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號：第451/2022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3年4月20日
主要法律問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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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451/2022號 (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A
日期：2023年4月20日
一、 案情敘述
於2022年3月25日，嫌犯A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CR4-21-0269-PCC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發生在11月14日的事實)，被判處罰金六十日，每日罰金澳門幣一百元，合共被判處罰金澳門幣六千元，倘不繳付或不以勞動代替，須轉服徒刑四十日。
嫌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有關的上訴理由1。
檢察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上訴人認為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撐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盜竊的事實，認為原審法院錯誤評價證據，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實質上指責被上訴裁判存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此外，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2. 對此，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3. 原審法庭於庭審時翻閱涉及2020年11月14日錄影光碟，從錄影片段可見：
“晚上約9時3分41秒，上訴人手持一罐罐裝飲料及兩盒黃色盒裝飲料等候結帳，其間，上訴人走至鄰近收銀枱伸出右手取去一支棒棒糖，並將之放進其短褲的右邊褲袋內。
晚上約9時4分30秒，上訴人為上述飲料進行結帳，超市職員掃瞄上訴人選購的貨物期間，上訴人並沒有從口袋內取出該文棒棒糖給予職員掃瞄。
晚上約9時5分8秒，上訴人在沒有為該支棒棒糖進行結帳的情況下，取回已結帳的飲料離開了XX超級市場。”
4. 綜合分析所有證據，尤其是證人B的證言、卷宗第91頁的收據及上述錄影片段資料，可以確認得到錄影片段與支付系統的時間的確存有 數分鐘的誤差，且根據影片的整個過程，可看到上訴人取去XX超級市場的一支棒棒糖後，在沒有為該支棒棒糖結帳的情況下離開超市，將之不正當據為己有，上訴人根本沒有再次將該支棒棒糖取出，更遑論曾為該支棒棒糖進行結帳。
5. 細閱判決書，原審法院為著形成心證而審查各方面的證據，尤其是列出 了上訴人、證人以及警員的聲明，及後結合卷宗書證進行綜合分析，詳細地論述了其心證的形成，說明了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我們看不出原審法院有違反一般經驗法則，被上訴裁判並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瑕疵。
6. 同時，我們看不出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時存在足以開釋上訴人的任何合理及無法彌補的合理懷疑，並未見原審法院違反疑罪從無原則。
7. 上訴人實際上是挑戰現行法律所確立的法官自由心證原則，藉此質疑法官心證形成的過程及原審判決的認定結論。
8.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違反了澳門《刑法典》第40條第2款、第65條及第66條之規定，沒有充份考慮上訴人在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是上訴人所盜之物價值為1.5澳門元。對此，本檢察院不予認同。
9. 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列出了其量刑標準以及說明了所考慮的具體情節， 詳見判決書第11頁至第12頁。
10. 上訴人在本案案發時為初犯，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對其有利的情節。
11. 上訴人因觸犯「盜竊罪」而被判處罰金六十日，每日罰金澳門幣一百 元，合共判處罰金澳門幣六千元。本院認為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實已考慮了被盜之物價值低微，才會決定適用罰金刑以及訂出如此低的刑罰份量。
12. 分析卷宗資料，本案不存在任何符合《刑法典》第66條規定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任何情節。
13. 綜合分析本案的犯罪情節、上訴人的罪過程度、行為的不法性及預防犯罪的要求以及罪狀刑幅，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判處的刑罰份量並無不適當之處。
14. 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所有上訴理據應予全部駁回，維持原判。
