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8/2022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3月29日
主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民事賠償責任
摘 要
1.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宣讀及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相關的事實做出判斷。
2. 原審法院並未證實兩名嫌犯的故意或過失不法行為，原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人的民事請求的決定，並沒有違反任何規定。
本案中，上訴人並未能提供證據以證明因兩名嫌犯的不法行為，使受害人損失了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元(HKD15,420,000.00)，以及受害人的損失與兩名嫌犯的行為有明顯及直接之因果關係。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8/2022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3月29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1年10月28日，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C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5-19-0218-PCC號卷宗內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9條第1款結合第4款b)項、第5款以及第196條b)項規定及處罰的一項『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以及經第2/2006號法律第3條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清洗黑錢罪』，均被判處罪名不成立。
同一判決中，法庭裁定民事請求人A有限公司提出的民事請求不成立，駁回有關民事請求。
上訴人A有限公司(民事請求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 結合已證事實第1條、第6條至第8條，第一嫌犯清楚知道自己僅為上訴人的總經理，而涉案港幣1,774萬元屬於上訴人所有，第一嫌犯僅基於士作緣故有權調動該筆款項而已。
2. 至少根據卷宗第141、142、147、151至154版的文件顯示，「D汽車」的銀行賬戶收取相關匯款時，在摘要欄顯示匯款人是香港A Limited，且該等文件是由第二嫌犯提供予司警人員，加上第二嫌犯是「D汽車」的股東及代表，故第二嫌犯是清楚知道該等款項是來自上訴人、而非第一嫌犯。
3. 從原審法庭作出判斷的已證事實、卷宗所載的資料再結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可毫無疑問地認定，兩名嫌犯都清楚知道該港幣1,774萬元款項的所有權人是上訴人，而這個認定是一般人也能輕易發現的。
4. 控訴書第16條(亦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第16條)中關於“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作出上述行為時，清楚知道所轉移的有關款項屬於香港「A」公司所有，而不屬於第一嫌犯所有。”的部分應該視為獲得證實。
5. 從卷宗相關文件及已證事實第10至13條可見，第二嫌犯從「D汽車」的賬戶收到該款項後，先將其中合共港幣1,414萬元轉至第三嫌犯私人賬戶，之後，將其中合共港幣1,182萬元透過匯款及現金交予第一嫌犯。
6. 第二嫌犯又從「D汽車」公司賬戶將上訴人匯款的部分款項港幣360萬元存入F的賬戶，用於償還第一嫌犯欠F的金錢債務。
7. 上訴人認為，從上述客觀的已證事實可見，從某個時段起[至少從第二嫌犯將部分匯款從「D汽車」的賬戶首次(2016年2月16日)轉至其私人賬戶前]，兩名嫌犯已經清楚知道不存在汽車買賣的交易，又或可能交易已被取消；否則，第二嫌犯不會將上訴人購買汽車的貨款從「D汽車」的賬戶內提走，並在短時間內交付予第一嫌犯及為第一嫌犯償還私人的金錢債務。
8. 如果兩名嫌犯清楚知道不存在汽車買賣的交易仍作出上述客觀行為，那麼，毫無疑問，二人的意圖就是將屬於上訴人的金錢不正當據為己有！
9. 假如兩名嫌犯或其中任一方(尤其是第二嫌犯)開始時，真的認為存在“購買汽車交易”，而後來交易被取消，那麼，第二嫌犯或「D汽車」應將上訴人本來用於購買汽車的款項直接退還予上訴人；但第二嫌犯沒有這樣做，反而將之交予第一嫌犯及為第一嫌犯償還私人債務。
10. 根據已證事實第15條顯示，整個匯款及轉賬程序完成後，第一嫌犯於2016年3月17日向第二嫌犯的私人賬戶匯入了港幣50萬元，雖然第二嫌犯隨即以現金方式提走了，可是未能證實該筆款項的最終去向，但至少從已證事實上看，該筆港幣50萬元的最後所有權人及實際可操控的人就是第二嫌犯。
11. 明顯地，二人的意圖是將屬於上訴人的金錢不正當據為己有！
12. 故此，即使未能證明第一嫌犯代表上訴人向由第二嫌犯代表的「D汽車」購買汽車是虛假的，但從上述客觀事實及兩名嫌犯的行為可見，二人將屬於上訴人的金錢據為己有。
13. 不管是自始或嗣後已不存在汽車買賣交易，二人應將相關款項返還予上訴人，但二人沒有這樣做，加上二人並沒有合理理由將該款項據為己有，故此，二人的不正當意圖是顯而易見的。
14. 結合原審法庭作出的所有已證事實，第一嫌犯將上訴人銀行帳戶內合共港幣1,774萬元轉賬至「D汽車」的銀行賬戶，再由第二嫌犯將其中港幣1,542萬元交予第一嫌犯及為第一嫌犯償還債務，而不是用於購買汽車之用。
15. 上訴人僅取回港幣1,774萬元中的港幣232萬元。
16. 明顯地，上訴人損失了港幣1,542萬元，而該損失全因兩名嫌犯的行為直接造成的。
17. 故控訴書第17條、第18條(亦為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第17、18條)及民事損害賠償的“受害人的損失與兩名嫌犯的行為有明顯及直接之因果關係。”的事實應該視為獲得證實。
18. 從由原審法庭作出判斷的其他已證事實、卷宗所載的資料再結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可毫無疑問地認定上述事實，而這個認定是一般人也能輕易發現的！
19. 正如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作出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認定 “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20. 故此，原審法庭的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二款c)項的瑕疵。
