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u hai ren ﷽﷽﷽﷽﷽﷽﷽﷽ 上訴案第143/2023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叙述
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對第CR5-20-002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作出判決，判處上訴人A23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以及1項澳門《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罪名成立。
上訴人A對初級法院上述判決不服，於2020年10月9日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
2021年5月10日，中級法院以簡要裁判裁定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駁回上訴。（詳見卷宗第32至71頁）
2021年6月3日，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提出的聲明異議理由不成立，並維持上述中級法院簡要裁判所確認之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在第CR5-20-002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中作出之判決。（詳見卷宗第72至121頁）
上訴人仍然不服中級法院判決，終審法院提起平常上訴。2021年7月30日，終審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至此，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對第CR5-20-0023-PCC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作出之判決（針對上訴人被判處的23項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以及1項澳門《刑法典》第288條第1款及第3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犯罪集團罪」）已分別於2021年6月17日及2021年9月10日轉為確定。
上訴人於2022年12月19日向初級法院提交請求書，提起了本再審上訴，（詳見卷宗第1至30頁）理由如下：
1. 上訴人A針對本案中因被判處觸犯一項「犯罪集團罪」而被判處六年六個月徒刑及因觸犯二十三項「偽造文件罪」而每項被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之裁判部份所提起之上訴已於2021年7月30日被終審法院駁回（終審法院第104/2021號刑事上訴案）及已轉為確定。
2. 除了向尊敬的法官 閣下表示應有之尊重外，上訴人發現可能導致判決之公正性受質疑之新證據，現根據經第9/2013號法律修改第48/96/M號法令核准之《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第432條第1款c項及第433條第1款之規定就上述之合議庭裁判提起再審之非常上訴及提交理由闡述。
3. 本上訴是針對中級法院第13/2021號刑事上訴卷宗於2021年6月3日作出之維持裁判書製作人於2021年5月10日所作出之簡要裁判內容，即維持初級法院判處上訴人觸犯一項「犯罪集團罪」而被判處六年六個月徒刑及因觸犯二十三項「偽造文件罪」而每項被判處三年三個月徒刑之合議庭裁判而提起的。
4. 本上訴是以《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之依據而提起，即發現新事實或證據，而單憑該等事實或證據本身，或與有關訴訟程序中曾被審查之其他事實或證據相結合後，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之依據。
5. 經分析卷宗內之筆錄內容，尤其是證人B之證言，當中顯示卷宗內部份原被認定為上訴人A簽署的文件並非為上訴人A本人簽署。
6. 同時，有關庭審是在上訴人A缺席審判的情況下進行的，上訴人A在本案審判期間並不知悉卷宗內之任何資料及證據，尤其是懷疑用作協助他人申請投資居留之相關證明文件。
7. 在上訴人A服刑期間，上訴人A方獲悉卷宗內部份用以判處其觸犯偽造文件罪之文件中的簽名非由其本人作出的。
8. 由於有關疑非上訴人A本人簽署之文件為本案中部份判罪（尤其是偽造文件罪）之事實依據，同時經上訴人A確認當中部份文件並非由其簽署，是故有必要就有關文件內疑似上訴人A簽署之簽名之真偽性作出鑑定。
9. 在經上訴人A 確認後，本案中有相關部份是文件中的簽名非由其本人作出的，但其本人無法確認冒充其簽名之人士身份。
10. 為著向法院提交證據之目的，應上訴人A之要求將卷宗內如下文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天鑑司法鑑定所進行筆跡鑑定及製作司法鑑定意見書，以確認當中僱主欄處“A”簽名字迹真偽：1.《稅單》，編為W202211105-JCI號物證，共55頁；2.《C相關材料》，編為W202211105-JC2號物證，共14頁；3.《D相關材料》，編為W202211105-JC3號物證，共12頁；4.《E相關材料》，編為W202211105-JC4號物證，共7頁。
11. 根據上述司法鑑定意見書內容，卷宗內如下文件中懷疑是上訴人A簽署之字迹並非其本人之字迹：1.以澳門F建築有限公司為僱主於2012年度至2017年度向財政局申報之職業稅—第一組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中代表僱主簽名的字迹；2.以G為僱主於2013年度至2015年度向財政局申報之職業稅-第一組僱員或散工名表（M3/M4）中代表僱主簽名的字迹；3.澳門F建築有限公司向貿易投資促進局發出有關E之解釋信之簽署人之字迹；4.澳門F建築有限公司發出有關E在職證明之信函之簽署人之字迹；5.澳門F建築有限公司與E簽訂之勞動合同中第一立約人之字迹；6.H醫療中心有限公司發出有關E離職證明之信函之簽署人之字迹；7.G向C支付報酬單據中代表公司簽名之字迹；8.G向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交有關C之解釋信中簽署人之字迹；9.G發出有關C職務描述之信函之簽署人之字迹；10.G發出有關C在職證明之信函之簽署人之字迹；11.G與C簽訂之勞動合同中第一立約人之字迹；12.I工程有限公司發出有關D在職證明之信函之字迹；13.I工程有限公司與D簽訂之勞動合同中第一立約人之字迹；14.I工程有限公司向D支付報酬單據中代表公司簽名之字迹；15.I工程有限公司發出有關D在職證明之信函之簽署之字迹。
12. 按照上述司法鑑定 意見書之內容可知，卷宗內涉及E個案、C個案及D個案中部份被認定為涉及以虛假聘用的方式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文件並非由上訴人A簽署，當中上訴人A之簽名與其簽署方式明顯不同，是故有關簽署明顯是被不知名人士假冒。
13. 由此亦可以得知嫌犯J及K表示當中部份文件之簽署人為上訴人A之聲明內容與客觀事實不符。
