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20/2021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第二嫌犯A（A）
日期：2022年9月8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第CR4-20-020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於2021年3月12日，第二嫌犯A（即：上訴人）被裁定：
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緩刑二年執行；緩刑附帶條件，條件為嫌犯須於判決後確定後三個月內向本特區政府繳納澳門幣10,000元的捐獻以彌補其犯罪對社會造成之惡害。
*
第二嫌犯A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590頁至第606頁）。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的結論部分適當簡述了上訴請求之理由。1
*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認為上訴人的所有上訴理據不足，應予全部駁回，並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610頁至第618頁）。
檢察院在答覆中提出下列理由（結論部分）：
1.上訴人認為於2005年12月5日內地締結的虛假婚姻，澳門法院沒有管轄權審理。對此，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2.原審法院在法律適用中明確地指出:“根據庭審查明之事實，三名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合作，在第三嫌犯策劃及推動下，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中國內地締結虛假的婚姻，並利用第一嫌犯是澳門居民的身份，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來澳居留，為了完成有關申請，第一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聲請更改現時婚姻狀況為已婚及聲明第二嫌犯為配偶，並出示載有與事實不符的婚姻狀況之結婚證書，第二嫌犯亦聲明第一嫌犯為配偶，令澳門有權限當局向第二嫌犯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使有關法律上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從而妨礙澳門打擊非法移民的法律所產生的效力。
為此，三名嫌犯的行為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
3.上訴人在上訴書中多次重覆提及上訴人於2005年在中國內地偽造結婚證書的事實，彷彿沒有留意到其他已證事實。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及另外兩名嫌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並非基於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在中國內地締結婚姻或在中國內地登記結婚，還有更重要的是上訴人伙同另外兩名嫌犯為了上訴人來澳居留的目的而向本澳有權限機關(身份證明局及治安警察局)作出了一連串的關於上訴人與第一嫌犯身份資料虛假聲明，並提供相關虛假的結婚證書，透過該等行為，使上訴人獲發一張澳門居民身份證。
4.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作出一系列的虛假聲明的行為均在本澳發生，且面對本澳有權限機關作出，根據《刑法典》第4條a項及第7條的規定，本澳法院必須且必然地具有管轄權審理。
5.基於此，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這方面的理據不成立。
6.上訴人認為於2005年12月5日內地締結的虛假婚姻的追訴時效已於2015年12月5日屆滿，被上訴裁判違反《刑法典》第110條第1款c項及第3條的規定。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7.根據第十二點已證事實，“2017年1月6日，第二嫌犯在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同意下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辦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當時，第二嫌犯仍然報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參閱卷宗第371頁及背頁)”上訴人作出最後犯罪行為之日為2017年1月6日，根據《刑法典》第111條第2款b項的規定，如屬連續犯的犯罪，追訴時效應自最後行為之日起開始進行。
8.根據《刑法典》第110條第1款c項的規定，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的追訴時效為10年，自2017年1月6日起計，即使不計算追訴時效中止及中斷的情況下，本案針對上訴人的追訴時效尚有很長的時間才屆滿。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這方面的理據明顯不成立。
9.上訴人指責原審法院所認定第33至36點已證事實為結論性事實，並因此判處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應被廢止。此外，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沒有依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55條規定宣告第407頁的公文書虛假，違反《民法典》第366條第1款及《刑事訴訟法典》第49條第2款的無罪推定原則。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10.即使第33至36點已證事實為結論性事實而可以被視為沒有載明，本案有足夠事實(第1至第13點已證事實)而推論得出上訴人與另外兩名嫌犯作出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的結論。
11.事實上，原審法院經聽取多名證人結合卷宗書證，綜合分析後認定上訴人所指的第407頁的公文書(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中國江門市新會區民政局登記的結婚證書)內容不實，第一嫌犯與上訴人結婚的目的僅為了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上訴人來澳居留，但實際上二人並不存在任何夫妻關係，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分析判斷中充份說明了該證書的內容與事實不實，有關結婚證書內容不實亦是本案要審理範圍的一部份，做法與《刑事訴訟法典》第155條允許法院宣告文件虛假的精神相一致，我們看不出原審法院有任何可譴責之處。為此，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這方面的理據不成立。
12.上訴人指出葡萄牙第187/2007號法律“Regime Jurídico de Entrada，Permanênica，Saída e Afastamento de Estrangeiros do Território Nacional”(本檢察院查證後該法應為“第23/2007號法律”而不是“第187/2007號法律”)有“crime de casamento de conveniência”的罪名，而本澳沒有。上訴人認為於澳門對應有關犯罪應為澳門《刑法典》第240條b項所規定的「偽造民事身分狀況罪」，原審法院錯誤適用法律。由於偽造內地結婚證書的追訴時效已屆滿，上訴人只可被判處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3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但這罪名同樣地基於追訴時效屆滿而消滅，故此被上訴裁判違反《刑法典》第1條的規定。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13.上訴人雖指出對應條文為澳門《刑法典》第240條b項所規定的「偽造民事身分狀況罪」，但無詳細指出如何符合有關罪名，再無就該「偽造民事身分狀況罪」進行其論述。
14.中級法院於第70/2013號合議庭裁判書中，已就為了取得本澳居留權而以締結虛假的婚姻取得證書的行為的法律定性進行了精闢見解，指出了有關行為不符合澳門《刑法典》第240條b項規定的「偽造民事身分狀況罪」，而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
