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621/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2年9月8日
主要法律問題：
- 欠缺理由說明
- 無罪推定原則
摘 要
1. 從裁判中可以看到，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中，已詳細地說明了形成心證的理由，尤其是詳盡地列出了上訴人及所有證人的聲明，及後結合卷宗書證進行綜合分析，詳細地論述了其心證的形成，說明了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相信一般人只要細閱原審法院所展示的證據及論述的過程都會認同原審法院已作出充份的理由說明，完全看不出被上訴裁判存在被指責的瑕疵。
2.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宣讀及聽取了案中證人尤其是涉案工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621/2021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A)
日期：2022年9月8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1年5月21日，第一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20-0321-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和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6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僱用罪」，被判處九個月徒刑，緩刑二年執行。
第一嫌犯被指控訴以直接正犯和既遂的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共犯)，被判處罪名不成立。
第一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就如何認定勞務關係的主體(第1及2點已證事實)作出理由說明，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
2. 尊敬的中級法院於第13/2021合議庭裁判中作出了精闢見解：「《刑事訴 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說明判決依據的規定，並非要求法庭須就每一點既證事實及或未證事實指出其心證的形成過程，而是須指出判決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依據、並列出用作形成心證的證據。
3. 原審法院不是只基於第1及2點已證事實去認定上訴人與涉案工人B建立勞務關係的事實，還有更重要的事實包括第3至6點已證事實，從而認定上訴人非法僱用的犯罪行為。
4. 細閱判決書內容，原審法院為著形成心證而審查各方面的證據，尤其是詳盡地列出了上訴人及所有證人的聲明，及後結合卷宗書證進行綜合分析，詳細地論述了其心證的形成，說明了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相信一般人只要細閱原審法院所展示的證據及論述的過程都會認同原審法院已作出充份的理由說明，我們完全看不出被上訴裁判存在被指責的瑕疵。
5.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6. 根據卷宗資料，尤其是C、D和涉案工人B的聲明以及上訴人與B之間的微信內容，已能證實上訴人冒認為X記裝修工程的員工，利用第二嫌犯簽署的報價表承接涉案單位的裝修工程，並由上訴人安排B前往單位工作，第二嫌犯除簽署了報價表外並沒有參與其中。上訴人與第二嫌犯是否真的存在借貸關係並沒有影響到上訴人聘請B工作的事實，兩者並不是對立的關係。我們看不出原審法院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嫌。
7. 我們不能妨礙原審法院在綜合分析相關證據後，按照一般經驗法則，得出其所認定的事實版本。上訴人只是提出不同的事實版本，來質疑原審法院的心證。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所有上訴理據不足，應予駁回，維持原判。
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駁回相關上訴請求，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約於2019年9月，XX工程一人有限公司的負責人D向第一嫌犯A詢問是否有意承接澳門荷蘭園正街XX花園大廈X樓X座單位的裝修工程，第一嫌犯有意承接，便詢問X記裝修工程的負責人第二嫌犯E是否有意共同承接該裝修工程。
