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件編號﹕487/2021
合議庭裁判日期﹕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主題﹕
股東取得公司資訊權利
程序中止
濫用訴訟權利
無效情事
訴訟費用的爭議
裁判書內容摘要﹕
1. 即使一有限公司已針對其一名股東提起旨在解除其股東身份的訴訟，單純這一待決訴訟的存在不足以支持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中止由該股東根據《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四款規定提起的司法程序。
2. 訴訟主體沒有按法定抽象的行為模式作成或參與訴訟行為或遺漏作出行為，則該行為(作為及不作為)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而構成訴訟不法行為，而可能導致產生違法的法律後果，但僅在法律明示規定時方構成訴訟上的無效情事。
3. 享有權利的主體在行使其權利時，儘管在形式上沒有違反特定法律條文的規定，但其行使權利明顯地侵犯了善意原則、善良風俗或背離了立法者在設定該權利時擬希望產生的社會或經濟目的時，則構成不當行使權利，亦即是濫用權利。
4. 作為股東，尤其是非參與行政管理的股東，獲賦予取得資訊的權利其中之一的理由是讓彼等即使不參與日常運作管理，也有途徑獲知公司的業務和財務狀況，藉此能有條件行使股東權利和維護作為股東應享有的利益，這一權利在不設監事會或監事的公司中尤顯其必要性。因此，《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g項就股東可取得的資訊範圍規定的解釋不應被過度限縮。
5. 根據這一規定，如當事人對訴訟費用的分擔不服，應先向原審法官提出爭議，若對原審法官就爭議作出判決仍不服和在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前提成立時方可以平常上訴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
裁判書製作法官
賴健雄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民事上訴卷宗第487/2021號
合議庭裁判
一、序
A，其身份資料載於卷宗，針對B有限公司，根據《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四款的規定，以後者拒絕其以股東身份行使獲取公司運作管理的資訊的權利為依據，請求法院命令後者提供曾要求獲取但被拒絕提供的資訊。
經依法傳喚後被聲請人B有限公司提出反對，同時主張基於已有一請求為解除聲請人股東資格的待決訴訟，故本提供資訊的程序應予中止，留待前者就聲請人的股東資格有確定判決後才視乎判決結果再決定是否繼續進行。
此外，被聲請人亦提出聲請人提起本程序乃濫用權利的問題。
依法獲通知被聲請人就聲請提交的反對書狀後，聲請人向法院提交書狀，就被聲請人提出的程序中止和濫用權利等問題作出回應，並指出在本程序提起後收到被聲請人提供其擬通過本程序獲取的部份資訊。
隨後一審法院作出如下判決：
A (下稱“聲請人”)，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規定，針對B有限公司B LIMITADA(下稱“被聲請人”，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編號XXX)提起是次行使資訊權案，請求勒令被聲請人向其提供起訴狀所指有關公司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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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適當傳喚後，被聲請人提交了卷宗第892至898頁的反對狀，當中除了要求中止本訴訟程序以等待CV3-19-0065-CAO號案件的結果，尚請求裁定聲請人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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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規定，本院須在聽取公司意見後十日內作出裁判，而無需其他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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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對此案有管轄權。
本案訴訟形式恰當及有效。
訴訟雙方具有當事人能力及正當性。
不存在待解決之無效或延訴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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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聲請人要求中止本案以等待CV3-19-0065-CAO號案件的聲請：
被聲請人陳述稱其已針對聲請人提出訴訟(卷宗編號CV3-19-0065-CAO)，要求將作為公司股東之一的聲請人除名。被聲請人主張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223條第1款，基於該條文中所指“先決關係”或“合理理由”，應中止本案以等待上述旨在將聲請人除名的訴訟。
除應有尊重外，被聲請人並無道理。
聲請人現時仍為被聲請人的股東之一，其股東身份尚未被任何股東會決議或司法裁判排除。此外，聲請人作為股東所享有的權利(尤其是《商法典》第195條第1款c項)，沒有被任何司法程序所命令的保全措施所中止，故此，在聲請人在商業登記中被確定地登記為股東的情況下，其仍然享有股東應有的一系列權利，包括出席股東會進行討論及參與表決、行使作為股東應有的資訊權等。
如果我們批准中止本案以等待CV3-19-0065-CAO號案件，這意味著聲請人作為股東所享有的資訊權一定程序上受到中止及限制，而此等限制甚至是在被聲請人沒有預行提出任何保全程序的情況下已能達致者。
從《民事訴訟法典》第223條第2款可知，即使存在條文第1款所指的情況，中止訴訟亦非唯一及必然的結果。在本案中，考慮到聲請人仍然具有股東身份，本院相信，合理的解決方案決不應是盲目地以程序法的理由中止訴訟程序，漠視中止訴訟程序將同時間產生聲請人的股東權利被實際中止及限縮的效果。
在比較法的層面，葡萄牙里斯本中級法院1曾就兩宗對本案有參考價值的案件作裁判。在上指兩宗案件中，葡萄牙里斯本中級法院的司法見解認為，當某一股東已被股東會決議除名，且有關的決議已被執行的情況下，爭議除名決議有效性的撤銷之訴或中止股東會決議效力的保全措施構成被除名股東要求對公司進行司法檢查之訴的先決程序。
分析上述案件，應否中止司法檢查案件的關鍵在於：被除名股東的身份是否維持(即使只是透過中止股東會決議效力的保全措施臨時獲得維持亦然)。
根據上述邏輯在本案中作推敲，在本案聲請人的股東身份沒有被任何股東會決議或司法裁判排除，甚至是沒有被任何司法程序所命令的保全措施所中止的情況下，本院不應該中止本案以等待旨在將聲請人除名的訴訟結果。
否則，一個不能夠容忍的結果是：任何公司只要針對其股東提出除名之訴，該公司已可以在無須針對該股東提出保全措施的情況下，達到將該股東針對公司提出的訴訟中止的效果。
此一後果的不合理之處在於，既然股東身份維持有效，即使股東除名之訴待決，該股東也可以出席股東會行使股東權利，也可以按照《商法典》的規定向公司行使其作為股東所擁有的資訊權，那麼，難以解釋的是該股東不能夠在資訊權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透過訴訟程序行使《商法典》第195條第1款c項以及209條第4款及第5款所賦予的權利。
基於上述理由，不批准被聲請人的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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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聲請人要求的資訊：
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規定，由於本案無需調查其他證據，本院根據雙方當事人的陳述以及載於卷宗內的書證，認定下列對本案的實體問題審理具重要性的事實(載於當事人書狀中的結論性陳述、法律性陳述、當事人的邏輯推論、當事人對各項證據的分析及評價，各種不能被視之為證據證明的對象，也不能被歸類為事實的眾多陳述，並沒有被法庭視作事實並予以認定。此外，當事人書狀中的那些對解決本案待決問題不具重要性的事實陳述、輔助性或補充性事實，以及由於證據不足而無法獲得證實的事實，均沒有獲得考慮又或視之為既證)：
1. 被聲請人為一間設於澳門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登記編號為XXX。
2. 被聲請人的法人住所設於澳門XXX，所營事業為中西成藥零售。
3. 聲請人為被聲請人的股東，持有一股票面價值為MOP 24,000.00，佔公司註冊資本40%。
4. 2010年5月25日前，聲請人一直擔任被聲請人的行政管理機關的職務。
5. 直至2010年5月25日，聲請人上述的職務被解任，由聲請人的兒子C取而代之成為被告的行政管理機關。
6. 由2010年5月25日至今，被聲請人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為D、E，以及C。
7. 透過2020年4月22日的雙掛號信件，除其他資訊外，聲請人要求被聲請人回答：
“預計D, C和E什麼時候返回澳門執行在B Lda.的管理人的職責？
以及：
“現在誰負責B Lda.的業務管理？該人有授權書嗎？”(見卷宗第43至44頁)
8. 於2020年1月17日，聲請人以傳真及電郵方式，要求被聲請人指出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及C超額領取的薪金有否歸還公司，有關歸還金額、日期及帳戶明細。(見卷宗第47至49頁)
9. 透過2020年4月22日的雙掛號信件，除其他資訊外，聲請人要求被聲請人提供：(見卷宗第43至44頁)
- 遞交財政局2016年，2017年和2018財政年度的所得補充稅-收益申報表M/1。
-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支付給XXX律師費收據的副本。
- 以下帳戶明細表的副本：
a) XXX 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
b) XXX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
- 租賃押金租金的副本。
- 2020年1月至4月期間已支付租金的收據副本。
10. 透過2020年4月28日的雙掛號信件，除其他資訊外，聲請人要求被聲請人提供：(見卷宗第35至36頁)
- 已向財政局呈交的租賃協議的M/4表格副本。
- 與交易有關的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副本。
11. 透過2020年4月22日的雙掛號信件，除其他資訊外，聲請人要求被聲請人提供：(見卷宗第43至44頁)
