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487/2022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審理嫌犯A觸犯：
- 一項《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
- 一項《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文件罪；
- 一項《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及第221條所規定及處罰之詐騙罪（相當巨額）。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2-22-0069-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1. 嫌犯A作為直接正犯，其故意及既遂的行為已構成：
- 《澳門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及第4款b項結合第196條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判處2年6個月的徒刑；
- 《澳門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9個月的徒刑；
- 《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及第4款a項結合第196條b項及第221條所規定及處罰之一項「詐騙罪」（相當巨額）（嫌犯具有返還全數款項的特別減輕情節），判處1年6個月的徒刑。
2. 數罪並罰，合共判處嫌犯3年徒刑的單一刑罰，徒刑准予暫緩3年執行，但作為緩刑義務，嫌犯須於判決確定後1個月內向澳門特區政府繳交30,000澳門元（三萬澳門元）的捐獻。
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A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2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認為應裁定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並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16年年中，被害人B在太陽城集團任職期間認識了嫌犯A。兩人於2017年8月9日，以分別擁有相等資本額的方式共同設立一間經營美食事業的公司「C有限公司（SOCIEDADE C LIMITADA）（下稱：“C”)，公司法人住所位於澳門XXX，商業及動產登記編號為XXX。嫌犯及被害人為“C”之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該公司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開立戶名：C有限公司、帳號XXX的銀行帳戶。
2.營業初期，“C”之店舖日常經營及銀行戶口資金調動等均由嫌犯與被害人共同管理。2019年3月中旬，被害人因工作需要離澳前往東南亞公幹，自此“C”暫時由嫌犯獨自營運及管理，直至2020年2月，被害人返回澳門時發現“C”的收入與支出項目混亂。
3. 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C”的總銷售額為澳門幣$1,835,874.10元，同期總支出額為澳門幣$1,519,937.351元，未經扣除銀行相關手續費的店舖營利應為澳門幣$315,936.749元。然而，“C”的銀行帳戶於2019年9月1日的結餘為澳門幣$203,881.03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結餘只有澳門幣$264,827.16元。
計算如下：2019年9月1日的結餘： $203,881.03
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營利： +$315,936.749
2020年3月31日的結餘： -$264,827.16
差額： $254,990.619
4. 嫌犯趁被害人不在澳門之上述期間內，無法參與管理“C”的營運及帳目，因此，透過不知名手段在“C”的營利中提取款項，造成帳目上出現澳門幣$254,990.619的差額，當中扣除部分為相關銀行手續費後，嫌犯至少取去公司營利中的澳門幣$200,000元據為己有。
5.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第9/2003號行政法規之規定，經濟局（現稱“經濟及科技發展局”）自2003年開始推行《中小企業援助計劃》，內容為對本澳有經營需要的中小企業進行免息貸款援助，援助金額上限為澳門幣$600,000元。
6. 2020年3月17日，嫌犯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況下，以“C”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名義，向經濟局工商業發展基金《中小企業援助計劃》遞交貸款申請表，並作不實陳述，虛構貸款的用途在於購買抗疫用品和器材、支付員工工資和支付店舖租金等等，連同一份顯示嫌犯與被害人在“C”控股比例的附表、一份由財政局發出的“C”所得補充稅-B組收益申報書（M/1格式）、一份由財政局發出的貸款擔保人D職業稅徵稅憑單（M/12格式）及一張不定期收入（M/B格式）等文件一併交予經濟局，以便透過《中小企業援助計劃》申請一筆澳門幣$399,000元及還款期為8年的免息援助貸款。
7. 經濟局工商業發展基金《中小企業援助計劃》的評審委員相信嫌犯提交的貸款用途理由說明，因此於2020年5月19日核准有關申請，並向“C”發出批准通知書信函。該通知信函內清楚列出：向C有限公司批給MOP399,000.00援助款項，還款期8年，援助款項用途為(1)企業的營運資金；(2)因受異常、未能預測或不可抗力事件而導致經濟及財政出現困難。