第二嫌犯有意承接該工程，故在填寫及簽署報價表後，將該報價表連同數張蓋有X記裝修工程印章的空白收據交予第一嫌犯處理(見卷宗第40至42頁)。
2. 及後，第一嫌犯在第二嫌犯不知悉的情況下，利用第二嫌犯已簽署的報價表，自行以X記裝修工程的名義承接了該裝修工程，並透過微信訊息要求D通知上述單位業主C將裝修工程款項轉賬至第一嫌犯的XX銀行賬戶(賬號：…，戶名：A)。之後，C先後於2019年9月18日及同年10月12日將兩期裝修工程款項﹝每期款項為澳門幣玖萬肆仟圓(MOP94,000.00)﹞轉賬至第一嫌犯的XX銀行賬戶，當時，第一嫌犯利用第二嫌犯提供的已蓋有X記裝修工程印章的空白收據，自行以X記裝修工程的名義向C簽發了收款收據(見卷宗第96至98頁)。
3. B為內地居民，不持有在澳門合法工作的證件，其與第一嫌犯為同鄉關係。
4. 同年10月14至15日，B透過微信詢問第一嫌犯是否有裝修工作介紹，第一嫌犯向B表示上述單位有裝修工程，需聘請工人負責鋪砌瓷磚的工作，薪金為每天澳門幣捌佰伍拾圓(MOP850.00)，B表示同意後，第一嫌犯著其於同年10月19日自行前往上址工作，並將上述單位的門口密碼及停車場密碼告知B(見卷宗第33頁相片)。
5. 在聘用B時，第一嫌犯只是透過微信詢問B是否持有證件，沒有親身查核B是否持有合法在澳門工作的證件。
6. 自同年10月19日開始，B按第一嫌犯的指示自行前往上述單位進行裝修工作。
7. 2019年10月21日中午約12時30分，治安警員到荷蘭園正街XX花園大廈X樓進行巡查，當時，警員發現上述單位傳出裝修的聲響，未幾，警員目睹B步出該單位，故上前對B查問及要求其出示證件，但B只能向警員出示有效逗留澳門的往來台灣通行證，無法出示可在澳門合法工作的證件。
8. 其後，D將上述事件告知第一嫌犯，並要求第一嫌犯前往治安警察局跟進事件。
9. 第一嫌犯以未查明之途徑，取得了第二嫌犯作為借款人的一份借據，當中尤其載有“借款人：E”、“於今日2018年1月18日向出借人A借款澳門幣貳拾伍萬元正(250,000.00)”，以及於該借據的背頁寫上“2019年9月18日收到還款：94000元”及“2019年10月12日收到還款：94000元”的還款記錄，同時，第一嫌犯亦在該借據出借人的位置及背頁的還款記錄旁簽名作實(見卷宗第84至背頁)。
10. 同年11月18日中午約12時，第一嫌犯在治安警察局接受訊問時，向警員提交了上述借據。
11. 第一嫌犯不親身查核B的身份證明文件，明知B極可能不持有在澳門合法工作的身份證明文件，但仍僱用B進行裝修工作，對極可能聘用非法勞工的情況採取放任及接受態度。
12. 第一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悉其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處罰。
此外，庭審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13.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二名嫌犯均為初犯。
14. 第一嫌犯聲稱為建材東主，月入澳門幣15,000元，需供養父母、妻氶及二名子女，具初中畢業學歷。
15. 第二嫌犯聲稱為裝修工程負責人，月入澳門幣10,000元，需供養一名子女，具初中三學歷。
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案存在與控訴書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1. 第一嫌犯因害怕其聘請B的行為被揭發，故相約第二嫌犯前往巴波沙大馬路XX咖啡室會面，當時，第一嫌犯要求第二嫌犯承認上述裝修工程是由第二嫌犯負責，同時，第一嫌犯要求第二嫌犯協助簽署一份借據，其內載明第二嫌犯分別於2019年9月18日及同年10月12日向第一嫌犯還款澳門幣玖萬肆仟圓(MOP94,000.00)，目的是誤導警方及司法當局相信其收取C的上述裝修工程款項與裝修工程無關，且只是第二嫌犯向其歸還的欠款，藉此製造上述裝修工程與其無關及不是由其聘請B工作的假象。
2. 第二嫌犯考慮到早前曾向第一嫌犯借款澳門幣伍萬圓(MOP50,000.00)，且考慮到兩人為多年的朋友關係，故答應為第一嫌犯簽署虛假借據，以協助第一嫌犯隱瞞承接上述裝修工程及聘用B工作的事實。
3. 第一嫌犯向警員提交了上述借據，目的是製造其與上述裝修工程無關的假象。
4. 兩名嫌犯共同協議及分工合作，意圖為第一嫌犯獲得不正當利益，決意製作虛假的借據，並在該借據上寫上與事實不符的還款記錄，繼而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上述載有不實資料的借據，目的是以該借據證明第一嫌犯收取的工程款項是第二嫌犯的借貸還款，並用以製造第一嫌犯與上述工程無關及第一嫌犯沒有聘用B進行裝修工程的假象，以妨礙司法機關調查事實真相及使第一嫌犯免受刑罰處罰。
5. 第二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行為，且清楚知悉彼等行為是被法律禁止及處罰。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欠缺理由說明