14. 事實上，上訴人A因業務繁忙經常台灣、內地及澳門三地往返，儘管其曾接受諮詢及協助他人申請辦理投資居留，但其並沒有簽署過上述鑑定意見書中所述之文件，其並不知悉是誰人冒充其在有關文件上簽名，且其從來沒有允許或授權過他人代其在有關文件上簽名。
15. 鑑於上述被司法鑑定出存在冒簽之文件是本案中認定上訴人A涉及以虛假聘用的方式申請臨時居留許可之依據，且上訴人A缺席庭審及一直無法知悉卷宗內之資料，是故上述鑑定意見書所證明之偽造簽名之事實屬未曾在訴訟程序中被審查過，且嫌犯在審判時因缺席而無法知悉有關事實。
16. 本案是以告示方式通知上訴人A，且其沒有出席庭審，因此在本案訴訟程序進行時其不了解本案中已存在之涉嫌虛假聘用之文件資料，其僅在被補及服刑期間才知悉本案是以有關涉嫌虛假聘用之文件為主要依據作出犯罪認定及判刑標準，是故上述司法鑑定意見書可證明之事實（即其簽名被他人冒簽之事實）屬主觀嗣後證據。
17. 有關本案所涉及之犯罪集團罪及其他偽造文件罪方面，通過上述經司法鑑定之文件可以證實上訴人A一直未有參與偽造虛假聘用文件以協助他人申請臨時居留許可，此外，經分析卷宗資料可知，當中大部份之文件是由J、K及L協助申請投資居留之人士製作的，上訴人A在有關案件之參與程度有限，部份僅是協助與申請投資居留之人士通行溝通，其本身並沒有參與製作及並不知悉有關被偽造之文件之存在。
18. 在存在上述司法鑑定意見書所證明之假冒簽名事實之前提下，有理由相信上訴人A因其簽名被不知名人士假冒而牽連至本案中，上訴人A僅為涉案公司之其中一名持有人，其只因有權力代表公司簽署法律文件而被他人冒簽其簽名；上訴人身為一名商人，其從事投資居留之中介活動符合其所營業務，然而其並不知悉其僱員J、K及配偶L利用其持有之公司及冒充其簽名協助他人虛假聘用之事實以申請投資居留。
19. 因此，上述被司法鑑定出上訴人A在有關文件上簽名被冒簽之事實屬嗣後知悉之新事實，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指的新證據，有關證據屬可完全推翻聲請再審之判決所基於的證據，而單憑這些證據本身可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
20.經對比原審合議庭裁判之已證事實後，上述由上訴人A提供司法鑑定意見書所證明之事實（即其簽名被冒簽之事實）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指的新證據。
21. 儘管上訴人A已出資就上述文件作出司法鑑定意見書，但無奈鑑定之費用相當昂貴，單純就該意見書所載之文件作出筆迹鑑定之費用已高達澳門幣壹拾貳萬，因此即使上訴人認為卷宗內其他載有其簽名之文件亦可能存在被冒簽之情況，但礙於上訴人A可動用之資金有限，無法承擔將卷宗內所有載有其簽名之文件進行筆迹鑑定之費用，是故僅就上述載於司法鑑定意見書中之文件作出筆迹鑑定，但這並不代表本案其他載有其簽名之文件中之簽名均均由其本人簽署。
22. 故此，由於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的規定，上訴人的再審請求理由成立，需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39條規定，對本案重新審判。
23. 就中止執行徒刑方面，鑑於隨本上訴提交之司法鑑定意見書已可以證實當中用作判決依據之部份文件中的簽名非由上訴人A作出，是故有理由相信法院在審視此前並不知悉之上述鑑定意見書內容後會就有關判決作出糾正。
24.故尊敬的法官 閣下可對判罪懷疑之嚴重程度，決定應否中止執行上訴人因本案被判處之實際徒刑。
25.同時，亦懇請尊敬的法官 閣下在作出決定前考慮如下事實：1.在知悉上訴人A被本案判刑後，其在台灣之業務合作伙伴均無法相信上訴人A作為一個業務龐大且資金雄厚之商人會因本案所述之小利益而實施刑事犯罪；2.有關上訴人A身體狀況方面，上訴人A早年曾因肺癌而在台灣接受治療及手術；3.近日，上訴人A家人發現其突然暴瘦，面容惟悴，是故擔心及懷疑其肺癌復發；同時，上訴人A父母因知悉上訴人A家身在監獄服刑且身體每況愈下而終日寢食難安，身體狀況亦開始出現問題。
請求，綜合以上所列舉的法律及事實理由，同時不妨礙尊敬的中級法院合議庭諸位法官閣下對法律理解的高見，作出如下公正裁判，裁定：
1) 接納本再審上訴之請求，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39條規定，對本案重新審判及
2) 決中止執行上訴人因本案被判處之實際徒刑。
檢察院對上訴人A提出的上訴作出回覆：
1. 在對上訴人的觀點和論據表示應有尊重下，本院無法認同。
2. 本次再審上訴的標目，主要針對上訴人被判處的「偽造文件罪」的部分。
3. 本次上訴中，上訴人援引《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的規定作為依據，當中上訴人認為其現時否認其被判處的「偽造文件罪」所涉及文件上的簽署屬其本人作出的說法，屬新事實或新證據，故需要進行再審，並須對上述所提及的文件作出筆跡鑑定。
4. 針對這一觀點，本院完全無法認定。
第一，本次上訴中所提及的文件一早載於卷宗，上訴人的辯護人可以隨時查閱或針對有關內容作出爭議，故此，上訴人提出的說法並不屬於新事實或新證據。
第二，本次上訴中所提及的文件上的簽署的確沒有進行筆跡鑑定，然而，不能僅因上訴人的一語否定便推翻有關簽署屬上訴人本人作出的真實性及必然性。因為根據卷宗資料及已證事實，並按照一般經驗法則，足以毫無疑問認定有關簽署屬上訴人本人作出的。
5. 以下本院將詳細闡述上述兩點的論據。
6. 首先，本案中，雖然上訴人於偵查階段中未有到案，甚至亦沒有出席審判聽證，但是上訴人的辯護人是由上訴人自行委託的，以便在上訴人缺席審訊時由有關委託辯護人代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進行一系列辯護工作，以至在宣判後替上訴人針對有罪裁決提出上訴。
7. 誠然，本案案情甚為複雜，倘若辯護人缺少了與上訴人的溝通，相信亦難以進行有力的辯護，而事實上，本案審判聽證時及提出平常上訴時代表上訴人的辯護人均是上訴人自行委託的，所以我們絕對相信上訴人本人與辯護人，在審判聽證前、審判過程中及宣判後，必然已就本案的事實情節及相關證據作出了充分溝通、商討和研究。為此，即使上訴人本人沒有出席庭審，我們亦相信其委託的辯護人定必也十分清楚上訴人有關被指控和判處的「偽造文件罪」所涉及的文件的實際情況，然而，不論在審判聽證還是上訴中，上訴人或其辯護人均從未指出本次上訴所提及的文件上的簽名不是由上訴人本人所簽署的問題。
8. 其次，上訴人於本次上訴中所質疑不是其本人簽署的文件，其實早已載於卷宗內，上訴人委託的辯護人均可查閱，且我們相信有關辯護人亦早已查閱。為此，倘若有關文件確實存在本次上訴所提及的問題，為何在審判聽證及平常上訴中，上訴人的辯護人均沒有提出，甚至在針對一審有罪裁決而提起的上訴理由闡述中，上訴人的辯護人僅指出上訴人被判處的「偽造文件罪」應以“未遂”或應以“連續犯”方式作出判處。可見，上訴人及其委託的辯護人從未否認有關文件是上訴人本人所簽署的。
9. 其三，雖然本次上訴所提及的文件中關於上訴人的簽名部分沒有作筆跡鑑定，但是就本案整體事實情節及證據而言，上訴人於本案被判處的「偽造文件罪」的重要事實情節是有關涉案文件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尤其是多間涉案公司的僱員與僱主實體之間並沒有建立真實的勞動關係，然而，有關僱主實體卻如常為有關僱員製作在職證明、與有關僱員簽署勞動合同、為有關僱員申報社保供款及職業稅等等，之後將前述文件提交予有權限當局。而且，本案中，以上訴人為首的犯罪團伙均是以正常途徑向有權限當局提交上前述文件，目的是為着讓有權限當局相信前述文件中所牽涉的有關受僱人士是真實僱員，從而虛構一個為着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獲批的效力上所必需且屬決定性因素的“勞動關係”。