21. 根據原審法庭對事實判斷的結論及判決依據的事實(判決第18及22版)可見，原審法庭裁定兩名嫌犯被控訴的『信任之濫用罪』(相當巨額)及『清洗黑錢罪』罪名不成立的依據是未能證實兩名嫌犯作出被控訴的事實，而非證實兩名嫌犯沒有作出被控訴的事實，或二人的行為具有合法性。
22. 原審法庭亦以相同理由裁定上訴人提出的民事請求理由不成立，並駁回民事請求 (判決第23版)。
23. 同理，原審法庭駁回民事請求的理由為未能證實兩名嫌犯作出被控訴的事實及未能證實因兩名嫌犯的不法行為使上訴人遭受損失；而非證實兩名嫌犯沒有作出被控訴的事實及非證實上訴人的損失了與兩名嫌犯的行為無關，或二人的行為具有合法性。
24. 原審法庭基於「疑罪從無」原則去裁定兩名嫌犯被控訴的刑事罪名不成立，並以此裁定駁回上訴人提起之民事請求。
25. 中級法院合議庭於2015年2月12日作出的第318/2013號上訴案提到(第14至15版)：“在眾多的司法見解中，尤其是比較法領域的司法見解，都認為刑事的無罪判決並不妨礙審理民事請求並作出給付判決，只要能夠確定構成民事責任的要件，即：行為人意志可以控制的行為，行為的不法性，行為人的過錯(故意或者過失)，損害及其與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係。這也就是上述的《刑事訴訟法典》第358條的立法原意。
我們知道，對於法院來說，作出了刑事無罪判決，要確定民事賠償責任有一定的難度，尤其是不能在此分析在刑事部分已經被認定為沒有得到證實而且被用於民事請求的訴因的一部分的事實。一方面，對無罪判決沒有任何的上訴提起，這部分可以視為確定了，不能再審理刑事部分，尤其是不能在民事責任的確定之後得出改變刑事判決的結論(除了《刑事訴訟法典》第132條第二款C項的情況)；另一方面，刑事方面的無罪判決多多少會讓人有這樣的印象：刑事無罪判決等於不能確認行為人實施了不法行為。
《刑事訴訟法典》第358 條所規定的，是在法院作出刑事無罪判決的情況下，必須考慮是否得到證實存在產生民事賠償責任的不法行為。
《民事訴訟法典》第579條規定“刑事無罪裁判之效力”，這個條文寫道：“一、以嫌犯並未作出其被歸責之事實為由判嫌犯無罪之刑事裁判確定後，在任何民事訴訟中，於法律上推定該等事實不存在，但該推定可透過完全反證予以推翻。
二、上款所指之推定優於民法中所作之關於過錯之任何推定。”
我們可以看到，這條文的重點在於無罪裁判“以嫌犯並未作出其被歸責之事實為由判嫌犯無罪”。在本案的刑事判決沒有得到證實的部分是“沒有證實嫌犯實施了侵犯受害人的身體完整性的行為”，而不是證實了“嫌犯沒有實施被控的犯罪事實”，或者“其行為具有合法性”而開釋其罪名。
所以，一方面，刑事嫌犯並不能享受這一條文所規定的推定，另一方面，本案並沒有任何因素妨礙法院再次確認民事賠償在責任的成立與否，尤其是像本案上訴人所提出的民事被告實施了侵害行為的確認。”
26. 原審法庭對兩名嫌犯作出了無罪裁判的理由是“未能證實兩名嫌犯作出了被控訴的事實”，而不是“證實兩名嫌犯沒有作出被控訴的事實”或者“兩名嫌犯的行為具有合法性”。
27. 故此，即使原審法庭對兩名嫌犯作出了無罪裁判，亦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8條及《民事訴訟法典》第579條規定去對民事請求作出審理，而非僅基於刑事無罪裁判就駁回民事請求。
28. 兩名嫌犯獲得了刑事的無罪裁決，不等於二人在民事範疇內無須就不法事實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只要相關事實符合《民法典》第477條的規定，那麼，兩名嫌犯就需要向上訴人作出損害賠償。
29. 根據學說及司法見解，構成非合同民事責任，須同時符合以下五大要件：
1)事實，即自願的作為或不作為；
2)行為的不法性，即侵犯他人權利或侵犯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法律規定；
3)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
4)損害的存在，即財產或精神方面的損害；
5)不法行為和損害之間存有適當的因果關係。
30. 第一嫌犯以上訴人的經理身份、以向澳門「D汽車」購買汽車為由，使用上訴人在星展銀行及香港中國銀行的信用額度，取得相關貸款，並將高達合共港幣1,774萬元匯款至澳門「D汽車」的銀行賬戶。
31. 而第二嫌犯作為澳門「D汽車」的股東及代表，知道「D汽車」的賬戶收取了以上訴人名義作出的匯款，並按照第一嫌犯的要求，先將大部分款項轉到其私人賬戶，最終將合共港幣1,542萬元交予第一嫌犯及為第一嫌犯償還私人債務。
32. 根據已證事實可見，第一嫌犯以上訴人名義作出港幣1,774萬元匯款不是用來購買汽車，而其中港幣1,542萬元是用在了第一嫌犯私人生活上。
33. 第一嫌犯是故意作出上述行為，目的是令其本人取得本屬上訴人財產之利益。
34. 而第二嫌犯，作為一名營商的商人，應該知道，該款項僅應用於商業上，但從其收取了該款項後的一系列行為，加上兩名嫌犯是朋友關係，可合理地認為第二嫌犯是知悉相關款項的“真正用途”及最終去向就是給予了第一嫌犯。
35. 第二嫌犯是故意作出上述行為，目的是令其朋友-第一嫌犯-取得本屬上訴人財產之利益。
36. 而再根據已證事實第15條顯示，整個匯款及轉賬程序完成後，第一嫌犯於2016年3月17日向第二嫌犯的私人賬戶匯入了港幣50萬元，雖然第二嫌犯隨即以現金方式提走了，雖然未能證實該筆款項的最終去向，但至少從已證事實上看，該筆港幣50萬元的最後所有權人及實際可操控的人就是第二嫌犯。
37. 從卷宗第1181至1182版顯示，「D汽車」的銀行帳戶於案發時段前後的每筆收入和支出僅數千元至數萬元，顯示「D汽車」是首次有這筆相關巨額的款項存入至公司賬戶內，第二嫌犯有責任去查證該筆款項的來源及用途，況且，第二嫌犯知道該匯款來源於上訴人的賬戶，那麼，即使要返還，也應該返還予上訴人、而非第一嫌犯，因為這是一般商業社會的正常運作。
38. 第二嫌犯應當及有責任注意但沒有注意，上訴人認為按照善良家父的客觀判斷標准去看待第二嫌犯的一系列行為，可輕易發現第二嫌犯於本案中具故意或至少具過失的情節。
39.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合力將上訴人的財產-港幣1,542萬元-取走，但最終上訴人沒有因“支付”該港幣1,542萬元而得益，明顯地，上訴人損失了港幣1,542萬元。
40. 而從上述客觀事實可見，上訴人損失的港幣1,542萬元與兩名嫌犯的行為存有適當的因果關係。
41. 單從原審法庭作出的已證事實可見，兩名嫌犯的行為已符合《民法典》第477條規定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42. 原審法庭應裁定上訴人提出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成立。
43. 故此，原審法庭的判決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一款的瑕疵。
綜上所述，請求法宮閣下裁定：
1.本上訴理由成立；
2.撤銷被上訴判決中關於民事損害賠償請求的決定；
3.判決兩名嫌犯以連帶責任賠償上訴人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元(HKD15,420,00.00)，折合澳門幣一千五百八拾八萬二千六百元正(MOP15,882,600.00)的損害賠償， 並支付自判決日起計的遲延利息，直至完全支付為止。
