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要裁判 (按照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規定) --------
--- 日期：27/02/2023 -------------------------------------------------------------------------------------------
--- 裁判書製作人：蔡武彬法官 -------------------------------------------------------------------------------
上訴案第699/2022號
上訴人：B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
簡要判決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起訴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及第三嫌犯C為直接共同正犯，彼等以既遂方式觸犯了一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倘認為較有利可適用第16/2021號法律第75條第1款及第2款結合第78條的規定），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對其進行審理。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1. 第一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共犯），判處2年6個月的徒刑，准予暫緩2年執行，作為緩刑義務，第一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50,000澳門元的捐獻。
2. 第二嫌犯B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共犯），判處2年9個月的徒刑，准予暫緩3年執行，作為緩刑義務，第二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50,000澳門元的捐獻。
本案與第CR4-20-0286-PCC號卷宗對第二嫌犯所判處的刑罰競合，合共判處第二嫌犯3年徒刑的單一刑罰，徒刑准予暫緩3年執行，作為緩刑義務，第二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澳門幣50,000元的捐獻。
3. 第三嫌犯C為直接共同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觸犯了：
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共犯），判處2年9個月的徒刑，准予暫緩3年執行。
嫌犯B對上述判決不服，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原審法院判處上訴人B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共犯），判處2年9個月的徒刑，准予暫緩3年執行，作為緩刑義務，第二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支付50,000澳門元的捐款。
2. 上訴人認為作為緩刑條件的捐獻義務對其負擔實屬過重，染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之法律適用錯誤，並違反了《刑法典》第49條第2款。
3. 尊敬的中級法院分別在第714/2019號合議庭裁判及第905/2021號合議庭裁判作出的精闢見解：“根據《刑法典》第49條第1款規定，緩刑義務旨在彌補犯罪所造成之惡害，不是處罰。
依照《刑法典》第49條第2款的規定，在定訂賠償或捐款金額時，應遵循合理原則，考慮被判刑者的實際能力，包括其個人條件、財政能力及可處分的收入程度等。只有這樣，才可以令被判刑者感同身受地明白其行為的後果、明白其應履行的社會責任，以期有助於被判刑者重新符合社會規範。”
4. 根據判決第8頁所載的已查明事實，上訴人B為莊荷，每月收入為20,000澳門元。按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亦即上訴人的收入只是恰好在本澳2021年度本地就業居民收入中位數內，其經濟條件不算優渥。
5. 上訴人在博彩業內工作，眾所周知，基於各種因素及疫情原因，本澳博彩業收入大受影響，而該行業的僱員在近兩年內多次面臨無薪假及“開工不足”的情況，因此作為博彩業僱員的上訴人在收入方面存在重大的不穩定性。
6. 基於上訴人所作的行為，其不法性和罪過程度中等，在綜合考量緩刑條件的特定義務之目的，上訴人之經濟狀況，原審法院判處其須支付五萬澳門元（MOP$50,000.00）的捐獻，該金額屬於過高，與其所作行為的嚴重程度及欲彌補之惡害不相適應，並在現時本澳經濟環境及其所工作的賭彩業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將對上訴人的生活帶來極大的負擔。
7. 其明顯違反了《刑法典》第49條第2款，屬明顯不合理的緩刑義務。因此，上訴人認為，尊敬的中級法院對此緩刑義務改訂為不高於澳門幣1萬元的捐獻為適宜。
檢察院就上訴人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1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
2022年7月20日，初級法院合議庭裁定第二嫌犯B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1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文件罪」（共犯），判處2年9個月徒刑，緩刑3年，與CR4-20-0286-PCC案的刑罰併合，合共判處3年徒刑之單一刑罰，緩刑3年；作為緩刑義務，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特區政府支付50,000澳門元捐獻。
第二嫌犯B不服上述合議庭裁判，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B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訂定的作為緩刑義務的捐獻金額過高，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刑法典》第49條第2款的規定。
對於上訴人B的上訴理由，我們認為全部不應成立。
在其上訴理由陳述中，上訴人B認為根據已證事實，其每月收入20,000澳門元，僅為本澳2021年度本地就業居民工作收入中位數內，且基於各種因素及疫情原因，上訴人B作為博彩業僱員將在收入方面存在重大不穩定性，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訂定的作為緩刑義務的捐獻金額過高，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刑法典》第49條第2款的規定，請求減低捐獻至不多於10,000澳門元。
在本具體案件中，我們看見原審法院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來確定具體刑罰，當中載明：“考慮到第二嫌犯犯罪前後的表現、犯罪的情節，第二嫌犯在實施本案的犯罪事實時，其前科案件仍未有確定性的判決，因此，本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仍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但考慮到其未有坦白悔過的表現，故需要較長的時間對其行為作出考驗，現決定暫緩3年執行對第二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為緩刑義務，第二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政府支付50,000澳門元的捐獻，以彌補其行為所造成的惡害。（《澳門刑法典》第48條及第49條）。“（參見卷宗第183頁背頁）。