10. 而根據本案已證事實的情節及相關書證，均能印證以上訴人為首的犯罪團伙是深信彼等所提交的上述一系列內容與事實不符的文件能夠“瞞天過海”地欺詐有權限當局，所以上訴人完全如常地以有關涉案公司的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身份簽署上述文件，重點是，根據卷宗內資料，文件上均能顯示上訴人確實是上述涉案公司的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換言之，由上訴人本人作為涉案公司代表簽署上述文件理應是合符常理，也是理所當然。反之，我們實在聯相不到誰人會無故在上訴人所持有或管理的公司向有權限當局所提交的文件中假冒上訴人簽名，因為有關行為對上訴人指出的或有存在的“不知名人士”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可見，即使沒有筆跡鑑定，根據一般經驗法則，上述文件中簽署人姓名是上訴人或以上訴人慣常簽名式樣簽署的人，定必是上訴人本人。而且，本案中並不存有任何相反證據能推翻本次上訴所提及的文件是上訴人本人簽署的認定。
11. 其四，在本次上訴中所提及的涉案文件當中，根據已證事實及載於卷宗內的其他證據（諸如短訊、語音及電腦記錄等），我們都能發現，儘管於上訴人無暇簽署文件時，亦不乏上訴人授權其同伙（即兩名嫌犯J及K）以涉案公司代表的身份代為簽署文件，而J及K簽署有關文件時也是按彼等慣常的簽名式樣作出，故此，彼等不可能、亦無必要在其他同類性質或同類用途的文件上（即本次上訴中所提及的文件）假冒上訴人簽署，更不可能會有不知名人士莫名奇妙地以上訴人名義為着上訴人持有或管理的公司的制益而假冒上訴人簽署。由此可見，由上訴人以其所持有或管理的公司的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身份簽署屬有關公司發出或申報的文件並無可疑之處，亦屬十分正常。相反，倘若硬要假設是由不知名人士假冒上訴人簽署才顯得不合常理。
12. 最後，根據卷宗資料及已證事實，以上訴人為首的犯罪團伙在犯案初期已能成功多次透過偽造文件的行為使一些申請人（同為本案嫌犯）獲批臨時居留許可，加上前述犯罪團伙能夠從嫌犯M處獲悉一些有利於有關申請獲批准的內部不公開資訊，為此，以上訴人為首的犯罪團伙已清楚知道彼等只需提交符合「貿促局」內部要求的文件便能通過審批，尤其是虛報一些表面上符合「貿促局」內部要求的內容便能令有關當局相信有關文件的內容，從而令涉案申請人獲批臨時居留許可。換言之，本次上訴所提及的一系列文件在以上訴人為首的犯罪團伙眼中，已是能瞞騙當局的“真實文件”，故此彼等實在無必要多此一舉地找一個不知名的人士假冒上訴人本人簽署，更不可能存在有一不知名人士知道上訴人的犯罪團伙的犯案計劃後而自行假冒上訴人簽署有關文件並交予「貿促局」及其他權限部門。
13. 我們須指出，本案中，以上訴人為首的犯罪團作出上述的虛假行為原本能夠瞞天過海，只是較後時間經廉政公署深入調查後，才發現有關文件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從而揭發事件，繼而經審判聽證後裁定上訴人觸犯多項「偽造文件罪」。
14.基於此，我們實在未能看出以上訴人為首的犯罪團伙在製作有關文件時需由上訴人以外的人士進行冒簽，更不要遑論存有—有一名不知名人士在未能查明動機的情況下假冒上訴人簽署—的可能性。
15. 綜上所述，上訴人提出的論點實屬無稽之談，尤其是有關論點不屬於《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新事實或新證據”，另外，我們也認為即使進行筆跡鑑定亦無助推翻已查明的事實真相，可見，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應予以駁回；同時，無須按上訴人的要求對有關文件進行筆跡鑑定。
初級法院接受本非常上訴申請之後，並依《刑事訴訟法典》第436條的規定，提交了載於卷宗第227-236頁的“報告”，認為：
1. 上訴人A以“發現新證據”為由，以一份由內地機構作成的筆跡檢驗報告作為新證據，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針對本案主卷宗的裁判已確定的部分（偽造文件罪部分）提出再審上訴。
2. 上訴人提交的筆跡檢驗文件包括職業稅中申報文件、報酬單據、職務描述、解釋信、在職證明、勞動合同等，涉及E、D及C三個個案。
3. 本案已確定的偽造文件罪部份，上訴人合共判處二十三項「偽造文件罪」，分別屬九個申請居留個案中的犯罪行為。
4. 終審法院統一司法見解（第17/2017號合議庭裁判）定出“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規定之效力，上訴人在審判時便已知悉的事實或證據方法不屬於新的事實或證據方法，除非他充分地說明相關理由，以便法院對其沒有在審判時將它們提交的做法作出評價。”
5. 上訴人提交的筆跡檢驗報告所涉及的文件於本案偵查之時已取得並扣押於本案。該些文件並不是嗣後取得的新證據。
6. 在庭審上相關文件被逐一展示，控辦雙方就文件進行了取證。本案審判歷時共二十九庭，庭上就卷宗內所載文件的簽名向各嫌犯及證人發問，已在庭審上進行了完整的取證程序。
7. 上訴人被判處的九個申請居留個案中，涉案文件上的簽名是否由上訴人作出，對判罪並不具有絕對的決定性。
8. 本案判罪的依制並非單一依據文件上的簽名認定，而是對大量書證、通訊紀錄、證人證言、銀行賬目資料，電腦數據、出入境紀錄等的綜合分析而得出的心證。
9. 本院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再審上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要件，應予駁回。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了以下的法律意見書：
“上訴人提出再審上訴的主要理由是，本案確定判決判處其觸犯的「犯罪集團罪」以及「偽造文件罪」主要依據是卷宗所載之投資居留許可申請個案內的文件被認定為其本人所簽署。但是，其提交之內地機構作成的筆跡檢驗報告顯示案中有相當部份的文件非由其本人所簽署，相關文件上的“A”簽署是被不知名人士假冒。上訴人認為，其未出席審判聽證，因此其簽名被他人冒簽之事實屬主觀嗣後證據。據此，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存在《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規定之情況，因而請求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便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39條規定，對本案重新審判，同時請求中止執行其因本案被判處之實際徒刑。
為再審上訴之效力，上訴人提供了2022年12月12日由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出據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正本）作為基本證據。（卷宗第122至154頁）
本上訴的標的合法、上訴人具有上訴正當性及利益。