15.該裁判書指出《刑法典》第240條b)中所規定的借用、更改、虛構或隱瞞婚姻狀況或親屬法律地位，致妨礙婚姻狀況或親屬法律地位之官方審查的所有這些法律所規定的行為的一個共通點就是它們的方式、方法的非法性，即不是經過合法的途徑。
16.這種非法手段是一種狹義上的概念，沒有任何至少有合法的行政手續介入。嫌犯們的行為的不法性僅在於使虛假的事實載於一個合法的文件中，破壞了官方文件的公信力，並以此文件達到一個非法的目的，這個非法目的並非侵犯《刑法典》第340條所保護的法益，而是侵犯第6/2004號法律所保護的法益，以非法方法取得在澳門逗留、居留的權利，有關行為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罪名。
17.另外，我們須指出，本澳立法不是必然地與葡萄牙立法相同，回歸後更無法律上從屬關係，本澳沒有葡萄牙相關法律規定不會影響到上訴人的行為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
18.基於此，被上訴裁判並沒有上訴人所指責的法律適用錯誤，沒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就是否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使用偽造文件罪」，繼而會否出現基於追訴時效屆滿的問題已無須再累贅分析。故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這方面的理據不成立。
19.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
20.只要在遵守《刑事訴訟法典》第339條和第340條規定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對控訴書和辯護狀界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進行調查時，並作出已證實或未證實事實認定下，並沒有因缺乏事實就不可能得出已得出的法律方面的結論時，便不存在獲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21.本案中，上訴人及另外兩名嫌犯並沒有提出答辯而主張其他事實，本案的訴訟標的僅為控訴書內容。
22.細閱被上訴裁判內容，原審法院已對控訴書進行調查，並對所有載於控訴書中的事實作出已證實及沒有不獲證實的認定，並沒有任何事實遺漏調查，此外，亦作出附理由陳述的決定，因此，我們看不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該裁判的瑕疵。在被上訴裁判中，我們面對的事實是充足的，且足以支持得出結論。
23.因此，本檢察院認為此部份的上訴理據不成立。
24.上訴人認為其具有事實要素或法律要素的錯誤，原審法院應給予其特別減輕。
25.若然上訴人真的認為其行為存有《刑法典》第15條第1款所規定的事實要素或法律要素的錯誤，那麼理應是阻卻故意，由於被判處的「偽造文件罪」主觀構成要件上要求故意，後果應為不予處罰，而非上訴人所指的給予特別減輕。
26.在充份尊重的前提下，本檢察院認為不存在上指錯誤。
27.任何人對法律的不知不構成不守法的理由，不能說沒有查看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就構成排除行為不法性的理由，更何況第6/2004號法律《非法入境、非法逗留及驅逐出境的法律》早於2004年開始生效。
28.從本案第1點至第13點已證事實可見，上訴人於2005年已清楚知道其與第一嫌犯結婚的目的就是來澳定居，並與另外兩名嫌犯一步一步地實行有關計劃，先與原配偶第三嫌犯離婚再與具有本澳居民身份的第一嫌犯結婚，並向澳門身份證明局及治安警察局作出虛假聲明，透過該等行為，上訴人獲發澳門居民身份證。直至2017年1月6日，上訴人在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同意下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辦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當時，上訴人仍然報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
29.本案多年來已有多宗為了取得本澳居民身份資格而進行虛假結婚的個案，並已廣泛宣傳有關行為的不法性，然而，上訴人自2005起至2017年仍是繼續實施有關行為，直至被警方發現為止。明顯地，上訴人知悉其行為是違法，並會受到法律制裁，但為了取得澳門居留權的資格，仍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作出上述不法行為，令澳門有權限當局向上訴人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使有關法律上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
30.因此，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並不存在事實要素或法律要素的錯誤。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所有上訴理據不足，應予全部駁回，維持原判。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駁回其上訴及維持原判（詳見卷宗第631頁至第634頁背頁）。
*
本院接受了上訴人提起的上訴，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兩名助審法官檢視了卷宗，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認定以下事實：
(一) 獲證事實:
1.
自1983年起，第一嫌犯B成為了澳門居民；在本案發生之前，第二嫌犯A及第三嫌犯C均不是澳門居民。
1.A
第一嫌犯是第三嫌犯的胞兄；1997年8月20日，第二嫌犯與第三嫌犯在中國內地結婚(參閱卷宗第137頁)。
2.
於2005年，經第一嫌犯、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共同商議後，彼等決定先讓第二嫌犯與第三嫌犯離婚，之後由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結婚，但目的僅是為了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來澳居留。
3.
於是，於2005年11月4日，第二嫌犯與第三嫌犯在中國內地辦理手續並成功離婚(參閱卷宗第137頁)。
4.
2005年12月5日，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中國江門巿新會區民政局登記結婚(參閱卷宗第407頁的結婚證書)。
5.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註冊結婚後，彼等一直分開居住，且期間二人並不存有任何夫妻間的感情及生活，第一嫌犯仍與其女朋友D，以及彼等所育的三名女兒E、F與G一起在澳門生活，而第二嫌犯則仍與第三嫌犯，以及彼等所育的兩名兒女H與I(又名II)一起在中國內地生活。
6.
2006年5月11日，第一嫌犯應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要求到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將其婚姻狀況更改為已婚。為了完成有關申請，第一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提交上述其與第二嫌犯的結婚證書，並報稱其配偶為第二嫌犯(參閱卷宗第405及407頁)。
7.
隨後，第一嫌犯向中國內地有權限當局為第二嫌犯申請辦理來澳居留的手續。
8.
2009年，第二嫌犯的來澳居留申請獲中國內地有權限當局批准。
9.
為了完成第二嫌犯的來澳居留申請，於2009年10月16日，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第三嫌犯同意下向治安警察局提交了一份“維持夫妻關係/事實婚姻關係聲明書”，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有關聲明書中填寫彼等仍維持法定婚姻關係及共同生活(參閱卷宗第140頁)。
10.
2009年10月23日，第二嫌犯在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同意下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辦澳門居民身份證，當時，第二嫌犯報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並向澳門身份證明局提交了一份其與第一嫌犯的結婚公證書(參閱卷宗第372至373頁、第374頁背頁)。
11.
