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案第526/2022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控告並提請初級法院以合議庭普通訴訟程序審理第一嫌犯B及第二嫌犯A為直接共同正犯，彼等以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偽造文件罪。
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合議庭在第CR4-21-0243-PCC號案件中，經過庭審，最後判決：
- 檢察院指控第一嫌犯B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偽造文件罪」，應予改變法律定性，改為判處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緩刑二年執行，緩刑附帶條件，條件是須於該卷宗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向本特區捐獻澳門幣30,000元以彌補其犯罪之惡害。
- 檢察院指控第二嫌犯A以直接共同正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五項「偽造文件罪」，應予改變法律定性，改為判處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二年六個月徒刑，緩刑二年執行，緩刑附帶條件，條件是須於該卷宗判決確定後三個月內向本特區捐獻澳門幣30,000元以彌補其犯罪之惡害。
第二嫌犯A不服判決，向本院提起了上訴。1
檢察院就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作出答覆，其內容如下：
1. 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並沒有就如何認定第11點、第13至16點、第22至25點事實作出理由說明，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規定，提出《刑事訴訟法典》360條第1款a項所規定的判決無效。
2. 原審法院為著形成心證而審查各方面的證據，尤其是詳盡地列出了所有證人的聲明，並對卷宗書證進行綜合分析，扼要地論述了其心證的形成，說明了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相信一般人只要細閱原審法院所展示的證據及論述的過程都會認同原審法院已作出充份的理由說明，我們完全看不出被上訴裁判存在被指責的瑕疵。
3. 上訴人認為由於第一嫌犯已取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貿促局」於審批第一嫌犯配偶的聲請，不會在乎對方的勞動合同，因此涉案的文件不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由於有關文件不具有刑事法律重要性，為此在不符合《刑法典》第243條第1款a)項的規定下，不能以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對上訴人定罪。
4. 本檢察院完全認同原審法院於判決書第19至20頁精闢的見解。
5. 根據卷宗第381頁由「貿促局」發出的“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續期臨時居留許可申請須提交的文件”的指引，為了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申請人須向「貿促局」提出申請，並遞交身份證明文件、有效的勞動合同、由本地僱主在最近一個月內發出的“在職證明”文件、最近三個月的糧單、職業稅-第一組登記表M/2格式、由財政局發出，涵蓋歷年收益的“職業稅收益證明書”，以及倘若申請人已/或將轉換任職機構，則須盡快將個人轉職聲明書，離職證明及整套文件提交予該局，以便該局對申請人已/或將轉換任職機構作重新審查，是否仍符合相關規定。”另外，倘申請時欠缺上述所要求的文件，則視為申請人聲明放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6. 為此，本案已證事實第16點的文件是第一嫌犯申請時必需提供，作為「貿促局」評定申請人是否具備申請資格必不可或缺的文件。明顯地，上述文件具有證明申請人具備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的申請資格，該等文件的內容無疑屬法律上之重要事實。
7. 正如庭審時「貿促局」職員表示，申請人不會知道該局的審核標準，而第一嫌犯所提交的涉案文件是申請時必須提交的，為展開相關行政程序的必須文件。
8. 故此，儘管貿易投資促進局可能不考慮該等文件，而考慮其他審批標準，然而，此不妨礙上述申請文件具有“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這一特性。
9. 再者，第一嫌犯提交上述文件的行為的確“為他人打開了改變法律關係之門”，為他人創造了取得相關（不正當）利益（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的條件。這就是說，該等文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而這一公信力有利於保證公共當局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因而屬受刑法保護的、維持誠信社會運作的重要法益。
10. 因此，卷宗第354至357頁的文件屬於《刑法典》第243條a)項(一)之文件，被上訴判決不存在法律適用錯誤。
11. 上訴人認為被上訴裁判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錯誤的瑕疵。
12. 證人D指出，第一嫌犯沒有為任何人看診過，也沒有病人預約他看病，且約每隔1至3個月才會到上述中心與C或上訴人開會，第一嫌犯在該診療中心並沒有自己專屬的房間。根據第19點已證事實，第一嫌犯於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每年分別只留澳8天、7天及3天，這顯然與第一嫌犯獲聘的條件——每週兩次會診（星期三及星期五15:00-18:30）——完全不吻合，因此，被上訴裁判認定第一嫌犯“長年不在澳門，沒有依規定在「F診療中心」會診，也沒發薪證明，卻自稱是與診所建立真實的勞動關係，這是明顯與事實不符的。而作為僱主之第二嫌犯，既不要求第一嫌犯上班，也不要求第一嫌犯返回診所應診病人，更沒有提交給第一嫌犯每月支付人工的證據。很明顯，他們二人之勞動關係是虛假的。”並無不妥之處。
13. 即使上訴人行使緘默權，且各職員證人均聲稱第一嫌犯在診療中心工作，但考慮到本案所有客觀事實，可看出上訴人是有主觀意圖與第一嫌犯合謀共同製作了第16點已證事實的文件，用以訛稱第一嫌犯在F診療中心任職醫生。另外，儘管該四份文件沒有上訴人的簽名，然而，該等文件均是由F診療中心發出，而上訴人是該診療中心的行政主管，若不是上訴人同意發出，及製造第一嫌犯為該診療中心醫生的假象，那為何診療中心的所有職員均認為即使第一嫌犯在該診療中心沒有任何診療記錄，但仍為該診療中心的顧問醫生？因此，本院認為上訴人無法推翻其知情的事實。
14. 更匪而所思的是，診療中心唯一護士及唯一為病人登記的證人D，以及聲稱會咨詢第一嫌犯意見的C均無法講出第一嫌犯具體是那一醫科專業醫生？二人均只能籠統地說第一嫌犯是顧問醫生。
15. 明顯地，第一嫌犯與上訴人的勞動關係為虛構，只能說是個非真實工作的“掛名”醫生，其“掛名”的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了使「貿促局」誤以為第一嫌犯獲「F診療中心」聘用，讓第一嫌犯為其配偶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使後者取得本澳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
16. 我們認為在綜合分析案中的所有證據後，原審法院作出認定上訴人伙同第一嫌犯作出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2款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的心證是符合一般經驗法則，被上訴裁判並不存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
17. 上訴人指出其在事發後已經過5年時間，行為一直保持良好，認為應根據《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的規定給予特別減輕。
18. 分析卷宗資料，上訴人行使緘默權，沒有坦白承認本案犯罪事實，本檢察院認為未能夠從上訴人的行為中體現出對事實不法性或罪過之情節，又或刑罰之必要性帶來明顯減輕或降低其必要性，單憑上訴人沒有再次犯罪，並不符合《刑法典》第66條所規定的特別減輕。
19. 上訴人以直接共同正犯、連續犯和既遂方式觸犯了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2款結合第1款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被判處2年6個月徒刑，接近抽象法定刑幅下限。綜合分析本案的犯罪情節、上訴人的罪過程度、行為的不法性及預防犯罪的要求以及罪狀刑幅，我們認為，原審法院對上訴人所判處的刑罰份量並無不適當之處。
20. 綜上所述，本檢察院認為，上訴人的所有上訴理據不足，應予全部駁回，維持原判。
駐本院助理檢察長提出法律意見書，認為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應該予以駁回。
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
1. 2006年12月5日，第一嫌犯B以「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在「H大學」任職副教授）作為依據向「貿易投資促進局」（下稱「貿促局」）申請其本人與惠及其家團成員（女兒I）臨時居留許可（參閱卷宗第12至16頁）。
2. 上述申請於2007年8月28日獲行政長官批准（參閱卷宗第9至11頁），為此，第一嫌犯於2007年10月30日獲發編號為14XXXX2(5)的非永久性澳門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145頁），而I則於2008年3月17日獲發編號為14XXXX7(4)的非永久性澳門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152頁）。