《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規定了可對確定判決進行再審的情況，其中第1款d)項規定的情況是：
“發現新事實或證據，而單憑該等事實或證據本身，或與有關訴訟程序中曾被審查之其他事實或證據相結合後，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
上訴人在上訴中，主要以“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為依據提出再審上訴。該意見書對原審案件中作為證據的有上訴人簽名的部分文件作出筆跡檢驗，結論認為前述部分文件的簽名字跡與A樣本字跡不是同一人的筆跡。據此，上訴人認為，該意見書為新發現的證據，單憑該意見書本身可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因而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可再審之情況。
本院司法官在上訴答覆中有針對上訴人提出的理據作出了回應，指出本上訴中所提及的文件早已載於卷宗，不屬於新證據，並認為根據卷宗資料及已證事實，並按照一般經驗法則，足以毫無疑問認定有關簽署屬上訴人本人作出的。據此，認為應駁回再審請求。（詳見卷宗第202至207頁）。
就上訴人提出之再審理據，原審刑事法庭法官閣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36條的規定，提出了與實體問題有關之報告，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再審上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要件，應予駁回。（詳見卷宗第226至236頁）。
本院認為，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規定，並非出現任何新證據即可提起再審上訴。法律還要求相關新證據具有“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的屬性，即根據新的證據足以推翻先前裁判的全部或部分的認定結論。
那麼，我們所面對的是否這樣的證據呢？
在此，我們且不論上訴人提交之證據是否屬“新的證據”，我們先來看看該證據是否具有“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的屬性？
經分析卷宗資料，本院認為，很明顯，上訴人意圖以司法鑑定證據否定原審判決根據當時的普通書證（扣押之文件—定罪證據並不僅限於此）得出的結論。
上訴人在再審上訴理由中指，原審判決作為證據的部分文件並非其簽名，並提交了“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為依據。
可見，在此我們面對的是文件簽名真偽的識別與判斷問題。
考慮到識別和判斷簽名的真偽需特別的技術知識，通常非常人所能，故進行筆跡鑒定應屬首選且必要之取證方法。
眾所周知，筆跡鑒定在證據分類上屬鑑定證據。
上訴人的確也提交了對原審卷宗部分文件中A簽名筆跡所作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
因此，上訴人提供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是否為鑑定證據至為關鍵。
本院在此無意對上訴人提交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本院只是認為，該意見書在本澳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是否具有鑑定證據的證明力，因而足以支持認定原審判決依據的相關文件的簽名非為A所簽。
《刑事訴訟法典》第141條（命令進行鑑定之批示）規定：
“一、鑑定係依職權或應聲請以批示命令進行，在批示內須指出有關機構或鑑定人之姓名，摘要指出鑑定之標的，以及指出進行鑑定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如有可能，則在指出日期、時間及地點前先聽取鑑定人之意見。
二、如該批示非由檢察院作出，或檢察院未授權予刑事警察機關，則須將批示通知檢察院；該批示亦須通知嫌犯、輔助人及民事當事人；上述通知最遲須在指定進行鑑定日之前五日為之。
三、上款之規定不適用於下列情況：
a)鑑定係在偵查期間進行，且有理由相信嫌犯、輔助人或民事當事人如知悉該鑑定或其結果係可能使偵查之目的受損害；
b)鑑定係在偵查期間進行，且係交由適當之場所、實驗室或官方部門進行；
c)鑑定明顯屬簡單；
d)緊急情況或如有延誤將構成危險。”
分析卷宗資料，我們未見上訴人提交的作為上訴依據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是在遵守上述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作出的。因此，我們不認為，根據本澳的法律，該意見書可以作為鑑定證據用於本案的訴訟程序，特別是作為推翻原審判決所依據的載有上訴人簽名的相關文件的證據。
質言之，上訴人自行在內地取得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在本案中僅屬一般文件，即普通書證，而非鑑定證據。上訴人實際上是以普通書證質疑普通書證，而其中被質疑的書證本應亦有條件透過鑑定證據質疑。
我們知道，根據本澳的刑事訴訟法，對普通書證的審查原則上取決於法官的自由心證， 這與鑑定證據之價值判斷並不相同。1
考慮到筆跡鑒定的技術性，上訴人提供的普通書證不足以證明原審判決所依據之相關文件中A簽名筆跡的真偽，而本案已經三級法院審中對相關書證已形成心證，上訴人亦從未就此提出異議，本院認為，上訴人提供之“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作為普通書證並不能動搖原審法院的內心確信，因而也就難以得出認為原審判決使用了錯誤的證據，作出了使人非常懷疑是否公正的判罪的結論。
事實上，我們注意到，上訴人在再審聲請中亦曾向原審法院聲請將本案所有疑載有上訴人A簽名之文件副本交司法警察局進行筆跡鑑定措施。但該聲請未獲原審法院法官閣下批准。（詳見卷宗第226頁）
上訴人本應對原審法院法官閣下作出的不批准其聲請的批示提出異議，因為其聲請之措施對於獲得再審所要求之決定性的證據—鑑定證據十分必要—只有此證據的出現才有可能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情況。
但是，上訴人並未依法針對法官閣下作出的不批准提出上訴，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依法應視為普通書證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而此證據並不足以引致出現《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規定的情況。
就再審上訴的問題，中級法院過往曾指出：
“一、再審制度之目的是在已確定的裁判的不可變更性與尊重真相必要性之間建立一項平衡機制。其指導思想是，在極端情形中，法律秩序因正義的強制性要求應犧牲既判案的不可觸動性，從而彌補不公正並作出一項新的裁判。
二、然而，上訴之依據是發現新事實或證據，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必須考慮到這些事實或證據，只是那些在有關具體事實定性中顯示出安全性，以致藉以支持的廢止性判斷不冒著呈現為膚淺、草率之危險者。