請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閣下作出公正裁決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司法官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意見，認為上訴人提出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對上訴人改判較輕之刑罰。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 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1. 2020年11月7日晚上約9時50分，上訴人A進入位於馬濟時總督大馬路 409號大豐廣場第二座地下O座的“XX超級市場”。
2. 在上述超級市場內，上訴人趁沒有人留意的機會，先後將擺放在超市雪櫃內的一罐罐裝飲料(牌子：魔爪，價值：澳門幣12.5元)，以及貨架上一排合共10顆的鹼性電池(牌子：GP超霸，價值澳門幣31.4 元)帶離貨架。
3. 其後，上訴人在收銀台為其購買之其他物品付款。
4. 2020年11月14日晚上約9時，上訴人再次進入上述“XX超級市場”。
5. 在上述超級市場內，上訴人趁沒有人留意的機會，將擺放在收銀枱上的一枝棒棒糖(價值澳門幣1.5元)取走，然後收藏於其身上。
6. 其後，上訴人在上述超級市場之收銀台為其購買之其他物品付款，隨即帶同上述沒有付款且放置在其身上的一件貨品離開該超級市場。
7. 上訴人之上述行為，造成“XX超級市場”損失澳門幣1.5元。
8. 上訴人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在違反物主意願下，將明知屬他人之財物取去，目的將之不正當據為己有。
9. 上訴人清楚知悉其行為觸犯法律，會受法律制裁。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10. 刑事紀錄表明，上訴人為初犯。
11. 上訴人聲稱為經理，月入澳門幣10,000元，需供養一名子女，具碩士學位。
未證事實
經審判聽證，本案起訴書存在未能得以證明的事實：
1. 2020年11月7日晚上，上訴人在“XX超級市場”取走已證事實第二點所述的貨物，然後收藏於其所穿著之衣服口袋內。
2. 上訴人隨即帶同上述沒有付款且放置在其衣袋內的兩件貨品離開該超級市場。
3. 上訴人之上述行為，造成“XX超級市場”合共損失澳門幣43.9元。
原審法院在判案理由中作出如下說明：
“庭審聽證時，上訴人A 否認被指控之事實，辯稱卷宗載有的錄影片段，即於2020年11月7日晚上9時50分、2020年11月14日晚上9時許的片段中所顯示的涉嫌人士應為本人，尤其該人的衣著及身攜結他與他本人的衣著和結他是相同，且上訴人在庭上確認該人就是他本人，他是有在上述日期和時間到來涉案XX超市購物。但是，雖然上訴人也曾翻閱過涉案片段，表示他沒有在超市內盜竊，又稱錄影片段中並無攝下他的付款情況，他不承認其在沒有付款且把沒付款的貨物帶離超市的行為，又稱若他沒有付款，理應即時提醒顧客付款，而非事後指控他作出盜取行為。另上訴人稱其在2020年11月23日於XX超市內，曾在購物完及欲離開超市之際，防盜鈴也曾響起，於是超市人員報警。其後，他被多名警員進行搜身，但未有發現身上藏有任何偷竊之物品。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證人B(“XX超級市場”職員）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證人表示於11月7日及14日之案發期間，有一名菲律賓同事發現上訴人存有可疑動作，懷疑進行盜竊，於是他翻閱上述日期的錄影光碟，繼而確認上訴人作出了盜竊行為。另外，證人稱自己是理貨員，故知悉那個貨架放置什麼貨品種類和價格，但由於超市貨物眾多，故無法透過庫存去確認上訴人有否把收藏的貨物作出支付，但能夠透過案發時間的付款紀錄，以確定上訴人當時的購貨記錄(即為第90-91頁的補發收據)。雖然，證人表示由於錄影系統的時間與支付系統的時間是相差幾分鐘，但他們也作出了相應排除，即核對了上訴人所購買的物品在該段時間內的單據紀錄後，確認第90-91頁的單據上的貨物，正是上訴人當天所購買之貨物及單據。最後，於11月23日由於上訴人再次出現在超市內，於是將上訴人截停並報警處理。另稱在23日當天上訴人也有拿取過貨物而沒有支付，情況是當上訴人在付款後並準備離開之際，保安員將他欄截並邀請上訴人入房等候警員的到來，其後，上訴人走到貨架並將其未有付款的貨物放回貨架。當時公司方面認為超市沒有損失，故沒有追究上訴人的法律責任。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證人C(“XX超級市場”職員)之證言，其就對本案所知悉的情節作出陳述。證人表示其曾認出上訴人曾在11月7日及14日那二天曾在超市內作出盜竊行為，也曾透過CCTV予以確認之。此外，證人表示確認第90-91頁的單據上的貨物，正是上訴人當時所購買之貨物及單據。於11月23日由於目賭上訴人再次出現於XX超市，於是通知上級即B作出處理。又稱於11月23日當天，上訴人被職員欄截之時，他身上是有未支付款項的貨物，但他本人隨即將貨物放回原位。
審判聽證時，聽取了二名治安警察局警員D、E之證言，其講述案件發生經過及所參與調查措施：
首名警員稱負責翻閱本案所有錄影片段，其就翻閱錄影光碟筆錄的內容作出陳述。另警員協助法庭翻閱本案錄影片段。
第二名警員稱因上訴人不同意，繼而沒法前往上訴人的家居作出搜查和調查措施。
另外，上述警員也協助法庭翻閱本案超市的錄影光碟片段，當中內容與翻閱錄影光碟內容相符。(見卷宗第43-48頁及76-77頁的超級市場提供的錄像資料及相關翻閱筆錄)
首先，從2020年11月7日21時許的錄影片段可見(雖然畫面並非非常清晰，但仍然可以看到畫面中各人的行為及動作)，在11月7日21時56分時，作案人以左手在雪櫃拿取了一罐飲料，並有將之移至腰部的腰包位置的手部動作。其後，作案人便到收銀處排隊結帳之時，又以左手拿起了在放置電池的貨架上的一個物品(疑似電池)並將之放在腰部的腰包內，但沒有拍攝上訴人在收銀台之片段。