8. 收到上述通知信函後，嫌犯於2020年6月8日以“C”代表及擔保人的身份，聯同該筆貸款的另一擔保人D親身前往經濟局工商業發展基金簽署本票及責任聲明書；同時，嫌犯簽收該筆貸款的一張大西洋銀行支票（祈付：C有限公司，澳門幣$399,000元，支票編號MF382692）、注意事項及相關文件。
9. 2020年8月14日，嫌犯將上述大西洋銀行支票存入中國銀行澳門分行“C”的公司銀行帳戶內（帳號XXX），同年8月17日，嫌犯將該筆款項全數澳門幣$399,000元轉入其本人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開立的個人帳戶內（帳號：XXX），將之據為己有作私人用途。
10. 同年8月底，被害人發現公司銀行戶口出現不尋常的大額款項進出，遂向嫌犯查問，嫌犯向被害人承認利用公司名義以不實之申請理由向經濟局工商業發展基金申請援助貸款作私人用途，因此，被害人於2021年2月9日作出檢舉。其後，嫌犯於2021年9月28日向工商業發展基金全數返還相關貸款。
11. 嫌犯為取得不正當利益，利用其身為“C”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身份，趁著獨自管理公司營運及財務的期間，取去營利中不少於澳門幣貳拾萬元的款項供個人使用；又以不實的用途說明記載於其本人向經濟局就中小企援助計劃之申請表上，令該局評審委員會相信並核准向“C”發放相當巨額的貸款，嫌犯再將該等貸款用作私人用途，造成特區政府及其他應受援助者之損失。
12. 嫌犯A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13. 嫌犯A清楚知悉其行為為法律所禁止和處罰。
14. 涉案店舖於2021年4月16日召開了特別股東大會，被害人出於惡意而只簽署了當日的會議記錄。
15. 涉案店舖在案發時的經營期間是有盈利的。
此外，還查明：
- 嫌犯表示具有初中的學歷（未畢業），服務員，每月收入為8,000元澳門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兩名未成年子女。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屬於初犯。
未能證明的事實：
- 控訴書：沒有。
- 嫌犯是涉案店舖（“C”）的奴隸。
- 基於被害人的不法行為，致使嫌犯自2021年1月起無法進入涉案店舖及取得有關的賬目資料，因而無法作出解釋。
- 被害人沒有依時支付涉案店舖的租金，以致嫌犯需要自掏腰包支付有關租金。
- 涉案店舖於2021年5月4日成功召開了特別股東大會。
- 被害人沒有參與涉案店舖的運作，所以工作只有嫌犯一人負責。
- 被害人故意更換了涉案店舖的門鎖，且故意不將鎖匙交予嫌犯，目的是不讓嫌犯進入涉案店舖。
- 被害人在案中虛構涉案店舖的賬目從而作出檢舉。
- 答辯狀中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其他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上訴人沒有作出任何的偽造文件的行為，由於當時上訴人為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該筆援助款項是以不知名原因存入其戶口的，而且經濟局（現為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的證人亦表示澳門特區無提供任何告訴及要求支付任何損失，而在申請援助的過程中亦無發現有任何不當行為，因此，既然無事實能證實上訴人A實施了「偽造文件罪」，自然就無事實證實上訴人A實施了「詐騙罪（相當巨額）」，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錯誤適用法律而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49條第2款a項及第355條第2款而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的規定而無效。
- 原審法院也沒有說明為何判處嫌犯向特區支付三萬元，同樣陷入上述的《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第360條a項規定的缺乏說明理由的無效的瑕疵。
- 「偽造文件罪」只是「詐騙罪」的其中一個要件，且前罪會被後罪所吸收，因此不能單純對「偽造文件罪」獨立處罰。
- 無證據證實其作出偽造文件的行為，在本案不存在任何欺騙或錯誤，亦不存在任何利益或得利，也不存在任何損失，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及b項的瑕疵。
- 原審法院僅被害人B的證言及其編製的圖表，而在沒有其他文件支持的情況就相信被害人B所說的上訴人A挪用了公司20萬澳門元，就判處其實施了「信任之濫用罪」，是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的瑕疵。
我們看看。
（一）事實瑕疵與法律問題
首先，關於說明理由方面的瑕疵，僅可引用《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的規定，即“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瑕疵”為依據，然而，上訴人不但沒有指出相關的“不可補救之矛盾”之處，因為此項事實瑕疵在於原審法院所認定的事實總體之間存在一方面認定“是一”另一方面又“不是一”這種不能克服的矛盾的情況，而且，法院在定罪時對事實進行法律適用方面，即使存在錯誤也僅僅是法律適用層面的錯誤，而並非在事實層面的瑕疵問題，因此上訴人這部分理由明顯不能成立。
其次，上訴人所質疑原審法院在已證事實不能證明嫌犯觸犯偽造文件罪以及詐騙罪的情況下予以判處罪名成立而陷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指的瑕疵的問題，也是明顯不能成立的上訴理由，因為我們知道，所謂的事實不充分的瑕疵僅存在於法院沒有證實必要的可資作出適當法律適用以及決定案件實體問題的事實；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必須在該刑事訴訟案件的標的包括控訴書或辯護詞所界定的範圍內，對這些事實作調查。3