透過上述行為，第二嫌犯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A且編號為14*****(5)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371頁)。
12.
2017年1月6日，第二嫌犯在第一嫌犯與第三嫌犯同意下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辦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當時，第二嫌犯仍然報稱其配偶為第一嫌犯(參閱卷宗第371頁及背頁)。
13.
透過上述行為，第二嫌犯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A且編號為14*****(5)的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162頁)。
14.
2018年，第二嫌犯以“與父/母團聚”為由申請H來澳居留。警方在審批過程中發現第二嫌犯及第三嫌犯出現多種可疑狀況，於是作出調查。
15.
經警方調查，發現第一嫌犯是基於第三嫌犯是其胞弟的原因而與第二嫌犯結婚，而目的僅為了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來澳居留，但實際上二人並不存在任何夫妻關係。
*
16.
約於1981年至1982年(準備日期不詳)，第一嫌犯從中國內地偷渡進入澳門。
17.
1983年9月10日，第一嫌犯因前澳門政府作出特赦而向前澳門政府申請認別證，當時，第一嫌犯報稱其姓名為J(J ou JJ)，出生日期為19**年12月11日，父母姓名分別為K及L(參閱卷宗第413頁背頁)。
18.
第一嫌犯在報稱上述身份資料時，清楚知道有關身份資料並不屬於第一嫌犯本人。
19.
透過上述行為，第一嫌犯於1983年9月15日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J ou JJ且編號為8****的認別證(參閱卷宗第413頁背頁)。
20.
1990年9月24日，第一嫌犯到前身份證明司為其認別證辦理續期手續，當時，第一嫌犯要求更改其身份資料，並報稱其姓名為B，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父母姓名分別為M及N(參閱卷宗第409至410頁)。
21.
第一嫌犯在報稱上述身份資料時，清楚知道有關出生日期及父親姓名均不正確。
22.
透過上述行為，第一嫌犯成功為其認別證續期。
23.
1994年4月26日，第一嫌犯到前身份證明司為其認別證辦理續期手續，當時，第一嫌犯繼續報稱其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父母姓名分別為M及N(參閱卷宗第408頁背頁)。
24.
透過上述行為，第一嫌犯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B且編號為508****1的澳門居民身份證。
25.
1997年2月24日，第一嫌犯到前身份證明司為其澳門居民身份證辦理續期手續，當時，第一嫌犯繼續報稱其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父母姓名分別為M及N(參閱卷宗第408頁)。
26.
透過上述行為，第一嫌犯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B且編號為5/08****/1的澳門居民身份證。
27.
2000年11月23日，第一嫌犯到身份證明局為其澳門居民身份證辦理續期手續，當時，第一嫌犯繼續報稱其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父母姓名分別為M及N(參閱卷宗第407頁背頁)。
28.
透過上述行為，第一嫌犯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B且編號為5/08****/1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405頁)。
29.
2006年5月11日，第一嫌犯因更改婚姻狀況而到身份證明局申請換領澳門居民身份證，當時，第一嫌犯繼續報稱其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父母姓名分別為M及N，配偶姓名為A(參閱卷宗第405頁及其背頁)。
30.
透過上述行為，第一嫌犯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B且編號為508****(1)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404頁)。
31.
2016年2月25日，第一嫌犯到身份證明局為其澳門居民身份證辦理續期手續，當時，第一嫌犯繼續報稱其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父母姓名分別為M及N，配偶姓名為A(參閱卷宗第404頁及其背頁)。
32.
透過上述行為，第一嫌犯獲發一張持證人姓名為B且編號為508****(1)的澳門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26頁)。
33.
2019年，警方在調查上述關於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的“假結婚”案件時發現第一嫌犯的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而第一嫌犯的另一名胞弟P的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9日，於是展開調查。
34.
事實上，第一嫌犯的出生日期為19**年10月23日，父親姓名為Q。第一嫌犯虛報年齡的目的是為了易於尋找工作。
35.
三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36.
三名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合作，在第三嫌犯策劃及推動下，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中國內地締結虛假的婚姻，並利用第一嫌犯是澳門居民的身份，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來澳居留，為了完成有關申請，第一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聲請更改現時婚姻狀況為已婚及聲明第二嫌犯為配偶，並出示載有與事實不符的婚姻狀況之結婚證書，第二嫌犯亦聲明第一嫌犯為配偶，令澳門有權限當局向第二嫌犯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使有關法律上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從而妨礙澳門打擊非法移民的法律所產生的效力。
37.
第一嫌犯意圖為自己及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尤其意圖使自己較易尋找工作及在較後階段為第二嫌犯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第一嫌犯在1990年至2016年期間，多次以不實的身份資料及婚姻狀況向前澳門身份證明司及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及換領身份證明文件，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身份證明文件上。
38.
三名嫌犯的行為亦意圖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39.
