第十嫌犯Q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5日及編號為AXXXX270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28日及編號為AXXXX41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為澳門幣30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
66. 當時，第九嫌犯C及第十嫌犯Q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270及編號為AXXXX41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67. 事實上，第十嫌犯Q於2014年12月25日上午10時08分已離開澳門，及於2014年12月28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68. 事實上，第九嫌犯C於2014年12月25日上午10時48分已離開澳門。
69. 2015年1月3日，第十嫌犯Q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270及AXXXX41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70. 第十嫌犯Q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71. 案發時，第十一嫌犯R於XXX娛樂場任職莊荷，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第十一嫌犯R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220元，每日限一次。
72. 2014年11月11日，第十一嫌犯R前往“P藥行”向第九嫌犯C求診。由於有關醫藥費超出了保險公司的索償金額上限，為著成功索取相關賠償，第十一嫌犯R要求第九嫌犯C為其簽發兩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73. 第九嫌犯C應第十一嫌犯R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12日及編號為AXXXX530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 15日及編號為AXXXX67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為澳門幣220元， 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
74. 當時，第九嫌犯C及第十一嫌犯R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530及編號為AXXXX67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75. 事實上，第十一嫌犯R於2014年11月12日晚上11時05分才入境澳門，及於2014年11月15日上午8時28分離開澳門，並於同日晚上11時01分才入境澳門。
76. 2014年11月16日，第十一嫌犯R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提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530及AXXXX67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77. 2014年12月15日，第十一嫌犯R前往“P藥行”向第九嫌犯C求診。由於有關醫藥費超出了保險公司的索償金額上限，為著成功索取相關賠償，第十一嫌犯R要求第九嫌犯C為其簽發一張於2014年12月9日及於2014年12月12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78. 第九嫌犯C應第十一嫌犯R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9日及編號為AXXXX563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一張日期為2014年12月12日及編號為AXXXX711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為澳門幣22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
79. 當時，第九嫌犯C及第十一嫌犯R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563及編號為AXXXX711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80. 事實上，第十一嫌犯R於2014年12月9日晚上11時05分才入境澳門，及於2014年12月12日上午8時49分離開澳門，並於同日晚上11時06分才入境澳門。
81. 2014年12月16日，第十一嫌犯R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563及AXXXX711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82. 2015年1月13日，第十一嫌犯R前往“P藥行”向第九嫌犯C求診。由於有關醫藥費超出了保險公司的索償金額上限，為著成功索取相關賠償，第十一嫌犯R要求第九嫌犯C為其簽發一張於2015年1月5日及於2015年1月8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83. 第九嫌犯C應第十一嫌犯R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5年1月5日及編號為AXXXX582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一張日期為2015年1月8日及編號為AXXXX63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為澳門幣22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
84. 當時，第九嫌犯C及第十一嫌犯R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582及編號為AXXXX63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85. 事實上，第十一嫌犯R於2015年1月5日上午9時38分已離開澳門，及於2015年1月8日上午8時50分離開澳門，並於同日晚上11時01分才入境澳門。
86. 2015年1月15日，第十一嫌犯R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編號為AXXXX582及AXXXX638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87. 於某一未能查明的日子，第十一嫌犯R前往“P藥行”，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九嫌犯C為其簽發一張於2015年2月3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其向所屬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及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88. 第九嫌犯C應第十一嫌犯R的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5年2月3日、編號為AXXXX26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合共為澳門幣22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89. 當時，第九嫌犯C及第十一嫌犯R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26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90. 事實上，第十一嫌犯R2015年2月3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91. 2015年2月15日，第十一嫌犯R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上述編號AXXXX269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
92. 第十一嫌犯R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向所屬的娛樂場公司申請有薪病假，同時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93. 第十二嫌犯M及第十三嫌犯O為夫妻關係。
94. 案發時，第十二嫌犯M於XXX娛樂場任職區域經理，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且惠及員工家屬（包括父母、配偶及子女），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300元，每日限一次。