也正如我們一直認為的，一方面，這裡所說的事實不足，不是指證據的不足4， 另一方面，根據原審法院所認定的已證事實不能確定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屬於一個法律適用層面的問題，而非事實的認定方面出現對事實的審理的遺漏或者在認定的時候造成事實的漏洞以致不能作出合適的法律適用的決定的問題。5
必須強調，上訴人A只是以不同上訴理由再次否認其作出了偽造文件的行為，但我們在前述部分已作出了詳細分析，在此不再重覆。
事實上，原審法院已一一就檢察院控訴書所劃定的訴訟標的，嫌犯所提交書面答辯狀（卷宗第382頁至第386頁）、嫌犯保持沉默、各證人證言，扣押物以及卷宗內的所有文件書證等一眾證據全部作出了必要的調查，並根據在審判聽證後所形成的對事實審的判斷，悉數把它們分別羅列於被上訴的裁判內有關“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中，從這些事實總體來看，並不存在所謂的漏洞或者認定事實的遺漏，一直不能作出合適的法律適用。那麼，既然原審法院對案中須調查的爭議事實已逐一調查了，也就無從確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a項所規定“獲證明之事實上之事宜不足以支持作出裁判”的瑕疵。
至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的問題，眾所周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6
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在審查證據後對於採信何種證據，是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2款所規定的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證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所有的證據。
而對於上訴法院來說，對此瑕疵是否存在的審查乃通過審查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的理由說明，尤其是從對構成心證所基於形成的證據的列舉以及衡量的過程的審查，確認是否存在違反證據規則以及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此外的事實認定，包括原審法院接納或不接納哪些證據並賴以形成其心證並認定事實是由法律所賦予的自由，一般情況下，這種心證是不能受到質疑。
綜觀整份上訴狀，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只是片面地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及證人證言的認定，並認為原審法院應採信其事實版本，但其在上訴理由中的分析並不能說服我們，認同是一般人一看就會察覺的錯誤的存在，而更多的只是上訴人的個人意見和片面之詞而已。
在本案中，從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過程中的理由說明可見，雖然辯方證人E表示涉案店舖的收銀工作由其本人負責，且未有發現異常，但證人E並沒有參與存貨的工作，為此，其所指的賬目無異常僅能反映涉案店舖賬面上的情況，而無法證實公司的實際收支情況。另一方面，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也並非單憑被害人B的證言而形成心證，而是結合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證據，包括上訴人保持沉默、各證人證言，扣押物以及卷宗內的所有文件書證等一眾證據後形成心證的：被害人根據其所獲得的賬目資料，向嫌犯提出質疑，嫌犯未有向其作出回應，案中未能認定被害人不讓嫌犯進入店舖，嫌犯在庭審期間選擇行使沉默權而未有提出反駁，因此，按照證據規則，本院認為被害人的證言未足以被推翻，結合其他調查所得的證據，足以認定嫌犯實施了指控的挪用公司款項的事實。
顯然，並不存在原審法院在評價證據方面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常理，以致讓一般人一看就可以察覺的錯誤。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二）缺乏理由說明的瑕疵
關於題述的瑕疵，我們一貫的司法見解認為：
“1、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
2、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其所作出的理由說明，符合立法者對判決理由說明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
3、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
……”7
上訴人的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也與其在質疑事實的瑕疵的問題一樣，都是在認為嫌犯的行為並不構成被判處的兩項罪名的犯罪主客觀要素，尤其是沒有遵守《刑事訴訟法典》第349條第2款a項的規定，但是，上訴人的問題僅在於原審法院錯誤對認定的事實予以歸罪，是法律適用方面的錯誤的問題，而並非在形式上的缺乏說明理由的缺乏。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原審法院在判決中已就上訴人A現時所提出的問題作出了詳細說明，尤其指出“根據卷宗第84頁的資料，嫌犯在取得相關貸款後，存入了涉案店舖的賬戶，並再將之轉入到自己的賬戶當中，被害人表示其就此事向嫌犯查詢時，嫌犯表示錢是他自己的（也可參見被害人所提交的電話訊息記錄）”，並充分地闡述了其認定事實的邏輯推理過程，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其所認定或不認定的事實的證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上訴人A所指的遺缺，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因此，可以認為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方面已經滿足了《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不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a項所指的無效。
