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420/2022號
上訴人：A（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刑事起訴法庭以普通訴訟程序控告嫌犯A為直接正犯，其既遂行為觸犯一項澳門《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和處罰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並提請初級法院以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 民事原告B針對民事被告A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請求（見卷宗第258頁至第266頁），請求民事被告A向其支付300,000澳門元賠償，作為對其侵犯身體完整性和非財產損害賠償。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獨任庭在第CR4-21-0194-PCS號普通刑事案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1. 嫌犯A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18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訂為200澳門元，合共36,000澳門元（叁萬陸仟澳門元），倘不繳納罰金或不獲准以勞動代替，須監禁120日。
2. 判處民事被告A向民事原告B支付損害賠償40,000澳門元，另加自本案判決日起計至付清之法定延遲利息。
3. 本案駁回民事原告之餘下請求。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
1. 上訴人不服原審獨任庭作出的判決而提起上訴。
2. 原審獨任庭判處上訴人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18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訂為200澳門元，合共36,000澳門元（叁萬陸仟澳門元），倘不繳納罰金或不獲准以勞動代替，須監禁120日。
3. 判處民事被告A向民事原告B支付損害賠償40,000澳門元，另加自本案判決日起計至付清之法定延遲利息。
4. 綜觀被上訴裁判已證明的事實及未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述及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原因是：
5. 證人C所目睹輔助人/被害人致傷之情景與輔助人/被害人所描述的並不一致，具體體現在如下三方面：
6. a.動作不一致：根據證人C之證言，其憶述的情景是看上訴人以手指由下而上的掃了一下輔助人/被害人的背部，才致其受傷。至於上訴人是否有用指甲抓，證人則表示不記得了。
7. 根據輔助人/被害人的證人詢問筆錄內容，乃至輔助人/被害人庭上陳述時，均從未提及上訴人曾以手指由下而上抓傷其本人，僅表示“嫌犯突然用手拍打其背部，被害人感到由上而下被抓傷，感到痛楚……放學後着同學C為其拍照，之後回到...樓的走廊再着其他同學拍照。”
8. 由此可見，在輔助人/被害人的印象中，其被上訴人所傷的情景為先被上訴人用手拍打，從該拍打的動作使其感覺到由上而下被抓傷的感覺。
9. 輔助人/被害人所述的受傷過程與證人C看到的實際上存在重大差異，因為輔助人/被害人說的是上訴人大力拍打其背部才致其感覺到由上而下被抓傷；相反，證人C說的卻是上訴人以手指由下而上的掃了一下輔助人/被害人的背部，才致其受傷。
10. 從邏輯角度考慮，不難發現兩人表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動作，拍打一般是指以掌心在人或物的身上敲打，若輕力拍打，常人肉眼應看不見拍打所造成的痕跡，即使大力拍打，也頂多造成瘀傷，絕少會傷及表皮；而掃背一般是指以指尖在人的身上從上而下或從下而上掃過，若以指尖用力掃過，則可能出現表皮破損，呈一道縱向的抓痕。
11. 而事發當時，輔助人/被害人與證人C分別滿14歲和16歲，因此，其等不可能不知道拍打和掃背兩個動作之間的差別，亦不可能對此產生混淆。
12. 而根據被上訴裁判第21頁第2段法醫D的判斷：“照片內的傷痕應由上向下抓傷造成的……”。顯而易見，證人C聲稱其所目睹之致傷情景與輔助人/被害人之實際傷勢並不相符。
13. b.所站位置不一致：根據上訴人陳述內容：“課堂的第二部份的「固定位置」時，被害人做錯動作及遺忘動作，其便將被害人調至最後一排，以讓被害人跟隨前面同學溫習動作並跟上課程進度……”。（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4. 其次，根據證人E的證言：“當日其本人與被害人B一起上課，其本人因腰傷在旁觀課，期間因被害人B狀態不好，故嫌犯調了被害人的位置，直至下課後其本人都沒有看到被害人受傷”。（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5. 再者，根據證人F的證言：“案發時被害人B狀態不好，動作不正確及遺忘動作，之後被嫌犯調往C後面，期間助教會糾正動作，而嫌犯一直站在前面，嫌犯沒有與被害人有身體接觸。課堂中沒有出現異常情況。……”。（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6. 最後，根據證人G的證言：“事前B請假數天，在當日課堂中B跟不上進度及動作經常出錯，嫌犯曾責備B，但沒有使用侮辱性言語，並指示B站到後面跟隨同學動作練習，期間嫌犯沒有糾正B的動作。”（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7. 然而，根據C的證言：“該證人在檢察院作供時表示案發當日其與B的上課排位是相鄰的，其站在B的後方方……”（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8. 由此可見，除證人C一人表示案發當日自己是站在輔助人/被害人的後方之外，其餘各證人均表示輔助人/被害人才是站在最後的一個（即證人C後面），此與上訴人的描述一致，故這個版本可信性較高，更具說服力。
19. c.時間點不一致：根據證人C的證人詢問筆錄內容：“……在本次事件之後，曾向B詢問是什麼時候弄傷的，當時B回答是練習「中間動作」（即在跳舞教室中央所練習的動作）時弄傷的。但其記憶中A老師用手指由下往上接觸B背部時，應是在練習「把杆動作」（即在跳舞教室一旁的把枰所練習的動作）。”（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20. 然而，根據輔助人/被害人庭上作證內容：“2019年3月5日案發當日課室內，當時E在旁觀課，下課前進行最後一個動作練習時，其本人已完成了動作，嫌犯突然用手大力拍打其背部一下，當時其感覺到由上而下被抓傷的感覺，並感到痛楚……”（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21. 結合上訴人在庭上陳述之內容：“課堂的第一部分「把杆動作」時，被害人已出現錯誤，當時其本人口頭批評被害人。課堂的第二部分的「固定位置」時，被害人做錯動作及遺忘動作，其便將害人調至最後一排……其表示過程中沒有拍打被害人的手肘和大腿及身體的其他部位，16:30分下課時，其亦沒有從後大力拍打被害人的背部，並以手指甲抓向被害人的背部皮膚，故否認被害人的傷勢由其本人導致。（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22. 由此可見，證人C聲稱目睹嫌犯用手指接觸輔助人/被害人背部的時刻應為課堂的第一部分，「把杆動作」時；而輔助人/被害人聲稱嫌犯拍打其背部，使其感覺到由上而下被抓傷的時刻應為課堂的第二部分的「固定位置」時，而且是接近下課前的最後一組練習動作。
23. 以上兩人所講述之致傷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明顯截然不同。
24. 因此，上訴更加可以肯定，如非證人C記憶錯誤，即其所目睹的事件非為致傷的一次。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合理解釋為甚麼輔助人/被害人說的是嫌犯拍打其背部致傷，而證人C說嫌犯是以手指掃背弄傷輔助人/被害人的。
25. 根據被上訴裁判第26頁第1段“歸納起來，被害人、其父母和同學C均有表明老師嫌犯在課堂中有用手指弄傷被害人背部，只是C同學細述弄傷過程為由下而上用手指抓傷被害人……這裏不排除C記憶錯誤又或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但最後也是由證人C替被害人拍攝照片。但總的來說，除抓傷方向，與被害人和法醫D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其所講述的過程基本上與被害人講的一致，故有關內容也是值得取信的。“（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26. 原審法庭的理解與上訴人一致，均認為本案存在證人C記憶錯誤又或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的可能性。
27. 那麼，如證人C所目睹的非為致傷的一次，那麼原審法庭以其證言作為本案的關鍵證言，屬於在調查為做出適當的法律決定必不可少的事實時出現漏洞之情況。
28. 上訴人認為，除證人C聲稱其目睹輔助人/被害人受傷過程以外，根據被上訴裁判第17頁第2段，另一名證人G同樣目睹了整件事發經過：“……事前B請假數天，在當日課堂中B跟不上進度及動件經常出錯，嫌犯曾責備B，但沒有使用侮辱性言語，並指示B站到後面跟隨同學動作練習，期間上訴人沒有糾正B的動作。”（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29. 與另一名證人F所目睹的事發經過完全一致且時間點相同：“……案發時被害人B狀態不好，動作不正確及遺忘動作，之後被嫌犯調往C後面，期間助教會糾正動作，而嫌犯一直站在前面，嫌犯沒有與被害人有身體接觸。”（參見被上訴裁判第16頁第2段）（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30. 而且，上述證人不論是於2019年3月14日在文化局的內部調查面談記錄（與事發日僅相距9日）、卷宗107頁檢察院的詢問，還是在庭上作證時，均十分確定其看到輔助人/被害人於上課前背上已有傷痕且已結痂。最後在庭上經多次詢問仍確切表示看見輔助人/被害人於上課前背上已有傷痕且已結痂的日期為2019年3月5日（即案發當日）。
31. 為此，從客觀角度分析，證人G之版本更為合理且較具說服力。
32. 另外，根據證人E在刑事警察機關的詢問筆錄及庭上作證時均表示：“在事發前約一週在上課後曾見過被害人背部有一條垂直抓痕，由於過往亦見過被害人身上有類似抓痕且被害人亦講過是被弟弟抓傷，故當時立即聯想到是否再被弟弟抓傷，但被害人沒有回答。”以及“其聲稱嫌犯不會打學生，不清楚當日嫌犯是否有糾正被害人的動作，課堂中沒有出現異常情況。事後其曾向被害人查問該傷痕是否被她的弟弟抓傷，但被害人沒有回應。其指出過往被害人曾被弟弟抓傷手肘位置或背部。”（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33. 根據證人F的證言：“其續稱過往被害人曾提及被弟弟抓傷……”。
34. 以及，根據證人C的詢問筆錄內容：“印象中有聽說過B的弟弟比較頑皮，但B有沒有被其弟弟弄傷過則不太記得了……”（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35. 然而，根據父親證人H的證言：“續表示曾目睹女兒背部的傷痕，當時已結痂，家中還有一個弟弟及一個妹妹，但不會弄傷家姐……”（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36. 顯見，證人H雖然為輔助人/被害人之父親，但其對子女之情況卻不甚了解，因輔助人/被害人的同學們均表示曾見過輔助人/被害人被弟弟弄傷的傷痕或聽聞過其弟弟比較頑皮的事跡，但作為父親之證人卻說弟弟妹妹不會弄傷家姐。
37. 因此，事實絕非如原審法庭所認為“……如果是輔助人弟弟弄傷的，理應在別的身體部位，應排除為背部中間的部位，因為如果穿著日常衣服，背部絕大多數會被遮蓋着。”
38. 因為即使不是穿着大露背舞衣，而是穿着日常衣服的時候，輔助人/被害人平日亦曾試過被弟弟弄傷背部位置，這是輔助人/被害人的同學們均能作證的。
39. 再者，結合實際案情分析，輔助人/被害人為一名舞蹈學生，其日常生活大部分時間均在學舞，故經常需要穿着舞衣，其穿舞衣的時間絕對比穿着其他日常服飾的時間還要多。
40. 而且，輔助人/被害人於案發前幾天均有請假，而案發前兩天，其更曾參加過校外拉丁舞公開比賽。
41. 眾所周知，一般拉丁舞衣的設計大部分為露背式，與舞蹈學校上課的大露背衣非常類似。而比賽翌日輔助人/被害人便向舞蹈學校請假一天，雖然輔助人/被害人聲稱請假原因是由於肚痛不適，但上訴人此前於答辯狀及庭上陳述時已對其請假原因提出過合理質疑，認為肚痛不適並非其請假的真正原因。
42. 結合證人G在刑事警察機關的詢問筆錄及庭上作證時表示“在課堂剛剛開始把杆第一個組合動作時，其本人在巡視時發現B的背部中央部位有一條傷痕，且已有結痂情況顯然不是剛剛受傷而成的，故其沒有立即指出而影響課堂進度，在整個課堂中B亦沒有反映身體不適。”（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43. 以及，根據上訴人的詢問和訊問筆錄內容：“……當天之前B已告了四天假，而學生是穿着露背舞衣上堂，因此在上課前已見到B背部兩肩胛骨中央之位置有一度垂直的淺傷痕（約長10座米），且從傷痕看來並不是剛受傷的（估計相隔約有一至兩天），但當時因要開始上課故嫌犯沒有詳細了解。”