3. 2010年3月26日，第一嫌犯向「貿促局」為其本人與女兒I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此時，第一嫌犯繼續以「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為依據作出申請，但從事的業務則更改為在「J診療中心」任職主任醫師（參閱卷宗第140至144頁）。
4. 上述續期申請於2010年11月8日獲經濟財政司司長批准（參閱卷宗第136至139頁）。
5. 2011年3月21日，第一嫌犯以「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在「J診療中心」任職主任醫師）作為依據向「貿促局」申請其家團成員（妻子G）臨時居留許可（參閱卷宗第92至96頁）。
6. 上述臨時居留許可申請於2011年10月10日獲經濟財政司司長批准（參閱卷宗第89至91頁），為此，G於2011年11月17日獲發編號為15XXXX0(8)的非永久性澳門居民身份證（參閱卷宗第288頁）
7. 2013年6月21日，第一嫌犯向「貿促局」為其本人、妻子G與女兒I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參閱卷宗第267至272頁）。
8. 上述續期申請於2013年11月29日獲經濟財政司司長批准，第一嫌犯、G及I的臨時居留許可期限至2016年8月28日（參閱卷宗第260至266頁）。
9. 其後，第一嫌犯及I先後成功申領永久性澳門居民身份證。
10. 由於G的上述臨時居留許可期限屆滿時，其仍未具條件申領永久性澳門居民身份證，故此，第一嫌犯必須於2016年為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然而，此時第一嫌犯已從「J診療中心」離職，因此，第一嫌犯不能再以其在「J診療中心」任職主任醫師作為依據向「貿促局」為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
11. 2016年7月，第一嫌犯將其已從「J診療中心」離職且不能為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一事告知第二嫌犯A（第一嫌犯的朋友）。
12. 第二嫌犯自2016年開始是「F診療中心」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參閱卷宗第401至407頁的商業登記書面報告）。
13. 經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商議，第二嫌犯答應將第一嫌犯虛報為「F診療中心」所聘用的僱員，並向第一嫌犯簽發虛假的聘用合同及在職證明等文件，藉此使第一嫌犯能以「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作為依據向「貿促局」為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
14. 之後，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製作一系列虛假文件，尤其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聘用合同》、《在職證明》及《職務描述》等為上述申請續期所需要之文件。
15. 2016年11月25日，第一嫌犯向「貿促局」為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並向「貿促局」遞交上述由其與第二嫌犯共同製作的以「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為依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第一嫌犯在前述申請書中報稱其自2016年7月11日起在「F診療中心」擔任研究顧問，並在前述申請書中簽署確認（參閱卷宗第329至333頁）。
16. 隨上述申請，第一嫌犯同時亦向「貿促局」提交了上述一系列預先由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共同製作的文件，當中包括一份由「F診療中心」發出的《B醫生職務描述》、一份由「F診療中心」發出的《在職證明》、一份《聘用合同》及一份由「F診療中心」致衛生局的文件：
- 上述《B醫生職務描述》指明自2016年7月起，「F診療中心」聘用第一嫌犯為顧問醫生，第一嫌犯會約診處理病人。該文件下款以第二嫌犯作為行政主管之名義發出，但沒有任何簽署，僅蓋上「F診療中心」印章（參閱卷宗第354頁）；
- 上述《在職證明》指明自2016年9月1日起，第一嫌犯在「F診療中心」擔任全科西醫醫生及臨床診療研究顧問，合同有效期為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基本月薪為澳門幣四萬二千八百元（MOP$42,800.00）。該文件同樣以第二嫌犯作為行政主管之名義發出，但沒有任何簽署，僅蓋上「F診療中心」印章（參閱卷宗第355頁）；
- 上述《聘用合同》指明「F診療中心」聘用第一嫌犯為顧問醫生，每週兩次參與會診，合同有效期為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月薪為澳門幣四萬二千八百元（MOP$42,800.00）。該合同之甲方由第二嫌犯以行政主管之名義列出，但沒有簽署，只蓋上「F診療中心」印章，其下方有第一嫌犯作為乙方之簽署（參閱卷宗第356頁）；
- 上述由「F診療中心」致衛生局牌照科的文件指明「F診療中心」自2016年7月11日起聘用第一嫌犯為全科西醫醫生及臨床診療研究顧問，診症時間為星期三和星期五15:00-18:30。該文件下款是「F診療中心」的負責人K，但未能確定由何人簽署（參閱卷宗第357頁）。
17. 上述續期申請於2017年3月21日獲經濟財政司司長批准，G的臨時居留許可期限至2019年8月18日（參閱卷宗第324至328頁）。
18. 事實上，第一嫌犯從未為「F診療中心」提供任何工作，且從未在「F診療中心」會診，亦沒有從「F診療中心」獲發任何薪金。
19. 此外，第一嫌犯於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每年分別只留澳8天、7天及3天，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中國內地（參閱卷宗第418至423頁的出入境紀錄）。
20. 可見，第一嫌犯於2016年至2018年期間不可能每逢星期三及星期五在位於本澳的「F診療中心」會診。
21. 「貿促局」在複核第一嫌犯的上述申請個案時發現第一嫌犯在澳門的逗留時間與其在澳門的工作時間出現矛盾，從而揭發事件。
22. 兩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23. 兩名嫌犯共同協議和合力，製作有關用以訛稱第一嫌犯在「F診療中心」任職醫生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職務描述》、《在職證明》及《聘用合同》等文件，將該等文件呈交予「貿促局」，用以欺騙當局，使之誤以為第一嫌犯獲「F診療中心」聘用，目的是讓第一嫌犯為其配偶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使後者取得本澳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
24. 兩名嫌犯的行為亦意圖影響該類文件的公信力及其在一般關係中所傳遞的安全及信心，並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及第三人的利益。
25. 兩名嫌犯清楚知道彼等的行為是違法的，並會受到法律制裁。
此外，審判聽證亦證實以下事實：
- 第一嫌犯聲稱為澳門醫學診療中心的醫生，月入平均澳門幣10,000元，需供養母親、岳父及妻子，具博士畢業學歷。
- 第二嫌犯聲稱為診所管理機關成員，月入澳門幣20,000元，需供養一名子女、具大學畢業學歷。
- 刑事紀錄證明顯示，二名嫌犯在本澳為初犯。
未證事實：
- 經庭審聽證，本庭認為控訴書並不存在未能得以證明的事實。
三、法律部份
上訴人A在其上訴理由中，認為：
- 原審法院沒有就如何認定第11點、第13點至第16點，第22點至第25點事實作出理由說明，尤其沒有指出採用了那些證人證言及文件書證作為認定事實；此外，上訴人A又認為原審法院僅以第一嫌犯長期不在澳來認定上訴人A有參與其中是不足夠的，而且上訴人A亦沒有簽署任何文件，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缺乏理由陳述，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87條及第355條第2款存在同一法典第360條第1款a項之規定而無效。
- 第一嫌犯配偶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並不取決於第一嫌犯的勞動關係，因此當時第一嫌犯已取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而澳門貿易投訴促進局（下稱貿促局），亦認為無論第一嫌犯的勞動關係怎樣均會批准有關申請，為此，涉案文件並不能被視為具有“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的作用，不屬於《刑法典》第243條a項(1)規定文件之定義，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法律適用錯誤，違反了《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之規定。
- 第一嫌犯有在診所工作，無證據顯示上訴人A有與第一嫌犯共同參與犯罪，不存在取得任何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特別意圖，而且涉案文件對第一嫌犯配偶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並不必要，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1款及第2款c項的規定。
- 貿促局批准第一嫌犯配偶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是基於當時第一嫌犯已取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而不取決於第一嫌犯的勞動關係，因此，上訴人A的行為並沒有對澳門特區及第三人造成損失，這與第10點及第24點已證事實出現矛盾，從而指責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規定的“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