三、不能忘記第431條第1款要求對於判決的公正性有嚴重懷疑，這即刻要求只能認為是“重要懷疑”或“重大懷疑”，因此，“簡單的懷疑狀況”並不足夠。2
在視上訴人提交之證據為普通書證的前提下，本院認為，單就其本身屬性和證明力而言，如果說對原審判決的公正性可能產生懷疑的話，那也只能一種“簡單的懷疑”，而非“重要懷疑”或“重大懷疑”。倘僅以此普通證據為依據作出再審決定，難免使“籍以支持的廢止性判斷不冒著呈現為膚淺、草率之危險。”
基於以上分析，本院認為，上訴人提出的再審上訴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規定第1款d)項規定的可再審之情況，故應駁回其再重上訴的請求。
考慮到本案不符合再審之情況，上訴人提出之中止執行原判實際徒刑亦失去前提。
基於維護合法性及客觀原則的要求，茲提請中級法院，判定上訴人提出的再審之非常上訴理由不成立，駁回其再審請求及中止執行所判實際徒刑的請求。”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
二、判決理由
本程序為一個非常上訴，目的在於上訴人請求改變一個已經確定的判決。
我們知道，如果司法穩定性是刑事訴訟的目的，也肯定不是唯一目的，甚至不是首要目的，因為刑事訴訟之首要目的乃實體公正。3
正如Cavaleiro de Ferreira教授所認為的，“公正優先並凌駕於一切其他考慮。法律不能希望並且不希望為了司法裁判的穩定性而維持一項判決”。4 因必須賦予司法裁判已確定性價值而被迫作出的讓步，並不等於默認不公正的判決，並在法律秩序中對所有司法見解的錯誤宣告一項神秘的質變，猶如所處理的是新的且有爭議的法律源淵一樣作為人類不完善性的後果，最好應當承認存在著不公正的裁判，且往往把這些不公正的裁判隱藏起來，再由法院直接製造的司法外衣下，來保護人類判斷永遠謬誤這一一再被堅持的優越感。”5
在同樣意義上，Figueiredo Dias教授還認為：“雖然，司法穩定性是刑事訴訟謀求的目的之一，但是，這並不妨礙諸如再審上訴等制度以要求公正之名而對穩定性這一價值的正面衝擊。此外，正因如此，使穩定性成為刑事訴訟的唯一理想目的是很難實現的，或者哪怕只是佔優勢地位的目的亦然。因此，它總是不可避免地與公正發生正面的衝突；而假如始終並且系統性地優於公正，將會使我們面臨一種不公正的穩定。今日，即使持懷疑最甚者，也必須承認它不過是一項表面的穩定，其根源只不過是一種暴力。6
按照這些理論，中級法院也曾經有機會確認：“再審制度的目的是在已確定的裁判的不可變更性，與尊重真相必要性之間的平衡機制。其指導思想是，在極端情形中，法律秩序因正義的強制性要求應犧牲既判案的不可觸動性，從而彌補不公正並作出一項新的裁判”。7
那麼，我們回到再審上訴程序本身來。
再審程序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審查階段，目的在於審查再審程序的提起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祗有符合條件的才有可能進入第二個階段，即真正意義上的再審階段。
現在我們處於第一個階段，即審查階段。所要確認的無非是確認上訴人所提起的再審程序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所規定的條件。
上訴人援引《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的規定作為依據，當中上訴人認為其現時否認其被判處的「偽造文件罪」所涉及文件上的簽署屬其本人作出的說法，屬新事實或新證據，故需要進行再審，並須對上述所提及的文件作出筆跡鑑定為再審上訴之效力，上訴人提供了2022年12月12日由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出據的“廣東天鑒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正本）作為基本證據。
我們看看。
《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尤其是d項所規定的可提起再審之依據係新事實或新證據：
“第431條 （再審之依據及可受理性）
一、如屬下列情況，可對確定判決進行再審：
……
d)發現新事實或證據，而單憑該等事實或證據本身，或與有關訴訟程序中曾被審查之其他事實或證據相結合後，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
……
三、以第一款d項為依據提出再審時，如僅為改正已科處制裁之具體份量者，則不得進行再審。
……”
而作為強制性的司法裁判，終審法院在第17/2017號非常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確定的統一司法見解定出：“為《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規定之效力，上訴人在審判時便已知悉的事實或證據方法不屬於新的事實或證據方法，除非他充分地說明相關理由，以便法院對其沒有在審判時將它們提交的做法作出評價。”
上訴人提交了對本案已經存在的證據，有關偽造行為的標的物——文件中的簽名的“筆跡鑒定”，這明顯是對已經存在的證據，而並非新的證據的重新進行“鑒定”，這是一種原審法院已經經歷過的程序的再生，而非任何新的證據以及嗣後知悉的證據。
上訴人不但已經知悉了這些證據的存在，完全可以在程序中請求進行相關的“證明方法”，也不屬於法院沒有在審判程序中予以審理的問題。
那麼，這已經不構成一個可以上訴的新的問題，更別說構成再審程序的理由中要求出現的“新的事實”。
至於上訴人缺席第一審的審判活動，但這並不妨礙法律所規定的由其辯護人代理的情況下，對所有的證明方法的程序提出請求。實際上，上訴人的再審理由是猶如1929年的《刑事訴訟法典》所規定的向法院提出重新審理的程序的理由。
我們知道，澳門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典》並沒有規定缺席審判的上訴人，在平常上訴之外有提出重新審理的機制，那麼，經過三審程序均沒有對呈交審理的證據以其認定的事實作出存在任何的瑕疵，也當然不存在上訴人有可以提出重新審理的機會。
因此，上訴的提起的前提明顯不成立。
至於上訴人提出中止執行徒刑的請求，是在再審程序的第二個階段可以考慮的情事，那麼，在本程序不能進入第二階段的情況下，不予以考慮。當然，這並不妨礙其在徒刑執行程序中提出相關請求。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所提出的再審的非常上訴不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條d項所規定的前提要件，不批准再審程序。
基於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438條的規定，判處上訴人需要支付等於5個計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
本程序的訴訟費用以及8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4月13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何偉寧
(第二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
馮文莊
(第一助審法官)
(Com declaração de voto vencido em anexo.)