44. 證人G的證言與上訴人陳述的事實一致，可信度高。
45. 因此，按照一般經驗法則推論，輔助人/被害人在案發當日上課前背部已有傷痕存在的可能性極高，倘若不是穿着拉丁舞衣參加比賽期間受傷，導致其後需請假一天；亦有很大機會是被弟弟抓傷。
46. 倘不如此認為，則根據被上訴裁判第28頁第5段：“……結合卷宗第39頁至第41頁關於照片拍攝日期（2019年3月5日）和拍攝地點（皇朝區......廣場附近）有理由充份證據，讓法庭相信卷宗第42頁至第43頁的3張照片為被害人穿着藍色上課舞衣於2019年3月5日在XXXX舞蹈學校拍攝。在認定這一點沒有特別和重大疑點。值得一提的是，第42頁、第42頁背頁及第43頁的照片有確切時間記錄，同時照片帶有坐標定位數據，能鎖定照片大概的拍攝位置，不容有錯。至於是在舞蹈學校的課室還是課室以外拍攝，可以循地板的材質判定。灰色塑料材質地板為課室所採用，咖啡色木質材料為課室以外，包括走廊和大堂使用。照片顯示卷宗第42頁背頁及第43頁在舞蹈學校課室以外拍攝。（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47. 由此可見，原審法庭經分析案中所有事實及證據後，仍無法確定第42頁照片是在舞蹈學校...樓...號舞蹈室內拍攝的，僅能確定第42頁背頁及第43頁的照片是在舞蹈學校課室以外拍攝。
48. 亦即代表輔助人/被害人受傷之原因存在另一種可能性，其背上之傷痕可能是16:30下課後才造成的，與上訴人無關。
49. 為此，在缺乏任何實質證明的前提下，除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實在難以認同原審法庭從案件事實分析得出如下結論：“綜上所述，法庭認為輔助人被弄傷時正正時穿着扣押的舞衣，而非其他服飾。再說，如果是輔助人弟弟弄傷的，理應在別的身體部位，應排除為背部中間的部位，因為如果穿着日常衣服，背部絕大多數會被遮蓋着。基於此，法庭認為輔助人的傷勢為身着大露背舞衣時所致的。”
50.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件事實的心證已經違反了經驗之法則，且並非以客觀及合乎邏輯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原因在於證人E及F均表示曾目睹輔助人/被害人過往被弟弟抓傷背部之傷痕，與本案情況十分類似，為一條垂直抓痕。
52. 再者，輔助人/被害人於案發前兩天才剛參加完拉丁舞公開比賽，期間同樣有機會需要穿着大露背衣，故事實絕非如原審法庭認為一般，輔助人/被害人僅於跳舞學校上課時才有機會穿大露背舞衣，而導致傷及背部中央位置。
53. 更重要的是，有關傷痕並非即時在輔助人/被害人聲稱受傷的地點內拍攝的，而是後來在課室以外地點拍攝的。
53. 故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對調查為做出適當的法律決定必不可少的事實時出現了漏洞，因為經調查案中所有的事實後被害人聲稱致傷的原因仍存在種種疑點，故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之瑕疵。
54. 因此，基於疑罪從無原則，被上訴裁判中已證事實第五、六、八點不應視為獲得證實，更不能用作判案依據。
55. 綜觀被上訴裁判已證明的事實及未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述及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原因是：
56. 根據被上訴裁判第5頁獲證事實第六點“嫌犯之上述行為被在旁學生C所目睹。”
57. 然而，原審法庭歸納證人C之證言時卻表示：“歸納起來，被害人、其父母和同學C均有表明老師嫌犯在課堂中有用手指弄傷被害人背部，只是C同學細述弄傷過程為由下而上用手指抓傷被害人……這裏不排除C記憶錯誤又或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但最後也是由證人C替被害人人拍攝照片。但總的來說，除抓傷方向，與被害人和法醫D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其所講述的過程基本上與被害人講的一致，故有關內容也是值得取信的。”（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58. 由此可見，原審法庭在作出理由說明時存有不可補救的矛盾之瑕疵，因為既然原審法庭在分析事實及證言時，也認為有可能證人C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對其是否確實目睹該致傷經過存有疑問，那麼其將“嫌犯之上述行為被在旁學生C所目睹。”列為獲證事實，這便屬於事實部分的證據性理據中的矛盾。該矛盾是不可補正、不可克服的，符合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所述及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規定。
59. 因此，基於疑罪從無原則，被上訴裁判中已證事實第六點不應視為獲得證實，更不能用作判案依據。
- 綜觀被上訴裁判已證明的事實及未證明的事實，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違反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述及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原因是：
60. 根據被上訴裁判第26頁第1段“歸納起來，被害人、其父母和同學C均有表明老師嫌犯在課堂中有用手指弄傷被害人背部，只是C同學細述弄傷過程為由下而上用指抓傷被害人……這裏不排除C記憶錯誤又或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但最後也是由證人C替被害人拍攝照片。但總的來說，除抓傷方向，與被害人和法醫D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其所講述的過程基本上與被害人講的一致，故有關內容也是值得取信的。”（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61. 須知，被上訴裁判第26頁第1段證人C的詢問筆錄內容，其曾明確表示：“當日不是其幫B拍下背部傷痕的照片，而是一名叫I的同學幫忙拍下的。”（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62. 但，原審法庭在分析證言時歸納成最後由證人C替輔助人/被害人拍攝照片。
63. 根據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64. 同時，根據中級法院於2021年11月11日，在第277/2019號刑事上訴案中認定：“……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65. 顯見，原審法庭在分析證言時認定證人C所講述的過程基本上與輔助人/被害人講的一致，且最後也是由證人C替輔助人/被害人拍攝照片，這便屬於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因為從經驗法則及邏輯角度可推斷，證人C所目睹的場景非為致傷的一次，而且，其證言明確指出不是由其替輔助人/被害人拍攝照片的。
66. 在沒有其餘證人可證實輔助人/被害人背部之抓痕是直接由上訴人拍打其背部而造成的情況下，原審法庭選擇採信一位非致傷場景之目擊證人之證言作為本案之關鍵，這對案件事實的心證已經明顯違反了經驗法則且不合乎常理及邏輯，在考慮證言時存有明顯之錯誤，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
67. 為此，被上訴裁判中已證事實第七點不應視為獲得證實，更不能用作判案依據。
68. 此外，根據被上訴裁判第30頁第2段“雖然嫌犯說，在教授舞蹈動作出錯的學生，先會口頭糾正，再以親身示範，如果也未達預期效果，會用手協助學生，例如托起手臂，輕拍身體，將背部推前，按壓腹部或扶正學生，但卻不會對學生身體造成傷害。然而，結合其他證人證言包括E和F以及輔助人也有指出嫌犯在日常教學過程中會用手揑同學們的大腿內側，導致疼痛或輕度瘀傷，這點足以印證嫌犯在教學過程中與同學們有身體接觸是常見的，並且有輕度弄傷個別同學。”（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69. 除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經聽取證人證言後，在分析證言時出現重大及明顯之錯誤。
70. 須知，根據被上訴裁判第16頁第1段同學證人E的證言：“其續稱嫌犯偶爾在課堂期間，有輕力拍打手部及間中揑下大腿糾正動作，但未試過瘀傷。”
71. 以及，根據被上訴裁判第16頁第2段同學證人F的證言：“其續稱嫌犯會在學生出現舞蹈動作出出錯誤，嫌犯會用手糾正自己的動作，包括用手托及扶正等，但其本人未曾被嫌犯揑大腿。”
72. 甚至是根據被上訴裁判第19頁第2段輔助人/被害人之母親證人J的證言：“其聲稱經常從女兒口中得知，嫌犯用普通話責罵她“腦殘”，嫌犯亦會打她耳光，用手揑她大腿內側，但其本人未曾見過大腿內側的瘀傷……”（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73. 即使是輔助人/被害人本人，亦從未提及過被上訴人揑大腿導致瘀傷。
74. 由此可見，原審法庭對案件事實所作的心證已經明顯違反了經驗法則且不合乎常理及邏輯，在考慮證言時存有重大且明顯之錯誤，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
75. 另外，根據被上訴裁判第27頁第3至6段及第28頁第2至5段內容：“在庭審過程中，嫌犯辯護人多次質疑卷宗的照片有色差。……………..為消除色差的疑點，輔助人律師向法庭聲請將被害人上課用的實物舞衣扣押於卷宗內，以作比對。
正如上文所述，照片與實物的顏色差別，是必然存在的，可以是拍攝器材導致，也可能是顯示設備導致，如果是通過紙張打，也可能是後者的顏料或採用的紙張導致。”
法庭經仔細和細心觀察，認為第42、第42頁背頁及第43頁的照片色差為可接受範圍，結合卷宗第第39頁至第41頁關於照片拍攝日期（2019年3月5日）和拍攝地點（皇朝區......廣場附近）有理由充份證據，讓法庭相信卷宗第42頁至第43頁的3張照片為被害人穿着藍色上課舞衣於2019年3月5日在XXXX舞蹈學校拍攝。在認定這一點沒有特別和重大疑點。值得一提的是，第42頁、第43頁背頁及第43頁的照片有確切時間記錄，同時照片帶有坐標定位數據，能鎖定照片大概的拍攝位置，不容有錯。”（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76. 須知，照片的色差將會嚴重影響到法醫對傷痕的判定，尤其是當判斷屬新傷還是舊傷時。
77. 因為根據被上訴裁判第21頁第2段法醫D的證言：“其續表示從來沒有見過傷者，亦沒有檢查傷者，而臨床法醫學意見書是根據卷宗內的資料作出。”
78. 由此可見，法醫對傷痕的判定完全是根據卷宗內提供的照片而作出的，其並未親眼看過輔助人/被害人身上之傷痕。
79. 而根據證人F的證言：“其本人當時曾目睹被害人的傷痕，傷痕沒有涉案照片中明顯，過程中被害人沒有提及傷痕是由嫌犯造成。其認為照片有色差，猜想被害人B拍照作留念，但不肯定照片是在...樓...號舞蹈室還是在更衣室外面的走廊拍攝的，其認為照片的色差很大，沒有一件上課的跳舞服能對得上照片的那套跳舞衣……”（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80. 再者，根據證人G的證言：“其表示第42頁的傷痕相片與其目睹的B傷痕情況有不同，其目睹B傷痕沒有流血，且有一點點結痂情況……”
81. 顯見，上述兩名證人均親眼目睹過輔助人/被害人背上之傷痕，其等均為普通人，且不約而同地認為真實傷痕與照片上的傷痕不同，不同點在於傷痕沒有照片上明顯、真實的傷痕沒有流血且有一點結痂。
82. 既是同一道傷痕，卻有如此大之分別。由此可看，照片的色差會使人產生混淆，無法對傷勢作出最準確的判斷。
83. 再者，根據輔助人提交當日穿著的舞衣顏色(碧藍色)，即扣押的舞衣與卷宗相片（深海藍色）作比照，實在難以得出相片沒有作出調整的結論，且照片中傷痕的真實性亦存有極大疑問。
84. 故除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實在難以認同原審法庭認為本案照片色差為可接受範圍。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件事實所作的心證已經明顯違反了經驗法則且不合乎常理及邏輯，在考慮證言時存有重大且明顯之錯誤，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
85. 除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就關於輔助人B前往社工及精神科醫生求助的部份所作之心證，並非基於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來審查分析證據，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86. 根據被上訴裁判第29頁第4段至第30頁第1段：“有關精神科就診記錄，載於卷宗第331頁至第335頁，相關中文翻譯本載於卷宗第343頁至第344頁，就診日期分別為2019年3月26日、2021年3月22日、2021年3月29日和2021年4月13日。就診時輔助人有表示2019年3月5日被老師打，背部有擦傷，老師否認，但同學們確認，另外也遭到惡言相對。從正常經驗法則來考量，社會對就診精神科醫生相對較為禁忌，甚至不到最嚴重情況也不會樂意向該科室醫生尋求協助，而一旦決意求助，絕大多數情況是希望問題得到解決，而所說所講均為切身面對的真實情境，甚少無中生有，甚或揑造事實，否則就根本不會尋求這方面的協助，這是在社會呈現的普遍現象。可以說，輔助人作為求助者向醫生作出最真實的剖白是無庸置疑的，就這一方面，法庭認為從心證上應給予特別的比重，應予以特別重視。而按一般經驗法則告訴我們，患者即本案被害人在社工乃至精神科醫生面前，表述其情緒對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並指出成因，被老師打，這一點是可靠的，值得取信。”