三名嫌犯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第一嫌犯聲稱為退休人士，無收入靠積蓄維生，需供養一名子女，無接受文化教育。
第二嫌犯聲稱為莊荷，月入澳門幣20,000元，需供養二名子女，具初中學歷。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第一、二嫌犯均為初犯。
第三嫌犯案發時為初犯，於2013/05/10，因觸犯一項偽造文件罪(案發日為2009/10/21)，被初級法院第CR2-11-0205-PCC號卷宗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緩刑三年。期後法院宣告嫌犯在該案中被判處的刑罰基於緩刑期屆滿而於2020年7月11日消滅。
*
(二) 未證事實
經庭審聽證，本案不存在與控訴書已證事實不符之其他事實。
***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之問題為：
- 刑事追訴時效
- 刑事管轄權
- 虛假文件之審理和宣告
- 事實處罰之前提
- “假結婚”之屬性——“事實”還是“結論性判斷”
-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
-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偽造文件罪」
- 特別減輕刑罰之情節
*
1.刑事追訴時效
上訴人認為，其虛假結婚之偽造文件事實發生在2005年12月5日，根據《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和b項，對其之刑事追訴權已於2015年12月5日因時效屆滿而消滅。因此，上訴人虛假結婚之事實以及續後的有可能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犯罪事實之刑事追訴權均應宣告消滅。
本案事實顯示，三名嫌犯達成協議，共同合作，在第三嫌犯策劃及推動下，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即：上訴人）在中國內地締結虛假的婚姻，並利用第一嫌犯是澳門居民的身份，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即：上訴人）來澳定居，為了完成有關申請，第一嫌犯向澳門身份證明局聲請更改其婚姻狀況為已婚及聲明第二嫌犯（即：上訴人）為配偶，並出示載有與事實不符的婚姻狀況之結婚證書，第二嫌犯（即：上訴人）亦聲明第一嫌犯為配偶，令澳門有權限當局向第二嫌犯（即：上訴人）發出澳門居民身份證，使有關法律上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從而妨礙澳門打擊非法移民的法律所產生的效力。據此，原審法院裁定三名嫌犯的行為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
我們看到，上訴人實施犯罪事實的經過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歷經多年和分多個步驟實施。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在內地結婚，為其等實施相關犯罪的其中一個步驟或手段，而最終的犯罪目的是令第二嫌犯（即：上訴人）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在整個實施犯罪過程中，無論其中一個步驟或手段是否獨立被追訴或獨立成罪，其作為犯罪事實中的一個行為，僅因法律問題而不能追責，並不能妨礙其最終目的犯罪之成立。
事實上，本案的訴訟標的是三名嫌犯透過關於婚姻的虛假聲明為第二嫌犯（即：上訴人）取得允許在澳門居留的證件。在內地結婚取得內地發出的結婚證這一事實並沒有被獨立控告為犯罪，因此，並不存在刑事追訴時效的問題；再者，該虛假結婚之行為作為最終犯罪的步驟之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無論因為哪些法律層次方面的原因而不負刑責，都不能僅因此而令到最終犯罪之刑責消滅。上訴人一方面將假結婚的行為獨立出來，一方面又將之作為整個犯罪事實，而完全忽略上訴人最終目的犯罪的獨立性，其理據在邏輯上的出發點是對立的。
本案，並不存在追訴時效的問題，上訴人的質疑無意義，其理據應予以駁回。
*
2. 刑事管轄權
上訴人認為，其虛假結婚的事實是在江門作出的，不是在澳門作出的，根據澳門《刑法典》第3條、第5條、第6條和第7條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21條之規定，就2005年12月5日假結婚的事實，法院應宣告不具備管轄權而將卷宗歸檔。故被上訴判決應予以廢止。
如上所述，上訴人本案的訴訟標的是其等透過關於婚姻的虛假聲明為上訴人取得允許在澳門居留的證件，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在內地假結婚的事實作為其目的犯罪的步驟或手段之一，並無被獨立控以犯罪，澳門法院在審理其最終目的犯罪時完全有權力對之作出評價。本案並不存在管轄權的問題。
同樣，上訴人的爭議沒有意義，原審法院並無違反澳門《刑法典》有關管轄權的規定，其理據應予以駁回。
*
3. 虛假文件之審理和宣告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沒有根據及為著《刑事訴訟法典》第155條的規定及效力宣告卷宗第407頁的文件為虛假，因此，上訴人2005年12月5日之結婚證書不具備文件的完全證明力，原審法院的判決僅基於推測相關結婚證書為虛假而對事實和法律作出審理，違反了《民法典》第366條第1款的規定，從而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9條第2款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主張廢止原審判決。
這裏，我們不能將事實和證據混為一體。
作為犯罪對象的虛假文件與作為證據的虛假文件有所不同，前者，作為犯罪事實的客觀要素，在認定的事實中作出宣告，而後者，僅作為證明一事實的證據，在需要時以及在不影響訴訟程序進程的情況下對證據的真偽作出審理及宣告。本案，原審法院並沒有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55條關於“法院對作為書證之文件的真偽作出真偽之宣告”的規定。
另外，對於《刑事訴訟法典》第155條規定的不遵守，並不導致《民法典》第366條第1款有關證據價值之違反，更不導致對“無罪推定原則”的違反。
因此，上訴人的理據不成立。
*
4.事實處罰之前提
上訴人認為，判處上訴人在2009年10月23日和2017年1月6日取得和續期澳門居民身分證之事實，應基於三個前提：1）2005年12月5日假結婚的刑事責任；2）為著《刑事訴訟法典》第155條之效力宣告卷宗第407頁結婚證為偽造文件；3）由有權限法院根據內地婚姻法第10條或澳門《民法典》第1051條事先已認可上訴人的婚姻不存在或者無效。在沒有出現任何一個前提下對上訴人作出判刑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a項之規定。
首先，上訴人提出的第一個前提，我們在上述第1點“刑事追訴權”問題中已經提及。判處上訴人在2009年10月23日和2017年1月6日取得和續期澳門居民身分證之事實，並不被其2005年12月5日假結婚的刑事責任所約束。上訴人在內地虛假結婚，雖然與其之後取得澳門居民身分證有較強的關聯，但是仍然是相對獨立的，上訴人虛假結婚之行為作為最終目的犯罪的步驟之一，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即使該行為的追訴時效已過，或者因為其他法律層次方面的原因而不負刑責，都不能阻卻其後來以虛假手法取得及續期澳門身份證之事實的刑事責任。一個事實是否構成犯罪，基於是否符合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而不是由之前的事實的刑事責任所決定，除非相關事實阻卻之後行為的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
接著，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二個前提，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沒有為著《刑事訴訟法典》第155條之效力宣告卷宗第407頁結婚證為偽造文件。此一問題我們在上述第3點有關“虛假文件之審理和宣告”中作出分析，不再重複，只需強調：宣告書證是否虛假不是認定一事實是否符合偽造文件罪的前提要件。
最後，關於上訴人提出的第三個前提，上訴人認為須由權限法院根據內地婚姻法第10條或澳門《民法典》第1051條事先認可上訴人的婚姻不存在或者無效，方能處罰上訴人以虛假婚姻取得和續期澳門身份證之事實。
刑事訴訟對於事實的審理，法院具備全面的管轄權，無需要求內地法院或澳門法院民事專門庭事先對上訴人婚姻效力作出決定。
上訴人所指的三個方面並非是本訴訟程序的前提，也不是《刑法典》第9條至第19條所規定的處罰前提，不妨礙法院針對上訴人在2009年10月23日和2017年1月6日取得和續期澳門居民身分證之事實，展開訴訟程序並作出審理及裁定。