95. 2014年11月下旬，第十二嫌犯M及第十三嫌犯O前往“P藥行”，並在沒有看診的情況下，要求第九嫌犯C分別為二人簽發於2014年11月24日及於2014年11月25日因病求診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第十二嫌犯M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96. 第九嫌犯C應要求，簽發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24日、編號為AXXXX990及求診人為第十三嫌犯O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及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25日、編號為AXXXX044及求診人為第十二嫌犯M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診金連藥費均為澳門幣300元，並均附上中藥處方箋。
97. 當時，第九嫌犯C、第十二嫌犯M及第十三嫌犯O均清楚知悉編號為AXXXX990及編號為AXXXX04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98. 事實上，第十二嫌犯M及第十三嫌犯O於2014年11月24日及25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99. 2014年12月3日及10日，第十二嫌犯M先後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上述編號為AXXXX990及編號為AXXXX044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有關申請表上附有第十三嫌犯O的簽名。
100. 第十二嫌犯M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101. 第十四嫌犯D為衛生局註冊醫生，其在澳門XXXXXXXXXXXX地下“N中藥房”任職中醫師。
102. 第十五嫌犯S及第十六嫌犯T為夫妻關係。
103. 案發時，第十五嫌犯S於XXX娛樂場任職區域經理，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而有關保險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投保。該醫療保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包括中醫醫療服務，且惠及員工家屬（包括父母、配偶及子女），每次接受中醫醫療服務後可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索償最多澳門幣300元，每日限一次。
104. 案發時，第十六嫌犯T於XXX娛樂場任職莊荷，其享有由所屬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
105. 2014年12月中旬，第十六嫌犯T前往“N中藥房”向第十四嫌犯D求診。由於有關醫藥費超出了其所享有自保險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福利的索償金額上限，為著成功索取相關賠償，第十六嫌犯T要求第十四嫌犯D為其簽發兩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以便第十五嫌犯S能以其中一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索賠醫藥費。
106. 第十四嫌犯D應第十六嫌犯T的要求，簽發兩張M/7格式職業稅收據，當中包括一張日期為2014年11月15日、編號為AXXXX626、診金連藥費為澳門幣300元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及中藥處方箋。
107. 第十四嫌犯D、第十六嫌犯T均清楚知悉上述編號為AXXXX626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108. 事實上，第十六嫌犯T於2014年11月15日並非身處澳門境內。
109. 2014年12月16日，第十五嫌犯S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及相關文件，當中包括上述編號為AXXXX626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有關申請表上附有第十六嫌犯T的簽名。
110. 第十五嫌犯S以上述M/7格式職業稅收據成功獲得“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賠償有關醫藥費。
111. 第一嫌犯A、第七嫌犯B、第九嫌犯C及第十四嫌犯D為自己及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即使身為衛生局註冊中醫生，明知不可仍分別為第二嫌犯E、第三嫌犯F、第四嫌犯H、第五嫌犯I、第六嫌犯J、第八嫌犯L、第十嫌犯Q、第十一嫌犯R、第十二嫌犯M、第十三嫌犯O、第十六嫌犯T一次或不只一次製作載有求診日期及診金金額均與事實不符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使為著保險索償的效力將屬重要的事實不實載於相關文件上，並分別由第二嫌犯E、第三嫌犯F、第四嫌犯H、第五嫌犯I、第六嫌犯J、第八嫌犯L、第十嫌犯Q、第十一嫌犯R、第十二嫌犯M，及第十五嫌犯S使用了該等M/7格式職業稅收據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而第十三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T則分別在載有與事實不符的內容的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上作出簽署，造成“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有所損失。
112. 十五名嫌犯（第十五嫌犯S除外）的行為意圖影響該類文件的真實性、合法性及公信力，以及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
113. 第二嫌犯E、第三嫌犯F、第四嫌犯H、第五嫌犯I、第六嫌犯J、第八嫌犯L、第十嫌犯Q、第十一嫌犯R、第十二嫌犯M、第十三嫌犯O、第十六嫌犯T還意圖為自己獲得不正當利益，使用載有求診日期及診金金額均與事實不符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使“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產生錯誤，誤以為該等嫌犯確實曾根據有關M/7格式職業稅收據上的日期及內容進行求診，繼而接納該等嫌犯提交的保險醫藥賠償申請，並批出相關醫藥費用，令該公司連受財產損失。
114. 十五名嫌犯（第十五嫌犯S除外）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悉彼等之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會受處罰的。
115. 第一嫌犯A聲稱在經營“XXX國藥堂”及行醫期間，曾只收取病人的處方開藥費用，而不收取病人診症的診金。
116. 第一嫌犯A聲稱，於2014年至2015年期間，其經營的診所，就登記病人就診的流程及記錄，均以人手作出，且並沒有任何電子記錄或電子設備，而病人前來診所就診或領取中藥，只需提供其姓名作登記即可。
117. G，為衛生局註冊醫生，自2010年至今，於澳門黑沙環XXXXXXXXXXXXX地下BE座地舖“XXX國藥堂”任職中醫生。
118. 第一嫌犯A簽發M/7格式職業稅收據之其中一個用途是為著向澳門財政局履行稅務申報之義務。
119. 第一嫌犯A曾開出卷宗第1187頁至第1213頁、第1235頁的文件。
120. 第一嫌犯A曾獲發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發出之嘉許狀，亦擔任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中醫健康管理委員會會副會長。
此外，還查明：
121. 庭審前，第十嫌犯Q已以賠償名義向本卷宗存放了600澳門元。
122. 庭審前，第十一嫌犯R已以賠償名義向本卷宗存放了1,540澳門元。
123. 庭審前，第十二嫌犯M已以賠償名義向本卷宗存放了600澳門元。
124. 庭審期間，第十六嫌犯T已以賠償名義向本卷宗存放了300澳門元。
125. 第一嫌犯A表示具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中醫生，每月收入為50,000元至60,000澳門元，育有四名子女，子女們已成年。
126. 第二嫌犯E表示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莊荷，每月收入為18,62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兩名子女，子女們已成年。
127. 第三嫌犯F表示具有初中畢業的學歷，保安，每月收入為14,00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
128. 第四嫌犯H表示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廚師，每月收入為24,500澳門元，與沒有工作的妻子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
129. 第五嫌犯I表示具有小學二年級的學歷，無業，無收入，育有一名子女。
130. 第六嫌犯J表示具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歷，娛樂場經理，每月收入為30,000澳門元，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
131. 第七嫌犯B表示具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中醫生，每月收入為15,000澳門元，暫未育有子女。