87. 然而，倘若輔助人/被害人當時之情況真如其所言一般嚴重，試問又怎麼會在2019年3月26日就診過一次醫生後，便再無接受過任何心理治療，直至2年後才又重新開始接受心理治療，而所說之病因亦與2年前一樣。
88. 以一般經驗法則推論，患者如接受心理治療，都會是長期及定期覆診的，具體時長視患者情況而定；如病情嚴重，接受治療的時間可能長達數年，病情才會呈現具體進步；而絕不可能像輔助人/被害人一樣，僅就診一次便不再覆診。
89.而且，結合社會現狀，基於現代人壓力大、煩惱多，故現時接受心理治療是相當普及的，已不再像以往一樣，認為就診精神科醫生是一件較為禁忌的事。
90. 再者，根據證人J庭審中作證錄音：“……嫌犯辯護人向證人提問，印象中女兒半年內多次哭訴，證人作為母親有否帶女兒看醫生？當時J回答沒有，但有在微信問她。”（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參見庭審錄音光碟日期2022-12-7）（1:25:30-1:25:32）
91. 證人J作為母親亦沒有立即帶女兒去就醫或委託他人陪同女兒到醫院就診，由此可見，J並沒有十分關心女兒又或被害人之精神狀態並非嚴重到以致需要就醫。
92. 為此，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就這部份事實分析時，並未充分考慮到上述各項事實，以致未能以客觀、合乎常理及邏輯的方式作心證，違反了自由心證原則。
93. 由於根本無法毫無疑問認定輔助人/被害人之傷害是由上訴人造成的，故應據疑罪從無原則判處上訴人罪名不成立；
94. 倘不如此認為，基於該事實不引致患病超逾3日，應據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2款b)項之規定免除上訴人之刑罰。
95. 綜上所述，被上訴裁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述及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96. 就民事損害賠償部分，正如上述刑事部分所述，民事請求人背部的抓痕非由上訴人造成，基於疑罪從無原則，原審法庭就被上訴裁判中已證明之事實及未證明之事實，根本無任何直接及客觀證據證明民事請求人背部的傷痕由上訴人所造成。
97. 根據被上訴裁判中第7頁民事請求方面的獲證事實“ – Pelas 16H30 do mesmo dia, (quase no fim da aula), a Assistente já tinha termimado todos os exercícios de dança e estava prestes a sair da sala. (民事請求第5點)
- De repente, a arguida bateu fortemente nas costas da Assistente, por trás dela, e arranhou a pele das costas, causando uma ferida, arranhadura vertical com (quase 12 com). (民事請求第6點)
- A qual causou dores na Assistente. (民事請求第7點)””
98. 然而，根據上訴人的詢問筆錄中表示“在上課前已看到B背部兩肩胛骨中央之位置有一度垂直的淺傷痕（約長10厘米），且從傷痕看來並不是剛受傷的（估計相隔約有一至兩天）……”。
99. 同時，根據被上訴裁判第17頁第2段證人G的證言：“在課堂剛剛開始把杆第一個組合動作時，其本人在巡視時發現B的背部中央部位有一條傷痕，且已有結痂情況，顯然不是剛剛受傷而成的，故其沒有立即指出而影響課堂進度，在整個課堂中B亦沒有反映身體不適……”。
100. 由此可見，於課堂開始前證人G已看到民事請求人背部中央位置有一條傷痕，與上訴人所述一致。
101. 再者，於案發時，證人E、證人F以及證人G，與民事請求人及上訴人一同在現場，上述三名證人均表示課堂沒有出現任何異常情況，亦沒有看到上訴人有襲擊被害人。（參閱被上訴裁判第16、17、18頁）
102. 無論是根據當日上堂學生、還是在場老師的證言內容，於案發當日，上訴人只是如常地進行日常舞蹈教學。原審法院不應忽略同為在場人士的證人證言而只採納C一人的證言。
103. 根據被上訴裁判中第7頁已證明之事實“Os actos praticados pela arguida foram testemunhados pela aluna C que se encontrava ao lado da Assistente e arguida.（民事請求第8點） Após a aula, a colega ao lado,（C）, usou o telemóvel para ajudar a Assistente fazer fotos da lesão nas costas. (Cfr. os autos de imagem e fotografias de fls. 42 a 44).（民事請求第9點）”
104. 然而，根據證人F於庭審中表示“……案發時被害人B狀態不好，動作不正確及遺忘動作，之後被嫌犯調往C後面，期間助教會糾正動作，而嫌犯一直站在前面，嫌犯沒有與被害人有身體接觸。”（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05. 同樣地，根據上訴人於庭審中表示“……課堂的第二部份的「固定位置」時，被害人做錯動作及遺忘動作，其便將被害人調至最後一排，以讓被害人跟隨前面同學温習動作並跟上課程進度。”（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06. 再者，根據證人E於庭審中表示“……當日其本人與被害人B一起上課，其本人因腰傷在旁觀課，期間因被害人B狀態不好，故嫌犯調了被害人的位置，直至下課後其本人都沒有看到被害人受傷，事後透過同學得知事件，但沒有留意被害人受傷情況。”（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07. 以及，根據證人G的證言：“事前B請假數天，在當日課堂中B跟不上進度及動作經常出錯，嫌犯曾責備B，但沒有使用侮辱性言語，並指示B站到後面跟隨同學動作練習，期間上訴人沒有糾正B的動作。”（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08. 最後，根據證人C的證言：“該證人在檢察院作供時表示案發當日其與B的上課排位是相鄰的，其站在B的後方……”（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09. 結合上述所有證言，從證人C的證言中不難發現，與上述幾位證人的證言存在相當大的矛盾。如同上述針對刑事上訴所述，除證人C一人表示案發當日自己是站在被害人的後方之外，其餘各證人均表示被害人才是站在最後的一個（即證人C後面），此與上訴人的描述一致，因此，證人C的證言不應該完全採納。
110. 故此，被上訴裁判民事請求方面的獲證事實第6-13點應視為不獲證實。綜上所述，上訴人對被害人背部的抓痕沒有直接或間接因果關係，故，並不符合《民法典》第557條所規定的要件。
111. 故此，除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認為，應駁回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向民事請求人支付損害賠償40,000澳門元，另加自本案判決日起計至付清之法定延遲利息的決定。
112. 倘不如此認為，則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所判處之民事損害賠償金額過高，違反了《民法典》第487條及衡平原則。
113. 根據被上訴裁判第38頁“……民事原告因是次受襲事件為民事被告身體和心靈上均帶來傷痛，同時亦考慮到是次受襲對受害人造成的其他精神上的損害（見已證明之民事事實）。法庭認為，是次受襲對民事原告的身體完整性造成傷害，令民事原告客觀上因傷勢承受身心痛楚和壓力，並考慮到民事原告之受傷日數、傷勢程度，尚考慮其現時年齡為17歲，無疑對他日後生活造成影響。……故此，本案判處民事被告A須向民事原告B支付損害賠償40,000澳門元，另加自本案判決日起計至付清之法定延遲利息。”
114. 然而，根據法醫D針對卷宗第42頁至第44頁照片作鑑定所得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結果判斷，“…照片內的傷痕應由上向下抓傷的，符合鈍器傷的典型情況。”
115. 並且根據卷宗第38頁照片上的傷痕鑑定所得的臨床法醫學意見書得悉“…估計共需01日康復，對其身體的完整性造成普通傷害。”（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16. 綜合上述結果可見，傷痕只傷及表面，並非嚴重傷害，且所需復原時間為1日。
117. 至於心理方面，正如刑事上訴內容所述，倘若民事請求人當時之精神狀況真如其所言一般嚴重，又怎會在2019年就診過一次醫生後，沒有持續及定期覆診，甚至再無接受過任何心理治療，直至2年後才又重新開始接受心理治療，不得不令人懷疑其接受治療的目的性。
118. 再者，根據證人J在庭審之證言表示民事請求人於2019年7月已轉校，”…其表示新學校建議女兒到「#大」讀表演系，事件對女兒的心理陰影很大，因而不能繼續從事舞蹈活動，故需要民事賠償。”（粗體及底線由上訴人加上）
119. 然而，根據民事請求人在庭審中表示，其於2019年7月辦理退學轉校後，仍然有繼續學習拉丁舞，民事請求人從2018年暑假就開始跳拉丁舞至今，儘管2019年期間有到精神科就診過一次，民事請求仍然熱愛拉丁舞，不惜每天放學後仍堅持訓練，可見，被害人並非因“心理陰影很大，因而不能繼續從事舞蹈活動”而病情加重，故不能排除是因新學校對民事請求人的建議而導致其情緒有異，再次就醫。
120. 綜上所述，結合證人證言以及臨床法醫學意見書，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所判處之民事損害賠償40,000澳門元的金額實在過高，已超出對民事請求人傷勢的合理考量。
綜合上述法律及事實理由，在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諸位法官 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懇請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並作出如下公正裁判：
1) 裁定本上訴理由成立；及
2) 基於無法毫無疑問認定輔助人/被害人之傷害是由上訴人造成的，應據疑罪從無原則改判上訴人罪名不成立；
3) 倘不如此認為，應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2款b)項之規定免除上訴人刑罰；或
4) 鑑於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查證，應廢止被上訴的獨任庭裁判，開釋上訴人，或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18條第1款之規定，命令移送卷宗以重新作出審判。
檢察院就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
1. 在刑事裁判部分，被上訴判決判處：嫌犯A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判處180日罰金，每日罰金金額訂為200元，合共36,000澳門元（叁萬陸仟澳門元），倘不繳納罰金或不獲准以勞動代替，須監禁120日…
2. 上訴人A認為初級法院的判決的刑事裁判部分沾有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同一條款b項所指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以及同一條款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上訴人並指被上訴的判決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3. 我們需指出，中級法院不止一次地強調：《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事實不足”的瑕疵是指認定的事實不足以支持裁判就是在案件標的範圍內查明事實時存在漏洞，以致在作為決定依據的被認定事實存在不足或不完整，是指對一恰當的法律決定而言，獲認定的事實顯得不充份，當法院沒有查明為案件做出正確裁判必不可少的事實事宜，而該等事實事宜本應由法院在控訴書和辯護狀界定的訴訟標的範圍內進行調查時，即出現此一瑕疵。
4. 在本案中，經開庭審理，原審法院已清楚列出控訴書內的哪些事實及答辯狀的哪些獲證實及不獲證的事實。
5. 上訴人A在課堂中有用手指抓傷傷被害人背部，亦有法醫學報告證實被害人的傷勢。
6. 上訴人的行為完全符合《刑法典》第13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7. 可見，原審法院已經查明為案件做出正確裁判必不可少的事實事宜，故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瑕疵。