- 2014、2015、2016、2017和2018年損益帳明細表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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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分析被聲請人已提供的資料後，聲請人透過卷宗第1330頁的陳述，指出被聲請人尚有一些資料未有向其提供。在此情況下，本案只須處理聲請人尚未成功從被聲請人處取得的資訊。
《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規定：“股東要求提供資料而被拒絕時，得以說明理由之請求聲請法院下令向其提供有關資料。法官須在聽取公司意見後十日內作出裁判，而無需其他證據。如請求獲批准，拒絕提供資料之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應向股東賠償所有由此而引致之損失及償還經合理支出之費用。”。
基於此一規定，聲請人所請求的每一項資訊必須在滿足下列三項要件時，法庭方能勒令被聲請人提供有關資訊：1. 聲請人為公司的股東；2. 聲請人所欲取得的資訊屬於根據法律或公司章程，股東有權取得者；3. 被要求提供資訊的公司不正當地拒絕提供資訊。2
就上述第1項要件，聲請人現時無疑是被聲請人股東之一，在該身份沒有受到任何股東會決議或司法裁判所命令的保全措施中止的情況下，聲請人得以股東身份行使其資訊權。
就上述第2項要件，須強調的是，有限公司的股東與公司本身在法律上屬於兩個獨立的法律主體，聲請人雖然是被聲請人的股東之一，但此不代表其有權取得被聲請人的所有資訊。
在不同類型的商業公司中，股東所享受的資訊權範圍亦有所不同。例如，在無限責任公司中，基於股東需承擔無限責任，其享有的資訊權範圍最廣(見《商法典》第336條)。
就本案所涉及的有限公司，一般認為股東的資訊權只包括《商法典》第209條以及252條所包括的範圍。有學理也主張，考慮到有限公司的股東相較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與公司的關連性更大，故認為《商法典》第430條的規定，也應類推適用於有限公司。3
就上述第3項要件，雖然被聲請人在收到聲請人要求提供資訊的申請後，客觀而言確沒有向其提供相關資訊，由於被聲請人提出“濫用權利”的抗辯，就此要件是否成立，本院將連同被聲請人的抗辯一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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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計D, C和E什麼時候返回澳門執行在B Lda.的管理人職責？，以及 “現在誰負責B Lda.的業務管理？該人有授權書嗎？” (對應最初聲請狀第43條)
除應有尊重及更佳見解外，聲請人要求的資訊構成《商法典》第209條第1款g項的範圍，因此，只要上述第3個要件成立以及被聲請人的“濫用權利抗辯”不成立，被聲請人應向聲請人提供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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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2015年至2018年，D從公司超額領取的MOP1,058,829.00及2015年至2018年C超額領取的MOP578,138.00現在是否有歸還公司？若有，請提供歸還金額、日期及有關賬戶明細表。若沒有，請確認。”
就此部份，被聲請人已在反對狀第34及35條表明不存在聲請人所指的情況。
被聲請人顯然已向聲請人提供資訊，在卷宗無相反證據顯示被聲請人提供的資訊屬虛假、不完整或明顯不清楚的情況下，應視被聲請人已提供有關資訊(惟此不妨礙聲請人認為有關資訊屬虛假時，得透過適當途徑對公司採取相關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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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遞交財政局2016年，2017年和2018財政年度的所得補充稅-收益申報表M/1。”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支付給XXX律師費收據的副本”；“以下帳戶明細表的副本：a) XXX 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b) XXX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 “租賃押金租金的副本”；“2020年1月至4月期間已支付租金的收據副本”；“已向財政局呈交的租賃協議的M/4表格副本”；“與交易有關的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副本”；“2014、2015、2016、2017和2018年損益帳明細表的副本。”
被聲請人認為有關資料超逾了《商法典》所容許的範圍。(尤見反對狀第24條)
除更佳見解外，本院認同被聲請人的觀點。
須重申一點的是，如上所言，有限公司的股東的資訊權只包括《商法典》第209條以及252條所包括的範圍(此外，如上所言，有學理認為《商法典》第430條亦類推適用於有限公司)。
聲請人現要求的文件，部份已涉及被聲請人的商業記帳範圍，一般而言只有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監事會有權查閱。另一方面，聲請人也並不是因為股東會的召開(包括為審議年度帳目而召開的平常大會或為特別目的而召開的特別會議)而要求被聲請人就議程中將討論的問題要求查閱資料。
在此情況下，聲請人要求的資訊並不屬於《商法典》第209條、252條又或即使是第430條所容許的範圍當中，因此不應獲得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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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聲請人提出聲請人濫用權利的抗辯：
從上述分析可見，就聲請人要求索取的資訊，只有其中一部份應獲得滿足。故此，就被聲請人提出的抗辯，亦只會限於該部份的資訊。
須首先指出的是，本程序屬於非訟事件。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1208條規定，就非訟事件所作的審理，法院在決定所採取之措施方面不受嚴格合法性準則所約束，而應就每一情況採取最適當及最適時之解決方法。
綜觀被聲請人提出的理由，本院不認為有關理由足以顯示聲請人明顯超越善意或合理限度，透過是次訴訟，行使其作為股東的權利。
綜觀聲請人在本案中要求獲得的資訊，目的在於了解被聲請人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運作模式，本院認為有關資料明顯與被聲請人此一公司的運作有關連，屬於作為非行政管理成員的聲請人有正當利益去了解及獲得的資料。
另外，雖然正如被聲請人所言，聲請人曾多次向被聲請人索取資料且提出一系列的訴訟，但此等理由在本案中亦不能構成不容許聲請人行使股東應有的資訊權的理由。若果被聲請人認為聲請人的行為(多次向被聲請人索取資料且提出一系列的訴訟、旨在作出報復行為等)對公司構成實際損害，被聲請人應循相應途徑，以處理並解決聲請人對公司造成的影響(例如是針對聲請人提出除名之訴，正如被聲請人提出第CV3-19-0065-CAO號案；又或在符合《商法典》第209條第3款的情況下，要求對方作出賠償)。
基於此，本院認為被聲請人客觀上沒有向聲請人提供有關資訊，等同於拒絕向聲請人提供，在其抗辯理由不能成立的情況下，應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3款，命令被聲請人向聲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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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院裁定聲請人的訴訟理由部份成立，並決定：
1. 不批准被聲請人要求中止本訴訟程序以等待CV3-19-0065-CAO號卷宗最終審理結果的聲請；
2. 命令被聲請人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向聲請人回答以下提問：
- “預計D, C和E什麼時候返回澳門執行在B Lda.的管理人職責？，以及
- “現在誰負責B Lda.的業務管理？該人有授權書嗎？”
3. 就聲請人針對被聲請人所提出的其餘請求，裁定該等請求理由不成立。
訴訟費用由聲請人及被聲請人承擔，前者承擔80%而後者承擔20%。
登錄本判決及依法作出通知。
法院通過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寄出的掛號郵件，把上述判決通知聲請人和被聲請人。
被聲請人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日向法院提出請求，主張聲請人針對反對書狀所作的回答違法，故應將書狀連同附件一併從卷宗摘除。
同日，被聲請人針對一審判決提起平常上訴。
聲請人亦在翌日就一審判決提起平常上訴。
依法獲通知被聲請人提出要求摘除由聲請人提交的針對反對書狀的答覆書狀後，聲請人作回應，主張該書狀乃行使辯論原則所賦予的權利的體現和解釋是基於嗣後知悉的新事實而對被聲請人的反對作答覆。
就被聲請人要求摘除聲請人在被聲請人提交反對後提交的書狀及附件的問題，一審法院法官作出以下的批示：
透過第1422頁的聲請，被聲請人B有限公司主張聲請人A附於卷宗第1324至1340頁，以及第1341及1411頁兩份聲請是在違反《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規定的情況下提交，因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87條及第9條第2款規定屬非法且應根據同一法典第6條第1款規定從卷宗抽出。
聲請人提交了卷宗第1432至1434頁的回覆，主張被聲請人的爭議理由不成立。
讓法庭作出審理。
本案中，經適當傳喚後，被聲請人提交了卷宗第892至898頁的反對狀，當中除了要求中止本訴訟程序以等待CV3-19-0065-CAO號案件的結果，尚提出了抗辯，主張聲請人的行為構成權利的濫用。
的確，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規定，本院須在聽取公司意見後十日內作出裁判，而無需其他證據。然而，不能忘記的是，辯論原則是澳門民事訴訟制度的核心原則之一(《民事訴訟法典》第3條)。
考慮到《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規定，本案不會有審判聽證的進行。在此情況下，就被聲請人提出的中止聲請以及抗辯，聲請人甚至乎沒有機會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423條行使辯論。
在此情況下，難道被聲請人要求法庭在不遵守《民事訴訟法典》第3條的辯論原則的情況下，不先聽取聲請人的意見，而立即就其中止聲請及抗辯作出審理？
此顯然是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3條之舉。
基於上述理由，本院認為無任何理由妨礙聲請人提交卷宗第1324至1339頁書狀中的第1至19條，以及第45至83條，亦無理由妨礙聲請人提交卷宗第1347至1411頁的文件。