132. 第八嫌犯L表示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荷官，每月收入為22,00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兩名子女（一名成年，一名未成年）。
133. 第九嫌犯C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中醫師，每月收入為20,000澳門元，育有兩名子女（一名成年，一名未成年）。
134. 第十嫌犯Q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娛樂場區域經理，每月收入為32,780澳門元，與在職的丈夫育有兩名子女（一名成年，一名未成年）。
135. 第十一嫌犯R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莊荷，每月收入為22,353澳門元，與在職的丈夫育有一名成年子女。
136. 第十二嫌犯M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娛樂場經理，每月收入為32,780澳門元，與在職的丈夫育有兩名成年子女。
137. 第十三嫌犯O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司機，每月收入為22,00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兩名成年子女。
138. 第十四嫌犯D表示具有中醫學士的學歷，中醫生，每月收入為10,000澳門元，暫未育有子女。
139. 第十五嫌犯S表示具有大學畢業的學歷，娛樂場監場經理，每月收入為34,000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兩名成年子女。
140. 第十六嫌犯T表示具有高中畢業的學歷，莊荷，每月收入為20,000澳門元，與在職的丈夫育有兩名成年子女。
141.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十六名嫌犯均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
第十五嫌犯S清楚知悉上述編號為AXXXX626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
起訴批示及答辯狀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原審法院在判案理由中作出如下說明：
“第一嫌犯A否認指控，表示在警方通知其前去問話時，其未有翻查相關的資料，之後，經其查閱有關的資料後，其方記起當其不在澳門時，會由診所另一同事（從事針灸、推拿的工作）替其按醫囑開藥，由於病人是她的（第一嫌犯），所以M/7會由其簽署（第一嫌犯），倘若屬病人不在澳門的情況，是由於他們屬慢性的病患，無須親自前來求診，由家屬前來即可，並只需根據病歷開藥，故有關的M/7單據會按開藥的日期開出；此外，第一嫌犯表示其診所沒有電子病曆，相關資料只用手寫，且因事隔多年，資料經已遺失，第一嫌犯表示對與其有關的涉案嫌犯其公司的保險制度只略知一二。
第二嫌犯E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三嫌犯F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四嫌犯H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五嫌犯I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六嫌犯J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七嫌犯B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八嫌犯L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九嫌犯C表示第十二嫌犯及第十三嫌犯是其熟客，所以便透過微信語音方式來與他們聯絡及開藥，且知悉他們去了旅行，第十三嫌犯的藥物是由其家人前來領取，由於工作繁忙，所以未有留意為第十二嫌犯所開出的求診單據日期。
第十嫌犯Q承認指控，並有叫醫生（第九嫌犯）分開兩張單，但其實只求診了一次，以便進行索償，因為每日的索償金額只有300澳門元，且已成功索償。
第十一嫌犯R承認指控，承認在求診時要求醫生（第九嫌犯）開出日期不符的證明，以便當作有薪病假，第十一嫌犯也承認因居於珠海，為求方便，所以著醫生（第九嫌犯）一次開出6日的藥，但拆分開多張單據，以便其可全數索償。
第十二嫌犯M表示有去求診，但忘記取單，翌日去了旅行，當醫生（第九嫌犯）透過微信通知她時，她才醒起要補回證明，但沒有留意所開出的日期原來是其去了旅行的日期，嫌犯表示即使其去了旅行，其也有權索取保險，表示並非存心欺騙。
第十三嫌犯O表示22號與第十二嫌犯（其妻子）一同去了韓國，由於見第九嫌犯與第十二嫌犯聯絡，剛好自己又有些身體不適（胃部不適），所以透過微信要求第九嫌犯替其開藥，並由家人前去取藥（因第九嫌犯一直有跟進其病況，所以每次所開出的藥物基本差不多），但其沒有留意單據上的日期。
第十四嫌犯D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
第十五嫌犯S否認指控，表示只是按照正常的程序來索償，不知悉其妻子（第十六嫌犯）分拆為兩張單。
第十六嫌犯T承認指控，當時因超出保險索償的限額（每日為300澳門元），故著醫生（第十四嫌犯）分開兩張單，總金額原應為600澳門元，但其丈夫（第十五嫌犯）並不知情，且已成功索償。
司警證人U講述了其所參與的調查工作，包括按照保險公司所提交的資料，再就涉案人士的出入境記錄進行排查。
（辯方證人）G（第一嫌犯的同事）表示其與第一嫌犯於同一診所工作，證人負責針灸、推拿，當時以手寫記錄病曆，並有一本記事簿記錄低求診者的資料，有關的M/7會按開藥的日期開出，所有來求診的人士，不論其是否要求，他們也會開出M/7予求診者。
（辯方證人）V（第一嫌犯的同事）講述了第一嫌犯的為人，她對患者認真、有責任心，且沒有收取診金。
《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及c項規定：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
b) 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c) 使用由他人製造、偽造或更改之以上兩項所指之文件。＂
《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規定：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根據卷宗調查所得的證據，經作出綜合的分析後，考慮到第一嫌犯、第九嫌犯至第十三嫌犯、第十五嫌犯及第十六嫌犯的聲明，結合證人的證言及卷宗的資料，除前述嫌犯外，案中其他嫌犯均表示對被歸責的事實行使沉默權，故案中源於該等嫌犯的聲明，在未被允許宣讀的情況下，不能作為心證的依據；此外，第一嫌犯及第十五嫌犯均否認指控，第九嫌犯、第十二嫌犯及第十三嫌犯作出了解釋，第十嫌犯、第十一嫌犯及第十六嫌犯則承認控罪。
卷宗第47頁、第49頁、第50頁、第51頁載有涉案醫生診所的開診時間。
卷宗第53頁至第66頁載有XXX保險所提交的索賠申請資料。
卷宗第115頁至第222頁載有涉案人士的出入境記錄。
卷宗第226頁至第245頁載有涉案醫生的出入境記錄。
卷宗第256頁至第334頁載有與涉案醫生相關的索賠申請資料。
卷宗第617頁至第618頁、第808頁至第809頁載有第一嫌犯的出入境記錄。
卷宗第642頁至第685頁載有XXX保險的商業登記證明、其與XXX澳門有限公司所簽署的合同及XXX僱員福利服務指引。
卷宗第791頁至第794頁載有第五嫌犯的出入境記錄。
首先，針對第一嫌犯所作的解釋，本院認為，雖然第一嫌犯及辯方證人G表示第一嫌犯只用筆記簿記低求診資料，但當本院詢問第一嫌犯有關筆記資料的去向時，第一嫌犯表示歷時已久，經已遺失。
本院認為，根據卷宗第469頁的資料，第一嫌犯於2015年10月30日已以嫌犯的身份被警方訊問，倘若真的存在第一嫌犯所指，其就本案相關事宜所作的手寫記錄（且應具有還原事實真相的重要性），為何第一嫌犯當時未能提交予警方？難道2014年及2015年的涉案求診記錄於2015年10月30日經已遺失？
考慮到病人的求診資料及病歷對於醫療診所而言屬重要的文件，倘若涉案嫌犯（與第一嫌犯相關的嫌犯）真的有到第一嫌犯診所求診，又或如第一嫌犯所指透過親屬代為求診，為何第一嫌犯會如此輕率處理這些手寫的資料？更何況第一嫌犯表示當時沒有以電腦作記錄。
雖然第一嫌犯解釋當病人不在澳門時，可由其親屬前來代為開藥，但本院認為，中醫學所講求的是“望、聞、問、切”，第一嫌犯所指的無須病人親身出診便能開藥的方式十分匪夷所思。
此外，對於第一嫌犯不在澳門的情況，其表示可由另一醫師（G）按醫囑來開藥、且有關的M/7文件由第一嫌犯來開立（即使其當日不在本澳）的處理方式也是令人難以信服的。
另一方面，第一嫌犯及辯方證人G表示其診所會向所有求診者發出M/7（不論求診者有否要求）也是有違一般的經驗法則的。
考慮到第一嫌犯無法提交其所指的手寫記錄，也沒有其他的文件、證據作佐證，結合其聲明有違常理；因此，本院認為第一嫌犯所作的解釋並不可信。
同樣，針對第九嫌犯所作的解釋，其表示由於工作繁忙而將單據日期開錯（與第十二嫌犯有關的部分），並透過微信（語音）方式為第十三嫌犯開藥，本院認為，第九嫌犯的這種解釋是令人難以信服的；因為，按照整體的事實過程，第九嫌犯在未有與第十三嫌犯面診的情況下，為其開出求診證明的做法已有違“望、聞、問、切”的醫療程序，另一方面，第九嫌犯清楚知悉第十二嫌犯及第十三嫌犯當時離澳旅行，所以其理應特別注意為第十二嫌犯所開出的求診證明的日期。
基於此，本院認為第九嫌犯所作的解釋不合常理，故其（第九嫌犯）解釋同樣未足以獲得採信。
針對第十二嫌犯所作的解釋，其表示沒有留意日期出錯，本院認為，第十二嫌犯清楚知悉其旅行的日期，且於證明所載發出日期不久後便向保險公司進行索償，結合第九嫌犯也同樣以記錯日期來作掩飾，兩者未免過於巧合；因此，本院認為第十二嫌犯所作的解釋同樣是令人難以信服的。
針對第十三嫌犯所作的解釋，第十三嫌犯清楚知悉自己沒有當面讓第九嫌犯進行診斷，甚至僅以語音方式與第九嫌犯溝通，正如上文所指，第十三嫌犯的這種做法是匪夷所思的，且有違常理；因此，本院認為第十三嫌犯所作的解釋也是令人難以信服的。