*
5.“假結婚”之屬性——“事實”還是“結論性判斷”
上訴人指出，已證事實第33和36條所述“假結婚”或“虛假的婚姻”並不是真正的“事實”而是“結論性判斷”，“虛假結婚”之判斷應基於事實，尤其是內地法院宣告其婚姻不存在或無效的並確定的判決。因此，原審法院作出之被上訴判決，應予以廢止。
“假結婚”或“虛假的婚姻”並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將“假結婚”或“虛假的婚姻”來指一人為了某種目的而與另一人舉行婚禮或登記結婚，但實際上並非真正以配偶的身份生活的行為。而相關的目的各種各樣，例如藉此辦理移民、到外國或外地工作、遵從家人意願、享受政府給已婚人士的福利、權利等。應該說，“假結婚”或“虛假的婚姻”是事實，並非是以價值評判為主導的結論，也不是法律概念。故此，並不需要有權限法院對其等的婚姻作出不存在或無效的宣告。
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並非是單純基於法律判斷而作出的，上訴人的理據不成立。
*
6. 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沾有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的瑕疵。
上訴人指出，被上訴判決沒有宣告2005年12月5日之結婚證為偽造；沒有裁定相關婚姻為不存在或無效的登記；卷宗事實未顯示三名嫌犯觸犯與本澳《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和b項規定相同的內地法律規定；沒有事實顯示上訴人使用《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和b項規定之方式偽造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情況；也就是說，上訴人沒有偽造任何公、私文書意圖獲得許可進入、逗留或居住的文件；當申請澳門居民身分證時，上訴人也沒有作出虛假聲明（與第470頁文件不符的虛假聲明）。因此，不存在上訴人實質上（material）和意識上（intentional）偽造文件的事實。被上訴判決所認定的事實不符合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和第2款所規定的任何犯罪構成要件。因此，應廢止被上訴判決。
*
終審法院於2009年7月15日在第18/2009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中表示：“被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
本案，原審法院逐一對案中的事實作出審理，並沒有遺漏審理任何控訴書中和答辯狀中的事實，清楚列明了所認定的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且有關事實足以認定相關犯罪成立。被上訴判決並不存在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上訴人實際上是以此理據表達不同意原審法院對其實施的事實作出的法律定性。藉此，上訴人的理據不成立。
*
7. 法律定性錯誤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的法律定性錯誤。
上訴人指出，澳門並無葡萄牙第23/2007號法律（外國人進入、逗留、離境及驅逐本土之法律制度）第186條第1款所規定的“權宜婚姻罪”（crime de casamento de conveniência），澳門刑事處罰“權宜婚姻”的規定是《刑法典》第240條b項規定的“偽造民事身分狀況罪”。另外，面對偽造卷宗第407頁結婚證之刑事追訴權的時效已屆滿，唯一可以追究上訴人的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3款“持有或使用偽造文件罪”，只要該罪的刑事追訴權尚未屆滿。原審法院基於上訴人主觀偽造結婚證（刑事追訴時效已屆滿）而判處其觸犯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犯罪，違反了《刑法典》第1條第1款及《刑事訴訟法典》第1條a項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
8月2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
“一、意圖妨礙本法律產生效力，以《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第一款a及b項所指任一手段，偽造身份證或其他證明身份的公文書，偽造護照、其他旅行證件及有關簽證，或任何其他進入或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所需法定文件，又或偽造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留的證明文件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意圖取得任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而以上款所指手段，偽造公文書、經認證的文書或私文書，又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處相同刑罰。
三、……＂
就上訴人行為的法律定性問題，已經存在一致的司法見解，在此，我們參考並採納中級法院第65/2018號上訴案2018年5月7日合議庭裁判及中級法院第66/2021號上訴案2021年11月25日合議庭裁判。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處罰偽造任何進入澳門、在澳門逗留或許可居留之法定文件或證明文件者；該法條第2款亦處罰為取得任何進入澳門、在澳門逗留或許可居留所需法定文件，而偽造公私文書或作出關於行為人本人或第三人身份資料的虛假聲明者。
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即：上訴人）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第二嫌犯（即：上訴人）來澳門定居，其等的婚姻狀況是令第二嫌犯（即：上訴人）取得澳門居住許可的唯一依據，其等真實的婚姻狀況是不能以任何方式虛報的個人身份資料。
顯見，在此無需更多的闡述，上訴人申報虛偽的婚姻關係，以家庭團聚為由，取得了澳門定居許可，上訴人的行為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之犯罪。
因此，上訴人的理據不予支持。
*
8. 特別減輕刑罰
上訴人認為，因其對事實和法律要素錯誤而應予以特別減輕刑罰。
上訴人指出，“權宜婚姻”本身並不是犯罪。澳門儘管在第6/2004號法律生效之後，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會去閱讀澳門政府公報，不能正確理解法律規定的含義。是否知道有效設立的“權宜婚姻”構成第4/2006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和第2款之犯罪，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因此，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不應基於已證事實第39條而認定上訴人明知其行為被刑事法律禁止和處罰。應考慮直至2004年9月2日，上訴人的行為仍是不被處罰的。換言之，原審法院應考慮根據《刑法典》第67條規定特別減輕刑罰，否則，違反了《刑法典》第66條第1款和第2款之規定。
正如檢察院所指出的，對事實和法律要素錯誤是阻卻行為人行為的不法性或其犯罪故意的因素，而非特別減輕刑罰的情節。
首先，上訴人的情況並不構成對事實和法律要素的錯誤。
《刑法典》第15條（對事實情節之錯誤）
一、對一罪狀之事實要素或法律要素之錯誤，阻卻故意；如行為人必須對禁止有所認識方能合理意識到事實之不法性，則對該禁止之錯誤，亦阻卻故意。
二、上款之規定包括對事物狀況之錯誤，如該事物狀況之出現係阻卻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者。
三、如有過失，仍可依據一般規定予以處罰。
本案，上訴人以夫妻團聚為由，獲得在澳門居住的許可，並取得證明其有居住權的澳門居民身分證。為此，上訴人與第一嫌犯虛假結婚。對於一般市民，完全認知到該等行為是弄虛作假的欺騙行為，是會受到刑法的處罰，至於相關行為具體構成那個罪名，這種對法律知識的缺乏並不是阻卻其刑事責任的因素。
另外，上訴人所指的因素並非特別減輕刑罰之情節。
《刑法典》第66條（刑罰之特別減輕）規定：
一、除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外，如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法院亦須特別減輕刑罰。
二、為著上款之規定之效力，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ａ）行為人在嚴重威脅之影響下，或在其所從屬或應服從之人之權勢影響下作出行為；