請求法官閣下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決。
第二嫌犯C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有關理據。1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院檢察院司法官認為本上訴僅涉及民事賠償請求的問題，檢察院不具正當性就有關問題發表意見。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第一嫌犯B於2011年開始任職香港「A有限公司A Limited」(下稱「A」）總經理，負責該公司日常運營工作，可以自由調動公司的資金。
2. 案發期間，第二嫌犯C是澳門「D汽車有限公司D Automoveis Limitada」（下稱「D汽車」）的股東之一。
3.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是朋友關係，雙方亦曾有生意往來。
4. (未證實)
5. (未證實)
6. 2016年2至3月間，第一嫌犯以向澳門「D汽車」公司購買進口汽車為由，以香港「A」公司之名義，使用在星展銀行的信用額度，分4次向該銀行取得貸款合共港幣1182萬元。
7. 2016年3月，第一嫌犯以向澳門「D汽車」公司買進口汽車為由，以香港「A」公司之名義，使用香港「A」公司在香港中國銀行的信用額度，分兩次向該銀行取得貸款合共港幣592萬元。
8. 第一嫌犯於2016年2月16日至3月21日間，分6次將上述合共港幣一千七百七十四萬（HKD$17,740,000.00）元(須扣除相應的手續費)，自星展銀行及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銀行的「A」公司帳戶，匯入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的「D汽車」公司帳戶（帳號：30-112-000342-9）內（2016年2月16日匯入港幣330萬，2月26日匯入港幣332萬，3月4日匯入港幣296萬，3月7日匯入港幣296萬，3月15日匯入港幣100萬及3月21日匯入港幣420萬）。
9. (未證實)
10. 第二嫌犯在收到上述款項後，於2016年2月16日至3月24日間，分6次將其中的港幣一千四百一十四萬（HKD$14,140,000.00）元（須扣除相應的手續費），透過支票的方式轉至其私人名下的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賬戶（帳號：16-10-10-02874-4）內（2016年2月16日轉入港幣330萬元，2月29日轉入港幣200萬元，3月1日轉入港幣132萬元，3月8日轉入港幣300萬元，3月9日轉入港幣292萬元及3月24日轉入港幣160萬元）。
11. 之後，第二嫌犯再從其上述私人賬戶內，將上述港幣一千四百一十四萬當中的港幣八百二十二萬（HKD$8,220,000.00）分5次透過匯款方式轉入第一嫌犯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賬戶（帳號：01267610105501）內（2016年2月17日轉入港幣200萬元，2月18日轉入港幣130萬元，3月8日轉入港幣200萬元，3月9日轉入港幣192萬元，3月10日轉入港幣100萬元）。
12. 2016年3月15日及3月21日，第二嫌犯又按照第一嫌犯的要求分2次將其中的港幣三百六十萬元，自「D汽車」公司帳戶透過支票的方式存入內地男子F的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賬戶（帳號：19-11-10-24861-7）（2016年3月15日匯入港幣100萬元，3月21日匯入港幣260萬元），其中部分用於償還第一嫌犯欠F的金錢債務。
13. 2016年3月1日、10日及24日，第二嫌犯自其私人帳戶提取港幣現金三百六十萬元，分3次交予第一嫌犯。
14. 另外，2016年2月29日及3月2日，第二嫌犯按照第一嫌犯的要求，自第二嫌犯私人帳戶將其中的港幣232萬元分兩次匯返香港「A」公司戶口。
15. 2016年3月17日，第一嫌犯向第二嫌犯的私人帳戶（帳號：16-10-10-02874-4）匯入港幣五十萬元，第二嫌犯隨即以現金方式提走該筆款項。
16. (未證實)
17. (未證實)
18. (未證實)
19. (未證實)
20. (未證實)
在庭上還證實：
21.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兩名嫌犯均為初犯。
22. 證實第二嫌犯個人及經濟狀況如下：
23. 第二嫌犯聲稱具有中學畢業的學歷，每月收入澳門幣兩萬元，需供養兩名子女。
經庭審未查明的事實：
1. 控訴書第4點：香港「A」公司爲了方便運作及備有一定流動資金，於案發前已分別向香港中國銀行申請了港幣600萬元的信貸額度，以及向香港星展銀行申請了港幣1200萬元的信貸額度，並以該公司出資人H的自住物業（香港XXX）作擔保。
2. 控訴書第5點：2016年初（具體日期不詳），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協商，達成協議，決定分工合作，利用第一嫌犯任職香港「A」公司總經理的便利，由第二嫌犯配合共同作出以下行爲。
3. 控訴書第9點：實際上，香港「A」公司與澳門「D汽車」公司之間並沒有真實的購買汽車的計劃和行爲。第一嫌犯將上述款項匯入「D汽車」公司帳戶的目的是爲了讓第二嫌犯協助轉移，第二嫌犯同意協助轉移。兩名嫌犯的最終目的是將第一嫌犯以不移轉所有權之方式取得的上述相當巨額的港幣款項據爲兩名嫌犯己有。
4. 控訴書第16點：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作出上述行爲時，清楚知道雙方之間沒有真實的買賣汽車的交易，所轉移的有關款項屬於香港「A」公司所有，而不屬於第一嫌犯所有。
5. 控訴書第17點：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上述行爲使香港「A」公司損失合共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HKD$15,420,000.00）元。
6. 控訴書第18點：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議，分工合作，故意將因第一嫌犯的工作緣故而以不移轉所有權的方式獲交付且歸屬於香港「A」公司所有的合共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HKD$15,420,000.00）元不正當據為己有。
7. 控訴書第19點：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議，為掩飾上述屬相當巨額的金錢利益的不法來源，彼等分工合作，透過澳門「D汽車」的公司帳戶以及第二嫌犯本人的私人帳戶，將上述屬相當巨額的金錢利益進行轉移。
8. 控訴書第20點：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其行為違法，會受法律處罰。