此外，針對第十五嫌犯的指控，根據卷宗第257頁的資料，雖然足以證實第十五嫌犯在該索償申請表上簽署，並提交了第十六嫌犯在庭審上已確認為虛假的單據（分單），但鑑於第十六嫌犯表示第十五嫌犯不知悉其分拆單據一事，且第十五嫌犯也表示自己當時不知情；因此，在欠缺其他更有力佐證的情況下，本院認為未足以認定第十五嫌犯知悉其所簽署的申請表及所提交的M/7文件屬虛假仍然為之。
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考慮到警方經過比對涉案醫生其診所的開診時間（卷宗第47頁、第49頁、第50頁、第51頁）及各嫌犯在本澳的出入境記錄後，結合案中的保險資料，因而發現在有關的求診日期當中，出現求診當日醫生不在澳門或求診者不在澳門的情況；此外，結合求診者（相關嫌犯）向保險公司所提交的M/7文件，以及一般的經驗法則、第一嫌犯、第九嫌犯至第十三嫌犯、第十五嫌犯及第十六嫌犯的聲明，涉案的醫生（相關嫌犯）理應知悉有關的M/7文件可讓求診者作為保險索償及申請病假之用。
基於此，本院認為證據充分且足夠，足以對上述的已證事實作出認定。
綜上，起訴批示中大部分的事實均獲得證實，根據有關的既證事實，由於未能證實第十五嫌犯S清楚知悉上述編號為AXXXX626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的就診日期與事實不符；因此，指控第十五嫌犯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所觸犯的一項《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不成立。
此外，根據其他已證事實，第一嫌犯A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八項偽造文件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二嫌犯E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三嫌犯F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四嫌犯H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三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五嫌犯I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六嫌犯J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七嫌犯B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罪名成立。
第八嫌犯L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九嫌犯C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六項偽造文件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十嫌犯Q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十一嫌犯R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四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四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十二嫌犯M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十三嫌犯O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兩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第十四嫌犯D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罪名成立。
第十六嫌犯T是直接正犯，其既遂及故意的行為，已觸犯了《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及《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詐騙罪，均判處罪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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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針對第五嫌犯I及第六嫌犯J所觸犯的犯罪，根據有關的已證事實，相關的犯罪事實分別發生於2014年12月11日及2014年12月30日，根據《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c項、第211條第1款及第110條第1款d項的規定，指控該兩名嫌犯的偽造文件罪及詐騙罪其刑事追訴時效均為5年。
正如辯護人所指，第五嫌犯及第六嫌犯於2015年10月22日及2015年10月13日僅以證人的身份作聲明（卷宗第364頁及第361頁），故未構成時效中止或中斷的效力。
事實上，根據卷宗第781頁的資料，檢察院於2019年12月17日方作出批示通知司法警察局以便將第五嫌犯及第六嫌犯宣告為嫌犯的身份，司法警察局於2020年1月3日（卷宗第785頁及第795頁）宣告她們成為嫌犯。
因此，第五嫌犯及第六嫌犯在本案當中所實施的上述犯罪（偽造文件罪及詐騙罪），其追訴時效早已在兩人被宣告為嫌犯的身份前屆滿。
綜上，針對第五嫌犯I在本案當中所觸犯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及一項詐騙罪，其刑事追訴權早已在作出控訴書前因時效屆滿而消滅。
同樣，針對第六嫌犯J在本案當中所觸犯的兩項偽造文件罪及兩項詐騙罪，其刑事追訴權早已在作出控訴書前因時效屆滿而消滅。”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 偽造文件罪
- 量刑
1. 兩名上訴人B(第七嫌犯)和C(第九嫌犯)提出原審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上訴人B(第七嫌犯)提出，原審法院從上訴人開診時間以及第八嫌犯離境時間而推斷在第八嫌犯沒有看診情況下上訴人為其發出一張M/7收據，原審法院的相關認定欠缺足夠證據。
上訴人C(第九嫌犯)則提出原審法院不採信上訴人解釋透過微信語音方式，診病及開藥，且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所解釋的方式違反了“望、聞、問、切”的醫療程序，這一認定存在了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上訴亦得以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同樣理解可見於Germano Marques da Silva教授所著的“刑事訴訟課程III”[1]。
首先，根據本案卷宗資料顯示，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已對案件標的之全部事實事宜進行調查，除了認定控訴書及答辯狀內的事實，亦審查了相關嫌犯所提出的辯解，並作出了相關事實的認定。而上訴人在答辯狀所提及的M/7格式按順序發出，有關患者有慢性病等事實並不足以影響相關嫌犯在M/7格式上填上不真實事實的行為，因此，原審法院沒有將相關事實逐一列出亦非遺漏審理。故此，原審判決沒有存在查明事實的漏洞。
關於兩上訴人所提出的相關上訴理據，兩上訴人實際上是質疑原審法院在證據審查方面存有錯誤，並不屬於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本合議庭將在下一點對原審法院證據審查方面作出審理。
因此，原審判決所依據的事實充足，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鑑於此，兩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三名上訴人A(A)(第一嫌犯)、B(B) (第七嫌犯)及D(D)(第十四嫌犯)均認為原審法院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上訴人A(第一嫌犯)提出，相關M/7格式收據前後順序的收據日子可以顯示上訴人並未填寫與事實不符的日期，而原審法院不接納上訴人無須病人親自到診所，即醫生可以以遠端方式進行會診的認定亦是明顯出現錯誤。另外，原審法院不接納上訴人對慢性病患延續處方開藥的解釋亦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上訴人B (第七嫌犯)則提出，原審法院以病人在上訴人開診時段半小時後離境，則推斷病人沒有到上訴人診所就診，這一推斷違反一般經驗法則。
上訴人D(第十四嫌犯)則提出針對上訴人被控訴之部份，其核心問題便是查明，第十六嫌犯到底何時前往第十四嫌犯的診所求診、以及何時要求第十四嫌犯開出兩張M/7收據，並應向法庭確認載於卷宗第那張2014年11月15日的M/7收據是否為其本人要求第十四嫌犯發出的，而非簡單地向法庭承認曾經要求第十四嫌犯分單開出兩張M/7收據，便將相關罪名歸責於第十四嫌犯。而在本宗案件，原審法庭所作裁判依據的證據其實只有兩方面，一便是第十六嫌犯在法庭上所作含糊不清的自認，二便是警方所主持相關M/7收據的簽發日，第十六嫌犯不在澳門；因此，單憑簽發M/7收據時第十六嫌犯不在本澳絕對不是作為直接推斷相關文件是虛假文件的主要依據；原審法庭在審查證據時明顯出現錯誤，在沒有充足證據的情況下，直接將相關犯罪事實歸責於第十四嫌犯，這一行為同時違反了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之原則。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相關嫌犯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有關事實做出判斷。