ｂ）行為人基於名譽方面之原因，或因被害人本身之強烈要求或引誘，又或因非正義之挑釁或不應遭受之侵犯而作出行為；
ｃ）行為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尤其係對造成之損害盡其所能作出彌補；
ｄ）行為人在實施犯罪後長期保持良好行為；
ｅ）事實所造成之後果特別對行為人造成損害；
ｆ）行為人在作出事實時未滿十八歲。
三、如情節本身或連同其他情節，同時構成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以及本條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則就特別減輕刑罰，該情節僅得考慮一次。
根據已證事實，我們看到，上訴人並無任何行為表現符合上述《刑法典》第66條的規定。由於上訴人既無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也沒有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故此，不符合特別減輕刑罰之要求。
無需贅述，上訴人特別減輕刑罰的要求，不能成立。
*
綜上，上訴人的所有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判。
*
四、 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判。
*
上訴人須支付本上訴之訴訟費用，其中，司法費定為10個計算單位。
著令通知。
-*-
澳門，2022年9月8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1 上訴人提出以下上訴理由（上訴理由闡述結論部分之原文）：
Conclusões:
1.° Da prescrição do procedimento criminal - a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pela falsificação em 05/12/2005 do casamento na RPC por qualquer dos meio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 1 do art.° 244.° do CP já prescreveu em 05/12/2015,
2.° sendo impossível ao Tribunal a quo condenar a 2.ª Arguida pela prática de qualquer crime (máxime do crime p.p. pelo art.° 18.°, n.° 2 conjugado com o n.° 1, da Lei n.° 6/2004) que implicasse ou pressupusesse o apuramento do facto criminal subjacente a essa responsabilidade prescrita.
3.° A sentença recorrida violou, pois, o disposto no art.° 110.°, n.° 1, al. c) ex vi do art.° 3.°, ambos do CP e, por conseguinte, o princípio do "ne bis in idem", por a RAEM não dispor do ius puniendi para promover o procedimento criminal pela suspeita da prática de crimes prescritos.
4.° Impõe-se assim seja declarada a extinção do presente procedimento criminal, por prescrição,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por não ser possível apurar a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dos arguidos pelo" casamento falso" celebrado na RPC em 05/12/2005, nem, por conseguinte, dar como provado e/ou concluir que se verificou qualquer uma das hipóteses previstas no art.° 18.°, n.° 2, da Lei n.° 6/2004.
5.° Da (in)competência internacional- segundo o ponto 4 dos "Factos Provado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o casamento e o registo a que se refere o certificado de fls. 407 foi celebrado na cidade de Jiangmen (江門), na RPC.
6.° Daqui e do disposto nos art.os 3.°,5.°,6.° e 7.°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e do art.° 6.° do Código Penal da RPC resulta que os tribunais da RAEM não têm jurisdição sobre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designadamente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p.p. pelo art.° 18.°, n.os 1 e 2, da Lei n.° 6/2004, supostamente cometido na RPC,
7.° pelo que devia o tribunal a quo ter, ao abrigo do art.° 21.° do CPP, declarado a sua incompetência para apurar a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dos arguidos pela suposta falsificação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celebrado e registado em 05/12/2005 no interior da China e, por conseguinte, ordenado o arquivamento do processo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 22.°, n.° 3 do mesmo diploma.
8.° Deverá, por isso, ser anulada 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competência internacional do tribunal em matéria penal,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9.° Da violação das regras de direito probatório material- o Tribunal a quo não declarou no dispositiv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que o documento autêntico de fls. 407 era falso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art.° 155.° do CPP,
10.° pelo que todo o julgamento da matéria de facto e de direito feito na sentença recorrida, por pressupor a falsidade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celebrado e registado em 05/12/2005 no interior da China e contrariar a eficácia probatória plena desse documento, violou o disposto no art.° 366.°, n.° 1, do Código Civil e, por conseguinte, o princípio da presunção de inocência do previsto no art.° 49.°, n.° 2, do CPP.
