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日期：23/02/2023 --------------------------------------------------------
--- 裁判書製作法官：蔡武彬法官 ----------------------------------------------
。in ﷽﷽﷽﷽﷽﷽﷽﷽ 。in ﷽﷽﷽﷽﷽﷽﷽﷽ 上訴案第85/2023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上訴人A於2019年10月11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9-0152-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刑法典》第66條第1款、第2款f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特別減輕情節，處以4年徒刑，以及觸犯一項同一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4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4年2個月實際徒刑。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3年5月6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12月16日服滿了2/3刑期。
刑事起訴法庭為此繕立了第PLC-249-19-2-B號假釋案。在此案中，尊敬的刑事起訴法官於2022年11月16日作出批示，否決了上訴人的假釋。
上訴人A不服上述決定，向本院提起上訴：
a. 被上訴批示裁定：“…綜上所述，在充分考慮檢察官 閣下及監獄獄長 閣下的建議後，本法庭決定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68條及《刑法典》第56條之規定，否決被判刑A之假釋聲請。”（見卷宗第139頁背頁）
b.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批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瑕疵，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以及第56條第1款b項之規定。
c. 在尊重被上訴批示的前提下，上訴人認為其亦完全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所規定之實質要件（即同時符合a項及b項）。
d. 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原審法院認為，被判刑人屬初犯，首次入獄，在獄中四次出現違規行為而被處罰，被判刑人在經歷了數載服刑生活後，尚未能矯正其原來偏差的行為，反而累次觸犯獄規，反映其自控能力仍然低下。
e. 雖然在最後一次違規中（2022年11月16日，見紀律裁定上訴卷宗），被判刑人自訴是先受到其他囚犯的襲擊，所以才會對該名囚犯作出反擊。但原審法庭已對該紀律裁定之上訴作審理並指出-「案發的地點是在監獄，而上訴人與郭興龍均是在囚人士，即使事件是由郭興龍先引致，但這無法合理解釋上訴人與對方作出打鬥，在獄中參與打鬥除了會對雙方的身體完整性造成傷害，亦必然會對本應是秩序井然的監倉帶來負面的氛圍」（見紀律裁定上訴卷宗第52頁）。
f. 原審法庭現時仍然維持同樣的觀點，由於被判刑人在守衛森嚴的獄中仍未能學會以合法、合規的方式處理問題，這令法庭無法相信倘現時釋放被判刑人，其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及不再犯罪。目前為止，法庭認為被判刑人的狀況尚未符合《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的規定。
g. 在尊重上述原審法院所作出之批示內容的前提下，上訴人並不認同原審法院之看法，並就上述批示內容作出如下解釋：
h. 在「案件之情節」方面，上訴人因觸犯一項「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刑法典》所規定的刑罰之特別減輕情節，處以4年徒刑，以及觸犯一項「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4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4年2個月實際徒刑。
i. 雖然上訴人所犯下罪行的不法性嚴重，但在是次假釋申請的信函中，上訴人已表示其悔意，並時刻反省自己的過錯。
j. 在「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方面，上訴人於初中二時輟學，其後有從事多份兼職，在本次服刑之前，其正從事搬運工人工作。其因一時糊塗於2018年首次接觸了可卡因，染上了吸食毒品的惡習，並無法抵抗販賣毒品所帶來的誘惑從而觸犯了法律。
k. 實際上，上訴人本質不壞，心地善良，在作出上述犯罪事實後，其感到十分後悔，同時亦在獄中對自己的行為作出了深刻的反省，並承諾出獄後不會再犯罪。
l. 「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方面，雖然上訴人曾於2019年9月、2021年2月、2021年10月、2022年11月分別四次出現違規行為而被處罰，但從上述上訴人四次違規的時間節點可發現，其在服刑期間的行為逐漸表現良好，在第三次違規後一直保持行為良好，沒有再違規。