- 上訴人行為良好，且有關犯罪行為已經經過5年，過了相當長的時間，認為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應根據《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及第67條的規定給予特別減輕。
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一）缺乏理由說明的無效
我們一向認同，只有在法院絕對缺乏對事實或者法律方面的判決作出理由說明的情況下才有《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指的無效。原審法院除了列舉被認定的事實及未獲證明的事實之外，亦指出了用以形成法院心證的證據，明確指出法院根據嫌犯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實作出的聲明及相關證人證言、並分析卷宗內所載的書證及其他證據後就相關事實作出認定，其所作出的理由說明，符合立法者對判決理由說明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不存在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有關規定而導致判決無效的情況。而說明理由不完善的情況，而非第355條第2款的絕對缺乏，這種不足亦不會導致判決的無效。2
我們知道，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典》（依第9/2013號法律第6條第2款第1項的規定適用於本案）對法院的判決的理由說明施以更加嚴厲的要求，一反一貫認為無需進行證據的衡量審查的司法見解，確定了法院的判決書必須在列出已證事實和未證事實以及指出形成心證所基於的證據，並且對此證據的審查及衡量，這才是判決書的理由說明的全部。
第355條第2款寫到：緊隨案件敘述部分之後為理由說明部分，當中列舉經證明及未經證明的事實，以及闡述即使扼要但儘可能完整、且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上及法律上的理由，並列出用作形成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橫綫為我們所加）。
法院的判決書的事實方面的決定的理由說明正是以證據的審查與衡量為前提的。3 新法典所加入的法院必須進行對證據的衡量的要求，明顯是對法官的自由心證做到更加透明更加清晰的要求。法官必須對證據作衡量，不但要求在說明理由時指出形成心證所依據的證據，更要對這些證據的接受為事實的時候進行客觀的衡量，向人們解釋審判者是如何對證據所證明的東西作出清晰的判斷，雖然扼要，卻要盡可能詳盡地介紹其所接受為真的事實，以及不接受另外的證據為真的理由。
在本案中，我們可以看見原審法院在事實之分析判斷中（參見卷宗第642頁至第650頁），已經清楚說明了其形成心證的依據所在，原審法院透過一系列的證據，包括兩名嫌犯所作之聲明（保持沉默）、多名證人、一名警員證人之證言，辯方證人之聲明，以及卷宗內的所有文件證明等文件書證，因此，在證據上足以認定上訴人A實施了本案所針對的犯罪行為，尤其指出：
“本案中，「F診療中心」的負責人（第二嫌犯）答應將第一嫌犯虛報為該診療中心所聘用的僱員，伙同第一嫌犯共同製作了有關用以訛稱第一嫌犯在「F診療中心」任職醫生的 《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書》、《職務描述》、《在職證明》及《聘用合同》等文件，將該等文件呈交予「貿促局」。……
本合議庭認為，上述文件雖是第二嫌犯以行政主管之名義列出，並以企業名義發出，但是由第一嫌犯將之呈交予「貿促局」，第一嫌犯及其配偶是直接得益者。從卷宗證據顯示，第一嫌犯於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每年分別只留澳8天、7天及3天，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中國內地。不可能符合「F診療中心」與第一嫌犯之間的應診要求。第一嫌犯於2016年至2018年期間根本沒有也不可能每逢星期三及星期五在位於本澳的「F診療中心」會診。再者，二名嫌犯交來的工資證明，只是以聲明書方式為之，沒有出糧記錄、沒有銀行轉帳紀錄。……
第一嫌犯的上述工作情況，長年不在澳門，沒有依規定在「F診療中心」會診，也沒發薪證明，卻自稱是與診所建立真實的勞動關係，這是明顯與事實不符的。而作為僱主之第二嫌犯，既不要求第一嫌犯上班，也不要求第一嫌犯返回診所應診病人，更沒有提交給第一嫌犯每月支付人工的證據。很明顯，他們二人之勞動關係是虛假的。他們之目的是為了欺騙當局，使之誤以為第一嫌犯獲犯「F診療中心」聘用，目的是讓第一嫌犯為其配偶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使後者取得本澳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
顯然，原審法院在認定第11點、第13點至第16點、第22點至第25點事實列為獲得證實作出了充足理由說明，尤其是對所調查的證據作出了有效的衡量。
在此，原審法院已經充分地闡述了其認定事實的邏輯依據及推理過程，即使當中並沒有逐項細緻地指出其所認定或不認定的事實的證據基礎，但這並不意味存在著上訴人A所指出的遺缺，因為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所要求的理由說明是儘可能完整，而不是必須完整無缺。
因此，我們認為原審法院的理由說明方式已足夠滿足《刑事訴訟法典》第355條第2款的要求，上訴人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所作出的缺乏理由說明的無效的指責是毫無道理的。
（二）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
眾所周知，《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c項所規定的“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是指，對於原審法庭所認定的既證事實及未被其認定的事實，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合議庭判決書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均會認為原審法庭對案中爭議事實的審判結果屬明顯不合理，或法院從某一被視為認定的事實中得出一個邏輯上不可被接受的結論，又或者法院在審查證據時違反了必須遵守的有關證據價值的規則或一般的經驗法則，而這種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錯誤。4
同樣我們一貫堅持，事實審理的自由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在審查證據後對於採信何種證據，是法官形成心證的過程，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114條的規定，法官在對構成訴訟標的的具爭議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況，如《刑事訴訟法典》第149條第2款所規定的排除法官的自由心證的情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所有的證據。
而對於上訴法院來說，對此瑕疵是否存在的審查乃通過審查原審法院的事實認定的理由說明，尤其是從對構成心證所基於形成的證據的列舉以及衡量的過程的審查，確認是否存在違反證據規則以及一般經驗法則的情況。此外的事實認定，包括原審法院接納或不接納哪些證據並賴以形成其心證並認定事實是由法律所賦予的自由，一般情況下，這種心證是不能受到質疑。
從上訴人的上述理由可以看到，上訴人明顯混淆了一個法律問題的適用所依據的是事實，而並非證據。如果上訴人要提出比較切題的上訴理由，必須具體質疑原審法院法院在認定哪些事實存在明顯的錯誤，哪些地方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違反一般經驗法則之處。比如，上訴人所質疑的原審法院所認定的涉及第一嫌犯在第二嫌犯的診所確實工作的事實，與第二嫌犯存在共同犯罪故意以及第二嫌犯存在為了取得可以進入澳門、在澳門逗留或者居留的文件的特定故意的事實，這些明顯是在法律問題的層面的問題，而對這些法律問題予以適用則是根據原審法院已證事實作出解釋以及合適的法律適用。
那麼，我們就看看上訴人實際上應該質疑的事實部分。
首先，關於第一嫌犯有否在診所工作的問題，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時候清楚作出了清楚的說明：結合證人D（診所姑娘）及第一嫌犯的出入境資料（參見卷宗第418至第423頁），第一嫌犯沒有為任何人看診過，沒有病人預約第一嫌犯看病，第一嫌犯沒有專屬房間，且約每隔1至3個月才會到診所與上訴人A或其妻子開會，而且在2016年9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每年分別只留澳門8天、7天及3天。基於此，原審法院才得出這與第一嫌犯獲聘「F診療中心」的每週兩次會診的工作要求不符合，而認為第一嫌犯實際上沒有在有關診所工作的結論。
至於上訴人A認為其沒有簽署任何文故不存在取得任何進入澳門持別行政區的特別意圖的事實的質疑，這明顯屬於一項法律事實，只能在有關的法律問題層面予以討論，而在題述的上訴問題明顯不合適。
因為，正如前述，第一嫌犯獲聘「F診療中心」的工作要求完全不符合，而作為僱主的上訴人，既不要求第一嫌犯上班，也不要求第一嫌犯返回診所應診病人，更沒有提交給第一嫌犯每月支付人工的證據，這樣，即使第16點已證事實的文件是上訴人A以行政主管之名義列出，並以企業名義發生，當中並沒有任何上訴人A的簽名，但亦已足夠反映上訴人A明知第一嫌犯不在其診所工作，但為著第一嫌犯配偶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獲貿促局批准，而故意與第一嫌犯製作相關文件用作欺騙當局之用。正如原審法院在裁判中所分析的：“第一嫌犯的上述工作情況，長全不在澳門，沒有依規定在「F診療中心」會診，也沒發薪證明，卻自稱是與診所建立真實的勞動關係，這是明顯與事實不符的。而作為僱主之第二嫌犯，既不要求第一嫌犯上班，也不要求第一嫌犯返回診所應診病人，更沒有提交給第一嫌犯每月支付人工的證據。很明顯，他們二人之勞動關係是虛假的。他們之目的是為了欺騙當局，使之誤以為第一嫌犯獲「F診療中心」聘用，目的是讓第一嫌犯為其配偶G的臨時居留許可申請續期，使後者取得本澳居留所需之法定文件。”
也就說，這個問題應該在下文關於嫌犯是否觸犯被判處的罪名的上訴問題中予以分析。
至於上訴人A認為無證據顯示其有與第一嫌犯共同參與犯罪，其所質疑的更是一個純粹的關於共同犯罪的法律適用的問題。