11.° Deverá, pois, ser revogada a sentença recorrida,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12.° Da lei aplicável- Por outro lado, a condenação da 2.a Arguida pel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autêntico, autenticado ou particular ou pelas fals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aquando do pedido do Bilhete de Identidade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em 23/10/2009 (fls. 162) e da sua subsequente renovação em 06/01/2017 (fls. 371) pressupunha:
- a possibilidade de apuramento da responsabilidade criminal dos arguidos e a punibilidade do crime (prescrito) de falsificação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celebrado em 05/12/2005 no interior da China,
- a declaração no dispositivo da sentença recorrida que o documento autêntico, de fls. 407 era falso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art.° 155.° do CPP; ou
- o prévio reconhecimento da inexistência do casamento da 2.a Arguida ou a declaração da sua nulidade pelo tribunal competente, com base na lei aplicável da RPC, designadamente o art.° 10.° da Lei do Casamento ou o art.° 1051.° do novo Código Civil.
13.° Sucede que nenhum destes pressupostos de que dependia a aplicação de uma pena à 2.a Arguida se verifica no caso em apreço, pelo que a sua condenação violou o disposto na alínea a) do art.° 1.° do CPP, devendo, por isso, tal decisão ser revogada,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14.° Das questões de direito (prévias) e dos juízos conclusivos - Sem prescindir, sempre seria de revogar a sentença ora recorrida.
15. ° Isto porque a decisão de condenação da 2.ª Arguida proferida em 15/03/2021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nos n.os 1 e 2 do art.° 18.° da Lei n.ª 6/2004 baseia-se no facto conclusivo ela ter falsificado o contrato de casamento celebrado com o 1.° Arguido em 05/12/2005 no interior da China ou de com ele ter celebrado um "casamento falso"!
16.° Contudo, o conceito "casamento falso" referido nos pontos 33 e 36 dos "Factos Provado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configura um verdadeiro "facto", mas sim um "juízo conclusivo" que não pode nem basta para dar como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e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nos n.os 1 e 2 do art.° 18.° da Lei n.° 6/2004.
17.° Isto por a matéria de facto à qual há que aplicar o direito ter de cingir-se a verdadeiros "factos" e não a "questões de direito" ou "juízos conclusivos", conforme primeiramente defendido na declaração de voto proferida no Ac. TSI, 23/10/2014 (Proc.° 426/2014) e depois no Ac. TSI, 12.02.2015 (Proc.° 847/2014) e no AC. T.U.I, de 28.01.2015, Proc.° 122/2014, não havendo razões que justifiquem a alteração deste entendimento.
18. ° "Casamento falso" é um termo tipicamente conclusivo, o que tinha de se provar eram os factos que conduzissem a tal conclusão, designadamente que tal casamento fora reconhecido como inexistente, declarado nulo ou anulado por sentença transitada em julgado no interior da China.
19.° Ao contrário, nada disto se provou.
20.° Isto porque o que consta provado nos pontos 33 ("假結婚") e 36 ("虛假的結婚”) dos "Factos Provado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são factos, mas sim juízos de direito ou, se se quiser, juízos conclusivos que têm de se considerar como não escritos.
21.° Desta sorte, por não se ter demonstrado a inexistência ou invalidade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da 2.a Arguida com o B (e do respectivo registo) no interior da China,
22.° deve ser revogada 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por tal decisão pressupor a falsidade ideológica desse contrato de casamento no momento da sua celebração em 05/12/2005, falsidade essa subtraída aos poderes de cognição do tribunal a quo por o correspondente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já se encontrar prescrito à data do julgamento em 1ª instância.
23.°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 Sem prescindir, outro deveria ter sido o sentido da decisão ora recorrida por a mesma ter incorrido no vício previsto no art.° 400.°, n.° 2, al. a), do CPP, o que determina a absolvição da 2.ª Arguida, se se concluir pela insanabilidade do vício no que a ela respeita, ou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24.° É que para que a presente situação pudesse ter sido subsumida nos n.os 1 e 2 do art.° 18.° da Lei n.° 6/2004, era preciso que tivessem sido descritos na Acusação Pública e ficado provados n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os factos simples, materiais ou neutros demonstrativos:
- que à data da prolação d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em 15/03/2021 não prescrevera o procedimento criminal contra os arguidos pelo crime falsificação ideológica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celebrado em 05/12/2005 (e do respectivo registo) no interior da China e/ou pelo crime de "casamento falso" ou de conveniência inexistente no ordenamento jurídico da RAEM, cuja consumação e punibilidade o tribunal a quo pressupôs na sentença condenatória;
e
- que o registo a que se refere o certificado de casamento de fls. 407 foi declarado nulo ou inexistente nos termos da lei aplicável da RPC (o que não sucedeu);
ou
- que o casamento a que se refere o certificado de fls. 407 foi declarado nulo ou inexistente nos termos da lei aplicável da RPC (o que não sucedeu);
ou
- que o certificado de casamento de fls. 407 foi falsificado, em co-autoria, pelos 3 Arguidos, por qualquer dos meio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 1 do art.° 244.° do Código Penal [1] nos termos da lei aplicável da RPC (o que não sucedeu);
ou
- que foi a 2.ª Arguida quem, em co-autoria, por qualquer dos meio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1 do art.° 244.° do Código Penal, falsificou o Bilhete de Identidade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de fls. 162 (ou outro documento autêntico) - o que não sucedeu;
ou
- que foi a 2.ª Arguida quem, em co-autoria, por qualquer dos meio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 1 do art.° 244.° do Código Penal, falsificou o bilhete de identidade ou outro documento autêntico que servisse para certificar a identidade, passaporte ou outros documentos de viagem e respectivos vistos, bem como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entrada e permanência ou os que certificassem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 o que não sucedeu;
ou
- que foi a 2.ª Arguida quem, em co-autoria, por qualquer dos meios previstos nas alíneas a) e b) do n.° 1 do art.° 244.° do Código Penal, falsificou qualquer documento autêntico, autenticado ou particular, com intenção de obte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sua entrada, permanência ou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 o que não sucedeu;
ou
- que a 2.ª Arguida prestou falsas declarações (desconformes ao certificado de fls. 470) quanto ao seu estado civil de casada com o B, aquando de pedido do Bilhete de Identidade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em 23/10/2009 (fls. 162) e da sua subsequente renovação em 6/01/2017 (fls. 371).