m. 即使後來上訴人在獄中出現第四次違規的紀錄，原因是因為上訴人先受到其他囚犯的襲擊，其沒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緒，對該名囚犯作出了反擊。事後，上訴人亦已經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的過錯，且保證日後在監倉保持行為良好，遵紀守法，與囚友們和睦相處。
n. 上訴人在服刑期間雖然沒有參與獄中舉辦的回歸教育課程，但其在積極參與其他活動，亦已申請樓層清潔職訓，時刻為重返社會作準備，上訴人的上述表現均顯示其對改過自新抱有決心，在人格及價值觀都具備正面的演變，並付諸於實際行動之中。
o. 根據載於卷宗內之香港善導會九龍東社會康復及支援綜合服務中心發出之信件當中指出，上訴在假釋出獄後計劃參與義工活動，表現出其悔改之心，將在該會資源的配合及輔導工作協助下，重新適應社會。
p. 上訴人犯罪後，其家人一直想辦法協助，但因新冠疫情而無法前來探訪，靠書信與家人保持聯絡。
q. 上訴人出獄後計劃回到香港元朗居住，其表示曾於香港參與展翅計劃學習咖啡師技能，所以打算從事相關工作，而家人亦已為其安排一份食品公司凍肉處理的工作，上訴人對獲釋後重返社會已作出妥善的安排。
r. 上訴人因犯罪而被判刑後深感後悔，其希望能得到法官 閣下給予一次假釋的機會，早日出獄，與家人團聚。
s. 從上訴人作出犯罪行為後已作出深刻反省來看，足以體現出上訴人的真誠悔悟及改過自新的決心。
t. 經歷獄中多年的改造，上訴人已充分吸取教訓，深刻意識到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及社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決定洗心革面，承諾不會再犯罪。
u. 縱觀上訴人的表現及個人情況，能合理預期上訴人一旦獲 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及不再犯罪。
v.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批示針對本案之情況所考慮的特別預防並不適度。
w.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a項之規定。
x. 《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規定，“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y. 在犯罪的「一般預防」方面，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人是次服刑所及涉及的毒品罪行屬嚴重犯罪，上訴人聯同其他涉案人合謀，由其在澳門接收毒品，再分拆出售，涉案的毒品數量甚多。
z. 近年具組織性的犯罪團伙來澳觸犯毒品罪行的情況愈見猖獗，而且社會上吸毒行為出現越趨年輕化的情況，普遍社會成員難以接受以毒品荼毒他人的犯罪者提前釋放。
aa. 從第10/2016號法律的修法能看出，社會對於打擊不法販賣毒品之犯罪的需求越加嚴厲，該次修法中將不法販賣毒品之犯罪的刑幅下限由原來的3年增高至5年，加強相關犯罪之一般預防的需要已經在立法層面上反映出來。原審法庭認為必須重點考慮此類案件在一般預防的滿足，以免對潛在的犯罪者釋出錯誤訊息，使之抱有僥倖心態而以身試法。
bb. 考慮到本案中並無任何特殊情節可以降低一般預防的要求，原審法庭認為倘現時提前釋放觸犯毒品犯罪人士，將是對信賴法律、循規守紀的社會成員構成另一次傷害，同時亦會動搖法律的威懾力，更甚者，將對潛在的犯罪分子釋出錯誤訊息，令澳門成為毒品的集散地。因此，原審法庭認為本案現階段尚未符合澳門《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的要件。
cc. 在尊重上述原審法院所作出之批示內容的前提下，上訴人並不認同原審法院之看法。
dd. 上訴人認為雖然其所實施的關於毒品的犯罪，社會危害性較為嚴重，應給予強烈的譴責，但是法院已相應地給予其較嚴重的處罰，上訴人實施之兩罪最終經競合後被判處4年2個月實際徒刑。
ee. 上訴人亦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其已在多年的被剝奪自由的生活中充分吸取教訓，深刻意識到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及社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決定洗心革面，承諾不會再犯罪。
ff. 上訴人表示，倘若尊敬的法官 閣下願意給予其一個假釋的機會，其定會洗心革面，努力工作，好好回饋社會。
gg. 上訴人已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作出深刻反省，並承諾出獄後不會再犯罪，顯示出上訴人獲釋後並不會影響維護社會秩序及社會安寧。
hh. 一方面，多年來獄中的生活已對上訴人所犯之罪行予以充分的矯治，法院對上訴人所判處的刑罰，該刑罰對公眾所帶來之震懾力亦足以對社會上該類犯罪行為起預防及遏制作用；另一方面，上訴人在犯罪後亦作出深刻反省，其所表現出的真誠悔悟之心足以消除其犯罪行為對社會安寧所產生之負面影響。
ii.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批示針對本案之情況所考慮的一般預防並不適度。
jj.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批示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第1款b項之規定。
kk. 因被上訴批示沾有上述瑕疵（即《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規定）而應予以撤銷。