至於上訴人的行為是否構成被判處的罪名，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即法律適用是否存在錯誤的問題。
（三） 詐騙罪以及偽造文件罪及其競合關係的認定
上訴人沒有對原審法院所判處的濫用信用罪提出上訴理由，而僅認為其行為不構成詐騙罪以及偽造文件罪。而作為補充性理由，即使確認了此兩項罪名的構成要件，偽造文件也僅僅是詐騙行為的一個工具，而構成了吸收關係，不能獨立判處偽造文件罪。
我們看看。
一方面，根據《刑法典》第211條規定了詐騙罪：
“一、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以詭計使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之財產有所損失之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二、犯罪未遂，處罰之。
三、如因詐騙而造成之財產損失屬巨額，行為人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日罰金。
四、如屬下列情況，則處二年至十年徒刑：
ａ）財產損失屬相當巨額者；
ｂ）行為人以詐騙為生活方式；或
ｃ）受損失之人在經濟上陷於困境。”
而《刑法典》第244條規定了偽造文件罪：
“一、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而作出下列行為者，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
b)使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或
…… 。”
從第211條的條文可知，無論是普通詐騙罪還是加重詐騙罪，都有以下最基本的構成要件：1、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正當得利為目的；2、以詭計使他人在某些事實方面產生錯誤或受欺騙，而令該人作出某些行為；3、該行為導致其本人或另一人的財產遭受損失。
而「偽造文件罪」的構成要件如下：
- 行為人將一些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上；
- 意圖造成他人或本地區有所損失，又或意圖為自己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 一般故意。
原審法院在這部分的理由說明指出：……“(嫌犯)以不實的用途說明記載於其本人向經濟局就中小企援助計劃之申請表上，令該局評審委員會相信並核准向‘C’發放相當巨額的貸款，嫌犯再將該筆貸款用於私人用途，造成特區政府及其他應收援助者之損失，…… 。”
根據終審法院於2023年2月22日在第19/2022-II號非常上訴案中所認定的統一司法見解（刊登於2023年3月13日第11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一組）認為，“社會房屋申請表中所載的虛假聲明，包括經第296/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社會房屋申請規章》第4條第2款（三）項所提及的加團成員的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構成《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 的理解，像本案所涉及的向經濟局申請中小企援助貸款申請表中的不實用途聲明，也屬於相同的將法律上之重要事實不實登載於文件的行為，構成偽造文件罪。
而行為人以這種不實的用途的聲明的“詭計”令政府機構相信其發展中小企的意向而作出了發放貸款的處分行為，而造成“特區政府及其他應收援助者之損失”，構成了詐騙罪。
那麼， 現在所面臨的是這兩項罪名是否存在表面上的競合關係。
關於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是實質競合還是表面競合，一直有爭議，然而，我們認為真正爭議的焦點不是純粹的理論層次，而是法律範疇的問題，或者說是具體事實的定罪問題。
「詐騙罪」被編納於《刑法典》第二編侵犯財產罪的第三章中的一般侵犯財產罪，而「偽造文件罪」是被編納於《刑法典》第四編妨害社會生活罪中第二章偽造罪內第二節的偽造文件的章節之中。可見，立法者已把兩者作出明確的區分，兩罪在法益保護上存在差異性（保護財產法益／文件的公信力），因此，詐騙行為與偽造文件的行為是受不同規範，兩者的犯罪構成要件亦不相同，所以，「詐騙罪」與「偽造文件罪」之間不存在真正意義的吸收關係，因為兩罪保護的法益並不相同。
中級法院於2022年12月7日在第546/2022號案中認定：“在理論上，學術理論或司法見解均認為：確定兩罪存在實質競合還是表面競合關係，基本上是由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所決定，詐騙罪和偽造文件罪保護的法益不同，且在法條規定上沒有明確將偽造文件作為詐騙罪的罪狀要件，因此，兩罪之間不存在表面競合關係。”