雖然三名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考慮“望、聞、問、切”的醫療程序而認定相關病人必須親自到診所求診。另外，上訴人提出M/7表格不是專門用於申請病假的用途。上訴人亦提出就診時間與病人離境時間之相差不充分可推斷病人沒有到診所求診等等。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經分析原審判決關於審查證據的決定：“在對案中的證據作出綜合及邏輯的分析後，考慮到警方經過比對涉案醫生其診所的開診時間（卷宗第47頁、第49頁、第50頁、第51頁）及各嫌犯在本澳的出入境記錄後，結合案中的保險資料，因而發現在有關的求診日期當中，出現求診當日醫生不在澳門或求診者不在澳門的情況；此外，結合求診者（相關嫌犯）向保險公司所提交的M/7文件，以及一般的經驗法則、第一嫌犯、第九嫌犯至第十三嫌犯、第十五嫌犯及第十六嫌犯的聲明，涉案的醫生（相關嫌犯）理應知悉有關的M/7文件可讓求診者作為保險索償及申請病假之用。”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上述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相關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事實上，相關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們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三名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3. 上訴人A(第一嫌犯)亦提出，其沒有問過涉案患者的職業員工福利等，亦沒有問過患者是否有把相關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作為其他用途，因此，其不具有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之主觀法律要素，而其行為不足以構成觸犯偽造文件罪。
《刑法典》第244條規定：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ａ）製造虛假文件，偽造或更改文件，又或濫用他人之簽名以製作虛假文件；
ｂ）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ｃ）使用由他人製造、偽造或更改之以上兩項所指之文件。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根據《刑法典》第243條a)項規定：“文件（一）表現於文書，又或記錄於碟、錄音錄像帶或其他技術工具，而可為一般人或某一圈子之人所理解之表示，該表示係令人得以識別其由何人作出，且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而不論在作出表示時係作為此用，或之後方作此用者；及（二）對一物實際所作或給予之記號，又或實際置於一物上之記號，其係用以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且令一般人或某一圈子之人得以識別其用途及其所證明之事；”
從上述定義中可以看到，作為以偽造文件罪刑事處罰所保障的文件不是任一“表示”，而是能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換句話說，用作證明一個可以創設、變更或消滅一法律關係的事實。
正如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教授針對「文件」所教導我們的內容：“文件具有三項職能，而這三項職能同時構成文件在刑事法律概念的構成要素：代表性職能，即文件是人類思維的表現；證據職能，即文件能適當地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即創設、變更或消減法律關係之事實）；擔保職能，即文件載有簽發人（自然人或法人）身份資料之聲明。”4
另外，偽造文件罪所保障的法益就正正是文件作為證據在法律交易上的安全性和可信性。
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
“第一嫌犯A、第七嫌犯B、第九嫌犯C及第十四嫌犯D為自己及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即使身為衛生局註冊中醫生，明知不可仍分別為第二嫌犯E、第三嫌犯F、第四嫌犯H、第五嫌犯I、第六嫌犯J、第八嫌犯L、第十嫌犯Q、第十一嫌犯R、第十二嫌犯M、第十三嫌犯O、第十六嫌犯T一次或不只一次製作載有求診日期及診金金額均與事實不符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使為著保險索償的效力將屬重要的事實不實載於相關文件上，並分別由第二嫌犯E、第三嫌犯F、第四嫌犯H、第五嫌犯I、第六嫌犯J、第八嫌犯L、第十嫌犯Q、第十一嫌犯R、第十二嫌犯M，及第十五嫌犯S使用了該等M/7格式職業稅收據向“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遞交，而第十三嫌犯O及第十六嫌犯T則分別在載有與事實不符的內容的團體保險醫藥賠償申請表上作出簽署，造成“XXX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有所損失。”
本案所涉及的M/7格式職業稅收據可以適當地證明法律上的重要事實，而另一方面，雖然上訴人提出其不知悉患者使用M/7收據的用途，但是根據原審判決已證事實，上訴人便為着保險索償的效力將屬重要事實不實載於相關文件上。
從相關已證事實中可以看到，上訴人的行為已構成《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的不法罪狀要素。
因此，上訴人A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4. 上訴人C(第九嫌犯)提出其坦白承認了關於第十、十一嫌犯的相關事實，而關於第十二、十三嫌犯的事實，上訴人亦只是作出解釋，而並非不坦白悔過，因此，原審法院量刑過重，違反了《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C(第九嫌犯)觸犯的《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每項可被判處一個月至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對上訴人有利的情節是其為初犯。
雖然與其他犯罪相比，上訴人所觸犯的並不屬嚴重的罪行，但考慮到這種犯罪在本澳十分普遍，而且使用偽造文件問題對澳門社會治安和法律秩序帶來相當嚴峻的挑戰，對社會安寧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
經分析有關事實及上述所有對上訴人有利及不利的情節，本案中，原審法院對上訴人C(第九嫌犯) 裁定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六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每判處九個月的徒刑。上述量刑符合犯罪的一般及特別預防的要求，並不存在過重的情況。
在數罪競合方面，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C(第九嫌犯) 兩年三個月徒刑之單一刑罰，亦符合了《刑法典》第71條的規定，不存在修改的空間。
故此，上訴人C(第九嫌犯)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四名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
判處上訴人A(第一嫌犯)繳付12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B(第七嫌犯)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C(第九嫌犯)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判處上訴人D(第十四嫌犯)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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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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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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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a douta decisão proferida nos vertentes autos, que condenou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revisto e punível pel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 244º do Código Penal, na pena de 9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com a condição do pagamento à RAEM de MOP$10,000.00 (dez mil patacas) no prazo de 1 mês contado a partir do transito em julgado da decisão.