刑事上訴卷宗編號 : 143/2023
上 訴 人 : A
落敗票聲明 (Declaração de Voto Vencido)
上訴人以《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為理據提出再審上訴，該條文內容為：
「一、如屬下列情況，可對確定判決進行再審：
(......)
d）發現新事實或證據，而單憑該等事實或證據本身，或與有關訴訟程序中曾被審查之其他事實或證據相結合後，使人非常懷疑判罪是否公正。」
關於這項非常之上訴機制，Leal Henriques寫道8：
「Finalmente temos o fundamento centrado no aparecimento de novos factos ou meios de prova que, por eles próprios ou conjugados e confrontados com os que foram apreciados no processo, levantem graves dúvidas sobre a justiça da condenação - al.d).
Tal fundamento, decerto o mais usualmente utilizado, desdobra-se em duas sub-espécies:
- novos factos;
- novos meios de prova.
Por factos entendem-se não apenas os factos probandos, isto é, - e como aponta CAVALEIRO DE FERREIRA -, «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próprio crime, os seus elementos essenciais», mas igualmente «os factos, dos quais, uma vez provados, se infere a existência ou inexistência de elementos essenciais do crime» (Revisão Penal, pág 522),
O que deve entender-se por "factos novos" merece um apontamento mais dilatado, importando para já destacar que o que a esse propósito se irá dizer se aplica à outra sub-espécie de fundamento antes enunciada - mei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novos -, entendidos estes como «as provas destinadas a demonstrar a verdade de quaisquer factos probandos, quer dos que constituem o próprio crime, quer dos que são indiciantes da existência ou inexistência do crime ou seus elementos» (CAVALEIRO DE FERREIRA, Revisão Penal, pág. 522), devendo considerar-se que ao falar-se em meios de prova se deve compreender na expressão também os meios de obtenção de prova, já que não faria qualquer sentido que ficassem aqui excluídos.
Uma questão essencial - quiçá, porventura, a mais essencial -, a colocar antes de mais, tem a ver com o recorte da noção de "novidade", que é exigida para que o fundamento indicado possa vingar.
Essa questão consiste em saber - como proclama o PROF. FIGUEIREDO DIAS -, «para quem devem ser novos os factos que fundamentam a revisão das sentenças penais - se para quem os apresenta ...; se apenas para o processo» (op. cit., pág. 99).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 por exemplo, assume a seguinte posição sobre a matéria (op.cit., em comentário ao art.º 449.º):
«Factos ou meios de prova novos são aqueles que eram ignorados pelo recorrente ao tempo do julgamento e não puderam ser apresentados antes deste (...). Portanto, não basta que os factos sejam desconhecidos do tribunal. Por essa razão, o arguido só pode indicar novas testemunhas se justificar que "ignorava a sua existência ao tempo da decisão” ou elas não puderam ser apresentadas (...).
Se o arguido (ou o M.º P.º em seu benefício) conhecia os factos e os meios de prova ao tempo do julgamento e os podia apresentar, devia ter requerido a investigação desses factos e a produção desses meios de prova (...). Mais: o arguido podia nessa altura opôr-se, pelos meios ordinários, quer ao indeferimento do seu pedido ..., quer à omissão de diligências que pudessem reputar-se como essenciais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ou como necessárias para a descoberta da verdade ...
A lei não permite que a inércia voluntária do arguido em fazer actuar os meios ordinários de defesa seja compensada pela atribuição de meios extraordinários de defesa (...).
Só esta interpretação faz jus à natureza excepcional do remédio da revisão e, portanto, aos princípios constitucionais da segurança jurídica, da lealdade processual e da protecção do caso julgado».
(...)
GERMANO MARQUES DA SILVA considera que «a novidade dos factos ou dos elementos de prova deve sê-lo para o julgador; novos são os factos ou elementos de prova que não foram apreciados no processo, embora o arguido não os ignorasse no momento do julgamento» (op.cit., pág. 388).」
「Em Macau, a Jurisprudência vai, no entanto, em direcção à primeira das alternativas anteriormente equacionadas, ou seja, àquela que exige uma dupla “novidade” relativamente aos factos ou aos elementos de prova que servirão para fundamento do recurso: tais factos ou elementos deverão ser novos quer para o tribunal quer para o recorrente (cfr., entre outros, os Acs. do TSI de 12.10.2000, Proc.º n.º 94/2000; de 29.11.2007, Proc.º n.º 538/2007; e de 08.07.2010, Proc.º n.º 414/2010).