民事請求中尤其以下事實未獲證明：
9. 因兩名嫌犯的上述不法行為，使受害人損失了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元(HKD15,420,000.00)。
10. 受害人的損失與兩名嫌犯的行為有明顯及直接之因果關係。
答辯狀中尤其以下事實未獲證明：
11. 卷宗第20、26、32、36、40、41、47及52頁的發票是由第二嫌犯所寫，其上的印章源自在第二嫌犯處扣押的兩個印章。
其他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相符的事實。
審查證據方面，原審法院在事實的判斷中作出如下說明：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卷宗的扣押物。
在庭審聽證中審查了卷宗的書證。
根據各證人聲明筆錄及證言、扣押物、書證，以及其他證據後形成心證。
第二嫌犯在庭審聽證中作保持沉默。
在庭上，宣讀了證人I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尤其表示香港「A」公司的總經理，即第一嫌犯B於2016年3月30日前往美國代表公司談生意。於2016年04月10日，其父親H聯絡不到該嫌犯。其後，發現六份第一嫌犯B透過香港銀行“A”戶口以進口發票融資方式向澳門一間名為D汽車有限公司購買共12部汽車的單據，有關付款方式是從香港銀行的“A”戶口匯款到中國銀行的D汽車有限公司戶口，有關購買汽車金額合共港幣一千七百七十四萬元，該六份進口發票融資單據的申請人均為第一嫌犯B。由於“A”從沒向澳門的汽車公司購買汽車，而“A”從來沒有與“D汽車有限公司”有任何汽車買賣生意來往，且第一嫌犯B亦從來沒有向其及H提及過叫 “A”需要向D汽車有限公司購買汽車的生意，其沒有見過及簽收過該12部汽車。“A”授權了第一嫌犯B簽署所有的“A”的銀行出納單據及支票，包括上述的進口發票融資申請。上述六份銀行進口發票融資單據的資料如下：1.於2016年02月16日，從香港星展銀行“A"戶口(帳號470828587)匯了港幣三百三十萬元到澳門中國銀行“D汽車有限公司”戶口(帳號: 30-112-000342-9)，購買了兩部BENTLEY品牌的汽車；2.於2016年02月26日，從香港星展銀行“A"戶口(帳號470828587)匯了港幣三百三十二萬元到澳門中國銀行“D汽車有限公司”戶口(帳號30-112-000342-9) ，購買了兩部BENTLEY品牌的汽車；3.於2016年03月04日，從香港中國銀行“A"戶口(帳號01226761117585)匯了港幣二百九十六萬元到澳門中國銀行“D汽車有限公司”戶口(帳號30-112-000342-9) ，購買了兩部BENTLEY品牌的汽車；4.於2016年03月07日，從香港中國銀行“A”戶口(帳號01226761102259)匯了港幣二百九十六萬元到澳門中國銀行“D汽車有限公戶口(帳號30-112-000342-9) ，購買了兩部BENTLEY品牌的汽車；5.於2016年03月15日，從香港星展銀行“A”戶口(帳號470828587匯了港幣一百萬元到澳門中國銀行“D汽車有限公司”戶口(帳號戶30-112-000342-9)，購買了一部LAND ROVER品牌的汽車；6.於2016年03月21日，從香港星展銀行“A"戶口(帳號470828587)匯了港幣四百二十萬元到澳門中國銀行“D汽車有限公司”戶口(帳號30-112-000342-9) ，購買了兩部BENTLEY品牌的汽車及一部LANDROVER品牌的汽車。其不認識C、J及K。
在庭上，宣讀了證人F供未來備忘用之聲明筆錄，尤其表示第一嫌犯介紹了第二嫌犯，不清楚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的關係。其與第一嫌犯為朋友。於2016年02月下旬與第一嫌犯共輸掉約港幣六百多萬元(第一嫌犯佔四百多萬元)。於2016年3月10日左右，其應第一嫌犯要求提供了澳門個人銀行戶口，以便對方返還上述港幣四百多萬元，第一嫌犯先後存了港幣一百萬元及港幣二百六十萬元入上述戶口，作為上述部分還款。其收到了上述該筆二百六十萬元還款後，將該筆款項聯同其戶口內的餘款，先後轉向一名內地朋友L所指定的澳門中國銀行和香港匯豐銀行戶口，之後，L便將同等款項存入其的太陽城貴賓廳戶口。L與第一嫌犯並不認識，兩人沒有任何關係。第一嫌犯還拖欠其約港幣三十多萬元。其不清潔上述港幣三百六十萬元還款的來源。
證人XXX(司法警警察局偵查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講述了調查案件的情況，但其對於清洗黑錢的部分並不清楚。
證人XXX(司法警警察局偵查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講述調查清洗黑錢部分的情況，解釋了涉案帳戶進行分析的情況，澳門D合共6次收了香港A的款項合共港幣一千七百七十四萬元，之後再對款項處理的情況。第一嫌犯B是A的經理，懷疑該嫌犯透過偽造的買賣汽車合約向香港的銀行進行借貸，並將相關款項轉到澳門D戶口，再由D轉到第二嫌犯的戶口。然而，在調查期間，沒有發現是否存在真實買賣汽車，主要是透過香港A負責人I告知不存在有關汽車買賣的。其沒有調查各間車行之間的買賣車的紀錄。有關是否存在取消相關汽車買賣之可能性，其認為如果是取消交易，應當是將錢匯回給A，但最後卻將款項匯了給第一嫌犯之戶口。除了用D戶口收了一千多萬外，第二嫌犯也有收過第一嫌犯匯給他的港幣五十萬元，但沒有資料顯示該筆款項最後的流向。根據調查，沒有資料顯示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存在債權債務關係。其沒有參與調查相關“上游犯罪 ”。
證人XXX(司法警警察局偵查員)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第一嫌犯透過香港A向澳門D車行購買汽車，並以貸款的方式買車，其認為沒有真實的汽車買賣。有關大部分的該等貸款透過D戶口轉到第二嫌犯的戶口，並在之再轉入第一嫌犯及A的戶口。案情顯示，第一嫌犯是可以代表A作簽署文件以買賣車輛的，但根據A的負責人報案時表示A並沒有進行有關車輛買賣。至於第二嫌犯，是負責將大部分款項轉帳予第一嫌犯及將少部分款項轉帳予A，且第二嫌犯收到第一嫌犯的港幣五十萬元。其不知道案中的合同是誰人簽署的，只是懷疑是第二嫌犯。至於第二嫌犯是否知悉第一嫌犯的行為，除了口供外，沒有其他證據。其不知悉兩名嫌犯之間是否有其他債務關係。D和A之間，其印象中在本案前好像沒有生意往來。
證人J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認識第二嫌犯二十多年，是做生意合作伙伴。其與第二嫌犯是D車行的股東，進行新舊汽車買賣。約於2012年，其本人、第一嫌犯、第二嫌犯等人曾一起合作在澳門開設M車行，當時A公司向M車輛供貨。直至2013年，M公司解散，第一嫌犯透過第二嫌犯通知他，指想訂車，但因為A公司不夠限額，故想以D車行的名義一起訂購車輛。當時開設D車行是為了與A合作。第一嫌犯當時指會與D車行合作做生意，並曾帶其與第二嫌犯等人到香港A公司參觀。第一嫌犯曾向他們出示為香港A公司總經理的卡片，且當時，該公司內的職員均稱呼第一嫌犯為“老闆”，故相信第一嫌犯是代表A公司的。另外，第二嫌犯認識了第一嫌犯很久，很信任第一嫌犯。D車行是與A是有達成合作協議的。其知道第二嫌犯有提取港幣五十萬元予第一嫌犯。之前第一嫌犯曾匯款到D的戶口以訂車，但第一嫌犯也曾叫第二嫌犯交回港幣五十萬元。事實上，第一嫌犯有要求D數次把錢轉回，原因是起初A想用D的名義訂車，故把錢轉到D的戶口，但後來沒有訂車的，第一嫌犯又指急需用錢，故又要求他們把錢轉回。有關20、26、32、36、40、41、47、52 等文件，其指從未見過這些文件，未能指出文件上的簽名由誰人簽署。其未能指出公司印章的樣式。