2. A Recorrente não se conforma com esta decisão, por entender que a mesma recorrida incorre quer n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er n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respectivamente, pelo que vem da mesma interpor o presente recurso.
3. Nos presentes autos foram dados como provados todos os factos da acusação, mormente, que: “Num dia não apurado, o 8.º arguido, L, deslocou-se à Farmácia Chinesa N, e pediu à 7.º arguida B, sem consulta médica, para emitir um recibo modelo MI7 de imposto profissional de consulta médica d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para a mesma e a sua filha K, a fim de solicitar cobertura médica à XXX International Limited.
4. E que “A 7.ª arguida, B, a pedido do 8.º arguido L, emitiu um recibo modelo M/7 de imposto profissional e uma prescrição de medicamentos chineses. O recibo estava denominado com o nº AXXXX502 e estava datado com 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com um custo total de consulta e de medicamentos de MOP$220. (vide fls. 263 a 264 dos autos).”
5.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decisão recorrida padece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 na alínea a)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uma vez que n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o Tribunal a quo considerou que os factos da acusação dados como provados consubstanciam a prática pel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revisto e punível pela alínea b) do n.º1 do art. 244º do Código Penal,
6. No entendimento do Tribunal a quo, os referid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integram os requisitos legais para preenchimento do crim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or que vinha acusada a Recorrente.
7. N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o Tribunal a quo refere ter firmado a sua convicção tomado em conta o horário de trabalho da Arguida, a ausência de Macau do seu paciente o 8º Arguido e o recibo M7 por ela passado enquanto médica de medicina chinesa.
8. Tendo sido este o conjunto de factos determinantes para o Tribunal a quo dar como provado todo o conteúdo da Acusação Pública, e, em consequência, condenar a ora Recorrente na prátic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9. Da prova produzida, quer nos autos quer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nada resultou que pudesse sustentar a decisão que acabou por ser proferida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conforme se passará a demonstrar.
10. É que,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a quo chegou à decisão recorrida por via de configuração de meras suposições/presunções no que diz respeito à essência dos factos, pois, o Tribunal a quo não dispunha de outros elementos para fundadamente dar como provado e preenchido o requisito subjectivo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p. pel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 244º do Código Penal.
11. Por outras palavras, das circunstâncias que acompanharam os factos objecto dos presentes autos, não resultam evidências que devam firmar na convicção do julgador que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efectivamente não fez a consulta e prescreveu os medicamentos ao 8º Arguido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antes do 89 Arguido se ausentar de Macau ás 9H31 da manhã desse mesmo dia.
12. Com efeit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não se vislumbra dos argumentos utilizados pelo Tribunal a quo, para legitimar a sua convicção, qualquer suporte que lhe permitisse concluir conforme concluiu.
13. Tal conclusão,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ara além de se mostrar infundada, constitui, no limite, uma violação do consagrado Principio da Inocência e do ln Dubio pro Reo, porquanto o douto Tribunal a quo presume que a Recorrente emitiu um recibo de M7 no valor de MOP220.00 datado de 1 de Dezembro de 2014 sem ter realizado qualquer consulta médica ao 8Q Arguido nesse dia.
14. Salvo devido respeito, não dispunha 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de elementos que, por se revelarem suficientes, pudessem determinar, de forma segura e fundamentada, a qualificação jurídica dos factos praticados pela ora Recorrente como integradores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p. pel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 244º do Código Penal,
15. A dúvida, a incerteza, sobre a verificação desse facto (subjectivo) constitutivo deste tipo de ilícito de falsificação tinha, necessariamente, que ser valorada a favor d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em respeit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o que conduziria à absolvição da Arguido, por falta de preenchimento de todos os elementos do tipo de ilícito.
16. Compulsada 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melhor dizendo, a insuficiente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pode constatar-se que não existem elementos para suportar quer factual quer legalmente a decisão de condenação ora recorrida relativamente a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17. D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por todas as testemunhas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dos documentos constantes dos autos, mais concretamente dos docu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217, 263 e 264,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não tinha o douto Tribunal o quo como condenar a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orquanto não dispunha o Tribunal a quo de quaisquer provas relacionadas com o elemento/requisito subjectivo constitutivo deste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signadamente, não dispunha o tribunal de provas de que a ora Recorrente não prestou consulta ao 8º Arguido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e mesmo assim lhe emitiu um recibo M7 com essa data.
18. Com todo o respeito, parece forçado retirar-se da simples apreciação do registo do alegado horário da Recorrente (vide fls. 51) e do registo de saída do 8º Arguido (vide fls. 217) que a Recorrente não consultou o 8º Arguido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isto porque, tal raciocínio assenta numa cascata de presunções que em direito penal, nomeadamente, para efeitos de condenação de um individuo deverão ser o mais possível evitadas e quando usadas deverão sê-lo em prol do princípio do in dubeo pro reo e não em violação deste.
19. O douto Tribunal a quo, parte do principio de que: i) a Recorrente só trabalha no horário das 14:30 ás 18:30, ii) que a Recorrente não dá consultas nem recebe pacientes fora desse horário, iii) que o 8º arguido, paciente da Recorrente não foi à consulta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antes das 9H31 da manha desse dia, iv) que o 8º arguido saiu de Macau ás 9H31 da manha sem ter sido consultado pela ora Recorrente.
20. Sucede que, na falta de uma efectiva pormenorização das circunstâncias de tempo lugar e modo em que alegadamente terão ocorrido os factos, a sequência de alegadas presunções em que se encontra assente a decisão cai em vácuo de sustentação verossímil. Falta de sustentação esta que em processo penal, não é, nem pode ser, aceitável como fonte de argumentativa de um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que como sabemos acarreta uma panóplia de consequências na vida do condenado.
21. Se a presunção “consiste na dedução, na inferência, no raciocínio lógico por meio do qual se parte de um facto certo, provado ou conhecido, e se chega a um facto desconhecido (A. Varela, Man. Proc. Civ., 2ª ed., -501) V. “Prova por Presunção” -, com todo respeito, como é possível chegar-se á conclusão de que a Recorrente não deu consulta ao 8º Arguido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entre as 9H e as 9H31, se não existiu qualquer elemento de prova que assim o tivesse concluído de forma definitiva e inquestionável?
22. Isto porque, com todo o respeito, parece difícil que sem uma efectiva pormenorização das circunstâncias de tempo lugar e modo em que alegadamente terão ocorrido os factos se retire da experiência comum de forma presuntiva que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não terá feito a consulta médica!