Do Ac.de 29.11.2007, Proc.º n.º 538/2007, respiguei o seguinte apontamento:
«Como se sabe, o preceito do art.º 431.º, n.º 1, al.d), do CPP exige uma superveniência probatória susceptível de abalar seriamente a prova em que se fundou a sentença cuja revisão se requer, superveniência esta que se pode traduzir em duas modalidades:
- superveniência objectiva;
- e superveniência subjectiva.
Verifica-se superveniência objectiva quando os elementos de prova são novos hoc sensu, no sentido de que não existiam no momento da prolação da sentença cuja revisão se requer. Ou seja, quando esses (novos) elementos de prova só se formaram posteriormente àquele momento.
Enquanto a superveniência subjectiva quer referir-se à situação em que a parte requerente da revisão, ao tempo em que esteve em curso o processo anterior, ou não tinha conhecimento dos elementos de prova em causa, que já existiam, ou então sabia da existência deles, mas não teve possibilidade de os obter.
Quer dizer, para haver superveniência subjectiva, é necessário que à parte vencida tivesse sido impossível recorrer a esses elementos de prova no processo em que decaíu.
Se a parte tinha conhecimento da existência desses elementos de prova, e podia servir-se deles, não tem direito à revisão; se os não apresentou foi porque não quis; sofre, portanto, a consequência da sua determinação ou da sua negligência. Desde que pudesse utilizar esses elementos, deveria utilizá-los, para não sujeitar o tribunal a emitir uma decisão sobre dados incompletos; porque assim não procedeu, perdeu o direito a aproveitar-se dos elementos de prova em causa».
Não cuido que seja necessário acrescentar mais sobre um problema que se me afigura ter já ficado suficientemente equacionado ... ainda que não resolvido.
Mas importa ainda considerar - porque tal o exige a lei - que a mera existência de novos factos ou meios de prova não justifica só por si a revisão da sentença: é preciso ainda que os novos dados entretanto invocados "suscitem graves dúvidas sobre a justiça da condenação", o que aponta no sentido de que o novo julgamento que em razão da procedência do pedido de revisão formulado vier a ter lugar se apoie em provas consistentes e seguras e não em meras e vagas probabilidades (repare-se que o preceito exige "sérias dúvidas", o que atira a exigência para um nível elevado)
O fundamento aqui inscrito - novos factos ou novos meios de prova – não autoriza, porém, que, com base nele, se tenha em vista exclusivamente a correcção da medida concreta da pena aplicada (n.º 3).
Na verdade, «se os novos factos ou meios de prova poderiam fundamentar simplesmente a aplicação da uma norma penal com pena menos grave que a imposta, não pode ser concedida a revisão, pois exige-se que os mesmos "evidenciem a inocência", e a alternativa seja, portanto, "condenação-absolvição"» (LEAL-HENRIQUES/SIMAS SANTOS, op. cit., em anotação ao art.º 431.º).」
值得特別指出：立法者要求的不是要求上訴人所提出的證據足以推翻原審法庭所認定的證據及有關有罪裁判，而只是要求對先前的裁決產生非常合理的疑問。
一如下文司法見解所認定般：
「- Há que reputar como novos elementos de prova os relatórios médicos psiquiátricos dos quais resulta ser o arguido, à data dos factos pelos quais foi condenado a pena de prisão, inimputável em razão de anomalia psíquica, não tendo aqueles sido oportunamente incorporados no processo e sendo certo que se o tivessem sido muito provavelmente determinariam uma decisão diferente da que foi proferida.
(Ac. STJ de Portugal, de 18.10.2000, Proc.º n.º 2092/2000-3.ª)
(...)
Nestas circunstâncias, e em interpretação não estritamente formal, mas antes moldada pelo lado dos interesses em causa e da garantia que constitui o recurso, não deve ser excluída a possibilidade de ouvir, no âmbito preliminar do recurso de revisão, as testemunhas que o recorrente indica e que não foram ouvidas em julgamento, e que, no domínio da razoabilidade e das regras da experiência, o recorrente poderia não ter tido a possibilidade (interpretada em sentido, não físico ou natural, mas processual) de indicar e fazer convocar e ouvir, pelo que deve o processo ser enviado, para o efeito, ao tribunal onde foi apresentado o recurso.
(Ac.STJ de Portugal, de 08.10.2003, Proc.º n.º 2285/03-3.ª)
(...)
O Tribunal Superior, quando chamado a decidir o recurso de revisão, não se debruça sobre os factos objecto da condenação, apenas aprecia se os novos factos ou meios de prova (novos no sentido de não terem sido apresentados no processo que levou à acusação, quer o recorrente os conhecesse no momento do julgamento ou não), respeitando a questão de facto colocada no julgamento, sem dela extrapolar, conjugados com os demais elementos disponibilizados nos autos, uma valoração global, autorizam a conclusão de que foi praticado um flagrante erro judiciário e, como tal, deve ser reparado, e, a ser esta a conclusão, autoriza o desencadeamento, numa área de reserva de competência, dos procedimentos previstos nos art.os 457.º e 458.º do CPP (para Macau, art.os 439.º e 440.º).
(Ac.STJ de Portugal, de 09.02.2005, Proc.º n.º 4711/04-3.ª)
(...)
- Para efeitos de recurso de revisão, factos "são os factos probandos”, os seja “os factos constitutivos do próprio crime, ou os seus elementos essenciais" e ainda "os factos dos quais, uma vez provados, se infere a existência ou inexistência de elementos essenciais do crime".
Elementos ou meios de prova são "as provas destinadas a demonstrar a verdade de quaisquer factos probandos, quer dos que constituem o próprio crime, quer dos que são indiciantes de existência ou inexistência de crime ou seus elementos".
Estes novos factos ou meios de prova têm de suscitar grave dúvida sobre a justiça da condenação, não podendo ter como único fim a correção da medida concreta da sanção aplicada.
A lei não exige certezas acerca da injustiça da condenação, mas apenas dúvidas, embora graves.
Essas dúvidas, porém, porque graves, têm de ser de molde a pôr em causa, de forma séria, a condenação de determinada pessoa. As dúvidas têm de incidir sobre a condenação enquanto tal, a ponto de se colocar fundadamente o problema de o arguido dever ter sido absolvido.