在另一11月14日的錄影片段可見，可以看到在21點3分36秒時，作案人將左手的盒裝飲品放到收銀枱處，並走到收銀枱對面的收銀枱，用右手取走一支棒棒糖，隨後看到作案人將右手放到褲袋處。
為此，庭審認定事實，由本庭依照經驗法則，對上訴人在庭審中的聲明、二名證人及二名警員之證言，以及卷宗內的有關文件證明和扣押筆錄等證據方式進行邏輯綜合分析並加以認定，獲證事實證據充分，足以認定。
從上述錄像中看到的內容，足以讓法庭判斷上訴人曾於11月14日在XX超市內作出偷竊行為。
至於11月7日之錄影片段，由於沒有拍攝上訴人在收銀台之片段，雖然存有在此之前的從貨架上取走貨物片段，甚至存有可疑的手部動作，但由於未能毫無疑問地排除一些疑問，尤其超市職員未能透過庫存紀錄予以確認上訴人有否把收藏的貨物作出支付；以及，卷宗的補發購物收據的時間與錄影系統的時間不一致，且沒有實名購物，未能毫無疑問下確定上訴人的實際付款情況如何。由於疑點利益歸上訴人，所以針對11月7日的上訴人行為，未能充份認定上訴人有盜竊行為。”
三、 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下列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量刑
1. 上訴人主張卷宗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盜竊的事實，認為：1)卷宗內的錄影光碟片段未能證實棒棒糖是否已被支付款項，被上訴之判決錯誤得出上訴人在沒有付款的情況下離開超級市場的結論；2)由於證人B的證言是來自其所聽聞的，屬於間接證言，因此不能對此作出評價；3)卷宗第90及91頁的收據並不能作為證據評價，因為錄影系統的時間與支付系統不同，而本案亦未能證明兩個系統的時間是相差數分鐘；4)未能查明上訴人於2020年11月14日在收銀處之時出示了哪些貨品以作支付。綜上，上訴人認為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9條第2款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9條第2段所規定的疑罪從無原則、《刑事訴訟法典》第114、115以及116條的規定，亦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及疑罪從無原則。
《刑事訴訟法典》第114規定：
“評價證據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刑事訴訟法典》第115規定：
“一、須向證人詢問其直接知悉且為證明對象之事實。
二、在法官確定可科處之刑罰或保安處分前，就關於嫌犯人格、性格、個人狀況、以往行為等事實作出詢問，僅在對證明犯罪之構成要素，尤其是行為人之罪過，屬確實必要之範圍內，或在對採用強制措施或財產擔保措施屬確實必要之範圍內，方得為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
《刑事訴訟法典》第116規定：
“一、如證言之內容係來自聽聞某些人所說之事情，法官得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如法官不傳召該等人作證言，則該部分證言不得作為證據方法，但因該等人死亡、嗣後精神失常或未能被尋獲而不可能對其作出詢問者，不在此限。
二、上款之規定適用於內容係來自閱讀某文件之證言，而有關證人非為該文件之作者。
三、拒絕指出或不具條件指出透過何人或從何來源知悉有關事實之人，其所作之證言，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得作為證據。”
證據方面，經分析原審判決所採信之證據及理由說明，可以看到，原審判決對事實的認定建基於嫌犯在庭審中作出之聲明、證人之證言，以及卷宗中的書證(特別是案發時的錄影及支付記錄)。就上訴人在未支付價款的情況下取去一支棒棒糖的事實，基本的情節是上訴人趁沒有人留意，將收銀枱上的一支棒棒糖取走放入褲袋內，而在其購貨的支付記錄中並無該棒棒糖的支付記錄。結合案發時的具體環境及相關證據，原審判決認定上訴人未支付價款將該棒棒糖據為己有符合一般經驗及邏輯推理。因此，原審判決對該事實的認定，並非像上訴人所稱沒有任何證據支持。
此外，的確，證人B的證言中提及的某些事實係其從同事處了解的，但其證言中也有的內容是其自身所知悉的。例如，貨物付款記錄流程。從原審判決所引述的該證人的證言看，其所言並非完全屬道聽途說的“間接證據”。相反，該證人所言多是其自身知悉和經歷的情況。因此，原審判決聽取該證人之聲明並未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114、115以及116條的規定。
另一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規定，上訴亦得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係單純出自案卷所載的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終審法院於2001年3月16日，在第16/2000號刑事上訴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具體分析相關的證據，原審法院除了聽取了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所作的聲明，亦在審判聽證中聽取了案中證人的證言，審查了案中的文件等。原審法院客觀分析上述種種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對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的事實做出判斷。
《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所規定的上訴理據是針對原審法院對審查證據的決定，且須出自案卷所載資料，尤其是判決本身，而並非對相關證據作出重新分析審理。