那麼，除了這些法律問題之外，上訴人的整份上訴狀，也只是單純表達不同意原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而已，更多的只是上訴人的個人意見和片面之詞而已，卻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讓一般人一看就會察覺的錯誤的存在的理由。事實上，彼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是結合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證據，包括兩名嫌犯所作之聲明（保持沉默）、多名證人、一名警員證人之證言，辯方證人之聲明，扣押物以及卷宗內的所有文件證據等文件書證等一眾證據後形成心證，我們完全可以在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的判案理由中清楚看到原審法院在認定事實方面的思路及邏輯依據，顯然，並不存在原審法院在評價證據方面明顯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常理，以致讓一般人一看就可以察覺的錯誤。
不能確認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沾有“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的瑕疵，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雖然上訴人在其上訴的摘要部分的第50與57點提到質疑原審法院的判決患有《刑事訴訟法典》第400條第2款b項的瑕疵，但是，實際上是上文所質疑的在審查證據方面的明顯錯誤的瑕疵，應該無從審理是否存在“在說明理由方面出現不可補救之矛盾”的瑕疵的問題。
因此，應裁定上訴人A此部份上訴理由不成立，並予駁回。
至於上訴人最後所提出的證據的重新審理的請求，也僅基於所主張的事實瑕疵的實際出現為前提的，那麼，在上述的決定基礎上，這個請求也是明顯不能予以支持的。
而就上訴人所主張的“貿促局批准第一嫌犯配偶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是基於當時第一嫌犯已取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而不取決於第一嫌犯的勞動關係，因此，上訴人A的行為並沒有對澳門特區及第三人造成損失”的問題，也僅僅是一項法律層面的問題，並不屬於事實層面的瑕疵的問題。
下文繼續。
（三）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的罪名的認定
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層面的問題，集中在質疑其行為是否構成題述的罪名的問題。
我們具體看看。
3.1. 罪名中的“文件”的定義
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文件罪」，有關的“文件”必須用《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a)項及b)項再援引第243條a項(1)的規定：
“(一)表現於文書，又或記錄於碟、錄音錄像帶或其他技術工具，而可為一般人或某一圈子之人所理解之表示，該表示係令人得以識別其由何人作出，且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而不論在作出表示時係作為此用，或之後方作此用者;…… ”。
這樣，本案的關鍵就在於第一嫌犯在涉案文件中遞交的不實文件，是否符合《刑法典》第243條a項(1)所指的“文件”。
正如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教授針對「文件」所教導我們的內容：“文件具有三項職能，而這三項職能同時構成文件在刑事法律概念的構成要素；代表性職能，即文件是人類思維的表現；證據職能，即文件能適當地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即創設、變更或消滅法律關係之事實）；擔保職能，即文件載有簽發人（自然人或法人）身份資料之聲明”5。
也就是說，作為文件的其中一項職能，且亦是刑事法律概念當中的一項構成要素，涉案文件所敘述或記載的是否一項具創設、變更或消滅法律關係的“表示”，將對嫌犯的行為是否構成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所規定及處罰之「偽造文件罪」具重要性。
根據卷宗第381頁由貿促局發出的“管理人員及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續期臨時居留許可申請須提交的文件”的指引，為了臨時居留許可的續期，申請人須向貿促局提出申請，並遞交身份證明文件、有效的勞動合同、由本地僱主在最近一個月內發出的“在職證明”文件、最近三個月的糧單、職業稅-第一組登記表M/2格式、由財政局發出涵蓋歷年收益的“職業稅收益證明書”，以及倘若申請人已/或將轉換任職機構，則須盡快將個人轉職聲明書，離職證明及整套文件提交予該局，以便該局對申請人已/或將轉換任職機構作重新審查是否仍符合相關規定。另外，倘申請時欠缺上述所要求的文件，則視為申請人聲明放棄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申請。
可見，第16點已證事實的文件是第一嫌犯為其妻子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時必需提供的，並作為貿促局評定申請人是否具備申請資格不可或缺的文件。
終審法院在確認“社會房屋申請表中所載的虛假聲明，包括經第296/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社會房屋申請規章》第4條第2款（三）項所提及的家團成員的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構成《刑法典》第244條第1款b項所規定及處罰的偽造文件罪”的統一司法見解的判決（於2023年2月22日在第19/2022非常上訴中的判決，該判決載於2023年3月13日第11期《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第一組）中，認同作為上訴依據的中級法院的判決的觀點時指出：“根據上述有關規定，《社會房屋申請規章》明確將「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列為‘文件’，而且，透過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書以及各‘文件’的審查，即可決定是否將申請人納入輪候名單，而該「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內容無疑是作出有關決定的具決定性作用之‘文件’。的確，現行的第17/2019號法律和第30/2020號行政法規與兩名被上訴人實施有關事實時的法規規定有所不同。⋯⋯新法沒有將家團成員的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作為獨立的須遞交的‘文件’，而是將之納入聲請書中，且明確規定了須提交的是家團成員的收入證明文件和家團成員的資產淨值證明文件。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家團成員的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不再是文件。再者，從「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應聲明的內容來看。在「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當中，須聲明的不僅僅是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內的、也包括位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外的，不但是銀行存款，還包括現金、珠寶、藝術品等，這些資產並非全部都是能夠出具證明的、行政當局有條件作出核查的資產，在此情況下，綜合社會房屋分配的目的、原則和程序的需要，我們不難得出本案的「收入及資產淨值聲明書」具備適合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的特性。”
這樣，對於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行政程序而言，涉案文件無疑是一份展開針對第一嫌犯有關行政程序的文件，為此，該文件的確具有一項創設法律關係的職能，其創設了第一嫌犯與貿促局之間的一段行政法律關係。
同樣道理，關於第一嫌犯是否有與上訴人所屬的「F診療中心」建立勞動關係，僅能透過該醫學中心發出證明茲以作實，因此，第16點已證事實的文件：一份由「F診療中心」發出的《B醫生職務描述》、一份由「F診療中心」發出的《在職證明》、一份《聘用合同》及一份由「F診療中心」致衛生局的文件均是用作證明第一嫌犯與「F診療中心」存有勞動關係之用，申言之，上述文件均能適當地用作證明法律上之重要事實的“表示”，無疑完全符合《刑法典》第243條a項(1)所指的“文件”的所有特性。
即使貿促局可能不考慮該等文件，而考慮其他審批標準，但由於該等文件是作為貿促局展開相關行政程序的必須文件，並作為評定申請人是否具備申請資格不可或缺的文件之用，尤其是用作證明基於第一嫌犯與本澳醫學機構存有勞動關係而具備了申請臨時居留許可的特別資格，該等文件的內容具備適當的證明能力，貿促局批准臨時居留許可續期的行政決定是建基於行政當局的調查及第一嫌犯所提交的上述文件證據所帶來的效果。
雖然上訴人A強調根據卷宗第378頁至第379頁的建議書內容，貿促局無論第一嫌犯的勞動關係怎樣均會批准有關申請，但原審法院亦已針對該內容作出了詳細的分析，尤其指出：
“本合議庭意見認為，雖然最終「貿促局」選擇了力圖律師事務所之意見，作為「貿促局」之統一處理方向。但是很明顯，「貿促局」之上述統一意見是不符合上述法律之規定，也不符合第2款之但書情況。相反，「貿促局」之法律顧問的意見沒有違背法律要求且是符合相關法律精神的。
本合議庭意見客觀認為，更重要的是，「貿促局」雖然參考了上述統一意見，但還是有要求申請人提交的一系列予以證明申請人在臨時居留期間仍有保持居留許可申請獲批准時曾被考慮的具重要性的文件。而本案B也應要求而提交了自2016年7月11日在“F診療中心”任職證明，每週兩次會診（星期三及星期五的15時至18時30分），月薪為澳門幣42,800元的文件。
可見，「貿促局」既然要求申請人呈交文件，而申請人（第一嫌犯）也應此要求而呈交了。那麼「貿促局」考不考慮該等文件，或該等文件是否符合核心批准要求，已經不是本刑事案件所需要擔心的問題。……
……所以說，既然第一嫌犯的家團成員的臨時居留許可的前提，是依賴主申請人即第一嫌犯之「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的要求和標準，那麼作為維持原依據之臨時居留許可續期要求，也需要同等要求和標準。”