23. Pois, pese embora efectivamente a Recorrente se encontre registada com exercício na farmácia de medicina chinesa designada por N, sita em Macau na XXXXXXXXXXXX, e que seja feita a referência do seu horário de expediente como sendo das 14:30 às 18:30,
24. Não existe nenhuma disposição legal no âmbito das disposições que regulam o Licenciamento para o Exercício da Actividade de Prestação de Cuidados de Saúde vertidas no Decreto Lei 84/90/M que impeçam uma médica de exercer a sua actividade num horário diferente daquele em que está registada.
25. Salvo devido respeito, o Tribunal a quo não tinha como concluir na sua fundamentação de direito que: “Num dia não apurado, o 8.º arguido, L, deslocou-se à Farmácia Chinesa N, e pediu à 7.º arguida B, sem consulta médica, para emitir um recibo modelo MI7 de imposto profissional de consulta médica d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para a mesma e a sua filha K, a fim de solicitar cobertura médica à XXX International timited.”
26. Nem que: “A 7.ª arguida, B, a pedido do 8.º arguido L, emitiu um recibo modelo M/7 de imposto profissional e uma prescrição de medicamentos chineses. O recibo estava denominado com o nº AXXXX502 e estava datado com 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com um custo total de consulta e de medicamentos de MOP$220. (vide tIs. 263 a 264 dos autos).”.
27. Ao assim concluir,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por opinião contrária, tal conclusão revela-se completamente ilógica, irrazoável e arbitrária, visivelmente violadora do sentido da decisão e/ou d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bem como das regras que impõem prova tarifada para determinados factos.
28. Considera-se que exist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quando se verifica uma lacuna no apuramento dessa matéria que impede a decisão de direito adequada.
29. Razões essas que determinam que esta decisão seja inadmissível em processo penal, por se revelar manifestamente presuntiva e consequentemente violadora dos princípios basilares do processo penal, no qual se exige que as decisões proferidas por quaisquer Tribunais sejam fundamentadas e sustentadas em certezas resultantes da prova, produzida ou não produzida.
30. Temos pois que, em caso de dúvida, o Tribunal deve sempre decidir em prol do Arguido por força da aplicaçã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31. Trata-se de uma imposição basilar dirigida ao Juiz no sentido de este se pronunciar de forma mais favorável ao Arguido quando não tiver a certeza sobre os factos decisivos para a resolução da causa.
32. Donde que, de acordo com o princípio do in dubio pro reo, a absolvição da Arguida pela pratic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244.º do Código Penal, deveria,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ter sido a solução adoptada pelo Tribunal a quo.
33. Termos em que, pelos apontados fundamentos e não tendo assim sid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a qual deverá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por se encontrar inquinada do vício de manifest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conforme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PP, por preterição e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o in dublo pra reo, devendo a ora Recorrente ser absolvid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244.º do Código Penal.
34.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ncontra-se ainda inquinada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c) do CPP.
35. A Recorrente, ao invocar no presente recurso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 qual inquina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douto Tribunal a quo, não pretende apresentar apenas uma simples discordância relativamente à interpretação dos factos feita por aquele douto Tribunal, tendo bem presente o dispositivo do artigo 114.º do CPP e a natureza insindicável da livre convicção relativamente à apreciação da prova efectuada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36. Porém, o princípio da livre convicção da prova não é absoluto e a “livre convicção” não significa “convicção arbitrária”! O julgador é obrigado, por determinação legal, a examinar e a valorar as provas segundo critérios pré-determinados, consubstanciados na experiência comum, na lógica e na racionalidade.
37. Nos presentes autos, salvo o sempre devido respeito, a conclusão encontrada para além de se mostrar infundada face à prova recolhida em audiência, nem se pode basear na experiência comum para se chegar, com um mínimo de grau de certeza sobre factos inteiramente desconhecidos, que será indispensável para uma condenação, constituindo, assim, um manifesto err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merece ser reparada pelo Tribunal ad quem.
38. Nos presentes autos só existe um facto que se pode considerar provado e com suficiente grau de certeza, que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é médica de medicina chinesa e que à data dos factos exercia as suas funções na farmácia denominada "Farmácia Chinesa N” sita na XXXXXXXXXXXXXXXX - Macau.
39. A partir desse facto, o raciocínio que leva a imputar à Recorrente uma conduta censurável d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assenta, exclusivamente, em meras presunções sobre factos desconhecidos, começando por dar como provado um facto desconhecido (da inexistência de consulta médica por parte d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ao 8º Arguido), o que ninguém, absolutamente ninguém, pôde afirmar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indícios não existem que tal comprovem, nem a experiência comum permite imediatamente tirar tal conclusão, como erroneamente se faz na decisão recorrida.
40. Antes pelo contrário, circunstâncias há que suscitam dúvidas muito sérias, se a Arguida efectivamente não terá realizado a consulta ao 8º Arguido antes deste se ausentar de Macau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pelas 9H31 da manhã.
41. Ao optar por considerar provado esse requisito essencial do crime por que vinha acusada, terá o Tribunal a quo fei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V. Exas deverão agora reparar.
42. Nenhuma prova se fez em audiência nem factos existem que comprovem a presunção feita pelo Tribunal a quo, com um grau de certeza, indispensável para qualquer censura penal.
43. E essa relação directa e segura não se verifica, mesmo apelando à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comum e a dados científicos, quando não se excluem por completo, quaisquer dúvidas sobre o comportamento censurável do arguido.
44. Em suma, no caso em recurso, verifica-se que o Tribunal a quo usou de presunções que não poderiam ter lugar, por carência total de elementos probatórios nesse sentido nem corresponde à experiência comum em casos semelhantes, errando, portant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recolh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partindo para uma condenação, sem que houvesse um juízo de certeza e que fossem afastadas todas duvidas sobre 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o crime imputado à arguida. Tanto bastaria para 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45. Ora, no caso em apreço, não tendo sido possível determinar com toda a certeza que a Arguida ora Recorrente não esteve no seu local de trabalho entre as 9H e as 9H31 da manha d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nem tão pouco, que a Arguida estaria impedida de o fazer de forma definitivamente comprovada, incorreu o douto Tribunal em erro manifesto.
46. Ao dar como provado, por um lado, que o Arguida ora Recorrente não fez a consulta médica ao 8º Arguido n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e que por isso praticou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ao emitir um recibo M7 com a data do dia 1 de Dezembro de 2014, o douto Tribunal recorrido deu como provado algo que não se provou e que por sua vez seria insusceptível de ser concluído por via de presunção ou com recurso à experiência comum, o que representa uma falha grosseira e ostensiva na análise da prova produzida.