至於卷宗第1324至1339頁書狀中的第33條，透過有關內容，聲請人不過是將其在訴訟進行期間已收到的資料從其最初請求中移去，作用在於使法庭無須重覆審理聲請人已獲得的資料。因此，本院未見任何理由妨礙聲請人作出有關陳述。
就該書狀餘下部份(即第20至32條，以及第34至44條)，須指出的是，本程序性質上屬於非訟事件。按照《民事訴訟法典》第1208條規定，就非訟事件所作的審理，法院在決定所採取之措施方面不受嚴格合法性準則所約束，而應就每一情況採取最適當及最適時之解決方法。
事實上，《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所要達致的目的，是提供快捷的機制，以便公司的股東可盡早得到其所欲獲得的、而《商法典》又規定其有權獲得的資訊。所以，《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保障的，是聲請人一方的利益。
考慮到《商法典》第209條第4款所要保障的利益，且本案為非訟事件，本院相信在本案中得到卷宗第1324至1339頁書狀中的20至32條，以及第34至44條的補充資訊對審理本案、處理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爭端只會是有益無害。因此，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47條第1款規定，考慮到容許聲請人作出上述陳述對本非訟事件的益處，本院認為無理由妨礙聲請人陳述有關內容。
基於上述理由，本院裁定被聲請人提出的程序無效爭議理由不成立。
本附隨事項訴訟費用由被聲請人承擔。
依法作出通知。
被聲請人對此一批示的裁決不服，向本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
各上訴均獲一審法院批示受理。
針對一審判決，聲請人提交以下的上訴結論和請求：
77.º
在尊重被上訴判決的情況下，上訴人認為其要求提供資訊的請求應予獲准，理由如下：
78.º
首先，即使帳目已獲通過，既然立法者明確指出公司仍可向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要求損害賠償之權利，那麼，股東(上訴人)要求公司(被上訴人)索取超額收取報酬的資料時，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並不可以以帳目已獲通過為由，拒絕提供有關訊息。
79.º
另一方面，既然立法者明確指出公司仍可向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要求損害賠償之權利，亦意味著有關的帳目已獲通過並不能產生超額收取報酬不存在的效力，因為﹒正正是因為法律某程度上排除了透過通過帳目而使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損害事實視為不存在的可能性，公司方可繼績向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要求損害賠償。
80.º
既然如此，被上訴人所提出因帳目已獲通過而使超額收取報酬不存在的立場，亦絕對不能成立。
81.º
然而，原審法官並沒有審理此部份，而直接認為被上訴人的防禦理由成立。
82.º
必須指出的是，行使資訊權的程序作為一個非訟事件的程序，其目的旨在實現及管理一些特定的利益，而非旨在解決當事人的爭端。
83.º
在此情況下，與爭訟中強調奉行處分原則的情況不同，在非訟事件中，為了實現此等利益，立法者賦予法院更大的自由度以調查有關之事實，法院調查的角色因此變得更加強化(《民事訴訟法典》第1207條第5款)。
84.º
然而，被上訴判決甚至完全沒有提及被上訴人所引述的理由，未有判斷被上訴人於反對狀第35條指出 “não é possível oferecer os documentos indicados pelo Requerente” 的理由為何。
85.º
當被上訴人指出該情況不存在時，正如上指第15.º及16.º條事實中所述，為實現非訟事件的旨在保障的利益，以及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208條以就具體情況採取最適當之解決方法，首先有必要審視其提出的不存在的理由是否合理，因為，並非被上訴人隨便道出一個毫無道理可言的理由，便可免卻其需向股東提供資訊的義務。
86.º
被上訴人認為，年度帳目已獲通過，有關的情況不存在，僅僅係其主觀上對事件的評價，而此等評價的推論是否正確，從而產生因情況不存在而不能提供有關資訊的效果，仍需由法庭透過援引法律等方可得出結論。
87.º
被上訴人並未曾在事實上正面及直接地否認超額收取報酬確實存在，而是透過一些個人確信，單純地以年度帳目獲通過為由，試圖營造出超額收取報酬的情況不存在的效果。
88.º
明顯地，被上訴人嘗試透過一個任意、不合理、不合符邏輯的理由，以圖拒絕提供有關資訊。然而，原審法官卻認為被上訴人如此便視為已向上訴人提供資訊。
89.º
如果容許被上訴人隨便提出一個客觀上不成立的理由，便可拒絕提供有關資訊，那麼，上訴人作為股東有權獲得資訊的權利將大大受到削減；而非訟事件所擬確立的利益亦未獲得合理的保障，有關的情況亦未能得到最適當之解決方法。
90.º
原審法官在未有審理被上訴人所提出的理由是否成立的情況下，直接將被上訴人所作的一些從法律、解釋上作出的結論性推論，視為其於事實層面上否定超額收取報酬確實存在，並基於此而駁回上訴人要求獲提供資訊的請求；
91.º
無疑地，原審法官於被上訴人陳述結論時誤當事實，違反《民事訴訟法典》第5條規定的處分原則及第6條的調查原則。
92.º
另一方面，被上訴判決第8至9頁中亦指出“在卷宗無相反證據顯示被聲請人提供的資訊屬虛假，不完整或明顯不清楚的情況下，應視被聲請人已提供有關資訊”。
93.º
事實上，卷宗的確存有相反證據，其中證實上訴人所指的情況，即“在2015年至2018年，D從公司超額領取的MOP1,058,829.00及2015年至2018年C超額領取的MOP578,138.00”。
94.º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條第3款及《民事訴訟法典》第436條，法官應審理卷宗內所包括的一切證據，即使顯示超額領取報酬的文件非由上訴人提交，亦應用以認定有關事實，以證明超額領取報酬的情況確實存在。
95.º
綜上所述，因卷宗資料確實能證明超額領取報酬的情況，且上訴人作為股東對知悉超額領取的報酬的歸還情況存有利益；在被上訴人不能提供合理理由的情況下不提供所需的資訊，等同拒絕提供，故被上訴人有義務向上訴人提供有關資料。
96.º
同時，在尊重不同意見的情況下，上訴人認為其請求沒有超越法律規定允許行使資訊權的範圍。
97.º
尤其是，當股東對索取資訊實際上具有利益時，亦有權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1款g項獲提供有關的資料。
98.º
針對XXX及XXX的往來帳，當有理由懷疑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在隱瞞股東的情況下，向其名下的XXX及XXX可疑地發放貸款，私自挪用公司資產惠及其自營實體的行為，股東絕對具有正當利益查閱帳目內容。
99.º
而且，上訴人亦有理由懷疑其他股東均以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身份及權力，私自利用公司資產從其他途徑獲取利益，以代替分紅。
100.º
可見，上訴人已道出其需要獲發2013-2019年度XXX帳戶明細表以及2010至2019年度XXX 帳戶明細表的利益所在，在股東有正當利益知悉帳目內容的情況下，應認為亦符合《商法典》第209條第1款g項的情況，從而批准上訴人行使資訊權，以保障自身的權益。
101.º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不認同上述，亦請考慮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208條、第1209條第2款及第566條，於作出判決時應考慮適時性及提起訴訟後出現之嗣後事實，使判決符合判決作出之時的實際情況，因上訴人於2020年8月1日股東大會舉行時仍未獲發XXX及XXX的往來帳副本，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1款f項仍有權請求獲發相關文件。
l02.º
針對高昂的律師費，尤其是當核數師也認為出於異常，但沒有獲提供文件時，上訴人更希望獲發文件以從收據中審視有關的被告律師費開支，慎防律師費中夾雜著其他非專為公司訴訟及法律顧問的費用。
l03.º
因核數師發現2019年的律師費有疑問，上訴人有必要獲發過往的律師費收據文件，為確保自身權利而作出綜合考量，確保此等昂貴開支中未存有其他示當事由及不正當用途。
l04.º
故此，上訴人有正當利益獲知高昂的律師費及相關開支的開支原因，並有權要求獲發2014-2018年度的律師費收據副本。
105.º
於提起訴訟時，公司營業場所的租賃合同即將期滿，此將涉及到公司是否有場地繼續經營業務、關乎到公司的營運的核心問題及將來的盈利能力。
106.º
即使現在租賃合同獲續期，經歷過早期就公司失去營業場所的擔憂，以及深深體會到被上訴人的行政管理機關的不作為的態度，上訴人對租賃問題尤其注意及十分關心，故希望能就此等核心的管理上的事宜掌握一些有關租賃主要的資料，以確保租賃事宜未存有其他不當情事。
107.º
而且，考慮到上訴人為唯一獨立於被上訴人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股東，上訴人作為唯一可以對被上訴人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行使監察權的人，因此絕對具有利益獲提供有關資料。
108.º
故此，上述的書面資料因涉及公司管理上的核心事宜，且股東有利益的情況下，根據《商法典》第209條第1款g項屬於資訊權行使的範圍內，上訴人有權獲發此等與租賃相關的文件及資料。
109.º
針對訴訟費用比例，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6條第1款及第377條第1款，上訴人所提出眾多的請求，在其提起訴訟之時，存在被上訴人拒絕提供資料的情況，均是當時聲請人提起訴訟後方紛紛提供資料。
110.º
首先，既然被上訴人於7月期間提供確實提供了該等資料，代表被上訴人亦認同上訴人具有正當性索取有關資料。
111.º
承上，若上訴人適時提供此等上訴人有權獲取的資訊，上訴人亦不需要提出此等請求。
112.º
故此，訴訟針對此等請求的部份產生嗣後無用的情況，乃可歸責於被上訴人。
113.º
考慮到上述資訊僅於嗣後方獲提供，結合上訴人獲判處勝訴的部份，包括被上訴人需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留澳情況以及人員安排提供答覆，上訴人80%的敗訴比例無疑過高。
114.º
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撤銷被上訴判決並批准上訴人之行使資訊權的申請，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不認同上述批准申請的理由而決定維持原審法庭的決定，亦懇請法官 閣下尤其考慮到可歸責於被上訴人的嗣後無用的請求，而重新訂定一個更有利於上訴人的訴訟費用比例。
被聲請人針對否決其提出摘除聲請人提交的書狀的批示提交理由陳述並結論和請求如下：
I - O requerimento de fls. fls. 1422 apresentado pela ora Recorrente com vista ao desentranhamento dos requerimentos dos autos de fls. 1324 a 1340 e 1341 a 1411 e dos documentos que os instruíram foi indeferido pelo despacho de fls. 1438 a 1439.