- 無罪推定原則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就如何認定勞務關係的主體(第1及2點已證事實)作出理由說明，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提出《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判決無效。
《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規定：
“一、判決書以案件敘述部分開始，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認別嫌犯身分之說明；
b）認別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身分之說明；
c）指出根據起訴書，或無起訴時，根據控訴書對嫌犯歸責之犯罪；
d）如有提出答辯，則摘要指出載於答辯狀之結論。
二、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
三、判決書以主文部分結尾，當中載有下列內容：
a）適用之法律規定；
b）有罪決定或無罪決定；
c）說明與犯罪有關之物或物件之處置；
d）送交登記表作刑事紀錄之命令；
e）日期及各法官之簽名。
四、判決須遵從本法典及有關訴訟費用之法例中關於司法費、訴訟費用及服務費之規定。”
《刑事訴訟法典》第360條規定：
“一、屬下列情況的判決無效：
a）凡未載有第三百五十五條第二款及第三款b項所規定載明之事項者；或
b）在非屬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四十條所指之情況及條件下，以起訴書中，或無起訴時，以控訴書中未描述之事實作出判罪者。
二、判決的無效須在上訴中爭辯或審理，法院亦可對有關無效作出補正，並經作出必需的配合後，適用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的規定。”
在現行《刑事訴訟法典》中，法律在裁判說明理由方面有所要求，對於法院心證形成的說明及解釋，定下了嚴格的標準，藉此向各訴訟實體提供了更大的保障。然而，對於應該說明的程度或標準，法律也只要求以一種扼要的，但盡可能完整的方式闡述。
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判決中列舉了已經證明及未證明的事實，而在事實判斷方面，原審法院亦作出了如下說明：
“庭審聽證時，第一嫌犯A否認被指控之事實，否認自己有承接任何工程，也否認自己聘用黑工，其只是將同鄉(證人B)介紹予第二嫌犯以便聘用，是第二嫌犯承接了涉案工程，其不是第二嫌犯的員工，也沒有參與涉案工程的承接或工作。另外，第一嫌犯承認有與B微信對話，有著對方於同年10月19日自行前往上址工作，並將上述單位的門口密碼及停車場密碼告知B。另第一嫌犯稱，涉案借款合同是真實的，因為第二嫌犯拖欠他金錢款項，而第二嫌犯是知悉及同意其要求上判(即D)將單位的工程費用直接存入第一嫌犯的個人戶口，以作還款用途。關於卷宗第96頁之收據(是由第一嫌犯親自簽名但蓋有X記裝修工程的收據，以交回業主的收費憑據)，第一嫌犯解釋不了既然其只是第二嫌犯的債權人，又不是第二嫌犯的員工，為何在上面簽字云云。
庭審聽證時，第二嫌犯E行使緘默權。
庭審聽證時，依法宣讀了證人B在刑事起訴法庭所作之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見卷宗第55至背頁)，詳細講述案發過程，有關內容在此視為完全轉錄。B聲稱於案發前透過微信與其同郷（匿稱： “啊X”，WeChat id：…，聯絡電話：…）聯繫，並詢問啊X有沒有裝修工作介紹，不久，“啊X”便在微信回覆在澳門荷蘭園正街XX花園大廈X樓X室有裝修工程，每天工資為MOP$850，並分配其負責單位鋪砌瓷磚之工作，每天的工作時段為09時至18時。而其答允後，“啊X”便透過電話著其於2019年10月19日上午前往涉案單位，及後有一名不知名男子開門並將上址單位之鐵門鎖匙交給其便離開，而其亦從當天開始在上址進行鋪砌瓷磚之工作至今，並補充“啊X”仍未向其支付兩天工作之報酬。另外，第一嫌犯只是單純問了證人一句有否證件，而證人回答有證件，因當時認為自己持有允許逗留澳門的護照，但第一嫌犯沒有詢問證人持有什麼證件或何類證件，亦沒有親身查看他的證件。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證人D(XX工程一人有限公司)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其表示承接上述單位的設計翻新工程後，便向第一嫌犯A詢問是否有意承接澳門荷蘭園正街XX花園大廈X樓X座單位的裝修工程，第一嫌犯表示有意承接，其便將該單位的報價表交予第一嫌犯進行報價。約一星期後，第一嫌犯交還上述報價表並填上工程大約的費用。同年9月15日，經該單位業主C同意後，其將一份列有裝修工程項目的報價表交予第一嫌犯，翌日，第一嫌犯交還一份已蓋有X記裝修工程的印章及簽署人為第二嫌犯的報價表，其後，其將上述單位鑰匙交予第一嫌犯，也將上述單位的門口密碼及停車場密碼告知第一嫌犯。此外，同年9月，其收到第一嫌犯的微信訊息，要求其通知C將裝修費存入其本人的XX銀行賬戶內。證人表示，其是在警察局才認識第二嫌犯，在此之前不認識對方。證人知悉涉案合同是其公司與X記裝修工程共同簽署，第一嫌犯曾自我介紹其為X記裝修工程的員工，證人打算找第一嫌犯所在的公司合作本次裝修。證人表示對於上址單位內發現有非法人士工作一事全不知情。最後，證人表示第40-42頁中，當時文件也是這樣的狀態。