8. 另外，上訴人以冗長篇幅闡述自身認為存在眾多疑問之處，指出指證人C所目睹輔助人/被害人致傷之情景與輔助人/被害人所描述的動作、所站位置以及時間點不一致，嘗試以此去推翻原審法庭在經過審查證據之後，已視為獲證之事實。
9. 被上訴判決已清楚指出被害人、其父母和同學C均有表明老師嫌犯在課堂中有用手指弄傷被害人背部。總的來說，除抓傷方向，與被害人和法醫D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其所講述的過程基本上與被害人講的一致，故有關內容也是值得取信的。
10. 明顯地，原審判決不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情況。
11. 此外，對於何時會出現「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中級法院在審理多個上訴案件時均提到：「審查證據明顯錯誤」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原則。「明顯」者是指一般常人亦能輕而易舉且毫不用思考便能察覺者。
12.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經聽取證人證言後，在分析證言時出現重大及明顯之錯誤，上訴人主要表示根本無法毫無疑問認定輔助人/被害人之傷害是由上訴人造成的，故應據疑罪從無原則判處上訴人罪名不成立。
13. 原審法院基於本案各名證人的證言，認定是上訴人曾用手指抓向被害人背部。而且，法醫表示按照被害人傷口的創口由上而下從寬到狹發展，顯示用力方向由上而下走，不排除證人C記憶錯誤又或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但最後也是由證人C替被害人拍攝照片。但總的來說，除抓傷方向，與被害人和法醫所描述的有所不同，其所講述的過程基本上與被害人講的一致，故有關內容也是值得取信的，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原審法庭分析證言時出現重大及明顯之錯誤，亦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14. 基於以上所述，客觀上已可合理地排除上訴人A所指之疑問，被上訴合議庭裁判沒有違反疑罪從無原則，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同一條款b項所指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以及c項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有明顯錯誤”的瑕疵。
15. 最後，上訴人認為應根據澳門《刑法典》第142條第2款b)項之規定免除上訴人刑罰。這明顯不成立，因為上訴人觸犯的是第137條第1款規定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而非第142條第1款規定的「過失傷害身體完整性罪」。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輔助人B就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1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就上訴人的上訴的刑事部分提出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上訴人A提出的刑事部分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並維持原審法院的判處。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案發時，A（嫌犯）是位於澳門......廣場......中心...樓及...樓的XXXX舞蹈學校校長，同時擔任教授舞蹈的工作。
2. 案發時，B（未成年被害人，於2004年5月20日出生）是澳門XXXX舞蹈學校高一年級學生。
3. 2019年3月5日下午約2時，被害人在上述大廈...樓...號舞蹈室上課，該課由嫌犯任教。當時，被害人束起頭髮，並身穿一件類似泳衣的大露背舞衣。
4. 上課過程中，嫌犯多次就被害人動作不熟練而責罵被害人，並且在糾正被害人的舞蹈動作期間，拍打被害人的手肘和大腿。
5. 同日下午約4時30分接近下課時，被害人已經完成要訓練的舞蹈動作及準備離開舞蹈室之際，嫌犯突然從後大力拍打被害人的背部，並以手指甲抓向被害人的背部皮膚，令被害人的背部被抓傷，從而感到疼痛。
6. 嫌犯之上述行為被在旁學生C所目睹。
7. 課堂結束後，在旁的同學使用手提電話協助被害人拍攝背部的傷勢情況（參見卷宗第41至44頁的視像筆錄及圖片）。
8. 嫌犯的上述行為直接及必然地導致被害人的背部受傷，並可見一道幾乎呈縱行的抓痕，需要1日康復（參見卷宗第38頁臨床法醫學意見書）。
9. 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對被害人施以暴力襲擊，並因此直接對被害人的身體完整性和健康造成傷害。
10. 嫌犯清楚知悉其行為是澳門法律所禁止，且會受法律制裁。
另外亦證實下列事實：
-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嫌犯在庭審中聲稱具有大學本科的教育程度，舞蹈學校校長，月入60,000澳門元，無需供養任何人。
- 被害人因是次被襲擊事件承受了與其傷勢相對應的精神損害。
民事部份：
- 正如民事被告在其「民事答辯狀」所述，民事原告在其民事損害賠償請求中，所羅列的部份事實非與起訴批示所描述2019年3月5日的傷人事件有直接關係，不構成本案民事部份的訴訟標的。
- 基於此，法庭決定剔除以下民事請求中與2019年3月5日事件無關事實、結論性及法律性質事實，不列作已證或未證事實中：
- 民事請求第14點、第15點、第16點、第17點、第26點、第27點、第28點、第29點、第30點、第31點、第32點、第33點、第34點、第35點、第36點、第37點、第38點、第44點、第52點、第53點、第54點、第55點、第56點、第57點及第58點事實。
民事請求方面的獲證事實：
- 經庭審聽證，除與刑事部份起訴批示的獲證事實相符的事實視為得以證實之外，民事請求書提出的以下事實亦視為得以證明：
- No dia 5 de Março de 2019, pelas 14H00, a Assistente, participou de uma aula, na sala de dança nº ... do ...º andar da Escola de dança XXXX sito na Almeda ......, Centro “......”.（民事請求第1點）
- A aula foi leccionada pela arguida A.（民事請求第2點）
- Na altura, a Assistente, tinha o cabelo preso, usava um vestido de dança com costas expostas parecendo um fato de banho.（民事請求第3點）
- Durante a aula de dança a arguida repreendeu a Assistente várias vezes pela sua postua “actos mal praticados”.（民事請求第4點）（部份證實）
- Pelas 16H30 do mesmo dia, (quase no fim da aula), a Assistente já tinha terminado todos os exercícios de dança e estava prestes a sair da sala.（民事請求第5點）
- De repente, a arguida bateu fortemente nas costas da Assistente, por trás dela, e arranhou a pele das costas, causando uma ferida, arranhadura vertical com (quase 12 cm).（民事請求第6點）
- A qual causou dores na Assistente.（民事請求第7點）
- Os actos praticados pela arguida foram testemunhados pela aluna C que se encontrava ao lado da Assistente e arguida.（民事請求第8點）
- Após a aula, a colega ao lado, (C), usou o telemóvel para ajudar a Assistente fazer fotos da lesão nas costas. (Cfr. os autos de imagem e fotografias de fls. 42 a 44).（民事請求第9點）
- Os actos praticados pela arguida causaram, directa e necessariamente, a lesão das cosatas da Assistente.（民事請求第10點）
- Em que podia ser observada uma arranhadura quase vertical que necessitaria de 1 dia para recuperação. (Cfr. o parecer de medicina legal a fls. 38 dos autos)（民事請求第11點）
- A arguida agiu de forma livre, voluntária e consciente, praticando agressões violentas contra a Assistente causando-lhe prejuízos à sua saúde e integridade física.（民事請求第12點）
- A arguida sabia perfeitamente que a sua conduta era proibida e punida pela Lei.（民事請求第13點）
- Com efeito, a Assistente desde o ano de 2015, que frequentava a Escola de Dança XXXX.（民事請求第18點）
- sendo o seu sonho, desde sempre, ser bailarina, profissão escolhida para o seu futuro.（民事請求第19點）
- A Assistente desde o ano de 2015 até 2017, teve um professor principal, que se demitiu em Maio de 2018 vide auto de declarações da arguida a fls. 107 dos autos.（民事請求第20點）
- A partir do terceiro ano, a arguida começou inicialmente a ensinar a dança ocidental à Assistente.（民事請求第21點）
- No quarto ano a arguida passou a ser a professora principal da Assistente e foi responsável pelo treino básico do balé e da dança ocidental.（民事請求第22點）
- Em Setembro de 2018, a arguida tornou-se a presidente da Escola de Dança XXXX.（民事請求第23點）
- Nos dois primeiros anos, como a argiuda não era a professora principal da Assistente não houve assim muito contacto entre ambas.（民事請求第24點）
- A Assistente a partir do terceiro ano, passou a familiarizar-se mais com a arguida.（民事請求第25點）
- Situação que foi percepcionada pela assistente social da Assistente, tendo encaminhado a Assistente para o departamento de psiquiatria do CHCSJ para receber auxílio psicológico.（民事請求第39點）（部份證實）
- Assistente recebe auxílio de assistente social, com 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民事請求第40點）（部份證實）
- E que tiveram como consequência o abandono da escola de dança pela Assistente em Julho de 2019.（民事請求第41點）
- Cuja atitude para com a Assistente, se tornou insuportável, repercutindo-se na sua auto-estima, confiança, levando a Assistente a apoio psiquiátrico para chegar a todas as humilhações, agressões que foi vitima da arguida.（民事請求第45點）