我們認同這些論述。
因此，上訴人所提出的本案所涉及的“文件”不構成被判處罪名的“文件”的效力的主張，沒有任何的理由。
上訴人這部分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3.2. 偽造文件罪的共同犯罪的認定
上訴人認為本案所涉及的四份文件，均非由上訴人簽署，所以不能認定其與第一嫌犯存在共同的犯意。
明顯沒有道理。
關於上訴人所主張的不存在共同的犯罪故意的問題，在此，我們不妨引用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6日在第222/2013號刑事上訴案中所持的見解：“共同犯罪的決意乃共同犯罪的根基及本質，因為只有在主觀上各行為人之間存在共同決意才能解釋為何雖然各行為人只實施犯罪計劃當中的部分行為，但仍然需要為整個犯罪行為的全部負責。”
可見，共同犯罪並不是要求每一個嫌犯都必須參與犯罪計劃中的全部行為，只要存在共同實施犯罪的決意，即使實施了犯罪計劃當中的部分行為，便足以使其對整個犯罪行為負全部責任。
上訴人正是為了在其以「具備特別資格的技術人員」為依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臨時居留申請程序中，其作為家團成員之一的妻子的居留許可能夠得到續期批准的目的，而遞交了作為必須完成的條件的“文件”，這些文件均按照其意圖而將不實的事實載於其中，那些文件無需行為人本身的簽署，也足以認定其“偽造的故意”。
那麼，可以說，即使原審法院沒有認定第22點的結論性事實（“兩名嫌犯是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 ），我們也可以在根據其他客觀事實而進行推論，得出相同的結論，而肯定地認定“第一嫌犯及上訴人A為本案犯罪活動的一員，是基於同一共同犯意而作出本案的犯罪行為”，而不能僅基於上訴人的否認而排除了彼等實施「偽造文件罪」的共同責任。
因此，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法律適用錯誤，並無違反第6/2004號法律第18條第1款及第2款的規定。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 特別減輕情節的認定
上訴人以其行為良好且有關犯罪行為已經經過了5年的相當長的時間為由而主張《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及第67條的規定的特別減輕刑罰情節的適用。
明顯沒有理由。
正如終審法院於2001年9月26日在第14/2001號上訴案件中所指出的，“澳門《刑法典》第66條規定的刑罰的特別減輕的前提是，在犯罪之前或之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的罪過的情節，或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的情節，也就是說，不僅要有明顯減輕事實的不法性或行為人罪過的情節，而且還要有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的情節，即明顯減少預防的要求之情節。……司法見解一向認為，減輕情節的多寡絕對不能必然導致特別減刑，而是必須表明事實的不法性、行為人的罪過或刑罰的必要性明顯減輕。也就是說，只有在評價具體案件中出現的所有情節之後，如果事實的整體形象產生了事實不法性、行為人罪過和刑罰的必要性明顯減輕的結果，才應使用刑罰的特別減輕。”
可見，《刑法典》第66條第2款所規定的特別減輕情節也非屬法律明確規定必須減輕的情節，而是需要透過審判者在每一具體個案中進行評定；換言之，法官需評價有關情節的價值，判定是否存在足以明顯減輕其不法性、罪過或刑罰的必要性情節。
除了上訴人所主張的單純的犯罪既遂之後所經過了一段時間作為特別的減刑的情節，明顯不能被採納之外，對於我們來說，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保持沉默，沒有向法庭坦白交代案情及協助法庭查明事實真相，已經足以顯示其在事發後並沒有表現出真心悔改的認罪態度，根本沒有辦法滿足《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所規定的“可相當減輕其罪過的情節”的基本條件。
那麼，被上訴的合議庭裁判沒有適用《刑法典》第66條第2款d項及第67條的規定，沒有任何可以質疑的地方。
上訴人這部分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定上訴人A的上訴理由不成立，予以駁回。
判處上訴人繳付6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以及支付本程序的訴訟費用。
澳門特別行政區，2023年4月27日
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
譚曉華
(第二助審法官)
1 其葡文內容如下：
1. Vem o presente recurso interposto do Acórdão proferido pel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que condenou o 2º Arguido, ora Recorrente, pela prática de um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o artigo 18º, nºs 1 e 2 da Lei 6/2004, na pena única de 2 anos e 6 mese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execução pelo período de 2 anos, com a condição de pagamento da quantia de trinta mil patacas.
2. O ora Recorrente não pode conformar-se com a decisão recorrida, por entender que está ferida de nulidade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artigos 87º, nº 4, 355º, nº 2 e 360º, nº 1, al. a) do CPP), de erro de direito por não preenchimento 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 (arts. 400º, nº 1 do CPP e 18º, nºs 1 e 2 da Lei 6/2004),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 400º, nº 2, al. c) do CPP), e por entender ainda que, a aplicar-se uma pena no caso concreto, sempre teria a mesma de ser especialmente atenuada (arts. 66º, nº 2, al. d) e 67º do CP).
3. A decisão recorrida é omissa no que respeita à pronúncia sobre a fundamentação relativa aos factos nºs 11, 13, 14, 15, 16, 22, 23, 24 e 25 dados como provados.
4. Da alálise da decisão recorrida não se consegue retirar em que provas é que o Tribunal a quo se baseou para considerar que o ora Recorrente participou (em co-autoria) no crime de fali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elo qual foi condenado.
5. A decisão recorrida limita-se a fazer uma referência genérica aos elementos de prova (“regras da experiência”, “análise lógica”, “provas suficientes”, “reconhecimento sobre as declarações (em silêncio) dos dois arguidos”, “depoimentos das várias testemunhas”(…)”), da qual não é possível retirar qualquer conclusão para o caso concreto.
6. Não se percebe, nomeadamente, em que medida foram valorados os depoimentos das testemunhas, quais provas documentais que serviram de base para esta consideração sobre os factos provados, ou o que quer o Tribunal a quo dizer com “reconhecimento sobre as declarações (em silêncio) dos dois arguidos”(sendo certo que o silêncio dos arguidos não os pode prejudicar).
7. Na parte que seria a guardada à fundamentação da decisão, o Tribunal a quo começa por apresentar um parágrafo genérico, seguido de seis parágrafos com considerações sobre a necessidade, ou não, dos documentos em causa nos presentes autos para a aprovaçã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cônjuge do 1º Arguido, por parte do IPIM, considerações essas que nada têm a ver com os factos sobre o qual o ora Recorrente entende não existir fundamentação (11, 13, 14, 15, 16, 22, 23, 24 e 25).