基於此，上訴人此部份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全部不成立，予以駁回。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支付，並支付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3月16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本人認為本案所涉及的文件是申請表，並不具獨立性，只能用於該次犯罪行為。因此，本案中，偽造文件罪是一個手段，且是必要手段，而詐騙罪是目的，上訴人的行為不應被二次評價而判以兩罪，偽造文件罪應被相關詐騙罪吸收。）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A.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não preenchem os elementos do tipo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art. 244, n° 1 alínea b) do CP e arts. 349° e 355° do CPP, com o que o Acórdão é Nulo e tem que determinar a Abosolvição do Recorrente;
B. 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não preenchem os requisitos do tipo de crime e que permitam a puniçao do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p pelos arts. 211°, n° 1 e 4 e 196º e 221° do CP, arts 349°, 355° e 400° nº 1 do CPP, com o que o Acórdão é nulo e o Recorrente tem que ser absolvido.
C. Sem conceder, se por hipótese estivessem verificada a prática do crime de burla 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e não está, 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seria sempre um elemento da burla, ficando consumido nesse tipo, o que não permitiria a punição autónom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D. Não se percebe, porque não fundamentado factual ou legalmente, o motivo da condenação do recorrente a pagar MOP$30.000,00 à RAEM, em violação do disposto no art. 355°, nº 2 e 3 do CPP, sendo Nula a Decisão de acordo com o disposto no art. 360º, nº 1 alínea a) do CPP.
E. A título subsidiário, por inexistência, não só insuficiência, de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matéria apta a permitir a Decisão, verifica-se o Vício constante do art. 400°, nº 2 alínea b) do CPP, gerador de Nulidade quanto à Decisão que dá como praticados o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e burla, por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que preencham os elementos do tipo destes crimes, arts. 244°, nº 1 e 211°, nºs 1 e 4 do CPP, bem como arts. 400°, nº 2 alínea a) e 415° do CPP;
F. O Acórdão proferido está, ainda e também, eivado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is que não apurou factos essenciais, não tem prova documental apta, a investigação não tem prova que acompanhe a palavra do Ofendido e mesmo com prova testemunhal credível produzida pela defesa, condenou, mal, o recorrente pelo crime p.p. pelo art. 199°, nºs 1 e 4 alínea b), sem verificação de quaisquer contas sindicadas e apenas com base no que o ofendido escrevee e disse e sem se saber se, realmente, falta ou não alguma quantia! - art.s 400° nº 2 alínea c) e 415° do CPP;
G. Se há problemas com uma Sociedade, especialmente de contas, o meio correcto de o resolver é a Acção Especial de Prestação de Contas e é um meio judicial Civel, nunca Penal, e se o Tribunal Cível apurasse erros nas contas, então os meios penais conrinuariam à disposição do ofendido.