本案中，上訴人B否認控罪。在實現刑罰目的的必要性下，原審法院在確定適用於上訴人B的具體刑罰時，已根據《刑法典》第48條及第49條，以及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考慮到犯罪的罪過程度、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及行為的不法程度，尤其彼等蓄意破壞本澳社會及法律秩序，並考慮到上訴人B的個人經濟狀況，原審法院認為對彼等以實施徒刑作威嚇已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並對緩刑附帶捐獻的義務，判處上訴人B繳付50,000澳門元捐獻，用作彌補彼等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惡害，我們認為並無過重之虞，並無違反《刑法典》第49條第2款的規定。
因此，上訴人B所提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予以駁回。
綜上所述，應裁定上訴人B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維持原判。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裁判書製作人在初端批示中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故運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7條第6款b項規定的權能，對上訴作出簡要的審理和裁判。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第一嫌犯A及第二嫌犯B是澳門居民；第三嫌犯C是中國內地居民。
2. 第二嫌犯B是第三嫌犯C的胞姐。
3. 自2012年起（具體日期不詳），第一嫌犯A以每月澳門幣二千五百元（MOP$2,500.00）向第二嫌犯B租住在夜呣街......大廈...樓...室單位的其中一間房間內，第二嫌犯B亦居住在該單位內。期間，第三嫌犯C多次前往上址探望第二嫌犯B，並認識了第一嫌犯A。
4. 2012年（具體日期不詳），第二嫌犯B為著第三嫌犯C能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和來澳工作，第二嫌犯B向第一嫌犯A提議由第一嫌犯A與第三嫌犯C進行“假結婚”，待第三嫌犯C成功獲發澳門身份證後，第一嫌犯A除了免支付澳門幣一萬元（MOP$10,000.00）的欠租外，還可額外獲得澳門幣九萬元（MOP$90,000.00）作為報酬。
5. 經商議後，第一嫌犯A同意第二嫌犯B的提議，之後第二嫌犯B將有關協議告知第三嫌犯C，並得到第三嫌犯C的同意。
6. 為落實有關計劃，第三嫌犯C於2012年5月21日先與內地的妻子D辦理離婚手續。
7. 2013年7月11日，第一嫌犯A與第三嫌犯C在中國廣東省鶴山市民政局登記結婚。
8. 第一嫌犯A與第三嫌犯C註冊結婚後，彼等一直分開居住，且期間二人並不存有任何夫妻間的感情及生活。當第三嫌犯C須要處理有關辦理到澳門居留的手續及向第一嫌犯A追討欠款時，才會聯絡第一嫌犯A。
9. 2018年9月14日，第一嫌犯A應第二嫌犯B及第三嫌犯C要求到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將其婚姻狀況更改為已婚，並報稱其配偶為第三嫌犯C，並向身份證明局提交了上述結婚證。
10. 第一嫌犯A向澳門身份證明局申請將其婚姻狀況更改為已婚及報稱其配偶為第三嫌犯C的行為，是中國內地有權限當局以夫妻團聚為由批准第三嫌犯C來澳居留的其中一個必要步驟。
11. 隨後，第一嫌犯A向中國內地有權限當局為第三嫌犯C申請辦理來澳居留的手續。
12. 2019年7月18日，中國內地有權限當局將上述關於第三嫌犯C來澳居留的申請通報澳門身份證明局。
13. 之後，澳門身份證明局展開審批第三嫌犯C來澳定居的申請。
14. 澳門身份證明局在審批期間發現第一嫌犯A與第三嫌犯C的婚姻有可疑，遂要求警方進行偵查。
15. 經警方深入調查，發現第一嫌犯A為了獲得澳門幣十萬元（MOP$100,000.00）而與第三嫌犯C結婚，而目的僅為了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三嫌犯C來澳居留，但實際上二人並不存在任何夫妻關係。
16. 事件中，第一嫌犯A透過與第三嫌犯C締結不實婚姻已獲得澳門幣二萬元（MOP$20,000.00）的利益。
17. 三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8. 第一嫌犯A、第二嫌犯B及第三嫌犯C意圖使第三嫌犯C取得澳門特區的居留許可，並以此作為決定性動機，彼等達成協議，共同合作，在第二嫌犯B的策劃下，由第一嫌犯A及第三嫌犯C在中國內地締結虛假的婚姻，並利用第一嫌犯A是澳門居民的身份，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第三嫌犯C來澳居留，為了完成有關申請，第一嫌犯A向澳門身份證明局聲請更改現時婚姻狀況為已婚及聲明第三嫌犯C為配偶，並出示載有與事實不符的婚姻狀況之結婚證書，使有關法律上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目的是令澳門有權限當局向第三嫌犯C發出居留許可，從而妨礙澳門打擊非法移民的法律所產生的效力。
19. 三名嫌犯的行為亦意圖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20. 三名嫌犯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此外，還查明：
- 第一嫌犯A表示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每月收入為21,000澳門元，育有兩名子女（子女們已成年）。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一嫌犯屬於初犯。
- 第二嫌犯B表示具有中學三年級的學歷，莊荷，每月收入為20,000澳門元，未育有子女。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二嫌犯有以下判刑記錄：
1) 第二嫌犯曾因《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於2021年2月5日被第CR4-20-0286-PCC號卷宗判處7個月徒刑、暫緩2年執行，判決於2021年3月4日轉為確定。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第三嫌犯C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
- 沒有。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B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根據已證事實，其每月收入20,000澳門元，僅為本澳2021年度本地就業居民工作收入中位數內，且基於各種因素及疫情原因，上訴人B作為博彩業僱員將在收入方面存在重大不穩定性，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訂定的作為緩刑義務的捐獻金額過高，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刑法典》第49條第2款的規定，請求減低捐獻至不多於10,000澳門元。