- As dores causadas pela arguida à Assistente, vão além das dores físicas sentidas no dia 5 Março de 2019.（民事請求第46點）
- Vão além das palmadas, ou objecto usado pela arguida, quando agrediu e feriu a Assistente.（民事請求第47點）
- São as lembranças tristes que ficarão para sempre na memória da Assistente quando se lembrar do seu sonho em se tornar bailarina.（民事請求第48點）
- O Professor deve ser lembrado como um exemplo, o que no caso da arguida, face à sua atitude para com a Assistente não acontece.（民事請求第49點）
- Os danos não patrimonias são difíceis de quantificar, no caso da Assistente, é ainda mais complicado, pois, desconhece-se a extensão dos mesmos.（民事請求第50點）
- A Assistente recebeu apoio psiquiátrico para superar a situação traumática de que foi vítima nas seguintes datas: 26 Março de 2019, 22 Março de 2021, 29 Março de 2021 e 13 Abril de 2021.（民事請求第51點）（底線部份為根據卷宗第331頁至第335頁書證後加，對整體事實不帶來實質變更，只對整件事實作補充）
未獲證明的事實：
刑事部份
- 「刑事起訴批示」和「嫌犯刑事答辯狀」中與上述獲證明事實不相符的餘下事實。另考慮到「嫌犯刑事答辯狀」沒有提出任何「抗辯」而單純為「爭執」事實，故沒有任何事實有必要載於已證實之列。
民事部份
- 民事被告答辯狀中沒有提出任何「抗辯」而只是提出「爭執」，故沒有任何事實載於已證事實清單內。另外，「民事請求書」中所載尚未被剔除的、且與獲證事實不相符合的其餘事實、具法律性內容之事實及結論性事實，均視為未證事實，尤其包括如下：
- Durante a aula de dança a arguida bateu-lhe nos cotovelos e coxas.（民事請求第4點的一部份）
- Existe uma pessoa culpada pelo abandono da escola por parte da Assistente.（民事請求第42點）
- sendo a responsável pelo fim do sonho da Assistente se tornar numa bailarina.（民事請求第43點）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證人C的證言與輔助人B描述的不一致。包括兩人表述是截然不同的動作，證人C講述的情景與輔助人B實際傷勢不符；其二是所站位置不一致，證人C聲稱當時站在輔助人B後面，但輔助人B及其餘證人都聲稱輔助人B是站在最後；其三是時間點不一致，兩人講述致傷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明顯不同；因此，原審法院以證人C的證言作為關鍵證言使原審法院做決定時出現漏洞。相反，證人G的版本更為合理：一方面，課堂開始前已見輔助人B背部有傷痕及結痂，與上訴人A陳述相同。另一方面，證人E及F曾目睹輔助人B過往被弟弟抓傷背部，涉案照片非即時在受傷地點拍攝，可能是受害人之前參加比賽期間受傷或被弟弟抓傷，又或其傷勢是下課後才造成。由於缺乏任何實質證明，原審法院的認定輔助人B的傷是上訴人A造成的心證違反經驗法則，被上訴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規定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 原審法院在被上訴判決已證事實第六點指出 “嫌犯之上述行為被在旁學生C所目睹”，但在歸納證人C之證言時表示 “…...只是C同學細述弄傷過程為由下而上用手指抓傷被害人…… 這裡不排除C記憶錯誤又或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這樣，原審法院對C是否確實目睹該致傷經過存有疑問，但將C目睹案發經過列為已證，被上訴的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 原審法院的判決陷入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瑕疵，因為：
第一， 被上訴判決書第26頁中指出 “但最後也是由證人C替被害人拍攝照片”，但證人C在詢問筆錄中明確表示當日不是其幫B拍下背部傷痕照片而是I拍攝，認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中出現明顯錯誤，已證事實第7點不應視為獲證。
第二， 被上訴判決第30頁第2段指出“結合其他證人證言包括E和F以及輔助人也有指出嫌犯在日常教學過程中會用手捏同學們的大腿內側，導致疼痛或輕度瘀傷，這點足以印證嫌犯教學過程中與同學們有身體接觸是常見的，並且有輕度弄傷個別同學”，但E作證時表示嫌犯有輕力拍打手部及間中捏下大腿但沒有瘀傷，F證言中表示未曾被嫌犯捏大腿，輔助人B母親J在證言中亦表示未見過輔助人B大腿內側的瘀傷。
第三， 原審法院認為第42頁、第42頁背頁及第43頁的照片色差為可接受範圍，認定是案發當日拍攝，但是根據證人F及G的證言，彼等均親眼目睹輔助人B背上傷痕並認為真實傷痕與照片不同，對比照片中舞衣的顔色，難以得出相片沒有作出調整的結論，上訴人A對照片中傷痕的真實性存有疑問，認為原審法院認定照片色差為可接受範圍是存有明顯的錯誤。
第四， 上訴人A質疑若輔助人B的精神及心理情況如其所言嚴重，為何會在2019年3月就診一次後的兩年才再重新接受治療，且輔助人B母親J亦表示沒有立即帶女兒就診，因此質疑輔助人B的心理精神狀態非嚴重至需要就醫，認為原審法院就輔助人B前往社工及精神科醫生求助的心證違反了自由心證原則
- 就民事損害賠償部分，民事請求人背部的抓痕非由上訴人造成，基於疑罪從無原則，原審法庭就被上訴裁判中已證明之事實及未證明之事實，根本無任何直接及客觀證據證明民事請求人背部的傷痕由上訴人所造成。被上訴裁判民事請求方面的獲證事實第6-13點應視為不獲證實。上訴人對被害人背部的抓痕沒有直接或間接因果關係，故不符合《民法典》第557條所規定的要件。應駁回原審法庭判處上訴人向民事請求人支付損害賠償40,000澳門元，另加自本案判決日起計至付清之法定延遲利息的決定。倘不如此認為，則上訴人認為，原審法庭所判處之民事損害賠償金額過高，違反了《民法典》第487條及衡平原則。
我們看看。
（一）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的瑕疵
一如所知，所謂的事實不充分的瑕疵僅存在於法院沒有證實必要的可資作出適當法律適用以及決定案件實體問題的事實；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必須在該刑事訴訟案件的標的包括控訴書或辯護詞所界定的範圍內，對這些事實作調查。2
對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的理解在中級法院多個上訴案件中已經有所闡述，如第5/2011 號上訴案件於2011年6月23日所作的裁判：
“一、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判決”的瑕疵，祇在法院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的查證下才會發生。
二、由於原審庭在審查案中證據時並沒有明顯違反任何經驗法則或自由心證原則，嫌犯不得以其對證據的主觀看法，去質疑原審法官在審查證據後所形成的對事實審的判斷。”
而第304/2007號上訴案件於2007年7月26日的判決也認為：
“一、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判決」的瑕疵，祇在法院沒有對整個訴訟標的作出應有的查證下才會發生。
二、倘原審法院已對指控事實逐一作出調查，並根據在審判聽證後所形成的對事實審的判斷，悉數把它們分別羅列於合議庭判決書內有關「已經證明之事實」和「未經證明之事實」的章節中，《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便無從談起。”
更重要的是，這項事實的瑕疵，屬於法院所認定的事實存在漏洞，而並不是指法院所認定的事實所依據的證據的不足，因為這屬於法院審查證據的自由心證的範圍，是不能被質疑的，除非出現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
首先，上訴人A明顯地只是在表示其不同意被上訴的獨任庭的心證而已，其將“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跟“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該裁判”混為一談了。
綜觀此部份上訴內容，上訴人A其實是純粹地不認同原審法院對案中證據的認定，上訴人A所質疑的是法官的心證範圍，但其在上訴理由中的分析並不能充分地說明，即使是一般人一看就會察覺的錯誤的存在，而更多的只是上訴人A的個人意見和認定而已。
事實上，本案的刑事部份，原審法院已一一就檢察院控訴書及嫌犯答辯狀所劃定的訴訟標的，以及嫌犯的聲明、輔助人B之聲明、各證人的證言、在庭審聽證中所審查的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全部作出了必要的調查，並根據在審判聽證後所形成的對事實審的判斷，悉數把它們分別羅列於被上訴的裁判內有關“已獲證明的事實”和“未獲證明的事實”中，並不存在不能作出合適的法律使用的情況。
既然原審法院對案中須調查的爭議事實已逐一調查了，因此無從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其次，在庭審中宣讀由C所作的詢問筆錄中已講述了其目睹的案發過程，基本上與輔助人B講述的一次，只是抓傷的方向與法醫D根據傷口狀態所作的推算不同，原審法院認為不排除是C記憶錯誤或目睹事件非致傷的一次，但認為C內容基本可信。我們認為原審法院此認定符合邏輯及經驗法則，原審法院基本採信C的證言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明顯錯誤（關於這部分，下文第三點，我們將繼續闡明）。
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二）說明理由方面的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
關於說明理由方面的不可補正的矛盾的瑕疵，是指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之間，或者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之間，或者在事實事宜方面的證據性理據說明中存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絕對的，即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而不能存在於被指互相矛盾的事實之間各自所表達的意思不同或者各自所證實的內容不同的事實之間。3
在本案中，已證事實第六點是 “嫌犯之上述行為被在旁學生C所目睹”。而被上訴判決事實判斷部份，分析了在庭審中宣讀的C所作之詢問筆錄 (卷宗第484頁)，當中清楚指出C表示目睹嫌犯弄傷被害人的過程。我們認為要證明控訴事實第六點為已證，並不需要C在描述過程細節時百分百準確無誤，只需要在分析該證人的證言後，法官相信其有目睹相關行為即可視為已證。
事實上，被上訴判決已就證人證言描述的細節與法醫所推斷的不同作出了其觀點及解釋，我們認為相關解釋合理，上訴人A指出相關的“不可補救之矛盾”之處並不存在。
由於我們未看見說明理由與已證事實之間存在“一方面說是一，另一方面又說不是一”的矛盾，因此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
(三)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 。4
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在審查證據後對於採信何種證據，是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2款所規定的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證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所有的證據。
而對於上訴法院來說，對此瑕疵是否存在的審查乃通過審查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的理由說明，尤其是從對構成心證所基於形成的證據的列舉以及衡量的過程的審查，確認是否存在違反證據規則以及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此外的事實認定，包括原審法院接納或不接納哪些證據並賴以形成其心證並認定事實是由法律所賦予的自由，一般情況下，這種心證是不能受到質疑。