II - Mas,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outro deveria ter sido o sentido d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III - Primeiro, porque o que resulta do seguinte segmento do texto da do art.º 209.º, n.º 4 do CCom: «Ouvida a sociedade o juiz decide sem mais provas no prazo máximo de 10 dias.» é que o último articulado admissível neste tipo de procedimento simplificado é a própria resposta da sociedade ao pedido formulado pelo requerente,
ficando precludida a possibilidade de posteriormente serem apresentados quaisquer outros articulados ou oferecidas mais provas, uma vez que o prazo de 10 dias fixado no texto do artigo é um prazo de decisão para o juiz a contar da audição da sociedade e não um prazo de notificação dessa audição ao sócio para efeitos do eventual exercício do direito ao contraditório.
IV - Incumbia, pois, ao sócio requerente o ónus de invocar e alegar todos os fundamentos de facto e direito e de requerer (ou produzir) todas as provas de que se queria prevalecer na sua petição inicial, sob pena de preclusão.
V - Segundo, porque a norma adjectiva especial do art.º 209.º, n.º 4, do Código Comercial prevalece sobre a norma de carácter geral do artigo 3.º, do CPC (lex specialís derrogat generalí), conforme resulta dos art.º 6.º, n.º 3, do CCivil, logo nunca a "réplica" de fls. 1324 a 1339 ou a documentação de fls. 1346 a 1411 poderia ter ficado nos autos a pretexto do exercício do contraditório.
VI - Terceiro, porque mesmo que se entenda que o tribunal “não está sujeito a critérios de legalidade estrita, devendo antes adoptar em cada caso a solução mais conveniente e oportuna” nos termos do artigo 1208.º do CPC, tal refere-se somente à solução do caso concreto e não à sua tramitação processual, sendo inaplicável à situação sub judice por a norma adjectiva do art.º 209.º, n.º 4 do CCom ser imperativa para o Tribunal.
VII - Dito por outras palavras, o critério da equidade (ou de conveniência) a que se refere o art.º 1208.º do CPC só funciona no âmbito de aplicação da lei substantiva aos factos, ficando excluída a sua aplicabilidade no que respeita à lei adjectiva que regula a forma e tramitação dos actos processuais (art.º 92.º, n.º 2 e 3, do CPC).
VIII - Ora, o que se discute no presente recurso é uma questão de interpretação da lei adjectiva, máxime a (in)admissibilidade da “réplica” de fls. 1324 a 1339 e dos documentos de fls. 1346 a 1411 que a instruíram face à norma processual imperativa do art.º 209.º, n.º 4 do CCom.
IX - Consequentemente, devia o Tribunal a quo ter ordenado o desentranhamento da “réplica” de fls. 1324 a 1339 e dos documentos de fls. 1346 a 1411 que a instruíram aquando da prolação da sentença de fls. 1412 a 1417v.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s artigos 87.º e 9.º, n.º 2, ambos do CPC ex vi do art.º 209.º, n.º 4, do CComercial.
XI - Quarto, porque ainda que o normativo inserto no artigo 209.º, n.º 4, do CCom pudesse ser interpretado como não consentindo a produção de mais provas depois de ouvida a sociedade, mas admitindo réplica ou resposta do sócio à oposição da sociedade,
XII - mesmo assim, a “réplica” de fls. 1324 a 1339 seria ilícita por não se inscrever em nenhuma das hipóteses de alíneas a), b) e c), do n.º 1, do artigo 420.º, do CPC.
XIII - Desta sorte, o alegado nos artigos 20.º a 44.º e 47.º a 57.º da “réplica” por consubstanciar mera defesa por impugnação (por negação ou motivada) ou a arguição de factos novos, devia ter sido considerado não escrito.
XIV - 1.º, por exorbitar a finalidade daquele articulado delimitada nas alíneas a), b) e c), do n.º 1, do art.º 420.º, do CPC
XV - 2.º, para evitar que o Recorrido viesse impugnar a sentença com base no alegado nos artigos 39.º a 44.º,51.º, 53.º,74.º a 82.º da “réplica” de fls. 1324 a 1339 (e nos documentos que o instruíram), a pretexto de não se tratarem de questões novas e do princípio da aquisição processual previsto no art.º 436.º de CPC, como veio agora fazer nos artigos 10.º a 12.º,29.º,49.º a 52.º, 55.º a 59.º, 65.º, 78.º, 79.º, 98.º a 100.º, 102.º a 104.º, 107 das suas alegações de recurso de fls. 1500 a 1525.
TERMOS em que a decisão de fls. 1438 a 1439 deverá ser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mande desentranhar dos autos a “réplica” de fls. 1324 a 1339 e dos documentos de fls. 1346 a 1411 que a instruíram,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Vossas Ex.as decidirão, porém, como for de Direito e JUSTIÇA!
被聲請人針對一審判決的上訴理由結論和請求如下：
I - O pedido de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deduzido nos artigos 1.º a 9.º da Oposição foi indeferido.
II - Mas,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devia ter procedido.
III - Primeiro, porque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do presente não implica a suspensão ou a limitação ao “direito à informação” do Recorrido na pendência da acção de exclusão judicial de sócio, uma vez que ele é livre de o exercer nos termos da lei comercial, nem tão-pouco limita o seu “direito de acção”, uma vez que ele é livre de o exercer nos termos da lei adjectiva.
IV - Mas tal não significa que se possa derrogar a aplicação do disposto no art.º 223.º do CPC às situações previstas no art.º 209.º, n.º 4, do Cód. Comercial, em que, como sucede no caso “sub judice”, exista uma causa prejudicial, cuja resolução precede todas as outras.
V - Isto dado que, se proceder, a final, a causa prejudicial (CV3-19-0065-CAO), confirmar-se-a com eficácia erga omnes (art.º 9.º, n.º 1, do Código do Registo Comercial - CRC) que o Recorrido deixou de ter a qualidade de sócio desde a data do registo provisório da acção em 10/07/2019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º 10.º, n.º 2 ex vi dos artigos 7.º, b) e 5.º, i), todos do CRC.
VI - Ora, se ainda não se sabe se o Recorrido perdeu a qualidade de sócio em 10/07/2019 e se a presente acção pressupõe que essa qualidade exista e se mantenha desde a sua proposição até ao trânsito em julgado da decisão que lhe ponha termo, [4] como é que, sem que antes se resolva essa questão prejudicial, poderá a mesma prosseguir sem atropelo às regras do processo?
VII - Segundo, porque não há norma legal que excepcione a aplicação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designadamente o disposto no art.º 213.º, n.º 1, do CPC, ao procedimento previsto no art.º 209.º, n.º 4, do Código Comercial.
VIII - Terceiro, porque o poder do juiz para determinar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por causa prejudicial é um poder-dever que se integra no poder de direcção do processo, sendo sindicável judicialmente, por não ser discricionário, embora atribua ao juiz uma grande liberdade na integração dos critérios previstos no artigo 223.º do CPC, relativamente à utilidade e conveniência processual da suspensão.