8. Depois, disso, a decisão contém um único parágrafo meramente conclusivo, em que o Tribunal a quo afirma que o 2º Arguido praticou os factos de que foi acusado, mas também sem explicar como chegou a este entendimento.
9. O único fundamento que o Tribunal a quo apresentou tem a ver com a situação de o 1º Arguido ter estado ausente de Macau durante muito tempo, mas essa fundamentação não é suficiente para explicar o porquê de o Tribunal a quo ter concluído que o 2º Arguido teve qualquer participação nestes factos.
10. Nenhum dos documentos está assinado pelo ora Recorrente (como aliás resulta do facto provado nº 16), e este facto faz com que seja necessária uma fundamentação especialmente cuidada para que se perceba o porquê de – apesar da falta de assinatura do ora Recrrente em todos os documentos – se ter considerado que o ora Recorrente tinha participado nestes alegados crimes, que tinha tido conhecimento deles, ou que tinha a intenção específica exigida pelo tipo de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11. A fundamentação não tem de ser exaustiva, mas não pode ser uma mera referência aos meios de prova utilizados.
12. A decisão recorrida limita-se a fazer uma mera referência aos meios de prova utilizados e esses meios de prova nem sequer têm a virtualidade de provar qualquer conduta criminosa por parte do ora Recorrente. (vide infra).
13. Está por isso a sentença recorrida, nos termos conjugados dos artigos 87º, nº 4, 355º, nº 2 e 360º, nº 1, al. a) do CPP, ferida de nulidade por absoluta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sobre os motivos que levaram o Tribunal a quo a dar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nº s 11, 13, 14, 15, 16, 22, 23, 24 e 25 (nomeadamente quanto à alegada particip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nesses factos e à intenção específica exigida pelo artigo 18º, nº 2 da Lei 6/2004) nulidade essa que, desde já, se invoca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14. Está também a decisão recorrida ferida do vício de erro de direito, por não preenchimento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de fali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o art. 18º, nºs 1 e 2 da Lei 6/2004.
15. O conceito de “documento” está definido no artigo 243º, al. a), (1) CP, sendo que um dos requisitos previstos para este conceito, é que o documento prove “facto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16. Um facto é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quando tem um qualquer efeito nas relações jurídicas, quando cria, extingue ou altera uma relação jurídica.
17. Neste caso, ficou provado que os documentos em causa não foram relevantes para que o IPIM deferisse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cônjuge do 1º Arguido, tendo inclusivamente sido junto aos autos um parecer do IPIM onde é dito de forma expressa que, tendo em conta que o 1º Arguido tinha entretando adquirido a qualidade de residente permanente,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sua mulher não estava dependente da situação laboral do 1º Arguido (cfr. fls. 370 a 379).
18. O Tribunal a quo tomou conhecimento destes pareceres e afirmou não concordar com a posição do IPIM.
19. O que pedia ao Tribunal a quo era que aferisse e, no caso concreto, os documentos alegadamente falsificados tinha, ou não, tido algum efeito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ou seja, se tinham sido efectivamente decisivos na decisão do IPIM em deferir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mulher do 1º Arguido.
20. Sobre isso não há dúvida nenhuma: O IPIM decidiu referir aquele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e disse expressamente que deferia aquele peido independentemente da relação laboral do 1º Arguido com a Clínica do ora Recorrente.
21. O IPIM decidiu apenas e só com base na circunstância de o 1º Arguido já ser residente permanente.
22. O Tribunal a quo pode concordar ou discordar com a decisão do IPIM (e neste caso discorda), mas não é esse o objecto dos presentes autos.
23. Mesmo que os documentos em causa nestes autos fossem falsos – o que não se concebe – este documentos não eram necessários para instruir o procediment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cônjuge do 1º Arguido, não foram tidos em conta e, por isso, não são idóneos a provar factos juridicamente relevantes no caso concreto.
24. Foram documentos que não criaram, não extinguiram, nem alteraram nenhuma relação jurídica e, por isso, não são documentos com relevância penal.
25. Não são documentos penalmente relevantes porque não versam sobre factos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como exige o artigo 243º, a) (1) do CP e, se assim é, não há crime de fali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o artigo 18º da Lei 6/2004.
26. Face a tudo o exposto, por estarem em causa documentos que não incidem facto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artigo 243º, a) (1) do CP) impõe-se concluir que, ao condenar o ora Recorrente pel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o artigo 18º da Lei 6/2004, a decisão recorrida está ferida de erro de direito, vício esse que, nos termos do artigo 400º, nº 1 do CPP, desde já se invoca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e que deverá determinar a absolvição do ora Recorrente.
27. A decisão recorrida padece também de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º do CP, relativamente aos factos dados como provados nºs 10, 11, 13, 14, 15, 16, 18, 22, 23, 24 e 25.
28. Este erro notório verifica-se, quer porque foi produzida prova em sentido contário, quer porque não foi produzida qualquer prova que permita sustentar a decisão do Tribunal a quo, devendo operar 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29. O erro notório aqui invocado verifica-se:
- quanto aos factos relativos ao efectivo exercício de funções, pelo 1º Arguido, na Clínica Médica do 2º Arguido (factos nº s 10, 11, 13, 14, 15, 16, 18 e 23);
- quanto à alegada participação (co-autoria) do 2º Arguido, ora Recorrente (factos nº s 13, 14, 15, 16, 23);
- quanto à alegada intenção do 2º Arguido (a intenção específica de obte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entrada, permanência ou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factos nº s 22, 23 e 25);
- quanto à necessidade dos documentos em causa para o deferimento d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cônjuge do 1º Arguido (facto nº 10) e quanto ao alegado dano para a confiança e para os interesses da RAEM e de terceiros (factos nº 24).
30. A condenação do ao Recorrrente assentou numa convicção de que o 1º Arguido nã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do ora Recorrente, sendo essa convicção que levou a que se dessem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nºs 10, 11, 13, 14, 15, 16, 18 e 23.
31. Porém, da prova produzida em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resulta que o 1º Arguid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32. Apesar de não ser um trabalho full-time e de as deslocações à Clínica serem esporádicas, ficou provado que o 1º Arguido era assessor da Clínica, e que havia entre ele e a Clínica um vínculo laboral.
33. Essa efectiva relação laboral resulta quer de depimentos de testemunhas, quer de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34. A 1ª testemunha, a Dra. C, que depôs na sessão da audiência de julgamento de 12 de Janeiro de 2022, referiu expressamente que o 1º Arguido trabalhava na Clínica como assessor, e que a própria, por várias vezes, tinha tirado dúvidas junto dele, uma vez que o 1º Arguido era professor e, por isso, de categoria profissional superior, tendo referido também que o 1º Arguido tinha conhecimento de técnicas mais avançadas que estavam já em prática na China continental (versão portuguesa da gravação de áudio, ref.ª “3P900QHG0020121 – Part”, minutos 10:12 até 14:29, 17:05 até 17:39 e 18:11 até 18:28).
35. Também do depoimento da segunda testemunha, a Senhora D, prestado na mesma data, resulta evidente que o 1º Arguid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que ia à Clínica várias vezes por ano, que tinha sreuniões com a Dra. C e com o 2º Arguido, e que tinha o seu nome na placa da Clínica (versão portuguesa da gravação de áudio, ref.ª “3P900QHG0020121 – Part”, minutos 23:43 até 23:49, 27:47 até 28:16 e 32:32 até 33:20).
36. Resulta também de vários documentos juntos aos autos que o 1º Arguid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uma vez que desenvolveu um projecto de um aparelho médico em representação da Clínica (fls. 593-603) e que sempre se apresentoue como colaborador da Clínica em livros publicados (fls. 604-606), artigos científicos (fls. 607-610) e conferências em que participou (fls. 611-614).