庭審聽證時，證人C(涉案單位業主)就本案之事實發生經過作出陳述。證人講述於2019年6月上旬將上述單位委托XX工程一人有限公司負責人D進行設計及裝修，同年9月初，其接獲D通知，將委託X記裝修工程替其單位進行施工。同年9月16日，D帶同一份已蓋有X記裝修工程印章及簽署人為第二嫌犯E的裝修工程項目報價表交其簽署確認，接著，其將上述單位的鑰匙交予D。其後，其透過微信收到D的訊息，通知其將裝修費用存入A的XX銀行賬戶。證人表示自己將單位交予D，便沒有多大理會，對於上址單位內發現有非法人士工作一事全不知情。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二名治安警察局警員X、X之證言，其講述案件發生經過及所參與調查措施：
首名警員稱負責對案件進行調查，也曾到案發現場處理案件。警員稱曾對B作出截查，B出示他的有效逗留本澳之中國往來台灣通行證，沒有任何合法在本澳工作之證件。該B承認在上址單位（X樓X室）內從事装修工作（負責單位之鋪砌瓷磚工作）。之後警員調查了業主、D、X記工程公司負責人。當時，業主C、大判D均聲稱上址單位已簽署合同委託一間X記裝修公司進行施工，並應X記裝修公司負責人E要求，將有關工程款項儲進XX銀行帳戶（帳戶持有人：A），且均聲稱對於上址單位內發現有非法人士工作一事全不知情。此外，X記工程公司負責人(第二嫌犯)表示自己只發過報價單，但最終沒有承接涉案單位的工程。最後，警員有翻閱第一嫌犯與懷疑黑工(B)之間的微信內容，當中顯示第一嫌犯通知B前往案發單位工作。
第二名警員稱負責偵查總結報告，即第一嫌犯在嗣後的調查中，交出了一張借據，當中尤其載有“借款人：E”、“於今日2018年1月18日向出借人A借款澳門幣貳拾伍萬元正(250,000.00)”，以及於該借據的背頁寫上“2019年9月18日收到還款：94000元”及“2019年10月12日收到還款：94000元”的還款記錄，同時，第一嫌犯亦在該借據出借人的位置及背頁的還款記錄旁簽名作實。警員表示，第一嫌犯沒有表示其是與第二嫌犯為僱主僱員關係，在其意見認為，第一嫌犯交出借據目的，除了解釋為何其能在業主處直接收取工程款項的原因(是第二嫌犯同意以此工程款項給他作為還款)，似乎也想撇清其本人與涉案工程的關係，尤其與涉案黑工的關係。
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本庭依照經驗法則，對二名嫌犯之庭審聲明、依法宣讀案中相關證人在刑事起訴法庭的供未來備忘用聲明錄、二名證人及二名警員的證言，以及卷宗文件書證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分析並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本案中，依據第一嫌犯與涉案工人(B)之間的微信內容，當中顯示第一嫌犯通知B前往案發單位工作，當中提及工種及人工金額，亦是第一嫌犯告知該工人上述單位的門口密碼及停車場密碼。事實上，涉案工人B是沒有合法在澳門工作的證件，第一嫌犯只是單純問了一句有否證件，而證人也只是簡單回答(有證件)，第一嫌犯再沒深究證人持有什麼證件，何類證件，也沒有親身查核。考慮到第一嫌犯曾是澳門外僱，而案發時只是持有通行證進出澳門的人士，清楚知悉在澳門合法工作是需要有外僱證，故他不可能不知悉需持何樣證件才得以在澳門工作。至於他只是單純一問(有無證件)而不是問對方有否外僱證，明顯這已有違經驗法則，事實上，涉案工人是向他找工作，倘該人真有外僱證，根本不會提出這樣要求。可見，第一嫌犯與涉案工人建立勞務關係時，對於涉案工人不持有合法在澳門工作證件一事，是抱著放任狀態(或然故意)，卷宗證據足以認定第一嫌犯觸犯了被指控的非法僱用罪。
至於二名嫌犯被指控的偽造文件罪，由於經過審判聽證後，仍存有疑問質疑這份借據及還款文件之作成人是誰，或將之交予警方之目的為何。第一嫌犯交出此份借據之目的，究竟是為了誤導警方及司法當局相信其收取C的上述裝修工程款項與裝修工程無關? 抑或真的是第一嫌犯擅自單獨行動，或與第二嫌犯聯合合謀為之，意圖誤導警方的調查? 至今證據上無法清楚認定，故卷宗證據不足認定兩名嫌犯作出了本案被指控的偽造文件罪，以及，證據不足認定第二嫌犯的袒護他人罪之事實。”
從上述的裁判中可以看到，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判斷中，已詳細地說明了形成心證的理由，尤其是詳盡地列出了上訴人及所有證人的聲明，及後結合卷宗書證進行綜合分析，詳細地論述了其心證的形成，說明了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相信一般人只要細閱原審法院所展示的證據及論述的過程都會認同原審法院已作出充份的理由說明，完全看不出被上訴裁判存在被指責的瑕疵。