IX - Quarto, porque o nem o acerto das decisões do Tribunal da Relação de Lisboa nos processos 1151/17.8T8PDL.L1 e 1207/10.8TBSCR.L1-7 a que se refere a decisão recorrida. [5] nem o raciocínio a elas subjacente, obsta à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no caso “sub judice”.
X - Quinto, porque ainda que a acção CV3-19-0065-CAO de exclusão judicial de sócio não constituísse “causa prejudicial” em relação à presente acção, sempre a suspensão da instância se fundaria em razões de "conveniência" que também são acolhidas no art.º 223.º n.º 1, in fine, do CPC (“motivo justificado”), as quais, encontram plena justificação no contexto do litígio que consome as partes (e desgasta o tribunal) e se inscrevem nas regras por que devem orientar-se os processos de jurisdição voluntária.
XI - Por outro lado, a questão do “abuso de direito” suscitada nos artigos 36.º a 51.º da Oposição foi julgada improcedente, mas,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sem razão.
XII - Primeiro, porque o perguntado no artigo 43.° do requerimento inicial de fls. 2 a 49, na parte ora em causa, ou seja, quanto à data do regresso dos administradores para administrarem a sociedade, não é uma verdadeira pergunta uma vez que a mesma só faria sentido se fossem verdadeiros (e não são) os dois pressupostos imaginários donde parte, ou seja:
- que todos os administradores se encontram no exterior da RAEM;
- e que os administradores se encontram legalmente inibidos de gerir e
representar a sociedade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disposto no art.º 235.º, n.º 1, do Cód. Comercial, enquanto não regressarem à RAEM;
XIII - Segundo, o mesmo se diga quanto à pergunta formulada na alínea 2 do artigo 36.º da “Réplica” a qual também não é uma verdadeira pergunta, uma vez que a mesma só faria sentido se fossem verdadeiras (e não são) as três situações fantasiosas que o Recorrido pressupõe como estando verificadas:
- que a sociedade se encontra sob “gestão” de outrem;
- que tal pessoa (ou pessoas) não tem procuração para o efeito;
- e que que tal pessoa (ou pessoas) precisam de procuração para trabalhar na sociedade.
XIV - Terceiro, porque o que o Recorrido poderia ter perguntado se realmente não o soubesse e nisso tivesse interesse, mas que não perguntou por já saber a resposta, era se os administradores da sociedade se encontravam na RAEM e, caso negativo, se eventualmente se tinham feito representar (e em quem) no exercício das suas funções ou, independentemente disso, se a administração tinha proposto gerentes (e, caso afirmativo, quem) para o desempenho de algum determinado ramo de negócio ou nomeado auxiliares (e, caso afirmativo, quem) para a representar em determinados actos ou contratos ou constituído procuradores (e, caso afirmativo, quem) para prática de determinados actos ou categoria de actos.
XIV - Mas não foi isso que foi perguntado e era isso que Recorrido tinha o direito de saber se o tivesse perguntado.
XV - Ao invés, ao formular perguntas que só fariam sentido se fossem verdadeiros os pressupostos errados em que propositadamente assentam, o Recorrido violou o disposto no art.º 326.º do Código Civil.
XVI - Isto porque optou por exercer o direito de acção previsto no art.º 209.º, n.º 4, do Código Comercial de forma abusiva, ou seja, fora do seu objectivo natural, bem como da razão justificativa da sua existência, como bem se refere no Ac. STJ, 11/25/2014 (Proc.º3220/07.3TBGDM-B.P1.S1), in www.dgsi.pt, insistindo em continuar a importunar a família e a obrigar a sociedade a incorrer em despesas acrescidas de patrocínio judiciário.
XVII - Por outro lado, o pedido de resposta às “questões” formuladas pelo Recorrido, em 29/05/2020, no artigo 43.º do requerimento de fls. 2 a 49 e, em 29/09/2020, no artigo 36.º (alíneas 1 e 2) do requerimento de fls. 1324-1339, foi deferido.
XVIII- Mas, salvo o devido respeito, devia ter sido indeferido.
XIX - Primeiro, porque na acção especial d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ão prevista no art.º 209.º, n.º 4, do Cód. Comercial não existe a possibilidade de articulados posteriores ao requerimento inicial e à resposta, pelo que o Tribunal a quo conheceu questão de que não podia conhecer quando se pronunciou quanto ao perguntado na alínea 2 do artigo 36.º da “Réplica” de fls. 1324-1339.
XX - A decisão recorrida é, pois, nula, nessa parte, por excesso de pronúncia, face ao disposto no artigo 571/1, alínea d), 2.a parte, do CPC.
XXI - Segundo, porque as “perguntas” formuladas não se prendem com o funcionamento da sociedade Requerida, servindo apenas o objectivo de instruir a acção especial de suspensão e destituição de administradores de fls. 1361 a 1411 unicamente proposta para bloquear e, nessa medida, prejudicar a sociedade.
XXII - Isto porque o perguntado em 29/05/2020 no art.º 43.º do requerimento inicial de fls. 2 a 49 ,na parte ora em apreço, se reporta a uma hipótese imaginária, conforme explicado supra, com o escopo meramente preparatório da acção especial de suspensão e destituição de administradores de fls. 1361 a 1411 (CV3-20-0029-CPE) proposta em 30/07/2020.
XXIII - Facto este, que, segundo a doutrina, só por si, teria justificado a recusa de prestação de informação, por confirmar o receio (resultante do comportamento descrito nos artigos 31.º a 56.º da Oposição) que o Recorrido utilizasse a informação assim obtida (qualquer que fosse a resposta) em prejuízo da sociedade.
XXIV - Terceiro, porque o objectivo do Recorrido, ao formular as questões (assentes em pressupostos errados) nas alíneas 1) e 2) do art.º 36.º da “Réplica”, era o de que as mesmas não pudessem ser respondidas “à letra” para depois poder usar tal “facto” para instruir o pedido de fls. 1361 e ss. de suspensão e destituição dos administradores (que representam a maioria do capital social), bem sabendo se tal sucedesse, ainda que temporariamente, a substituição dos actuais administradores por outros administradores eleitos pela maioria do capital social implicaria custos ainda mais elevados para a sociedade e o risco do pagamento de avultadas indemnizações aos administradores “suspensos”.
XXV - Quarto, porque nos artigos 40.º a 69.º da petição inicial de fls. 1361 e ss. o Recorrido demonstra já “saber” a resposta às “perguntas” que formulou no artigo 43.º do requerimento inicial de fls. 2 a 49 , caso contrário, teria incorrido (como incorreu) na situação prevista no art.º 385.º, n.º 2, alínea a), do CPC.
XXVI - Quinto, por não se poder presumir que o Recorrido tenha qualquer interesse legítimo em conhecer e obter as respostas às questões hipotéticas que colocou à sociedade, uma vez que nos artigos 40.º a 69.º da petição inicial de fls. 1361 e ss. demostrou já as "conhecer" e tal interesse não resultar automaticamente da sua qualidade formal de sócio da sociedade.
XXVII - Sendo meridiano que, tal como sucede nas sociedades anónimas e nas sociedades em nome colectivo, o solicitante deve demonstrar “motivo justificado”, ou seja, “um interesse sério e relevante na informação solicitada”.
XXVIII - Ora, o Recorrido, não desvendou porque motivo fez à sociedade as “perguntas acusatórias” a que se refere o artigo 43.º do requerimento inicial de fls. 2-49, e as alíneas 2) e 3) do artigo 36.º da “Réplica” que o artigo 209.º, n.º 4, do Cód. Comercial não comporta, nem demonstrou a veracidade dos pressupostos em que elas assentam, pelo que, se outras razões não existissem, nunca poderia o seu pedido ter sido satisfeito nos termos em que foi formulado.
TERMOS em que a decisão de fls. 169 a 171v. deverá ser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que mande suspender a instância até ao trânsito em julgado da decisão que for proferida na acção CV3-19-0065-CAO de exclusão judicial de sócio (artigos 1.º a 9.º da Oposição) ou que julgue procedente as excepções invocadas nos artigos (artigos 36.º a 51.º da Oposição) e absolva a Ré do pedido,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Vossas Ex.as decidirão, porém, como for de Direito e JUSTIÇA!