47. Tal raciocínio, para além de se mostrar infundado, constitui, no limite, e como já supra se deixou referido, uma violação do consagrad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porquanto o Tribunal a quo presume, não mais que isso.
48. A Recorrente é delinquente primária, e nunca esteve envolvida em situação de natureza idêntica ou outra de natureza delituosa. Esta condenação de que ora se recorre não só afectará a sua profissão, como a sua personalidade e manchará o seu prestígio e reputação na comunidade da RAEM, pelo que esta condenação constitui uma excessiva sanção para alguém cuja conduta e o modo de estar na vida foram sempre irrepressíveis.
49. Termos em que, pelos apontados fundamentos e não tendo assim sido decidido pelo Tribunal a quo, deverá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revogada por manifest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forme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outa mente aplicáveis, requer-se a V. Exas. seja dado provi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ao qual deverá ser atribuído efeito suspensivo, revogando-se a douta decisão condenatória proferida nos presentes autos, com fundamento n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n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o abrigo do disposto nas alíneas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P, e, em consequência, ser a Arguida absolvida da prátic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pelo qual vem acusada,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daí resultantes.
Assim se fazendo a boa e costumada JUSTIÇA!
2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acórdão recorrido na parte que condenou o recorrente pelo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envolvendo M (12a arguida) e N (13º arguido) está eivado do vi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devendo, antes, ter sido absolvido desses mesmos crimes.
2. Incorrectamente, entendeu 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em sua dout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que, pelo facto de não ter feito a consulta médica de forma presencial com os arguidos inobservou a tradição médica de “望、聞、問、切” que consubstancia a ideia de que a consulta médica ao paciente deve ser feita na sua presença pessoal e física, e que só assim é correcta e adequada a consulta e consequente receita medicamentosa,
3. Pelo que, inversamente, a consulta médica feita pelo telemóvel através do aplicativo de comunicação audio e víde o “Wechat” é, por um lado, incrível e inaceitável, e, por outro lado, totalmente ao arrepio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4. Mas é incorrecta tal raciocínio e conclusão.
5. O recorrente aceitou realizar a consulta médica pelo telemóvel porquanto os 12º e 13º arguidos estavam, na altura, ausentes de Macau, e, tendo eles tomado a iniciativa de contactar o recorrente ao telemóvel a pedir auxílio a tal se acedeu em boa-fé, e, ainda, pelo facto de os mesmos serem pacientes de há longa data e por isso conhecedor do seu historial de saúde.
6. É pouco convincente que o Tribunal Colectivo “a quo” considere “匪夷所思” tal forma de agir, em face dos avanços tecnológicos e de telecomunicações, Internet, telemóveis inteligentes e variadíssimos aplicativos móveis.
7. Hodiernamente, há variadíssimos aplicativos médicos que permitem fazer a escolha, ligação e consulta através de aplicativos de telemóveis. Basta uma qualquer busca pela Internet para confirmar abundantemente tal facto público e notório.
8. Ademais, não há lei ou regulamento que imponha tal presença do paciente.
9. Para além dessa opinião ultrapassada tecida n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há outra prova cabal para sustentar a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pelos crimes em causa.
10. Perante a falibilidade da argumentação d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aliado ao facto de não haver outra prova cabal a comprovar o inverso, e, tendo, de facto, realizado a consulta médica pelo telemóvel e receitado medicamento, não houve qualquer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médico, devendo, pois, ter sido absolvido desses correspondente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11. Agindo diversament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está eivado do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a)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12. O recorrente optou por responder em Juízo, explicando os factos, como também confessou os crimes em relação aos 10º e 11º arguidas. Sobre os crimes envolvendo os 12º e 13º arguidos, o recorrente explicara a razão de ser dos factos.
13. Pelo que é incorrecto afirmar que o recorrente não confessara.
14. Assim, em relação aos crimes a que confessara deveria ter ser sido aplicada ao recorrente preferencialmente a pena de multa. Ou, em alternativa, ser-lhe aplicada uma pena de prisão não superior a 6 meses,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15. Agindo diversament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essa parte, violou a lei, as normas contidas nos artigos 64º e 65º n.os 1 e 2, alíneas b), c) e d)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ESTES TERMOS, nos melhores de Direito, deve o presente recurso ser admitido e, a final, julgado procedente por provado, e em consequência:
16. a) Ser o recorrente absolvido do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a que fôra condenado envolvendo os 12º e 13º arguidos, por motivo de vício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17. b) Ser o recorrente condenado na pena de multa, ou, em alternativa, na pena de prisão não superior a 6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em sua execução, pelos demais crimes que confessara e a que foi condenado.
Assim se fazendo inteira e sã Justiça !!
3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s factos essenciais que serviram para incriminar 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é a passagem do impresso M7 por um médico, para provar a ocorrência de uma consulta médica, na situação de ausência da RAEM do paciente;
2. Não tendo acolhido as teses de defesa nada significa que o Tribunal a quo cometeu 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ntes tinha simplesmente exercido o poder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 114e do CPPM;
3. Tendo apurado toda o tema probando não se verifica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4. Aliás o que os recorrentes venham a discordar é a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5. A confissão parcial é irrelevante para efeitos de redução da pena.
Ness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Vossas Excelências Venerandos Juizes julgar improcedentes os recursos interpostos.
Porém Vossas Excelências farão a habitual
JUSTIÇA!!!
[1] “A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respeita antes de mais à fundamentaç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mas pode respeitar também à contradição na própria matéria de facto (fundamento da decisão de direito). Assim, tanto constitui fundamento de recurso ao abrigo da alínea b) do n.° 2 do art. 410.° a contradição entre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ou como provada e não provada, pois pode existir contradição insanável não só entre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também entre os dados como provados e os não provados, como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probatória da matéria de facto.
A contradição pode existir também entre a fundamentação e a decisão, pois a fundamentação pode apontar para uma dada decisão e a decisão recorrida nada ter com a fundamentação apresentada.” – Prof.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urso de Processo Penal, III, ed. VERBO, pág.340 a 341
4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著《Comentário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Universidade Católica ditora, 3º edição, 第255頁第2點，原文為：“O documento tem três funções, que constituem simultaneamente 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a noção jurídico-penal de documento: a função representativa, isto é, o documento é suma representação de um pensamento humano; a função probatória, isto é, o documento é apto para a prova de um facto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isto é, de um fcato com o efeito de constituir, modificar ou extinguir uma relação jurídica); e a função de garantia, isto é, o documento é uma declaração com identificação do emitente (pessoa física ou jurí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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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2020 p.5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