37. Ficou, pois, provado que o 1º Arguid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do 2º Arguido, e assim, ao considerar como provado que, à data da prática dos alegados factos, o 1º Arguido não trabalhava na Clínica (o que resulta do conteúdo dos factos provados nº s 10, 11, 13, 14, 15, 16, 18 e 23), a decisão recorrida incorreu num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 400º, nº 2, al c). Mesmo que assim não fosse,
38. Dos factos provados nºs 13, 14, 15, 16, 23 resulta também a ideia de que foi feita prova de que o ora Recorrente teve intervenção directa nos factos que foram submetidos a julgamento, e que terá participado nestes factos em co-autoria com o 1º Arguido.
39. Porém, não ficou provado que ora Recorrente, tenha agido em co-autoria com o 1º Arguido, que tenha tido qualquer intervenção nessa alegada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40. Discute-se, nos presentes autos, a alegada falsificação de 4 (quatro) documentos (fls. 354, 355, 356, 357), mas nenhum desses documentos está assinado pelo ora Recorrente (o que resulta mesmo expressamente do facto provado nº 16).
41. É verdade que estes documentos constam de papel timbrado e têm o carimbo da Clínica, mas daí não se pode extrair a conclusão de que o ora Recorrente emitiu esses documentos, ou de que tinha conhecimento deles.
42. Não foi afastada a possibilidade de os documentos poderem ter sido emitidos por algum outro trabalhador da clínica, ou fabricados pelo próprio 1º Arguido.
43. Não consta dos autos, nem foi produzida qualquer prova em sede de julgamento, que possa levar à conclusão de que estes documentos foram emitidos pelo ora Recorrente, ou que este tenha sequer tomado conhecimento deles, pelo que deverão ser aplicados os princípios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e do in dubio pro reo, dando como não provada a participação do ora Recorrente, nestas alegadas falsificações de documentos.
44. Não o tendo feito, e ao dar como provada a participação em co-autoria do ora Recorrente nestes alegados crimes (factos nºs 13, 14, 15, 16, 23), incorreu a decisão recorrida, também por esta via, n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 400º, nº 2, al,. c) do CPP), pelo que deverá a mesma ser revogada e substituída por outra em que se deem como não provados aqueles factos.
45. Deviam igualmente ter sido aplicados os princípios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e do in dúbio pro reo relativamente à “intenção específica” referida pelo tipo de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art. 18º, nº 2 da Lei 6/2004).
46. Aquele artigo engloba uma intenção específica, um verdadeiro elemento subjectivo do tipo (a “[…] intenção de obte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entrada, permanência ou o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que tem de estar preenchida para que um Arguido possa ser condenado por este crime.
47. A verificação dos elementos relativos a esta intenção tem de ser feita por via da apreensão de elementos externos que consigam lançar luz sobre qual a real intenção do agente, elementos esses que terão de ser objectivos e que revelem essa mesma intenção.
48. Neste caso, não foi provada (pelo menos quanto ao 2º Arguido, ora Recorrente) esta intenção específica, não tendo sido produzida qualquer prova que pudesse levar à conclusão de que o ora Recorrente sabia que o 1º Arguido queria pedir a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e residência para a sua mulher, e que o quis ajudar nesses seus intentos.
49. A conclusão pela existência da intenção – que resulta dos factos provados nº 22, 23 e 25 – é feita com base em meras presunções do Tribunal a quo, o que viola os princípios da presunção da inocência e do in dubio pro reo.
50. Assim, está a sentença recorrida, também nesta parte, inquinada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b) do CPP, por preterição e violação dos princípios da presunção inocência e do in dubio pro reo uma vez que, aplicand-se estes princípios, deveriam ter sido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nº s 22, 23 e 25, no que diz respeito à “[…] intenção de obter qualquer dos documentos legalmente exigidos para a entrada, permanência ou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na RAEM” a que se refere o nº 2 do artigo 18º da Lei 6/2004.
51. Está ainda a decisão recorrida viciada do mesm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or ter dado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nºs 10 (na parte em que refere que “[…] por isso não conseguiu apresentar o pedido de renovação com base neste fundamento” e nº 24, que deu como provado que “A conduta dos 2 Arguidos danificou também a confiança e os interesses da RAEM e de terceiros.”).
52. Os pareceres e a decisão final do IPIM (fls. 370 a 379) demonstram que o IPIM “não quis saber” da situação laboral do 1º Arguido, que tal era irrelevante para aquele procedimento em concreto, e que o IPIM decidiu deferir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a residência da cônjuge do 1º Arguido por este ser residente permanente da RAEM, e não pela manutenção da sua situação laboral.
53. Em complemento a estes documentos, tambémo depoimento da Senhora Senhora E, na sessão de julgamento do dia 23 de Fevereiro de 2022, confirmou que “Não eram precisos mais requisitos, bastava a manutenção da relação conjugal” (cfr. versão portuguesa da gravação de aúdio, ref.ª “3QMR4Q9G00220121_join - Part”, minuto 43:24 até 48:09).
54. Face a toda esta prova, resulta inequívoco que o 1º Arguido conseguiu apresentar o pedido de renovação da sua mulher (independentemente da relação laboral com a Clínica do 2º Arguido), o que contraria o facto provado nº 10; e que
55. A alegada conduta não danificou a confiança e os interesses da RAEM e de terceiros, porque estes documentos não foram tidos em conta para a decisão n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 do IPIM, o que contraria o facto provado nº 24.
56. Se se considerarem os factos nºs 10 e 24 como “não provados”, tal determinará a absolvição do ora Recorrente, ou pelo menos a uma redução da medida da pena do ora Recorrente (por via do artigo 65º, nº 2, al. a) do CPP), isto porque a falsificação punida pelo artigo 18º da Lei nº 6/2004 tem de ser apta a causar uma lesão ao bem jurídico protegido pela norma, o que não aconteceu no caso dos presentes autos.
57. Está por isso a sentença recorrida, também nesta parte em que considerou como provados os factos nºs 10 e 24, inquinada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o artigo 400º, nº 2, alínea b) do CPP, vício esse que desde já se invoca, para todos os efeitos legais, devendo dar-se aqueles dois factos com “não provados”.
58. Por último, mesmo que fossem improcedentes todos os argumentos supre, sempre a concreta pena aplicada deveria ser alterada por, in casu, estarem reunidos os requisitos para que, nos termos do artigo 66º, nº 2, al. d) do Código Penal, haja lugar a um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por já ter decorrido “muito tempo sobre a prática do crime, mantendo o agente boa conduta”.
59. O legislador não densificou o conceito de “muito tempo”, mas tendo em conta outras disposições legais como as relativas à reincidência (artigo 69º, nº 2 do CP) e à reabilitação (artigo 24º, nº 1, al. b) do Decreto-Lei nº 27/96/M, de 3 de Junho), vemos que tem sido utilizado um pazo de 5 anos para densificar este conceito de “muito tempo”.
60. No caso que aqui tratamos, os factos reportam-se a Novembro de 2016 e o Acórdão recorrido data de 22 de Abril do presente ano de 2022, ou seja, mais de cinco anos após a alegada prática dos factos pelos quais o ora Recorrente foi condenado.
61. Durante todo este longo período, o ora Recorrente sempre manteve uma conduta exemplar, sem que qualquer mácula lhe possa ser apontada, devendo por isso ser aplicada a atenuação especial da pena a que se refere o artigo 67º, nº 1, al. d) do CP).
62. Considerando que a moldura penal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p.p. pelo artigo 18º, nº 2 da Lei nº 6/2004 vai de 2 a 8 anos, atenuando-se a pena nos termos supra descritos, o limite máximo será de 5 anos e 4 meses da prisão, e o limite mínimo de 1 mês (artigo 41º, nº 1 do CP).
63. Sendo feita uma proporção entre a pena concretamente aplicada (2 anos e 6 meses) quando sse teve em conta uma pena mínima de 2 e uma máxima de 8 anos, chegar-se-ia agora a uma pena especialmente atenuada de 1,25 meses (arredondada por defeito para 1 mês).