首先，必須強調，上訴人只是再次不認同原審法院對相關事實之認定，並重申其見解及認為原審法院應該採信其所提供的事實版本，但其在上訴理由中的分析並不能說服我們，認同是一般人一看就會察覺的錯誤的存在，而更多的只是嫌犯的僅屬其個人意見和認定而已。
在本案中，儘管證人C在詢問中表示涉案照片不是其拍攝，但輔助人B在庭審中表示是C幫其背部拍照，與C所述不同；另外，法醫D分析輔助人B傷口顯示的用力方向亦與C所述不同，因此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事實判斷部份的證言分析中表示 “...這裡不排除C記憶錯誤又或所目睹的事件非致傷的一次，但最後也是由證人C替被害人拍攝照片” (卷宗第484頁)。由此可見，原審法院在聽取了C的證言後，就其證言與其他證據不同之處作出了分析，並最後決定基本採信其證言，但沒有完全採信C的證言內容，我們認為有關認定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明顯錯誤。事實上，照片是由輔助人B的同學在輔助人B受傷後拍攝，拍攝者具體是誰對於本案的已證事實的認定其實並無關鍵性影響。
其二，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事實判斷中不應認定嫌犯曾用手捏同學們的大腿內側，導致疼痛或輕度瘀傷。事實上，上訴狀中引用的E證言，只是表示沒有瘀傷，但E表示曾被上訴人A輕力拍打手部及間中捏下大腿，輔助人B亦表示上訴人A曾揑其大腿內側，雖然沒有證人明確說明曾被上訴人A捏大腿導致瘀傷，但重點是已證事實並無需要證明大腿存有瘀傷，當中第四點只是指出 “拍打被害人的手肘和大腿”，而根據被害人及相關證人的證言，我們認為足夠認定該點已證事實，原審法院在此認定中亦無明顯錯誤。
其三，就上訴人提出的照片色差問題，其實原審法院在判決書事實判斷中已作出詳細解釋 (卷宗第484頁背頁至第486頁)，而且照片的拍攝日期和地點都和本案案發的時間地點吻合，其實原審法院從來沒有否定照片存有色差，相關色差只會使影像顯現的顏色產生變化，不會引致被拍攝的背部傷痕形態帶來影響，所以我們認為上訴人A的質疑並無足夠理據。
最後，就上訴人提出的往社工及精神科醫生求助的部份，由於刑事部份的已證事實中只列出 “被害人因是次被襲事件承受了與其傷勢相對應的精神損害” 。我們認為有關認定符合一般經驗法則，在審查證據方面並無明顯錯誤。上訴人A提出的是精神損害嚴重程度的質疑，本案刑事部份的事實認定並無就損害程度作出具體認定，因此上訴人A此部分的上訴理由亦不能成立。
事實上，被上訴獨任庭判決在事實判斷方面是結合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證據，包括嫌犯的聲明、輔助人B之聲明、各證人的證言、在庭審聽證中所審查的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形成心證，從而毫無疑問認為嫌犯A實施本案的犯罪行為。我們完全可以在被上訴的判案理由中清楚看到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的思路及邏輯依據，當中並不存在原審法院在評價證據方面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常理，以致讓一般人一看就可以察覺。
明顯地，並不能確認嫌犯對被上訴的獨任庭判決刑事部份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上訴人也僅僅是再次表示其不同意被上訴的獨任庭的心證而已，這正是法律所不容許的。
上訴人此部份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損害賠償的確定
上訴人在這部分堅持主張受害人的傷勢並非嫌犯造成，與其行為沒有合適的因果關係。
正如我們在刑事部分所分析的，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由其是造成受害人的傷勢的事實認定不存在任何的明顯錯誤，這部分應該予以維持。相同道理，原審法院在認定民事請求部分的事實，也認定了與形式部分相同的第6-11點的已證事實，從中明確顯示，受害人的傷勢為嫌犯的直接故意行為所致。符合《民法典》第557條的規定，民事被告應該對原告的傷勢作出適當的賠償，原審法院這部分的決定應該予以支持。
至於精神損害賠償的金額部分，我們繼續。
《民法典》第489條規定了非財產的損害的制度：
“一、在定出損害賠償時，應考慮非財產之損害，只要基於其嚴重性而應受法律保護者。
二、因受害人死亡，就非財產之損害之賠償請求權，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子女、或由其未事實分居之配偶及其他直系血親卑親屬共同享有；如無上述親屬，則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受害人之父母、或由與受害人有事實婚關係之人及其他直系血親尊親屬共同享有；次之，由受害人之兄弟姊妹或替代其兄弟姊妹地位之甥姪享有。
三、損害賠償之金額，由法院按衡平原則定出，而在任何情況下，均須考慮第四百八十七條所指之情況；如屬受害人死亡之情況，不僅得考慮受害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亦得考慮按上款之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之人所受之非財產損害。”
也就是說，本案所涉及的是因犯罪行為而產生的精神損害賠償或非物質損害賠償金額的訂定，由法官依公平公正原則作出，而法官只能根據每一個案中已證事實及具體情況作出考慮，5 而不可能以其他個案或判決中某個可量化的項目作為衡量精神損害賠償的指標，更不可能存在一計算精神損害賠償的公式。6
我們要理解，人體以及身心的健康是無價的，法律規定對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也不過是通過金錢的賠償讓受害人的到一些精神安慰而已，而不能理解為完全的肉體的價值化。
我們也不能不考慮這些年來澳門社會經濟所發生的變化，物質價值的不斷增長，我們應該讓人的身心健康、精神健康的損害的“安慰價值”得到相應的體現。
原審法院在本案中不支持民事原告所提出的30萬澳門元的賠償金額，而判處4萬澳門元的賠償。
從上述的民事請求所載已證事實中顯示：
- Com efeito, a Assistente desde o ano de 2015, que frequentava a Escola de Dança XXXX.（民事請求第18點）
- sendo o seu sonho, desde sempre, ser bailarina, profissão escolhida para o seu futuro.（民事請求第19點）
- A Assistente desde o ano de 2015 até 2017, teve um professor principal, que se demitiu em Maio de 2018 vide auto de declarações da arguida a fls. 107 dos autos.（民事請求第20點）
- A partir do terceiro ano, a arguida começou inicialmente a ensinar a dança ocidental à Assistente.（民事請求第21點）
- No quarto ano a arguida passou a ser a professora principal da Assistente e foi responsável pelo treino básico do balé e da dança ocidental.（民事請求第22點）
- Em Setembro de 2018, a arguida tornou-se a presidente da Escola de Dança XXXX.（民事請求第23點）
- Nos dois primeiros anos, como a argiuda não era a professora principal da Assistente não houve assim muito contacto entre ambas.（民事請求第24點）
- A Assistente a partir do terceiro ano, passou a familiarizar-se mais com a arguida.（民事請求第25點）
- Situação que foi percepcionada pela assistente social da Assistente, tendo encaminhado a Assistente para o departamento de psiquiatria do CHCSJ para receber auxílio psicológico.（民事請求第39點）（部份證實）
- Assistente recebe auxílio de assistente social, com os factos descritos na Acusação.（民事請求第40點）（部份證實）
- E que tiveram como consequência o abandono da escola de dança pela Assistente em Julho de 2019.（民事請求第41點）
- Cuja atitude para com a Assistente, se tornou insuportável, repercutindo-se na sua auto-estima, confiança, levando a Assistente a apoio psiquiátrico para chegar a todas as humilhações, agressões que foi vitima da arguida.（民事請求第45點）
- As dores causadas pela arguida à Assistente, vão além das dores físicas sentidas no dia 5 Março de 2019.（民事請求第46點）
- Vão além das palmadas, ou objecto usado pela arguida, quando agrediu e feriu a Assistente.（民事請求第47點）
- São as lembranças tristes que ficarão para sempre na memória da Assistente quando se lembrar do seu sonho em se tornar bailarina.（民事請求第48點）
- O Professor deve ser lembrado como um exemplo, o que no caso da arguida, face à sua atitude para com a Assistente não acontece.（民事請求第49點）
- Os danos não patrimonias são difíceis de quantificar, no caso da Assistente, é ainda mais complicado, pois, desconhece-se a extensão dos mesmos.（民事請求第50點）
- A Assistente recebeu apoio psiquiátrico para superar a situação traumática de que foi vítima nas seguintes datas: 26 Março de 2019, 22 Março de 2021, 29 Março de 2021 e 13 Abril de 2021.（民事請求第51點）（底線部份為根據卷宗第331頁至第335頁書證後加，對整體事實不帶來實質變更，只對整件事實作補充）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見，就受害人的身體肢體的受傷程度，需要接受治療的時間及其對其生活、學習的影響程度，當然還包括因故意犯罪而引起的民事責任的相對增加賠償責任的情況，尤其是因事件受害人需要接受心理醫生輔導而顯示對生活的困擾和影響程度來說，原審法庭所釐定的精神賠償澳門幣4萬元的賠償，沒有明顯的偏高，沒有違反適度原則，應該予以支持。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必須繳付本案的訴訟費用以及支付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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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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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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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Analisando vício por vício, facilmente se demonstrará que a Recorrente cometeu o erro, quiçá irremediável, o qual se consuma em formulações genéricas, inconformadas, que nada fundamentam e é isto que está em casua.