證人XXX(第二嫌犯的哥哥，第一嫌犯的朋友)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與第二嫌犯自少認識第一嫌犯。至2012年左右，第一嫌犯稱購買豪華車有市場，有意與其本人、第二嫌犯及其他朋友一起合作買賣汽車。最初一起開設M車行的，但至2014年時M拆伙，其本人便離開了。第二嫌犯為人正直。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之間有信任的關係。其不知悉A公司的事。
證人XXX(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的朋友)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認識第二嫌犯多年。第二嫌犯為人忠直，容易相信朋友。其曾和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合作開車行(不是D車行)。第一嫌犯和第二嫌犯之間有信任的關係。
證人XXX(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是其前僱主)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之前在M公司工作，知悉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是該公司的股東。其在該公司工作期間，曾看見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之間有金錢交收。另外，約於2016年3月份，第二嫌犯曾叫其開車接載到威尼斯人酒店把錢交給第一嫌犯，其看見該嫌犯從店鋪的抽屜取出一疊面額是1,000元的鈔票，但其不知悉實有多少錢，其沒有見到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最後有否交收該款項。
證人XXX(第二嫌犯的朋友)在庭審聽證中作證，尤其表示其認識第二嫌犯數十年，第二嫌犯為人正直、老實。
根據卷宗資料，香港居民I代表香港A有限公司提出檢舉，指該公司的總經理，即本案第一嫌犯B與本澳一間名為D汽車有限公司以虛假的交易使銀行批出了六份進入發票融資貸款，導致A有限公司損失了港幣1,774萬元。
根據警方的調查，第一嫌犯於2016年2月16日至3月21日，分6次將合共港幣1,774萬元，自香港兩家銀行的「A」公司帳戶匯入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的「D汽車」公司帳戶（帳號：30-112-000342-9）內（2016年2月16日匯入港幣330萬，2月26日匯入港幣332萬，3月4日匯入港幣296萬，3月7日匯入港幣296萬，3月15日匯入港幣100萬及3月21日匯入港幣420萬）(見卷宗第20、32、47、52、36、40頁)。
第二嫌犯在收到上述款項後，於2016年2月16日至3月24日間，分6次將其中的港幣1414萬元，透過支票的方式轉至其私人名下的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賬戶（帳號：16-10-10-02874-4）內（2016年2月16日轉入港幣330萬元，2月29日轉入港幣200萬元，3月1日轉入港幣132萬元，3月8日轉入港幣300萬元，3月9日轉入港幣292萬元及3月24日轉入港幣160萬元）(見卷宗第390至395，以及399頁)。
之後，第二嫌犯再從其上述私人賬戶內，將上述港幣1414萬元當中的港幣822萬元分5次透過匯款方式轉入第一嫌犯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賬戶（帳號：01267610105501）內（2016年2月17日轉入港幣200萬元，2月18日轉入港幣130萬元，3月8日轉入港幣200萬元，3月9日轉入港幣192萬元，3月10日轉入港幣100萬元）(見卷宗第143、144、148至150頁)。
2016年3月15日及3月21日，第二嫌犯分2次將其中的港幣360萬萬元，自「D汽車」公司帳戶透過支票的方式存入內地男子F的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賬戶（帳號：19-11-10-24861-7）（2016年3月15日匯入港幣100萬元，3月21日匯入港幣260萬元）(見卷宗第158頁)。
2016年3月1日、10日及24日，第二嫌犯自其私人帳戶提取港幣現金360萬元，分3次交予第一嫌犯(見卷宗第375頁)。
2016年2月29日及3月2日，第二嫌犯自第二嫌犯私人帳戶將其中的港幣232萬元分兩次匯返香港「A」公司戶口(見卷宗第375頁)。
2016年3月17日，第一嫌犯向第二嫌犯的私人帳戶（帳號：16-10-10-02874-4）匯入港幣50萬元，第二嫌犯隨即以現金方式提走該筆款項(見卷宗第375頁)。
根據卷宗資料，司法警察局對將第一嫌犯B和第二嫌犯C定性為詐騙共犯展開調查，經調查後，檢察院認為本案沒有充分跡象顯示兩名嫌犯針對香港A有限公司實施了澳門《刑法典》第211條第1款結合第4款a)項規定的相當巨額詐騙罪而將本案涉及之該部分歸檔(見卷宗第1940頁)。
檢察院最後控訴兩名嫌犯觸犯信任之濫用罪及清洗黑錢罪。
針對有關兩名嫌犯有否將涉案款項據為己有方面，在整個案件的調查過程中，雖然A有限公司的代表I指該公司與D汽車有限公司沒有任何汽車買賣生意來往，第一嫌犯B亦從來沒有向其及H提及過叫A有限公司需要向D汽車有限公司做購買汽車的生意。然而，根據警方證人XXX的證言，其指在調查期間，沒有發現是否存在真實買賣汽車，主要是透過香港A負責人I告知不存在有關汽車買賣的。另外，根據警方證人XXX的證言，其不知道案中的合同是誰人簽署的，只是懷疑是第二嫌犯。再者，證人J指第一嫌犯透過第二嫌犯通知他，指想訂車，但因為A公司不夠限額，故想以D車行的名義一起訂購車輛，D車行是與A是有達成合作協議的。
根據案中第20、26、32、36、40、41、47及52頁的文件複印本，文件當中顯示是D汽車有限公司向A有限公司發出的發票，為後者訂購車輛。雖然警方曾聯絡A有限公司的代表I，對方無法提供該等文件的正本。但警方指無法對該等文件上的簽名是否由第二嫌犯所寫作出結論，亦無法確定其上的印章是否源自在第二嫌犯處扣押的兩個印章(見卷宗第2109頁)。
有關第一嫌犯向第二嫌犯帳戶存入的港幣五十萬元。根據警方的調查，未能查明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係，但沒有資料顯示該筆款項最後的流向。而根據證人J指第一嫌犯曾叫第二嫌犯交回港幣五十萬元。證人XXX指曾看見第一嫌犯及第二嫌犯之間有金錢交收。因此，本院認為不能排除第二嫌犯有將有關款項交了給第一嫌犯的可能性。
綜合分析卷宗的證據，結合警方的調查，且未能透過兩名嫌犯了解事實真相，本院認為沒有進一步證據證明A有限公司與D汽車有限公司之間沒有真實的購買汽車計劃及行為。因此，未能證明本案的涉案款項源於不法所得。