25.° Não há, pois, falsificação material ou intelectual do certificado de casamento de fls. 407 nem do Bilhete de Identidade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de fls. 162, nem prestação de falsas declarações aquando do seu pedido e renovação, por faltarem os pressupostos de que depende a aplicação à 2.ª Arguida de uma pena ou medida de segurança.
26.° Os factos imputados em co-autoria da 2.ª Arguida e dados como provados n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são, pois, subsumíveis em nenhuma das hipóteses da norma do art.° 18.°, n.os 1 e 2, da Lei n.° 6/2004, pelo que deveria a mesma ter sido absolvida.
27.° Deverá, pois, ser revogada a sentença recorrida,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ou determinado o reenvio do processo para novo julgamento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art.° 418.°, n.° 1, ex vi do art.° 400.°, n.° 2, al. a), ambos do CPP, por a matéria de facto dada como provada, por insuficiente (e se dela se expurgar as "questões de direito" ou "juízos conclusivos"), não consentir a decisão de direito.
28.° Do erro na qualificação do crime - na RAEM não existe o crime de "casamento de conveniência", tal como ele se encontra p.p. em Portugal pelo art.° 186.°, n.° 1, do "Regime Jurídico de Entrada, Permanência, Saída e Afastamento de Estrangeiros do Território Nacional" aprovado pela Lei n.° 186/2007,
29.° Significa isto que a única norma incriminadora do "casamento de conveniência" na RAEM é 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estado civil p. p. no art.° 240, al. b), do Código Penal.
30.° Por outro, face à prescrição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a que se refere o certificado de fls. 407, o único crime de que a 2.ª Arguida podia ter sido investigada seria o crime de uso de documento falso p.p. no art.° 18.°, n. ° 3, da Lei n. ° 6/2004, se este não tivesse já prescrito por força do disposto no art.° 110.°, n.° 1, al. d), do CP à data do registo e autuação do inquérito 6640/2019 -l.ª Secção.
31.° Devia, pois, o tribunal ter alterado, em conformidade, a qualificação dos factos feita na Acusação Pública (jura nvvit curia), Com as legais consequências.
32.° Tal não sucedeu, pelo que a condenação da 2.ª Arguida pelo crime p.p. no art.° 18.°, n.° 2 conjugado Com o n.° 1, da Lei n.° 6/2004, por causa do crime (prescrito) de falsificação ideológica do contrato de casamento celebrado no interior da China, violou o princípio da legalidade, designadamente o disposto no art.° 1.°, n.° 1, do Código Penal e na alínea a) do art.° 1.° do CPP.
33.° D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por erro sobre elementos de facto ou direito - Não foi tomado em conta, que, para muitas pessoas (menos instruídas ou desconhecedoras das regras da hermenêutica jurídica como a 2.ª Arguida), os "casamentos de conveniência" não são, por si só, um crime, independentemente da verdadeira razão que os determina (amor, interesse, etc.)
34. ° Em rigor não há casamentos "falsos", trata-se de uma impossibilidade jurídica. O que pode haver (e há) são casamentos inexistentes, nulos, ratos e não consumados ou anuláveis.
35.° Pode também haver certificados falsos de casamento, mas tal nada tem a ver com o problema dos "casamentos de Conveniência" validamente celebrados e registados na RPC Com a intenção de frustrar (ou não) os efeitos da Lei n.° 6/2004.
36.° Por isso o legislador de Portugal teve de criar "ex nuovo" a figura do "casamento de conveniência" na norma incriminatória do art.° 186.°, n.°1, da Lei n.° 186/2007, para que tal situação, pudesse, em determinadas condições, ser perseguida criminalmente.
37.° Mesmo depois da entrada em vigor da Lei n. ° 6/2004 ensinam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da vida que a generalidade das pessoas comuns, não lê os diplomas publicados no BORAEM, nem tem conhecimentos jurídicos que lhes permitam interpretar correctamente o seu sentido e alcance.
38.° Saber se um "casamento de conveniência" validamente celebrado e registado na RPC cai (ou não) no âmbito da problemática redacção do art.° 18.°, n.os 1 e 2, da Lei n.° 6/2004, trata-se de uma questão controversa,
39.° sendo por isso evidente que a matéria do ponto 39 dos "Factos Provados" da sentença recorrida não poderia ter ficado provada por a convicção imputada aos arguidos de que a sua conduta era proibida e punida por lei pressupor que a 2.ª Arguida tivesse conhecimentos jurídicos especializados sobre uma matéria que ainda hoje não é pacífica e que, cedo ou tarde, ditará o aperfeiçoamento do tipo legal em Macau, como de, resto, sucedeu em Portugal, em 2007.
40.° Tal circunstância relativa ao erro de um leigo sobre elementos de facto ou de direito do novo tipo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no art.° 18.°, n.os 1 e 2, da Lei n.° 6/2004 - que até 2/09/2004 não era punível na RAEM, podia e devia ter sido ponderada.
41.° Dito por outras palavras, devia o Tribunal a quo ter operado a redução de um terço do limite máximo (art.° 67.°, n.° 1, a) do Código Penal), e a redução do limite mínimo ao mínimo legal (art.° 67.°, n.° 1, b) ex vi o art.° 41.°, n.° 1, do Código Penal), da pena aplicável ao crime de que 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sob pena de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 art.° 66.°, n.° 1 e n.° 2, do CP e, em consequência, também o art.° 67.°, n.° 1, a) e b), do mesmo diploma.
---------------
------------------------------------------------------------
---------------
------------------------------------------------------------
1
420/2021 29
115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