64. Deverá, pois, ser a pena aplicada ao ora Recorrente ser especialmente atenuada, nos termos do artigo 66º do CP, nº 2, al. d) do CPP, passando o limite máximo da pena, nos termos do artigo 67º, nº 1, al. a) do CP, a ser de 5 anos e 4 meses da prisão e o limite mínimo a 1 mês, alterando-se a pena concretamente aplicável para uma, na proporção com a que já foi aplicada, de 1 mê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Da Renovação da Prova
Face ao que ficou exposto, encontrando-se a douta decisão recorrida eivada do vício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previsto na alínea c) do n.º 2 do artigo 400° do CPP, é admissível a renov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artigo 415.° do mesmo diploma legal, o que desde já se requer, porquanto, tais vícios podem ser supridos, recorrendo à análise tanto dos documentos de fls 370 a 379 e 593 a 614, como do depoimento prestado pelas testemunhas C (depoimento prestado na audiência de 12 de Janeiro de 2022, cuja gravação consta no ficheriro áudio em língua portuguesa, “3P900QHG00220121-Part”, encontrando-se as partes relevantes, já transcritas nestas alegações, aos minutos 10:12 até 14:29, 17:05 até 17:39 e 18:11 até 18:28), D (depoimento prestado na audiência de 12 de Janeiro de 2022, cuja gravação consta no ficheiro áudio em língua portuguesa, “3P900QHG00220121 – Part”, encontrando-se as partes relevantes, já transcritas nestas alegações, aos minutos 23:43 até 23:49, 27:47 até 28:16 e 32:32 até 33:20) e E (depoimento prestado na audiência de 23 de Fevereiro de 2022, cuja gravação consta no ficheiro áudio em língua portuguesa; encontrando-se as partes re1evantes,já transcritas nestas alegações, aos minutos 43:24 até 48:09).
Requer-se, pois, que os referidos documentos e depoimentos sejam renovados perante este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por objectivamente se considerar que a análise daqueles documentos e a audição das gravações dos referidos depoimentos permite eliminar os vícios de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imputados à decisão recorrid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o artigo 402°, n.º 3 do CPP, e tendo sido requerida a renovação da prova, nos termos do artigo 415° do CPP, as provas cuja renovação se requer, e os factos a que as mesmas dizem respeito, são os seguintes:
- Documentos de fls. 370 a 379 - os quais são aptos a demonstrar que os documentos alegadamente falsificados não eram necessários para instruir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cônjuge do 1.° Arguido e que, por isso, deviam ter sido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provados n.ºs 10 e 24 (vide alegações no ponto III-3-(d) e pontos 52 a 58 das conclusões). Estes documentos servirão também para prova do erro de direito por não preenchimento 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vide alegações no ponto III-2 e pontos 14 a 28 das conclusões).
- Documentos de fls. 593-614 - os quais demonstram que o 1º Arguid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do ora Recorrente, que chegou a registar uma patente em colaboração com a Clínica e que se apresentou nessa qualidade de trabalhador da Clínica em livros, artigos e conferências e que, por isso, deveriam ter sido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provados nºs 10, 11, 13, 14, 15, 16, 18 e 23 (vide alegações no ponto III-3-(a) e pontos 28 a 38 das conclusões).
- Depoimento prestado pela testemunha C (depoimento prestado na audiência de 12 de Janeiro de 2022, cuja gravação consta no ficheiro áudio em língua portuguesa, “3P900QHG00220121-Part”, encontrando-se as partes relevantes, já transcritas nestas alegações, aos minutos 10:12 até 14:29, 17:05 até 17:39 e 18:11 até 18:28) - depoimento que é apto a demonstrar que o 1.° Arguid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do ora Recorrente e que, por isso, deveriam ter sido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provados n.ºs 10, 11, 13, 14, 15, 16, 18 e 23 (vide alegações no ponto III-3-(a) e pontos 28 a 38 das conclusões).
- Depoimento prestado pela testemunha D (depoimento prestado na audiência de 12 de Janeiro de 2022, cuja gravação consta no ficheiro áudio em língua portuguesa, “3P900QHG00220121-Part”, encontrando-se as partes relevantes, já transcritas nestas alegações, aos minutos 23:43 até 23:49, 27:47 até 28:16 e 32:32 até 33:20) - depoimento que é apto a demonstrar que o 1º Arguido trabalhava efectivamente na Clínica do ora Recorrente e que, por isso, deveriam ter sido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provados n.ºs 10, 11, 13, 14, 15, 16, 18 e 23 (vide alegações no ponto III-3-(a) e pontos 28 a 38 das conclusões).
- Depoimento prestado pela testemunha E (depoimento prestado na audiência de 23 de Fevereiro de 2022, cuja gravação consta no ficheiro áudio em língua portuguesa, encontrando-se as partes relevantes já transcritas nestas alegações, aos minutos 43:24 até 48:09) - este depoimento é apto a demonstrar que os documentos alegadamente falsificados não eram necessários para instruir o pedido de autorização de residência da cônjuge do 1.° Arguido e que, por isso, deviam ter sido dados como não provados os factos provados n.ºs 10 e 24 s(vide alegações no ponto III-3-(d) e pontos 52 a 58 das conclusões). Estes documentos servirão também para prova do erro de direito por não preenchimento dos pressupostos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vide alegações no ponto III-2 e pontos 14 a 28 das conclusões).
Termos em que, contendo com o douto suprimento de Vossas Excelências, deverá ser dado prnvímento ao presente recurso e, em consequência:
a) Seja declarada a nulidade da sentença, nos termos conjugados dos artigos 87°, n.º 4, 355sss°, n.º 2 e 360°, n.º 1, al. a) do CPP, por falta de fundamentação de facto quanto aos factos provados n.ºs 11, 13, 14, 15, 16, 22, 23, 24 e 25;
b) Seja o ora Recorrente absolvido do crime de falsificação de documentos em que foi condenado, por verificação de erro de direito (artº 400º, nº 1 do CPP) ou do erro notório na apreciação da prova (art. 400º, nº 2, al. c) do CPP); Subsidiariamente,
c) Seja a pena aplicada sespecialmente atenuada, nos termos do artigo 66º do CP, nº 2, al. d) do CPP, passando o limite máximo da pena, nos termos do artigo 67º, nº 1, al. a) do CP, a ser de 5 anos e 4 meses da prisão 67º, nº 1, al. a) do CP, a ser de 5 anos e 4 meses da prisão e o limite mínimo a um mês, alterando-se a pena concretamente aplicável para uma, na proporção com a que já foi aplicada, de um mês de prisão, suspensa na sua execução
d) Seja autorizada a requerida renovação da prova e consequentemente sejam analisados:
- os documentos de fls 370 a 379 e 593 a 614;
- os depoimentos prestados pelas testemunhas C, D e E.
Tudo com as consequências legais daí resultantes, Assim se fazendo a constumada Justiça!
2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3年12月12日在第610/2011號上訴案件所作出的裁判。
3 參見Manuel Leal-Henriques的近作《Anotação e Comentário a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 de Macau》, 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出版，2014年，第2冊，第795頁。
4 參見中級法院於2014年4月3日在第602/2011號上訴案件、於2014年5月29日在第115/2014號上訴案件等。
5 Paulo Pinto de Albuquerque著《Comentário do Código de Processo Penal》，Universidade Católica Editora，3º edição，第255頁第2點，原文為：“O documento tem três funções, que constituem simultaneamente os elementos constitutivos da noção jurídico-penal de documento: a função representativa, isto é, o documento é uma representação de um pensamento humano; a função probatória, isto é, o documento é apto para a prova de um facto juridicamente relevante (isto é, de um facto com o efeito de constituir, modificar ou extinguir uma relação jurídica); e a função de garantia, isto é, o documento é uma declaração com identificação do emitente (pessoa física ou jurí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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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526/2022 P.16