綜上，本院認為未能足以認定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議，分工合作，故意將因第一嫌犯的工作緣故而以不移轉所有權的方式獲交付且歸屬於香港「A」公司所有的合共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HKD$15,420,000.00）元不正當據為己有；亦未能足以認定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議，為掩飾上述屬相當巨額的金錢利益的不法來源，彼等分工合作，透過澳門「D汽車」的公司帳戶以及第二嫌犯本人的私人帳戶，將上述屬相當巨額的金錢利益進行轉移。”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民事賠償責任
1. 上訴人認為兩名嫌犯清楚知道不存在汽車買賣的交易仍作出匯款的行為，那麼毫無疑問，二人的意圖就是將屬於上訴人的金錢不正當據為己有；然而，原審法院未能認定相關事實的判決，判決則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在審判聽證中宣讀及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相關的事實做出判斷。
上訴人質疑原審法院審查證據方面存有錯誤，但卻並沒有指出出現甚麼錯誤。
然而，《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審查及分析的證據確實未能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各嫌犯實施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更遑論明顯錯誤。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2. 上訴人又提出，原審法庭對兩名嫌犯作出了無罪裁判的理由是“未能證實兩名嫌犯作出了被控訴的事實”，而不是“證實兩名嫌犯沒有作出被控訴的事實”或者“兩名嫌犯的行為具有合法性”。故此，即使原審法庭對兩名嫌犯作出了無罪裁判，亦應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358條及《民事訴訟法典》第579條規定去對民事請求作出審理，而非僅基於刑事無罪裁判就駁回民事請求。
《刑事訴訟法典》第358條規定：
“一、如顯示民事損害賠償之請求屬有依據，則判決須判處嫌犯負責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即使該判決為無罪判決，但不影響第七十一條第二款及第七十四條之規定之適用。
二、如應負民事責任之人有參與有關刑事訴訟程序，只要其責任被確認，則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判處係針對應負民事責任之人，或以連帶責任方式針對應負民事責任之人及嫌犯。
三、對民事當事人在司法費、訴訟費用及服務費方面之判處，須遵從本法典及有關訴訟費用之法例規定中可適用之部分。”
《民事訴訟法典》第579條規定：
“一、以嫌犯並未作出其被歸責之事實為由判嫌犯無罪之刑事裁判確定後，在任何民事訴訟中，於法律上推定該等事實不存在，但該推定可透過完全反證予以推翻。
二、上款所指之推定優於民法中所作之關於過錯之任何推定。”
《民法典》第477條規定：
“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或違反旨在保護他人利益之任何法律規定者，有義務就其侵犯或違反所造成之損害向受害人作出損害賠償。
二、不取決於有無過錯之損害賠償義務，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方存在。”
關於賠償原審法院裁定如下：
“考慮到未能證實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議，分工合作，故意將因第一嫌犯的工作緣故而以不移轉所有權的方式獲交付且歸屬於香港「A」公司所有的合共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HKD$15,420,000.00）元不正當據為己有；亦未能證實兩名嫌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同決議，為掩飾上述屬相當巨額的金錢利益的不法來源，彼等分工合作，透過澳門「D汽車」的公司帳戶以及第二嫌犯本人的私人帳戶，將上述屬相當巨額的金錢利益進行轉移；未能證實因兩名嫌犯的上述不法行為，使受害人損失了上述款項。因此，民事請求人請求的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HKD$15,420,000.00）財產賠償不予以認定。
綜上，本院認為民事請求人A有限公司提出的民事請求理由不成為，駁回民事請求。”
首先，根據上述第477條條文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犯他人權利的人士負賠償義務。
然而，原審法院並未證實兩名嫌犯的故意或過失不法行為，原審法院裁定駁回上訴人的民事請求的決定，並沒有違反任何規定。
另一方面，根據《民法典》第335條第1款規定，創設權利之事實，由主張權利之人負責證明。
本案中，上訴人並未能提供證據以證明因兩名嫌犯的不法行為，使受害人損失了港幣一千五百四十二萬元(HKD15,420,000.00)，以及受害人的損失與兩名嫌犯的行為有明顯及直接之因果關係。
因此，原審法院不判定賠償的裁決正確。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有限公司(民事請求人)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4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3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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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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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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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Vem a presente resposta apresentada na sequência do recurso interposto pela E, Limited, demandante civil nos presentes autos, versando o recurso interposto, e a resposta que agora se apresenta, apenas sobre a parte da sentença recorrida que absolveu o Recorrido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2. O Tribunal a quo tomou aquela que parece ser a única decisão possível no caso concreto (de facto e de direito), com base numa completa e ponderada análise de toda a prova produzida, pelo que 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deverá ser alterada.