因此，原審判決已充分地履行了說明理由的義務，完全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及第356條第1款的規定情況。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認為針對第二嫌犯E是否知悉裝修工程一事存有疑問，本案簽署報價表的人是第二嫌犯，而收取工程款項的人則是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並沒有否定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存在借貸關係，為此，原審法院不可能形成心證，認定上訴人所收取的款項並不是因債務而歸還的欠款，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基本法》第29條規定：
“澳門居民除其行為依照當時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和應受懲處外，不受刑罰處罰。
澳門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時，享有盡早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無罪。”
《刑事訴訟法典》第49條規定：
“一、自某人取得嫌犯身分時起，須確保其能行使訴訟上之權利及履行訴訟上之義務，但不妨礙依據法律所列明之規定採用強制措施與財產擔保措施及實行證明措施。
二、應在不抵觸各種辯護保障下儘早審判嫌犯，在有罪判決確定前推定嫌犯無罪。”
上訴人提出原審判決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其實上訴人實際上是想指責，原審法院在證據審查方面存有錯誤。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了詳細的說明。(參看本裁判書第1點所引述)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宣讀及聽取了案中證人尤其是涉案工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沒有採信上訴人對事件的解釋，尤其是只是將涉案工人介紹與第二嫌犯聘用。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根據卷宗資料，尤其是C、D和涉案工人B的聲明以及上訴人與B之間的微信內容，已能證實上訴人冒認為X記裝修工程的員工，利用第二嫌犯簽署的報價表承接涉案單位的裝修工程，並由上訴人安排B前往單位工作，第二嫌犯除簽署了報價表外並沒有參與其中。上訴人與第二嫌犯是否真的存在借貸關係並沒有影響到上訴人聘請B工作的事實，兩者並不是對立的關係。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相關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亦沒有違反“存疑無罪”的原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訂定上訴人辯護人辯護費為澳門幣2,500圓。
著令通知。
2022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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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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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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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A constituição do crime de emprego ilegal previsto e punido no artigo 16.º, n.º1 da Lei 6/2004, está dependente de verificação de i) a existência de uma relação de trabalho, ii) que o sujeito que constituiu esta relação foi o Recorrente e iii) que o Recorrente cometeu o crime com dolo.