雙方獲通知對方提交的就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理由陳述後，均作出回答，主張對方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隨後上訴卷宗上呈至本中級法院，經裁判書製作法官作出初步審查和受理後，再經組成本合議庭的其餘兩位法官檢閱，由評議會作出如下的裁判。
二、理由說明
根據上訴結論，上訴人提出以下問題：
1. 中止訴訟程序；
2. 聲請人提交訴辯書狀的合法性；
3.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在澳履行職務的資訊；
4. 濫用訴訟權利；
5. 關於超額領取工資的資料；
6. 關於其他財務、會計和稅務文件；及
7. 就訴訟費分擔比例的爭議。
1. 中止訴訟程序
被聲請人B有限公司主張基於其早前提起旨在解除聲請人股東身份的訴訟程序正處於待決階段，故請求法院中止本程序以視乎該待決訴訟的判決結果再決定是否有需要繼續本程序的進行。
《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二十條規定數種程序中止的情況。當中第一款d項規定由法院命令中止程序。
《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二十條就法院命令中止的前提要求方面作出如下的規定：
一、訴訟程序在下列情況下中止：
ａ）任一當事人死亡或消滅，但不影響《商法典》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之適用；
ｂ）在必須委託律師之訴訟程序中，訴訟代理人死亡或不能履行其委任；
ｃ）在並非必須委託律師之訴訟程序中，無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人死亡或不能履行代理，但已委託訴訟代理人者除外；
ｄ）法院命令中止；
ｅ）法律特別規定須中止訴訟程序之其他情況。
二、案件中作為當事人之法人出現組織變更或合併時，訴訟程序無須中止；如有需要，僅替換其代表。
三、如任一當事人之死亡或消滅使訴訟程序不可能繼續進行或繼續進行屬無用者，則訴訟程序消滅，而非中止。
一審判決認為：
在本案聲請人的股東身份沒有被任何股東會決議或司法裁判排除，甚至是沒有被任何司法程序所命令的保全措施所中止的情況下，本院不應該中止本案以等待旨在將聲請人除名的訴訟結果。
否則，一個不能夠容忍的結果是：任何公司只要針對其股東提出除名之訴，該公司已可以在無須針對該股東提出保全措施的情況下，達到將該股東針對公司提出的訴訟中止的效果。
此一後果的不合理之處在於，既然股東身份維持有效，即使股東除名之訴待決，該股東也可以出席股東會行使股東權利，也可以按照《商法典》的規定向公司行使其作為股東所擁有的資訊權，那麼，難以解釋的是該股東不能夠在資訊權沒有得到滿足的情況下，透過訴訟程序行使《商法典》第195條第1款c項以及209條第4款及第5款所賦予的權利。
基於上述理由，不批准被聲請人的聲請。
似乎一審法院的理解是本程序與另一解除股東身份的程序之間不存在先決的關係，即聲請人A的股東身份並非為本程序的先決問題，故本程序的判決根本不取決於為請求解除A作為B有限公司股東身份的訴訟程序的判決結果。
本院完全認同一審法院的看法。
事實上，既然在該待決訴訟程序仍未有確定的終局判決前，且正如一審法院精闢地指出，仍沒有為該解除股東身份的待決訴訟程序有提起保全程序的情況下，本院實不見得有何依據中止股東A為行使公司股東權利而針對公司提起的獲取資訊權利的司法程序。
因此，本院得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六百三十一條第五款規定，以一審法院的理據裁定上訴這部份理由不成立。
2. 聲請人提交訴辯書狀的合法性
聲請人獲通知被聲請人針對其聲請提出的反對後，向法院提交一份書狀和附同一系列的文件。
被聲請人認為根據《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四款的規定，法律只規定聲請和反對兩份書狀，因此聲請人在知悉反對後所提交的書狀屬違法，應予從卷宗摘除。
一審法院認為基於《民事訴訟法典》第三條規定的辯論原則，聲請人應有權就被聲請人在反對書狀所提出的問題。此外，聲請人是因應被聲請人在被傳喚前已提供部份其擬通過本程序獲取的資訊，故該份書狀不過是將其在訴訟進行期間已收到的資料從其最初請求中移除，作用在於使法庭無須重覆審理聲請人已獲得的資料。
首先，由於被聲請人在其反對書狀中提出的中止程序請求的附隨事宜和指控聲請人濫用訴訟權利的問題，本院認為聲請人應獲承認有權就此兩問題作出的回應，因此，是完全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三條規定的辯論原則。
事實上，此乃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的具體表現，完全不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款所指的「法律不容許的行為」，相反，是根據辯論原則法院必須確保當事人有權作出的行為。
此外，就聲請針對程序中止和濫用權利問題以外的回應部份，基於下述原因，本院亦見不到可產生程序無效的後果。
一如其他的訴訟法律般，民事訴訟法亦不例外地基於不同訴訟程序的不同訴訟階段的目的和功能，對程序的每一訴訟行為作出一定程度的細則規範。
尤其是訴訟行為由誰作出、何時作出、怎樣作出、強制性或任意性作出，作出的形式：書面或口頭、由當事人親身或可通過訴訟代理人作出等均由法律明確規定。
訴訟法就以上的事宜作出細則規定的理由是訴訟程序有着必須實現的目的，包括查明事實真相、保障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確保訴訟法的基本原則得以落實和使一些因為訴訟法的基本原則互為衝突時，作出取捨的規定(例如捨快捷原則取嚴謹或反過來取快捷原則而限縮訴訟行為的數量和作出期間等)。
如法院或當事人作出法律沒有規定的訴訟行為或遺漏作出法律規定的訴訟行為，又或沒有按法律規定的由何人、在何時、以何種形式等要求作出行為，均屬違反訴訟法的規定而屬訴訟程序上的不法情事。
《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三十九條及隨後條文就基於訴訟行為的重要性或其法定作出形式的立法精神所維護的價值的不同而定出不同的法律後果或單純不設定法律後果。
易言之，如有關訴訟主體沒有按法定抽象的行為模式作成或參與訴訟行為或遺漏作出行為，則該行為(作為及不作為)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而構成訴訟不法行為，而可能導致產生違法的法律後果。
雖然凡不遵照法定形式而作出的訴訟行為均沾有不法的瑕疵，但基於法定形式的立法精神所維護的價值的重要性不一，故並非必然會導致該訴訟行為不產生效力或因一應作出但被遺漏作出的行為而導致續後程序不產生效力。
因此，《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正正落實這一理念。
該條文第一款規定：「在非屬以上數條所規定之情況下，如作出法律不容許之行為，以及未作出法律規定之行為或手續，則僅在法律規定無效時，或所出現之不當情事可影響對案件之審查或裁判時，方產生無效之效果」。
回到本個案中，《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四款規定法官就聲請人提出請求聽取被聲請人的意見後無需作證據調查便作出裁判。
易言之，即在被聲請人反對後便應馬上作出裁決。
儘管如此，無論是在《商法典》的特別規定或在《民事訴訟法典》的一般規定中，均沒有對作出第四款未有規定的行為視為無效情事。
此外，正如一審法院法官所言(「本案中得到卷宗第1324至1339頁書狀中的20至32條，以及第34至44條的補充資訊對審理本案、處理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利益爭端只會是有益無害」)，聲請人第二份書狀並不影響對案件之審查或裁判，故被聲請人提出的無效情事爭議理由不成立。
3.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在澳履行職務的資訊
聲請人在聲請中主張：
此外，原告亦曾於上述2020年4月22日的雙掛號函件中，問及被告的三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回澳管理公司的日程安排、本地負責處理公司業務的人員安排以及 2020年1月至4月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工資發放情況（請参見附件14 & 15)
隨後，在回應被聲請人的反對理由書狀中，指出即使被聲請人在被傳喚後已提交一部份資料，但就下列方面的資訊仍未獲得提供：
1. 預計 D, C 和 E 什麼時候返回澳門執行在B Lda. 的管理人的職責？
2. 現在誰負賣 B Lda. 的業務管理？該人有授權書嗎？
一審法院認為聲請人要求獲得這些資訊旨在了解被聲請人行政管理的運作模式，並指出有關資料明顯與被聲請人公司的運作有關連，屬於作為非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聲請人有正當理由和利益去了解及獲得的資料。
亦因此，命令被聲請人向聲請人回答以下提問：
- “預計 D, C 和 E 什麼時候返回澳門執行在B Lda.的管理人職責？，以及
- “現在誰負責 B Lda.的業務管理？該人有授權書嗎？”
然而，上訴人不認同一審法院的判決，認為聲請人欲知的東西僅建基於其個人想像之中才存在的前提，即被聲請人的各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均不在澳門和公司由另一人負責管理，此外，亦指出聲請人沒有正當利益支持其可獲得這方面的資訊，和提出這些要求僅是為了滋擾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和迫使公司花費更多律師服務方面的開支。
被聲請人是一間依法成立和受《商法典》內相關條文規範的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是一個具法人資格的實體，但須要由自然人負責日常行政運作和管理。
作為有限公司的股東，因有出資或有付出而成立公司，自然有權獲知在公司存續期間的任何時間裡，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是否在行使其獲賦予的職務。
因此，聲請人欲知道被聲請人的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何時回澳是正當的請求和並無不妥之處。即使各成員並沒有離澳，被聲請人大可回答各行政機關成員均沒有離澳和正在如常管理公司，而無須針對聲請人就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是否在澳的認知方面進行無必要的爭拗。
故一審法院的命令應予維持。
4. 濫用訴訟權利
被聲請人在一審的反對狀時提出聲請人擬通過本訴訟獲取的文件逾越了其以公司股東身份的資訊權的法定範圍。在欠缺依據和明知依法不符的情況下，無限擴大資訊權的範圍，故指出聲請人提起本訴訟乃濫用權利之舉。
一審法院在審理由聲請人提出的就被聲請人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是否在澳履行職務時一併審理聲請人有否濫用權利的問題。
一審法院認為：
……就聲請人要求索取的資訊，只有其中一部份應獲得滿足。故此，就被聲請人提出的抗辯，亦只會限於該部份的資訊。
……
綜觀被聲請人提出的理由，本院不認為有關理由足以顯示聲請人明顯超越善意或合理限度，透過是次訴訟，行使其作為股東的權利。
綜觀聲請人在本案中要求獲得的資訊，目的在於了解被聲請人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運作模式，本院認為有關資料明顯與被聲請人此一公司的運作有關連，屬於作為非行政管理成員的聲請人有正當利益去了解及獲得的資料。