3. Ao contrário do que alega a Recorrente, não está a decisão recorrida inquinada do vi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4. Para que exista erro notório (art. 400.º n.º 2, al. c) do CPP), é necessário que o erro seja clamoroso, gritante, evidente, ostensivo, o que manifestamente não acontece no caso que aqui tratamos.
5. A simples discordância da Recorrente com a percepção que o Tribunal a quo teve da prova produzida não faz com que exista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6. Foram os Meritíssimos Juízes a quo que tiveram contacto directo com as testemunhas e, por isso, (como aliás resulta dos princípios da oralidade e da imediação do Processo Penal) foram eles a estar em melhores condições para decidir sobre a matéria de facto.
7. A convicção formada pelo Tribunal a quo é perfeitamente válida e não se vislumbra qualquer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8. A Recorrente não indica nenhum meio de prova que possa sustentar 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que invoca.
9. Haven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o artigo 415.º do CPP permite a renovação da prova, de modo a evitar o reenvio do processo, mas para isso o artigo 402.º, n.º 3 do mesmo diploma impõe expressamente que sejam indicadas quais as concretas provas que devem ser renovadas.
10. Se a Recorrente queria assacar à decisão recorrida um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deveria ter identificado quais as concretas provas que considerou terem sido erradamente apreciadas.
11. A Recorrente limita-se a tentar atacar a convicção do Tribunal a quo com considerações sobre o entendimento do homem médio e sobre alguns dos factos que foram dados como provados, mas não nos parece que o Tribunal a quo tenha tomado qualquer decisão que contrarie o entendimento do homem médio, ou que haja factos provados que levem à conclusão de que o ora Recorrido praticou algum acto que deva ser enquadrado no instituto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12. Ao contrário do que afirma a Recorrente, para a absolvição d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não seria necessária prova (positiva) de “não se ter verificado a prática pelos Arguidos dos factos acusados” ou de “os actos serem lícitos”.
13. De acordo com as regras do ónus da prova (maxime artigo 335.º, n.º 1 do Código Civil) era a Recorrente que tinha o ónus da prova d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direito que invoca (indemnização por via do instituto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14. Mais, e especificamente sobre a culpa - que é um d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estabelece ainda o artigo 480.º, n.º 1 do CC que “É ao lesado que incumbe provar a culpa do autor da lesão, salvo havendo presunção legal de culpa.”