H. In Dubio Pro Reo sempre, e enquanto a Legislação vigente não for alterada, o Recorrente terá que ser Absolvido.
Neste termos, contando sempre com o Mui Douto suprimento de V. Exas Venerandos Juízes, julgando a procedência do presente Recurso farão V.Exas a suprema Justiça!
2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arguido invocar, n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padece do vício de direito pela violação do artigo 355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e 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2. Relativamente à questão de nulidad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basta confrontar o artigo 355.°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com o teor da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constante de fls. 401 v. e ss. dos presentes autos, afigura-nos que o Tribunal expôs suficientemente a base da sua convicção, facto é que não se verifica a alegada violação dessa disposição legal.
3. Invoca ainda o arguido que existe concurso aparente entre os crimes de burla 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e esses tipos de crime encontram-se em relação de consumpção, assim, ele deve apenas ser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4. Face ao caso, efectivamente postos em causa bens jurídicos distintos, não se pode chegar a uma conclusão de que o arguido deve apenas ser condenado pela prática de crim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e absolvido pela prática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5. Mais ainda, a determinação de dever de prestar à RAEM trinta mil patacas de contribuição pecuniária no prazo de 1 mês contado do trânsito em julgado do acórdão está conforme com o previsto na al. c) do n.º 1 do artigo 49.º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por ter sido concedida suspensão de execução da pena ao arguido.
6. Sobre a matéria de insuficiência, invoca o arguido que, no caso, não se encontram preenchidos os elementos típicos dos crimes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e de burl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por ausência de factos provados que preencham os elementos do tipo destes c crimes, artigos 244.°, nº 1 e 211.°, n.ºs 1 e 4 do Código Penal de Macau.
7. Neste caso, apesar de o arguido ter exercido o seu direito de silêncio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ora, foi ouvido o depoimento do ofendido e da testemunha d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e Desenvolvimento Tecnológico, dos agentes da Polícia Judiciária e das testemunhas de defesa, bem como foram ponderadas pelo Tribunal as demais provas documentais ora existentes no caso, tais como os elementos constantes de fls. 5 a 43 e fls. 72 a 84 dos presentes autos.
8. Neste caso, os factos constantes da acusação foram já ponderados pelo Tribunal recorrido e dados como provados e não provados, tal como se consta nos “Factos Provados” e “Factos Não Provados” do acórdão recorrido, entendemos que o Tribhnal se pronunciou sobre toda a matéria objecto do processo, assim, não ocorre qualquer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perfilando-se todos os elementos permissivos de concluir pela subsunção encontrada.
9. Relativamente ao alega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tende o arguido, mediante o presente recurso, demonstrar que está inocente do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dizendo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condenou, mal, o arguido pela prática do mesmo.
10. Face à questão ora levantada, entendemos que é de notar qu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não tem apenas com base naquilo que o ofendido e as testemunhas disseram n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mas também nas provas documentais ora juntas aos autos.
11. E foi com base nos elementos acima expostos, conjugando com as regras de experiência, entende o Tribunal que o arguido praticou os factos de abuso de confianç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12. No nosso entendimento, conforme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constante do acórdão recorrido, o Tribunal chegou a uma conclusão lógica e razoável de que o arguido praticou o crime de abuso de confiança de valor consideravelmente elevado ora condenado.
13. Nestes termos, entendemos que o acórdão recorrido não padece do vício de direito pela violação do artigo 355.°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e dos vícios de insuficiência para a decisão da matéria de facto provada e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s, respectivamente, nas alíneas a) e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também não viola o princpio in dúbio pro reo.
Nestes termos, e nos demais de direito deve julgar o recurso improcedente.
3 參見中級法院第32/2014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3月6日作出的裁判。
4 2014年7月17日在316/2014號上訴案件中所作的裁判。
5 參見中級法院於2021年11月11日在第932/2020號上訴案的判決中的見解。
6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7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2日在第610/2011號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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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487/2022 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