2. In casu, a decisão funda-se principalmente nos artigos 1.º, 2.º e 11.º dos factos provados, fundamentando-se com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do artigo 11.º, 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crime. Falta a fundamentação essencial da convicção sobre os sujeitos verdadeiros da relação do trabalho, nomeadamente o processo de formação de convicção dos artigos 1.º e 2.º, relativamente ao desconhecimento da contratação da obra de renovação do 2.º Arguido, sendo este quem tinha assinado e carimbado o contrato.
3. Pelas citações das declarações dos Arguidos e d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e concluiu a formação da convicção não parece cumprir 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constante no artigo 355.º, n.º 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que expressamente exige o exame crítico das provas, no sentido de que “os intervenientes processuais e os tri.bunais superiores possam compreender o processo lógico ou racional que levou a dar a matéria de facto como provada.” (Parecer N.º 3/N/2013, relativo à Lei n.º 9/2013).
VIOLAÇÃO DO PRINCÍPIO DE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4. Uma dúvida essencial do presente caso é o conhecimento, pelo 2.º Arguido, da contratação da obra de renovação do 2.º Arguido (artigo 2.º da acusação) porque este facto determina o sujeito verdadeiro da relação de trabalho com o empregado em causa.
5. Esta dúvida é suscitada pelos factos de que o 2.º Arguido assinou e carimbou o contrato, e prestou recibos brancos ao ora Recorrente, porém, foi o ora Recorrente que recebeu os pagamentos da obra e assinou nos recibos fornecidos pelo 2.º Arguido.
6. Se o facto referido não fosse julgado provado, o sujeito da relação de trabalho com o empregado em causa seria o 2.º Arguido. O conhecimento pelo 2.º Arguido representa consentimento ou até mandato dos actos do ora Recorrente e, por seu turno, a verificação dos actos do Recorrente não pode ser concluir-se o desconhecimento pelo 2.º Arguido.
7. Uma ponderação essencial para esclarecer outra dúvida é a verificação do empréstimo entre os dois Arguidos, uma vez que determina a legitimidade do ora Recorrente para o recebimento dos valores.
8. O tribunal a quo não afirmou a existência desta relação, porém, atento o rol dos factos da acusação que o Tribunal deu como não provados, o mesmo Tribunal não negou a existência do empréstimo.
9. Se o Tribunal não pôde concluir que a relação de empréstimo não existisse, não pode, depois, decidir como se tivesse resolvido tal dúvida em sentido contrário, ou seja, como se a dita relação de empréstimo não tivesse efectivamente existido!
10. Porque assim é, o Tribunal não poderia, com aquele mesmo fundamento, ter firmado a convicção que firmou de que os valores recebidos o não fossem a título de reembolso do empréstimo antes celebrado e gerador de uma dívida liquidada e paga nestes termos e nesta circunstância.
11. Para além disso, o tribunal a quo invocou o processo de formação do contrato declarado pela testemunha D, o que indicou que o 2.º Arguido participou duas vezes no processo em momento distintos: na preparação do orçamento e na imposição de assinatura no contrato.
12. É duvidoso que o 2.° Arguido ainda desconhecesse ou até fosse enganado pelo ora Recorrente mesmo quando já soubesse que a proprietária do imóvel concordava com a orçamento e não tinha fazer nada, como por exemplo, pedir a devolução do contrato assinado. Neste sentido, a convicção do processo de negociação e o desconhecimento pelo 2.° Arguido junto são contraditórios.
13. A dúvida ainda permanece mesmo após analisar os factores existentes e, nesta medida, o desconhecimento pelo 2.° Arguido deve ser julgado não provado segundo o princípio de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Nestes termos, e nos mais em Direito consentidos que V. Exa. doutamente suprirá, se requer que seja o presente recurso seja julgado procedente e, em consequência, seja deferido a arguição de nulidade pela violação do dever de fundamentação do acórdão do artigo 355.°, n.º2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acordo com o artigo 360.º, n.1 do mesmo código.
Ou seja revogada 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e bem assim, seja absolvido o ora Recorrente do crime que lhe é imput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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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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