15. Não só não existe nenhuma presunção de culpa, como a absolvição do Recorrido quanto à parte penal é, nos termos do artigo 579.º do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uma “presunção legal da inexistência desses factos” (n.º 1), que “[ ... ] prevalece sobre quaisquer presunções de culpa estabelecidas na lei civil” (n.º2).
16. Tendo a Recorrente alegado o direito a uma indemnização por responsabilidade civil, era à Recorrente que cumpria fazer a prova de todos 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esse direito, o que a Recorrente nunca logrou fazer.
17. Para sustentar a sua tese de que in casu, estão preenchidos 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a Recorrente socorre-se de factos que nunca foram provados em julgamento, e de conclusões que é a própria Recorrente a retirar (e que lhe são convenientes), sem qualquer sustento naquilo que consta dos autos.
18. A Recorrente afirma por exemplo que “[ ... ] os dois Arguidos sabiam perfeitamente que não existia a compra e venda dos veículos, ou que o negócia foi cancelado [ ... ]” (ponto 7 das conclusões) e que “[ ... ] as dois apropriaram-se da propriedade monetária da ora Recorrente" (ponto 12 das conclusões), mas nenhuma prova consta dos autos que permita corroborar esta conclusão a que a Recorrente chega.
19. São disso exemplo os factos dos artigos 4.º, 5.º, 9.º e 17.º a 20.º da Acusação, que foram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20. a facto do artigo 4.º do da Acusação era relativo aos alegados pedidos de linha de crédito com o Banco da China de Hong Kong (HKD$6,000,000.00) e com o Banco DBS de Hong Kong (HKD$12,000,000.00).
21. a facto do artigo 5.º da acusação consiste num alegado acordo entre os 1.º e 2.º Arguidos para se aproveitarem do cargo exercido pelo 1.º Arguido para fins ilícitos.
22. Com especial relevância para o que aqui tratamos, foi dado como não provado o artigo 9.º da acusação, onde era dito que não existia um plano ou intenção real de compra de carros e que “O objectivo final dos dois Arguidos era obter a supramencionado quantia de valor elevado em dólares de Hong Kong por forma de transmissão de bens sobre os quais não tinham direito de propriedade.”
23. Foi ainda dado como não provado o facto vertido no artigo 17.º da acusação (relativo ao dano e ao nexo de causalidade alegados) e os factos vertidos nos artigos 18.º, 19.º e 20.º da Acusação (que seriam os factos relativos à culpa).
24. Acresce que, para além de a Recorrente não ter feito prova de nenhum facto relativo a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o Recorrido fez prova de que esses pressupostos não se verificaram.
25. E com essa prova, foram dados como provados factos na decisão recorrida cuja prova seria essencial para que se considerassem como preenchidos todos este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26. Resultou da prova produzida que o ora Recorrido não tinha qualquer conhecimento da proveniência do dinheiro transferido pelo 1.º Arguido.
27. Resultou também da prova produzida que o 1.º Arguido era sócio de uma empresa de comércio de automóveis de luxo em Hong Kong (facto provado que consta no artigo 1.º da Acusação).
28. O 1.º Arguido e o ora Recorrido eram sócios de uma companhia de comércio de automóveis em Macau - a D Automóveis, Limitada -, sendo as quantias recebidas por esta D, e as posteriores devoluções ao 1.º Arguido que levam a Recorrente a entender que existe um acto ilícito gerador de responsabilidade civil.
29. Da prova produzida nos presentes autos, resultou evidente que o dinheiro recebido pela D serviu para reserva e posterior aquisição de automóveis e que as devoluções em causa nos presentes autos foram feitas, por instruções do 1.º Arguido, por as vendas dos automóveis terem acabado por não se concretizar.
30. Ficou também provado que o ora Recorrente nunca ficou com dinheiro nenhum das referidas transacções, que se limitou a proceder à devolução das quantias que tinham sido entregues à D, por conta de negócios que acabaram por não se concretizar.
31. Isto resulta, por exemplo, dos documentos de fls. 20, 26, 32, 36,40,41,47 e 52, que são facturas emitidas pela D à Recorrente para reserva de veículos, e que demonstram que as quantias recebidas pela D, foram recebidas e devolvidas no âmbito de uma actividade comercial completamente legítima e de actos de comércio sobre os quais o ora Recorrido nunca teve qualquer indício de que pudessem não ser legítimos.
32. Resulta também do depoimento da testemunha G (que foi sócio do ora Recorrido na D), que explicou que a sociedade D chegou a um acordo de colaboração com a E (sociedade de Hong Kong), que o levantamento de HKD$500,000 pelo ora Recorrido foi efectivamente entregue ao 1.º Arguido e que o 1.º Arguido tinha transferido dinheiro para a conta da D para reserva da compre de veículos, tendo posteriormente solicitado a devolução desses montantes por as vendas não se terem concretizado.
33. O ora Recorrido agiu sempre de boa-fé, no âmbito da actividade comercial da empresa de que era sócio, e por indicações do 1.º Arguido.
34. As transferências em causa nos presentes autos foram devoluções de negócios não concretizados, o que resultou provado quer da prova documental junta aos autos, quer da prova testemunhal.
35. Por outro lado, não ficaram provados os pressupostos da responsabilidade civil invocados pela ora Recorrente, pelo que deverá ser julgado improcedente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a Recorrente, e confirmada, na íntegra, a decisão recorrida.
Termos em que, contendo com 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rá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a Recorrente, quanto à parte relativa ao pedido de indemnização civil, ser julgado totalmente improcedente, devendo a decisão recorrida ser totalmente confirmada.
Tudo, com todas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resultantes.
Assim se fazendo a acostumada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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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2 p.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