"A dúvida sobre a justiça da condenação abrange todos aqueles casos em que o arguido não terá que cumprir uma pena e em que esta não teria que ser aplicada no momento de decidir, se tivesse acesso a tais factos".
(Ac.STJ de Portugal, de 31.03.2005, Proc.º n.º 3198/04-5.ª)
(...)
Os fundamentos do recurso extraordinário de revisão representam a válvula de segurança, o mecanismo de defesa em que a injustiça da decisão supera a eficácia do caso julgado penal, relegando-o para segundo plano, e de que aquele é um afloramento excepcional, a par de outros, definido com carácter de inteira taxatividade, em vista da verdade material.
Os novos factos ou novos meios de prova, como fundamento normativo do recurso extraordinário de revisão (al. d) do n.º 1 do art.° 449.º do CPP - para Macau al. d) do n.º 1 do art.º 431.º), têm sido entendidos como aqueles que nunca foram trazidos ao processo, embora pudessem ser conhecidos do arguido (cfr. Acs. deste STJ de 14-04-2005, Proc.º n.º 1012/05 e, de 21-09-2006, Proc.º n.º 2800/06-5.ª).
O arguido podia conhecê-los mas desconhecer a sua relevância para o julgamento ou, por outro motivo atendível, tê-los desprezado quando se mostravam essenciais ou importantes à decisão da causa ou, ainda, impossibilitado de os apresentar no processo - neste sentido, cfr. Ac. do STJ de 14-06-2006, CJSTJ, Ano XIV, tomo 2, pág. 218.
(...)
- São factos novos ou novos meios de prova os que não tenham sido apreciados no processo que levou à condenação e que, sendo desconhecidos da jurisdição no acto do julgamento, permitam suscitar graves dúvidas àcerca da culpabilidade do condenado.
Os meios de prova são novos quando não foram administrados e valorados no processo que conduziu à condenação, embora não fossem ou pudessem não ser ignorados pelo arguido no momento em que o julgamento teve lugar; novos meios de prova são aqueles que são processualmente novos, ou seja, que não foram apresentados no processo da condenação, caso contrário não são novos no sentido da "novidade" que está subjaceute à definição da al. d) do n.º 1, do art.º 449.° do CPP - para Macau, al. d) do n.º 1 do art.º 431.°
A novidade, neste sentido, refere-se a meio de prova - seja pessoal, documental ou outro - e não ao resultado da produção; no caso de provas pessoais, a "novidade" respeita à testemunha na sua identidade e individualidade e não as resultado da prova efectivamente produzida.
De outro modo criar-se-iam disfunções sérias contra a estabilidade e segurança do caso julgado, abrindo caminho a possíveis estratégias probatórias moldáveis, numa atitude própria da influência da "teoria dos jogos" no processo.
(Ac. STJ de Portugal, de 07.05.2009, Proc.º n.º 1734/00.STACBR-3.ª)」
在本個案裏，值得考慮及強調下述幾點內容：
1) – 上訴人被判處觸犯多項犯罪，現僅對偽造文件罪一項提出再審上訴，而且之前是在缺席受審的情況下被定罪；
2) – 上訴人現正式及首次向法庭稱有關文件並非由其簽字，事實上，這是一項同定罪有關的重要元素之一，故必須調查清楚；
3) – 原審裁判除了單憑對文件及簽字作出認知判斷外，並無採取過其他的證據措施，尤其是筆跡比對，這是對偽造文件至關重要的調查措施，雖然我們承認並非在所有情況下皆有條件採取這項證據措施；
4) – 另外，亦必須承認，在澳門，有條件進行這一類科學證據調查措施的機構不多，如果不是唯一、則最主要的司警的刑偵技術廳，如欲尋求推翻或進行另一項相同的證據調查措施，本澳就難以實現，唯一出路就是尋求澳門以外的同類機構進行檢定，例如DNA檢測，聲帶錄音的原件等技術；而地方只能是香港或內地；
5) – 上訴人提出的一份書證及來自內地一個合資格機構出示的筆跡檢驗報告，結論為有關文件上簽字很大機率不是上訴人的筆跡，為此：
a) – 正如上引條文第431條第1款d項所述，立法者並非要求上訴人所提出的證據足以直接推翻原審的決定，而只是要求對原裁判的定罪產生極大疑問，本案正是一例；
b) – 既然上訴人正式否認文件上的簽字屬他，並且出示基本的證據材料，而本地的刑事調查機構從無在這一點內容上作出認定及結論，故我們看不到為何不可以要求本地機構在這方面進行證據調查；
c) – 如果認為這方面在證據涉及裁判人的自由心證，同樣地，在其他情況下、如上訴人指出新的證人要求再審，而上訴庭又接納，為何在書面證據方面不採取相同的思維及判斷；
d) – 綜上所述，本人認為在本個案裏上訴人所出具的證據方法符合所謂「雙重新穎證據」準則：
(1) – 筆跡檢驗先前從無進行，現在才首次出現這方面的報告(證據)在卷宗內；對法庭而言，屬於新的證據方法；
(2) – 同樣道理，對上訴人而言，亦是新的證據方法，因為有關報告及結論亦是在定罪完成後才出現。
為此，據上論結，對不同的觀點表示應有尊重外，本人認為上訴人所提出的理據符合《刑事訴訟法典》第431條第1款d項所述的要件，故應批准有關再審上訴的請求，對偽造文件罪重新審理。
2023年4月13日。
落敗票聲明之法官
_________________
馮文莊
1 參見《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
2 參見中級法院在第145/2004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3 參見中級法院在第145/2004號案中作出之裁判。
4 參閱Revisão penal：《Scientia Jurídica》，第14卷，第75期，第76頁。
5 Cavaleiro de Ferreira教授所著《Curso de Processo Penal》，第3卷，AA FDUL，1957年，第37頁。
6 參閱教授著作《Direito Processual Penal》，第44頁
7 參閱本中級法院第60/2001號案件的2001年5月3日、第207/2001號案件的2002年2月21日及第84/2003號案件的2003年5月15日合議庭裁判。
8 見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Vol.III, 2014, CFJJ, 第446頁至4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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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143/2023 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