Senão Vejamos,
a)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ia de facto provada_arguido 400 nº 2 al. a) do CPP.
2. Entendemos que a Recorrente queira desvalorizar o depoimento tanto da Assistente como o da principal testemunha C, mas fá-lo mal, pios, apenas contraria 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3. A Assistente/Vítima claramente afirma: “a arguida de repente bateu nas suas costas dela. A vítim sentiu-se arranhada de cima para baixo e sentiu dores.”
A testemunha C declarou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viu que a professora A (arguida) usou o dedo para tocar as costas da B. Naquele momento, a professora usou o dedo (esqueceu-se que foi epiderme ou unha) para tocar as costas da B, e varreu as costas dela uma vez de baixo para cima, mas não se lembra se usou unhas para arranhar”
4. Com o devido respeito se foram dedos ou unhas, nenhuma versão contraria a decisão na parte que a Assistente/Vítima foi arranhada pela professora e é este o facto que importa apurar o agente, a acção, o dolo, casua e efeito da mesma sobre a Assistente/Vítima.
5. É um processo lógico, bater e arranhar em simultâneo produziram tal resultado, qualquer pessoa colocada perante a factualidade de alguém bater e de seguida a vítima se sentir arranhada e começar a sangrar das costas, concluir que foram as duas acções praticadas em simultâneo bem andou o “juiz a quo” ao fundamentar a acção criminosa da arguida.
6. Vejamos as declarações da Assistente/Vítima a fl. 27 d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 seu auto de inquirição junto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 A O fendida declarou que pr volta das 16:30 do mesmo dia, perto do final da aula, cada aluno era obrigado a completar os movimentos que tinha aprendido nesse dia sozinho. A ofendido estava em quarto lugar na fila e os três colegas (K, F e L) estavam à sua frente (perto da porta) depois de completarem os seus movimentos. A ofendida declarou que quando estava prestes a sair após competar os seus movimentos, a Suspeita apareceu subitamente atrás da Ofendida e bateu-lhe vigorosamente nas costas com mão (não conseguia ver que mão) por trás, e ao mesmo tempo disse em voz alta à Ofendida:” empurra as tuas costas para cima. “As suas costas foram então batidas duas ou três vezes. A Ofendida teve dores das costas nesse momento. A Ofendida foi para lado da sala então até ao final da saula.
Após a saída da Suspeita, a colega C (que estava cerca de 10 metros atrás da Ofendida na altura do incidente) disse imediatamente à ofendida que ela estava a sangrar das costas. Depois, a Ofendida pediu à sua colega para lhe ajudar a tirar fotos com o seu telemóvel. Depois de ver as fotografias, a Ofendida descobriu um arranhão vertical (aproximadamente 12cm) nas costas (entre os ombros e a cintura) com sangue a escorrer através dele. A ofendida tinha a certeza que o arranhão foi feito pela Suspeita.” – sombreado nosso.
7. Vejamos agora as declarações da Assistente/Vítima a fl. 101 dos autos, relativamente ao seu auto da inquirição junto do Ministério Público:
“---A testemunha declarou que sentiu que causou a perturbação de A (arguida) porque a testeumha tinha participado num concurso fora da escola, e durante a aula de 5 de Março de 2019, A batia de vez em quando noscotovelos e coxas da testemunha e a testemunha acha que as acções da A não eram como corrigir a testemunha, mas sim como batia a testemunha.---------------------------------------------
--- A testemunha declarou que durante as aulas no dia acima referido, A também reprendera a testemunha com palvras desagradáveis.-------------------------------------------------------------------------
--- A testemunha declarou que no dia 5 de Março de 2019, por valta das 16:30 horas, no final da aula, A subitamente deu 2 ou 3 palmadas nas costas da testemunha (não sabe que mão) e depois a testemunha teve uma sensação de arranhar de cima para baixo.--------------------------------------------
--- A testemunha declarou que teve dores depois de ser batida pela A, por isso, a testemunha fez um som de “Zi”. A testemunha tinha medo, por tanto, não disse a A que tinha dores, e só queria ir para o lado de sala para se olhar ao espelho para confirmar o estado das suas costas. A disse à testemunha “não é necessário olhar-se ao espelho, as suas costas já estão vermelho”-----------------------------------
--- A testemunha acrescentou que ela já tinha completado as suas acções antes de A lhe bater vigorosamente duas ou três vezes nas costas com a mão. E disse-lhe “Empurra as tuas costas para cima.”-----------------------------------------------------------------------------------------------------------------
(---)
--- A testemunha declarou que depois de ser batida nas costas pela A, a aula terminou. Após a saída das A, a clega C da testemunha diise à testemunha que as suas costas estavam a sangrar e a testemunha pediu à colega para tirar uma fotografia das suas costas.-----------------------------------------------------------------------------------------------------------------
--- Após a apresentação de cinco fotos na fls. 42 a 44, perguntou à testemunha essas cinco fotos se eram as fotos que tiradas pela sua colega depois da aula.------------------------------------------------------
--- A testemunha respondeu: Sim.--------------------------------------------------------------------------------
- sombreado nosso.”
8. Auo de inquirição da colega E a fls. 50 junto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 A depoente declara que na aula de treino básico, viu que a professora A repreendeu a B a muito sério porque ela estava completamente fora deforma, a professora também reprendeu outros colegas, mas é visível a B foi a aluna mais repreendida. A depoente não se lembra das palavras que a professora usou para repreender a B, também se esqueceu se a professora bateu no corpo da B com as mãos, no entanto, geralmente, a professora falou ou bateu só para ensinar ou corrigir o movimento. -
--- Perguntado à depoente: o que acha da professora A (arguida)?-------------------------------------------
--- A depoente responde: Tenho uma imagem bastante boa dela, ela é uma pessoa séria, repreende os alunos quando eles não fazem bem, se ainda não corrigirem, ela vai bater, às vezes, também belisca, mas faz apenas quando os alunos não corrigem o movimento depois de erem sido ensinados muitas vezes.------------------------------------------------------------------------------------------------------------------
Sombreado nosso.
9. Depoimento da colega E em Audiência de Discussão e Julgsamento:
“… Ainda, acrescentou que ás vezes, a Arguida bate nas mãos levemente e belisca o interior das coxas, mas nunca provocou equimose.”_somebreado nosso.
10. A Recorrente mais não faz que juízos de valor de probabilidades sem concretizar e cumprir o ónus que lhe é imposto pelo artigo 402º do CPP, nomeadamente:
A) Os concretos pontos de factos que considera incorrectamente julgados;
B) As concretas provas que impõem decisão diversa da recorria;
C) As provas que devem ser renvovadas.
11. Sem o cumprimento destes requisitos a motivação de recurso apresentada pela Recorrente mais não é senão sindicar o juízo do julgador e fazer impor a opinião da Recorrente.
12. Finalmente, cai por terra o apontado vício da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na medida em que o mesmo só ocorre quando o Tribunal não se pronuncia sobre matéria objecto do processo.
13. O que não acontece com a Sentença Recorrida, por exaurida explanação da fundamentação.
*
b) Da contlradição insanável da fundamentação _ artigo 400 nº 2 al. b) do CPP Vício apontado pela Recorrente à Sentença Recorrida, vejamos a elaboradíssima fundamentação da Recorrente para imputar este vício à mesma.
14. É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se produzem e avaliam todas as provas (cfr. Art.º 336º do C.P.P), e é do seu conjunto, no uso dos seus poderes de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conjugados com as regras da experência (cfr. Art.º 114º do C.P.P), que os julgadores adquirem a convicção sobre os factos objecto do processo.
15. Ponderadas todas as provas, depoimentos e principalmente o da colega da Assistente/Vítima, a C, conjugado com o depoimento da própria Assistente ao definir o que sentiu durante agressão, o presenciado pelo colega C e ainda a opinião da perita médica legal Dra. D, surge somente uma discrepância o sentido do arranhão, que provocou uma ferida com cerca de 12 cm, a descrição da Assistente coincide com o da perita Médica-Legal enquanto que o da colega C indica uma ferida de sentido ascendente, mas, como muito bem avaliou o Juiz “a quo”, é fiável tal depoimento pela minúcia com que descreve todo o processo de agressão que a Assistente/Vítima sofreu durante a agressão perpetrada pela arguida.
16. Nada a repreender, portanto!
17. O princípio “in dúbio pro reo”, só actua em caso de dúvida (insanável, razoável e motivável), defenida esta como “um estado psicológico de incerteza dependente do inexacto conhecimento da realidade objectiva ou subjectiva.
A dúvida tem de recair no espírito do julgador e não do recorrente.