請求，綜上所述，倘存在遺漏，懇請法官 閣下按照相關法律規定作出指正，並請求法官 閣下接納本上訴聲請，並按《刑事訴訟法典》規定，裁定上訴人理由成立，並判處：
- 廢止初級法院刑事起訴法庭之決定，取代原審法院之決定，從而請求批准上訴人之假釋申請。
檢察院對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作出答覆：
1. 本案涉及囚犯A於2019年10月11日，在初級法院第CR4-19-0152-PCC號卷宗，因觸犯一項第10/2016號法律修改之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以及一項同一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合共判處4年2個月實際徒刑。
2. 有關刑期終止於2023年5月6日，至2021年12月16日，A服滿法定申請假釋所取決的刑期。
3. 2021年12月16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否決了囚犯A的首次假釋申請。
4. 2022年10月25日，澳門監獄就囚犯A的第二次假釋製作了報告，表示不同意囚犯的假釋申請。
5. 同年11月29日，執案檢察官建議否決囚犯A的第二次假釋申請。
6. 同年12月16日，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否決了囚犯的第二次假釋請求。
7. 上訴人在上訴狀中指被上訴批示針對本案之情況所考慮的特別預防及一般預防並不適度，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規定。
8. 上訴人指雖然曾於2019年9月、2021年2月、2021年10月及2022年11月分別四次出現違規行為而被處罰，但從上述違規時間節點可發現其在服刑期間的行為逐漸表現良好，且在第三次違規後一直保持行為良好，就最後一次違規中，其是先受到其他囚犯襲擊才會對該名囚犯作出反擊。
9. 上訴人亦聲稱原審法院不應在否決批示中以上訴人犯罪行為的嚴重性作為衡量是否給予假釋的考慮因素之一，故上訴人請求廢止原審法院否決上訴人假釋的批示，給予上訴人假釋。
10. 除了應有的尊重外，我們不能認同上訴人的各項論點。
11. 首先，雖然上訴人在是次假釋申請的信函中已表示有悔意及反省過錯，明顯只是口頭表示而已，但在其行為表現上仍然故我，更在3個月前（2022年11月）是次假釋程序期間，再次觸犯獄規，我們完全認同原審法院的觀點，上訴人在守衛森嚴、紀律嚴明的改造場所尚三番四次繼續作出觸犯刑法的行為，相信沒有人會認為上訴人出獄後，將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生活及不再犯罪。因此，上訴人的行為明顯體現出其未符合假釋要件中特別預防的要求。
12. 至於一般預防方面，《刑法典》第56條第1款明確規定“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上訴人犯罪的嚴重性，案件的情節是在假釋制度中法定考慮的前提之一，用以觀察囚犯在刑罰執行期間人格的演變，是否已達至一旦獲釋，將重新融入社會生活，不會對社會治安造成任何威脅的一般預的要求，原審法院在此方面所做的考量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
13. 因此，我們認為，盡管尚有數月便刑罰執行完畢，現階段仍不應給予上訴人假釋，上訴人應服完其被判處的刑期。
綜上所述，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予成立，應維持原審法院刑事起訴法庭的認定，否決上訴人的是次假釋請求。
在本上訴審程序中，尊敬的助理檢察長閣下提交了法律意見。1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一、事實方面
本院認為，案中的資料顯示，下列事實可資審理本上訴提供事實依據：
- 上訴人A於2019年10月11日在第四刑事法庭合議庭普通刑事案第CR4-19-0152-PCC號卷宗內，因觸犯一項第17/2009號法律第8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結合《刑法典》第66條第1款、第2款f項所規定及處罰之特別減輕情節，處以4年徒刑，以及觸犯一項同一法律第14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不法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被判處4個月徒刑；兩罪競合，合共被判處4年2個月實際徒刑。
- 判決已生效，現正在服刑，上訴人將於2023年5月6日服完全部徒刑，並且已於2021年12月16日服滿了2/3刑期。
- 監獄方面於2022年10月28日向刑事起訴法庭提交了假釋案的報告書（其內容在此視為全部轉錄）。
- 上訴人A同意假釋。
- 上訴人A第二次申請假釋。
- 刑事起訴法庭於2022年12月16日的批示，否決了對A的假釋。
二、法律方面
上訴人認為已經符合假釋的條件，否決假釋的決定違反了《刑法典》第56條的規定。
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刑法典》第56條規定：
“一.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時，如符合下列要件，法院須給予被判徒刑者假釋：
a) 經考慮案件之情節、行為人以往之生活及其人格，以及於執行徒刑期間在人格方面之演變情況，期待被判刑者一旦獲釋，將能以對社會負責之方式生活而不再犯罪屬有依據者；及
b) 釋放被判刑者顯示不影響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