另外，雖然正如被聲請人所言，聲請人曾多次向被聲請人索取資料且提出一系列的訴訟，但此等理由在本案中亦不能構成不容許聲請人行使股東應有的資訊權的理由。若果被聲請人認為聲請人的行為(多次向被聲請人索取資料且提出一系列的訴訟、旨在作出報復行為等)對公司構成實際損害，被聲請人應循相應途徑，以處理並解決聲請人對公司造成的影響(例如是針對聲請人提出除名之訴，正如被聲請人提出第CV3-19-0065-CAO號案；又或在符合《商法典》第209條第3款的情況下，要求對方作出賠償)。
被聲請人在本上訴中認為，一審法院不正確地命令其向聲請人提供關於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有否不在澳門履行職務和何時回澳，以及不在澳門期間由何人和有否獲授權管理公司的資訊，並重申聲請人擬獲得的資訊是建立在其想像中但不實和不正確的前提之上，屬濫用《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四款規定的資訊權。
《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六條規定：「權利人行使權利明顯超越基於善意、善良風俗或該權利所具之社會或經濟目的而產生之限制時，即為不正當行使權利。」。
根據上述條文，享有權利的主體在行使其權利時，儘管在形式上沒有違反特定法律條文的規定，但其行使權利明顯地侵犯了善意原則、善良風俗或背離了立法者在設定該權利時擬希望產生的社會或經濟目的時，則構成不當行使權利，亦即是濫用權利。
易言之，權利行使的不當之處是在於使用權利的明顯不正常和過當的屬性，而非在於其形式上違反任何具體法律條文的性質。
《民法典》第三百二十六條的文字表述用上了「善意」和「善良風俗」兩個不確定概念 (conceito indeterminado)。
就權利主體行使其形式上享有的權利和如何違反善意原則和善良風俗，Antunes Varela教授曾言道：
Para que o exercício do direito seja abusivo, é preciso que o titular, observando embora a estrutura formal do poder que a lei lhe confere, exceda manifestamente os limites que lhe cumpre observar, em função dos interesses que legitimam a concessão desse poder. É preciso, como acentuava M. Andrade, que o direito seja exercido em termos clamorosamente ofensivos da justiça.
Se, para determinar os limites impostos pela boa fé e pelos bons costumes, há que atender de modo especial às concepções ético-jurídicas dominantes na colectividade, a consideração do fim económico ou social do direito apela de preferência para os juízos de valor positivamente consagrados na própria lei. ……
De qualquer modo, para que haja lugar ao abuso do direito, é necessária a existência de uma contradição entre o modo ou o fim com que o titular exerce o direito e o interesse ou interesses a que o poder nele consubstanciado se encontra adstrito. (見Antunes Varela, Das Obrigações em geral, 7ª, 第536至537頁)
Mota Pinto教授亦指出：
…… quando é que se pode considerar um acto como «ofensivo dos bons costumes»? O sentido desta exigência é o mesmo da fórmula «não contrariedade à moral pública» do Código de Seabra …… . Não se trata de remeter o juiz para uma averiguação empírica dos usos, pois remete-se para os bons usos, mas também não se faz apelo a uma ética ideal, de carácter eterno. Os «bons costumes» são uma noção variável, com os tempos e os lugares, abrangendo o conjunto de regras éticas aceites pelas pessoas honestas, correctas, de boa fé, num dado ambiente e num certo momento. (見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 3ª ed. actualizada, 第525頁)
法律學者Manuel de Andrade就何謂公眾道德 (moral pública)時指出：
…… é o conjunto das regras morais aceites pela consciência social. Não se trata pois de usos ou práticas morais, mas de ideias ou convicções morais; não da moral que se observa e se pratica (mores), mas daquela que se entende dever ser observada (bónus mores). Não se trata tão-pouco da moral subjectiva ou pessoal do juiz, antes sim da moral objectiva, e precisamente da que corresponde ao sentido ético imperante na comunidade social. Não se trata ainda, portanto, da moral transcendente, religiosa ou filosófica, mas da moral positiva (hoc sensu)…… Por último importa distinguir entre o que ela exige e o que apenas recomenda, entre aquilo que ela considera louvável – sendo virtude a sua observância – e aquilo que ela reputa estritamente obrigatório – constituindo vício ou pecado mortal a sua inobservância. Só este mínimo releva para os efeitos do artº 671º nº 4. (見Teoria Geral de Relação Jurídica, II, 第331頁註記1)
此外，Pires de Lima 及Antunes Varela兩位教授就如何定出善意和善良風俗的限制時，必須特別考慮當時社會主流道德和法律的觀念，「Para determinar os limites impostos pela boa fé e pelos bons costumes, há que atender de modo especial às concepções ético-jurídicas dominantes na colectividade」 (見Código Civil Anotado, Vol. I, 4ª edição revista e actualizada, 第299頁)。
根據以上具權威學者就權利的行使如何因明顯違反善意原則和社會主流的道德和善良風俗可被視為不當，而構成濫用權利的情況，我們相信已具備條件審視被告提出抗辯是否有濫用訴訟權利。
根據Vaz Serra教授在上述其中一項評議中所言，濫用權利的行為除可以通過訴訟中認定的事實得知，亦可憑藉訴訟中被告所主張的足以否定原告藉行使訴訟權利擬希望實現的訴求的事實推斷出來。(Mas, se o abuso do direito não resulta dos factos da acção, o demandado fez, antes, determinadas afirmações que justificam a conclusão de um exercício abusivo do direito do autor, alega ele, com isso, factos que afastam o surgir da pretensão feita valer pelo autor, isto é a sua alegação não se apresenta como excepção, mas como objecção negativa do direito (afastadora do direito). 見Vaz Serra, RLJ 111º-301頁)
然而，在本個案中，聲請人之所以提起本程序是旨在了解被聲請人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有否在澳履行職務和若不在澳門是由何人和有否授權行使管理被聲請人的行政事宜。
《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四款規定者是當股東無法正常地通過公司的行政機關獲得就公司運作方面的資訊時，賦權予股東通過司法途徑而獲取其一般情況下無須訴諸法院已可獲得的資料。
這一請求沒有明顯地侵犯善意原則、善良風俗或背離了立法者在設定資訊權時擬希望產生的社會和經濟目的，屬訴諸法院尋求救濟的權利的正當行使，故不構成濫用權利。
5. 關於超額領取工資的資料
聲請人曾要求被聲請人提供以下的資料：
在2015年至2018年，D從公司超額領取的MOP1,058,829.00及2015年至2018年C超額領取的MOP578,138.00現在是否有歸還公司？若有，請提供歸還金額、日期及有關賬戶明細表。若沒有，請確認。
被聲請人在反對狀中以以下方式回應：
34.º
Quanto aquilo que o Requerente exigiu à Requerida oferecer “在 2015 年至2018年，D從公司超額領取的MOP1,058,829.00 及2015年至2018年C 超額領取的MOP578,138.00 現在是否有歸還公司？若有，請提供歸還金額、日期及有關賬戶明細表。若沒有，請確認。”, a respectiva situação nunca existe, porque as contas do ano 2015 a 2018 já tinham sido aprovadas (Doc. 14 a 17).
35.º
Logo, não existe a situação de recebimento da retribuição excessiva pelos administradores da Requerida D e C que são membros do órgão de administração, portanto, não é possível oferecer os documents indicados pelo Requerente.