從經驗法則及邏輯的角度考慮，原審法院所審查的證據可客觀、直接及合理地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有關罪行，而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提出的任何錯誤，亦沒有違反“存疑無罪”原則。
事實上，上訴人是在質疑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以表達他對合議庭所認定的事實的不同意見來試圖質疑法官的自由心證，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當然，不受質疑的自由心證必須是在以客觀的、合乎邏輯及符合常理的方式審查分析證據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心證。
但在本案中，原審法院在審查證據方面並未違背以上所提到的任何準則或經驗法則，因此，上訴人不能僅以其個人觀點為由試圖推翻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2.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量刑過重，沒有充份考慮上訴人在案中的具體情節，尤其是盜竊之物價值僅為澳門幣1.5圓。故此，請求將其刑罰改為判處罰金不超過10日，每日罰金不超過澳門幣50圓。
《刑法典》第40條及第65條規定量刑的標準。
犯罪的預防分為一般預防和特別預防二種：前者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强公眾的法律意識，保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期望，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用，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後者則指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戒，且旨在通過對犯罪行為人科處刑罰，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銘記其犯罪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重新納入社會的目的。
上訴人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可被判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罰金。
在量刑時，法院亦須考慮上訴人為本澳居民，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進行盜竊行為，其主觀故意程度較高。
經分析有關情節，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觸犯的一項《刑法典》第197條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盜竊罪」，判處罰金六十日，每日罰金澳門幣一百元，合共判處罰金澳門幣六千元，倘不繳付或不以勞動代替，須轉服徒刑四十日。上述量刑並不存在過重的情況。
法律賦予法院有在法定的刑幅之內根據嫌犯的罪過程度以及犯罪的預防的需要選擇一合適刑罰的自由。在不確定原審法院的量刑存有明顯違反罪刑相適應原則或者刑罰合適原則的情況下，尤其是對原審法院在直接以及口頭原則的指引下進行的庭審衡量的量刑的要素及其結論，上訴法院沒有介入的空間。
故此，上訴人提出的上述上訴理由亦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裁決。
判處上訴人繳付9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以及上訴的訴訟費用。
著令通知。
202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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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華
(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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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艷平
(第一助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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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武彬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結論內容如下：
1. O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por (1) crime de furto, punido e previsto no artigo 197º, n.º 1 na pena de 60 dias de multa a taxa de MOP$100,00 ao dia, e caso, perfazendo o total de MOP$6.000,00 não seja paga será convertida em pena de prisão efectiva.