二.假釋之期間相等於徒刑之剩餘未服時間，但絕對不得超逾五年。
三.實行假釋須經被判刑者同意。”
從這個規定看，是否批准假釋，除了要符合形式上的條件（服刑已達三分之二且至少已滿六個月）以外，集中在要符合特別及一般犯罪預防的綜合要求的實質條件上。
在特別的預防方面，要求法院綜合罪犯在服刑過程中的表現，包括個人人格的重新塑造，服刑中所表現出來的良好的行為等因素而歸納出罪犯能夠重返社會、不會再次犯罪的結論。
而在一般預防方面，則是集中在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要求上，即是，綜合所有的因素可以讓我們得出罪犯一旦提前出獄不會給社會帶來心理上的衝擊，正如Figueiredo Dias教授的觀點，“即使是在對被判刑者能否重新納入社會有了初步的肯定判斷的情況下，也應對被判刑者的提前釋放對社會安定帶來嚴重影響並損害公眾對被觸犯的法律條文的效力所持有的期望的可能性加以衡量和考慮，從而決定是否應該給予假釋”；以及所提出的，“可以說釋放被判刑者是否對維護法律秩序及社會安寧方面造成影響是決定是否給予假釋所要考慮的最後因素，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對假釋提出的一個前提要求。”2
那麼，我們看看上訴人是否符合假釋的條件。
在獄中，上訴人空閒時喜歡做運動和看書，以及已申請參與樓層清潔職訓，現待安排。上訴人於2019年07月15日在獄中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d)及e)項，而被處罰普通囚室隔離5日及剝奪放風權利2日，於2020年12月29日在獄中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d)及e)項，而被處罰收押紀律囚室及並剝奪放風權利12日，於2021年09月27日在獄中因違反第40/94/M號法令第74條a)及h)項，而被處罰收押紀律囚室及並剝奪放風權利17日。上訴人在獄中被列為“信任類”但其行為總評價為“差＂。獄方的社工及監獄長對上訴人的假釋申請提出否定的意見。這說明，上訴人在服刑期間的表現顯示出他在人格方面的演變並沒有得到監獄各方面的積極肯定，以致尚不能認為上訴人在犯罪的特別預防方面可以得出對他的提前釋放有利的結論。
即使不考慮這些，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囚犯的犯罪後的表現，尤其是在服刑期間在主觀意識方面的演變情況顯示出有利的徵兆，亦不是當然地等同於假釋出獄後不會對社會安寧及法律秩序造成危害。這不單取決於其本人的主觀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考慮這類罪犯的假釋所引起的消極社會效果，假釋決定使公眾在心理上無法承受以及對社會秩序產生一種衝擊等負面因素。
誠然，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在犯罪預防的兩個方面取得一個平衡點，一方面，假釋並不是刑罰的終結，它的最有效作用是在罪犯完全被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期讓罪犯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而完全的融入這個再次生活的社會。另一方面，法院不能過於要求一般預防的作用而忽視了特別預防的作用以至於人們產生某些罪行難以假釋的錯誤印象。而在本案中，上訴人非為澳門居民，並以旅客身份夥同他人來澳門實施販毒的犯罪行為，從其犯罪的嚴重性以及其行為的“反社會”性來看，對此類行為在足以使公眾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夠接受對此類犯罪之前，上訴人在多年的獄中服刑期間，囚犯沒有更出色的表現以消磨其犯罪行為給這個社會，尤其是對受害人所帶來的影響，提前釋放確實是對社會、法律秩序帶來另外一次嚴重的衝擊，單就犯罪的一般預防的因素，就已經決定了上訴人還不具備所有的假釋條件，法院還不能作出假釋的決定，其上訴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訴的決定應該予以維持。
三、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決定判處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予以駁回。
上訴人需支付本案訴訟費用，支付4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支付《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相同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1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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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Entendemos que não deve ser reconhecida razão ao recorrente A, por não estarem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força do art.º 56 nº 1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depende da coexistência de pressupostos de natureza formal e material.