一審法院則認為：
就此部份，被聲請人已在反對狀第34及35條表明不存在聲請人所指的情況。
被聲請人顯然已向聲請人提供資訊，在卷宗無相反證據顯示被聲請人提供的資訊屬虛假、不完整或明顯不清楚的情況下，應視被聲請人已提供有關資訊(惟此不妨礙聲請人認為有關資訊屬虛假時，得透過適當途徑對公司採取相關行動)。
聲請人對一審法院的判決不服，認為被聲請人的解釋未能顯示其已向聲請人提供資訊，此外，即使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八年度帳目已經被通過，但不導致公司放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
《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五款規定：「股東獲提供之資料為虛假、不完整或明顯不清楚時，得聲請法院根據第二百一十一條之規定對公司進行司法檢查」。反義解釋這一條文，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向股東提供的資料必須是真實的、完整的和清楚的。
聲請人在提出獲取資料時用上了「超額領取」這一明顯屬結論性和判斷性的文字表述。
若被聲請人認同兩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曾收取一定金額和這些金額確實是「超額領取」的，被聲請人應完全明瞭聲請人擬取得的是甚麽資料。
反之，如該兩名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從未收取該金額，或即使曾收取但不認同這是「超額領取」的，則大可回答沒有這一超額收取的金額的情況存在和因而不可能存在有否退還的問題。
事實上，若索取資料的請求本身是不清不楚或用上索取人主觀對事物作定性的判斷性表述，但欠缺客觀事實性描述時，則難以期待有義務提供資料者可真實、完整和清楚地回應請求。
本院認為「超額領取」表述的意思並非人所共知，而是在具體情況中由人主觀判斷的定性表述。
因此，不認同存在有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超額領取報酬的被聲請人只須不認同或否定有「超額領取」的情況存在，其回應便符合反義解釋的《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五款所要求者。
故聲請人這一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6. 關於其他財務、會計和稅務文件
除上述各問題涉及的資料外，聲請人尚要求被聲請人提供下列的文件：
遞交財政局2016年，2017年和2018財政年度的所得補充稅-收益申報表M/1。”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支付給XXX律師費收據的副本”；“以下帳戶明細表的副本：a) XXX 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b) XXX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 “租賃押金租金的副本”；“2020年1月至4月期間已支付租金的收據副本”；“已向財政局呈交的租賃協議的M/4表格副本”；“與交易有關的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副本”；“2014、2015、2016、2017和2018年損益帳明細表的副本。
一審法院認為這些文件超逾了《商法典》所容許的範圍和當中一部份文件已涉及被聲請人的商業記帳範圍，故一般而言只有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監事會有權查閱，另一方面也不是為了股東大會討論或表決時所需要查閱的文件，故否決聲請人的請求。
《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g項規定股東有權以書面方式要求行政管理機關提供有關公司管理的資料，尤其是與公司特定經營活動有關之資料。
根據聲請人附卷的被聲請人公司的商業登記，被聲請人為一間不設監事或獨任監事的有限公司，且没有根據上述第二百零九條就股東可獲取資訊方面設定限制。
作為股東，尤其是非參與行政管理的股東，獲賦予取得資訊的權利其中之一的理由是讓彼等即使不參與日常運作管理，也有途徑獲知公司的業務和財務狀況，藉此能有條件行使股東權利和維護作為股東應享有的利益。
這一權利在不設監事會或監事的公司中尤顯其必要性。
因此，《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g項就股東可取得的資訊範圍規定的解釋不應被過度限縮。
儘管聲請人欲取得的資料繁多且為日常行政管理運作的資料，我們只能認為作為非參與行政管理的股東未必有絕對需要被告知，但不應不容許彼等有權獲知。
因此，一審法院這部份的裁決應予廢止，取而代之是命令被聲請人向聲請人提供該等資料。
7. 就訴訟費分擔比例的爭議
聲請人通過本上訴就一審判決中就其須分擔的訴訟費用的百分比提出爭議。
聲請人擬通過平常上訴尋求上訴法院糾正一審法院的決定，但本院認為上訴人錯用手段。
鑑於人皆可能犯錯，法官亦是人，故也可能犯錯，既然如此,實有必要設定一些爭議或複審機制，讓那些認為因法官犯錯作出違法的裁判而導致其權利受損的利害關係人能通過這些爭議機制尋求法官本人重新考慮或較高級別的法院的介入，使這些錯誤得到糾正以便能獲得一個建基於正確的公正裁判。
而上訴則僅是這裏所指的其中一種爭議機制。
原則上，凡是由法官作出的裁判，均可通過提起上訴對之就其合法性向上級法院提出爭議。
儘管如此，法律亦基於不同的考慮，明文規定不得對一些由法官作出的決定直接提起上訴。
法官就訴訟費用作出的決定就是不能直接以平常上訴方式提起爭議的。
《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七十二條b項規定，任何當事人得向作出判決之法院聲請就訴訟費用及罰款糾正判決。
根據這一規定，如當事人對訴訟費用的分擔不服，應先向原審法官提出爭議，若對原審法官就爭議作出判決仍不服和在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前提成立時方可以平常上訴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見Amância Ferreira所著的Manual dos Recursos em Processo Civil，第六版，第60頁)。
就這一特別規定的立法精神可見於Alberto dos Reis教授於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第五卷，第153頁所主張的如下見解：
“Se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juiz quanto a custas e multa, ou só quanto a custas ou quanto a multa, foi ilegal, isto é, se a parte condenada entender que essa decisão interpretou ou aplicou erradamente a lei, pode ela pedir que seja reformada. Neste caso é óbvio que o meio facultado pelo artº 670º, exerce função semelhante à que normalmente exercem os recursos: visa impugnar a decisão proferida, por erro de julgamento, e a conseguir que seja substituída por outra conforme à lei.
Entendeu-se que para caso tão simples, como é, por via de regra, 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lei sobre custas e multa, convinha pôr à disposição do litigante prejudicado um meio rápido, económico e expedito de obter a reparação do erro cometido.”
因此，這一部份的上訴依法應不予受理。
結論：
1. 即使一有限公司已針對其一名股東提起旨在解除其股東身份的訴訟，單純這一待決訴訟的存在不足以支持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中止由該股東根據《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四款規定提起的司法程序。
2. 訴訟主體沒有按法定抽象的行為模式作成或參與訴訟行為或遺漏作出行為，則該行為(作為及不作為)因不符合法定形式而構成訴訟不法行為，而可能導致產生違法的法律後果，但僅在法律明示規定時方構成訴訟上的無效情事。
3. 享有權利的主體在行使其權利時，儘管在形式上沒有違反特定法律條文的規定，但其行使權利明顯地侵犯了善意原則、善良風俗或背離了立法者在設定該權利時擬希望產生的社會或經濟目的時，則構成不當行使權利，亦即是濫用權利。
4. 作為股東，尤其是非參與行政管理的股東，獲賦予取得資訊的權利其中之一的理由是讓彼等即使不參與日常運作管理，也有途徑獲知公司的業務和財務狀況，藉此能有條件行使股東權利和維護作為股東應享有的利益，這一權利在不設監事會或監事的公司中尤顯其必要性。因此，《商法典》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g項就股東可取得的資訊範圍規定的解釋不應被過度限縮。
5. 根據這一規定，如當事人對訴訟費用的分擔不服，應先向原審法官提出爭議，若對原審法官就爭議作出判決仍不服和在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前提成立時方可以平常上訴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
三、裁判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民事及行政分庭評議會表決，裁定被聲請人B有限公司提起的兩個上訴理由均不成立，聲請人A提起的上訴部份成立和部份不予受理。
廢止一審判決主文部份否決聲請人提出取得判決第9頁所列的資料的請求的裁判，並改判被聲請人應於三十天期間內向聲請人提供下列資料：
遞交財政局2016年，2017年和2018財政年度的所得補充稅-收益申報表M/1。 ；
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支付給XXX律師費收據的副本；
以下帳戶明細表的副本：
a) XXX 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
b) XXX 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19年度；
租賃押金租金的副本；
2020年1月至4月期間已支付租金的收據副本；
已向財政局呈交的租賃協議的M/4表格副本；
與交易有關的支票或銀行入數紙副本；
2014、2015、2016、2017和2018年損益帳明細表的副本。
一審判決其餘未為本裁判所廢止的部份予以維持。
基於本上訴的結果，一審的訴訟費用分擔按聲請人A和被聲請人B有限公司的勝訴和敗訴比例變更為前者負擔20%，後者則支付80%。
被聲請人B有限公司須支付本上訴程序的80%訴訟費用，其餘20%由聲請人A負擔。
依法作登記及通知。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賴健雄
馮文莊
何偉寧
1 Acs. RL, proc. nº 1151/17.8T8PDL.L1 e n.º 1207/10.8TBSCR.L1-7, de 2018-05-10 e 2011-04-12.
2 Augusto Teixeira Garcia, Direito à Informação dos Sócios nas Sociedades Comerciais: algumas notas, in Boletim da Faculdade de Direito, Ano VIII, N.º 18, 2004.
3 Augusto Teixeira Garcia上引著作，第2部份，註腳第34點。
4 Caso contrário, estar-se ia a consentir a ingerência e/ ou a devassa de estranhos na vida da sociedade face à natureza intuitus personae do direito de informação - HÉLDER QUINTAS, "Regime Jurídico das Sociedades por Quotas", Edições Almedina, 2010, pág. 130.
5 Acs. de 05/10/2018 (Proc.° 1151/17.8T8PDL.L1) e de 4/12/2011 (Proc.° 1207/10.8TBSCR.L1-7), in www.dgs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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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20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