2. O recorrente, em relação ao dia 14 de Novembro de 2020, nunca poderia ser condenado por (1) crime de furto, punido e previsto no artigo 197º, n.º 1 porque não existe qualquer prova concreta que permita aferir “com grau de certeza exigida pelo direito penal”, que tirou um chupa-chupa do supermercado sem pagar e causou um prejuízo de MOP$1.5 avos.
3. As imagens de vídeo que existem no processo e respeitante ao recorrente a fls. 134 dos autos, respeitante à situação do dia 14 de Novembro de 2020, não permite aferir e verificar se o chupa-chupa não foi pago ou não.
4. Errou a sentença recorrida ao afirmar que o vídeo permitir concluir que o recorrente tinha saído do supermercado sem pagar!
5. A testemunha B fez um depoimento que é indirecto e não pode ser valorado visto que foi de ouvir dizer.
6. Não pode o depoimento das testemunhas ser valorado na afirmação de que o recorrente furtou visto que a convicção deles é de ouvir dizer e de ter visto o vídeo.
7. A testemunha B disse que não consegue confirmar - devido ao grande volume de produtos - se o recorrente pagou ou não o chupa-chupa.
8. Os recibos de fls. 90 e 91 não permitem aferir e concluir que são referentes à compra feita pelo recorrente visto que a hora do recibo é diferente da hora em que o recorrente estava a pagar.
9. Os recibos de fls, 90 e 91 nunca poderiam ser valarados porque al valarar parque nunca se conseguiu provar nos autos que o sistema de gravação vídeo e o sistema de pagamento estavam dessincronizados por vários minutos.
10. Não é possível ir por dedução e dar de “barato” e certo existir essa deficiência de tempo!
11. Sob pena de “in dubeo” contra o recorrente!
12. Logo, nunca poderiam ser os recibos de fls. 90 e 91 dos autos valorados.
13. Nunca ficou provado nos autos, em especial na acusação, quais os produtos que foram adquiridos pelo recorrente no dia 14 de Novembro, e, sendo assim, teriam a queixosa e o Ministério Público que certificar, com grau de certeza, quais os produtos que foram adquirido nesse dia pelo recorrente
14. Não bastava verificar que os produtos foram adquiridos naquele dia, mas era obrigatório verificar e confirmar que a uma certa hora o recorrente foi à caixa, apresentou os produtos e pagou a respectiva quantia, exceto pelo alegadamente foi furtado, ou seja, o chupa-chupa.
15. Esse esforço probatório teria que ser feito e compete por lei a entidade acusadora e não poderia o Tribunal decidir ter havido furto, por presunção e dedução empírica, por exclusão de partes, num total procedimento “in dubeo” contra o recorrente.
16. A pessoa da caixa que estava na caixa estranhamente também não foi testemunha e essa pessoa era essencial porque só esta é que poderia confirmar quais os produtos que teria o recorrido pago nesse dia 14 de Novembro de 2020.
17. A prova que pode ser valorada nos autos não serve para se poder condenar o recorrente com o grau de exigência do direito penal.
18. O vídeo por si só não permite aferir o furto pelo qual foi condenado.
19. Nunca poderia ter sido considerado o recorrente culpado de ter cometido crime de furto da falta de prova concreta e também por não ser possivel apurar que nos dias 14 de Novembro de 2020 quais o produtos foram apresentados na caixa para serem pagos.
20. Para poder ser condenado era obrigatório poder certificar com grau de certeza elevado que o recorrente não pagou o chupa e chupa.
21. Acresce que - mesmo em caso de dúvida plausível - sempre o recorrente devia beneficiar do princípio basilar do CPP do “in dúbio pro réu”.