上訴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在本案中，我們看見原審法院已根據《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來確定具體刑罰，當中載明：“考慮到第二嫌犯犯罪前後的表現、犯罪的情節，第二嫌犯在實施本案的犯罪事實時，其前科案件仍未有確定性的判決，因此，本院認為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嚇仍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但考慮到其未有坦白悔過的表現，故需要較長的時間對其行為作出考驗，現決定暫緩3年執行對第二嫌犯所判處的刑罰，作為緩刑義務，第二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3個月內向本特區政府支付50,000澳門元的捐獻，以彌補其行為所造成的惡害。（《刑事訴訟法典》第48條及第49條）。“（參見卷宗第183頁背頁）。
我們知道，《刑法典》第49條所規定緩刑義務的確定以“以彌補其行為所造成的惡害”為目的以及履行義務的標準，這種確定的內容也向法律所賦予法院的量刑權能一樣，屬於法院的自由決定空間，在沒有確定出現明顯的不合適以及顯示公平的情況下，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事實上，上訴人B否認控罪。在實現刑罰目的的必要性下，原審法院在確定適用於上訴人B的具體刑罰時，已根據《刑法典》第48條及第49條，以及第40條及第65條的規定，考慮到犯罪的罪過程度、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及行為的不法程度，尤其彼等蓄意破壞本澳社會及法律秩序，並考慮到上訴人B的個人經濟狀況，原審法院認為對彼等以實施徒刑作威嚇已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並對緩刑附帶捐獻的義務，判處上訴人B繳付50,000澳門元捐獻，用作彌補彼等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惡害，我們認為並無明顯過重之處，並無違反《刑法典》第49條第2款規定決定標準。
駁回上訴。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繳付3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訴訟費用。
上訴人還要支付《刑事訴訟法典》第410條第3款所規定的3個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確定上訴人的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2500澳門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2月27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Manifesta a 2a arguida B a não concordância com o montante da contribuição pecuniária fixada como dever de suspensão de execução da sua pena de prisão, requer assim que seja reduzido o mesmo para não superior a dez mil patacas.
2. Realizada 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foi condenada a 2ª arguida, pela prática d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na pena de 2 anos e 9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a sua execução por 3 anos com dever de prestar à RAEM cinquenta mil patacas de contribuição pecuniária no prazo de 3 meses contado do trânsito em julgado do acórdão, em cúmulo jurídico dessa pena com a aplicada nos autos nº CR4-20-0286-PCC, numa pena única de 3 anos de prisão, suspensa a sua execução por 3 anos com dever acima mencionado.
3. Relativamente à situação económica da 2ª arguida, foi a própria arguida que declarou,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que o seu salário mensal é de vinte mil patacas e não tem pessoa a seu cargo.
4. Acresce que a 2ª arguida negou os factos acusados e ela foi já condenada nos autos nº CR4-20-0286-PCC também pela prática de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5. O montante da contribuição pecuniária posto em causa foi determinado pelo Tribunal com base n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o autos e declarados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entendemos assim que a decisão de fixar uma prestação à RAEM de cinquenta mil patacas de contribuição pecuniária pela 2ª arguida não merece de qualquer censura.
6. Face ao caso, consideramos que não é adequada a redução do montante da contribuição pecuniária ora fixado pelo Tribunal.
7. Entendemos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adece do vício de erro na aplicação de direito previsto no nº 1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pela violação do nº 2 do artigo 49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
------------------------------------------------------------
---------------
------------------------------------------------------------
1
TSI-699/2022 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