É considerado como pressuposto formal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e o condenado tenha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Já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barca a ponderação global da situação do condenado à vista da necessidade da prevenção geral e prevenção especial, sendo a pena de prisão objecto de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quando resultar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condenado em termos da aceitável reintegração do agente na sociedade e da defesa da ordem jurídica e da paz social.
Neste sentido, 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nunca é feita pela lei com carácter automático, ou seja, não é obrigatório aplicá-lo mesmo estando preenchido o pressuposto formal, tendo de mostrar-se satisfeito o pressuposto material.
Apesar de o recorrente satisfazer em absoluto o pressuposto de natureza formal, tendo já cumprido dois terços da pena de prisão e no mínimo seis meses, não vemos uma conclusão paralela em relação ao pressuposto material previsto no art.º 56 nº 1 al. b) do C.P.M.. Duvidamos assim de possibilidade da incompatibilidade da ordem jurídica com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antecipada.
In casu, face ao comportamento e à vida prisional da recorrente, lhe foi merecido parecer favorável quer pelo Director do E.P.M. (v. fls. 80), quer pelo Sr. Técnico Social (v. fls. 88), por ter em conta o seu comportamento prisional irregular. Pois, não podemos deixar de considerar, igualmente, a avaliação global prisional de grau “Mau” e os 4 registos de punição disciplinar que ao recorrente foram imputados em 09/2019, 02/2021, 10/2021, e bem recentemente, em 11/2022.
Bem salientou a decisão recorrida, na qual nos opinou considerações cautelares, no âmbito d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uma vez que o recorrente ainda não está preparado para a sua reintegração social.
Por outro lado, analisados os autos, foi o recorrente, residente de Hong Kong, condenado, na pena de 4 anos e 2 meses pela prática de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e de crime de consumo,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perturbando seriamente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desta R.A.E.M.
Entendemos que muito bem vai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m termos de prevenção, tendo em conta o tipo e a natureza do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cuja gravidade é do conhecimento de todos, e, sendo o recorrente não residente de Macau, ou seja, cremos que são fortes as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Pois a natureza e gravidade dos actos criminais cometidos são sempre partes dos elementos de consideração de que o Tribunal tem de curar, quer na fase de julgamento, quer na decisão da aplicaç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Em referência à natureza e à gravidade da consequência jurídica do crime de tráfico de estupefacientes e de substâncias psicotrópicas, como é do conhecimento geral, a criminalidade relacionada com este tipo de actividades ilícitas tem criado muitos e sérios problemas sociais, relevando exigências de prevenção geral, que se constituem como prejuízo e riscos para a saúde pública e a perturbação da tranquilidade social.
No caso em concreto, tendo em consideração a realidade social de Macau e a rigorosa exigência da prevenção geral quanto ao tipo de crime praticado pelo recorrente, bem como a influência negativa que a liberdade antecipada do recorrente virá trazer para a comunidade, nomeadamente, o prejuízo da expectativa da eficiência das leis, temos de afirmar que a concessão da liberdade condicional seria, muito provavelmente, incompatível com a ordem jurídica e a paz social, nos termos do art.º 56º nº 1 do C.P.M..
Pelo exposto, concordando como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conseguimos chegar a um juízo de prognose favorável ao recorrente para lhe conceder a liberdade condicional, por não vermos que as condições em que o recorrente se encontra encontrem eco nos termos do art.º 56 n° 1 do C.P.M..
Concluindo, entendemos que deve ser rejeitado o recurso interposto por ser improcedente.
2 In Direito Penal Português, Ao Consequências Jurídicas do Crime, 1993, pp. 53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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