22. Violou assim a sentença recorrida o artigo 114º do CPP e o princípio do “in dúbio pro réu” plasmado no artigo 49º n.º 2 do CPP e artigo 29º paragrafo 2º da Lei Básica de Macau.
23. Também viola os artigos 115º, 116º do CPP no que respeita à valoração da prova testemunhal.
24. O acórdão recorrido incorreu num erro de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lei, nos termos do art. 400.º, n.º 1, do C.P.P., ao ter feito incorrecta aplicação do regime contido no art. 40.º, n.º 2, 65.º e 66.º, todos do Código Penal, o que importa 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25. A pena em causa de 60 dias de multa à taxa diária de MOP$100,00, face à bagatela penal de um furto de um objecto (chupa-chupa) no valor de MOP$1.50, foi e é excessiva, e nunca deveria ter excedido os 10 dias de multa à taxa diária de MOP$50,00.
26. A utilização do princípio da insignificância na seara penal justifica-se em razão de que o direito penal deve ser utilizado como a ultima ratio, ou seja, apenas quando os demais ramos do direito não conseguirem tutelar determinado bem jurídico.
27. Assim, observa-se que o princípio da insignificância está intimamente relacionado com o princípio- da intervenção mínima - e seus corolários, subsidiariedade e fragmentariedade -, bem como com o princípio da proporcionalidade.
28. Com efeito, o Princípio- da Insignificância relaciona-se estreitamente com todos os demais princípios do Direito Penal. em especial com os da Legalidade, da Intervenção Mínima, da Fragmentariedade, da Subsidiariedade, da Proporcionalidade e da Lesividade.
29. Destarte, quando a conduta que se encaixa no fato típico possui minima ofensividade, não possui periculosidade na acção, considerando-se reduzido o grau de reprovabilidade e a lesão jurídica provocada inexpressiva, tal facto será tido como atípico, não devendo caber nenhum tipo de pena ao agente.
30. A sua aplicação exige certos requisitos, quais sejam: a) a mínima ofensividade da conduta do agente; b) nenhuma periculosidade social da aação; c) o reduzidíssimo grau de reprovabilidade do comportamento; e d) a inexpressividade da lesão jurídica provocada.
31. Pelo que o princípio da insignificância penal, também denominado de princípio da bagatela, visa excluir a tipicidade material do crime, tendo-se em vista não ser necessária a intervenção do direito penal - embora haja a tipicidade formal do delito -, por não trazer periculosidade social, nem. lesão a bem jurídico relevante, comportando parâmetros quantitativos e qualitativos para considerar a atipicidade da conduta do agente.
32. Quando a conduta praticada pelo agente não trouxer repercussão relevante ao meio social, e estiver aliada ao facto de não ter havido afronta material ao tipo penal- como no furto de um pacote-de-arroz em um supermercado, por exemplo, tais factos não podem justificar a movimentação do Mecanismo Penal, consubstanciada na pretensão punitiva pública, sendo que em casos que tais, será plenamente de aplicar o princípio da insignificância ou bagatela.
33. Estamos perante um bagatela penal e o bem jurídico furtado tem um valor de MOP$1.50 avos
34. Ora, é manifesto que tais considerações mitigadoras quer da ilicitude quer da culpa do recorrente não foram, porém, seguidamente feitas reflectir na pena de prisão final particularmente elevada fixada pelo Tribunal a quo, de 60 dias de multa à taxa diária de MOP$100,00.
35. Ao não ter assim decidido, o acórdão recorrido incorreu num erro de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lei, nos termos do art. 400.º, n.º 1, do C.P.P., ao ter feito incorrecta aplicação do regime contido no art. 40.º, n.º 2, 65.º e 66.º, todos do Código Penal, o que importa a revogação da decisão recorrida.
36. Caso o presente recurso seja procedente, requer a V. Ex.as a substituição da pena aplicada por uma pena de 10 dias de multa à uma taxa diária de MO$100,00.
TERMOS EM QUE se requer a V. Ex.as que se dignem considerar 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revogando-se ou modificando-se o acórdão recorrida nos-termos e medida acima pedidos.
FAZENDO-SE, ASSIM, JUSTI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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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022 p.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