18. O julgador, produzida a prova durante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preciando as circunstâncias concretas, decidirá com base n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e de acordo com a sua convicção nos termos do artigo 114º do C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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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o abrigo do art. 400º, nº 2, al. a) do CPP
19. Afirma a Recorrente que analisando os factos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na sentença recorrida a recorrente, entende que se verifica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o abrigo do art. 400º, nº 2, al. a9 do CPP com os seguintes fundamentos:
I – Entende a Recorrente que as fotos da lesão nas costas da vítima não foram tiradas pela testemunha C:
20. Sobre este assunto labora em erro a Recorrente, pois, quem presenciou o que se passou foi precisamente esta colega que ajudou a dar o telefone da Assistente/Vítima para que a outra colega I tirasse a foto dentro da sala da aula.
21. O meretíssimo Juiz “a quo” não comete qualquer contradição ao dizer que a colega C ajudou a tirar as fotos.
22. No vício do erro notório está em causa, não o conteúdo da prova em si, nomeadamente o que foi dito no depoimento ou n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cujo teor se aceita, mas a utilização que foi dada à prova objecto de apreciação, no sentido de a mesma suportar a demonstração de um determinado facto.
23. E, dúvidas não exisem, nem a Recorrente demonstrou o contrário, como era seu ónus de prova, que as fotos juntas a fls. 42 a 44 não são reflexo da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que a Assistente/Vítima sofreu às mãos da arguida.
II – Entende a Recorrente nunca provocou lesão no corpo dos estudantes:
24. Bom, só o facto de estar-se a defender em sede de recuroso de uma ofensa à integridade física só por si revela o seu comportamento doloso.
25. Porém não foi só a Assistente/Vítima que afirmou ter sido batida e beliscada, mas, foi, com todo o respeito pelas outras estudantes a única que denunciou a Recorrente.
26. Também a colega LO CHEANG IAN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afirmou:
“…Ainda, acrescentou que ás vezes, a Arguida bate nas mãos levemente e belisca o interior das coxas, mas nunca provocou equimose.”_ sombreado nosso.
27. Salvo respeito por douta e melhor opinião, o acto de bater e beliscar ainda não vem no manual do Professor como técnica de ensino!
E sobre este assunto nada mais cumpre responder os factos descritos e provados são simbólicos “gritos” da dor silênciosa infligida na Assistente/Vítima.
III – O desvio cromático das fotos influência a identificação:
28. Com este “desvio” pretende a Recorrente convencer o Douto Venerando de Recurso que a Assistente não usava o fato exibido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 documentado nas fotos de fls. 42 a 44 na altura da agressão que a arguida lhe infligiu e assim convencer o Tribunal de erro.
Lamentável,
29. Contudo se responde da seguinte forma, como bem considerou o Tribunal “a quo” na Sentença ora recorrida e que se transcreve:
30. A defensora da arguida, “reiterou que o grande desvio cromático das fotos podia reflectir que o vestido de dança nas fotos nõa era o vestido que avítima B usava frequentemente nas aulas.
De facto, relativamente à questão de desvio cromático, não apenas existe um desvio cromático entre a cor das fotos tiradas por telemóvel e a cor dos objectos reais vista pelo olho humano, existe sempre um desvio cromático nas fotos tiradas de qualquer dispositivo.
Pode dizer que não há dispositivo que possa reproduzir a cor real dos objectos vista pelo olho humano, visto que cada equipamento fotográfico tem o seu mecanismo particular para o processamento cromático.
(…)
A fim de eliminar as dúviads sobre o desvio cromático entre a foto e o objecto real é inevitável, que pode ser causado por disopositivos de filmagem ou de exibição. Se a foto é impressa em papel, o desvio pode ser causado por tinta ou papelo utilizado.
Após uma observação cautelosa e cuidadosa, o Tribunal considera que o desvio cromático das fotos contidas na fls. 42, 42v. E 43 é aceitável. Combinando com a data (2019/03/05) e o local (perto da Alameda Dr. Carlos D’Assumpção) da filmagem, existem evidências suficientes que levam o Tribunal a careditar que as 3 fotos contidas na fls. 42.,42v., e 43 dos autos, em que mostravam a vítima vestida de vestido de dança azul, foram tiradasem 5 de Março de 2019 na escola de dança XXXX.(…) O que vale a pena realçar é que as fotos contidas na fls. 42, 42v. E 43 continham o registo de hora exacto, e ao mesmo tempo, continham dados de posicionamento, que podiam saber a localização aproximada das fotos, não havendo margem para erro.
Quanto à questão onde é que as fotos foram tiradas, dentro ou fora da sala de dança da escola, podemos apreciar a partir do material do pavimento. A sala de dança é pavimentada com material de plástico cinzento, fora da sala de dança, incluindo o chão e corredores, são pavimentados com material de madeira castanha.
As fotos contidas na fls. 42v. e 43 dos autos foram tiradas fora da sala de dança.”
31. E, de uma forma lógica o juiz “a quo” quase que de forma matemática fundamentou a decisão recorrida quanto ao desvio cromátio do fato da Assistente e o lugar (se dúvidas houvessem) onde as fotos que documentam a agressão foram tiradas.
32. Acrescenta-se somente que no julgamento o investigador M referiu que a fotografia de 5 de Março de 2019 foi retirada do telemóvel da vítima por agente da polícia.
E, quanto a este ponto nada mais cumpre resposta.
IV – Relativamente à parte de a assistente B ter pedido ajuda a assistente social e psiquiatra:
33. Pretende a Recorrente substituir-se à observação e formação pedagógica própria de uma assistente social e de um psiquiatra.
Mais, vai ao ponto de dizer que a mãe da vítima B, é negligente, não se importa com a filha ou o estado mental da Assistente/Vítima, em virtude de a mãe não ter insistido com a filha para continuar a ir a um psiquiatra.
34. Bom, questionamo-nos erá a recorrente filhos? Ou formação pedagógica que habilite a fazer este juízo de valor sobre a mãe de uma vítima de agressão?
35. Talvez não, até porque a arguida tem métodos que implicam “palmadinhas” e “beliscar” as alunazinhas e achar que está correcto.
36. Como tal, como valorizar a opinião desta pessoa recorrente/arguida, na aferição da necessidade ou não de se ser seguido por um psiquiatra……Não temos opinião!
37. Facto real da sociedade em que vivemos, é o estigma da emissão de juízo de valor quando não somo todos iguais, com as mesmas reacções, emoções e escolhas.
38. Pois bem, não somos mesmo iguais e a diversidade é tão boa!
39. Como tal, a Assistente/Vítima teve a coragem de desabafar com o psiquiatra sobre a agressão que foi vítima, mas também não quis, não deixou, que esta situação traumática a definisse como pessoa.
40. Ninguém merece a nossa auto-estima, o nosso sorriso e alegria de viver, é preciso encontrar caminhos, e foi esta a preciosa ajude do psiquiatra e da mãe da Assistente/Vítima ao encaminhá-la para outra escla outro curso o de Teatro.
41. Fossemos todos assim conscienciosos das fraquezas alheias talvez houvessem menos agressões.
E, sobre este ponto nada mais cumpre responder, Elevando-se uma vez mais a Sentença recorrida.
Em resumo,
42.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nada tem a ver com a eventual desconformidade ente a decisão de facto do Tribunal e aquela que entende adequada a recorrente, irrelevante é, em sede de recurso, alegar-se como fundamento do dito vício, que devia o Tribunal ter dado relevância a determinado meio probatório para formar a sua convicção e assim dar como assente determinados factos, visto que, desta forma, mais não se faz do que pôr em causa a regra da livre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43. Uma decisão sobre a factualidade não se apresenta incólume perante a necessidade do julgado ter formado a sua convicção acerca da realidade que lhe foi submetida. A objectividade decorrente da prova produzida perante o julgador é trespassada pela natural subjectividade deste”._Neves, Rosa Vieira, A livre Apreciação da Prova e a Obrigação de Fundamentação da Convicção, Coimbra; Coimbra Editora, 2011., p.17.
44. “As provas têm por função a demonstração da realidade dos factos”!
45. Contudo, a prova produzida deve, necessariamente, ser analisada sob três ópticas diferentes:
Como actividade probatória, como meio de prova e como resultado daquela actividade.
46. Parafraseando Paulo Sousa Mendes diremos que a primeira traduz-se no “esforço metódico através do qual são demonstrados factos relevantes para a existência do crime; punibilidade do arguido e a determinação da pena ou da medida de segurança aplicáveis; segunda, diz respeito aos elementos com base nos quais os factos relevantes podem ser demonstrados”; e a terceira, prende-se com a “motivação da convicção da entidade decidente acerca da ocorrência dos factos relevantes, contanto que essa motivação se conforme com os elementos adquiridos representativamente no processo e respeite 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as leis científicas e os princípios da lógica”.
47. A prova produzida não é, pois, um fim em si mesmo, mas, um meio conduncente a formar e justificar a valoração do julgador em que assenta na decisão toda a actividade probatória deve evidenciar um juízo e um percurso lógico para que possa ser apreendida e, quiçá, compreendida pela comunidade envolvente.
48. Na nossa modesta opinião o juiz “a quo” deixou evidente o juízo e o percurso lógico que percorreu para proferir a Sentença recorrida.
49. A decisão do julgador é enformada e parametrizada pelos juízos que o mesmo foi construindo ao logo do processo, partindo dos factos, seleccionando-os em termos de relevância e valorando-os em termos de comportamento, repreensível ou não, dentro e de acordo com o sistema jurídico em causa.
50. E de tal sorte a Sentença recorrida é exemplo!
51. Relativamente à motivação de recurso sobre 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ível apresentada pela Recorrente nada cumpre responder porque simplesmente é a arguida responsável cível na reparação dos danos que provocou com o seu comportamente volitivo, na vida, na pessoa e família das Assistente/Vítima B.
Termos em que por irrepreensível deverá manter-se a Douta Sentença Recorrida.
Improcedendo desta forma o recurso a que se responde.
Fazendo-se assim Justiça como é Timbre deste Venerando Tribunal!
2 中級法院第32/2014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3月6日作出的裁判。
3 中級法院於2015年4月23日在第117/2015號上訴案件的判決。
4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5 參見中級法院2000年6月15日第997號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6 參見中級法院2005年4月7日第59/2005號刑事上訴案合議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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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420/2022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